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学论文参考专业【最新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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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学论文参考【第一篇】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两句有名的诗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苏轼写的，我最后读完它，就准备上床睡觉了。
我激动得跳起来，喃喃地欢呼：哇，可以见到偶像了，太棒了！
尔是何人？竟敢私闯苏府。尔可知苏府是何方圣地？一位身穿大褂的中年男子朝我走了过来。我从这位男子身上的大褂推测，他肯定是北宋时期的人，那么这里是苏轼的家也不会错了。
男子见我不说话，又推了我一把，问：尔可是求学者？
我一脸开心地以为可以进去了，便喜洋洋地对男子说：是，君是？
我是谁不重要，尔要做何等事？男子边问边拿出一把折扇扇了起来，很有学问人的派头。
我脸上出了小汗，紧张地回答：正如君所言，吾是求学者也，专程来求学问！
男子很开心，欣慰地笑了，终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他领我进入苏府，我跟在他身后，边走边乱摸，心里七上八下的：苏府真大，像迷宫似的。走着走着，他带我进了一间小屋，我见到一个身披精致大衣、手中握着一杯茶的老者。男子向我隆重介绍，他就是苏轼。
君子好！我激动地上前与苏轼握了一下手，然后偷偷地环视四周，这是一座特大的四合院，到处点满了蜡烛，有很多桌椅和客房，装饰得跟酒店一样。
尔是来求学的？苏轼问我。
我点头称是。
吾失迎，里边请。说完，他掀起一道竹帘，把我领进一间书房。进房以后，我惊叹：哇，好大好多书哦！还有文房四宝和画作！
进了苏门，便是吾徒。限尔一天之内读完此书，何如？苏轼拿起一本书放在桌上。
没问题。我仔细阅读，整整一天未出门，学到很多知识。
临近傍晚，苏轼走进书房对我说：要写好文章，除了要有满肚子的知识，还要有真情。不要局限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传授完写作技巧，他又教我作画。
我在苏府整整待了两天，琴棋书画学了个遍，苏轼把我教得样样精通。不巧的是，时光转眼变了，把我带到南宋，四处打起仗来，这可怎么办？正当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时，叮叮叮闹钟响了，我睁开眼睛原来是一场梦！
梦虽然醒了，但我还心有余悸，学到的知识也没忘。我还想回到梦里，去苏府当徒弟，还想遇见我心目中那不同凡响的伟大偶像。
苏轼文学论文参考【第二篇】
斜阳正在。
烟柳断肠处。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长娟。
两个汉子，两种人生，两种胸襟，两种性格，两种境界。上阕是辛弃疾的《摸鱼儿》，下阕是苏轼的《水调歌头》。这是辛苏人生的真实写照。
虽同为宋词豪放派的实力代表，但他们的人生境界却是迥异。辛弃疾豪放悲郁，苏轼豪放旷达。
苏轼和辛弃疾的仕途经历很相近，都是抑郁不得志，空有一身抱负，却怀才不遇。人生仕途的不得志，使他们“有所郁结”，所以他们转向文学，以抒发郁闷之情。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是苏轼于元丰五年十二月在黄州所作。苏轼因所谓的“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自元丰三年二月至黄州，至元丰七年六月移汝州，在黄州贬所居住四年多。
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在政治上失意，孤独寂寞的悲伤心情。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这是稼轩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遭权臣弹劾，被罢职，长期居于信州。此词是作于此时。
词的上阕渲染环境，结语表现对国事梦寐不忘。抒发自己英雄失意的无限感慨，情调凄凉。
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表达自己政治失意的悲凉情怀。于此，二者的词都表现了凄凉悲壮的风格。这是共同之处，也是由他们相似经历所决定的。
但是，他们奔放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抒情写抑郁不得志、悲愤，都带豪放的`情感。但是，结果却不一样。东坡在抒发沉郁的情怀之后，往往能跳出悲伤心情，而转向轻松美好的情怀，走向旷达之境。而“稼轩郁勃，故情深”，可是他始终走不出悲伤压抑的情境，而是继续沉溺于悲伤之中。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在密州时所作。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说明作者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然当时已是不惑之年，并且身在远离京城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对现实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滋长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感情。但他对现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始终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词的下阕，抒发对弟弟子由的思念之情，惆怅不能见面，但是他最后转念一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是正常之事，只要能可以“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满足了。
作者虽不如愿，但是并没有陷于忧郁之中，而是善于自我安慰，这充分表达苏轼超脱旷远的胸襟情怀。正是这种“入而能出，寓意于物而不留滞于物”的庄子思想影响苏轼的词境。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淳熙六年，辛弃疾南渡之后的第十七年，他由湖北转运副使改调湖南转运副使。他的同事王正之在小山亭为他设宴饯行，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词。
词的上阕稼轩接伤春惜春来感叹国势微弱，感情很悲凉。下阕借用汉武帝与陈皇后的夫妻故事，来比喻自己与宋孝宗的君臣关系，说皇帝开始很信任自己，但后来却远离他，很伤心，感到很失望。虽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说赵飞燕和杨玉环，那么受君王的宠幸，最终还是归于黄土，过眼烟云。似乎作者也有所安慰自己，走出悲伤压抑的心境。但是又接着说“闲愁最苦”，还是不能消解沉郁深怨之情。作者始终都没有跳出悲郁的伤情之境。最后还是怀着“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悲情看未来。稼轩的这种“坚凝执着，往而不返”的情怀深受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境影响。
所以，陈廷焯认为苏轼词“极超旷”，稼轩词“极悲郁”，这是很符合二者词的感情。
苏轼的这种，多情而不溺于情，寓物而不滞于物的旷达的胸襟，我很欣赏。同时稼轩的坚凝精神也值得我学习。他们二者相得益彰，为宋词豪放风格的创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苏轼文学论文参考【第三篇】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
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
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
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
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
“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
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
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
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v^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
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
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
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
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
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
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
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
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
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
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
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
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
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
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
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
“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
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
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
此外便是空虚。
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回顾鲁迅先生的爱情，可以说，也是深受封建思想的伤害。
他在19奉了母亲的命，和朱安结婚，可以说，朱安是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份礼物，一份他绝对不愿意收的礼物，因为他对朱安一点都不了解，一点感情都没有。
但他为了不要伤害母亲，同时，也可以说为了保护朱安女士的性命吧，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嫁出的女，泼出的水”，一旦嫁了出去，也就没有了退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被休了回来，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侮辱，也可以说生不如死了。
鲁迅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只有苦苦地维持着这段不是爱情的婚姻。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v^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
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
其次，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
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
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
“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
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
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3。
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
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
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
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
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
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
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
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
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
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
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
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我也突然想到了她的死”，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苏轼文学论文参考【第四篇】
音乐是一种依靠听觉来感知的时间艺术，古今中外的理论对音乐创作、表演关注的同时，也对“音乐欣赏”的理论诠释所重视，有人还将这一诠释视为“三度性创造的艺术”［1］，以此来和创作、表演的一、二度创造艺术相提并论。中国远古的“高山流水觅知音”、西方音乐中阿门达对贝多芬《f大调弦乐四重奏》中“情人离别”的感受等故事，都说明欣赏是音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钱仁康先生认为音乐欣赏是作曲家和演奏家寻觅知音的重要组成环节，它要在4个方面下功夫：沟通音乐信息、发挥主观能动的审美作用、判断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接受感心动耳和荡气回肠的艺术享受，把音乐欣赏引导纳入寻求音乐美感的快意中［2］。李宝杰主编的《音乐鉴赏》（下文简称《李鉴》）就具有钱先生所言及的探索，它是在理论探索之中应时代之需进行的学科理论建构。
一、继承传统推动学科。
撰写“音乐欣赏”类书籍的传统不仅在国外盛行，在中国也自古有之。中国古代文人在品乐中留下了精彩文献，老庄的“大音希声”、孔子的“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赏乐格言已为世人所熟知。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专业音乐理论的传入，中国的“音乐欣赏”领域进入新的境界，黄自的《音乐的欣赏》（1929）等系列著述的诞生就是早期的代表［3］。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音乐欣赏领域更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编的《音乐欣赏手册》（1981）内容丰富、文笔活泼、实事求是、编排新颖［4］，钱仁康的《音乐欣赏讲话》（1982，1991年又出续编）注重知识理论与技术分析相结合、内容形式与辩证关系自然地结合、知识介绍与审美认识、艺术想象启发相结合［5］，孙继南的《中外名曲欣赏》（1985）通过通俗的笔调、深入浅出的介绍，喜闻乐见地评介了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和艺术流派音乐名家的声乐、器乐作品（见赵沨序言），杨民望的“世界名曲欣赏”系列（1991）等，将中国在“音乐欣赏”领域的探索逐步引向纵深。
近年来，“音乐欣赏”类的著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中国民族音乐欣赏》（江明惇）、《世界名曲与cd指南》（杨雁堤）、《中外名曲欣赏》（邹燕凌）、《中外名曲50首欣赏》（张鸿玮）、《中外音乐名作欣赏》（张志军）、《中外名曲欣赏指南》（宋申）、《中外名曲100首欣赏》（杨惠芬）、《中外名曲赏析》（王盛昌）、《中外音乐名作欣赏》（冯步岭）、《音乐名作赏析》（张文元）、《中外经典音乐欣赏》（周世斌）、《音乐名家名曲•中国篇》（王安国）、《中外音乐名作选析：1.》（王少华）、《中外音乐名作赏析》（朱之谦）、《中西名曲欣赏》（关伯基）、《声乐作品欣赏》（武兰平）、《世界名曲赏析》（李虻）、《音乐欣赏》（张旭）、《中外名曲赏析》（茅原）、《外国音乐欣赏丛书》（人民音乐出版社编）、《中国音乐欣赏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编）、《交响音乐名作鉴赏》（胡企平）……另外，以辞典形式对中外音乐作品进行鉴赏评介的还有缪天瑞的《音乐百科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罗传开的《外国名曲欣赏辞典》（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罗忠镕的《现代音乐欣赏辞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林逸聪的《音乐圣经》（三卷本，华夏出版社1999、2000）等，著述虽然繁多但良莠不齐，比如：有人对《现代音乐欣赏辞典》所做贡献的高度赞扬［6］，而有人认为《音乐圣经》是“快餐时代的低劣出版物”［7］，《中国民族音乐欣赏》是“一本谬误百出放胆抄袭的教材”［8］。而在期刊的研究文章方面，据笔者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后至今的见诸于刊物的“音乐欣赏”类的论文就有6千余篇，是所有音乐研究中最为兴盛的领域。这些论文有涉及到具体作品欣赏的，有以音乐欣赏课程教学的角度予以解析的，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一方面表明“作品欣赏”在音乐传播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必将促使人们去深思“音乐欣赏”应具有学科化建构的意识。否则，欣赏类著作的撰写必将停留在重复的层面上，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大众对音乐文化传播的渴望与需求。《李鉴》的出版可说是应时代之需进行的较好学理探索的成果之一，它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公共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规划教材，集合了音乐院校和综合院校“音乐欣赏”的一线授课教师，把编者们多年来对该领域教学的有益经验进行整合，编写中表现出“教材”所需要的普适性、进阶性的特点从而展现出较强的个性特色。它按照课堂教学的规律来分类不同专题，每个专题又“有史有论”、“有个案有线索”。它以音乐体裁的专题史发展为形式，将散性的个案鉴赏整合为可供学科化教学实施的艺术专题。书中内容既有宏观历史线索的勾勒，又有微观作品的音乐内涵解读，尤其注意了选修课的广宏涵盖面和对象的特殊性，其施教对象并非只考虑到音乐专业学生，文科诸专业甚至工科院校也是其涵容的对象。这些教材化的建构特点是李宝杰、冯立斌、齐宜婷、唐继凯、夏艳洲、王青等编者深入认识“音乐欣赏”既往学术成果，整合优化其精要，是在新时期的学科化发展理念下所做出的探索。这一探索既有教学讲解中的历史性价值评判，又有学科视野下的进阶性、整体性、艺术性，还依据学科发展特点注重了学术规范的要求。这一探索把音乐技能培养与情感心理引导相结合，在音乐耳朵感染中接受文化、历史与生命律动的音韵美。它以既往“音乐欣赏”领域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以学科教学实践所需要的规律进行整合、优化，从其论述线索中可以看出它对“音乐欣赏”学科建构的推动性贡献。
二、观念新颖构思精巧。
拓展阅读视野和促进音乐文化发展是《李鉴》在编写观念上给读者的印象之一，而以音乐体裁为艺术单元、以历史纵横向的音乐学理比较是其构思上给人的特色之处。其构思的精巧在于不同于以往个案解读，而是以专题历史沿革为导引的论述线索，这就涵盖了学术极为丰富的信息，还以“延伸”阅读的补充方式扩展其正文之外的内容，使个案解读的鉴赏中增添了宏观的学科涵容广博。而这些观念和构思又是为其欣赏的专业课程化教学服务的，它不同于以“单曲介绍”为形式的、辞典式的“音乐欣赏”著述。
从观念上看，《李鉴》从影响爱乐者审美情趣的深层机理出发，进行音乐欣赏表现方式的挖掘，对音乐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古今中外经典作品进行了技术性的解读。它体现了音乐欣赏在走出用文学化、美术化方式理解音乐的误区上的实践［9］，注重音乐作品的技术信息解构，注重对象的艺术品格剖析，尤其以爱乐者的知识建构为技术解析对象，以雅俗共赏的叙事方式展开其逻辑层次。
《李鉴》既有整体编写的统一性控制，亦有个案性格化的叙事展开。这种控制与展开都是编写团队深入理解既往音乐欣赏领域的优点而作出的学科化建构。如“管弦乐”部分，编写者将其分为以序曲、组曲等形式的“管弦乐”和以多曲哲理联缀的“交响乐”，这一区分既有传统的习惯又有学理的技术细分，体现出明确的整体与个体关系。在欣赏导引部分，编者以交响乐历史发展为宏观线索梳理，给读者建构起观念上的初步印象，从词意、乐意、乐史的层面为读者建立起了交响乐这一体裁的学理知识，这为后续的“名曲”技术层面的解读铺垫了基础。在《艾格蒙特序曲》个案的技术解读中，编写者以歌剧的戏剧结构为基础而将音乐结构的发展置于主题思想的层次剖析之中。这种个案的叙事在宏观的知识导引下逐步引申展开，将贝多芬作品中特有的“英雄性”乐意及其思想逐层渲染。这种编写观念和构思是着眼于学科教学的实际，立足于学生乐思的接受实践过程，由此彰显出《李鉴》编写的特色。
三、体例独特结构清晰。
体例的创新是《李鉴》给笔者的第一印象，其体例以“艺术歌曲”、“器乐独奏”、“歌剧”、“室内乐”、“管弦乐”等体裁为结构单元，以中外音乐经典作品为个案内容为叙述逻辑，将各体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娓娓道来。而每一部分又细分为多节，分述不同内容的代表作。这样的论述方式除了给人以体例独特而有别于以往的“音乐欣赏”，还在结构上以层层递进的展开给人以线索清晰之感，而章节式的体例有助于教学过程的具体实施，延伸的推荐曲目又有了“课外作业”的意味。每章的“欣赏导引”除了给人以体裁专题史的知识铺垫外，还给教学过程的导入注进了理性逻辑。
苏轼文学论文参考【第五篇】
辛弃疾与苏轼是中国词史上屹立的两座高峰，两人并称为豪放派的代表，虽然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在文学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辛弃疾自幼饱读诗书，兼取众家之长，可以说，他是宋代词人中最善于熔铸百家语言为己所用之人，正如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评价的：“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而在辛弃疾学习借鉴的众多人当中，苏轼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位。
翻开辛词，我们不难发现，有很多词句都是化用自苏轼。据粗略统计，在辛弃疾词作中直接或间接化用苏轼诗词中语言的有96首之多，占辛弃疾全部词作的近六分之一，足可见他对苏轼的推崇。笔者通过对辛弃疾词作的研读，按图索骥，探究辛弃疾对苏轼作品的借鉴，以期进一步理解辛弃疾对苏轼的继承与发展。以下就从三个方面来简要地分析一下辛词对苏轼的化用：
一、直接截取苏轼的成句。
这类借鉴是指在辛弃疾的词作中，有些语句完全借用苏轼诗词中的语句，文字没有丝毫改变，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没有变化。例如辛弃疾《水调歌头》（千古老蟾口）中“爱酒陶元亮，无酒正徘徊”一句，显系袭用苏轼《乘舟过贾收》中的“爱酒陶元亮，能诗张志和”；又如辛弃疾《满江红》：“一舸归来轻似叶，两翁相对清如鹄。”苏轼《题别子由诗后》：“想见茅檐照水间，两翁相对清如鹄。”
二、字词稍改而意境不变。
辛弃疾词作中，借鉴他人语句最为普遍的情况是在他人语句的基础上，对之有所删减或者增补，但所要表达的意境没有改变。如稼轩《满江红》（快上西楼）之“但愿长圆如此夜”，即化用自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两句重复的字虽然不多，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希望“月长圆”之意。又如《玉蝴蝶·叔高书来戒酒，用韵》中“功名破甑，交友抟沙。”借鉴苏轼诗歌《游径山》中“功名一破甑，弃置何用顾”和《再答乔太博段屯田》中“亲友如抟沙，放手还复散”。辛弃疾将苏轼两首诗歌第一中的语言浓缩为八个字，但仍表达的是对功名的否定，对世情淡薄的感慨。这类借鉴还有很多，如“楼观才成人已去”（《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借用苏轼《送郑户曹》中：“楼成君已去”；“人间踏地出租钱，走遍溪头无觅处”（《玉楼春·用韵答傅严叟、叶仲洽》）借用苏轼《鱼蛮子》中“人间行路难，踏地出租钱”；“对玉塔、微澜深夜”（《贺新郎》），化用苏轼《江月五首》中“玉塔卧微澜”；“明月别枝惊鹊”（《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化用苏轼《杭州牡丹》中“天静伤鸿犹戟翼，月明惊鹊未安枝”，等等。
三、字词稍改而意境不同。
辛弃疾在借鉴苏轼诗词语言时，并不完全为了借鉴而借鉴，而是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对所借鉴的`语言做一番改变，有时甚至会出现语句借鉴无多大改变，但表达的意思却截然相反的情况。如稼轩《念奴娇》（野棠花落）之“垂杨系马”一句，截取自东坡《定**》（莫怪鸳鸯绣带长）之“垂杨系马恣清狂”，虽然此句之意是“把马系在垂杨树下”，但是运用在两阕词的意思却不同，稼轩是怀念故人，整句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说的是当时系马饯别友人的场景历历在目，因此这里是过去感伤的回忆。而东坡词则是写闺怨，整句是“薄幸只贪游冶去，何处，垂杨系马恣清狂”，意为女子感叹男子薄情，把马一系，就放纵自己轻狂本性，因此这里是负面的意义，情境大不同。又如苏轼贬官黄州时，在《初秋寄子由》中又写到“：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从此以后“夜雨对床”便成了指代兄弟间约定的成语。辛弃疾却反其意而用之，在《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中，辛弃疾写到：“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此词中虽然化用了苏轼“夜雨对床”的典故，但表达的却是勉励茂嘉弟积极从政，不要顾忌兄弟之间的约定，传达出对仕途的积极追求心态。
究其二人异代却生共鸣的缘由，可以从他们的人生经历来看。辛弃疾和苏轼都经历过两次较为长时间的退居生活，但是仕途的坎坷和挫折却给他们带来创作上的丰收，辛弃疾词共六百多首，带湖、瓢泉期间共约四百五十首；苏轼的两千七百多收诗当中，贬居期达六百多首，二百四十多首编年词中，贬居期间达七十多首。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之下，苏轼与辛弃疾的作品主要是抒发不如意时期之心声，就如东坡自己所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自己的成就，大都在贬谪时期所产生；稼轩亦是如此，因为时势造英雄，既然不能在政治上一展伸手，那就用“江山笔”写下自己满腔的热血。
但又因两人之人生思想和文化性格类型皆不同，因此表现在作品中的人生哲学也不同。东坡在儒释道三方面都有深刻体悟，因而形成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尤其在面对挫折时，东坡可以超然且积极的面对，并且超越自我，令人敬佩。稼轩虽也饱览群书，但真正影响他的是儒家和兵家，使他成为文武双全的人，而儒家给他的观念是对社会负责以及自我实现的坚持，因此在这样的观念之下，稼轩无法像东坡一样超然洒脱。辛弃疾虽在词的题材、风格方面继承苏轼，甚至有意识地化用或借鉴苏轼诗词中的优秀词汇或形式技巧为己所用，但是这种借鉴不是亦步亦趋式的单纯的文字的模拟，而是辛弃疾倾注了感情，并且根据创作的需要有选择性地借鉴，达到了为己所用，从而创作出更加优秀的词作，也正因此才形成了稼轩作品中独特的精神，创造了词坛上无可替代的成就。
参考文献:。
[1]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吴相洲,王志远.历代词人品鉴辞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
[3]詹安泰.宋词散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4]袁行霈、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刘后村.辛稼轩词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辛弃疾.辛弃疾词鉴赏[m].济南:齐鲁书社,1986.
苏轼文学论文参考【第六篇】
要提升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在语文课堂开始之前，语文教师要做好充分的备课准备，以便于能够有一个好的课堂开头，在课堂的伊始阶段就牢牢地把控住学生的学习情绪，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效率。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语文课堂开始导入课文的时候，教师要巧妙地进行对导入方法的设计，寻找出贴切的方式，以便于能够迅速吸引住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注意力，让学生充满兴趣的进行课堂听讲。本校语文教师集思广益，创造出了多种课文导入方法：有通过介绍典故来导入课文，有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导入课文，有通过在课前播放相关视频来导入课文，有通过介绍背景故事来导入课文，有通过创造学习情境来导入课文，还有通过设置悬念来导入课文等。无论是哪种导入方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运用，教师都应当根据课文的教学需要、学生的具体情况，并结合课堂上的教学情境，合理地选择课文导入方式。例如，某教师在执教苏教版语文第六册《花瓣飘香》一文时，设计了这样的开头。首先，实物导入，激发兴趣。出示月季花，先让学生闻一闻，说说味道怎样；再让学生摸一摸，说说感觉如何。教师：就是这娇艳、清香的月季花，引出了一段动人的故事。然后，媒体渲染，营造氛围，听课文配乐朗读，看多媒体演示月季花、小女孩摘花瓣的图片。教师：请同学们思考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课标指出，阅读教学“要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一上课，教师手持娇艳欲滴、芳香醉人的月季花走进教室，让孩子们闻一闻、摸一摸、说一说，此情此景，既调动了学生的多种感官，又牵动了学生的阅读期待，从而自然引发了学生由实物月季花对课文内容的关注。学生带着浓厚的兴趣，走进了今天的语文学习。而优美的音乐，生动的画面，娓娓的范读，使学生全方位地直接接触学习材料，营造了课文所描述的氛围，为本堂课学生自主地朗读、感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诵读课文，提升情趣。
（三）把握主旨，掌握情趣。
教师要善于抓住文章的中心思想，并善于挖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感情。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通过对语言文字的感悟从而激发思想共鸣，是进行小学语文教育的核心阶段。具体来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介绍文章中蕴含的思想感情，拨动学生的思想，触动学生的情怀，勾起学生对语文知识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自主思考和自主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
（四）剖析文章，激趣。
教师要擅长利用对教学内容的剖析来让学生体会到语言的意境美。具体来说，当学生对于课文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教师要再进一步挖掘蕴含在语言背后的情感，深入分析文章深藏的意境，让语文的意境美在学生的脑海之中再现，让学生在体会语文意境的同时，感受到语言文字的美感。
（五）分析特点，培养情趣。
在进行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为了吸引学生学习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情趣，就需要教师还要在进行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之中，充分考察学生的实际特点，有针对性开展教育教学。小学生是具备着一定的语文基础知识的学生群体（小学生经过小学语文学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维尺度，许多的名人作品小学生已经开始涉猎，其也正在逐步形成自身的思维意识和价值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就要充分利用好小学生求知欲强、想象力丰富的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故意留下一些知识不进行讲解，那些好奇心强的学生就会在课下主动去查询这些知识，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结论。
苏轼文学论文参考【第七篇】
二、探究美术鉴赏的特点。
1、使鉴赏者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
2、鉴赏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
3、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统一结合的特点。
有些美术作品中带有某些学者对其理解、认识、评价的字眼，这是对美术艺术作品价值与本质的揭示，但是只有在鉴赏者情感接受与肯定的情况下，它们才成为理性上被认可的事物，此时鉴赏者认知上的感性方式与艺术作品所传播的理性内容统一化，也是鉴赏者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整合的形式。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结合衍生出的意义是重大的，其促使鉴赏者认清事物的本质，端正了情感态度，走向了实践路线。
三、结束语。
总之，美术鉴赏的性质与特点是多样化的，美术鉴赏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性质特殊的审美消费行为，是生产到消费的过程；特点还包括审美经验与审美再创造、制约性与能动性、享受与判断、教育与娱乐的统一性。美术鉴赏对审美理念的培养发挥了巨大的辅助作用[2]，因此，艺术领域提高对美术鉴赏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协助鉴赏者感受艺术特色与魅力，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同时升华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凯.浅论美术鉴赏的性质和特点[j].美术教育研究,2012.
苏轼文学论文参考【第八篇】
在世界文学使上，“悲剧”这一概念是发源于希腊的，一直是西方文学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它通过高度强化的审美形式，表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和悲伤，唤起一种使人惊心动魄地深度美感。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西方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成就卓越的悲剧作品，而在中国，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忠教节义的伦理观和温柔敦厚的美学观的制约，悲剧文学发展缓慢而且不充分。因此中西方在悲剧文学中所折射出来的悲剧精神、民族意识和审美上都存在有一定的差异。
一、中西方的悲剧精神不同。
悲剧精神是指人面对生活中的不幸、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抗争与超越精神，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本质因素之一。而悲剧精神的精髓在于主体悲剧精神的张扬。
在人类的悲剧精神中，人的价值和人格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显露出超常性与崇高性。悲剧精神投射于中西悲剧中，闪耀出截然不同的光彩和色泽。西方悲剧精神在于用行动来抗争，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中国的悲剧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含蓄、顺从、忍耐成为其显著特色，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形成自身的局限。如在希腊神话中，人物都是以个人为本体，放纵自我，尽情追求个人欲望，阿喀琉斯宁愿驰骋疆场，也不愿在享乐安逸中庸庸禄碌。他把个人荣誉置于生命之上，冲冠一怒退出战场，只因阿伽门农横刀夺爱。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了宙斯，因而被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在悲剧中，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狂热地追求個人幸福，残忍地扼杀了无辜孩子的生命，以惩罚始乱终弃的伊阿宋。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西方悲剧的精神中，西方悲剧人物饱含着一种面对痛苦和厄运而产生的生命激情，而中国悲剧人物则表现出较弱的个体自主意识，这与西方悲剧人物的反抗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进取态度形成对比，它是以一种弱者的不幸拨动着世人善感的心弦，激发起人们强烈的悲悯感。
二、中西方的民族意识不同。
民族意识又称为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它是指某一民族在自身形成与发展中，在争取生存的实践中所逐渐凝聚的普遍性观念。通俗地说民族意识是民族的基本生活态度和审视外界的自觉而习惯的观念。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特点是民族人生观、自然观、社会观、伦理道德观、宗教观、哲学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族意识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系统性表现出来。悲剧观念是民族对待人生苦难、生命毁灭的基本态度和处事准则，是民族意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民族悲剧观念可以窥见民族意识的特殊性，反之，可证明特殊的民族意识决定的悲剧观念，即决定民族生活中艺术的悲剧形态。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发轫于古希腊文化。从地理条件看，希腊人偎海傍水，是典型的海洋型民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分散的、个体化的海上作业特点使得他们遇事全得靠自己，这种状况带给人们的自然便是极强的独立性和个性。
相比之下，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一开始就极其险恶。凶禽猛兽、遍地洪水，漫天烈日、天崩地裂。处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中人们只有克制自我，将自己融汇于群体之中，众志成城，才有希望征服环境，求得生存。久而久之，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群体观念。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归属大陆型民族，统一合作式的农业生产方式促成了人们统一、求同、依赖、顺应的心态，限制了个体意识的张扬和进取。而儒道佛三足鼎立，相互融合，引领中国文化数千年，对中国悲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从哲学思想上来看，西方文化一贯注重理性、科学、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尽管承认感性是认识的起点，但要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必须要借助于人的理性。理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尔高擎“我思故我在”的旗帜，明确指出来自理性、心灵的知识是可靠的、真实的，尽管这理性观念来源于上帝。此后，康德、黑烙尔不仅视理性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更将它看作是人构建知识体系、构建世界的基本力量。
三、中西方悲剧的审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