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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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体系理论；国际体系特征；国际体系单位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三种体系理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的建构主义[1]。这三种体系理论都强调用外部因素来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而这个外部因素就是国际体系因素，即体系结构或体系进程，但是三种体系理论的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主要是想通过对三种体系理论的比较，在认识到他们差异的同时，加深对体系理论的理解。

一、研究层次和体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理论是体系层面的研究。华尔兹把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体系理论和还原理论，① 前者强调体系特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后者强调对个体特性的研究，以单位特性作为解释依据[4]。因此，体系理论就是研究体系特征与单位之间的互动行为。体系特征是发生作用的因素，也就是自变量，而单位行为就是受到这种作用的影响而出现的因变量，体系特征的变化会导致单位特征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遵循了体系理论的这些原则，所以都是体系理论。但是，他们对国家体系特征和国家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

二、国际体系特征

在对三种体系理论进行比较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国际体系的特征，即体系层面的什么因素对体系单位的行为影响最大、最重要。三种体系理论对这一问题有着根本的差别。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体系结构层面来解释国家行为。他首先提出了界定政治结构的三个标准：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5]。由于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内体系，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相应的秩序原则就是无序性。在论述单位特征时，华尔� ② 所以，在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因素中，只有权力分配是可变的因素。因此，华尔兹把体系结构定义为诸多国家行为体之间按实力大小形成的排列组合，排列发生变化导致结构的变化[3]。当然，华尔兹强调的权力分配主要是指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而权力主要是指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体系结构的表现形式就是“极”，比如单级、两级和多级等结构。

新自由制度�

罗伯特・基欧汉没有否认华尔兹界定的体系结构，认为体系结构是解释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仅仅强调体系结构是不够的，特别是在体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其他的体系因素来解释国家行为[6]。因此，基欧汉把体系结构作为常数，把影响体系进程的另一个因素，即国际制度作为最主要的体系特征。国际制度主要是指：国际组织、国际惯例和国际机制。

建构� 温特的建构主义也是体系理论，强调体系结构与体系单位之间的互构。温特所论述的体系结构不同于华尔兹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所界定的结构，温特在世界观上坚持观念主义，借用社会学理论，认为体系结构是国际文化、认同的分配，而不是物质性权力的分配[7～8]。

三、国际体系单位

三种体系理论都把国家作为体系单位，作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研究起点[9]，①而且都认同华尔兹的国家观。虽然他们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认为民族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 首先，华尔兹对国家进行非历史化的处理，把国家作为一个常数性实体，不像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把国家历史化， 其次，华尔兹将与国家关系无关的国家内部特征（attributes）排除，比如政体，经济、政治等体制，意识形态等，也就是说，只考虑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忽略国家之间内部特征的差异。最后，国家作为基本的体系单位，除了在能力方面存在差异之外，成为同类的（like units）可以类比的单位[10]。因此，在三种体系理论中，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两个重要的因素都具有了高度简约性和可操作性。

四、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的关系

在体系理论中，体系特征与体系单位的关系是指，体系特征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华尔兹认为，体系理论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说明体系结构怎样影响体系单位[10]。结构现实� 国家行为具体主要是指冲突和合作。比如，华尔兹从体系结构的特征出发，论述两极结构与多极结构相比，更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同时，华尔兹将体系结构与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进行类比，认为体系结构是自在的、独立的自变量，一旦形成就不受国家影响，像一只无形的手影响国家的行为。因此，通过分析体系结构的特征就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预测，也就是所谓的“结构选择”。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对博弈论进行改进，认为尽管存在合作的机会，但是影响本应该实现的合作最终却没有实现的原因在于国家交往过程中的欺骗行为。欺骗行为分为故意欺骗行为和由于“政治质量”不确定导致的不得已的欺骗行为。基欧汉认为，一方面，通过国际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规范性和关联性对故意欺骗行为进行惩罚，提高故意欺骗国家的国际交往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制度向参与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可靠地信息，以及通过国家制度所具有的明确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总之，经过国际实践，理性自私的国家会根据国际制度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放弃眼前短期的利益，选择合作和遵守国际制度，追求长远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制度选择”。

国际关系论文【第二篇】

一、日本近代与哲学

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接受西方哲学的近代日本历史。明治的近代化也是引进西方文物制度的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在哲学领域也是如此。学习西方哲学并将其介绍到日本的学者们，原本大部分人最初学习的是儒教，而且多数人精通传统的佛教教理、哲学。在这样的哲学接受史中，最初的成果且本身具有重大哲学史意义的是哲学用语的创造。“哲学”这一词语本身也正是这样诞生的。在创造哲学用语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西周(1828—1897)①。西周本来学习的是被视为日本“法家”的德川时代的“徂徕学”,后来转而学习“兰学”(荷兰学),留学荷兰期间学习了国际公法之后回到日本。明治时代初期，西周等人开始了用西方文明精神进行教化的启蒙活动。尽管他们对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的导入是片面的，但是哲学不只停留在用语、概念的翻译上，而且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明治时代后期，哲学开始影响日本人原本的思想形态。开始于西周、福泽谕吉等人的启蒙思想，到明治后期终于发挥了作用。

(一)哲学的胎动期

从德川时代末期开始，在明治近代化的过程中哲学受到各种潮流的影响。由福泽谕吉、西周等启蒙知识分子组成的“明六社”的活动(功利主义的影响很大)、影响了自由民权运动的英国自由思想、法国的革命共和思想对哲学产生影响，此外，进化论哲学、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德国观念论、实用主义等相继被介绍到日本，并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发挥了作为社会思想、社会哲学的作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使以天皇为政治权力中心的国家主义更为强化，经历两次战争的明治时代后半期，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新康德派哲学也被介绍到日本。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以青年为中心展开了将人生意义与“哲学”思考相结合的动向，并与大正时期的教养主义、文化主义、民主主义的动向相结合。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大学学院派逐渐确立，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康德。另一方面，在实践的社会活动中，对马克思的关注越来越大，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两股潮流一直没有融合。

(二)大学哲学学院派的形成(明治后期———昭和、战后)

以下考察在学院派与实践性的社会哲学、社会思想分离过程中作为学问研究的哲学的状况。首先在大正民主主义过程中出现了暂时的、开放的学术繁荣，并出现了寻找在学院派之外的活动场所进行哲学言论活动的思想家。土田杏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所论的和辻哲郎也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创作活动的。日本的代表人物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也一边享受着这 西田几多郎很早就开始用独特的日语文体进行思考。在任职于京都大学的西田教授的周围，汇集了优秀的年轻人，诞生了被称为京都学派的一群哲学家。在野时已经很有名的和辻哲郎也被西田发现，并被邀请到京都大学开设伦理学讲座。西田以后接踵辈出的哲学研究者们被称为京都学派。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哲流都处于被批判而没有被重新审视的状态。也就是说，哲学被看作是推动了国家主义支配下战争的御用学问。直到上个世纪末，哲学终于摆脱了偏见重获自由，开始从新的视角被研究。

(三)战后的新研究

战后，在美国占领下，以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机构脱离了政治相对独立，哲学、思想领域也呈现出新的盛况。尽管依然受到德国哲学的很大影响，但是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存在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越来越关注，以往那种观念式的、封闭的学院派开始变得开放起来。尽管如此，与现代相关涉的“日本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很难找到能够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具有倾向性的看法。(四)最近的动向笔者认为最近的动向可以说是对新的“实践性”哲学的要求。人们对应用哲学、应用伦理学的要求不断提高，新的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的领域诞生。原本这也是与欧美动向连动的现象，初期也有近似于欧美翻版的东西。但是最近，在与日本的“现实”的关系中出现了新动向，即希望深入日常人们关系性的深部。这一动向作为对我们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状况，或者源自新的日常关系性、日常用语的哲学的要求，影响着年轻人。哲学著作也开始用简单易懂的日语写作。以上简单回顾了日本近代哲学史。最近新的实践哲学的发展动向之一，是关注如何用哲学概念去理解现实的日常关系性，深入思考日语与哲学的关系，可以说这与本文的主题和辻哲郎的哲学、伦理学密切相关。

二、和辻哲郎的哲学

(一)和辻与西田

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与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哲学研究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共同经历了大正时期这一开放的时代，西田经历战争，在战争结束前逝世，和辻在战争结束后逝世。对比两者，西田几多郎将研究主题定位在“自己与世界哲学”或者“宗教哲学”,具有“内向的哲学”的性质。与此相对，和辻哲郎将研究主题定位在“自他关系的伦理学”、“文化哲学”,具有“外向的伦理学”的性质。西田哲学，其“内向的哲学”有时被� 但是，西田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是要克服唯我论。另一方面，和辻的研究，其出发点是立志于学院派之外的艺术、文学活动。最初以文化研究的形式开始。但同时，正因为是文化研究，所以其内容与学院派哲学大多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近代哲学一直采取掩饰着广泛的防守范围相关。

(二)和辻的研究

和辻最初以尼采研究、克尔凯戈尔研究面世。现在这些研究的预见性得到了认可。后来完成了《大和古寺巡礼》等随感性的、文学性的著作。他的文笔活动受到西田几多郎的注意，被邀请到京都大学开设伦理学讲座。和辻从此开始了作为学院派学者的研究经历。后来，和辻返回东京，成为东京大学“伦理学”讲座的教授。在创作了评论家时代的《古寺巡礼》、作为京都大学博士论文提交的《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以后，完成了《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义》、《孔子》、《风土》、《日本精神史研究》、《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伦理学》(战中到战后)、《日本伦理思想史》、《锁国》和《被埋没的日本》等许多著作。和辻关注的内容涉及日本文化史、精神史、欧洲哲学、伦理学、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源流等，内容丰富多彩。和辻哲郎的弟子、和辻研究第一人汤浅泰雄将和辻的研究分为以下三个时期③。

第一时期，大约30岁之前即学究生活以前的和辻。具有大正教养主义、人格主义倾向，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学审美倾向、个人主义倾向。其著作内容关注的是古代日本文化、尼采、克尔凯戈尔。

第二时期， 30岁至40岁中期。留下了日本精神史、基督教、佛教、西方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主要作品有《风土》与《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

第三时期，40岁以后即和辻伦理学体系形成的时期。主要作品有《伦理学》与《日本伦理思想史》等。这一时期正值日本战败，这两部作品也反映了战败的经历。作为国家主义的全体主义，和辻受到批判也正是这一时期。将和辻作为面向21世纪哲学的日本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进行考察，也是将第三期的和辻及其周围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三)和辻对哲学伦理学的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从第二期到第三期，以日本战败为契机，和辻的伦理学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下面先介绍贯穿和辻思想的哲学问题意识。其一是日语这种语言、进而到贯穿着日语的日常性的人际关系之点；其二是对这种人际关系的关注；其三是再到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倾向与关注。下面分别对这三点进行简要论述。

1.日语这种语言。在《日语与哲学的问题》这篇论文中，和辻指出日语没有性别、单复数差异，词尾不因人称不同而发生变化。与西方语言比较而言，日语的这些特性是适合日本人活动的语言形态，并非不适合于哲学思考。他最后总结说：“远离日常语言的哲学绝不是幸福的哲学。百余年前的德国哲学家们从长期以来的拉丁语的桎梏中突然获得了解放，由之同时使哲学成为朝气蓬勃的鲜活事物。进行这种研究确实需要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于是，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便应运而生。我们在这里发出期待的声音。日语并非是不适合于哲学思考的语言，只不过对哲学思考而言，日语仍是处女。用日语思考的哲学家，快诞生吧。”(《日语与哲学的问题》,《续日本精神史》所收， 1929年完成，1935年修改)[1]551

2.对“世间”关系的关注。对日常语言的深入关注与和辻哲郎的伦理学构想密切相关。体现了和辻最初伦理学体系的《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中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他的问题意识。和辻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作为反世间事实的虚构理论加以排斥。所谓“世间”不是指作为个人的人，原本是指人们居住的世界，应该读作“じんかん”(jinnkan人间)。世界上每个人的形态，正是人—间，应该将“人与人之间”作为鲜活的关系来理解。无论是仅仅把个人的存在作为人的本质来理解，还是将淹没个人的整体作为人的形态来理解都是不正确的。个人的—社会的二重性、辩证的二重性才是人之存在的真实。西方伦理学史也绝非将人作为孤立的个人主义性的存在。以上就是和辻阐释的伦理学。“世间是指‘世界’本身同时也是指存在于世界中的‘人’。因此‘世间’不仅指人也不仅指社会。‘世间’是将二者辩证的统一。”(《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2]和辻的这一构想一直存在于构筑后来的浩瀚伦理学体系的《伦理学》中。具有辩证的二重性格的人的存在，最主要展现给我们的就是日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辻将信赖看作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感情。信赖有各种表现，在和辻看来，在人的行为、交涉的根底通常有对他者的信赖。即使是在近代社会，人们无意识的日常行为中也存在着他人对自己没有害意的信赖。虽然在现实中存在着背叛和虚伪，但作为缺少信赖的状态，反而体现了信赖的根源性。人的“真实”表现为对待信赖的态度，这是人之存在的基本形态。

3.和辻的文化多元主义构想。第一期、第二期的和辻，集中精力著述以佛教、儒教、基督教或者希腊等文化源流为对象的著作。其中，关于应如何把握自古以来一边吸收外来文化，一边创作自己文化的日本这一文化个体的本质的问题横在和辻面前。同时，他也曾力图将这些源流思想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人类的教师)来理解。在文化之价值多元性的根底，以及与之同时的多元的文化价值中，存在着普遍性的“人间”这一主题。将日本、中国、印度分为季风型风土、沙漠型风土、牧场型风土，在与人的风土的关系中理解自我的《风土》,正是将这种对文化多元性的关注寄于风土概念的著作之一。

三、战后的和辻———从战前开始的变化

(一)从战前的和辻到战后

日本战后对和辻哲郎的评价多是批判的。战前，户坂润也对和辻的解释学方法进行了严厉批判。战后的批判是专门针对和辻思想的第三期即伦理学的性质。和辻否定个人主义、提倡全体主义性的个人的灭私奉公，认为献身道德才是日本的传统。人 实际上，和辻的思想本身从战中到战后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国家、人伦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理解方法等方面。“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近代日本的世界史地位不复存在。”[3]日本战败对此前日本的自我理解以及和辻的日本印象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战� 对于和辻的伦理学体系，笔者认为和辻的伦理学乍一看，其重点大多放在日常的解释学。但当和辻的伦理学关注利益共同体、国家的时候，和辻的解释学也发生了变化，带有应称为既成法解释的特征。战后和辻修改了伦理学，这也意味着他改变了战前的观点。我们从和辻对把重点放在国家人伦的公法方面这一现实形态的解释的变化上，能够看出和辻思想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看和辻国家观的变化。战争中和辻有如下论述：“国家的防卫不是指守护个人幸福免受外部威胁，而是指国家自身的防卫，因此是指对人伦组织的把捉，人伦之道的防卫。从这一点来看，国防不是手段，其本身具有人伦意义。”[4]493和辻将国家看作人伦组织，给予其至高无上的人伦意义。这当然也影响了国际公法。把国家看作是人伦的最高形态，对于超越国家的存在，诸如国际联盟等组织当然也就持否定态度。“人� 由人形成的整体没有比国家更大的东西。即国家不具有在自己之上规定自己的如人性那样的整体性。”[4]500“国家的‘力量’集中于统治权。因而统治权不仅是立法而且是实现法的巨大力量，其根系被植入神圣性之中……因此性表现为国家整体性是有限的这一人之存在的终极的整体性。”[4]476

(二)战后和辻自身的变化

战后的和辻修订了战争中写的《伦理学》,表明了自己对超越国家的国际组织的理解。和� “不君临任何国家的世界国家、各国国民全体担负的世界国家，作为这种国际组织的国家必须出现……为了世界上所有国民都能自主完成他们的人伦组织，必须给其以充分的自由与独立。只要与这种人伦努力有关，各国国民就必须完全拥有已经形成的国民国家的……世界国家的……对各国民国家的统治也不容置喙……”[5]

(三)对日本思想传统的关注及其变化

和辻对国际社会关注的变化同时也是他对日本历史、思想传统理解的变化。战前的和辻肯定了武士对主君的“献身道德”,否定商人的文化、思想、活动。因为“商人本性”(商人精神)是以追求私人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续日本精神史研究》中收录的《现代日本与商人本性》很好地体现了战前和辻的观点。“商人精神在17、18世纪的日本形成了功利主义道德，到19世纪后半期作为商人本性遭人鄙视。认为应该鄙视商人本性的是经济上处于商人支配下的武士阶级的道义观。对商人本性的鄙视一直持续到武士阶级以后，而且商人本性这一概念本身也变成含有鄙视意义的词语。从这一点来看，以自家福利为绝对目的的道德观只在日本没有得到认可。”(《现代日本与商人本性》,《续日本精神史研究》所收)[1]478“我们必须承认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是现代日本建设中的强劲动力……现代的危险也正在于这一点。”[1]500和� 日俄战争作为防御西方各国侵入的战争，当时在国内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和辻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指出“商人本性”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相同性质，对其加以排斥。这种意义上的商人本性是指近代欧洲的个人主义，其背后是功利主义哲学。和辻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追求利己利益也不是无缘的。即“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将追求利己利益转变成“共同的经济利害关系”的形式。④但是，和辻在战后的著作《日本伦理思想史》中却对商人阶级给以肯定的评价。“长期以来，商人阶级已� ”[6]700“当倒幕目标终于明了化的时候，作为这一运动的旗手展示自我的是下层武士与上层庶民组成的革命团体。他们被认为是来自此前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能动的部分。”[6]710可见，和辻开始认为支撑商人经济活动的道德观是必需的。可以说，战前和辻批判商人本性，主张回归共同社会的理想与人伦的自觉，结果也都意味着“道德观”是必需的，因此并不是说战后和辻才完全改变了观点。事实上，战前的和辻是对一味振兴经济、殖产兴业，失去道义的近代日本的反省；战后的和辻是强调近代日本的问题点，即批判迅速引进近代技术，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近代精神的吸收。“正如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所证实的，这种迅速引进的过程中隐藏着各种偷工减料引起的危险弱点。最大一点就是急于引进近代技术，却忽视了对与之平衡的近代精神的吸收。特别是没有注意到作为国民国家，当机构发生变化时与之相适应的公共精神的培养以及社会道德的发展。”[7]

(四)回归文化哲学

战后，正如最初那样，和辻重新回归到“文化哲学”这一原点，写作了《锁国》《日本伦理思想史》《被埋没的日本》等“文化哲学”的一系列著作，批判了此前日本的封闭性与精神。例如，他在《被埋没的日本》中这样写道：“(关于波茨坦宣言的承诺、制定宪法…)我们宣告不用‘武力威慑’、‘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持有武力才这样做。不持有武力自然无法将武力作为手段，因此没有必要特别宣告。我们的宣言显示了这一决心是为实现支配人际关系的崇高理想而做出的努力。将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违反了上述理想。纷争最终不需要依靠武力，而需要依靠道理来解决。如果不坚持这一原理，就无法最终实现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的立场》《被埋没的日本》所收)[8]和辻在战后的上述反省，并没有在战后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今天，当我们毫无偏见地探寻和辻哲郎的思想轨迹，毫无偏见地面对曾被认为帮助战争施行、战后受到批判的西田哲学时，上述引文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被大家认识。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世界以及东亚的今天，虽说和辻的思想在战前战后有所变化，但他对异文化的一贯关注、潜在的文化多元主义视角以及将人际关系理解为“信赖”的伦理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对于和辻曾持有的、战后修正了的国家观、国际关系观，笔者认为必须将和辻战后的国家观、国际关系论作为日本自我认识的形态之一，在21世纪发挥它的作用。可见，和辻的伦理学虽然在公法方面存在问题，但其精髓原本在于私法方面的哲学(诚实与信赖的伦理学)⑤。对于将对私法层面人的理想状态的关注联系到公法层面的关系的这种意图与方法，虽然战前和辻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不少偏颇，但也有功绩。继承其意图，重新进行哲学思考，应该是和辻给我们提示的课题吧。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继承和辻的思想。

第一，和辻提出的挖掘国民精神史的重要性很重要。探寻文化的底层，比反省历史、反省自我更为深入。这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对各文化独立性的哲学反省之后，尊重他国文化的可能性。

第二，和辻的伦理学。从与法制的关系来说，和辻的伦理学希望将公法(宪法及其他统治法)与私法(民法、经济法)相结合。但是，公法方面并不适用于多元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应该说和辻伦理学的特色在于私法领域、从私人关系到从事经济活动的私人领域。“诚实与信赖”这种伦理学的“真实”在今后也具有意义。在此之上重新构筑公法领域，即新的“公共性”(排斥灭私奉公的道德),对日本国内继承和辻伦理学来说是必要的。

第三，和辻最初否定商人道德(商业道德)。但是，特别是以战败为契机，他开始认识到确立商业道德的重要性。伴随现代经济活动的繁荣，商业的道德性将成为重要课题。我们必须从与和辻倡导的“灭私”的不同方向考察经济活动与个人幸福的关系。

国际关系论文【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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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在芝加哥出席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他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变化，但发展中美关系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图为（左二）、美国商务部长普里茨克（右二）出席论坛。

2015年2月6日，奥巴马政府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继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以来的第二份报告。报告把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排在第一位，把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重心，� 2月11日，主席应约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双方都表达了在各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意愿。但相比在环境、卫生等全球挑战领域的密切协调，双方对地区问题却缺少共识，这也越来越成为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瓶颈。笔者认为，在世界权力重心东移亚太的背景下，中美应更加关注亚太格局问题，致力于优化亚太格局。

亚太“双轨”格局

经济格局的“双轨”是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和以中国为引擎的东亚经济增长与区域合作。二战后美国建立的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深刻塑造了亚太经济格局。东亚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与美国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随着美国自身国力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美国发挥主导作用日益艰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主导经济秩序的缺陷。而每次危机后，亚太非美国经济体的合作都会发生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中国的作用不断升级，弥补了现行体系的不足，客观上也挑战了美国的主导地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大力推进高门槛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这一制度安排通过资本开放、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门槛，将中国排除在外，大有与中国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之意。但客观上又是一种迫使亚太经济体实施经济结构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也激发了东亚国家进一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贸区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及周边国家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恰恰发挥了完善经济机制、稳定市场的作用。

安全格局的“双轨”则是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与非美国主导的次级安全结构。冷战期间，美国构建了以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军事同盟为支撑的双边同盟体系，同苏联阵营对抗。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得以延续，但是难以覆盖整个亚太地区，也不可能完全处理好日益棘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此背景下，非美国主导的次级安全结构兴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亚洲中小国家建立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成员不包括美国的有亚信会议等。成员包括美国的有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APEC在事件后也开始涉及安全合作议题。另一类是由中国等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比如中俄共同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发起的六方会谈，还有湄公河跨国执法合作等，这些直接提升了中国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力。

美国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多边机制还比较容忍，并力争主导权，为己所用，作为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的辅助和补充；但对不包括自己的多边机制则戒心重重，尤其担心中国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奥巴马政府2009年宣布“重返亚洲”后，通过增派军力，强化同盟体系，来应对中国崛起。美国还助长日本否认历史、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意愿，支持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抗衡中国。这些都加剧了中美的战略竞争和对抗。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提出亚洲新安全观，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这些举措既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积极有为，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反制美国新一波压制的反应。

总的来看，亚太经济的双轨结构和亚太安全的双轨结构并行。美国主导的一轨强，“双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补充，既互为动力，又带有竞争抗衡意味。而增加结构的互补性、减少�

“一二三四，齐步走”

根据亚太格局的“双轨”新发展，中国已经在践行一整套优化亚太双轨格局的战略战术，可概括为“一二三四，齐步走”。

（一）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优化亚太双轨格局的战略愿景

2013年10月，主席在印尼举行的APEC会议上首次提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在访问印尼时，又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同年10月24～25召开的周边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2014年5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总理提出推进亚洲利益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责任共同体。在11月的北京APEC会议上，再次呼吁“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同时首次提出“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可以说，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中，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多层次的。

（二）转动发展与安全两个轮子是中国优化亚太双轨格局的主要方向

中国注重协调发展与安全，着力构建“有利于安全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的地区框架。2014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上说，“继续推动安全和经济两个“轮子”同步运转，全力推动朝着机制更加完善、合作更加全面、协调更加顺畅、对外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11月，总理在缅甸举行的第九次东亚峰会上提出“把握好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的大方向”。在12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上，明确指出要“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三）“盘活存量”、“增加增量”、“疏通流量”是中国优化亚太双轨格局的主要思路

盘活存量指的是不把双轨视为保守与改革的对立，积极建设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最大限度使其发挥正能量，稳定亚太命运共同体。副总理在2014年12月中美商业关系论坛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中国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增加增量指的是中国发挥补充性作用，比如中国根据自身优势和亚太地区对基础建设的强大需求，提出建立更广域的亚太自贸区（FTAAP）、“一带一路”建设、亚太互联互通、东亚互联互通、大湄公河次区域互联互通等倡议；鉴于现行的国际投融资体系难以解决互联互通巨大的资金需求，中国又倡导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

疏通流量指的是畅通中美邻对话渠道，促进双轨之间的相互融合，增加双轨一体性，比如2014年7月中国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推进海空行为准则谈判等都是联通中美邻的重要举措。今年举行的东亚峰会将是惟一一次中美邻都参与的国际会议，增强互信，推进合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中国致力于倡导四个规范，营造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文化

一是自我克制。对中国而言，就是体仁行义，修己安人。用在优化亚太双轨格局上，“己”是中国，“人”泛指亚太国家。“修己”，指中国继续保持合乎道义的发展势头，提升崛起质量。“安人”，指保持中国与亚太国家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力。

二是整体适应。世界的变化是常态，需要各方不断顺势而为，进行阶段性调整，变通政策和做法，在相互适应和学习中走向合作共赢。主席在2014年亚信会议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体现了对亚太安全质量的责任意识。

三是矛盾管理。中国的和谐思想并不回避矛盾，矛盾管理、危机管理、冲突管理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这是中国倡议在东盟地区论坛等既有框架下，建立信任措施，推进预防性外交，设置必要的冲突及危机管理机制的意义所在。

四是共同规则。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建设和平、繁荣和开放的亚太是各方的共同事业和共同责任。规矩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不仅要看大国力量，更要看规矩本身的性质，立好规矩才能守好规矩。中国2014年提出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又同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与东盟共同创制规矩，体现了自我克制与共同规范，既给东盟吃了定心丸，也一定程度缓解了美日等国的疑虑。

国际关系论文【第四篇】

198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方面，国际体系由两极变成了单极，由此颠覆了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带来了崭新的国际格局；1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全面嬗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面临全面审视、重新构筑其指导思想即外交哲学的巨大挑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当前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我们又应当如何与这个世界打交道？

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于1990年代初中共104大前后初具雏形，经过10多年的辩论、反思、丰富、完善，到本世纪初106大前后臻于成熟。及至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4月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又于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全面阐述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对现阶段中国外交哲学和国际战略做了纲领式的总结。根据中共104大以来各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1年多以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官方媒体文章以及学界言论[1]，以「和谐世界为旗帜的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对当前国际社会实然状况的判断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次，在国际社会应然状况的理念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以政治上平等、民主、法制，安全上互信、对话、合作，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和社会制度上多样、包容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或者说追求目标。最后，在中国外交的行动纲领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方向。

熟悉近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文献的人1眼就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等等都是1战后盛极1时的理想主义思潮的标志性关键词。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不久便在国联失败、2战爆发等严酷现实面前破灭，理想主义思潮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战的结束曾经带给世界1线希望，国际社会期冀在没有大国对抗的形势下可以重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令相当1部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者们庆幸人类追求了近1个世纪而不可得的「集体安全原则终获实现。可是，随之而来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却让这1前景又1次成了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理想主义这次短暂的复燃，除了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了建构主义的兴起外，在中国以外的各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并未留下多少痕迹。

在西方动静不大的理想主义复燃在中国却引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反响。中国学界的大部分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具有为理想主义还魂成分的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之西方国际关系理念。1时间，赞美、推崇全球化、1体化、地球村、相互依赖、全球治理、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超国家超主权跨国界行动网络、国际机制、互利共赢、观念共享、认同重构、安全共同体、乃至世界政府的言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充斥国内的学术论坛和大众传媒，为中国外交哲学向理想主义偏转在观念和舆论上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世界各国都遭遇冷淡的理想主义复燃为甚么唯独在中国成了气？这当然离不开中国的特殊国情，其中两个因素是主要的：其1，到1980年代重新恢复为止，本来就未曾充分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中断了310年，刚起步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学界尚欠成熟，才会重新祭起在国际学界早有定论的理想主义亡灵，将其奉为至宝；其2，也是更重要的，中国当时正处在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决裂的意识形态转型期，对过去几10年盛行的「斗争哲学、「革命路线深恶痛绝的知识／政策精英很容易矫枉过正，才会敞开胸怀毫无保留地拥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中庸、「和为贵等理念1拍即合的理想主义立场。

中国外交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指引下取得了1定的成绩。中国从1980年代末的极度孤立中艰难走出，直到今天与世界各国普遍改善了关系，在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享有较好的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化解了「中国威胁论所引起的不必要忧虑。这些与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奉行忍让合作、亲善睦邻政策是分不开的。然而，在肯定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问题所在。其1是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脱离了当前的国际现实，也违背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早已确立的1些基本规律，引起国人对国际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国家安全隐患；其2是对和平、合作的过份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实践在1些问题上不能理直气壮地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持国际正义而斗争，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声望受损；最后，中国外交宣传说辞（diplomaticrhetoric）对1些完全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信念的强调，使自己处于言行不1、自相矛盾的窘境，反而引起别国的猜疑。在国内有关文献中，支持、论证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和赞扬中国外交成就的著述车载斗量，而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检讨之作却寥若晨星。有鉴于此，本文将不再为前者锦上添花，而将重点放在探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偏向和缺失方面。

2

「和谐世界是继「和谐社会之后提出的。有人认为，这只是把国内社会发展的目标运用到国际社会的扩展。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国内国际的差别上面。如所周知，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有本质的差别，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像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不存在垄断合法暴力使用权的中央权威——政府，也不存在以合法强制力为后盾的可执行法律。尽管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种种粉饰，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从本质上说仍是1个丛林世界，其中各国的利益、安全乃至生存得不到法律秩序的保护，弱肉强食仍然是通行的生存法则，权力／实力（power）成为决定1切国家之命运的「国际政治通货，也�

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政治就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或者说是以权力对利益进行分配。权力则是影响乃至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或者更直白地说是「让别人去做本来不愿做的事[3]的能力。可见，政治关系中1方权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对方权力的削弱。权力的这种相对性质决定了1切政治博弈都是0和游戏，其中1方所得必为另1方所失；同时也决定了追求权力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在本质上必然冲突，不可能共赢，也不可能真正和谐。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间的利益和国际事务的决定权都是按照国家权力／实力分配的。只要权力／实力是决定1切的诉求手段，拥有不同权力／实力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平等，而国际事务也不可能按1国1票的民主原则去裁决。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所说的「国家无论大小1律平等是指主权平等，并非政治权利平等。在政治权利特别是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上，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平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受的大国特权，尤其是1票否决的特权，就体现出国际社会对这种等级制度和非民主决策程序的认可。事实上，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权力政治的明确体现。面对这样的国际现实去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未免过于空想。

在无政府状态下，当1个国家的安全以至生存受到威胁时，说到底，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被指望提供可靠的救助，国际社会因此被称为「自助体系（self-helpsystem）。在自助体系中，1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增强意味着其它国家安全的自动削弱。这里的「自动削弱与实力增强国家的意图或动机无关。这样，1国如果坐视其它国家实力增长，就会危及本国安全；如果提升本国实力，同样会被别国视为安全隐患而做出相同反应，各国由此陷入竞相升级的军备竞赛中去，这就是国际关中著名的「安全两难。「安全两难不可能通过「建立互信而消弭，因为在无政府的结构制约下，缺乏强制保证的「诚信没有任何意义，背信弃义的例子在国际关系史上比比皆是。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国的「善意上不啻自取灭亡，也正因为如此，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而且1旦失误不再有第2次机会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国家敢依赖「互信而放弃加强军备，因为风险实在太高、赌注实在太大。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变，想靠「互信解决国际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

如果说国家之间在政治上利益必然冲突、在安全上必然相互戒备，那么至少在经济上可以互利共赢吧？的确，以财富定义的经济利益与以权力定义的政治利益不同，有其绝对价值而非只存在于相对关系之中。从单纯经济学角度出发，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各国进行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有可能实现对各方都有益处的互利共赢游戏。然而现实世界中从来就没有单纯经济性质的经济问题。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还存在相对收益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相对较少的1方担心获益较多的1方的国力增长较快，造成本国在权力博弈中的地位遭到削弱。这种对相对收益不平衡的担忧 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能够互利共赢，国际经济合作就1定能实现。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企业并购，遭遇这些国家设置的种种政治屏障，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经济合作有可能互利共赢并不等于1定互利共赢。事实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北方的富国强国往往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将损人利己的不公平交易强加于南方的穷国弱国，以此继续扩大国际贫富差别，又用扩大了的实力优势谋取更加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愈陷愈深的发展困境。即使有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经济合作赢得了发展的机会，那也往往是以国家主权、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劳工福利等方面付出高昂代价换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合作只是有关各国利益交换的权宜之计，并不必然导致国际关系的和谐。同样的道理，被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者当作世界和平希望的相互依赖其实也是1柄双刃剑，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让有关各方利益交织，休戚相关、得失与共，却也可以带来利害冲突甚至激烈争端。在相互依赖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上普遍存在两个误区：1是以为这是近2、310年来出现的1种新现象，2是认为它会导致世界和平。历史告诉我们，两者都是错觉。正如国关理论大师沃尔兹（）指出，当今世界以贸易和海外投资占世界生产总额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赖／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1次大战前的水平，而尽管那时的理想主义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欢呼世界经济1体化将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结果却恰恰相反[4]。把世界和平乃至和谐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赖、1体化、全球化上是不可靠的，把这些国际经济进程不加区分地作为政策目标去推动也未免失之盲目。

中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国际体系属性的理解和对国际关系规范的应然设定上，而且表现在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实然判断上。通过理想主义的乐观视角产生的这些判断与现实世界存在很大差距。关于多极世界或世界多极化的判断就是1例。10余年来，中国学界对世界的极数问题进行了冗长而不得要领的争论，却始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由两极变为单极。这1判断的论据很简单：当今世界上没有1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制衡最大的霸权国美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这样1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出现。所谓「制衡就是能够在重大实质问题上以实力为后盾影响甚至改变霸权国的决定。以此作为衡量国际政治极数的唯1标准是因为它反映出国际力量对比的本质，是研究极数这个问题的本来意义所在。国际实力分布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有单极结构就注定有霸权秩序，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国内政学两界热衷谈论的多极世界和多极化纯属幻觉，而「1超多强的提法虽然可以说比较符合实际，却错失了事物的本质，有误导之弊。事实上，单极就是单极，除非有联盟制衡出现（而这在当前世界极少可能），否则「多强在「1超面前只能是无效数字，改变不了单极世界的本质特征。

对多极和多极化也存有两个认识误区，其1是多极世界比单极世界太平，其2是多极化可以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事实上，多极均势远不如单极或两极结构来得稳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多极结构下爆发的；而失去均势的多极世界中的动荡和混乱足可匹敌霸权秩序下的诸多弊病。另1方面，多极化作为国际实力分布的变化只能是次等大国实力增长的自然结果，而不可能是政策推动的结果，除非与其它强国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而这与中国外交的既定方针相悖。当前的霸权秩序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不管喜欢与否都必须面对，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霸权，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或把精力浪费在谈论毫无现实意义的多极世界上。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又1误判形势的命题。这个命题如何违背了邓小平「两大问题论断的本意以及提出「时代主题这个范畴的列宁主义理论范式的「硬核，是如何不符合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推导出的国际秩序特征，又是如何不符合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现实，作者已有另文专论[5]，在此不再重复。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就拙作发表后出现的1些观点补充两点意见：第1，为该命题辩护的人士称，之所以称之为「时代主题是因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诉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就没有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为和平与发展从来都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第2，如果从「主题的本意出发把「和平时解为和平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和外交活动的中心议程的话，那么熟悉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人都应该同意，两次大战之间的210年才称得上真正的「和平年代，因为1战的惨痛经验让世界各国，除了少数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外，都把世界和平放在追求目标的首位，甚至1些主要大国为了维持和平不惜对侵略恶势力采取绥靖政策。与那个时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主要国家把和平当成国家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把国家安全甚至1些次要的国家利益放在和平之前。正如美国出于其真实的或虚构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在后1种情况下不顾全世界的反对，肆无忌惮地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面对这样的霸权和霸权护持战争，奢谈「和� 在「和平发展主题论的方针指引下，在210世纪的最后210年中，中国国家战略突出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对同样也是邓提出的「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1位[6]的思想未给予足够重视，其直接结果之1便是在那210年里国防建设的严重滞后。1986年开始的「75期间，中国国防开支占GDP的%，到「85期间降为%，「95期间更降至%[7]，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从1979年的%降至1999年的%[8]。1980-2000年间，中国国防资本增长速度仅为日本的3分之1，印度的6分之1，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3%，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9]。在1个充满战乱、动荡的世界中，如此单方面地减缓国防投入，对国家安全而言是10分危险的。值得庆幸的是，有象表明中央决策层对此已有警觉，从2001年起中国国防开支开始加大投入增幅，多年来的国防建设欠账有望得到弥补。更重要的是，2002年召开的106大已经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调整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0]。

新时期外交哲学对和平与合作（以及对中国「和合文化）的强调，使得中国外交在1些本来应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的问题上，刻意回避冲突和斗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致未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威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小布什（）执政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事实上敌视的立场。美国通过军售升级和战略承诺对台湾岛内分裂叛国势力的支持，对从达赖喇嘛到东突恐怖组织到法轮功等所有反中国势力的庇护纵容，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和精密武器的封锁禁运，在中国周边精心构筑战略包围圈等等，已经构成对中国核心或重大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任何国家如果对美国做了这些事中任何1件，都会被美国视为战争行动而进行反击，但是中国非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抗议行动，甚至还跟美国1起津津乐道两国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处于近310年来的「历史最好时期[11]，从而默许了美国的这些损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霸道行径。另1个例子是钓鱼岛。当日本出动军舰对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的小破渔船进行攻击时，中国的海军在哪里？中国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的誓言和

职责又在哪？有人会用中国国力不够为这种软弱辩护，却难以令人信服。毛泽 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毛泽东外交路线中鼓吹世界革命的激进成分，但也不能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1并抛弃。国际政治中1条颇具讽刺意味的规律是，怯懦忍让、委曲求全往往招致欺侮和冲突，而敢于牺牲的无畏气概和充分的战争准备反而能遏制挑衅与战争。

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也反映在中国外交语言和对外宣传中。大量远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表述非但不能起到占领道义高地的作用，反而会造成自己言行不1的被动，招致别国对「高调背后动机的怀疑，甚至难脱「伪善干系。例如，据外电报导，两年前中国高官劝说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时说，对华武器禁运是冷战的产物，现在都已经是和平发展时代了，为甚么还要继续？欧方反问，既然已是和平发展时代，中国为甚么还如此急切想要购买武器？中方无言以对。又如，中国1面享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特权，1面大谈「国无论大小1律平等、「世界上的事务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试想有朝1日若有中小国家要求中国践行其「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支持取消常任理事国的特权，中国又将何以对之？再如，中国1再对外声称中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这样的誓言毫无实际意义（约束力），因为凡是相信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或者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都知道，霸权（政策、行为）只是超强国力的1种表现。不称霸是因为实力没到那1步，实力之水1到，霸权之渠就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不过霸权有良性恶性之分[12]，而称霸也有自觉不自觉之分（有的称之为推行全球民主化的「神授天命，如美国；有的称之为「无产阶级国际义务，如前苏联）而已。成天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永不称霸，就像到处给人开空头支票，除了令人生疑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其实是战略思想不够成熟和误读形势的结果，并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或可靠的科学依据，却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成分，其结果就是根基不牢，常会左右摇摆，甚至从1个极端即理想主义摆到另1极端即实用主义。正如有关方面对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策略的片面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在国际交往中只求合作、不敢斗争，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作为发展中大国主持国际正义的道义责任和原则立场，这在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交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给外人留下中国只顾赚钱致富、不知理想道德的消极形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大量弃权的投票纪录。其实撇开道义原则不说，单从计算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1味退缩、躲避也绝非上策。「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固然能节省成本，但也会引起很可能更高的机会成本。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不表态政策，不但平白浪费了否决权这1至关重要的大国权力，而且也放弃了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这1巨大政治资源。

理想主义的初衷是高尚的、美好的，惟其脱离现实、无法实现，便可能误事、误国，反倒成了危险的东西。中国的外交哲学，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激进主义到改革开放后的自由理想主义，都是在意识和意志的自由王国中翱翔，境界自是清高邃远。然而，要在这世界民族之林的尘世间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中国的外交哲学恐怕还得向丛林世界的现实主义回归才行。

注释：

[1]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1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新闻网，2006年8月22日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人民日报》社论，2006年8月24日；〈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新闻社，2006年4月2日；杨中旭：〈「和而不同锚定中国外交思想〉，《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5月2日；李晓明、刘新宇：〈中国梦的国际表达〉，《环球》，2006年4月16日；〈上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学术讨论会综述〉，《解放日报》，2006年3月28日。

[2]伊斯顿（DavidEaston）语，见-DieterKlingemann,eds.,“PoliticalScience:TheDiscipline”,inANew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8,

[3]达尔（）以韦伯为基础给出的定义，同上，页7。

[4],“GlobalizationandAmericanPower”,TheNationalInterest,(Spring2000):48.

[5]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47-49。

[7]曾华国：〈中美日印军力比较〉，《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1月15日，页66。

[8]〈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4）：致力与国家和区域裁军〉，中国外交部网站，2005年9月。

[9]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10]转引自程瑛、贾葭：〈政治局探求富国强兵战略〉，《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8月5日，页18。

[11]唐家璇：〈努力推进新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人民网（华盛顿）2005年7月27日电；〈我驻美大使周文重称合作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中国新闻网（纽约），2005年9月24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美国经济委员会年会美－中关系论坛上的演讲〉，中国外交部网站（/gate/big5//chn/wjb/zwjg/zwbd/），200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