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名人故事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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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名人故事【第一篇】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是啊，年少的时光美好且短暂，如果不在最好的年华做最有意义的事，那青春才是真的被辜负了。韶华不为少年留，没有人可以永远年少。正因如此，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也最值得珍藏的记忆。不如我们一起穿越回过去，“看一看”年少青春的伟人们在做什么，听一听他们都有哪些童年的故事。

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毛泽东，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

祖父毛翼臣，名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1878年与哥哥毛德臣分家，从韶山东搬到了韶山冲的上南岸，建了五间茅草屋。他的一生都为贫穷所困，后来连祖上留下的部分田产也都典当出去了。

父亲毛顺生，名贻昌，1870年生。与祖辈不同的是，他上过几年私塾，还在湘军中当过几年兵，很有些见识。毛顺生善持家务又勤于劳作，很快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并新置了一些水田。他还在原有房基上十多间瓦房，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故居”的样子。

母亲文七妹，原名文素勤，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佳阁）人。文氏勤劳、勇敢、贤惠，遇有灾荒之年，她总会送些米面给贫苦乡邻。后来，毛泽东在谈到母亲时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就是这后一种人。”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的这个习惯也是从童年时养成的。在私塾读书的前两年，他就从《三字经》读起，渐至《百家姓》《论语》《孟子》《诗经》等经典。毛泽东读书时特殊的习惯，那就是读书从不读出声音来。当时的塾师邹培春要给他“点书（圈点书籍）”，他说，您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塾师说你特地来读书，不点读怎么行呢。毛泽东笑了笑说，您不要点，我都能背下来。先生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没有点的书，他也可以读懂看会——好学的毛泽东一直在通过翻阅《康熙字典》自学。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在读完六年的私塾后，父亲就让毛泽东回乡务农了。白天时，他同成年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替父亲记账。在繁忙的劳作之余，他抽出一切时间来读书，不知疲倦地汲取着书籍带来的力量和养分。童年的秉烛夜读，养成了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

有一天，一个问题突然跳入毛泽东的脑海中，令他困扰不已：中国传统的小说主要人物大都是帝王将相或者才子佳人，极少见之有以农民为主角的。经过一番认真深入的思考，他终于想通了——原来这些小说颂扬的都是那些统治阶层的人，他们是不必种地的。因此，主角的光环怎能落到这些辛劳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头上呢？！

毛泽东与文家表兄文运昌最是相投。文运昌长毛泽东9岁，在毛泽东辍学务农时，正是他劝说表弟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又将自己早已读过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推荐给表弟毛泽东。正是这两本书刊，拓宽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他后来说：“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再加上自己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思考，更加坚定了少年毛泽东要为天下穷苦大众谋福祉的决心。

毛泽东的名人故事【第二篇】

一代伟人毛泽东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却数次流下热泪。

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毛泽东的名人故事【第三篇】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养成，他一生与书，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同时，在毛泽东身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成为毛泽东一步步成长，直到成为伟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是读书和实践哺育了毛泽东的成长，同时养育了他的豪气。

唐家坨藏书的蓄积

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这里交通不便、风气闭塞，他两岁至八岁在外婆家唐家坨度过，且在整个少年时代，他经常去外婆家，尤其是1906年到1909年间那一段辍学的时间，外婆家的藏书和表兄文运昌从新式学堂带回来的新书，极大地慰藉和丰富了毛泽东的少年生活，更重要的是引领了他未来的方向。

湘乡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将全县划成12个乡，乡以下划分为44个都和3个坊，都以下分区，区以下分牌；分别由都总、区总、牌头行使管理职权。唐家坨属于湘乡县凤音乡第四都，毛泽东的七舅文正兴(字玉瑞)当着都总。毛泽东来到这里时，外婆家已是一个大屋场，拥有房屋90多间，田地140亩；里外住着许多文姓人家。房屋的东头即是外祖父文芝仪家，西头则住着叔外祖父文芝祥一家。整个一幢屋，取名“三芝堂”，表示三兄弟——芝兰、芝仪、芝祥共有，正堂屋大门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两旁写着对联：潼川世业，潞泽家声；横批：介景绥多。

对联昭示着文家的来历、郡望和家风。堂屋里满室书香，正中有神龛和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匾。神龛两旁挂着一副对联：洛社英凤昌百代；文山浩气壮千秋。这是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即文玉钦)所写。联中的“洛社”“文山”分别指三国时期魏国的大将文聘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均系文氏祖先里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

堂屋两边还挂着3块横匾，一块是亲友送给毛泽东的外曾祖母贺氏的“贞松长茂”；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外婆贺氏的“厚德延年”，还有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积厚流光”。

毛泽东大约在1896年春来到唐家坨，也就是他的弟弟泽民将要出生的时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为人正直，注重节操，又是读书人，他在家开设蒙馆，毛泽东向八舅要求读书，八舅认为外甥还不到开蒙的年纪，只让他旁听。

外祖家风对早年毛泽东曾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成才、读书方面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从读书方面来说，直接影响毛泽东的是八舅文正莹。

文正莹(1859—1929)，字玉联，号玉钦。他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二哥、毛泽东的二舅父，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为八舅。文正莹是一位正直而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外婆家有一间藏书室，藏书包括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百家经典及明清小说等，八舅是毛泽东幼儿时的启蒙老师，八舅的书斋就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座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婆家唐家坨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一批珍贵的古籍，这些书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计有：乾隆丁亥(1767年)刊印的《御批通鉴辑览》58册；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印的《礼记精义》1册、《周易精义》1册；同治三年(1864年)刊印的《尚书》4册、《礼记》10册、《诗经》4册；同治八年(1869年)刊印的《续资治通鉴》60册；光绪元年(1875年)夏刊印的《资治通鉴》104册；1926年刊印的《饮冰室文集》41册；另有《十三经注疏》3册、《论语》2册。

当然，唐家坨的藏书数量远远不只上述这些，仅从历经数十年残留和移交的这些书中，可见文家读书氛围之浓厚，对毛泽东影响之深远，特别是《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更是毛泽东一生中读得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书籍，其初读极有可能就是从他舅舅的藏书室开始的。至于《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十三经》这些国学经典也颇早进入到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即使幼年时期还不可能有能力阅读，但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在他不断地往返于舅舅家唐家坨与自己家韶山冲期间，他是阅读甚至深读过的。

毛泽东在舅舅家读过的书除了国学经典和各种古籍，还有时论新书。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文运昌是毛泽东舅舅的儿子，即毛泽东的表兄，也是毛泽东早年读书的引路人之一。这个还书便条是有关毛泽东借书的最早的实证。

东茅塘藏书的熏陶

1909年，毛泽东辍学3年后，得到重新入学的机会：父亲输了一场官司，山林被霸占，毛泽东趁机向父亲提出重新读书的要求。父亲想：儿子要能学会打官司，也可为自己争一口气!韶山冲东茅塘附近的乌龟颈，有一位懂得官场世故的老先生在家授徒。“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毛泽东回忆的“失业的法科学生”是指毛岱钟，毛岱钟的父亲就是毛泽东的老师毛简臣。

毛简臣，又名恩镕，字羽仪，是毛泽东的本族叔祖父，其父毛相才(派名祖南)与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他是1881年二修《韶山毛氏族谱》的缮写和校阅以及1911年三修族谱的编修。

毛简臣青年时代投湘军，随左宗棠部远征新疆，充当钱粮师爷；他善于记账，能双手打算盘。1900年，也就是毛泽东7岁时才回到韶山，种田兼教书。

1909年前后的毛泽东，求知欲望颇强，他不喜欢学打官司，因此在毛简臣门下只读半年，就转到他非常敬佩的毛麓钟先生那里去了。

毛麓钟谱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堂兄弟，既有文才，又善辞令，其父毛鼎臣有5个儿子，毛福生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毛麓钟中了长沙府学秀才。他青年时代投军，甲午战争后，辞职回乡，以“韶山小隐人”自居。

毛麓钟的家在东茅塘。这里也是毛泽东的祖居地，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是共曾祖父的堂兄弟。早在毛麓钟祖父毛兰芳手里，就在这里创办一所私塾，叫作面山楼，这是韶山冲最出名，育人成果最大的私塾。毛兰芳给面山楼留下大量诗书及他自己的手稿(包括一套完整的《毛氏族谱》)；毛兰芳之后，毛福生、毛麓钟又添置许多经史子集，结果，这里成了一座小型图书馆，毛泽东大开眼界，遍览群书，尤其还读了一些带有新潮意味的书籍——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接触各种书刊最多的一次，由此生发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毛麓钟的侄儿、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这样记述这间藏书楼：

予与季叔辈尚在童年，只知嬉戏，叔父(指毛麓钟)时严加课读，常率读书于住宅面山楼，每日课以经文；迨予年稍长，常指历藏之书籍告之曰：某箧为兰芳公之手册，某箧为汝亡父臣公(即毛恩甫)之遗稿，某箧为予手所购订。均经批点，无不一字一珠，宜珍惜之。

在毛兰芳先生留下的面山楼，毛麓钟慧眼识才，将毛泽东收为学生。于是，继舅舅的“乡村图书馆”之后，毛泽东又在他人生的第一阶段极为难得地得到第二座“乡村图书馆”。他在这里受到了毛麓钟先生的精心培育，正是有了面山楼书籍的熏陶和毛麓钟先生的指引，毛泽东有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和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注，并下决心离开韶山，走向外面的世界。

少年毛泽东读书的经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书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韶山地方的非正规的“乡村图书馆”到湖南省城的图书馆再到京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养育了毛泽东的豪气，读书成为毛泽东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

毛泽东的名人故事【第四篇】

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

田志芳，四川广安人。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