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楼栋长先进事迹【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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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王庭栋书记【第一篇】
（一）
庭栋书记呵，您永远离开了我们。您虽然后来被选举为省人大主任，但我今天仍然沿用一贯的老称呼，向您倾诉。这是因为过去的30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有啥话都想和您说，您永远活在我心里。我曾经多少次跟您下乡、向您汇报、与您交谈，说的大都是关于山西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问题，不是我躬心笔记您的指示，便是您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记录我说的基层情况和一些观点。直到2010年7月您去北京看病之前，您和我交谈的内容也是如何教育80后、90后的青年树立革命理想，要我以山西大学和汾阳贾家庄等为阵地，多办几期专家讲座和对大学生村官、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班，使山西农村尽快落实山西省委袁纯清书记一系列的讲话精神，实现转型跨越。您还答应给农村干部培训班讲课呢，可惜这已经成为我和农民朋友的永远难以实现的期待。
我今天向您倾诉，是因为我居然没有来得及去北京的医院看望您，居然没有来得及见您最后一面，居然没有和您再说最后一句话，悔之晚矣！万万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2010年12月21日，噩耗传来，您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您的夫人杜兰大姐拿出您赴京看病前写的准备写作的提纲让我看时，我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您这样写道：
如果作为山西历史大事研究，可以从吕日周的成长过程深入总结搞清干部队伍中的是非；从原平经验的前后反复深入总结山西改革开放中的是非。
我今天向您倾诉，是因为我向您说过那么多的话，但我没对您说过一句感谢您教育、培养和支持我的话。现在我不能和您面对面说了。但我要写出来。
一个1975年当生产大队大队长就向您汇报工作、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后从中共雁北地委农工部调入山西省政府农委的普通干事，一个父母是农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以依靠、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只带着一些缺点和争议的3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如何在党和人民、在一群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在您和一些老领导的培养下，成长为县、市委书记和省级领导人；我一定要告诉您，在“”被粉碎前，您是怎样在左的路线中帮助我渡涉磨难的苦海，越过政治难关；在1978年邓小平总设计师开启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您是怎样为我们、为改革者撑腰壮胆，和我们共担风险、共渡难关走过了这30多年的改革历程；我一定要告诉您，您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不受权欲所惑、亮节高风、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高尚品格和遇到强大政治压力时处变不惊、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无怨无悔、身处高位时谦虚谨慎的作风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的一举一动都受着您的影响，学习您的做事、做人、做官的原则；我一定要告诉您，30多年的交往，您是领导、是严师，更是益友。从年龄看，我和您相差20多岁，您当沁阳县委书记兼地委委员时我还没出生呢；从职务上看，您是省委书记，我开始结识您时我还是农村生产大队大队长；从性格上看，您沉着稳当，举重若轻，说话讲究方法。我性格急迫，爱憎溢于言表，评理不留情面。有人说我有争议、有人说我不听话。而您，为什么在我政治上多次处于困境的时候却像忘年交的朋友一样和我谈心、交心，以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来启发我、教育我。肯定成绩，指出我的不足，剔除优点中的杂质。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在物欲横流的时势中，我除了有时带点您爱吃的苦菜和刚长出来的杨树叶，我没有给过您一点值钱的东西。您也没有直接提拔过我，我和您的交往真是淡如清水，固若根土。我观察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种多样：以钱相交，行贿买官只是利益交换、瞬息即忘、互不相干；以权相交，或提拔或报答，那只是存款取息、各有盘算，无利则脱钩；以色相交，欲壑难填，只是暂时取悦，日久情变，则反目为仇、酿成悲剧。只有以心相交、无私奉献，才能不离不弃、终生永续，舍身忘命，真情相待。我知道，您与我的相识、相处、相交是情的交融、心的感应。
您以心待人，不分高低贫富；以诚处事，不论上下左右；以德视官，不畏权高势众。在您的追悼会上，从南到北那么多晋人、还有远隔黄河的豫人来为您送行。那泪流满面的人群，是您以心换心、深得人心的佐证。在悼念您的大厅上，我和夫人李国华为您高高悬挂了一条挽联：
一身正气，一腔热血，一以贯之，为党为民仙逝后已，一股豪气留三晋；
两省执政，两袖清风，两度磨难，无怨无悔改革到老，两面红旗树万村。
（注：两面红旗指大寨精神和原平改革）
您的高尚的党性和纯真感情，使我尊敬您，服从您，服气您，不折不扣地执行您的指导，听从您的意见。就这样，您和省委的老领导们全力帮助一个身上带着荆棘黑刺、肚里含着受呛苦水、面部留有创伤血痕的青年干部，一次次从改革的惊涛骇浪中爬上胜利的彼岸。我想起了诸多往事，如骤雨、如暴雪、如冰雹，但并不如烟……
（二）
那是1976年春夏之交，“”尚未，左的思潮正浓。我为了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主动要求从中共雁北地委政策调查研究室调到广灵县作瞳公社百瞳大队当生产大队长两年。这个村，也是广灵县委书记梁建魏同志蹲点的地方。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农民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我不顾当时上级对学大寨的一些禁令，办了四件事情。一是在村里破天荒地盖了一栋三层文化大楼；二是为社员家安上自来水；三是发展多种经营的瓜菜、糖菜、油料、白麻、苹果共五百亩，当时编的村歌有词曰：“瓜、糖、油、麻、果，五个一百亩”，还养了奶牛；第四件事是把土地分段作业包给农民。我和公社秘书柴元站在坡上看到农民星罗棋布地散布在百瞳小盆地上耕作，有说不出的喜悦。我总结了“农民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怎样变成了“上工抢分钟，干活满天星”的做法。这时，灾难降临了。一封控告信转到上级，说广灵县委书记带着我搞反大寨的黑典型，还要推广到全县搞资本主义。那时，乡党委即将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原地委机关党组织的领导也专程到广灵说：
吕日周是个双料货。既有历史问题（指我妻舅邓励豪是台湾的立法院书记长），又有现行问题（指所谓“反大寨”），他要入了党，党组织还有什么纯洁性呢！
我原本背着社会关系的一个磨盘，这时又压上另一个磨盘，我真的快直不起腰了。县委梁建魏书记曾任山西省委一位常委的秘书。他说：“不要怕，我带你到省城找分管农业的庭栋书记去！”我俩在省委会议室的门口等到了您。那时，您刚散会，满身疲惫的样子，脸黄黄的，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黄大衣。梁书记介绍我是生产大队长，也简单地说明了来意。您上下打量着我，见我裤子膝盖上打着两块大补丁，脸和胳膊晒得黝黑，留着寸头短发，身体强壮。您笑了，说：“除了眼镜，都像个农村干部。”这时，梁书记又介绍了我大学学历和所遇困难，我也汇报了村里搞的学大寨和当地情况结合的四条措施。
您听后又问，本村社员和周边干部有什么反映呢？我回答：都说好，并举了两个例子。听了这两个例子，您当时露出了笑容，还让我俩到办公室坐坐。您又详细询问了我甜菜、白麻和广灵画眉驴、豆腐干等等雁北的名特产的生产情况。我回答后，您说学大寨也应恢复名特产，农产品不能光求数量，不顾质量。您还讲了一番支持我们的话。并说，凡事不能照搬，学大寨更应实事求是。并在信纸上写了一句话交给梁建魏同志：
小吕干的不错，应当肯定。
也许这是第一次的接触，您对我抓名特产发展农村经济感了兴趣。当1978年我调入山西省政府农委后，您就让我编著山西著名土特产品。后来，您又在省委常委阅件，即由国家科委研究室1981年4月22日编的《内部讨论》第32期上批示：“请农委吕日周同志阅，并望把山西著名土特产也编写出来。”1982年，当我写的第一本书《山西名特产》即将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时，您写来了“发展山西名特产品大有可为”的序言。
1984年，我又写了《山西名特产》的续集《三晋百宝》，您又为此书作序。
这两本书共记录的220个山西名特产的品种，您都逐一地向我提问，听我汇报。这花了您很大精力。您还让我研究清楚不同名特产品所需的气候、土壤、水源、养份的科学条件及其营养成份和加工技巧的传统工艺、现代科技的特殊性，继续发掘其食用、药用、衣用、饰用、日用价值和寻找发现新的名特产品。您还要我在自己主政的地方进行广为推广和宣传。我除了组织原平的同志们编写了《原平名特产》和自己写了96行的《名产发展歌》外，都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我在这里向您表态，我一定要完成上述的内容。
（三）
1978年3月至1981年11月，我在省委农工部，1981年11月到1983年9月我在省委调查研究室，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您的直接领导下，重点开展基层调查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山西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是继续沿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大批促大干呢？还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选择新的体制解放生产力呢？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从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到乡村低矮的农舍，到处是思想上、理论上、哲学上的争端。山西是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您是省委领导农业的主要负责人，晋人的眼睛都盯着您，国人的眼睛也盯着您。
这一段时间，我看到您心里不慌，但下乡的节奏却明显加快；我听到您讲话不多，但经常讲农业学大寨的偏差；我感到您下了基层不像领导，更像恭恭敬敬拜农民为师的学生；就连和我这样的青年人讨论问题，您也笔记我们的看法。您在沉思、在与传统的思维决裂。1978年秋，您带我到吕梁，我看到您眼里布满血丝。您回答我的问话是：真理使人痛苦呵！
后来我听说，您最早向党中央写了总结学大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在您和省委秘书长张长珍、副省长霍泛的指挥下，我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乡下，1981年我下乡的时间有320天。大年初一，您就派我陪同杜润生同志领导的中央农村发展研究组的青年人陈锡文、白南生、张木生和邓英淘等同志到了基层。您给我的指示是，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尊重农民创造的案例，寻找农民尽快富裕的方法。您教给我们的基本功是调查研究。教给我们的方法：一是把静态调查和动态调查结合起来；二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调查结合起来；三是把局部调查和全面调查结合起来；四是把宏观调查和微观调查结合起来；五是把定量调查和定性调查结合起来。在此期间，我本人和其他同志合写的调查报告共有80多篇，大部分收录在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农村经济发展探索》、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开拓商品粮生产的新道路——商品粮专业户》《建设我国山区园艺现代化农业的途径——以户承包小流域》、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县级综合改革战略》这四本书中。这些调研成果都倾注着您的关怀之情。
1982年11月我随您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大会上，都是各省的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发言。而您却说让我代表您在大会上发言。我是个普通干事，连稿子都没有准备，能行吗？您鼓励我，要我大胆讲，讲实话，讲心里话，讲调查的事实和调查的结论。您还怕您在场我不敢讲，就说您有点事要出去一下。您的培养、鼓励和信任，给我壮了胆。您信任的目光、鼓励的语言、坚定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您就是这样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充分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在大会上宣布我发言时，我听到了一片翻纸的哗哗声，因为人们不认识我，可能是在翻阅参会人员的花名册。大家一定会议论您，您怎么敢用一个30多岁的干事来代表省委书记发言呢？
我开始讲了诸如太行山化肥袋民谣、塞上农民在承包土地上刨出八个犁铧尖和吕梁人卖高粱的故事，进而分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调动不了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不了农民生活等问题。我引用了晋南农民的一句俗语：“先生孩子后取名字” ，表达了我赞成农村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新实践和所突破的雇工经营的实践。我也提出了您对农村经济统分结合的初步设想。这些内容得到与会同志们的认可。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们又让我去汇报了半天。
（四）
1983年，省委任命我为中共原平县委书记。李立功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把原平搞成社会主义示范县，您让我去实践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体制。1984年，省委又决定原平县为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县。我在原平，和县委一班人决定在第一次三干会上提“统分结合，两层经营”理论在原平的实现形式——集体搭台，农民唱戏——后来引申为政府搭台，人民唱戏——发展社会主义混合经济。
原平那六年间的发展是全面的、科学的。工业利税是周边13个县的总和，县城建设有现代化气息，全省突出；公开、民主的用人导向得到了中组部的肯定，《人民日报》1988年6月5日以头版头条发表段存章《[山西]原平县公开政务推进民主建设》的报道，并配以《破封闭之门，迎民主之风》的评论文章；精神文明建设得到的肯定，经验被转发到全国乡镇一级。
1984年初，山西省委和忻州地委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召开了现场会。
1984年7月22日受到总理和万里委员长的充分肯定。
198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调查组和山西省委再次给予肯定；1988年，山西省委决定委派康博全等同志再次总结原平三万字的经验材料，进行了推广。
全国各地来原平学习的有500多个县8万余人。他们参照原平经验，都提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例如：江苏与福建石狮市提出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山东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河北承德与陕西的“旅游业搭台，经贸唱戏”，此外，还有泉州、曲阜、苏州、河南、贵州等数十个省市都采用了类似的提法和做法。
1993年1月，、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中外名人研究中心和经济日报社等单位的30多位领导、专家和学者，在北京召开了“‘搭台唱戏’、机构改革、市场经济”研讨会，一致认为，80年代原平县改革实践中的“搭台唱戏”，成功地解决了县级机构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课题，具有开创性的重要理论价值。此后，北京的几家知名报刊、党校科研信息都登载了有关内容，其中《人民日报》的《情况汇报》也分两期予以刊登。就在原平改革数年之后出现的隰县机关的服务体系、浑源县的脱钩自养、临猗县的三三分流，都是源于这一思路。
庭栋书记，原平的是非本来十分清楚，您说要分清是非，那是因为有人为一己之利，干扰原平改革，试图把水搅浑。作法是先对“搭台唱戏”提出非议，后是对“搭台唱戏”的倡导者提出争议，这个过程揭示了一种干扰改革的规律：否定改革事，波及改革人，当改革被社会接受、无法否定后，就转为否定改革人，淡化改革经验的价值。为此，您多次对我说，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就应当有一个好的干部路线和用人机制。对干部的评价要有一个民主的、度量衡的客观标准。否则，任何一个有政治权利和政治影响的人，都会压制住想改革创新的干部。
您多少次做我的思想工作，说要经得起委屈，经得起考验。您说您曾被批过右，也批过左，您向我诉说您在河南“潘杨王”的冤案中受过的各种屈辱。中被打倒、关押、挨打，打得遍体鳞伤，以及后来从省委副书记降职为省委常委，受到种种的人间冷暖。您说到那时人民群众虽然不能给自己做主，但处处得到关心、同情、支持和帮助，其中说到您被关牛棚后饿了一天，有一位工友偷偷给您端来一碗热水、有人竟给您送了一个馍时，您流了泪。您说世上有真情，但革命和改革一个样，有时要准备舍命的。您要我不要计较个人是非，要从山西发展大局来研究问题。您说，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我总结您说的分清是非，大体是这样的意思：
总结山西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要对一些重大的有影响的改革试点和改革开放的事件进行评估，澄清糊涂观念，做出明确结论。总结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要突破，这不是要纠缠历史旧帐，和谁过不去，或者说追究哪个人、哪个部门的责任，而是为了举一反三，就事论理，吸取营养；是为了解剖和了解过去山西改革开放落后于其他省市区的具体原因，使人们直观地而不是设想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提高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认识能从这些实践中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改革开放的昨天是今天的历史；改革开放的今天是明天的历史。谁想绕过历史的沼泽，必然会陷入现实的泥潭。
平定是您的家乡，2010年平定县委的同志们转来您1984年3月1日建议平定县向原平县学习的来信摘要：
建议平定的同志们，要使商品粮专业户和多种经营专业户同步发展。县城和集镇同步发展。这方面，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好典型——原平县。希望你们认真学一学原平县的“集体搭台、农民唱戏”的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经验……
庭栋书记，您那么早就肯定原平做法，是认识到以“搭台唱戏”为主旋律的原平经验，揭示了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发展趋势。正是因为您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与改革同呼吸、共命运的胆略和魄力，扶持了、呵护了、保护了原平经验。今天想来，我仍然深深感动着！从因为原平经验，我所经受的挫折和磨难中，使我更加敬仰您，感激您。
您是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待原平的改革价值，也是站在全省工作的角度上看待正确总结改革案例的推动功能。
（五）
庭栋书记，就在杜兰大姐送给我您赴京前那个条子后没几天，大姐又送给我您在医院看病期间写的另外一张字纸，上边写着：
袁纯清工作法：提高山西人民的信心、胆量，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让山西干部队伍提高法纪。
杜大姐和我说，您读了袁纯清书记的2010年讲话，心里十分高兴。不光自己反复阅读，还逢干部便讲，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再造一个新山西的转型跨越的部署和综改试验区的各项工作。我们和您一样，十分拥护和支持省委的工作思路和工作安排。我向袁书记汇报工作时，他明确指出，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干部转型，干部转型的关键是思想转型，就是要解放思想。思想转型的关键在于有文化，有水平。他的这番讲话，和您经常引用邓小平的话——“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核心”的精神是一样的。我理解，袁书记讲的有文化，就是您经常说的要提高执政水平，提高走群众路线的水平，提高进取认识的水平和提高学习知识的水平。
庭栋书记啊，我们这里的80、90后的年轻人都说：过去您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您像一盏日夜闪光的灯塔，您像一尊不停运动的钟摆。现在，您安息了——但您的精神、理想、事业、感情已经融入跳动着的一颗颗青年的心脏，您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已经和杜大姐一起在整理您多年写下的300多个笔记本和其他遗书遗稿，我们会下功夫整理、编辑、出版，让这些精神财富永远闪现出时代的光华。
庭栋书记啊，我是唯物主义者。但今天真希望您躺在九泉之下，我的絮语和思念能在夜深人静时，让您一丝一丝地感受到；真希望您坐在九州之中，我的这一席话语穿越时空、贯通阴阳两界，让您一句一句地听清楚；真希望您站在九天之上，我在您的墓前把烧成纸灰、飘上遥远太空的这篇纪念长文，让您一页一页地读明白……
安息吧，庭栋书记！
（责编 肖黎）
忠心为民彪炳史册 英名千古永留中原【第二篇】
王庭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一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王庭栋同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建国后先后在河南和山西两省担任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上世纪50年代，他在河南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在省委全会上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粮食购销办法，主要是让农民一天保证一斤粮食，只对人均380斤粮食以上的余粮队进行征购。1958年，河南省委做出“关于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在全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潘杨王”运动，对潘杨王采取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河南省委才做出决议，报请中央批复同意。他调回山西工作后，长期主管农业工作，旗帜鲜明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决纠正“左”倾错误路线，顶住压力，大力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山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大学毕业后，有幸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心为民勇于直言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他老人家逝世后，我敬送两副挽联：为民生，持真言，亲历磨难，忠诚惊豫天；兴中华，奔小康，联产承包，伟迹遍晋地。讲真话，道实情，心系人民，英名千古留中原；倡改革，行包干，情结乡省，人格崇高耸三晋。
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王庭栋同志是践行以人为本的表率，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1958年由于把为农民说话的王庭栋同志打成“潘杨王”集团，从而在河南首先开始化运动，大刮浮夸风，进而蔓延到全国，出现了1959到1961年的三年，全国发生饿死上千万人的悲剧。我到政协工作后接触河南政协的同志，他们都非常怀念王庭栋同志。谈到1958年河南浮夸风饿死人的情况，都十分痛心谈到如果吴芝圃不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三位省级领导打成“潘杨王”集团，河南就不会有浮夸风，也就没有信阳事件，就不会有河南和全国的。为了永远铭记河南当年浮夸风的教训，我根据王庭栋同志的回忆和有关资料，写了王庭栋1958年蒙冤经历，以纪念他老人家。在我省转型跨越发展、再造一个新山西征程中，更好地学习和发杨王庭栋同志亲民、爱民、为民精神，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有效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
一、潘、杨、王在农业合作化上同吴芝圃意见分歧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集团”。几个月内，十多万人挨整，20多万人受株连，100多人致死。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平原省委潘复生同志接替张玺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庭栋同志随同潘复生到河南省任省委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工作。他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内容。《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二、潘复生在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三、“潘、杨、王”的“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一）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三）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四）和资产阶级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五）披着领导反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斗争；（六）坚持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七）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八）结成宗派，进行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
四、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据统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10万多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摧残致死100多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们，有些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五、浮夸风使河南人民吃尽苦头
1958年揪出“潘杨王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的旗帜。
1958年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1959年征购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此外公社还征了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容不得不同意见。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提供的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把潘、杨、王打成集团，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1959年农业产值亿元，比1958年下降%，下降%；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农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全省农村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中死了多少人？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中共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分管文教工作后，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六、王庭栋谈“潘杨王事件”及其历史教训
王庭栋同志在他晚年曾专门谈了当年“潘杨王”在农业政策上同吴芝圃的分歧。吴芝圃坚持“自留地统管，牲口集体饲养，农业高级合作化越快越好”，有的高级合作化一两夜就完成了，农民还不知道，就成为高级合作社的社员了。吴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抢先。潘杨王不同意他的意见。
王庭栋回忆道，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把河南左倾蛮干推向极左的危险深渊，这是造成河南百万人以上非正常死亡的催命符。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先批潘复生十多天，后来又批斗分管农业的书记杨珏，以后又批斗我。杨珏和我同潘复生一起是党中央从原来的平原省调到河南的。在批判杨珏前，吴芝圃找我谈话，吴说：“你年青，思想能力强，对我帮助很大。你对农村工作熟悉。”他还给我倒茶、接送我，似乎没有反对我的意思。但是，过了十几天，在批判我时，吴又说：“王庭栋的观点同潘杨一样，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杨的观点。”吴芝圃对“潘杨王”定性拟划为“分子”、“极右分子”，中央未同意。他就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说潘杨王三人不是孤立的，是一个“集团”。“潘杨王”被戴上帽子后，潘复生官大，是中央委员，被下放到国营西华农场任副场长，生活条件好点，能吃饱，还可以吃点蜂蜜。杨珏下放孟县任县委委员，长驻公社。我官最小，就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接受劳动改造。地点是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孙祠堂大队柳林生产队。由一位公安人员送我去，把我交到生产队后，他就回去了。安排我住的一间房子是一个社员家里喂牲口的房子，里面有一头毛驴和驴槽，地下是驴粪、草。在一扇小窗户下面放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床只有木头框架，框架上有洞，从洞中穿过绳子，上面再放一个草垫子。床单、被子都是自己带去的。吃饭在队里公共食堂。我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被批斗半年后，1959年1月下放当社员的。批判斗争“潘杨王”之后，河南干部不敢说真话了，政治气氛的压力很厉害。我自己心里想，很冤枉，从小干革命，对党忠心耿耿，我绝不能容忍这种污蔑。1962年时，吴芝圃找我谈话，我质问他：“你说我们是集团，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就成了集团？不就是反对你的错误意见吗？我们只是要求为农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粮，不要让牲畜死亡，这咋就成了主义？”吴芝圃支支吾吾地说：“都过去了，算了，当时戴帽子错了”。
王庭栋谈到他下放当社员劳改，受到农民的保护时，动情地说，农民很实在，通过大批判的具体内容，知道了“潘杨王”的观点。农民说：“这些人是为咱好，是好人。”省委直接下放我到生产队劳改，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最困难的时期，我吃队里的公共食堂，每顿饭每人两大勺，每一勺有两块红薯干，多盛一点也不敢，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红白萝卜，后来萝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我下地劳动，日夜连轴转，干上一小时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饿得站不起来。黑夜还得下地，拉一条席子去，轮流躺一会儿。我有手表，估计公社干部快来检查了，就把社员喊起来干一阵。我住的地方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里有农民放不少小瓶瓶，里面装着些盐腌的树头芽。社员说：“王秘书，你跟咱们社员不一样。你过去在城里当干部，不习惯这劳动。怕你身体顶不住。真没啥可送你。就送树头菜给你，要保住身体！”调离河南30多年后，他偶尔去河南参观，遇上的干部和农民听说是“潘杨王”来了，十分热情，没有骂他们的。河南老百姓评价：“跟着吴芝圃，受了三年苦”，“跟着潘复生，粮食吃不清”。
对于河南“潘杨王”事件这段历史，王庭栋认为有三点历史教训值得永远铭记。
一、以我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问题。河南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政治上是拥护的，热情跟着共产党走。但是对合作化违背自愿、互利、民主的原则的做法是不接受的，这种表现当然不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当时有些村庄发生闹社、退社现象，经过调查研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作为对抗性矛盾看待和处理。不能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扩大化。河南在左的政策下一意孤行的死，不顾农民兄弟的死活，不惜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尤其不能容忍。
二、“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习惯性说法。在党内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党内有一些人，包括有的领导人，争当左派、极左派，可以“假话说尽，坏事做绝”，在一个省为官一任，竟然使老百姓达到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的程度，而对于这种对人民犯有重大罪行的人，最后仍然说成是“对党忠心耿耿”，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对立起来。我认为，应该反思“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说法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给以实践的检验。
三、维护农民利益，就要讲真话。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能真正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在不同时期，党在农村工作中，都用了极大精力，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我们也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因为对党的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维护农民利益，不是只有一个宗旨式的观点就行。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必须和农民同生死共患难，不然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建国后，长时期我们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支持城市，农民做了重大贡献。粮食供应紧张时，冒出了一个同农民争口粮的问题。吴芝圃左倾蛮干、大搞浮夸，只顾自己出风头，当左派，疯狂抢夺农民口粮。在这种情况下，谁为农民说几句真话，维护农民利益，谁就大难临头。只有跟着左倾蛮干，说尽假话，就重用升官。封闭了说真话的环境，恶化了干群关系。敢不敢说真话，是对干部品质严肃的考验，也是干群关系能否改善的关键。
楼长先进事迹【第三篇】
---西至长山路，东至滨河路。面积大约平方公里，网格人口923户、2157人，有网格员两名。网格主要由平房和有老旧散楼构成，其中老旧散楼10栋。而且都没有完整的物业，处于弃管状态。网格内人口流动性大、门市房多、安全隐患多、各类民生问题突出，网格管理难度大，做为网格长我深感责任重大。为了摸清网格内人口的基本信息，我带领网格员逐家逐户走访，逐一填写网格住户调查表。从陌生到熟悉、从冷漠到热情，体验到了居民的一步步对我印象的改变，通过和居民的零距离接触，谈心交流，掌握了网格基本信息，并绘制了网格分布图，为开展网格排查、推进网格化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居民们也都认识了我，知道了长山社区有一个带人诚恳热情，心地善良的小赵。
二、真心服务，当好网格办事员
在网格工作中重要的不是发现问题，而是如何把问题解决掉。例如：2014---了欣慰的笑容。
2014年11月15日，我在物业气管的石油小区巡查时发
现，小区的1号至4号居民楼，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部分楼梯扶手损坏现象，特别是楼梯缓台部分，冬天居民行走非常危险，存在安全隐患，个别居民还要上政府告状。我马上向社区做了汇报，经过社区居委会开会研究，最终决定启动社区党建服务经费为居民解决此事，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石油小区的楼梯扶手都维修加固完毕。居民们终于可以放心走楼梯了。工作中我还针对网格内小区的无物业弃管情况，帮助石油小区和福利中心小区联系配备了保洁员，为生产资料家属楼的楼道灯费和老烟草公司家属楼卫生费实行了代管。
三、延伸触角，当好网格救火员
要管理好网格，紧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还要整合网格资源，充分培养和发挥网格内综治协管员、楼栋长、老党员、和热心居民等力量，组成网格---
以上事例只是我平时工作的一个缩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我辛勤努力下，近一年多时间，我负责的网格内无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发生，安全事故和治安案件为零，民情日记记述了我工作的点滴，发现和处理的多起矛盾纠纷见证了我成长的足迹。尽管在网格管理中，我付出了汗水，也受过委屈，但我体会更多的是责任和奉献，是网格拉近了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网格工作是繁忙的，像蜜蜂一样不知劳苦的为这个世界增添色彩，网格工作也是是无谓的，因为居民们一句简单的问候和亲切的笑脸，就会成为我信心和力量的源泉，网格工作更是我成长的摇篮，忙碌的工作就是我人生的价值的真实体现。
篇2：工段长先进事迹材料
工段长先进事迹材料
扎根一线岗位平凡累积伟大
--工段长先进>事迹材料
杜华仁，男，汉族，年 月 日出生，1983年参加工作，一分厂615工段工段---厂615工段工段长，在工作中独挡一面，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二、谦虚谨慎、爱岗敬业、克尽职守、大胆创新、精益求精，成为分厂工作的骨干力量
他立足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在他的工作经历中，曾多次参与应急处理，他临危不惧，准确判断原因，每次都能及时将事情处理完毕，防止事态扩大。为了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他一直自我施压，在刻苦学习化工基础理论的同时，虚心向领导和同事们请教，他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都能把组织的信任和重用作为自已不断进步的动力，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特别是在工段技术改造和班组标准化中，他都能出色地完成每一项任务。几年来，作为615工段长，从管理到技术，他已成长为一名成熟有实力的业务骨干，为分厂的生产安全稳定运行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同---澎湃，这种力量也不断鼓励着和坚强着参与检修的工友最终战胜困难的决心。2012年苯胺分厂由于受循环水水质困扰，分厂组织人员对615工段水中心的清水池、消防水池、沉降水池、循环水池、纤维球过滤罐进行清理，由于是利用苯胺停车时机，此次检修面临着时间短，任务重，杜华仁毅然站出来挑起此次检修任务的重担，身先士卒，奋战在最苦、最累、最脏的一线，最后顺利完成检修任务，为公司节约了大量的临工费用。但是杜华仁已经累的软倒，看着如泥人一般的杜华仁，我看到了数十年如一日默默为长风奉献的无数长风前辈的风采，心中十分感动。在管理工作中，杜华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人性化管理和内部人才竞争选拔机制，严格落实奖惩机制，奖优罚劣，在工段上下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日常工作中，杜华仁同志注重加强同员工的沟通与交流，走到员工中去，>倾听员工心声，解决员工工作生活中的实际---水在盐田辖区营造出一个个管理有序、平安和谐、环境优美的文明楼栋、新型小区。现将胡志剑同志的先进事迹简要汇报如下：
一、发挥优势，专注专业，耐心细致开展楼（栋）长工作 作为盐田9号小区9栋的楼长，胡志剑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熟悉物业管理，他是国家注册物业管理师，对各类物业管理业务驾轻就熟；二是他本人即是盐田9号小区管理处主任，谙熟小区及周边情况。借助这两条优势，他将9栋楼长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重视安全防范，调解邻里关系
身为楼长，他时刻牵挂着楼栋的治安问题。在他的努力下，楼栋内外监控系统得到了完善，消防设施定期检测保养，消防通道始终保持畅通；他尤其重视对流动人口管理，每次看到陌生人，他都积极上前询问。只要楼里来了新的住户和租房户，他主动了解清楚新住户---
去年底以来，盐田街道片区交通为货柜车乱停乱放所困扰，住在楼栋里的两个拖车司机因此受到左邻右舍的敌视。胡志剑一方面劝导拖车司机将其所驾驶的拖车每天停放到合规停车场，并自觉遵守不乱鸣喇叭等规定；另一方面对楼内住户宣讲拖车司机的辛苦与不容易，希望大家相互宽容、谅解，使怀有敌意的两方恢复平静，楼栋内又增添了一份和谐。
（三）协助社区居委会，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胡志剑经常奔走于住户与社区、居委会之间。他热心为楼栋居民提供服务，跑遍楼上楼下的每户人家，积极传达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法规。在协助社区、居委会工作上，他更是有求必应，积极配合，在排查外来流动人口人员工作上，不遗余力地协助居委会工作，从楼栋长的工作角度上，注重和听取征求流动住户的意见，把流动人员的基本情况、遇到的问题，向居委会---面，再将工作细化，进行协会日常的管理工作。
在具体操作上，他决不脱离实际乱发文乱指挥，而是反复征求多方意见，形成一致后方见诸文字并予贯彻。在工作中，胡志剑同志以身作则，带领会员共同推动楼长文化建设，反映会员的要求和愿望，提高服务水平，参与宜居小区出租屋管理工作，使栋楼长协会化虚为实，成为一个有作用、有影响、有凝聚力的组织。
（二）抓建章立制
胡志剑栋楼长协会章程，他制定了相应的操作守则与工作细则，使活
动的开展、协会资产的管理等各项工作得以在规则的约束下进行，有力地规范了协会的工作。
胡志剑同志充分借助其在物业管理方面的专业水平与敬业精神，发挥其楼栋长、协会会长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用自己最平凡朴实的行动传递着正能量，为盐田街道创建和谐、温馨、宜居社区----
先进事迹最美青工事迹【第四篇】
最美青工事迹材料
王能明，男，35岁，____(省、市、区、县)市政工程管理处路灯所维修班电工。自20xx年进入市政工程管理处路灯所以来，从对路灯系统工程的一无所知到全面掌握各项技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电工和工作主力。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吃苦精神他经常通过各种专业书籍和实践不断钻研电工知识和各类照明设备的技术参数和维修，经常对一些电器设备进行修复利用，大大节约了路灯的维护成本。同时，他还掌握了电脑和一些高新技术的应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电器产品的日新月异，他所掌握的技术都能及时应用的到工作中。参加工作以来已经连续三年被评为市政工程管理处“先进生产者”的称号。同时也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王能明同志所带领的小组是一个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的班组。不论是在路灯的抢修任务还是新建路灯工程的攻坚任务中都能及时，圆满的完成各项任务。同时，他还经常帮助单位其他部门对一些机械设备的故障进行修复，及时保证了设备的正常运转和生产。深受大家的好评。
立足本职 青春无悔
----王能明同志优秀事迹材料
王能明同志是市政工程管理处路灯所的一名电工，在日常工作中，好学上进，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图名，不计利，工作精益求精。在思想上，热爱本职工作，任劳任怨，常常没有节假日，经常加班加点，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斗志和精神状态。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一名优秀青工的思想觉悟和优秀品格。
一、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工作，使自己素养不断得到提高。
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每一项工作顺利开展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保障。参加工作以来，他能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兢兢业业做好本职业工作，用满腔热情积极、认真地完成好每一项任务，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平时生活中团结同事、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团队合作精神。
二、工作细致认真，刻苦钻研，敢打硬仗、业务水平突出。
作为一名工作在一线的电工，他时时刻刻都不忘作为一名电工应该具备的素质和电工安全操作规程。不论是在路灯维修还是在新建照明工程的施工中，他都能发挥自己过硬的理论和实际操作能力，不但降低了路灯的故障率，而且也从未出现过一次安全事故。对一些新型的电器设备和技术，他都能刻苦钻研，及时掌握使用方法和特点。并与同事们相互沟通和交流，让大家共同了解和掌握。这些年来，我们的路灯控制柜使用了许多新型的节能型路灯节电柜，他都通过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法，将几种不同型号的节电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只要出现故障，都能及时解决。很好的保证了路灯照明的正常和稳定运行。在每年的新建照明工程的施工中，他都能发挥先进带头作用，不怕脏，不怕苦。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抢在最前面。遇到施工中的的难点，都能积极请教老师傅并结合自己的想法将这些问题及时解决。多年来从没因这些工作叫过苦，叫过累。为此，处里于20xx年至20xx年授予其“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
三、业务技能全面，各方面工作表现突出。
作为一名电工，他不但能做到恪尽职守，在其他方面表现也同样突出。20xx年至20xx年，所里安排他同时管理路灯所库房，他利用自己以往所学和工作经验，将材料和工具管理的井井有条，同时还利用闲暇时间将库房里损坏的材料和工具进行修理。不但减少了材料浪费而且为施工期内的工具使用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另外，他还精通电脑技术，平时不管是单位还是同事家的电脑出了问题，他都能积极帮忙处理。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在路灯电子档案的建立上也作出了不少努力。路灯所里的高空作业车电路由于老化经常出故障，每次他都能帮助司机将电路故障处理好。他还利用自己学到的电子和机械知识，经常帮助同事们修理一些电器和单位的一些工具等等。由于路灯照明的特殊性，经常有夜间出现故障的情况发生，每次值班处理故障都能随叫随到，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即使工作之余，他也不忘自己是一名为城市道路照明的工作者，经常对自己小组管辖的路灯区域进行自检，如果发现故障及时向领导汇报并按工作程序处理和解决。如果没有紧急故障，就将辖区内的故障路灯记录下来，以方便下次维修时能及时修好。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维修时间，提高每次的路灯维修效率。多年来，他负责的小组在路灯维护方面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亮灯率和较低的材料消耗率。
四、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
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平时经常自己购买各类书籍进行学习。并与20xx年报考了金昌电大的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xx年已大专毕业。在单位组织的各类活动中也能积极踊跃参加，在多次的募捐活动中也能发挥一方又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去帮助那些困难的人。由于他的乐于助人，经常受到同事和朋友们的称赞，他一直用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诚实待人的为人处事方式默默的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且还经常通过业余时间参加一些实践活动，将自己所学的东西通过理论结合实际进行不断的巩固和应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他的这种不断进取和学习的精神也一定会跟上时代的步伐。为路灯照明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