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史沫特莱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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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新闻作品解读1

摘 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新闻战士。本文主要以史沫特莱在中国的主要新闻著作为线索，以此来探讨史沫特莱及其新闻实践活动对中国革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展开对她的新闻历史研究。

关键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新闻作品 新闻写作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新闻战士。她从1928年底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东方中国古老的土地，到1950年与世长辞，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她不仅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进程的目击者和报道者，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又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几乎一进入中国，她就和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期间她所采写的关于中国的通讯报道被人称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可宝贵的贡献。”这些新闻作品先后汇集成册的主要有：

1933年，她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这是她的第一部有关中国人民及其革命运动的著作；1934年，她出版了《中国红军在前进》，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报告文学；1938年，她出版了《中国在反击》，这本通讯报道了红军“由长征到成为近代军事奇迹的八路军的历史”；1943年，出版了《中国的战歌》，这部新闻作品翔实地报道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被公认为最佳的战地报告文学著作；1950年，她完成了《伟大的道路》的写作。这部传记体著作刻画了一代英杰的辉煌雕像，也展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

一、“报道旧中国的苦难，为争取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28年12月，史沫特莱从满洲边境进入中国国境。她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她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去接触和了解中国妇女的苦难，于是她写作了一系列反映中国妇女苦难、斗争和希望的报道，投稿给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和印度的各个刊物，后来这些报道被收集在1933年出版的 《中国人的命运》一书里。史沫特莱在中国妇女问题的新闻作品中最出彩的是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特写文章《沈阳的五位妇女》。在《沈阳的五位妇女》中，史沫特莱描写了一个缠足女人摔倒在结了冰的街上，引得过路人大笑，可这个女人却不弱，爬起来就向路人哄叫，“她这一破口大骂，笑声停止了，就好像受到一股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人们开始匆匆离去，有的甚至惊愕得不知所措。”在这个特写里，史沫特莱通过反映一小段当时中国社会妇女的现状，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妇女地位的整个历史。史沫特莱以具体的形象、个性化的描写写出的作品深刻地触及了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只有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改革一切旧社会的落后事物（如妇女解放），才能建立真正的新中国。

史沫特莱在中国东北待了近三个月后，由哈尔滨开始经过沈阳、大连、北平、上海、广东，渐渐地南下。在这一历程中，她对当时中国各地的社会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一时期她写成的新闻作品都被整理收集在《中国人的命运》一书中。例如，在《中国人的命运》里的1篇新闻作品《中国的农民和地主》，她写下了充满历史感的句子：“……但是带着王冠的头脑里也有着不安……朱家的人每走一步都得提心吊胆。他们谁也不敢在没有家丁护卫的情况下独自到各村去。每日每夜，朱家的生命财产必须得有人保护。而且，四周那些农民晚间集会的群山似乎也离朱家越来越近了。这就是中国今天在谱写的历史。”从而揭示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预示了中国农村革命风暴的来临。

二、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抗战

1934年史沫特莱根据在上海期间从来自江西中央苏维埃区的各种人员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十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最早介绍中央苏区的英文书籍《中国红军在前进》。如《中国红军在前进》中记录的1929年2月大柏地战斗，妇女和儿童的参战让战斗绝处逢生：“……这支生力军并不是什么红军，旗手们都是妇女和儿童！原来附近农村的妇女儿童，知道了红军处境险恶，于是想方设法为红军出力，家家把红布被面子撕开，连夜赶制了几百面红旗，又搜集了凡是能够发出震响的铁器和煤油桶，十万火急地爬上山头，摇旗、擂鼓、呐喊前进，造成一支红军增援大军浩浩汤汤、激激昂昂……”。

1938年以史沫特莱随军采访的行程为线索，及时地、全面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抗战，介绍了抗战之初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英勇斗争，写下了《中国在反击》一书。史沫特莱总是对红军广大战士充满了热爱和同情，其中在《中国在反击》中有一段叙述了这一点：“今夜，当这些饥饿的士兵唱着歌，然后拔步走向铺着稻草或麦秸的潮湿的地铺时，我感到他们歌声中的含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这种歌声就像一支夜晚弦乐队的演奏。今天，我这个总不乏食物的人认识到，我永远也不会完全理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但它们却深深铭刻在这些工人、农民的心头……”。她洞察红军战士的思想和心灵，从而把抗日斗争的意义真正描绘出来。

三、“有关中国的一切真实情况全都告诉美国大众”

在中国的十多年间，史沫特莱始终努力把搜集到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的真相介绍给国际大众，希望美国乃至全世界了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反压迫的解放事业。史沫特莱是唯一目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外国记者。后来，她写的《西安事变》的通讯被收进了《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在《中国的战歌》之“西安事变”一文中史沫特莱热烈地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作用，高度赞扬了张学良将军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行为。

1944年夏天，回到纽约北面的雅都山庄，史沫特莱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她用一句典型的中国话来说，要写成一部“史家之绝唱”，她高度赞美将军为“是中国人民六十年奋斗的伟大化身”。 在《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序曲》中，史沫特莱这样写道：“……我到延安以前，曾经在中国居住过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里，南京政府方面的报纸曾用‘赤匪头子’、‘’、‘杀人犯’、‘强盗’、‘放火犯’等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将军，国内和国外的外文报纸也吠影吠声”。“可是他们从来也不打算说明，为什么有几百万、几千万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和工人，以及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推行的事业而奋斗或牺牲”。史沫特莱说，她认为六十年的生活、战斗经历，正是中国人民光辉斗争的历程。这是一部活的中国红军发展史，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如何成长起来，以及革命洪流如何不断壮大起来。

四、史沫特莱通讯中的新闻写作特点

1、真实是史沫特莱新闻写作的最大特色

史沫特莱强调真实。只有真实，才是最强有力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史沫特莱所达到的真实绝不停留在表面的真实上，她可以做到戳破伪像，“一语中的”地揭露真相。例如，30年代初，她在做关于日本将会入侵中国的新闻报道时，当时报馆都不敢相信和发表她的文章，但在后来的“9·18”事变中验证了这一事实；而她关于中日必战的预言，也在“7·7”事变中成为现实。

2、善于运用白描技巧

史沫特莱非常善于运用白描的写作技巧。例如，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用白描手法描写了这样一幕：“……后来我们听到从村边的一间屋子里跑出来一个强悍的女人，呼喊着一个青年人的名字。这个女人追上我们之前，急行军早已开始了，但她终于追上了队伍，所以她想找到他，跟着队伍跑上跑下，把每个人的脸都瞅一瞅。原来她的儿子偷跑出去参加了游击队，所以她想找到他。但在我们行进的行列里，个个一声不吭。我们把她甩在了后面很久，仍然听见她在深夜里恸哭的声音。”整段描写不加议论、抒情、渲染等任何修饰，把其中的感慨、思考都留给读者，让人回味无穷。

3、寓事于理，适时进行评述

史沫特莱在描述事实时，善于适时进行评述，使读者潜移默化地受到启示和教育。例如，当史沫特莱在鲁迅逝世后写道：“当西安的朋友在鲁迅逝世后的那一天到临潼来的时候，甚至那庙宇的经理——一个没有多大想象力的商人——也进来和他们谈论起鲁迅。我一面在听着他讲，知道甚至这样一个僻远的乡村庙宇的主人也晓得鲁迅的生涯和著作，我一面不禁暗自问道‘层层的检查封锁有什么用呢？”

4、语言风格——质朴、简洁、准确

在写长征时，史沫特莱这样写道“我们疲倦到了极点，有时当我们蹲下来解手的时候，我们竟然乏力到站不起来，许多人都冻死了。有好几个月我们只有包谷吃：有很多人消化不了它；吃下去还是整个从大便里出来。别的人捡起来，洗干净了又拿来充饥——然后还是照样的整个排出来”。“当我们没有死掉的一队人最后到甘肃省的平原地带看到我们的同胞时，我们都不禁伸开两手去拥抱他们，带着眼泪和欢笑。”这些文字极其质朴，但却是十分动人的，非常具体、形象地表现了长征的艰难和胜利后的喜悦。

结语

史沫特莱一生都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也许你们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道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倘若有一天我终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史沫特莱一生都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以中国朋友、美国职业记者的身份，向全世界如实地、热忱地报道被帝国主义、反动派封锁、污蔑的伟大的中国红军、中华苏维埃、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虽然史沫特莱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她为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的解放奋斗了一生。

参考文献

①尹均生、曹毓英：《纪念史沫特莱》[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4

②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7

③袁文、买树榛，袁岳云，《人民军队的建军史话》[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1

④朱华丽编著：《史沫特莱》[M].北京：辽海出版社，2005：7

⑤史沫特莱 著，江枫 译：《中国的战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9

⑥珍妮斯·麦金农、斯蒂芬·麦金农著，汪杉 等译；《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6

⑦史沫特莱 著，梅念 译：《伟大的道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4

（作者：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美国人史沫特莱2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在《伟大的道路――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作者以细腻动情的笔触记录60岁之前所走过的道路，并满怀深情地如此评价中国“史诗般的长征”。

该书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伟大的道路》也把红军长征作为书中最重要的篇幅。《伟大的道路》中单列了一章“长征篇”，绘声绘色描写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苦难经历和英雄气概，还详细地记述了、等人在长征途中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情况。

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结缘中国

史沫特莱，1892年2月出生在美国南部的密苏里州，一个农村的贫穷家庭。她们家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搬到了矿区。由于家境困难，史沫特莱当过报童、服务员、推销员和卷烟工，最后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师范学校完成了大学学业。青少年时期的苦难磨炼了她坚忍不拔的个性，也铸造了她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她投身革命事业，曾被捕入狱。

1916年到纽约，史沫特莱投身于政治斗争，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1925年，她在莫斯科参与了国际反帝国主义运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共产主义运动。她一直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经常参与女权运动。1925到1927年，在柏林的时候，她开始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交往。

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进行长时间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在上海，她认识了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并协助宋庆龄处理了一些文件。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每周发回两篇报道。撰文报道江西的革命斗争，写出了《反动的五年》、《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文章。

1934年史沫特莱再次访华。

1936年初，接连好几个晚上，在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寓所，鲁迅和史沫特莱以及作家茅盾、萧红、路易・艾黎等，都围坐倾听着一位青年作家的讲述。这位青年作家，就是中共党内领导文化工作的重要人物冯雪峰，他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受到党中央的派遣，从陕北来到上海开展工作。

史沫特莱和鲁迅等左翼作家都迫切希望了解红军长征的情况，于是，冯雪峰就在鲁迅家里，讲述了中央红军英勇长征的艰难历程。由此，史沫特莱对“那史诗般的长征”有了一些颇为具体的了解。冯雪峰的叙述“虽然是平静和真实的，但是充满了无数难以置信的艰苦和不屈不挠的图景”。

奔向红区

正是这种“图景”，驱使史沫特莱一往无前地奔向红区。

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史沫特莱应邀来到延安。一路上受到左权、和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和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史沫特莱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的支持。

伤兵之母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

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筹建和派往中国，是史沫特莱、总司令和尼赫鲁先生之间的互动促成的。史沫特莱首先给尼赫鲁写信请求援助，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下也给尼赫鲁写了一封求助信，随后尼赫鲁积极回应，号召国大党乃至全印人民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史沫特莱在劝说援华医疗队放弃建议的留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选择前往条件更艰苦的八路军驻地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医生曾写道“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我们早把她视为向导和师长”。

魂归中华

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

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的传记――《伟大的道路――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传记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莱继续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奋笔疾书。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总司令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次年5月6日，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的生平和写作说明，她不单单是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政治人物，史沫特莱来华以后，不仅积极支持中国红色革命，投身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而且通过办刊、写作等方式，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红色革命和左翼文化。”在《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一书中作者刘小莉如此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