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论文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精彩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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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论文【第一篇】

太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太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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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从控制太空到领导太空

太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太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发挥着不可替代、并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太空系统已成为美国战略资产，太空资产安全也成为美国首要国家安全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国一些智库和政府高官相继提出国家太空威慑战略。美国官方尚未明确公布国家太空威慑战略，但是种种活动迹象和公布的政策文件表明，美国正把太空威慑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

2006年，小布什政府在新的国家太空政策文件中首次提出，太空资产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

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美国第一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文件。其战略的直接目的就是确保美国的太空领导权。这要求美国重新认识太空环境、开展国际合作、实施太空威慑以确保美国太空资产安全，从“控制太空”转为“领导太空”，建立太空新秩序。

美国太空安全战略的最终目的是谋求世界霸权。美国国家太空政策和太空安全战略长期坚持的宗旨，是保持美国太空优势和太空领导地位，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倡导自由、和平利用太空等原则。

美国国家太空威慑战略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能力和战略途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综合性的国家防务战略。

但该战略将如何建构和实施，还有许多疑问。美国的国家权力和太空权力世界领先，但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对美国的太空霸权构成挑战，美国在太空领域一超独大的局面正逐渐改变。太空战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形态，太空系统将是未来战争不可或缺的支援和保障系统。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必须处理太空威慑力量与核力量平衡发展的关系、太空安全与网空安全相互补充的关系、太空威慑与太空防御的协调共存的关系。另外，美国需要处理好与其他太空大国、核大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提高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能力和防控能力，对具有实质性威胁的恐怖组织及其网络必须彻底清除。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意义在于保护美国太空系统的安全，倡导和建立国际太空机制的同时保证美国的特殊权利。其长远目标将是防止出现太空安全困境，限制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探索建立大国之间的太空集体安全机制。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将提高美国的太空实力，影响它主导的国际太空合作和国际太空机制。但美国太空控制理论对太空和平和外空军控起着消极作用。

国家安全论文【第二篇】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人权无国界”“有限”“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保持其国际超级强国地位，围绕着“国家安全”进行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之产生与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构建了颇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统筹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总的说来，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将科技创新为己所用，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使国家信息安全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之巩固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调控信息安全，主导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内外因素之制约。从美国自身战略设计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信息安全作为支撑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庞大体系，涉及面非常之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与多元，加上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部分出现误判，都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环节的工作化为乌有。若一味强势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从心之虞，也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难度，恐生过犹不及之忧。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 意识形态安全； 建构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DOI：/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动着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1]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不单单代表一个纯粹的技术统治，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价值观在内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各个国家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激荡，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分配格局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影响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发展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思想一经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力量。”现在，我们有7亿网民，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交流工作的新渠道和新空间，但也使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探索大数据时代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路径，拓宽其传播途径和宣传方式，积极有效抵制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一、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他观察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和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中，从宗教批判转向了对德国的现实制度和反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批判转向了对经济批判，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大体上建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著作中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检验和再系统化，在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及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而且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和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过渡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部著作中集中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社会意识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价值体系。它是指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1858年，马克思在《序言》一书中，批判了商品拜物教，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和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客观存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不受任何外来异质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特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下，采取各种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作用。

21世纪，在思想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兴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过程中和社会的转型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应根据现实趋势和时代变化，主动更新观念，及时调整策略，重视并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一个以大数据倒逼的时代下，占领网络阵地的至高点，是坚定“三个自信”，把握“四个全面”，落实“五大理念”，实现“中国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

二、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新特点

2012年以来，大数据（big data）一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大数据是由网络科技和各种科学设备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数据集。21世纪，大数据通过 Volume（大量）、 Velocity（高速）、 Variety（多样）、 Value（价值）四个特点，全面渗透到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越来越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大数据的预测、分析功能不仅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迎接挑战，深入研究，抓住机遇，开创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在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呈现出三个新特点：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多维性”

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的范围和层面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军事层面，其安全的着眼点由“维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单一性为主的安全价值基点，横向延伸直至全球、纵向承载体拓展深入国内直至公民个体。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复合”范围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信仰、价值观安全等领域的多维度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关涉国家，更是需要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建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并为其他安全提供理论引导、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外源性”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着先进的技术优势，转移作战方式和作战空间，全方位发展网络的“移动化”的软实力渗透传播；扩张新媒体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霸权；开发研制突破中国的网络监控技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着力推行西方的“分化”和“西化”策略，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西方一些妄图通过网络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甚至不惜编造谎言，加强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宣传。因此，排斥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刻不容缓。

2. 创新网络话语体系增强宣传实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更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前提和先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就需要将我国的国情和其自身不断融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继承中创新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说服力。其一，要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将理性政治和感性表达相结合，运用数字、图画等艺术表现形式，拉近与大众的心理距离。把握宣传的广度，拿捏宣传的力度，注重宣传实效。其二，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借助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力量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道德力量和体系。其三，要了解现代传媒的传播规律，对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资源进行创新性转化，传播、强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国思想和中国风格。

3. 培养一支专业的网络人才队伍。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网络发展的新形势，加强战略阵地建设，努力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理论专业水平的思想政治队伍建设者，主动掌握信息网络通信的发展趋势，加强网络红色阵地的社会主义方针、理论、政策的宣传，在信息领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方面，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影响范围，体现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传播到西方社会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削弱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保障了主流思想的贯彻和落实。使互联网成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人心，使更多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科学性的认识，并转化为改造实践的物质力量。

（二）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意识下手。”历史经验表明，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反动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目前，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已然成为各种舆论的阵地。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指出的：“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8]因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引领整合各种思潮增强主流意识话语权。网络等新媒体中各种思潮的滋长蔓延，其目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的主导权。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增强体系话语权。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就要弄清楚各种社会思潮背后的历史背景，利益诉求，目的趋向。一方面，要尊重差异，引领整合兼容各种思想意识；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亮出底线，强调划界批驳，凝聚共识，齐心协力。

2. 将“利益诉求”与“感性表达”相结合。人的信仰总是与需要、利益、诉求相关联的， “关怀”到什么程度，就会“唤起了”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9]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10]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分析日常生活中群众的心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处理好网络政治主义生态和政治逻辑语言，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广泛的道德文化感染力和认同力。

3.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为了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要学会通过网络网上网下走群众路线，要形成社会大家庭的同心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整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安国之器，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我们必须坚持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人民的斗志，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网络文化控制力和引导力，牢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在网络信息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前进。

（三）从被动接受到积极自觉

通过网络渠道获得信息，面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而且对国家、社会、工作也产生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呈现出了自发性和非理性的特点。但经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们逐渐由原先不自觉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今天有意识的“自为”状态。

1. 主动增强网络宣传工作的渗透力。当下，我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下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党报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而且要积极抢占包括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在内的各大新兴媒体，加快建立一批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宣传的网络红色主流网站，并积极鼓励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工作者创建个人主页，主动宣传国家重大思想并建立统一的网络舆情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并跟踪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做好引导工作，防止“信息暴动”式消极思想蔓延。

2.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引导民众认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悠久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维护我国的安定团结有着重大意义。但凡出现违背传统文化的事件，无论是普通的网民，还是官方的媒体都要一致对外，积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因此，我们要借助传播媒介，唱响传统文化主旋律，用更符合民众易于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协调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感受、理解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和生动性，努力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3. 积极发挥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作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实践作用。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技术监控和数据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弘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专家们往往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专家们通过海量的数据预测和分析解读国家的大政方针，使党的决策被人民理解和接受，明确了意识形态安全是“为什么人”， 增强了认同感和合法性，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四）从网络立法到净化网络空间

2016年4月19日，在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完善网络监管，化解网络中存在的风险。立法是净化网络空间的必经之路，网络世界也要受法律约束。如何在尊重各种多元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下，化解网络风险，成为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监管缺失和民众法律意识淡泊，盗窃或出售对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和有关的数据，实施一些违纪国法的网络犯罪和网络诈骗行为，对执法部门的传统执法方式和执法思路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依法加大对互联网的数据管理，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提升网上执法力，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就显得更为急迫。

1. 加强科技的投入，提高网络技术。面对网络时代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态势，我们要采取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的战略。优化网络的数据化的方向、宽带化的方向和智能化的方向，研制高端核心技术，研发各种抵制反动、有害信息的技术软件，努力提高集思想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中文信息软件比率，打破西方网络文化垄断网络世界的神话。

2. 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规范网络行为。网络的舆情监管需要法律法规，由于信息技术刚兴起时，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消极的意识形态传播泛滥。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了网络信息传播机制，构建了网络信息管理的基本架构，健全了网络审查制度及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净化了网络空间。在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网民自由言论的基础上，为控制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网络法制宣传教育，提升了民众自觉自愿遵守信息网络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了信息网络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 创新网络文化构建，培育理性传播环境。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地位，鼓励和发展更多有时代特征的网络新文化。我们要以健康的网络思想文化为基础创新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马克思的新文化语境创新中国化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文化。在制定法规的同时尊重网民的言论权利，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和道德精神需求，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引导人民群众，力争讲好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正能量，树立中国好形象，以此吸引世界各地的网民浏览并访问我们的网站。

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的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信息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要正确处理大数据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建构一整套严谨细致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体系；而且要利用国家、政府、个人的数据搜集、存储、分析能力扩大网络宣传的阵地，维护好主流意识形态在多种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保持主导作用和辐射功能，打造融通中西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改变国际话语单方面的格局。这不仅是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安全治理能力的政治手段，而且也是全面夺取小康社会胜利的社会目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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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人民出版社，2003.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 [M].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1988.

[5]〔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 [M].北京：军事译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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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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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8]〔美〕阿而温・托夫勒。权利的转移[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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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第四篇】

摘 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整体战略布局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波诡云谲、瞬息万变，带给中国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中国而言，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和价值秩序混乱，这一切都严峻地考量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理论和现实都需要我们以更为开阔的思路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重塑理想信念、坚定政治信仰，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筑坚强意识堡垒。

关键词：意识形态；信仰危机；价值秩序；路径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72-02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站在牢牢把控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上审时度势，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全新的战略部署，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推进书写了新的篇章。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和战略性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新的发展阶段只有夯实社会、经济、法治等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根基，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执政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不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从而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真正做到全面从严治党，真正从根本上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筑坚强意识堡垒。

一

国家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背景条件下，一个国家得以生存发展而自发形成的比较完备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的统称[1]。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要素，国家意识形态是集政治理论学说和信仰价值两方面于一身的思想体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则是指在保证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利益集团不受威胁的前提下，积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有序发展，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挑战，使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认同的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2]。

所谓信仰危机，从本质上看就是指在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的背景之下，信仰者深陷困境无从解脱时，原有的信仰理论体系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不相适应，随之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开始发生变化，并_始对原有的信仰体系心存疑惑、摇摆不定，直至全面放弃或难以重塑信仰体系的一种精神状态[3]。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重组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秩序，扩充了世界各国在全球领域的发展空间，而这一大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也是不可小觑。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这一时期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经历着调整和创新的“惊险一跳”，政治信仰与价值嬗变之间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无声较量之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某些环节上的不成熟、不完善被无限放大，相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进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貌似难以自圆其说，这些都使得马克思主义信仰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势冲击，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日益突显；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国际舆论之风，独霸意识形态制高点，肆意颠覆我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极一时，也开始沉渣泛起，人们开始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精神世界受到物欲的诱惑极度扭曲，使得道德情感和价值追求都沾染上了商品的气息，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生活缺乏价值目标引领，整个社会有机系统的基本精神依托――核心价值体系严重动摇。在新形势下，如何化解信仰危机、重建价值秩序、冲破思想藩篱，为未来发展开辟新的价值支点成了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

党的十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较量无声，却更惊心动魄。在经济开放发展、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聚焦于信仰动摇和价值失序所导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上。中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这些变化势必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和价值秩序的混乱。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评价标准越来越趋于物化，直接导致了价值观的错位，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得到良好的认同和践行，旧的价值观念又受到了强烈的震荡，优良的社会传统随之被湮灭，这一切都严峻地考量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这种信仰危机和价值秩序混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安全论文【第五篇】

论文摘要 贸易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护正常的国际贸易交易顺利进行，使国际贸易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调整器，还能有效防范因别国经济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本文从国际生产参与程度、国际经济关系和贸易政策方面对中国国家贸易安全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国际市场对中国主要产业的影响和经济转轨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国际贸易安全的潜在不安定因素进行了讨论。 论文关键词 贸易安全 国际贸易 国家利用 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贸易地位上的排名进入了前三名，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随着贸易总量的迅速增加，国际贸易正日益成为维持国家经济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但是不少贸易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贸易质量问题，加入WTO的深层次影响，以及经济转轨的影响。这些不仅影响到贸易安全，甚至还影响到国家总体经济的安全运行。 一、贸易安全的涵义 贸易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是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国际贸易交易得以顺利进行，国际贸易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得到有效控制的状态。安全的国际贸易状态应该是从贸易体系的各个方面保证本国的经济不受到因别国经济波动而通过两国间的贸易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且能够保证趋利避害，在遇到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下，能高效地整合国内的资源，迅速扩大贸易份额，分享到更多的国际市场的利益。 影响国家贸易安全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因素： 1.国际市场参与程度 一国的国际市场参与程度包括该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的结构、贸易集中度、贸易竞争力、关键产业进出口占其总量的比重、关键资源进出口的依存度，以及走私品占国内市场的比重等。较高参与程度或是不合理的参与结构都会使国民经济易于受到外部波动的影响，以至于国家贸易安全处于较高风险之中。 2.国际经济关系 世贸组织成立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协调作用进一步加强，在如此的国际经济环境，一国的国家贸易安全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国际经济关系。这包括：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关系；与他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的经济利益关系；与区域经济组织的关系。 3.国民经济受贸易的影响程度 发展国际贸易的重要目标是对国民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通过广泛的国际间商品、服务、人员的流动，将为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促进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同时国民经济必须具备防范贸易波动的能力，自身产业要有竞争能力，且结构合理；国内市场要做大且具有活力，这样才是较安全的状态。 4.国家的贸易政策 国家的贸易政策决定了一国的国际贸易发展，是贸易安全发展的制度保证。无论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贸易政策，各国政府都始终试图在本国对外贸易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政府的贸易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外汇政策；建立出口的服务体系，加强对本国出口的各种支持政策；有效的扶持外向型产业的发展；订双边，多边协定促进出口，甚至以国内立法的方式，帮助本国出口部门打开他国市场；通过各种方式对进口予以监管等等。 二、中国国际贸易现状及问题 1.国际市场参与的分析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2006年为65%，仍有上升的趋势，比全球约60%的平均水平稍高。2005年初级产品的比重下降到%左右，但工业制成品大多数是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少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高技术及其原料进口的比重不低，很多关键技术都依赖进口。在关键产业的进出口方面，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依赖度高，机械设备特别是高技术设备50%以上依靠进口，民航飞机完全依靠进口，微电脑核心部分基本依赖进口。 从外贸集中度来看，我国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与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已实行了贸易多元化战略，广泛扩大外贸的市场。但目前来看，几个主要贸易伙伴仍占了主要的贸易份额，排名前五位的贸易国占总贸易量的三分之二。 中国从人均角度看是资源贫乏的国家。我国多种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40%以上，如对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35%、36%和46%，镍和天然橡胶的对外依存度更是高达55%以上。所以关键资源对国际市场依赖 仍较大。中国贸易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大多缺乏国际竞争力，研究表明，竞争力系数大于的商品主要有旅行箱包、服装、家具等。 2.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 中国已正式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这说明中国已基本溶入现代的国际经济舞台之中。近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总体良好，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贸易磨擦也从未停止，美国对中国与其贸易顺差问题，要求人民币升值问题等等都是热点、敏感问题。与区域贸易组织的关系方面，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正逐步得到加强。中国在与东盟交往中，正起到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华人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等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区域关系正在不断加强。 3.国民经济受贸易影响的分析 （1）带动就业人口 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发展，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贡献很大。据测算，加入世贸五年内，中国的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服装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万人、万人、261万人、万人、以及万人。 （2）贸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 受到外贸增长的刺激，我国的许多产业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但主要的国际竞争优势来自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偏低。自由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产业升级。 （3）贸易对产业技术进步的贡献 随着人员、产品、技术、资金的不断交流，我国的企业不断跟踪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指导下，也出现了交出市场却没有学到技术的问题。 （4）外贸对GDP的贡献 2005年，我国净出口将接近1000亿美元，创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顺差，对GDP增长的贡献将介于3%～4%之间。 4.国家贸易政策分析 （1）外汇政策 开放了经常项目，并不断朝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外汇储备已达10663亿美元，使得通过调整汇率变化管理贸易变得相当困难。 (2）扶持出口的政策 已经建立对出口企业的相对完善的出口服务体系。政府在尽力为企业提供各类直接或间接的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出口创汇。 （3）本国政府对他国市场的影响程度 政府在以其他国家制定双边与多边协议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而且从近期的实例看，政府采取了比较强硬的路线对应别国针对我国的一些贸易摩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显示政府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4）对进口监管程度 关税水平在不断降低。相对别国，政府在运用非关税壁垒的手段时略显不成熟。国内政策的非透明性，对进口有一定的影响和限制。 三、中国国家贸易安全的潜在影响 1.世贸组织的某些重要规则的影响 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使中国不仅可以在市场准入和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减让上得到更多的优惠，也可利用WTO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使得总体环境变得更加公平、稳定，更具有可预见性。但也有不少潜在的影响贸易安全的因素必须关注。 （1）技术性贸易壁垒（TBT） 它已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市场的手段。中国的出口产品面临越来越复杂的TBT措施的影响，而中国企业对产品质量与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政府对国际通用的技术标准，技术管理措施和技术壁垒措施的了解不足。没有妥善的应对TBT的措施，将使中国出口的产品在国际上处于被动状态。 （2）反倾销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上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出现了迅速上升的趋势。WTO有关反倾销的审查的标准为协议的多种解释开辟了可能性，所以贸易保护势力倾向于采用这种方式作为一种“贸易补救手段”的原因。过去，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同时，中国企业不应诉的问题也助长了这种趋势的发展。 2.关键产业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 （1）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纺织和服装为例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但美国多年来用配额限制中国产品，欧盟等国用绿色壁垒对中国出口产品形成新的障碍。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延也纷纷对中国 产品进行限制。世贸组织成员的纺织品出口自2005年1月1日开始不再受到配额限制，这不仅结束了中国长期受到双边纺织品协议左右的局面，还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透明的争端解决机制。 （2）农业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仅相当于美国的%，巴西的3%，澳大利亚的22%。随着大量质优价廉的国外农产品进入，中国农业受到的挑战很严峻。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农业发展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转折时期。另外，最让人担忧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3）金融业 从世贸的《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协定》来看，都要求各成员提高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水平。目前，外资银行可向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可设立保险业合资子公司；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合资企业允许从事A股承销，以及B股、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的承销和交易。金融业是关系到一国经济稳定乃至社会稳定的命脉行业，其本身又贮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金融是也正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在开放之后面对如此众多强的竞争对手，中国的金融安全的确让人担忧。 3.经济转轨的影响 （1）政府职能转变及对贸易自由化的管理 贸易自由化要求经济转轨国家的政府全面地从经济生活中退出，对于转变政府职能，中国政府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与外部世界的分歧在于如何转变，转变的底线在哪里。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政府对保护支柱产业和幼稚产业所制定的政策的含义，但政府的干预很有可能引发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冲突。行政与司法体制也存在改革的必要。 （2）现行外贸战略的隐患 改革开放后，中国不遗余力地扩大外贸出口，外贸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旧的贸易政策的弊端已逐渐暴露，虽然我国出口现在以制成品为主，但这些发展起来的产业以劳动密型产业为主，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整体上影响到国内产业的升级，而且由于中国在某些产业中产能已经超过了国际市场的需求，直接影响到该产品的国际价格不断下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更为严重的是，鼓励外贸出口和出口导向模式的推进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程度。 （3）经济转轨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 从企业层面看，中国的企业普遍规模小、资金少，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不多。政府依赖动用各类社会资源，对国有企业给予支持和优惠。但如何打破体制障碍，建立新的国有企业的委托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将是改革的方向。民营经济的发展所需的条件依然相当严峻。首先要解决国民待遇问题。其次，民营企业获得信贷金的制约条件依然较紧。另外民营企业获得证券发行的制约也比较紧。当然，民营企业目前也存在身发展的问题，这包括民营企业的信誉、产权、技术发展的定位和财务等问题。 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国家贸易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关键是由有竞争力的企业维护起来的。在目前的政策上，中国的企业如何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是实现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却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 参考文献： Stiglitz， Josep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sicontents，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2 UNCTAD 2002.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New York and Geneva 保罗·克鲁格曼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范兆斌：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贸易保护的新趋势及动因分析。商业研究，2005年第21期 高伟凯：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利益原则。国际贸易，2007年第3期 李雪平：贸易自由化与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从中国和平发展遭遇的贸易保护主义谈起。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刘亦晴：贸易自由化下的中国经济安全分析。市场论坛，2005年Z1期 马杰：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佟家栋：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与经济利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王厚双：贸易战离中国有多远。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 [11] 温彬：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12]谢识予：经济博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13]颜剑英：布什政府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与中国贸易安全。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