林俊德先进事迹（最新4篇）
【前言导读】此篇优秀公文资料“林俊德先进事迹（最新4篇）”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精心整理分享，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吧！
学习林俊德院士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第一篇】
学习林俊德院士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永春桃溪小学
林莉丽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自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人才。而即使是永春这个较为偏僻的小山城，也出现伟大人物——林俊德。
林俊德，1938年3月出生于闽南山乡永春县，一位鲜为人知的功勋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某基地研究员，是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是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代表。他扎根边疆52年，把青春和生命融入大漠戈壁，把全部心血和智慧奉献给国防事业。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曾获国家、军队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30多项，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依然坚持工作，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和马兰精神。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为国防科技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彰显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堪称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楷模。
林俊德院士，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可他却无怨无悔，从不求回报。1964年10月16日，在他和无数中国同胞的努力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最完整可靠的冲击波数据就是来自他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计议。林俊德还指导完善了实验的工程监测系统，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来分析试验工程的有效性为改进核试验工程设计提供了重要根据。
林俊德院士甘苦与国相依，“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和赤子之心的写照。林俊德院士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
林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党忠诚、矢志报国的坚定信念。他始终爱党爱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舍身报国、一生报国。回望我国“两弹一星”发展历程，既有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等元勋们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更有无数像林俊德一样一辈子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无私奉献，我们的国防才更加巩固，我们的民族才更加扬眉吐气。
林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奋勇攻关、开拓创新的执着追求。事实一再证明，在国防科研领域“外援”是靠不住的，尖端技术是引不来的。林俊德一辈子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核试验技术领域自主创新、勇攀高峰、创造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从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到领军一方的科学大家，林俊德用一生的探索实践告诉我们，挺直脊梁，才能走出人生精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要发展、要强大，概莫能外。
林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淡泊名利、清白守正的高尚品格。一生隐姓埋名铸核盾，成就鲜为人知。林俊德最打动人的是他的道德文章——忠诚、敬业、正直、律己。他一辈子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始终保持质朴的本色、求真求实、不图名利、为人师表、甘为人梯，展现出科学大家的风范，树立了一座光照千秋的精神丰碑。
我想，在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大力宣传林俊德同志的感人事迹和献身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一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矢志报国的坚定信念，二要学习他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的执着追求。三要学习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四要学习他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奋斗精神。
我想，作为一名教师在教育岗位上要“心系教育，具有为教育献身的精神”，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必须热爱和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必须具有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知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这一事业的信念、决心和勇气。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育人，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是师生关系。因此，一个教师对人民教育事业的热爱、忠诚和献身精神，只有通过热爱学生，教书育人的具体行动才能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教师，除了忠于事业，关心热爱学生之外，还必须自觉地高标准地去塑造自己。学校无小事，处处是教育，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欲正人先正己。同时作为一名教师，就努力使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努力形成一种健康、完好的、和谐的人格，德才兼备，言行一致，不拘小节，聪明过人，举止稳重等等。
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成就党的伟业，实现个人价值，还是检验一名党员的党性，都需要用一辈子来拼搏，一辈子来积累，一辈子来奉献，一辈子来度量。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的一辈子很短，我们只有像浪花一样融入党的事业的洪流之中，把个人抱负与祖国的需要对接，才能拓展生命的宽度，回报党的关怀。我们应〖〗以林俊德精神感召和激励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宗旨意识，增强公仆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深入推进各项工作，以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正如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林俊德院士的一生，将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了祖国和家乡上。他希望自己走到人生尽头时，能有资格说一声，我对得起我的前辈和下一代——这就是他的心声，这位永春人永远铭记的骄傲人物！
林俊德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编【第二篇】
林俊德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编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总装备部某基地副政治委员 侯力军
林俊德同志是“两弹一星”伟业的重要开拓者，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核科学家。他的感人事迹和献身精神，浓缩为一句话就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一批批海外学者、专家教授、高校学子，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奔赴核试验基地。林俊德就是第一批选调到基地的优秀大学生。当得知自己将从事核试验时，他说，一定要勤奋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一伟大事业。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林俊德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第一时间就准确地测到了核爆炸的冲击波数据。当周总理问，这次爆炸是不是核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根据林俊德提供的数据，坚定地向总理报告，测量数据证明是核爆。那一刻，林俊德无比兴奋。
林俊德同志把开拓创新当作毕生追求。
他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中首战立功。从此，“林氏”压力自记仪遍布试验场的各个角落，效应试验用的坦克、飞机、火车，从万米高空到地上地下的各种工事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轻便实用的仪器。作为功勋装备，这种仪器在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第一次氢弹乃至整个大气层核试验阶段，完整测得了冲击波数据，为我国核武器威力确定和爆炸效应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推动建立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特定地质条件下的力学测量体系。他带领团队先后创建10余种测量系统，从大山深处的平洞到戈壁滩上的竖井，一路披荆斩棘，系统掌握了地下核试验岩体应力波的测量技术和现象规律，为我国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他还敏锐地发起了核试验地震核查技术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核试核查赢得了重要发言权。
他引领了我国爆炸力学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某重大国防实验装备，为保持我国核武器的有效性奠定了重要基础；研制出某大型实验装置，为解决国内航天器空间碎片防护、常规兵器毁伤等爆炸力学研究的难题，提供了必要手段；研制的声电报靶系统，解决了常规兵器大面积立靶自动检测的世界性难题，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多个试验靶场和公安部门射击训练场。
林俊德同志把牺牲奉献融入灵魂血脉。
特殊年代，林俊德默默奉献；时代变了，他依然默默坚守。当选院士后，他给自己立下“三不”原则：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2001年，某技术学院想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承诺年薪20万元，提供一栋别墅，一年只去一次就可以，他当即回绝：“我既不熟悉你们的教学工作，又不从事你们的研究领域，这个忙我帮不上。”
林俊德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忠诚使命看得重于一切。即便是身患癌症后，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未完成的科研项目，在生命的最后8天，他3次拒绝手术治疗，强忍病痛整理完用毕生心血积累的大量科研资料；在生命的最后3天，他3次打电话指导科研工作，2次召集课题组成员布置后续任务；在生命的最后1天，他用尽气力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发起了悲壮冲锋，9次请求下床工作，直至把他最牵挂的某重大课题技术思路梳理清楚，留给后人。
住院时，他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需要处理的事情：归档科研资料，完善技术方案，审改学生论文，家人留言等11件事。去世后，我们打开他的小笔记本，其他10项事情他都一一安排好了，唯独“家人留言”这项还是空白，一个字也没有留下。弥留之际，他留给组织的一句话就是：“把我埋在马兰。”
在马兰的戈壁滩上，生长着一种名叫胡杨的树木，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人们说，它死后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林俊德就是一棵扎根大漠戈壁的胡杨树，就是千千万万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就是一名永垂不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陪伴老林一辈子我很幸福
林俊德的妻子 黄建琴
我和老林既是夫妻，又是同事，都是核试验科技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在戈壁滩上相识相知，一起工作生活了45年。
我和老林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认识的，又是在第一颗氢弹试验那一年结婚的。我俩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但不是他进场，就是我出差，恋爱两年只见过两次面，加起来还不到一天。婚后我对老林逐渐加深了了解，在他心中，事业大于天，责任重于山。他一年到头始终都在拼命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常工作到深夜，很少能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家几乎成了他的旅店，就连过春节也照常加班。
老林对工作的投入近乎痴迷，为了核试验什么都不顾。记得女儿快出生时，老林正忙于试验任务，我怀孕后回老家生孩子。女儿满月时，老林才来接我，考虑到当时我的工作也很忙，加上戈壁滩生活条件艰苦，实在没办法抚养女儿，他悄悄地和我商量：“咱俩都忙，没时间照顾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大嫂吧。”儿子也是我一个人回老家生的，同样也是寄养在外婆家。两个孩子都是3岁时才接到身边。
我和老林都是大学毕业，他在基地也带了不少学生，按道理，我们有能力辅导孩子。由于工作忙，别说辅导孩子学习，就连他们的日常生活，还经常顾不上。老林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孩子。其实老林是非常疼爱孩子的。他知道女儿爱吃新疆烤馕，每次出差路过乌鲁木齐，总要亲自排队给女儿买几个；儿子从10岁离开我们去外地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老林给儿子写了100多封信。
老林对自己的身体一直很自信，有点儿不舒服也不在乎，总认为能扛过去。两年前，我发现他一下子瘦了很多，一到半夜就胃疼，多次劝他去医院查一查，可他总是说现在工作忙，往后推一推吧。今年3月，他在跟基地领导汇报工作时，领导看他脸色不好，坚持让他去做全面体检。在北京，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老林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一再叮嘱我：“我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担待吧，不要把病情告诉别人，别给大家添麻烦。”
尽管北京的医疗条件很好，但老林不肯在北京继续住院，他反复对我说：“建琴呀，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得赶紧回单位处理工作上的事。”为了他工作方便，5月23日，我陪老林转到西安唐都医院，刚入院他就催着我回家把笔记本电脑给他拿来。在随后的8天里，看着他用颤抖的手批改学生的论文，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还要整理电脑文件，看着他在和死神争分夺秒，一点点地消耗自己的生命，我的心像刀割一样，但我和孩子不敢、也不能去劝阻他，因为我很清楚，老林此时已把能做完这些事，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
在生命的最后两天，老林说话越来越吃力，有时含含糊糊，断断续续，只有我能听得懂。那时，他念叨最多的还是工作，还想给我们家人说些心里话。在他的小本子上有一栏家人留言，本来是想给疼爱的孙子、外孙写几句话的，可最终也没能写成。弥留之际，他给我留下三句话：“后事一切从简，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我埋在马兰。”还对儿子、女儿说：“你们要照顾好妈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老林住院的60多天，是我们夫妻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老林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没说过‘我爱你’，但实际上我都努力做了。”我们虽然缺少点浪漫，但我觉得我们过得很和睦、很充实。
回想我和老林一起走过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刻，还是1964年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我们有缘相识；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我们在罗布泊场区，能一起置身在欢庆成功的人群中，我们深感能够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自豪。老林住院期间经常说：“我75岁了，这辈子干了核试验这件事，我很满意。”这是老林的心里话，也是我们那代人的共同心声。把一生献给国防科技事业，我们觉得很光荣；陪伴老林一辈子，我觉得很幸福。
最后八天的生命冲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惠宾科护士长 安丽君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20年，护理过许许多多身患绝症的病人，与林俊德院士接触的短短8天，是我永生难忘的8天。
5月23日下午5时，我第一次见到林院士。他身形消瘦、面容憔悴，言谈举止却淡定从容，丝毫看不出身患重病。翻看他的病历后，我才得知他患的是胆管癌，已到晚期，同时伴有腹腔积液、多发肝囊肿、慢性胃炎等疾病。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生命留给老人的时间不多了。
5月24日上午9时，我们拿出连夜研究的治疗方案与他商讨。没想到一听说要做手术和化疗，他当即回绝道：“我之所以没有在北京做，就是担心术后影响工作。”我们实言相告：如果手术，可能会延长一些生命；不手术的话，癌细胞会很快扩散，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他却十分平静地说：“如果不能工作，多活几天又有什么意义？”
5月26日下午3时20分，林院士病情突然恶化，出现消化道大面积出血，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经过一天的紧张救治，血总算止住了。这时，林院士却提出：“在这里没有电脑，探望时间又有限，我没法工作，请把我转回普通病房。”考虑到他的脉搏、血压、心率等参数明显异常，我们没有同意。无奈之下，他又让老伴出面协调，领导也劝他多观察一段时间，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呆着，比死了还难受，我宁要有质量的一天，也不要没有质量的十天。”
5月29日上午9时，林院士转回普通病房。一位老中医朋友前来探望，林院士见面就问：“用中医的办法治疗，能不能延长几天时间，好把手头工作再处理一下。”当时，我和老中医相对无语。走出病房后，老中医泪流满面地说：“我们没办法延长他的生命，他想工作就让他工作吧。”
下午5时10分，林院士突然出现完全肠梗阻，肚子充满胀气和腹水，若不及时解除，将会危及生命。专家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外科手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另一种是下肠梗阻导管，这种方法需要将3米多长的管子从鼻腔插入肠道。林院士担心手术后可能无法工作，毅然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在近90分钟操作过程中，他疼得面部肌肉变形，却没有喊过一声，没有表现出一丝不配合。
5月30日下午4时45分，林院士肚皮胀得发亮，心率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身体严重缺氧。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强烈要求在病房加一张办公桌。身上插满了胃管、引流管、吸氧管、输液管，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为了减少干扰，他两次要求拔掉引流管和胃管，不断强调说：“带着管子工作不在状态，我需要的是时间和效率。”
5月31日，林院士住院后的第八天，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似乎感到死神的脚步已经迫近，从7时44分到9时54分，他先后9次发出强烈请求，反复强调他牵头的一个项目，如果不交代清楚，就无法延续下去，对国家将是很大的损失，对他个人也是永远的遗憾。
办公桌离病床只有几步，但对已经不能站立的林院士来说，哪怕挪动几厘米，都是艰难的征程。9时55分，大家搀扶他一点一点往前挪，当他勉强坐在椅子上时，呼吸更加急促，头颈有些发软，全靠别人帮他扶着。
10时54分，他颤抖的手已经握不住鼠标，视力也渐渐模糊，几次向女儿要眼镜。女儿告诉他，眼镜戴着呢。在场的人都劝他休息，面对一声声请求、一双双泪眼，他反复说，“不要强迫我，我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即便是他答应暂时停止了工作，也只愿坐在椅子上休息，几分钟后又继续操作。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林院士的生命体征几乎到了极限的边缘，但他依然在坚持，资料从电脑里找、按ABC的顺序排、开启保险柜的示意图已画在本子上了„„
11时09分，我们极力劝他躺回病床，他这才最后一次查看了电脑里的文件，艰难地说：“好吧，谢谢！”他累了，躺下了，这一躺就再也没有起来。
“发狂”工作的核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所研究员 邱爱慈
我和林俊德院士是同事，我们都是从“两弹一星”那个火热年代走过来的，同样的理想抱负，同样的事业平台，同样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他有着更深的了解。
林院士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一靠机遇，二靠‘发狂’。”他说的机遇，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研制“两弹一星”；他说的“发狂”，就是从事“两弹一星”时的那么一种干劲，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奋斗精神。
林院士的“发狂”，在艰苦创业时期，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林俊德受命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仪器。研制这种仪器最难的是动力问题。国外的机测仪器一般是用小型稳速电机作动力，但这项技术当时我国还没有掌握。怎么办？林俊德像着了迷似的，整天苦思冥想，连吃饭、走路都在思考，有一天，受街上电报大楼钟声的启发，林俊德产生了灵感——决定用钟表发条作动力，设计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并在反复实验后，攻克了“动力”这一难题。接下来就是尽快找到适合记录冲击波形的介质。林俊德先后尝试了10多种材料，最后还是在戈壁滩上找到了一种硬木头，用火烧炭化后派上了用场。经过一年半的艰辛探索，他们研制出能在核爆炸电磁脉冲等恶劣环境下可靠工作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首次核试验中试用成功。这种罐头盒大小的仪器，现在看很简陋，但当时立了大功、成为功勋装备，在以后的核试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66年的冬天，我国首次氢弹试验不久将要进行。这次试验方式由塔爆改为飞机空投，需要在高空对冲击波进行测量，必须尽快解决自记仪高空防冻、高空定点、落地防震等一系列难题。他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到研制工作中。由于仪器要在很低的温度下工作，当时没有实验室的条件，他们就背着仪器，先是跑到附近的山坡上，利用深夜和凌晨最冷的时刻做实验。为了更真实地模拟仪器使用环境，他们又爬到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冬天的山顶空气稀薄，冰封雪冻，寒风刺骨，他们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山上待了整整一夜，手冻僵了，脚冻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赶在爆炸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我国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的测试手段。
不媚外、不迷信、不跟风，坚持走自己的路，林院士在自主创新上也有一股“发狂”的拼劲。他始终瞄着最前沿、最难啃、最急需的课题攻坚克难。上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地下核试验爆炸力学测量和研究的需要，基地决定研制某种力学装置。当时，这种装置用传统的驱动技术，在国内外已经相当成熟，有的同志建议借鉴别人的设计来做。但林俊德说：“科研的核心是创新，要做就要做得比别人都好。”凭着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强烈的科研自信，他独辟蹊径，发明了新型的气体驱动发射机构，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设计、加工和实验，成功研制出高效、安全、环保、性能优良的力学实验装置。
林俊德经常要和炸药打交道，每次和同事做实验，他总是冲在前面。一次在室外对炸药进行抽检，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好时，只听见林俊德大声喊：“大家都不要动，让我来。”说完就冲上前去，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又转过头来，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冷静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把生死置之度外，林院士的这种“发狂”，不仅是源于对事业的极端负责，更是因为他骨子里挚爱这项事业，愿意用整个的生命去投入。
一个人“发狂”工作，一阵子容易，一辈子很难啊。林院士用一生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像林院士那样，胸怀祖国，珍惜机遇，奋发工作。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恩师永远引领我前行
总装备部某基地技术部总工程师 钟方华
我是林俊德院士的学生。在我办公室书柜的正中间，摆着一个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每当看到它，老师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老师的一生就像他研制的压力自记仪那样，虽然简单却很精准，尽管朴实却很高效，看似平凡却蕴含智慧，始终引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成长。
钻研学问重在实践、贵在积累，这是老师带领我们搞科研时常讲的经验。记得某前沿课题攻关，相应实验平台尚未建立，为尽快攻克核心技术难关，老师就带着我们在实验区的空地上，挖了个2米多深的土坑进行探索性实验。土坑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如冰窖，遇到下雨积水可以养鱼，可老师全然不顾，总说实践出真知，坚持和我们一起爬上爬下做实验，一干就是几年。那段时间，我们时常一身土一身泥，同事们都说我们真像一帮民工，背后也悄悄地称老师为“民工院士”。
老师不仅做事亲力亲为，还特别善于知识储备和及时总结。他有个习惯，每个课题都准备一个文件袋，做课题过程中，不管有什么新现象、新启发、新思考，或遇到什么问题，总要及时记录下来，塞进文件袋里。天长日久，文件袋成了装满奇思妙想的“锦囊袋”。凡是做过的实验，老师都专门建立一个档案，就像医生给病人建立病历那样，几十年从不间断。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准能在他那儿找到。
讲实效、讲创造性，对国家负责，是老师科研创新的一贯思想。他最善于用简便实用的方法解决复杂技术问题，发明压力自记仪，就是用简单的钟表发条代替结构复杂的电机；他利用材料塑性变形的特性改进设计，顺利实现了地下核试验仪器设备的防震；他用两根普通的铜丝，巧妙解决了声靶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标定问题；就连戈壁滩上的沙子，也被他“点石成金”，用作大型实验装备的一种特殊材料，不仅解决了一大技术难题，还节约了大量经费。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老师那一代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学术追求上，老师奋斗进取的本色不变。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始终站在科研第一线，亲自承担课题研究；不管处于什么年龄，他对工作需要的新知识都保持浓厚的兴趣；每逢重大研究课题立项，他都深入思考，拿出符合核试验发展需要的意见建议。在日常生活上，老师艰苦朴素的本色不变。家中的沙发是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的，客厅的小木椅是用边角料打制的；母校浙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手表戴了15年，旧得磨手了，就用透明胶粘着；用了20年的公文包，已分不清颜色，他总说能用就行。在师生交往上，老师率直纯真的本色不变。我跟老师20年了，仅去过他家3次，好几个师弟还是在整理老师遗物时，才第一次踏进他的家门；我们和老师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屈指可数，即使一起出差，他一定坚持他的老规矩：谁的工资高谁请客；因为老师喜欢打乒乓球，他当选院士时，我们送给他的贺礼就是一只乒乓球拍，老师特别高兴，每次打球都带着。
与老师接触时间长了，我慢慢感到他虽外表冷峻，但内心火热，培养学生总是精心入微、精雕细刻。在老师的电脑里，他为每名学生都建有一个文件夹，里面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技术专长、培养计划、课题建议，甚至每次电话汇报工作的内容。今年老师生病住院后，他特意让师弟把文件夹拷走。那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从跟老师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我们的每一步成长，老师都悉心为我们规划着、指点着、记录着。
5月23日，我出差路过西安给师母打电话，想去医院看看老师，他却让师母转告我，不急，回去好好工作吧，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很不情愿，又不好违背老师，谁知这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敬爱的恩师走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老师用生命之火给了我们温暖和爱，用精神品格教会了我们做人做事，我们将接过老师手中的接力棒，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微薄力量
林俊德【第三篇】
原标题：大漠铸核盾生命写忠诚（时代先锋）
人物简介：
林俊德，福建永春人，中共党员，1938年3月出生，1960年9月入伍，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原总工程师，少将军衔，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2012年5月31日20时15分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入伍52年来，林俊德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军队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20余项，1999年特邀出席“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科技专家表彰大会，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2次。
（一）他叫林俊德，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在罗布泊。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他个子不算高，微胖，笑的时候嘴唇略显厚，脸更是会圆起来。
这是他平常时候的模样。4个月前，他因为癌症晚期病情严重住进了西安唐都医院，瘦得厉害，脸颊凹陷，额头显得特别突，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输液管、导流管、减压管，有时还有从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长导管„„
最多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这个样子，他仍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前，对着笔记本电脑，一下一下挪动着鼠标，每挪一下，都能让旁边的人心颤一下。
电脑里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还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学生的培养方案，他都要系统整理，怕耽误学生的论文答辩和毕业。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时间太有限，要尽快。
他一开始就问医生，做手术和化疗以后能不能工作，医生回答不能，于是他放弃了治疗。住重症监护室不能工作，他难得用将军的威严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间歇，他休息也要坐着，怕躺下就起不来了。他希望活得有质量，说不要勉强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手术。与其治疗后卧床不起，不如最后还能争点时间。他是闽南人，现在这个劲头，就像1960年大学毕业后西出阳关一头扎进戈壁大漠几十年，一样倔强。
同事、学生、朋友、亲人赶到医院看望他，他说，“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老伴吧。”他让老伴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专门用做接待，即使从闽南山区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是如此，没有商量余地。
他继续吸着氧气按着鼠标。插着管子工作没有效率，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他是癌症晚期，肚子里都是胀气和腹水，身上抽出过2800多毫升积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严重缺氧，平常的喘气比刚跑完百米赛还剧烈。他从没因疼痛在人前发出一声呻吟，只有当医生凑近问怎么样时，他才说有点儿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上午，他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想尽各种办法下床工作，两个小时里，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后一个愿望都不被满足，他终于被放下地。
半小时过去，他的手颤得握不住鼠标，也渐渐看不清，几次问女儿眼镜在哪，女儿说，眼镜戴着呢。这时候，很多人已经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来，怕他听到，还要使劲捂着嘴巴呜呜地哭。
他又接着工作了1小时。最后的5个小时里，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时又能听到他在嘴里念“ABCD”、“1234”，这些都是他在电脑里给文件夹排的次序。
老伴紧紧攥着他的手，贴着他的耳边，翻来覆去地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5月31日20时15分，他的心脏跳动不起来了，也不会再哀求着起床。他没做完他的工作，这几天他在电脑上列了个提纲敲敲打打，5条提纲的内容没有完全填满，家人留言这一条完全是空白。
医院科室主任张利华，54岁，扑通跪了下来，对着床头说，“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们后人会接着完成。”张利华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这样面对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见到。
得知他的离去，“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院士、94岁的程开甲写来一句话：“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个遗愿：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马兰。最后一个，他也在病床上哑着声音和基地的司令员说过，算是他的一个要求。司令员听完转身，泪打湿了满脸。
罗布泊边缘的马兰，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里，他和所有人一样，干着惊天动地的事，也做着隐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里的一朵马兰花。
这个季节，马兰小院里的草长高了，杏也熟了，正等着他回去。他说过，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让它们自由生长，戈壁滩长草不容易。
（二）他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上大学，做将军，当院士。他最初也没想到，个人和国家命运绑得这样紧。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现场指挥帐篷里顿时一片肃静。正好，程开甲带着26岁的他匆匆赶到，说：“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
张爱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轻人，激动地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
他当时带头负责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样子像一个罐头盒，用来测量核爆炸冲击波。这是他拿自行车轮胎和闹钟等，用土办法搞成的自主高科技，获得了当时证明核爆炸的重要数据之一，还拿到了国家发明奖。那时候，他从浙江大学毕业也才4年。
他的家乡在福建永春大山深处一个偏僻乡村，少年时家中一贫如洗，曾经辍学，靠着政府资助上完了中学、大学，在大学里曾打着赤脚上课。
从浙大机械系毕业，他分配到单位，实际上他是专门被挑来的，到了单位给他交底，“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虽然对核试验知道不多，但他一听能跟国家命运靠得这么紧，就非常激动了。他一辈子被人看作学习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纪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实验、带学生几乎占去所有时间。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
一、初
二、初三。
他说，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机遇，一个就是发狂。他以自己为例：“成功不成功，的确有个机遇。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别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数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断断续续说了两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并且，“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是在高空，冲击波测量也在高空。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低温下工作，当时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创造低温环境，他和同事们背着仪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呆了一宿。
冬天漠风凛冽，山顶更是冰封雪冻。夜晚刺骨的寒风像针一样往身体里扎，又在每个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结上一层白霜。手冻僵了，脚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20多摄氏度。
他们还抱怨，“这鬼天气，就不能再冷一点吗？”
后来，他们采用高空气球放飞试验解决了问题，赶在试验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后，他又开始带着人解决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这个世界性难题。艰苦攻关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种测量系统，为国家的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他善于啃硬骨头，也常教自己的学生要敢于啃硬骨头。他的23个学生，个个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走的那晚，学生们亲吻着他的手，长跪不起，希望昏迷中的他哪怕能抬抬手指，像父亲一样抚摸一下他们的头。
他军龄52年，他这一代人，一辈子自主的人生选择不多，做核试验也不是个人的选择。但在戈壁大漠像胡杨树一样，扎根半世纪，是他自己的抉择。
（三）他是搞核试验的，说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这两个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他研究爆炸力学，一辈子都和炸药打交道。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每次总是尽可能地离炸药近一点。
一次在野外，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他用对讲机冲其他人大声喊：“你们都不要动，我来弄。”说着就走上前，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再次回头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自己上去排除了险情。
他经常要在核爆后第一时间去抢收数据。有一次，车坏在路上，他看到司机带着防护罩修车进度很慢，就先把自己的防护罩摘下来，证明没有危险才让司机也取下，提高修车效率。
他的学生说，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老师常年奔波在实验一线。凡是重要实验，他都亲临现场，拍摄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这是他的专业需要，也是习惯。
去年，74岁的他由于拍摄实验现场太专注，被绊倒在地，膝盖和脸部都被蹭伤，让他包扎一下，他笑着说没事没事，拍了拍灰尘继续工作。
每做一次实验，他都建一个档案，就像病人的病历一样，几十年从没间断。谁需要资料、数据，都能在他那儿很方便地找到。
简便实用、讲求实效，也是他一贯倡导的。他常对学生说，科学就是用简单的办法达到理想的目的。
为解决实验用的铅皮，他发明了用钢棒手工擀制的办法，像擀饺子皮一样，把1毫米厚的铅皮擀成了毫米。
为了找到力学实验的理想材料，他出差途中买了一块特殊木材做成的菜板，锯开分析密度和硬度。就连戈壁上的沙子，也被他用来作为实验的一种特殊材料，解决了技术难题，也节约了大量经费。
病中留下的工作笔记上，他一笔一画绘下了保险柜开锁示意图，密码盘、固定手把、开门手把，以及三位密码刻度的标示，清晰明了。还有详细的文字，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他一丝不苟的程度，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极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是在高空，冲击波测量也在高空。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低温下工作，当时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创造低温环境，他和同事们背着仪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呆了一宿。
冬天漠风凛冽，山顶更是冰封雪冻。夜晚刺骨的寒风像针一样往身体里扎，又在每个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结上一层白霜。手冻僵了，脚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20多摄氏度。
他们还抱怨，“这鬼天气，就不能再冷一点吗？”
后来，他们采用高空气球放飞试验解决了问题，赶在试验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后，他又开始带着人解决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这个世界性难题。艰苦攻关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种测量系统，为国家的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他善于啃硬骨头，也常教自己的学生要敢于啃硬骨头。他的23个学生，个个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走的那晚，学生们亲吻着他的手，长跪不起，希望昏迷中的他哪怕能抬抬手指，像父亲一样抚摸一下他们的头。
他军龄52年，他这一代人，一辈子自主的人生选择不多，做核试验也不是个人的选择。但在戈壁大漠像胡杨树一样，扎根半世纪，是他自己的抉择。
（三）他是搞核试验的，说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这两个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
他研究爆炸力学，一辈子都和炸药打交道。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每次总是尽可能地离炸药近一点。
一次在野外，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他用对讲机冲其他人大声喊：“你们都不要动，我来弄。”说着就走上前，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再次回头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自己上去排除了险情。
他经常要在核爆后第一时间去抢收数据。有一次，车坏在路上，他看到司机带着防护罩修车进度很慢，就先把自己的防护罩摘下来，证明没有危险才让司机也取下，提高修车效率。
他的学生说，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老师常年奔波在实验一线。凡是重要实验，他都亲临现场，拍摄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这是他的专业需要，也是习惯。
（四）2012年春节刚过，一封近5000字的长信，摆在了基地司令员的案头，是关于基地建设发展的想法，言辞激烈，语气率直。
信是他写的，看得出很着急。直到司令员和他一起商定，安排人员和经费对他所提的发展路线进行研究，他绷紧的脸松了下来，笑了。
住院期间，他和来看望他的基地司令员闭门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也感叹，一生最大的缺点是说话直率得罪人，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
他说话硬，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乍一听，难以接受，时间长了，都知道他不玩虚的，一辈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则。就像他去世前说自己，“我不善于交往活动，实事求是搞科学。”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讲原则不是空的。他参加学术评审会，从来不收评审费，不让参评人员上门拜访。从没有接受过一个人的礼物，材料都是通过邮局或其他人捎带的，他只要材料，不要见人。科研成果报奖时，他总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坚决不挂名。平时专门的请客吃饭他概不参加，就喜欢自助餐。讨论会上该说就说，不管在座官大官小。
他有“三个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2005年，东北某大学邀请他当名誉教授。他说：“我们研究领域虽然接近，可是距离太远，鞭长莫及的，我给不了什么指导，这挂名教授我还是别当了。”
去年，在安徽黄山召开评审会，会议主办方请他当主审。他老老实实地说，第一个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点关系，但也够不上当主审，第二个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当不了评委，你们抓紧时间再找人吧。
他说，自己虽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个领域专家，不可能样样都懂，样样都精。而且专业越深就越窄，别的懂的就越少。
他工资不低，所以掏钱时并不手软。老战友在外地聚会，他说战友们转业早，工资不高，他慷慨解囊。青海玉树地震，他悄悄捐了3万元。但他自己，一块手表用了15年，一个游泳帽用了19年，一个公文包用了20多年，一个铝盆补了又补舍不得扔。他搞实验，动手能力强，家里的沙发和床是他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沙发套是老伴亲手缝制。客厅里的小木椅是他用家里铺完地板后剩下的废料，花了半天时间敲打好的。屋里的灯也是他引了一根电线加一个灯管改造而成。
去世后，学生们收拾他的衣物，除了军装，没找到几件像样的便装，两件毛衣还打着补丁。
他偶尔也享受过一次，他和老伴去郊外一个农家乐吃饭，点了一个“大丰收”，就是玉米、南瓜、花生几个菜煮在一起，他从来没吃过，对这个组合菜赞不绝口，对老伴说咱们回去也做这个。
他的学生们说，老师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长时间接触，感受得更深。他戴了15年的手表，是大学母校百年校庆时送的纪念品，他一直戴着，旧了磨手，就用透明胶粘上。他去世后，护士想把手表摘下来，老伴理解他，说老林喜欢，就让他带着走吧。
他带过的每位学生，都在他的电脑里有个属于自己的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都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培养计划和施教方案。
住院期间，他让学生们将各自的文件夹拷贝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从跟他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他都详细准确地记录下了每个人的成长足迹。
去世前三天，他写下这辈子的最后338字，虽然手抖得厉害，但字迹工整，没有一丝潦草。这是他给学生写下的论文评阅意见。他在5月的最后一天去世，这个学生在6月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
（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年，南京大学的高材生黄建琴参军到了马兰，她也搞核试验，是后来马兰有名的“核大姐”之一。与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伴，黄建琴总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最后，她含着泪说，老林的最后几天，是她跟他呆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他欠家里人太多，特别是对女儿一直有着愧疚。他带的23名学生都是科技精英，却没时间管女儿的教育，女儿没读过大学。他只好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你是我们的试验品，就多担待点吧。
女儿出嫁，他在外执行任务。女儿办完结婚证，背着简单的行囊进了丈夫家。儿子结婚，他也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亲家见面，婚礼由对方一手操办。
他不是个完人，但他被家人理解。老伴说，“这一生我陪伴他，我觉得我值。因为，他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做好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良心上没有愧对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
他去世后，10万元慰问金交到老伴手上，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表示谢意，说：“这些钱就当做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吧，这也应该是他的心愿。老林一辈子干了他喜欢的事业，他对党和国家的爱刻骨铭心。”
女儿说，很多人说林院士一辈子没享过福，但我知道父亲不是这样的。他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他说过他这一辈子真的很愉快。
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人们回忆起，那个时候他一股朝气勃发的劲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年纪大了、人沧桑了，他蓬勃的朝气、工作的热情一点没变。人们在想，是什么支撑着他走出了比75年更长的生命跨度？
创造了马兰精神、见惯了英雄的马兰人送给他一副挽联，为他送行：“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
学习林俊德院士先进事迹的体会【第四篇】
学习林俊德院士先进事迹的体会
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某基地研究员林俊德，在生命的最后3天，忍着巨大的病痛，以惊人的毅力发起最后的冲锋，直至去世前5小时仍坚守在办公桌前，整理交待自己手中事关国防科研重大项目的资料。即使在无意识昏迷中，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那些至关重要的文件……把生命的全部光与热献给祖国，直至最后一刻——这是一位军人，一位科学家对祖国最赤诚的奉献。
林俊德，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核试验爆炸力学测量技术的开拓者。他５２载与大漠戈壁为伴，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先后领导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为铸就共和国的核盾牌作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５月，在得知自己身患胆管癌，来日无多之后，这位科学家拒绝了可能导致他再也无法坐到办公桌前的延长生命的手术方案，以顽强的意志，奏出了一曲令人震撼的生命绝唱。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起他坐在办公桌前的病躯？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这位７５岁的老人在辞别人世前仍如此步履匆忙？
那是一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
“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他，请西出阳关，伴着那骆驼刺，扎根那戈壁滩……”今天，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人们也许想不到，远在西北的罗布泊大漠之中，有一个以马兰命名的地方。在这个核试验基地里，有许多人终其一生隐姓埋名，默默为打造我国的和平之盾而努力。
林俊德，便是马兰人中的普通一员。
众所周知，核试验是一门真正高精尖的科学，堪称国防科研皇冠上的明珠。在这个领域中，每前行一小步都异常艰难，更何况要在一穷二白中起步并追赶西方核大国。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面对西方大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核讹诈，党中央作出了研制原子弹、发展我国核武器技术的战略决策。从１９６４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１９６７年第一颗氢弹爆炸，从空爆、地爆到地下核试验……后起直追的中国核试验事业，在不动声色中创造了一个个令世界震惊的奇迹。
奇迹的背后，是无数人的牺牲奉献。
对包括林俊德在内的马兰人来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必须用一生来践行的真实行动——只有决心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生、奉献一切的人，才能把数十年如一日隐姓埋名于大漠的生活看成是人生的一种幸福，才能视核试验的风险、科研攻关的艰难为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才会把祖国和人民的嘱托当做值得付出毕生努力的目标……无论是５２载投身核试验的漫长工作生涯还是生命最后３天的事业冲刺，支撑林俊德的，都是这样一种精神。这精神，就是“热爱祖国，忠诚使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集力创新，勇攀高峰”的“马兰精神”。
马兰，一种在有生命绝地之称的罗布泊大漠中仍能扎根绽放的野花。
小小的马兰能在戈壁大漠绽放春天。林俊德是一位担负特殊任务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普通军人，一名普通的社会建设者，他身上所闪耀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中国人第一次入住太空中的“天宫”，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到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一个个奇迹般的突破和跨越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像林俊德一样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人，用汗水与牺牲，铺就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