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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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第一篇】

1925年震动国内外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承接以后的又一次伟大的爱国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随后的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新闻媒介的角色至关重要。斗争双方都极力掌控新闻媒体以达到设置议程、影响运动方向和进程的目的，以中共创办的《热血日报》、《向导》周报为主导，上海各界群众团体出版的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不仅利用新闻手段共同报道运动形势，揭露国际帝国主义新闻机构的欺骗宣传，而且利用媒介批评的武器，严辞抨击以《申报》为首的国内资产阶级商业大报的软弱妥协行径，以疾风暴雨式的舆论力量，迫使《申报》等商业报纸在运动中改弦更张，加入到爱国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规模性地显示了媒介批评在构建传媒进程方面的巨大功能。

一、《申报》等商业性报刊的冷漠和歪曲报道与“五卅”运动的爆发

五卅运动的爆发与新闻界有着莫大的关系。著名新闻工作者胡政之当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迨五卅案出，群情愤激，外人神经过敏，亦复危疑震骇，当时形态，实已非常重大，只以上海报界，久受外力压迫，有谩骂政府之自由而无指摘捕房之勇气，群众暴怒之情形，在上海报中，几未能有所表现。”[1]在五卅运动的起始阶段，托庇于上海租界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时报》、《商报》等一些大报，屈服于租界当局的政治经济压力，对于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一味采取消极甚至的态度，有的对事件轻描淡写，有的回避或歪曲事实，表现出妥协、动摇甚至倾向。他们在报道五卅惨案消息时，把帝国主义残暴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描写成英巡捕因群众不听劝告，不得已而开枪。它们拒绝刊登各进步团体、爱国人士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宣言、声明和通电。《时报》竟擅自删改上海市民大会通过的《上海市民致各国国民通电》，把“中国上海公共租界英工部局连日枪杀爱国演讲之学生工人市民三十余人”，改为“中国上海连日枪杀爱国演讲之学生工人市民多人”。《时事新报》更胡说“群众高喊‘杀外国人’等口号”。由于这些大报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认识不清的范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理所应当受到舆论的鞭挞。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中的评述则更为细致：

我们在这里须再把上海报纸的地位和态度补叙一下，因为上海的报纸，和五卅惨案的激起，实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上海的报纸因开设在公共租界内，不受中国官吏的管束，所以对于内政言论较为自由。反之，对于租界当局，却受着无形的迫压，往往不能自由发抒意见。上海各日报偶有攻击捕房的言论，往往被拘捕罚金。日纱厂第一回发生罢工时，就有数家报馆因登载了1篇工会的宣言被判决罚金。所以二次风潮发生时，上海报纸上只有数段残缺的冷静的记载，对于日厂暴行不敢发表公正的抗议。所以外间对于此事，绝少注意。同时上海各大学学生（学生对工人向来较有同情的态度），因顾正红被日人非法击毙，中国官厅绝不干涉，颇为不平。又因报纸态度消沉，所以派遣学生沿途讲演顾正红被杀的真相，使各界引起注意。[2]

同时《国闻周报》记者李子宽也有类似检讨：“此次五卅惨案，以日纱厂华工顾正红被杀一事为导火线，顾之被杀上海各报为积威所胁，未敢毅然主持公道，且并新闻亦不愿登载，既而上海大学学生因同情工人而被捕，捕房不准保释。斯时报纸，亦未敢一言以伸公道，遂致学生益愤外患之深，郁积无可宣泄，卒乃激成牺牲之惨剧。故从此点言，当时各报之畏葸不持正论，失职之罪，固无从逃于公论者也。”[3]从这样的角度来论述五卅事件，确实新颖别致。这既让我们看到“五卅”运动爆发原因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何以其时的媒介批评转型为媒介论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各帝国主义者对这场爱国运动胆战心惊，在使用武力镇压的同时，还大力开动新闻宣传机器，进行一系列的造谣、诬蔑。“五卅”惨案第三天，帝国主义驻北京的公使团密令在华新闻机构：“尽量宣传学生与俄人之关系，使世人不同情于学生。”[4]于是英国路透社、《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英文《文汇报》等，纷纷叫嚣说什么五卅运动是中国赤党搞起来的，是赤俄煽动的，妄图以此分化、瓦解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

《申报》是上海当时商业性大报的代表。正是《申报》等商业性大报对五卅运动的冷漠和歪曲性报道，才直接导致了新闻界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媒介批评的高涨。6月3日《公理日报》的问世就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当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发刊本报时，乃激于上海各日报之与懦弱，对于如此惨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屠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不得不有本报的组织，以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说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5] 6月11日创刊的《民族日刊》在报纸中缝登载的启事亦表达了类似的出版原因和目的。在《热血日报》、《公理日报》创刊的第二天，上海学生联合会机关报《血潮日刊》出版。为了对外宣传，上海学联还创办了《英文周报》。6月11日，上海总工会机关报《上海总工会日刊》创刊。12日，上海工商联合会主办的《工商学联合会日刊》创刊。上海一些大学出版了宣传五卅运动的铅印或油印报刊。上海工商界出版了以提倡国货为主要内容的报刊，如《国货周刊》、《国货日报》、《国货评论报》、《爱国报》、《中华国货旬报》等。《东方杂志》也刊载了宣传五卅运动的文章和四十多幅新闻图片，并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邵飘萍主持的北京《京报》和《京报副刊》以大量篇幅对五卅事件进行连续报道，全国各地出现很多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而办的刊物、壁报、传单。这实际上形成了以无产阶级报刊为主导的新闻界广泛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所拥有的报刊，则用大量的事实驳斥了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造谣和诬蔑。如《血潮日刊》用通栏大标题刊载了《外国人屠杀同胞大惨剧》的报道，详细揭露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经过，使广大群众了解了事实真相。北京邵飘萍主办的《京报》则桴鼓相应，在将近一个月的期间内，逐日以两版以上的篇幅报道惨案的经过，刊载各阶层人民声援被害同胞，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消息和来稿，停刊一切英日商人的声明和广告，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主张，并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妥协外交政策。在帝国主义报馆工作的中国工人也投入反帝斗争，以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暴行，迫使《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等无法正常出版，不得不大量缩减篇幅，英文《文汇报》只能出油印版。这些报纸还不得不态度尴尬地刊载苏联政府批驳他们造谣的抗议书。

帝国主义者见前面转移斗争焦点的计谋未售，遂又使出一种更为卑鄙的手段，出版了一种中文的反动报纸《诚言》。它不具出版机关的名称，仿照中国式样，采用一般廉价刊物中所常用的那种粗糙的铅字，以及在中国人一般习惯使用的劣质纸印刷，使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外国人的东西，企图鱼目混珠。宣传者以第三者口气说话，混淆视听，使群众运动包围在不信任、怀疑的气氛之中，以达到破坏中国民众爱国反帝运动斗争的目的。《诚言》共出版了三期。第一期《英外长张伯伦演说》，内容是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英国下院为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罪行进行辩解的答辩词，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爱国反帝斗争。第二期为《沙面一役中国学生先放枪》，是对广州省港大罢工中工人和学生的革命行动进行攻击和诬蔑，胡说沙面流血事件是由学生引起的。第三期《苏联对于中国的野心》胡说“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是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苏联的支持，诬蔑苏联借此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工部局把《诚言》印成类似传单的印刷物，共100多万份，在上海各街道、电车、各公共场所到处张贴或散发，大量寄送，《诚言》一出笼，爱国进步报刊《血潮日刊》、《上海工商界联合会日报》、《向导》、《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等，纷纷撰文进行揭露和驳斥。广大爱国群众也即刻对之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和鄙弃，许多人把《诚言》改成“谣言”，把“看诚言”改为“看谣言”，打×或写上不看，有的干脆随手撕掉，愤而丢进垃圾箱。

政治斗争使社会对媒介行为的评判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五卅运动中对《诚言》的态度成了检验媒介政治立场的试金石。媒介批评来源于媒介的实践行为，《申报》、《新闻报》对《诚言》的处理直接导致了社会舆论对其传播行为的排山倒海般的否定性评判。

二、媒介批评与《申报》等商业性报刊的政治转向

工部局为了扩大反动舆论的影响，通过洋商克劳公司把有关“五卅”惨案的一则《诚言》送给了《申报》、《新闻报》，要求作为广告刊登。其内容是张伯伦在英国下院的答辩词，不但完全否认工党议员提出的外商资本家残酷剥削虐待中国工人的事实，而且说什么：“惟在乱时，不能不施弹压。因聚众游行以致乱，暴徒拟攻捕房、劫枪械，故尔则以枪击散乱党，此乃是杀一儆百。”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一派胡言！也根本不是什么广告，而是交付给报纸强令刊登的1篇侵略性言论！面对这篇《诚言》，《申报》、《新闻报》一方面知道这是租界当局通过克劳公司送来的，来势不小，得罪不起；另一方面又以为，广告者是客户出钱，报馆出让报纸版面，至于其内容既然不代表报馆的观点，报馆也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于是在7月11日，两家报纸在广告地位同时将《诚言》全文刊出。

这天《申报》报纸一发行到市区，立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反感，一早就有数百人拥至报馆门前提出抗议，一些怒气冲冲的青年激动得打破了报馆门窗，要与编辑人对质。在家的史量才接到报馆电话，感到事态严重，急急忙忙赶到报馆，分头向抗议者婉言解释致歉，表示在编辑部内进行深刻反省。

媒介具有强大的社会议程设置功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常常充任社会前进的发动机，因此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极易引发媒介批评。当时上海的革命和进步报刊是“五卅”运动的耳闻目睹者，对上海报界在“五卅”中的表现给予了密切的注视，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媒介批评。除了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热血日报》密集刊发大量媒介批评文本外，《血潮日刊》、《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也都载有数量不菲的媒介批评文本，形成了规模性的媒介批评效应。这些媒介批评文本立场显明、气势磅礴、言词犀利，充满火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如瞿秋白发表在《热血日报》上的《糊涂的〈民国日报〉》一文：

“上海工部局是英、美、日三国董事共同主持的，始终袒护工部局，遣派海军、商团向上海市民示威，占领学校，英、美、日、法、意领事采取同样的政策；英、美、日、法、意等驻京使团三次驳覆政府抗议，更分明他们是共同行动的；北京政府不单独向英使抗议而向使团抗议是对的，偏有糊涂的《民国日报》反说北京外交部致同样抗议书与使团是糊涂。我们正告《民国日报》记者：帝国主义者们虽然有时一致，有时冲突，而不劳我们被压迫者为他们分家，因为他们压迫我们始终是一致的呵！”[6]

《民国日报》是上海执行部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的报纸，不仅在运动中态度消极，有些报道不真实，有些报道轻描淡写，甚至有些言论为帝国主义开脱，其表现确实有些糊涂，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和目光的短浅。瞿秋白针对《民国日报》认识上的错误，正告该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站稳立场，不可因一时糊涂而发表分散人们注意力的言论，以至运动方向受到干扰。由于《民国日报》这时仍是革命的同盟军，因此，这篇新闻媒介评论的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是一种保持克制的劝导式批评。

《申报》、《新闻报》刊登《诚言》的行为，一下子激起了人们的民族义愤，也使此后的媒介批评顿时弥漫着火药味。“上海学生联合会出版部主编的《血潮日刊》在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后，指责两报为帝国主义做宣传很有成绩，尤其在这次‘五卅’运动中异常出力。日刊还指斥申、新两报是全国为虎作伥的两报。”[7]《血潮日报》特辟“反对申、新两报特号”，连续发表了《为虎作伥的申、新两报》、《狼心狗肺的申、新两报》、《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的机关报――申报、新闻报》等文章。《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为此发表《申新两报与“诚言”》的社评，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传送一时：

昨日申报新闻报，登有大幅“诚言”一则，系英外交大臣张伯伦，抹煞英国帝国主义在华横行之事实，撒谎答复英国工党对于华事质问之一种反宣传。该报刊此反宣传文字，乃于其旁赘以“左系克劳广告公司送来纳费之广告”。意谓有此声明，即可以出售整个申报与英人作宣传机关，而不受国民之干涉。黄金戏足以买得活人倒地、买得死人复活。目下英国议和团正苦于掩饰彼之残暴，得申新两报为彼作一忠实之唱片，自然肯于出巨金以作代价。申报新闻报趁此卖国发财，正上海人所谓“大宝号生意好”也！惟吾人有一言，请申新两报当事者答复，现有一广告，内言“上海申新两报乃拆白党之机关报，专以造谣敲诈为能事，请一般社会勿阅该报，并即前往轰打该报编辑”，云云，贵申报贵新闻报是否亦可以因其为某某广告公司送来“纳费”之广告而为之刊出？今有暴客，入室吾妻吾妹乃至吾母，然后“纳费”命我为之揩拭其下体。此等事不图号为中国最老而发行额又最多之申报新闻报竟优为之！当复何言！吾人惟有每人预备一丈二尺红布，作“阿三”，为大英帝国主义效力，立三马路中，保护此英国在华之唯一汉文宣传机关耳！[8]

使用推误的修辞论证手法，将申新两报“卖国发财”的借口批驳得体无完肤。中共中央在1篇告民众书中指出：“在如火如荼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而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7]将运动引向深入。《中国青年》也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给予无情批判，并提议组织“铲除妖报团”，以实际行动迫使申、新两报改正错误。

当时一些社会团体也大力支持新闻界对申、新两报的批评。上海学生联合会通过决议：该会在申、新两报的广告一律撤除；在租界之外的地区扣留两报，不让发行。通电全国，一致用激烈手段对付两报；要求两报刊登启事，向全国人民道歉；两报必须刊登“辟诚言”的广告和批评社论等。设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部，发出《总会通告第三号――关于上海申新两报登载诚言》的通知，指出：“关系五卅事件含有破坏吾人爱国运动之各种文件，自当绝对不为登载，乃申报、新闻报则不然”，不但不反对英日屠杀中国人民，“反积极刊登英首相致下议院书，含有破坏我爱国运动之性质所谓诚言。”对申、新两报的“故违国人公意”，“徇私而忘国”的行为，号召各地学联合起来抵制，“就近向本地各地人士说明此种情形，勿再阅该报。”[4]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派代表与申、新两报进行交涉，声明完全支持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有关决议，并要求限期给予答复。

史量才、陈冷等人经过一周左右的检讨反省，深深感到这次事件中《申报》、《新闻报》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决心接受批评。首先在17日刊出了道歉启事，承认各界对刊登《诚言》的责备是“崇言宏论，不胜钦佩”，“因表歉意，希谅苦衷”。[7]并在原来刊登《诚言》的地位，发表了《辟诚言》一文。文章指出外商工厂中工人的不平等地位，尤其是童工所遭受的惨酷遭遇，从而激起工人抗议、社会公愤，这完全是外国资本家一手造成的。《辟诚言》特别批驳了《诚言》借口根本不存在的游行群众袭击捕房、劫枪械的事实，明确指出捕房开枪屠杀工人学生，是当局蓄意制造的。《辟诚言》敬告张伯伦：吾华人非尽无耳目，尽无脑筋，可以为君等隔离事实一万八千里之狡辩所掩饰。君等果实抱睦华宗旨，君等应停止所谓的《诚言》，而以诚心与吾争自救自决之华人相见。当天，还发表了《诚意与诚言》的时评，指出：有诚意后有诚言，先有诚意后有诚言。意和言与行三者必相符合，而后其诚乃见。古人有言，听其言，观其行。《申报》在发表上述启事、《辟诚言》和评论之外，还同意向工人群众支援银币，并声明这是自愿捐献。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鉴于《申报》改正错误，停止对英帝国主义的妥协，公开痛斥《诚言》，感到问题已经解决。为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们迅速解除了阻挠报纸的外埠发行。至此，一场《诚言》引起的报界风波终告平息。

三、《申报》等商业性报刊政治转向的媒介批评史意义

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运动创造了自之后中国舆论的高峰。这场运动的特点是有组织性，中国的工会组织积极参与，运动从知识分子阶层发展到了一般群众。著名作家林语堂曾热情洋溢地予以评价道：“中国的舆论力量从来没有这样好地得以组织，也从来没有像这场运动那样得到如此好的表现，罢工和联合抵制英货和日货的行动不知不觉地引发了1926年的国民革命。它首先是由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新闻界、学生、商人和民众参加的一场运动。”[9]在这场运动中，媒介批评的社会作用令人瞩目。五卅运动中的媒介批评何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这不能不是值得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申报》、《新闻报》对《诚言》展开义正辞严的批判后，上海社会舆论也迅即对申、新两报《辟诚言》的爱国行为作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申新两报以登《诚言》之故，为各界所反对，于是登报道歉，即于五月二十七日，其总主笔陈冷血李浩然，各登一辟诚言之评论，人谓是上海舆论界第一次之屈辱，我谓是上海舆论界第一次之觉悟，盖人能自知其过误，而虚心道歉，不以傲慢之态度对人，即其改善与进步之道。况报纸虽为营业之一，自当以舆论为依归也，至于《辟诚言》之评论，尤以李浩然君之评论，为明白晓畅，且能提明英外相张伯伦之言，为支吾之词，为避卸责任地，结后两句，“如此而自评为诚，真难乎其为诚矣”，数语使人甚为满意，陈冷血之评论，大足使耐人寻味，虽寥寥数语，乃如1篇心理学之讲演，且泛言之，亦未指定诚言之刊物，若一般人读之，固未知其为辟诚言，而智识界人读之，觉其辟诚言之意在言外耳，我望今后上海报界之入于坦途，我更望各报馆有以自处之。[10]

这是1篇来自小报阵营《晶报》的批评，小报素来是《申报》等大报的竞争对手，它们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往往抓住《申报》等大报的失误，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但这篇批评却写得客观冷静，公正平实，颇具诤友之风。更为重要的是其间透露出很多耐人寻味、值得解读的信息，尤其是该评论关于营业性报纸与社会舆论、政治斗争之间复杂三角关系的揭示，为我们正确理解五卅运动中媒介批评的角色功能和历史意义提供了一条有用的思路。“五卅”运动中《申报》、《新闻报》的被迫政治转向，媒介批评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排山倒海般的媒介批评，要让坚持走营业化路线的《申报》、《新闻报》扭转政治方向，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在当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媒介批评的行动方式比言说方式所起的作用更大、更有效。但过高的估计五卅运动期间媒介批评的作用也是不切实际的，五卅运动期间媒介批评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有赖于当时特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玉成。

以企业化为发展取向的媒体对读者市场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既是媒介批评发挥作用的阻碍，又是媒介批评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虽然早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邵飘萍就对报纸企业化表达了某种忧虑：“彼主张完全为商品者，非无一面之真理，然种种弊害之随而发生，亦属不可掩盖之事实。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但报纸企业化是世界各国报业共同的发展方向，中国现代报业自然概莫能外。史量才于1912年接办《申报》后，即按照企业化的方向来规划《申报》的发展道路，以取得更大利润为主要出发点，遵照市场规律经营报纸，报业规模不断扩大。1925年《申报》发行量已经达到10万份以上，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报。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形势下，客观中立、内敛锋芒往往是媒体获得生存的处世之道。《申报》等私营报纸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约而同地采取重新闻、轻言论、明哲保身、“遇礁即避”的办报方针，遇到政治问题往往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模棱两可的态度，读者看后往往不知所云。《申报》的这种办报方针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很多读者对《申报》立场模糊不满意而《申报》仍能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社会根源。

正是因为如此，《申报》在五卅运动初期，对沸腾了社会舆论并没有给以充分应有的重视，而是力图置身事外。如《公理日报》创刊伊始，就代表群众意见向上海各大报写了一封哀启格式的信，吁请各报撤销所登的英日货广告，并发表声明，在经济绝交期间，永不刊登。在该报的敦促下，上海《神州日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新申报》、《时事新报》、《商报》等报均公开表示不再刊登英日广告，但《申报》、《新闻报》等在五卅惨案之后则以广告是一种经济行为作为借口而一直刊登英日广告，拒绝与其他媒体采取一致行动。在这一阶段，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没有导致《申报》发行量的直接限缩，媒介的政治诉求让位于经济利益的需要。《诚言》的刊登是是使社会对《申报》的媒介批评达到极致的关键。《申报》7月11日几乎整版刊载了《诚言》第一期全文，所占篇幅之大，字迹之醒目，是《申》、《新》两报刊载广告以来所未有。这种处理方式极不妥当，在读者眼里无异于有意挑战和为虎作伥，当然引起了爱国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在广大爱国民众和进步新闻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尤其是青年学生上海学联在租界以外扣留《申》、《新》两报的激烈举动，让《申》、《新》管理层感到，如果不顺应民意，一意孤行下去，《申》、《新》两报的发行市场势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报纸的经济利益诉求亦将化为乌有。也正是这种可以预见的报业前景，才使《申报》、《新闻报》完成了政治上的转向。

《申报》在“五卅”运动中的政治转向，既表现了史量才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又暴露了我国一些资产阶级报人头脑中长期存在的糊涂媒介观念。媒介固然是企业，但更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输出者。在大众传媒与政治之间，政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任何大众传媒的诞生都有着特定的现实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背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的需要中应运而生。政治不仅提供了大众传媒产生的必要背景，还在为它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的同时，通过法律约束、机制辖制和利益集团影响等途径规范与限制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对它的发展起着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媒介独立性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选择的结果，在风云鼓荡的政治斗争中，媒介要完全的置身政治之外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五卅”运动期间，在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面前，媒介要么坚定地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要么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威势和压力，进行妥协，要不偏不倚是做不到的。“五卅”运动期间《申报》态度的转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活动。它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媒介活动、保障媒介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使命，而且这一使命恰恰是很多媒介批评活动具体启动的主体动机。媒介批评与文化语境、时代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理想的媒介批评是批评主体通过批评与评骘对象文本间、文本作者间，建立一种平等、坦诚、理性而富有深度的对话关系。在激烈的民族、政治斗争中，消解敌对阵营媒介的合法性，就成为打击对手的重要方式，媒介批评的政治斗争功能得到尽情释放，在有些时候其政治斗争功能甚至完全取代了媒介批评应有的新闻专业理念的维护功能。五卅运动期间的媒介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无疑是政治斗争在媒介批评领域延伸的一种表现。当然，五卅运动期间的媒介批评之所以能够迫使《申报》、《新闻报》作出政治转向，也与史量才等人原本就具备较浓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基础有关。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性生产活动，它往往以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舆论环境而对其发生作用。作为舆论的媒介批评，其多数存在形式当然是公开的言语意见，但是有时人们感觉到的存在的舆论并不是明显而清晰的言语，而是体态语、行为语和流露的冲动性支言片语。行为是舆论表达的最强烈方式之一。研究媒介批评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史上存留的文字文本进行分析，还要将由各种批评主体的行为纳入考察视野，不管这种行为是温和的还是暴力的。因为这种行为往往具有破坏性，因而它的力度一般都超过言语意见形式的媒介批评，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极大的约束作用，其批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的。五卅运动中《申报》等媒介的政治转向，就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发生效果的一个典型例证。

参考文献：

[1] 胡政之。五卅案两月来之回顾[J].国闻周报， 1925(28).

[2] 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 胡愈之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 子宽。“五卅”事件中之新闻记者[J].国闻周报，1925(22).

[4]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5] 郑振铎。公理日报停刊宣言，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6] 瞿秋白。糊涂的《民国日报》[J].热血日报，1925(15).

[7] 宋军。申报的兴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8] 张云鹄。时代的声音――“五卅”运动中的几家报纸[J].新闻研究资料，1980(5).

[9] 林语堂。王海，何洪亮译。中国新闻舆论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媒介批评【第二篇】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批评；信息主义；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3―0016―06

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起步于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卜卫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的发表，距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媒介素养教育实现了从一个纯粹舶来的概念到有了初步的本土理论构建与教育实践的跨越。像许多学科或研究领域一样，媒介素养教育在进行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展望，追问自身：“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往哪里去？”这种追问与反思对于媒介素养教育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来讲尤其重要。

一、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

纵观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认识媒介素养教育所需要的知识，但在“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不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者见仁见智，使得其真义反而扑朔迷离、飘忽不定，所以如果要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理论反思与展望，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

“素养是人的一种可以通过教育而发展的潜能的实现状态，是一个由认识、认知到整合知识去应用的由‘知’到‘能’的一种过程。”根据素养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媒介素养其实是人指向媒介的一种知识和能力的状态，那么这种能力的核心与本质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源进行探讨。媒介素养教育肇始于利维斯()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于1933年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该书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议。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利维斯站在精英主义者的立场，认为工业化以来英国兴起的电影、广告、畅销小说等流行文化损害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因此他主张文化保护，即保持本国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和健康，从这种观念出发，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被理解为鼓励学生去“甄辨与抵制”(Discrimination and Resist)，即教师引导学生对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进行分析，认识到大众文化的肤浅和低俗，从而做出否定的评价，采取“抵制”的立场。这种“甄辨与抵制”也就是分析、评价的过程。再往后的媒介素养教育范式虽然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对于媒介的认知、分析和评价。如符号学取向的大众媒体启蒙范式(initiation aux mass-media：the semiotic approach)是教授给学生符号学相关理论以及音效、镜头、光线等媒介语言的知识，使学生能够去分析媒介语言、形式与结构，以审美的方式去回应媒介，对媒介做出美学价值的判断。而以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的批判的电视观点范式(critical television viewing)是使学生认识和区别媒体的属性以及好坏，帮助学生去判断他们对于媒体的需求，从而主动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媒体，并满足自身的需要与期望。即使是重视媒介产品制作的“超越保护主义”范式，其目标也不是培养学生信息传播技术与能力从而使其成为将来的媒体工作人员，而是希望学生亲自动手进行媒介产品的制作达到对媒介更深入的认识并做出明智的评价。

通过对媒介素养教育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素养的核心在于人对于“媒介”认识、了解的基础上去分析、阐释，进而“评价”、“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能力其实就是媒介批评能力。这里所说的批评与日常用语的“批评”有所不同。“老师批评了学生”――日常用语的“批评”与“否定”几乎同意。作为现代通行学术术语的“批评”则指的是对于所批评对象的分析、阐释与判断、评价。媒介素养教育正是培养学生媒介批评能力的教育。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曾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种类型，即自发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媒介素养教育所要培养学生的这种媒介批评能力无疑属于蒂博代所说这种“自发的批评”，与专业人员以及学院研究者从事的媒介批评不同，它是广大拥有媒介素养的阅听人对于媒介的批评。所以媒介素养教育并不是一种旨在培养专业人才的专业或职业教育，而是一种有关于媒介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

二、“信息主义”的迷雾

既然如前文所言，媒介素养的核心是一种批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阅听人的媒介批评能力，那么如何认识和理解“批评”就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可能展开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批评”也就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与建构的逻辑起点。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传播学，出于本学科的知识范式与研究习惯，他们理解的“批评”是一种“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所以国内现有的研究往往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去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这也是我国现阶段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主要特点，笔者尝试将其命名为“信息主义思维”。

这种“信息主义思维”基本观点是：媒介素养是阅听人对于“媒介信息”的批评能力，如张冠文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获取、分析和评价各种形式“媒介信息”的能力，它体现了媒介素养的四个要素――获取信息、分析信息、评价信息和传播信息。从媒介素养的理解出发，当前的研究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旨在培养阅听人对于“媒介信息”的批评能力的教育活动。比如卜卫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对讯息批判的反应模式，发展对于媒介的思想，提高对负面讯息的反省能力。”姚云认为媒介素养教育主要问题是“受众如何提高自身在传媒过程中主体性以减少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如何解读信息以及正确阐释信息，并发现其中的特质和美；如何去运用自己对信息的分析、批判和把握来影响媒体对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和交流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几乎已经到了“言必称信息”的地步，我们不禁要问：媒介信息究竟是什么？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去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是否合理呢？

信息作为传播学的基础概念，指“消除事物中或是事物间任何不确定因素的东西”，“客观性是信息的本质属性。”媒介信息更多指由传播源通过大众传媒所传达的客观性的认知内容，“它是抽取事件核心意义要素后的话语因子……以实用价值作为驱动自身在社会高度运转的话语机制，它的叙事纬度不是交流，而是交换，它显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商业资本色彩，支撑它的是技术，同时还包括被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操纵的现代思维方式。”当前的研究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来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这种“信息主义思维”在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暴露出问题和局限。

第一，批评对象的片面。“信息主义思维”把“媒介信息”作为阅听人批评能力指向的对象。丰富的媒介文本与现象被高度简化为信息，而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媒介信息”一般指新闻和广告，所以在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文献中，批评对象主要以新闻和广告为主。事实上，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在形式上多种多样，除了新闻报道和广告外，电视剧、电影、MTV更是广大阅听人特别是青少年阅听人所耳濡目染的媒介文本形式，而在当前的研究中却受“媒介信息”概念所束缚，对这些体裁和形式的媒介文本鲜有提及，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缺失。第二，批评标准的单一和机械。既然“媒介信息”是一个客观、实然的概念，那么批评标准就纯粹是一种科学意义的“真伪标准”。由此，媒介素养教育的功能就窄化为要去教授阅听人辨识媒介传达的信息哪些为真哪些为假。如果说“真伪标准”在面对“纪实性”的媒介文本如新闻报道还堪堪可用的话，那么面对一些“抒情性”、“表意性”或者是“娱乐性”与“虚构性”的媒介文本就暴露出了不足。媒介传播作为一项价值性很强的活动，历史标准、审美标准、道德标准这些价值尺度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忽视这些价值标准的存在，必然很难企及媒介文本的文化真谛。

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者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吸取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些经验，提出一些诸如“媒介信息具有建构性、商业性、意识形态性”这样的教育理念，试图在批评标准中引入价值尺度。但是在实际论述中这些价值尺度应用得过于简单和机械，从而在判断的时候往往陷入了诸如“好与坏”、“正面与负面”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比如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文献教授阅听人对广告的解读上，因为广告的商业性，是商家为谋取利润的宣传手段，就武断地得出了广告是“负面信息”结论的，所以要教阅听人“拆穿广告骗人的伎俩”，而媒介传播是一个包涵多重维度的、多重要素相互交融的复杂活动，这要求我们要有多重批评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有机结合、灵活使用去把握和判断媒介。批评标准的单一和机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思维的简单和浅薄。

第三，批评视阈的封闭。“信息主义”思维将媒介传播的过程视为一个脱离了社会文化语境、单向的封闭的信息交流过程，简单遵循着传播者――媒介――阅听人单向的行为主义式的路径，而媒介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体现了一种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受社会文化语境的控制和影响，更是参与了自身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建构。这两重关系的交叉循环既包含了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彼此开放，也包含了二者之问的抵牾与角力。媒介不仅传播各种信息，也制造新的意义，这些意义附着于信息本身，与信息一起游走于社会空间，留下记忆，变成知识，指导消费，形成习惯，建构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话语，重组我们的生活方式。要理解这些意义，封闭的、独立的批评视域是行不通的，必须将大众传媒置放于具体的、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综合考虑到媒介的生产、接受和消费的全过程与其中的权力博弈和话语纷争，而这恰恰是“信息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所忽视的。

第四，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匮乏。“信息主义”思维将媒介文化文本割裂为“媒介信息”，无疑切断了应用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渠道。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说还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是文化研究学说，这些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成为常识性的知识和方法的理论资源几乎都很少被吸收和关注。没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支撑，阅听人对于媒介的批评只能停留在“感想”和“印象”的水平。除了教授阅听人如何辨识新闻报道和广告“真与伪”，或是机械套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使阅听人对媒介文化文本做出非此即彼的肯定或否定性评价，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在教授阅听人如何进行文本细读、文本分析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在关系到“如何去解读媒介信息背后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如何去“对于媒介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这些问题时，当前的研究都力不从心、浅尝辄止，难以深入挖掘和思考，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批评对象的片面、批评标准的单一和机械、批评视阈的封闭和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匮乏，无疑是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信息主义思维”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与症候。面对这种状况，一种可行的路径就是吸取新的理论资源，重新定义与理解“批评”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建构，以修正和克服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发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理论可以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依托的一种理论资源。我们可以将“文化研究”理论作为主要思想基础与话语资源去重新定义与理解“批评”，并以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为逻辑起点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建构。

三、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本论文所说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特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知识――思想的探求领域，它脱胎于英语的文学批评领域，其先驱人物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至今，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中成绩斐然，甚至被认为已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

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批评理论：它发源于英国的文学批评领域，早期只是进行文学批评一种宏观的视角，在后来的发展中，它逐步转向了对广义文化现象特别是媒介文化的阐释、评价与判断。虽然批评的对象在拓展与变化，但是文化研究的批评精神却始终如一：都是对文化这一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阐释与评价。同时，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叙事学等理论资源也为文化研究理论进行批评操作提供了得力的工具。虽然“文化研究是一个最缺少限定性(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因而也最为人言言殊的领域。”但从现有的西方与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的特点：

首先，文化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它重写了文化的概念以及重构了批评文化的视角。传统的文化概念被定位在艺术和美学方面，它的特征是创造力，它的功能是潜移默化中道德价值的实现。但是威廉斯认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或是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对文化的三种理解都有价值，第一种和第三种带有传统文化观的痕迹，而认为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则是对于文化的一种全新理解，被认为具有“建立文化主义的决定性意义”。文化研究理论正是在这个对于文化概念重写的基础上，把文化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定义中解放出来，从而使文化不只是思想家头上的理想光环，也不仅仅是精英人士倍加推崇的传统经典，而是由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意义构成。

文化研究批评文化的方式并不是把它视作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就文化论文化，而是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霍加特在文化研究的先期经典著作《识字能力的用途》中即指出：一种生活方式不能摆脱由许多别的生活实践――工作、性别定向、家庭生活等――所建构的更大的网络系统。可以说，不管是早期的文化研究，还是后来的文化研究，都是要辨明、阐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的文化实践的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即它是一种高度参与的批评方式。它认为社会是不平等地建立的，不同的个体并不是生来就享有同样的教育、财富、健康等资源，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与价值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此类资源的、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一边。“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被压迫的、沉默的、被支配的个体与群体的声音，为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以及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在文化研究的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虽然超越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但其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则依然如故。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霍尔也强调：“文化研究是一项严肃的事务或工程，而这一点深刻地铭刻在有时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政治学’维度的东西上。”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极度语境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它没有固定的、与众不同的批评方法，但这恰好意味着它对于方法的选择是实践性、策略性的，更是自我反思与语境取向的。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选择所依赖的是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则依赖于他们的背景和语境。可以说，问题取向与问题意识本身就可以视作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论特征之一，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批评方法的实践性与开放性，它反对对于任何文本的任何封闭型阅读以及对于某种方法的固执。它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时期将特定的方法综合进自己的研究，但是这项重要的工作却不能事先确定，因为它不能事先保证在一定的背景中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重要的。“任何方法都没有什么特权，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任何方法。”“它从社会学那里吸取了大众文化的制度分析，从文学批评那里借鉴过来文本分析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那里承接了文化意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流通的分析方式……”文本分析、语言学、解构、人种志、历史考据、心理分析等无论任何方法，只要运用适当都可以提供重要的理论洞识与知识发现。如果把上述特征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贯穿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中的“红线”，一直是其实践性品格、政治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与开放性)。

四、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文化研究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如何认识和理解“批评”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可能展开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而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恰恰是一种批评理论，所以文化研究理论可以带给媒介素养教育的，绝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方法，也绝不仅仅是几个文化研究的术语，甚至不是某一部分内容，而是对于“批评”的本体论意义的理解，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批评对象上，它指向的是“媒介文化”而非“媒介信息”。如果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去关照媒介，那么“媒介不仅实现了信息在自然空间内的传递，而且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了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所以，在批评对象上，“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指向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

第二，在批评视域上，它打破了“信息主义取向批评”封闭、独立的批评视域，取而代之是广阔、具体的社会文化视域。文化研究进行文化批评的方式并不是把它视作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就文化论文化，而是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这决定了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在批评视域上将摒弃“信息主义取向批评”封闭、独立的批评视域，而是把媒介传播看成一种创造、调整和改变共享文化的仪式，是包含了制作者(媒体组织)、受众(阅听人)、语境、媒介形式(载体)、文本、代码、体验、记忆、想像和认同等多重因素在内的“生活形式”，从而把媒介置放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与特定的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去体验和考察，形成宏观的整体的社会文化批评视域。

第三，在批评性质与取向上，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实践性。文化研究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学旨趣与批判性取向，它要通过揭示文化中所存在的复杂的权力支配、抵制及认同关系来提倡多元和差异、抵制和消解霸权。这决定了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中，“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也是要以权力为视角关注媒介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从而洞见媒介文化与社会权力、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密切关联达到干预社会、影响社会的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实践性。

第四，在批评方法上，它以“媒介文化文本”为中心，应用各种理论工具对文本进行开放式阅读。文化研究的批评方式是一种直接指向文本的“及物”式批评，但是它反对对于文本的任何封闭型阅读以及对于某种方法的固执，它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时期将特定的方法综合进自己的研究。所以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也是直接指向媒介文化文本，但是它同样需要告别那种对于媒介文化文本的封闭式批评，而是要从“读人文本”走向“读出文本”，从对文本的“内部批评”走向与文本相关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从分析文本的语言、叙事人手，进而考察文本的再现(Representation)，最终触及文本的意识形态层面。在这个批评过程中，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叙事学等理论可以为“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提供得力的工具，从而避免“信息主义取向批评”面对文本无处下手的尴尬处境。

通过上面对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特点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以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为逻辑起点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当前媒介素养教育中“信息主义思维”的一些问题和局限，所以“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的一个合理选择，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一个可能的走向。在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中，所有研究主题都将围绕着培养学生“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能力”展开：例如媒介素养教育为什么要培养学生“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能力”，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才能培养学生“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能力”?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与教学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研究内容。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基础上，对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它的主要问题与局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研究未来可能的一种发展方向――文化研究取向。当然，“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只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之一，文化研究也只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一种与别的各种理论平等的话语选择。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想真正有所作为，需要吸取更多的理论资源及广大研究者的智慧投入。笔者不惴浅陋，提出这方面的一些构想，以期唤起同道的关心和投入，从而使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更快速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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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第三篇】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一说到“批评”，人们往往会认为就是对某种缺点和错误的指责或抨击，甚至是对某种错误思想、言行的批驳与否定，从而使“批评”一词成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尤其是“批评”与“表扬”的习惯性对举，更是大大强化了这种印象。应当说，这是由于过去相当长时期的“革命”话语与“斗争”哲学所浸染的结果。事实上，“批评”一词不仅具有这样的政冶性含义，而且具有哲学性含义或学术性含义。在哲学或学术的意义上，批评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判断、评论。

因此，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媒介批评，并非对媒介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评判。这种分析评判，可能是对媒介现实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加以抨击，乃至否定；也可能是对媒介现实中的某些做法总结经验，加以肯定，倡导推广。换言之，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批评。当然，对于缺乏媒介批评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适当强调媒介批评的否定性指向，加强对媒介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分析、评论、批判，对于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不能因为强调媒介批评的反思性、批判性乃至否定性，就扔掉媒介批评的建设性、倡导性、肯定性。对于媒介批评的价值取向，我们需要辩证思维。所谓“浇花除草”、“惩恶扬善”、“祛邪扶正”之类的俗语，恰好反映了否定性批评与肯定性批评的辩证关系。

不用说，“媒介批评”即“对媒介所作的批评”。在这里，“媒介”通常特指大众传播媒介，这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媒介的牵涉面相当广泛，是否只要与媒介有关的内容部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媒介批评刚刚引入国内之际，确有论者说过，“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从书刊、报纸到广播、影视，从录音、录像到街头广告上面的一切信息，都在媒介批评的视野之内”。。然而，媒介不仅是新闻、广告的载体，也是文学、艺术的载体，譬如报纸不仅刊登新闻、广告，也刊登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电视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新闻、广告、综艺、影视剧，不一而足。传统上，对文学的批评是文学批评，对艺术的批评是艺术批评，如果说媒介批评囊括了媒介的一切信息内容，那么媒介批评是否涵盖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呢？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文学批评还是艺术批评，都比媒介批评具有悠久得多，也深厚得多的传统。媒介批评显然不能涵盖文学批评、艺术批评。

那么，媒介批评究竟批评媒介的什么内容，或者说媒介批评可以在哪些层面展开呢？我们知道，“媒介”始终是与“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媒介”、“传播”又是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媒介”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的载体，而且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产品，还意味着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唯其如此，中外媒介批评的实践主要在如下五个层面展开：其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其二是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其三是行为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的传播伦理展开；其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其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在我看来，媒介批评的五个层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媒介批评的巨大空间，构成了媒介批评的主要领域。

如果说媒介文本／产品批评、媒介现象批评、媒介行为／伦理批评，是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媒介体制批评是媒介批评的特色领域，与其他类型的批评具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媒介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等其他类型的批评则存在着较大的关联。面对媒介所传承的大众文化，如果分别从文学、艺术、影视的角度就其美学特质、文艺规律、艺术成就等内涵开展批评，仍分别属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的范畴；如果侧重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来展开批评，则成为媒介文化批评，或者说成为“文化研究”。正如吴迪所说，“媒介批评是与文艺批评、社会批评有交叉、有重叠的――当文学批评将武侠、言情等消闲作品列入自己范畴的时候，当电影批评将娱乐片、商业片纳入自己视野的时候，当社会批评从大众传媒角度出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媒介批评。”

当然，不管是从哪一个层面切入，也不管是否定性批评还是肯定性批评，所有的媒介批评都必须大力弘扬学术理性。说到底，批评是针对各种问题的言说，所抨击的是人类社会的假、丑、恶，所捍卫的是人类社会真、善、美。因此，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是一种主观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可以随心所欲、不讲道理。恰恰相反，为了捍卫人类的价值理想，任何批评都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媒介批评自然也不例外。媒介批评的学术理性，不仅意味着媒介批评始终具有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从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出发去关注媒介的一切，而且意味着媒介批评始终秉持一种反思精神与批判精神，在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更意味着媒介批评既是独立的言说，又是开放的空间，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任何对媒介的批评都有存在的价值。

媒介批评【第四篇】

这里我们借鉴媒介批评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新闻阅评和媒介批评二者的内涵、范围、本质、目的、层次、成果五方面逐一加以分析。

⒈内涵归属

迄今为止，理论界所出现的媒介批评的定义，都定位于“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的批评”，都是“对媒介……的批评”句式，其中蕴含了分析、判断、思考、反思的多层意思①。刘建明教授认为“媒介批评就是批评者把媒介现象的意义通过剖视文本揭示给受众。”他还认为，“（媒介批评是）分析媒介现象，反思新闻报道的得失，评价记者的作品，从而形成相应的新闻观念②。”那么，新闻阅评则属于其中的“反思得失”，也“剖视文本”，阅评员通过给新闻单位以及时的反馈，用自己的新闻观念去影响媒体，让他们服从管理，按照主管部门设定的路数进行报道③。这种归属是自然的。王君超副教授则认为，“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是对新闻媒介系统及其要素的批评④。”新闻阅评也是一种对新闻作品的价值判断，新闻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新闻阅评小组针对新闻作品存在的问题相应给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正是对新闻媒介系统及其要素中的一个环节――新闻作品进行的批评。

⒉范围归属

媒介批评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整个传播媒介系统。而新闻阅评作为对新闻作品进行评判的一种制度，其阅评对象主要是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在范围上归属媒介批评是不言而喻的。

⒊本质归属

“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⑤。”也就是说，媒介批评是根据一定的批评观点、标准和方法，对新闻媒介系统及其要素的是非进行评判。

同样的，新闻阅评也要通过对新闻作品的评判，按照一定的根据和标准进行价值判断，通常判断结果有两种，一种是符合新闻阅评小组的评判标准的好作品，阅评员会通报表扬相关新闻媒体，希望他们继续坚持；另一种是如果不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则会出现问题的作品，阅评员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批评。显然，新闻阅评与媒介批评在价值判断的本质上是趋同的。

⒋目的归属

“任何健康的向上的社会，都不能没有同样健康的向上的精神作支撑⑥。”媒介批评和新闻阅评作为培育、维护这种精神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有很多是相同的，激浊扬清、去芜存菁、敦促自律，最终营建一种健康向上的媒介氛围，都是它共同的愿望。

媒介批评作为大众传播的“观察员”和“监察官”，观察和监督媒介是媒介批评责任中首当其冲的一环。但媒介批评并不局限于批评媒介，其目的可以表述为阐释媒介系统的发展方向，促进媒介良性发展，这和新闻阅评的目的是一致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手段的进步，我国的舆论及其影响下的民族心理的形成过程日趋复杂化，政府部门、知识界、新闻媒体和大众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正反循环日趋多元。媒介批评和新闻阅评一样，在新环境下能自觉促进媒介积极向上、文明开放的主流意识，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媒介批评比新闻阅评的目的要宽泛，它除了能成为新闻单位与主管机构间信息交流的展示平台以外，还能成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而新闻阅评的重点只是沟通媒体与主管部门，至少在现阶段很难成为媒介与受众间沟通的渠道。

⒌成果归属

新闻阅评与媒介批评的最终作品非常相似。新闻阅评的产品是阅评文本，强调新闻作品存在的问题及不良影响、新闻作品所具备的优点和可资借鉴之处、优劣原因及应采取的措施等，与媒介批评所撰写的有关文章类似。

新闻阅评虽然属于媒介批评的范畴，但它还具有一般的媒介批评所不具备的特性：

⒈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

新闻阅评作为一种有统一部署、有组织领导的媒介批评，批评结果能直接通达宣传主管部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行政执法行为的出台，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负有宣传系统赋予的重要责任。

在当前传播媒介险情不断、噪音四起的情况下，这种媒介批评尤显必需，一些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如果发表大量导向鲜明、分析中肯的批评文章，将对新闻舆论引导起到积极作用。但大多数批评者往往难以根除当前普遍存在的批评失当和批评失语现象，大部分还仅从技术层面上而不能从导向上指出得失，这样的批评就难以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新闻阅评工作可以有效弥补这种缺漏，使新闻传播行为与社会规范一致，不违背管理者的主张。

⒉肩负监督媒体的重要使命

一般的媒介批评往往着眼于媒介的正常运转与健康发展，是一种对实际操作状况的关切，有一些还常常会发表胡乱吹捧的作品，已沦为媒介商业炒作的寄生物或始作俑者；还有一些钻进象牙塔里进行纯学理性的批评研究，缺乏与媒体和受众的“亲密接触”。

而新闻阅评，则加强了宣传主管部门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通过对新闻作品的评判，扩大其认定正确的新闻作品的正面影响，抑制其认为错误的新闻作品的负面作用，促使新闻媒介制造的舆论朝着党和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形成比较统一的社会舆论，引导人们的认识和行为。

所以说，和一般的媒介批评不同，新闻阅评的着眼点更多放在是否有利于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否时时关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是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是否有利于总结、交流新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增强新闻单位的使命感，提高宣传质量，这是一般的媒介批评所无法替代的。

⒊比广义上的媒介批评更具建设性

“社会主义媒介批评要有建设性，……除了要注重宏观意义上的诸如媒介制度研究、媒介的社会功能分析外，还要注意继续保持和加强对中观意义和微观意义上的媒介批评⑦。”新闻阅评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比起广义上的媒介批评，更具有无可非议的建设性。

据一些新闻阅评小组和审读小组成员介绍，新闻阅评小组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爱护和关心报刊，帮助报刊提高质量，本意并非是吹毛求疵，和报刊过不去。他们侧重在内容上发现违法违规问题，为行政执法提供依据；注意总结推广好的新闻媒介经验，帮助媒介总结教训，为办好报刊出谋划策。

但是，现在很多媒体上的“凶悍”的批评已经背离了媒介批评的原意，媒介批评因为缺乏组织，正处于缺乏严肃性、刻意追求争吵对骂的阵势、热衷于制造新闻效果、屡屡使用含沙射影术的尴尬境地。这种自由发泄的冲动不等于自由，真正的批评自由需要理性和建设性的共同鼓噪才能获得。

⒋权威性较高、执行力度较大

正如气象台在各地设立观察站以观察自然的气候，在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设立新闻阅评小组用以观察媒介及舆情的“气候”。这种观察不只属于媒介批评的范畴，如果从有固定组织的角度看，它还属于管理学范畴，这与一般的媒介批评区别很大，新闻阅评能够直接为新闻出版管理服务，权威性较高。另外，新闻阅评文本更具官方色彩，有直接让宣传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知晓的接近权，因为牵涉到对新闻单位的处罚，能让一些媒体单位有所儆悟、知所约束，所以实施起来效果相对较大。

而媒介批评因为批评者分布较广和素质参差不齐，看问题的角度千差万别，容易形成自由化的散漫批评，甚至对批评标准采取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态度，导致其权威性弱化。

注释：

①王君超：《媒介批评――历史与走向》，《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2期，第29～第30页

②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第1页

③刘建明：《媒介批评的文本理论》，《现代传播》，2000年第5期，第12～第17页

④阿超：《呼唤媒介批评》，《新闻出版导刊》，2001年第2期，第25页

⑤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5页

⑥艾斐：《构筑民族和时代的精神砥石――关于经典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思考》，《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日，第14版

⑦雷跃捷：《新闻理论》，第294页

媒介批评【第五篇】

党员互评材料 对 XXX 的批评：在工作上在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研究很全面，有时会对一些细节把握得不够；在工作态度上，作风纪律能认真做出表率，但如果能发挥团队领队精神会更完美。

对 XXX 的批评：工作上做事有恒心、有毅力，处事有自己的

见解，生活上具有极强的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具有为具体服务，但有时对有些事情想得过多。

对 XXX 的批评：平时做事太注重于细节，有可能忽视了对整体的把握。希望能进一步加强深化。

对 XXX 的批评：与干群的交谈不多，虽做不少事，但因缺少沟通造成很多不理解甚至被埋怨的事情发生，出现主观付出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建议多与他人沟通，避免再次出现被误解或埋怨发生。

对 XXX 的批评：建议在工作上增强用心主动性，大胆创新，增强自己的灵活机动性。

对 XXX 的批评：应加大对现代管理知识的学习，在管理本事上进一步加强。

对 XXX 的批评：学习上有些放松了自我，忽视了知识本事的培养再造。应积极主动学习，在知识本事上再进一步深造。

对 XXX 的批评：建议加大对年轻同志的关心和帮忙。

对 XXX 的批评：对学习还需要再一步深入，对学习还存在一定的不系统，不透彻见解，需加强系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