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热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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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第一篇】
家中养了许多花，知名的，不知名的，红的，绿的，紫的…….占满了小小的阳臺。不过都是些极易养活的品种，可是即便这样，由于以前在离家较远的乡镇教书，住在学校，就很少回家照顾它们，小家伙们营养不良，干瘪不堪，面黄肌瘦，病怏怏一副副将死之状。去年九月，工作调动，得以每日回家，闲暇之余我便会去照顾侍弄它们。小家伙们久旱逢甘露，起死回生。生活也因为它们的叶长叶衰，花开花落，变得多姿多彩，富有情趣。
变化惊人的数那几盆芦荟了。我很喜欢芦荟，喜欢它们那厚实带着刺的叶子，四季常绿，即便是寒冬腊月亦能给人盎然生机；我亦喜欢它们的性情，舒展自然，毫不矫情，生命力极强，即便你不管不顾，它们依然坚挺，只是少了些许油光与肥厚。其中有一盆元老级别的，是我家芦荟的始祖，所有的芦荟都是它的后代，经过照料，今年比往年更加壮实肥绿了，那粗厚的叶子就好像会溢出汁液来。
静下心来一算，不知不觉自己已守时一月有余，才等到了它极美的花季。自己都为这份执着与坚守钦服。我是一个粗略的人，有时不免性情急躁：常为学生的逆反叛逆而焦头烂额；也会为学生的不求上进而懊恼不已，亦会为工作的止步不前而忧心忡忡……？我们班有个叫李川的孩子。这个孩子脑瓜不算笨，但学习习惯极差。书写极其缓慢，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几乎天天都要在课堂上打瞌睡，家庭作业经常不完成。导致他成绩不理想，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厌学情绪也越来越严重。我决定对这个孩子的家庭进行深入了解。
原来，他爸爸不务正业，沉迷，妈妈绝望地离家出走了。他跟着生活极度没有规律的父亲生活，极度缺乏关爱，学业更是无人问津。和他爸爸的几次交谈中，他爸爸的消极与负面情绪令人沮丧，他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孩子是否在做作业，作业完成没有，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他压根儿不知道。与他爸爸的无效沟通，我想到了让其他家长配合，共同改变这个孩子。于是，我提联系了孩子的奶奶，奶奶虽然年迈，但很明事理。听完我的讲述奶奶急得不得了。决定把孩子带回去她照顾，我也希望他奶奶能每天监督学生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有问题及时与我联系。就这样，这个孩子的状况慢慢的有了好转，孩子明显进步了很多，有时候我也会找机会表扬了这个孩子，也要引导其他孩子多与他交流，包容他。
我发现这个孩子逐渐地树立了自信心，不管做什么事都很积极，上课也专心了很多。我发现孩子书写速度缓慢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汉字的书写顺序，同时他握笔的姿势也不正确。利用课余时间，我手把手地教他握笔姿势、汉字的书写规律。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虽然做作业的速度仍然很慢，但比以前快了很多。于是，在班里对他进行大肆表扬，看着他沾沾自喜的样子，我也很开心。同时，我给他奶奶发了一封“捷报”。“捷报”的内容如下：“尊敬的李川家长，您的孩子在书写速度方面进步很大，特发此捷报，以兹鼓励。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鼓励，希望您能多赏识孩子！”这样的次数多了，家长也确实看到孩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自然也愿意花时间监督孩子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了。学习也越来越有自信。
现在这段时间李川，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书写速度提高很快，学习成绩自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家长也积极地配合老师教育孩子。他正一步一步摆脱“差生”的阴影，快乐健康地成长。
看到这个孩子，不就像我家的花儿一样吗？如若无人关爱守护，便是自生自灭，杂草丛生。如若家校齐心，多加守护，付与期许，静静地守候，他便能开出美丽花儿，惊艳世人。然而，在这繁忙纷乱的城市，我们总是目视前方，行色匆匆，奔赴在一个个目标之间，虽然前进不断，成就连连，心灵却也多了许多尘世杂念，少了些许宁静与淡然。也许我们应该适当地放慢脚步，抛却欲念，就如此时那刻，守着心中的那份执着与痴爱，淡定地和一盆花，数着时令，静静地，等待花期的到来。
哲学论文【第二篇】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重视传承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从“实事求是”观、辩证法思想、知行观、伦理思想及社会历史观上，都体现了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哲学思想就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又带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点或特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形成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
一、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继承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是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理论前提。曾多次讲到，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落后，中国的哲学思想，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优秀的思想。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与中国民族化的形式结合起来。在谈到与“实事求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的放矢”时，就结合中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叶适曾用过的“弓矢从的”的比喻，其原意是强调立论要象对准靶来放箭一样，以此来论证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结合这一事例，把“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谈，认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个‘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把“有的放矢”提高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以此来阐发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这不仅改造了其原来的含义，深化了其内容，而且还充分体现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民族化、群众化及通俗化的重要特色。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并有相当精湛的造诣。从而使他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地发展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过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批判地吸收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哲学睿智和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完善，最终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概括了“实事求是”思想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结果。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并不是的创造，而是古代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史书记载，“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汉书》。说的是西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读书，广泛搜集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它的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再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的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它与我们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有本质区别的。从中国历史遗产中发掘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形式，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进一步批判和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过的新解释，使“实事求是”有了崭新的涵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在赋予“实事求是”命题唯物辩证内容的同时，还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就是不实事求是，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1941年冬，为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经过改造和解释的“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精辟概括，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十分熟悉，并灵活自如地对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资料进行吸收和改造，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对立时，就引用《易经》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来解释事物的两方面，明确讲到，“一点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自古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叫还对传统哲学中的“一物两体”、“有一必有二”等哲学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改造，在其重要著作《矛盾论》中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两点论”、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等重要的辩证法观点，并用民族语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将复杂的哲学矛盾观点及对立统一规律这一重要的辩证法规律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改造并吸收《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谈到好与坏的辩证统一时说，“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他就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此外，还将《孙子》中合乎辩证法的论述，如“知已知彼此，百战不殆”、“以逸待劳”等运用于战争中。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改造和吸收中国优秀辩证法思想，从而使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也使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第三、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总结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
知行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对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的问题，也就是认识的来源问题。从总体上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我国历代哲学家们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先行后”论，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观，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听乎知”观。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和“行先知后论”。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都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解释。
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理论立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观和辩证法考察知行问题，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的问题。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同时，他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种种错误的、片面的认识，把知行问题从抽象的纯思维活动和个人的道德践履的狭隘圈子里解放出来。《实践论》于1951年公开发表时，特意加上附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的关系”，这表明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认识运动的总公式，以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是对我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是我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发展的最高成就。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发展
中国传统伦理学非常强调道德的作用、道德的实践、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原则，习“哲学”就是以探求“天人合一”为中心，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联。《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中，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只有道德修养好，才能完成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历史使命。这些思想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批判地吸收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他强调道德在推动历史发展、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竭力倡导在个人修养中要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完善“为人民而死”的共产主义道德，号召人民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固他强调道德的改造必须通过与工农相结合，通过革命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刻苦磨练才能实现。在此。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修养的观点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结合起来，指明了道德的作用及其发展方阿。
第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
追求理想社会是研究社会历史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社会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编撰《礼记·礼运》篇，首先描绘出了“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一理想社会的总原则是“天下为公”，即以公有为基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对于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包括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以“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志士仁人始终为实现大同理想而奋斗。
中国传统历史观中“大同”的社会理想对影响很大，青年时代的衷心向往“世界大同”、“太平大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仍然讲“世界的大同”，但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使大同的社会理想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中国特色。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质上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公务员之家
哲学论文【第三篇】
学科制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首要问题，即现行学科制度中的一、二级学科划分不合理。哲学被纳入现代教育与社会分工，哲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学者的业余爱好，既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也使哲学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科制度所左右。
一、二级学科划分应以学科知识的合理划分为依据。“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①。属于一级学科的知识应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纲”，是有关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的知识；属于二级学科的知识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目”，是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不同研究方向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学科制度将知识生产与专业人才培养融为一体：一级学科提供作为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将本学科所有研究人员凝聚为在同一范式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时通过学科教育规训学术新人，为学术共同体输入新鲜血液，使学科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二级学科具体展开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方向的研究工作，不断产出学科知识，扩展学科知识体系，同时也为学科范式的更新、发展创造条件。学科的基础教育是学习、掌握一级学科的知识，使学术新人具备在学科范式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学科的专业教育是学习、掌握各二级学科的知识，引导学术新人逐步进入学科前沿。
哲学学科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在于确定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纲与目。哲学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即现存哲学知识形成于多种哲学范式——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有其范式；而且“各个‘哲学体系—原则—范式’，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特的学说，他们之间互相不可替代”②。这样，一个国家的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工作就是确定自己知识体系的纲与目，明确自己的哲学范式，使哲学学科基于一种哲学范式进行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而不能围绕多种哲学范式从事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因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哲学学科建设都是要推进本国或本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建设，而不是推进所有国家或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因此，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以适合于本国或本民族的哲学范式为哲学知识体系的“纲”，以该哲学范式所确定的各个研究方向为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目”，而其他哲学范式及相应知识则都被归结为有利于发展本国或本民族所需要的哲学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例如，西方哲学传统范式有四个基本取向，即实在的性质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思维的结构是什么和善是什么；西方国家的哲学学科通常也只设四个二级学科，即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③；西方国家哲学学科制度中没有“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并非西方哲学界看不起中国哲学，也并非西方哲学界不研究中国哲学，而是对其哲学学科建设来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有益的思想资源，却不是其学科研究的主要方向。这就像中国的化学学科建设需要关注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研究方向所取得的进展，但不能将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同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同起来，一并列为化学学科的研究方向与二级学科。
国内现行哲学学科制度中有“目”却无“纲”，一级学科“哲学”并不为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提供他们在其下从事研究的哲学范式，二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外国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则作为实际上的哲学一级学科开展工作：分别向本学科哲学工作者提供哲学范式，各自发展本学科的“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或西方哲学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其结果是，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中，根本看不到当代中国的“哲学”的学术发展，而只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等的学术发展。这些哲学二级学科基于各自范式独自从事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各有各的问题意识、话语系统与学术标准，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同其他二级学科交流。中、西、马“三足鼎立”（只是其中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力大大低于马哲与西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学科壁垒甚至超越国界：各二级学科同各自国外同行之间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相互之间却几乎没有交流的欲望，以至中国哲学界一再呼吁中、西、马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犹如还未完全走出“冷战”阴影却又陷入“文明冲突”从而充满误读迫切需要相互沟通的当代世界。事实上，多元化是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各国哲学界都同时在研究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但哲学学科内部的学科壁垒却为我们所特有；因为其他国家的哲学学科建设都只是要推进本国或本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建设，唯有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是围绕几种相互独立的世界观体系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而展开的。
二问题意识
不合理的学科制度将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格式化”为各个学科的问题意识，使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所固有的哲学问题，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罕见的非宗教性文明，艾森斯塔特称其为“专注于现世的文明”④。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却并非没有信仰，中国人不以上帝主宰的天国为自己精神的最终归宿却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的追问，不需要精神追求的最终归宿。两千多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以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人生与人心”问题为己任，以数千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人文伦理关系为依据，以“信”——人与言的统一体——为中介，通过生活中现有的、人们应当践行合乎自己身份的“言”的这一正当要求，很自然地确立中国文化特有的基本价值——家、国、仁、义、礼，创造性地“以道德代宗教”⑤，形成中国文明特有的信仰体系，即艾森斯塔特所说：“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⑥。所以，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⑦；“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⑧；金岳霖先生强调：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对于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⑨。现在，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非宗教性。据统计：2000年全球人口约62亿，其中宗教信仰人数约为48亿，占总人数的％；在中国的13亿人中，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大宗教的信教者有1亿多人，其中基督教信奉者约5千万左右，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同时，“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⑩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广大民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还不能在自己现实生活中践行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共产主义信仰，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也还只能针对少数先进分子，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精英阶层，尤其是在中高级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阶层里，他们应该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是十分理想”(11)。毕竟，信仰并非只是单纯的、主观上的相信；有信仰，就意味着不仅确信而且在自己实现生活中实际践行自己所信仰的原则，即西美尔所说：“我如果说，我信仰上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信仰与我坚信存在着以太、月球能够住人、人的本质永远不变等完全是两回事。这不仅是说，上帝的此在虽然不可确证，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时，也意味着……我把上帝当做生活的准绳”(12)。因此，无论当代中国哲学怎样理解哲学或哲学的使命，客观上已经被现实生活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职责，必须首先研究、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为亿万中国民众提供能够作为他们生活信条的哲学思想。
被现行哲学学科制度所“格式化”了的问题意识却意识不到现实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在哲学研究中，“问题并不直接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研究对象的主体的意识之中”(13)，具体说，就是存在于哲学研究者有关自己研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的自觉意识中。正是规范着哲学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哪些现实问题注定要转变为或注定不会转变为哲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现行学科制度使中、西、马“三足鼎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也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这三个拥有各自范式的哲学学科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所关注的哲学问题都是各二级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并不一定是当代中国迫切解决的哲学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观体系，所关注的哲学问题理所当然地是世界性的哲学问题，如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等；中国传统哲学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世界观体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如何使自己融入现代文明，如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最高，西方哲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是现代化进程对当代人类提出的最新问题，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等等。问题在于，尽管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早就从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哲学等方面论及“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也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但在中国哲学界有关方面和问题意识中，这个问题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不应成为主导当代中国哲学方向的哲学问题，以至二十多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千余项哲学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被纳入了学者的视野，却几乎没有一项正面探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的部级课题。
由此，当代中国哲学在学科扩张与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了，其现状为社会各方及哲学界自己也不能满意。有学者说，一个轻视哲学的民族不可能优秀。同样的道理，一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也不可能优秀。而且，一个民族既不会无缘无故地轻视某种哲学，也完全有理由轻视那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
三未来方向
改革现行哲学学科制度与“构建中国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必然。
高清海先生在生前最后1篇论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14)。高先生的倡议也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同。2004年“中国哲学大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的理论目标，强调“构建中国哲学，在于重铸我们走向未来的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和灵魂”，“‘构建中国哲学’这一命题的理论意蕴和现实选择，实际上就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是极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哲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15)。说到底，中国文明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的精神只能归宿于中国哲学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国人所需要的哲学，并非能够透彻解释宇宙万物的艰深理论，而是像《论语》、《孟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那样能够安顿中国人的人心，引导中国人的人生，通俗易懂，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哲学经典。
当代中国哲学迟早要成长为具有自己独立范式的哲学，意味着我们迟早要形成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纲与目，意味着我们迟早要对现存哲学知识予以重新分类并据以重新规划哲学的学科制度。在这意义上，“构建中国哲学”与改革现行哲学学科制度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目前需要开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围绕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并以其为精神归宿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各学科间展开对话、讨论。构建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需要以古今中外所有哲学智慧为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料，需要当代中国所有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同时，“中、西、马三个哲学体系，都有自身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有自身独特的学术焦点和思考向度，只有面向问题，才能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点或交汇点”(16)。就是说，唯有各哲学学科都来思考每个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而不是基于各自学科范式，讨论诸如人、存在、主体性、事物本身、正义、公平、自由等目前哲学界热衷讨论而又不能解决当代中国人精神归宿于何方的哲学问题，各学科才能超越自身的学科界限，平等参与讨论，学科间对话才不会导致无谓论争或是流于各学科的自说自话，各学科所掌握的哲学智慧才能最终转化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源。
哲学问题是哲学的生命的源泉。新的哲学流派、新的哲学范式只能形成于新的哲学问题。“构建中国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讨论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问题，即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以其为中国人的精神归宿这一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哲学问题。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11－01批准，1993－07－01实施。
②叶秀山：《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③DouglasBurnham,GetSetforPhilosophy,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3.
④⑥［美］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第309页；第273页。
⑤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第88～105页。
⑦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页；第16页。
⑨金岳霖：《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第4页。
(11)《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术创新和政策建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接受五国记者采访》，《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
(12)［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0页。
(13)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4)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2期。
哲学专业论文【第四篇】
作为哲学专业的二级学科，美学本身的哲学情愫不可置疑，且不说其命名者鲍姆嘉通在命名时就是赋予这一学科以哲学应有的学科内涵，其研究目的和学科宗旨都是与哲学紧密相连，就是后来在美学上颇有造诣的美学家如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海德格尔等等也都是哲学界的大儒，美学从属于哲学这无论从学科体系的关联度抑或学科自身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内涵都无可厚非。美学以感性为研究对象恰好弥补了哲学领域对感性研究缺失的遗憾，因而美学遂成为整个哲学领域最富感性特征的学科。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学衍生于西方，因美学置身于哲学领域，西方学者尽管在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上都毫无例外地以感性为唯一答案，但其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上这些学者又回归到自己所熟知的西方哲学中，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来应对美学研究，把感性的认识排除在哲学的研究范畴之外，认为只有理性认识而非感性认识才能更接近真理。美的本质问题便成为延展这一矛盾症结的最突出表现。简单梳理一下西方美学史，不难看出美的本质问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美学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克罗齐到海德格尔，美是什么成为这些美学家探寻美学圣殿不得不首先敲开的第一道门。带着这一根源性的症结，中国的美学研究者接受了西方美学中对这一问题的困惑与思辨，吕荧、高尔泰所倡导的“主观派”,蔡仪所代表的“客观派”,朱光潜所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李泽厚所倡导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统一派”都是对美的本质质问的本土化翻版。康德所描绘的“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1]在诸多的哲学化的理性思辨中杳无踪影，而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以及民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与这一学科西方化的专业属性恰又难以契合，进而造成了美学学科属性的模糊，美学成为穿梭于诸多晦涩、抽象概念和术语之间的文化游戏。美学自身的哲学属性与其应用的专业体系之间并非十分协调。如前所述，美学进入国内后首先是作为建筑学系的课程而设置的，即使在今天看来，哲学系开始美学专业或者美学课相对于中文系或艺术系而言也少得多，固不说哲学系本科专业设置中本无美学一说，就是作为二级学科的研究生专业，全国设置的学位点也数量有限，而比起哲学系本源化的根正苗红的美学课程而言，中文系、艺术系乃至其他学系所开设的美学课程要普泛而且哲学味弱化得多。如果采用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的划分标准，哲学系开设的美学课程应属于“自上而下的美学”,中文系、艺术系等设置的美学课程自然可以划入“自下而上的美学”之列。“自上而下”意味着从美学的本源入手，探讨美的本质、意义乃至形而上等问题自为这一类美学本身的应用之义，“自下而上”的美学则不然，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的审美经验、审美心理出发来进行美学问题的探讨，这与当下所倡导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谋而合，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进而窥视整个美学体系的本质意义。然而因为美学学科的多重属糅并济，再加上历史上对这一学科课程体系缺乏清晰的界定，因而当下的美学教学通常采取“一锅烩”的教学策略，陷入二律背反的教学窘境中不可自拔。
2课程整合：美学课程教学的属性归类与学科界定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亲缘关系，国内的学院美学一直注重其本身的哲学思辨性，美学教学通常也以美学知识的传授为主体。诚然，国内高校开设美学课程的基本目标还是相当明确的，美学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学生成为能够懂得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美和欣赏美的人。”[2]但实际情况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与学生审美观的培养与提高很难达到有效链接，抽象甚至晦涩的美学理论其接受的前提就是接受者要具备起码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理论驾驭水平，而这对缺乏哲学理论背景的多数学生而言几乎难以成为现实。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年复一年的理论阐释早已将美学枯燥的理论体系衍化为一种毫无实用价值的教学“布道”,由此引发的美学“不美”遂成为众多美学课程教学者异口同声的共同呼声。于此，美学课程教学“因材施教”,摒弃传统上“一锅烩”的教学模式，分而治之，弱化美学学科的哲学属性成为变革这一教学瓶颈的关键所在。从当前开设美学课程的常态设置来看，哲学、汉语言文学和艺术学成为美学课程的主打阵地。哲学是美学课程的孕育摇篮，因而在哲学系设置美学课无疑是最具本源性的学科取向。哲学系设置的美学课程所面对的是具有较强哲学理论功底、理性思维较强的学生，因而无论是对美本质的探讨抑或那些颇富思辨性、哲理性的美学问题都可能成为这些学生日常关注的教学命题。当然，尽管在哲学系，美学也是分而论之的，对哲学专业的本科生以及哲学的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生专业而言，美学课也就是专业内的普选课程，其教学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只不过是这些专业的学生由于具备了较强的哲学功底和哲学思维能力，对美学课程中抽象的概念术语要比其他专业容易接受一些。哲学系还设立美学专业，这是哲学专业的二级学科，只有研究生才开设这一专业，这是系统学习美学知识，培养具有深厚美学理论功底和较高审美能力的专业，在这一专业设置中，美学被进一步细化，中国美学、西方美学、比较美学都成为这一专业所涉猎的对象。任何美学学科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和颇具时代前瞻性的问题都是这一专业学生日常探讨的知识目标。美本质等困扰诸多中外美学大师的理论问题便成为这些哲学专业美学学习者的首要研究对象。而这一类美学姑且可以称之为哲学美学，以哲学美学为教学研究对象自然构成美学教学的第一种模式。美学教学的第二种模式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的美学课程教学形态。作为汉语言文学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汉语言文学开设美学课程在当下教学语境中几成常态，同时也是开设该门课程最为广泛的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开设的美学课程与哲学专业的美学课程既有共同性更有差异性，共同性在于，两种美学课程体系的本源是一致 的，其最终目的也是一致的，都是提高接受者的审美能力和研判水平。但两者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语言文学作为研究和教学对象，中国文学注重的多是形象思维，较少西方文化的抽象观念，因而探讨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审美内涵多是从形象化、感悟式的语言描述入手，极少抽象的概括性的理论阐释，即使像《文心雕龙》这样的鸿篇巨制，其语言呈现的形象性也大为可观。于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美学课同样要遵循这一专业的课程共性，以具象的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些文学形态衍生、发展的审美维度。另外，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美学课程其先修课程是文学概论，文学概论是对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发展规律的本质化概括，已具相当的理论色彩，而美学则是承继文学概论，进一步对文学现象以及文学衍化规律的审美观照，在审美发生规律和文学活动的自身意义、审美经验的构成与文学创作心理机制、审美体验与文学价值诉求等方面构建对话与桥梁，而这些审美观照都是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为研究蓝本，不需更不必深化为艰深乃至晦涩的抽象理论去加以阐释。因而采用哲学专业的美学课程教学手法来建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美学教学，其教学的路径和方向都是错误的，而这恰是当前美学课程普泛性的教学现状，也是诸多学生厌倦美学课的最终缘由所在。大学美学课程教学的第三种模式是艺术学开设的美学教学形态。如果说清政府首度引入美学课程并将其设置于建筑学系是当时教学体例的混乱使然，那么，今天诸多艺术学将美学课程列为基础课程却是该课程本身对艺术专业具备的重要指导意义。宗白华曾经指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3]尽管哲学美学也是将艺术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丹纳的《艺术哲学》事实上就是一部美学着作，康德、黑格尔等一代美学大师对艺术多有真知灼见，但这些美学着作中的艺术更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形态，与当下的艺术专业注重那种操作性、实用性的艺术形态不可比拟。因此，在艺术专业开设美学课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对艺术类实践课程教学提供一套审美参照体系和评判准则，它是艺术实践学科的提炼与深化，同时也是美学理论在艺术实践中的自我检测与自我修正。当下艺术类美学教学依据专业的变化也发生了重要变迁，单纯的美学让位于《绘画美学》、《音乐美学》、《设计美学》、《建筑美学》、《舞蹈美学》以及《服装美学》等等更为细化的学科，这些细化的美学课程无论是教材编写抑或课堂教学和课程评价都很难回归于本源性的哲学美学学科体系中，美学在这诸多的艺术形态的课程教学中完成了从抽象到形象，从理论到实践，从形上之道到形下之器的华丽转身，几百年前鲍姆嘉通所冠名的美学由此完成了最富现实意义的身份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