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心得（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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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心得【第一篇】

近一段时间来，台湾局势呈现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局面，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正确认识和看待这一历史阶段的种种现象，拨开迷雾，把握大势，具有重要意义。

两岸关系问题一直是我们国家密切关注的问题，它牵动着中国政治时事的神经，同时也是国民关切的国家时事。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称为中国的宝岛，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任何国家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近两年来两岸关系经历的曲折悲喜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两岸逐渐走向了对话与合作。近年来，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岸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步走向和平发展。

1949年以来，两岸关系即便处于内战对峙状态。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全国人大会委员长叶剑英阐明的和平统一九条方针政策意味着对台战略创新，为1982年全国人大修宪提出“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创新作了准备。1983年以后，邓小平同志将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方针确定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首先应用于香港和澳门。基于这些对台战略与制度创新，当台湾方面于1991年通过“国统纲领”后，两岸才有可能由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并展开两岸事务性协商。

自2008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两岸关系有过去六十年的紧张对抗转而走向和平发展的新道路。在政治上，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承认“九二共识”，并延续2005年以来国共两党领导人提出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愿望”，并开始建立两岸政治互信。以此为基础，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的事物性协商得以恢复。在经济上，两岸各种生产要素的直接交流更加密切，两岸经济交流走向正常化，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也加速推进。在社会与文化交流方面，两岸直接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基本实现。两岸人们迈入大交流时期，两岸文化教育交流迅速升温。

如果说2008年是两岸关系转折期的话，那么2009年则是两岸关系峰回路转之后在更高水平上的新起点。两岸关系既走过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10年的紧张高危期，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初疑虑重重的试探期。，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和平发展阶段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具体而言，有三个新特点十分醒目，把两岸关系“螺旋式上升”的内涵标识了出来。第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路线图初步形成，并在两岸交往实践中得到深化。第二，两岸积累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新经验。第三，两岸通过经济合作共创双赢的态势正在形成。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两岸的政治经济得到了不断的全面发展。尤其在经济方面两岸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也是近年来两岸关系中发展最为迅速、成果最为突出的领域。2009年，大陆对台专项采购约140亿美元，并采取措施支持台资企业参与大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分享扩大内需所带来的商机，对协助台湾提振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两岸在经济合作制度化、产业合作搭桥与陆资入台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产业合作搭桥与陆资入台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新协商：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新探索：两岸产业合作“搭桥”;新突破：陆资入台。

同时，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有新突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亲缘、文缘相通，地缘相近，文化教育交流乃是克服政治军事障碍的重要手段。2009年7月，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为主题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论坛的主要成果是提出了六项共同建议：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深化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增强两岸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两岸教育品质;共同探讨协商签订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教育合作机制;加强两岸新闻交流;支持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壮大，推动两岸在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领域的合作。

正确认识当前两岸关系的形势，准确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趋势，一是要继续深入贯彻胡锦涛“12·31”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一主题，既符合当前推进两岸关系的实际需要，又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趋势，同时也是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必然要求。全面领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二是要全面把握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双方建立政治互信、加强对话合作的重要基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是两岸双方保持良性互动、解决复杂问题的基本思路，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是推进两岸协商不断向前迈进的有效途径。三是要充分认识台湾政治社会状况的复杂性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艰巨性，以及“台独”分裂势力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与威胁。一些外部势力仍以各种方式插手台湾问题，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破解制约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难题，消除“台独”思想对台湾民众造成的毒害，坚决挫败台湾当局通过“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活动。这是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的大事。当前台湾当局罔顾台湾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蓄意制造事端，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四是要深刻认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要坚定信心，排除干扰，努力保持两岸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不断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不断增进两岸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大融合，不断壮大支持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努力构建基础坚实、支撑有力、内涵丰富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启示我们，要将两岸和平发展向和平统一方向引导，除了搁置争议之外，我们还需站在争取台湾民心的战略高度，在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等方面不断细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图。胡锦涛六点意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提出了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战略要求，体现了解决两岸关系重大问题的新思路、新观念、新主张，也体现了破解难题、打开僵局的政治智慧。贯彻落实胡锦涛六点意见已经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轴。今后要进一步重视让台湾民众特别是基层民众广泛参与两岸经济社会合作进程，注意保障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促进两岸更好地共同发展。两岸和平统一“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为两岸同胞描绘了一幅绚丽美好的图景。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是发展的保障。维护台海和平，促进两岸共同繁荣，我们要继续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正确认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心得【第二篇】

摘要：两岸关系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热点话题，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关心时事，认识两岸关系的动态，抓住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这是在新起点上加快推进两岸关系的重要任务，这也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尽到的义务。

关键词：两岸关系历史问题交流台湾问题新形势

一、历史视野中的两岸关系

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大陆方面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的发展从此进入历史新时期。《告台湾同胞书》就是在这个重要历史背景下发表的。30年来，大陆方面为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江泽民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党的十六大以来，大陆方面就对台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赋予对台方针政策新的内涵。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和实施，把大陆方面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法律化，表达了大陆方面坚持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和最大诚意，同时表明了全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台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

二、两岸经济关系新进展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在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1987年底，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态被打破，两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两岸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形成互补互利的格局。1992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双方在此基础上举行首次“汪辜会谈”。2005年，国共两党领导人实现历史性会谈，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08年3月，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两岸关系迎来难得历史机遇。2008年5月以来，本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两岸协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并取得重要成果，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双方妥善处理一系列问题，保持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势头，推动两岸关系展现出和平发展的前景。今天，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维护台海和平、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日益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一个中国的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

三、两岸文化交流有新突破

打破不必要的人为障碍、樊篱，推动教育、文化、社会各方面交流合作是为彼此促进、彼此激励提供保障。

2011年4月24日，大陆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与颇有渊源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共迎百年校庆。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两个清华大学开始越来越紧密地交流互动，这是整个两岸高校交流互动的缩影或者说文化交流的一个面向。两岸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教育合作，以及台湾开放大陆学生就读等文化合作为增进两岸相互了解，深化两岸高等教育合作，甚至对于提升国家民族的竞争力都有很大帮助。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是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和共同财富，也构成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文化基础的核心内容。维护和增强这个核心，最主要的就是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将有力地增强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提供两岸关系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民意支持。

在两岸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两岸各界大交流已经形成新局面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知到通过文化交流去提升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特别重要性。两岸同胞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中华文化的传人;进而认为大陆和台湾是自己共同的家园，要守护好、建设好这个家园;再进而认为自己负有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样就能够消除许多误解和不必要的疑虑，进一步彼此理解、信赖和关怀，进一步交流合作、互利双赢;也就能够超越政治歧见，在发展中去解决各种问题，不断拓宽两岸关系前进的道路。

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协调发展是保障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协调发展。一个文明社会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共同进步的社会。两岸关系发展也应当是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过程。

两岸关系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要创造很好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来推动两岸政治问题的解决。两岸已有共识，敏感、高层次政治问题暂时先搁置，给两岸老百姓尤其是两岸青年比较好的、宽松自由、共同发展的空间。在共同发展的时空环境背景下，两岸相互促进，相互了解，为达成两岸问题最终政治解决的共识创造较好条件。

五、启示与展望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启示我们，要将两岸和平发展向和平统一方向引导，除了搁置争议之外，我们还需站在争取台湾民心的战略高度，在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等方面不断细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图。胡锦涛六点意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提出了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战略要求，体现了解决两岸关系重大问题的新思路、新观念、新主张，也体现了破解难题、打开僵局的政治智慧。贯彻落实胡锦涛六点意见已经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轴。今后要进一步重视让台湾民众特别是基层民众广泛参与两岸经济社会合作进程，注意保障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促进两岸更好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只有踏踏实实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我们才能有效地构建基础坚实、支撑有力、内涵丰富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和统一国家的认同，为两岸最终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并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细数两岸名校渊源台多名知名校友倾力两岸关系[N]，中新网，2011-04-24

【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N]，新华社，2011-03-16

【3】新闻资料：两岸经合会的来龙去脉[N]，中新网，2011-02-22

【4】《中国和平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回顾和前瞻》，郑必坚

正确认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心得【第三篇】

一、我国已进入统一台湾进程。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后，台湾当局非常焦虑，担心什么都站不住美国阵营，甚至美国第一的西方诽谤新疆强制劳动。这一切都表明，他们面越来越向前的统一进程是非常痛苦的。这也正好说明中国已经进入统一台湾的过程，两三年前就是这样，现在统一过程正在稳步推进。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感情和民族认同谁也改变不了势力。

二、统一台湾的积极因素。

1、中美国力平衡不久将来会有反转。

两岸无法统一的本质是中美实力存在差距，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权衡统一时机和所付出的代价;美国遏制的影响正在减少，因此中美国力平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反转。

2、欧美联合、日本蠢蠢欲动催化国内统一。

以日本为例，安倍最大的目的是修宪，国内需要民众支持，国际需要美国支持。

3、台湾当局玩火。

美台签署了海岸警卫队工作组的理解备忘录，其直接结果是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

三、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统一。

1.坚定的理想信念。

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充满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感情。

2、真挚的人民感情。

人民至上论，人民幸福论。

3.高度的文化自信。

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自觉自信、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自觉、保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自觉、对党和国家事业前景的自觉自信。

4、勇敢的负责精神。

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党治党、美好世界。

正确认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心得【第四篇】

摘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道德国际伦理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文章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ethics)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English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and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Harries,“Power,Morality,andForeignPolicy”,Orbis,Fall,2005,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Rationality,Morality,andImpossibilityTheorems”,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80,,,“Rationality,Morality,andExit”,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92,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Harries,“Power,Morality,andForeignPolicy”,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1954).RealitiesofAmericanForeignPolic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4,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Donnelly,“Twentieth-CenturyRealsim”,,eds.,TraditionsofInternationalEth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Harries,“Power,Morality,andForeignPolicy”,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Harries,“Power,Morality,andForeignPolicy”,

[16],“MoralValuesandInternationalPolitics”,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973,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