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日记【范例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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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日记【第一篇】
2009年9月6日
有谁知道治疗肺癌的医生
在天涯重庆发这篇帖子时，我几乎没有抱任何期望。家人和医生的表情，已经清楚地让我明白，自己得的这病远比想象的要可怕得多。我并不害怕死亡，只是一想到年仅9岁的儿子和深爱的妻子，就比任何时候都想活下去。
2008年9月，我就常感到胸口隐隐疼痛，当时工作很忙，因此并未在意。等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已经是2009年4月了，胸口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到西南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癌。当听说我母亲是得肺癌去世的，我平时抽烟又很多，医生低声说了句：“太不负责任了！”他当时的神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如果我及时到医院检查，如果我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果我不抽烟不喝酒……然而，人生却没有那么多的假设让我可以“如果”。
在确诊是肺癌后，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进行保守治疗，建议我去看中医。现在我的关节疼得越来越厉害，前段时间吃止痛片还有效，每天还可以勉强到楼下去散散步，可现在吃什么药也不管用了。每当疼痛难忍时，我就想，人终归都得走到死亡这一步，只是我提前去了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可这样的自我安慰只是自欺欺人，我是如此渴望活下去。
最开始，我也曾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病魔，相信奇迹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现实是，我不久就将离开这个世界，每思及此，妻子、儿子、亲友的面孔就会在脑中映现，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每每看到关于死亡的帖子，便会立刻关掉，我还是不敢面对死亡。然而随着病情一天天加重，我不得不一点一点地放弃了能够治疗或者长期控制病情的幻想。从绝望、希望、奢望到彻底失望，我最终回归到现实，努力去面对一切。
病痛的折磨让我必须直面死亡，也因此慢慢理解了生死，虽然在想到妻儿时，仍旧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2009年9月14日
爸爸，你的病好些了吗
疼痛带来的折磨让我生不如死，我准备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样，对家人和自己都是一种解脱。
那天深夜，我拿出了偷偷预备好的安眠药，准备自杀。临死之前，我想再去看妻子和儿子一眼。看到熟睡中的妻子脸上虽然挂着深深的疲惫，眉角却依旧流露出坚韧，我失去了勇气，想多留在世上陪她一天，最终，我把药倒进了马桶里。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个晚上，我睡下后，妻子常偷偷跑到卫生间痛哭。
9岁的儿子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床边来看我，第一句话总是说：“爸爸，你的病好些了吗？”当听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会表现得十分高兴，说要我好了以后带他去北京看升国旗。年初时，我曾答应过他，国庆节时带他去看升国旗……想到这里，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每天儿子上学、妻子上班后，我便开始了自己孤独的一天，看电视，或在16楼的阳台上远眺小区的绿色和行色匆匆的人们……
腿部关节越来越疼痛，晚上睡觉成为我一天中最痛苦的时候，每当这时，我便会再一次想到离开这个世界，解脱自己；可随即又会想到妻子和儿子，心中就充满了不舍。每晚，我都在这样的矛盾中挣扎，内心所受的煎熬一点儿也不比病痛带来的煎熬少。亲人们都知道我的病情，都希望我能多坚持一些日子，我也知道在疼痛面前认输，是懦弱的表现，是对亲人的不负责任，可这种生不如死的感受，他们不会明白……
2009年9月20日
在儿子面前我应该是勇敢的
昨天，我想到楼下花园坐一坐，刚进电梯就坚持不下去，好不容易到了一楼，出电梯后就坐在了地上，一同下楼的邻居们都好奇地看着我。这样走走停停才坚持到了花园里，看到许久未见的绿色，内心里一时间汹涌澎湃，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来年的绿色。坐了45分钟，我就坚持不下去了，可一站起来才发现，从花园到电梯，300米的距离，我走不过去。眼泪又不停地流下来，好不容易等保安过来，在他的搀扶下，我才走到家门口。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尊严不复存在，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
下午5点妻子和儿子回家时，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每当这时，我就告诉自己，勇敢地活下去，是自己能为他们做的全部。我生病后，妻子真的很辛苦，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伺候我。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还做她的丈夫，好好爱她，好好疼她，弥补今生对她的亏欠……
很想把实情告诉儿子，虽然我不想让他幼小的心灵去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但我清楚，他必须要学会面对没有父亲的生活。只是，这个口，真的好难开……
昨晚儿子回家后心情不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知道我的病有多严重了。儿子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小声说，他有个同学的父亲因为癌症去世了，他不想让我死。我赶紧背过身去，怕他看到我的眼泪。
睡觉时，我告诉妻子，癌症晚期的疼痛是无法忍受的，如果真的爱一个人，就应该让他早点儿走，这样对病人自己和家人都是一种解脱。妻子听后，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失声痛哭，她说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我的生命：“你上次丢在马桶里的安眠药我都看见了，你怎么能这么自私，抛弃我们，你想过我和儿子吗？你没有看到儿子因为你的病，都变了吗？你多活一天，我和儿子就多一份希望，希望你在儿子面前是勇敢的……”
今天妻子和儿子都在家，看到儿子帮着妈妈做这做那，每做完一样就问我做得对不对、好不好，我突然开始留恋家庭的幸福和温馨，后悔自己生病前用心去体会和感受的太少太少了，也越来越后悔以前有那么多没做好的地方。
2009年10月9日
交代后事
国庆节这几天，我过得既高兴又难过。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让我暂时忘却了病痛，可一想到这样的日子如此有限，就会无比伤感，真想让时光就在这一刻停止。
晚上儿子睡觉后，我和妻子聊了很久，其实是给妻子交代我死后的事情。关于儿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妻子一一答应了我。在谈到妻子以后的生活时，我们发生了争执，我要妻子找一个爱她的男人一起生活，人品一定要好，并且我就这件事情已经拜托了她的姐姐和姐夫。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她生活得幸福，可是她听后，却放声大哭，无论我如何劝说都停止不了。
那一刻，我们从恋爱到结婚的一点一滴都清楚地浮现在我脑海里，让我百感交集。
2009年10月12日
妻子装上了防盗网
昨天上午，妻子叫来一支安装队，把窗户和阳台全部装上了不锈钢防盗网，还加了锁。我知道，这是我对妻子说要自杀之后她采取的防范措施。
儿子回来看到后，天真无邪地说：“爸爸，这下你就不怕小偷了。”我和妻子听后眼里都噙满了泪水。
今天，儿子的姨妈到妻子单位找她，希望我们这段时间把儿子交给他们带，说学校已经找好了，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虽然我们都舍不得，可想到自己的现实情况，病痛一天天加重，只好同意了。
晚上，妻子和儿子认真地谈了这件事，我们都担心他不愿意去，可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要求我必须每天给他打电话，星期天他要回家来看我。儿子真的长大了，懂事了。失落之余，我心里感到一丝丝慰藉。
儿子今天早早就睡了，我进去看他时，却发现他脸上还挂着眼泪。
2009年10月16日
最后的告别
今天又来到天涯，和朋友们聊聊。看了朋友们的留言，真的很感动，大家给我的所有治疗建议和推荐方法，妻子基本上都尝试了。虽然收获不大，但是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朋友们。
感觉自己已时日无多，今天来，算是一个告别吧，不知道下次再来是何时了。虽然并没有参透生和死，虽然有太多的留恋与不舍，但在这一天来临时，我希望自己是勇敢的。
11月23日，胡志明的妻子以丈夫的ID发帖：胡志明已于11月19日晚上10点35分走了……
死亡日记【第二篇】
那无疑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我清晰地看到吊灯里的自己，被一片白色包围，像一个欲飞的天使，很安祥。我睁着眼凝望，恍惚中，我似乎又透过吊灯里自己的瞳孔看到了躺在那里的又一个自己，一直安静地等待死亡。
那是一个安静的早晨，阳光温暖地洒了进来，照在我那僵躺着的身子上。
然后，一阵开锁声在空荡的屋子里响起，一个老女人错愕地看着我，她的眼里充满恐惧。看到她颤抖的双手滑过我冰冷的两颊而我却毫无知觉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死了，彻彻底底地死了。
没想到我真的可以这样死掉。
死亡日记【第三篇】
1959年12月，朱建平出生于江西的一个普通农家。出身穷苦的朱建平从小就盼望着走出深山，考进大学。可他的高考成绩却与录取分数线相差两分，最终还是与大学梦想失之交臂。无奈之下，朱建平回到了家乡务农。1984年9月，经人介绍，朱建平与小自己4岁的女子李享华结为夫妻。1987年9月，大儿子朱成斌出生，1989年7月，小儿子朱乐出生。
由于妻子身体不好，朱建平的收入也不高，家里的经济条件非常差。尽管如此，朱建平还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两个儿子身上，努力地培养他们。转眼间，朱成斌、朱乐兄弟俩已经步入初中，他们乖巧听话，学习成绩优异。2001年3月，朱建平听人说县城教学质量好，便费尽周折托人将小儿子朱乐由乡下的中学转到县城第二中学寄宿读书。平日，朱建平经常坐车赶往县城，向老师询问孩子的学习成绩。为了加强小儿子朱乐的身体营养，他还常常长途跋涉，将家里炖好的老母鸡汤和土鸡蛋送到县城给儿子吃。
然而，幸福是如此短暂，厄运悄然降临了这个温馨的家庭。
2001年9月，妻子李享华细心地发现丈夫脖子的淋巴结处长出了一个肿块，而且一天比一天大，李享华催丈夫去医院检查，但此时的朱建平一心放在孩子的学习上，便推说自己的肿块不痛又不痒，不碍事，没有管这件事。
2002年初，朱建平突然开始剧烈咳嗽，并一病不起，全家因此陷入了困境。眼看两个孩子要开学了，李享华为了学费和丈夫的病情愁肠百结。无奈之下，朱建平和妻子流着眼泪做出决定，让大儿子朱成斌暂时辍学。2002年春天， 年仅15岁的朱成斌不得不放弃优异的学业，告别父母，跟着亲友去了江苏镇江一家私人面包房打工。
可厄运的脚步并未停下来，朱建平颈部的淋巴结越肿越大。2002年冬天，李享华和大儿子朱成斌陪着丈夫来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检查之后，医生把李享华叫到一边，认真地说：“你们还是回去吧，不要浪费钱了，把钱留给儿子上学用，你丈夫的病是晚期淋巴癌，要治也只是化疗，但对于你们这样经济条件的人来说是承受不起的，而且收效甚微。”
听完医生的话，李享华的泪水在眼里直打转，她强忍悲痛和大儿子商量好，先不把实情告诉朱建平。两天后，夫妻俩从镇江回到了村里。2003年2月，朱建平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南昌二附医院再次检查，确诊为恶性晚期淋巴癌。这次，朱建平终于知道了，自己得的是绝症！
临终前写下“死亡日记”
从南昌检查回来，朱建平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看到家人还在为自己寻医问药四处奔波，朱建平摇手拒绝：“不要再浪费钱了，把钱留给咱乐乐读书用吧，他现在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钱对他的用处大啊！”
随着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朱建平自知，自己留在人世的时间已不多了，他想给自己的孩子留下点什么东西，可是，留点什么呢？朱建平思来想去，决定给两个儿子写下一本日记。
2003年6月3日，朱建平特意买来一个笔记本，把妻子叫到面前说：“我现在有很多话想对两个孩子说，可他们都不在身边，我要给他们写日记，把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全写在上面，我死后，你拿给他们看。”
当天，朱建平在本子上写道：
“斌斌，乐乐，我要走了，但我实在是太舍不得离开你们，现重病缠身，时常悲哀思念到你们兄弟俩，想到你们年纪太小，家又贫苦，小小年纪正需要父母亲的教育培养，然而命运就是这样无情，把我们亲骨肉就此分开。但你们兄弟俩不要太悲哀，要沉着，要保养好身体，要挺起胸膛，充分利用自己的头脑，冷静对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个家从此就靠你们来承担，望你们能为爸爸争气，为这个家争气，为了这个家一定要努力，天天进步……”
写好后，朱建平一字一句地念给妻子听，妻子听着他写的日记，泪流满面。
“斌斌儿：你是爸的一个好儿子，十五岁就在外打工为家挣钱，在爸心中，你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本领的儿子。我走了，这个家的千斤重担就由你来负担，不要悲观失望，要向前看，要多学技术多学本领，要学好学精，要懂得人情世故，重视骨肉亲情，要孝顺，尊重你娘，不能暴躁，要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关于弟弟读书的事，你一定要想法尽力去帮助鼓励他，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求他读重点，供弟弟读书，家里的钱肯定紧缺，请你帮忙帮他解决，他在读书的时候，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兄弟之间要互相帮助，要互让互爱，遇到困难要帮忙解决，发现问题，要冷静对待，不要争斗，家和万事兴。选什么事业，都得先想好后去做，要跟得上社会，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乐乐儿：要你读书，一切都是我的愿望、我的理想，可你真要为爸爸争气，为这个家争气，从今以后一定要认真去读书，不要因爸爸的死而过分悲观，过分悲观会让大脑受到刺激，如果你现在不去读书，那你就真的辜负了爸爸对你的一切指望。我走了以后，你娘、哥哥会尽力会帮你，以后你在学校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一个人只有身体好，才能得到所想的一切。一定要勤奋钻研，虚心求教，最后给你说上几句：你一定要懂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对于家里欠下的一万多元债务，朱建平在日记里这样写着：
“人总是要死的，在生命旅途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感到焦虑、愤怒、失望。我已失去了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和愿望。不久于人世，一切问题都很敏感，想到自己的抱负尚未实现，两个孩子又小，家里还欠着重债，我牵肠挂肚……”
一个星期后，即2003年6月8日晚上9点，朱建平写完这最后一页日记，撒手离开了人世。
父亲，您可以含笑九泉
在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后，朱成斌与朱乐兄弟俩从抽屉里找出这本日记，泪流满面地读着。
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让弟弟考上重点大学，长兄如父，朱成斌继续在外面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朱成斌每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但只要工资一发下来，他只给自己留一百元生活费，剩下的钱全部寄回家里供弟弟缴纳学费。而母亲李享华则在县城租了间房，一边照顾小儿子读书，一边办起了一家托教中心，帮一些打工者照看他们的子女，赚钱维持母子俩的生活开销。
在哥哥和母亲的照顾下，朱乐勤奋读书，好学上进，中考毕业那年，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上县重点高尖班，2008年高考，朱乐又以理科536分的成绩被广西大学录取，终于实现了父亲当年要求自己考进重点大学的遗愿。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朱乐特意踏上父亲的长眠之地祭拜：“父亲，您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儿子终于考上重点大学了。”
村里的八十多户父老乡亲闻讯，也都纷纷上门向朱乐祝贺，恭喜他考上大学。酒席散尽，朱乐回到自己家里，取出那本父亲当年写下的“死亡日记”,一个人坐在灯下静静地看着，泪水一滴滴地落下来。
2008年8月8日，朱成斌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一繁华地段的面包店也开张了，尽管投资的十几万元钱都是他向各处借来的，但朱成斌相信，自己一定能经营好这个小店，改善家里的生活。而就在这时，一位善良的女孩也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个叫吴霞(化名)的姑娘，很欣赏朱成斌的坚强和勇敢，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吴霞的家境较好，却从不因此而嫌弃朱成斌，得知朱乐读大学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她主动提出，包一个2000元的红包送给朱乐。
2008年9月，朱成斌、朱乐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开来，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为了帮助朱乐顺利完成学业，金溪县纪委、金溪县监察局和县教育局等部门联合捐款8000元资助朱乐。当收到这笔捐款时，47岁的李享华热泪横流，激动地对朱乐说：“儿呀，你要记住，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这些好心人，要感谢政府，努力报效社会。”
朱乐进入大学后，马上在学校找了份兼职的清洁工的工作，每月能有200元的收入，他在电话中对母亲和哥哥说：“你们不用为我担心了，我现在也能自食其力了。”
死亡日记【第四篇】
《财经》记者 宫靖 刘京京
3月，早春时节，全国30个省份(除)均现手足口病疫情，且来势凶猛。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多发生于五岁以下儿童，可引起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疱疹。少数患儿可引起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脑炎等并发症。个别重症患儿病情发展快，导致死亡。
据卫生部通报，截至3月26日12时，全国共报告手足口病例41846例，其中重症病例94例；报告病例中五岁及以下儿童占%。截至3月26日24时，全国报告死亡病例18例。
去年，同在这个季节，安徽省阜阳市暴发手足口病疫情。共报告6049例，死亡22例。嗣后，2008年5月2日，此病被纳入丙类传染病。一年后，又一次大疫当前。
更令人担心的是，部分县、市在疫情蔓延之际，仍有防治疫病等方面的严重疏漏。
3月27日，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主任邓海华针对手足口病疫情表示，河南民权县、山东菏泽市可能存在病例漏报。
菏泽市被多家媒体指瞒报或漏报手足口死亡病例至少三例。3月25日晚间，当地卫生局承认，在公开的死亡名单之外，近期还有四名患儿死亡。
在民权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披露，该县涉嫌隐瞒手足口病例数量，以及对十名死亡患儿未予报告。
听闻此讯，卫生部派工作组赶赴民权县调查指导；而后，又从民权县赶赴菏泽市，指导当地防疫。
截至3月26日12时，民权县报告手足口病例419例，死亡两例；截至同日24时，菏泽市报告手足口病例1303例，重症48例，死亡四例。
菏泽：被质疑的疫情
3月中旬以来，不断有菏泽本地居民在网上发贴或向媒体爆料，称当地手足口病引发死亡病例众多。未经求证的“保守数据”,高达二三十例。
根据上述线索，《新京报》等媒体于3月24日调查披露，菏泽市传染病医院患儿家属证实，该院从3月19日到22日，至少已有四名患儿“疑似手足口病”死亡；3月8日至23日，至少有两名患儿死亡。
3月25日，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一行三人紧急从河南民权县赶往菏泽市。几乎与卫生部派员同步，山东省卫生厅网站于3月24日上午9时30分，对外通告菏泽市有两例死亡病例，七个月龄的患儿刘心昆，于3月22日20时23分死亡；一岁零三个月的患儿张衡于23日12时35分死亡。但这两例，均非此前媒体调查到的死亡患儿。
3月25日晚，菏泽卫生局向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公开承认，从3月8日至23日，当地有六名患儿死亡。但是，除了山东省卫生厅已公布的两例，其余四例未被确诊为手足口病。这四例死亡患儿，其中至少三例，媒体认为与手足口病有关。
四例新增的死亡病例中，两名死于患儿家属爆料的菏泽市传染病医院。死亡时间分别为3月14日和19日。菏泽卫生局将其死因描述为“手足口病(待排)”。
另有一名患儿死于菏泽市立医院，即为媒体点名报道的第一例死亡病例。菏泽卫生局表示，曹县王集镇张店村的一岁四个月的男性患儿张怡柯，因“疑似手足口病”,3月8日在菏泽市立医院死亡。
媒体点名报道的第二例名单之外的死亡患儿，是三岁崔淑月(音),菏泽卫生局认为该名患儿死亡原因为病毒性脑炎。
媒体报道的第三例死亡婴儿程梦娇，未出现在菏泽卫生局承认的名单中；巨野县章缝镇程庄的九月龄女婴程梦娇，在当地医院被诊为手足口病后，转诊济宁市传染病医院，并于3月17日死于该院。但按照中国传染病报告制度，此病例的统计口径应为菏泽市，但上报责任方为济宁市。
3月27日卫生部的新闻会上，济宁市被爆上报一例病例。但《财经》记者尚未核实此病例是否程梦娇。
菏泽市下辖八县一区，根据菏泽市现有公开疫情通告，八县一区发病率均较高。而媒体只是根据众多线索的一部分进行简单求证，即发现数个死亡病例。
对于山东菏泽是否存在瞒报或漏报，在卫生部的新闻会上，邓海华强调：“由于工作的水平问题、工作的质量问题，可能存在漏报的情况。”
邓海华还表示，至于是否存在故意瞒报，需要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综合调查，有了结果会进行公布。
民权：疑问未解
河南省民权县的疫情受到关注，也是由于当地居民提供线索和媒体报道。
3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调查新闻称，民权县通过病历造假的方式，隐瞒手足口病实际发病人数；并且，至少有两名患儿死于“疑似手足口病”。
民权县与山东菏泽市紧邻，隶属河南商丘市，位于河南商丘、开封和山东菏泽两省三市结合部。辖18乡镇525行政村，总人口万人。2002年被国家列为扶贫开发重点县。
3月18日当天，卫生部派出工作组火速赶往民权县，并于当天晚间展开调查。工作组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相关司局工作人员，以及北京地坛医院有关专家组成。
3月19日，卫生部对外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工作组认为，不能完全排除两名死亡患儿感染手足口病的可能；当地患儿病历普遍存在描述不细、书写质量较差问题，但通过病历造假隐瞒疫情可能性较小；当地存在救护车收费过高，县疾病控制中心借疫情向百姓推销伊康初乳胶囊保健品问题。
工作组同时称，2009年1月1日至3月18日，该县共报告手足口病患儿220例，数量为河南省第一位，当地防控形势严峻。
3月21日，河南省卫生厅网站“内部明电”,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和卫生部工作组初步调查结果作出回应，宣布了问责结果：民权县分管副县长朱华光被责成向县委、县政府作深刻检查；县卫生局局长杨保军被免去领导职务，降级使用；县人民医院院长王在启、县疾控中心主任黄绍方被免职。县卫生局给予疾控中心副主任袁鸿留党查看一年处分、免去职务，其他有关人员及县人民医院两位分管副院长将后续处理。县人民医院120急诊科长苏婧被撤职，救护车司机王七龙被辞退。
3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民权疫情再报，称卫生部工作组正式确认两岁半的胡文艳死于手足口病，河南省“没有手足口病死亡病例”的说法被打破。同时，其记者调查发现，民权县从1月25日至3月17日，至少有十名患儿“疑似死于手足口病”。十名患儿的名字、年龄、户籍地、死亡时间均被一一列出。其中3月死亡五例，2月死亡四例，1月一例。
同一天，卫生部第二批工作组进驻民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称，当天，北京地坛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的三位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来到北关镇卫生院。该镇当时确诊上报病例12例，但医疗小组翻看门诊工作日志却发现，从3月7日至当天，实际的手足口病患儿远高于12例，至少上百例。
事件显然远未结束。从卫生部到河南省、商丘市以及民权县的卫生部门，目前均未向社会回应十例死亡患儿的相关情形。
在3月27日的新闻会上，邓海华明确表示，民权县在手足口病防治工作中存在问题，例如县人民医院管理混乱，诊治不规范；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不细、不深入，以致一些县乡级医生没有能够掌握手足口病的诊疗标准；要求病例上报需要三个专家，也不符合手足口病诊疗的实际情况。以上问题都容易造成漏报。
对此，卫生部专家已对该县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纠正。
“行政审批式”确诊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
2008年5月，手足口病被正式列为丙类传染病后，中国卫生部广征国内外专家意见，形成了《医疗机构手足口病诊疗技术指南》《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2008年版)》等文本。上述症状描述即出自这些文本。
一位参与上述指南制定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解释说，按照上述文件，一名县医院有资质儿科医生，即可临床诊断多数的病例。 目前，这些文本已传达至中国基层，部分乡村医生也接受过相关培训。
然而，疫情严重的民权县和菏泽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三个以上专家”在病例上报前进行共同确诊的做法。正如邓海华所言，这是容易造成漏报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成军告诉《财经》记者，只要是传染科或儿科医师，应该都有资格做出临床诊断， 无需数位医师共同签字确认。然后，该医生就应在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未实行网络直报的医疗机构则应在24小时内寄出传染病报告卡。
上述标准化的科学诊断模式，在山东、河南两省的部分地区却变了样。临床确诊病例不再是一种独立的医学判断。民权县和菏泽市部分地区，均需要数位副主任医生签字确认，甚至还需医院院长或分管院长签字；再甚至还要当地卫生局长、副局长签字，然后方可以通过网络直报。
在山东菏泽鄄城县，《财经》记者发现其手足口病诊断更为复杂。鄄城县卫生局副局长崔汝冰表示，只有省级医疗部门才能确诊手足口病，县级医疗单位只能临床判断疑似手足口病。
3月18日，该县卫生局曾要求，疑似手足口病患者要有三至五人专家组进行认定，并由专家组组长、分管院长、院长、卫生局长签字才能上报菏泽市。
死亡日记【第五篇】
民工高空坠落死亡
2006年8月25日上午，江苏省兴化市张郭镇雄达不锈钢厂，一群民工正冒着高温紧张地安装厂房彩钢瓦，忽然，一位民工一脚踏空，从8米高的房顶坠落下来，当即七窍流血，昏死过去，后经医院抢救，不治而亡。
死者名叫卞红林，38岁，是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便仓镇农民。去年，卞红林的父亲突发急病身亡，母亲患有深度糖尿病奄奄一息，作为长子的卞红林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背井离乡，随同妹夫马永祥来到张郭镇打工，帮企业从事彩钢瓦安装。
今年8月中旬，马永祥等人接到张郭镇经销彩钢瓦的个体工商户施玉安的电话，要求马带人帮助他到雄达不锈钢厂安装彩钢瓦。原来，施玉安以31680元的价格，揽下了雄达不锈钢厂彩钢瓦供应及安装生意。一听有活干，马永祥带着卞红林等4人兴冲冲地来了。
按照规定，雄达不锈钢厂将工程转包给施玉安，首先要查看施玉安有无施工资质，但厂方没这么做；施玉安在施工时，应在现场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如张结安全网、置放安全气垫等，但施玉安也没这么做。结果，卞红林从高空坠落死亡。
卞红林不幸死亡的噩耗传到家乡，家里的亲属担心其老母亲经受不住打击，便暂时瞒了她。
当晚，卞红林妻子、16岁的儿子、妹妹等近亲属一行20多人来到张郭镇处理卞红林善后事宜。
死者亲属：数人遭暴打3人被拘
张郭镇是苏中地区近几年来快速崛起的水乡名镇，有1000家多种经济成分的工业企业，2005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亿元，社会总产值突破50亿元，镇党委书记赵某还兼任兴化市委常委。
卞红林亲属认为，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乡镇出了这样一起人命事故，镇党政领导肯定很重视，一定会积极妥善处理善后时宜。然而，他们一到张郭镇才发现事情远非想像的那样。当晚接待死者亲属一行的是张郭镇法律服务所的一名主任，他给死者亲属上了一堂“法制课”：“工伤死人的事情在张郭镇是经常发生的，去年就死了两个，一人赔偿了万元，另一名死者亲属因为吵闹，最后只赔了万元。”
8月26日、27日是双休日，因为政府机关不上班，卞红林的亲属们就与镇法律服务所主任、镇派出所商谈如何赔偿。商谈一直十分艰难，卞红林的亲属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和江苏省高院的有关规定，提出了向厂方和施玉安索赔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21万元，而镇法律服务所、派出所对照《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认为他们提出的赔偿金额过高，最多赔10万多元。为了尽快得到赔偿，死者亲属同意降低赔偿数额，可是镇法律服务所、派出所雄达不锈钢厂、施玉安等责任方商谈时，责任方相互扯皮，都不想出钱。
8月28日上午，谈判再次停顿，镇法律服务所叫卞红林的亲属准备向法院，由法院裁决。然而，法院审理没有几个月根本结不了案，再说，卞红林家里本已穷得一贫如洗，所以亲属们还是希望能尽快协商解决，及早让死者入土为安。为此，他们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张郭镇政府，请求镇领导出面协调一下。
卞红林的妹妹卞银花向记者回忆起他们在镇政府的遭遇。
卞银花说，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和卞红林的妻子、儿子、岳母等人来到张郭镇政府大门前，请求镇领导出面解决。他们一行陆陆续续进入大门后，遇到一位50多岁的男人，听旁人说，这个男人姓李，是镇政府的一名领导（后经记者了解，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她和众人当即跪在这位“李大人”面前，这位“李大人”一见，拔腿欲走，她就抱住他的腿，哭着请求他出面主持公道。在拉扯中，“李大人”一个踉跄，跌倒在地。镇政府办公室立即电话调警，不一会镇派出所自称吴所长的警察首先带领5名联防队员赶到现场，不一会40多名联防队员、城管队员、警察也紧急来到现场。
卞银花说，这伙人来了，见到妇女就抓住头发往地上来回砸，见到男人就摁在地上，用脚拼命地踢、挤压，她大声责问：“你们怎么能打人呢？”“谁叫得凶，就打谁！”一位“大盖帽”见她在责问，对着她就是一拳。
8月29日，记者接到消息后，赶到现场采访。记者看到，卞银花右臂、被打得发紫，右手大拇指红肿。在记者的提醒下，卞银花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发现，大拇指骨折了。卞银花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卞红林的儿子卞锦国只有16岁，是未成年人，也被打得鼻青眼肿；卞红林的岳母是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被打得哭爹叫娘。
被打完以后，卞银花等人被派出所所长顾金良带到了派出所，中午时分，一辆警车呼啸而至，以涉嫌妨碍公务罪的名义对死者卞红林的妹夫马永祥、舅舅季明松、表弟向福兵实行刑拘。
警方：死者亲属袭警
张郭镇派出所所长顾金良矢口否认民警打人。他告诉记者说，民警不但没有打人，相反警察遭到了对方的袭击。
顾所长说，事发时，他在外处理其他事务。那位被人们称为吴所长的是派出所普通民警吴学宝，接到镇政府的报警后赶到现场，吴学宝一到现场后，立即被7个人按倒在地毒打，并撕坏了吴学宝的警服，吴学宝被打得浑身是伤，奋力挣脱后，立即向他打电话请求警力支援，他立即驾驶摩托车来到现场，看死者亲属人数很多，大约有30人，于是立即调来镇联防队员、城管队员控制局面。
至于死者亲属中多人受伤，吴学宝认为，是他们袭警在先，警察在拉拽过程中可能导致死者亲属方皮外擦伤。
8月29日傍晚，记者见到了吴学宝，提出想看看他被毒打的伤口，吴学宝撩起上衣，记者看到，他的胸口有被抓伤的红印。
接待记者采访的张郭镇团委书记、纪委副书记朱立兵说，当时死者亲属冲击政府办公大楼，政府大楼内生命、财产十分危急时才报警的。记者问到：死者亲属是否携带了凶器？他们有无走进政府大楼？政府大楼门窗是否受到损坏？朱立兵承认，死者亲属没有一人携带凶器，没有一位死者亲属进入大楼内，镇政府大楼毫发未损。记者问他，怎么证明政府工作人员生命、财产遇到了危险？朱立兵没有回答。
旁证：死者亲属确实遭暴打
现场到底谁先动手打人，到底有无袭警？为了了解真相，记者走访了事发时的旁观群众。
78岁的武云（化名）老人告诉记者，她家就住在张郭镇政府旁边，事发时，她就在现场，她自始至终没有看到死者亲属打人，相反看见许多戴“大盖帽”的人将死者亲属打得在地上翻滚，这些“大盖帽”用脚对着死者亲属拼命乱踢、乱踩，尤其对妇女、老人穷追猛打。武云老人义愤填膺，流着泪说：“这些大盖帽太歹毒了，人家活生生的一个人死了，家里的亲人还要遭此毒打……”
一位在现场旁观的赵姓店老板证实了武云老人的说法。他说他看到许多妇女、老人被打后，倒在地上，被“大盖帽”拖来拖去，边拖边打。
8月30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兴化市公安局，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通报给了兴化市公安局陈局长。他表示，将派人严查此事。9月8日，记者接到了兴化市公安局的情况报告，否认了警察打人。从报告来看，为处理卞红林的善后工作，公安部门作出了很大努力。一方面约请法院等部门对死亡赔偿金进行了认真核算，一方面派人到事发地与有关部门一起商谈赔偿金额。9月12日，责任方与卞红林的亲属签订了赔偿万元的事故死亡赔偿协议。兴化市公安局也积极准备变更3名刑拘人员的强制措施，拟对3人实行取保候审。
建立安全事故伤亡赔偿快速通道
死者卞红林的亲属在经历了数人被打伤、3人被刑拘后，才获得事故死亡赔偿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如何建立安全事故死亡快速赔偿通道，及时告慰死者亲属，避免像这种流血又流泪事件的发生？
中国有句老话：人命关天。发生安全事故人身死亡后，死者亲属情绪激动是在所难免的。此时，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稳定工作，通过做思想工作和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等方式疏导当事人，稳定当事人情绪，以防矛盾激化，确保社会稳定。
发生安全事故人身死亡后，最重要的是如何让死者亲属得到赔偿，因为，死者已经死亡，生者还需生活。而目前的现状是，安全事故人身死亡后，死者亲属很难迅速得到赔偿，相反还要流着眼泪，不得不陷入扯皮、推诿的旋涡中。
之而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一是我国目前处理各类人身死亡赔偿纠纷的法律规定不相统一，且这些规定大多以司法解释或法规、规章的形式存在，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人身死亡赔偿法律。如雇佣劳动中安全事故死亡赔偿纠纷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处理工伤事故死亡赔偿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此外，还有许多办法、说明、通知等相关规定等等。各类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各不相同，各地也有各自不同的赔偿标准，如工伤事故死亡赔偿金只有雇佣劳动中安全事故死亡赔偿金的一半，医疗事故死亡赔偿金更低，甚至同一个地方也存在着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赔偿标准的巨大差异。
二是缺少一个有力的人身死亡赔偿纠纷的调解组织。从目前的情况看，发生安全事故人身死亡赔偿纠纷后，往往都是由乡、镇（街道）一级党委政府直接介入，然后召集派出所、司法所等各部门参与。虽然各有关部门都参与进来了，纠纷也有人负责处理了，但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各部门往往都没有明确的分工，都跟在党委、政府领导后面被动参与调解。这样的调解工作效率不高，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牵制了党委政府领导的大量精力。
三是调解人员的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经过多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各类调解组织人员的法律水平有了提高，但由于人身死亡赔偿纠纷比较复杂，在调解水平与法律知识要求上也比较高。
为了及时告慰死者，安慰生者，南京大学多位民法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及早建立安全事故死亡赔偿快速通道，并应尽快制定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法》，统一各类人身损害纠纷的赔偿标准。在适当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消费水平差别的基础上，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消除各类不同事故中损害赔偿标准的差别，消除同一地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损害赔偿标准上的巨大差别，明确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