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毕业论文优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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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毕业论文【第一篇】
1、毕业论文选题的一般原则：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选题应尽力结合有关单位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工作的具体业务活动，优先选择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应用课题，力求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二、毕业论文工作对学生的要求。
1、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工作，认真完成毕业论文任务书中规定的各项任务。论文力求做到观点正确，方法科学，技术先进。
2、围绕毕业论文主题开展调查研究。掌握有关方针、政策、法规，收集必要的数据资料，查阅和使用有关技术资料工具书，通过计算、绘制图表等工作提高从事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工作的能力以及编写文件的能力。
3、领会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关系，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和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
4、论文内容杜绝抄袭。如果论文中需要引用其他论文的观点、理论、方法、流程等内容，必须在论文中注明参考文献，文责自负。
5、论文遵守国家安全保密条例，注意技术、方法、模式等涉及专利的保密。特别是应用类论文，论文内容应当获得合作单位的许可。
6、按时完成毕业论文各个环节的工作，并得到指导教师的确认。
7、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论文内容有抄袭的一律取消答辩资格，做不合格记录。不能按时参加论文答辩的作不合格处理。凡是不合格者在下一学年重作毕业论文，参加下一学年的论文答辩。
撰写毕业论文一般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毕业论文的选题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选定，由指导教师填写毕业论文任务书，在任务书中应包括以下主要项目：
1、毕业论文的具体要求。
(1)确定调研单位和调研内容。
(2)确定应查阅的参考书及文献。
2、调研报告约3千字。
3、读书报告约3千字。
4、资料综述约3千字。
5、外文资料翻译约万个英文字符。
1、毕业论文任务书一份;。
2、调研报告、资料综述、读书报告各一份;。
3、外文翻译原稿和译文各一份;。
5、重要的原始资料。
五、毕业答辩及成绩评定。
(一)毕业答辩。
1.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
答辩委员会由3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答辩小组成员数量应当为奇数，其中答辩小组组长应当由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担当。
2.答辩过程。
(1)论文陈述。
包括自我介绍;课题的研究意义;论文结构;论证思路、方法、结论;论文中具有的个人独到见解。
(2)答辩教师提问。
提问的数量视提问的内容而定，一般控制在4题左右;问题的难易程度由主答辩教师与答辩组组长共同控制。
(3)回答问题。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简明扼要地做出回答，切记不着边际漫谈。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答辩教师要对学生的回答做出评价。
(4)答辩时间。
(二)成绩评定。
答辩结束后，答辩小组根据学生答辩情况、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所给定的成绩，按照统一的评分办法和评定标准确定每个学生的成绩，交答辩委员会审核。毕业论文成绩独立评定，不受平时成绩影响。
(3)确定应深入研究的2～3个专题的内容。
3、其他注意事项。
(二)准备工作。
学生根据毕业论文任务书的要求与计划安排，首先要了解、熟悉选定的课题的内容和范围，应积累的原始资料及数据，要求解决的问题，然后围绕选题查阅收集有关资料、文献或深入现场了解实际情况，测试采集有关的数据。
(三)检查与指导。
为确保毕业论文工作的质量，指导教师应分期分批的组织2～3次报告会。
1、调查报告会和读书心得报告会(第4～5周)。
2、专题研究报告会(第8～9周)。
其中，专题研究报告会的成果应达到下列要求之一：
(1)对解决本专题有新的见解，新的论点或思路;。
(2)对本专题的问题进行了新分析、新论证或新预测;。
(3)对解决某项问题提出了新建议，新方案或新举措。
报告会的目的在于交流学生心得及经验，考察学生的毕业论文进度与质量，培养与选拔优秀毕业论文，激发学生分析与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与相关教师组成评议组，评出报告阶段的成绩，有关负责人随时检查落实情况。
(四)撰写阶段。
在调研和深入研究分析课题的基础上，根据总体撰写方案的要求完成论文的结构布局、段落层次等，运用有关素材写成初稿。
论文应包括下列内容：
1、课题名称、目录及页次;。
2、中英文内容提要。扼要叙述内容与要求、原理方法，要求文字精练;。
3、正稿。包括问题的提出、原理论述和论点说明、研究方法及成果、绘制图表等;。
4、结论。总结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指出特色和新见解，得出结论;。
5、参考文献。所有参考文献应注明资料的名称、作者、日期、页码、出版社等。
要求学生独立完成论文，论文观点正确，论据充分，阐述清楚，文字简洁，书写工整。穿插必要的插图、表格和图纸，并装订成册。
(五)定稿阶段。
初稿撰写后，送交指导教师审阅定稿。然后按规定格式，用a4纸打印。最后送论文指导小组。
六、时间及阶段安排。
毕业论文全阶段需要12周。
阶段内容时间(周)。
1熟悉课题1。
2调研、收集资料、翻译资料4。
3确定写作方案1。
4写初稿、包括计算、绘图、并修改3。
5送审、修改1。
6定稿、调整1。
7准备论文答辩。
8论文答辩与评定成绩。
合计12。
会计学专业毕业论文工作最终应完成下面几部分内容：
文档为doc格式。
法律毕业论文【第二篇】
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是法学教育的核心问题。高职法律教育的学历层次主要是专科层次，既然是开办高等职业教育，就必须严格的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人才的目标，主要是以培养应用性技术人才为目标，以就业为导向。作为高职法律教育，就必须分析当前的法律需求的市场，以及高职法律毕业生的去向，也就是说要解决好关于“进出口”问题。适应法律职业部门内部岗位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合理调整,培养一批与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相配套的从事法律辅助性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法律职业类人才和基层法律实务人才是调整法学教育结构的当务之急。
高职法律教育的内涵应该确定为以培养具有一定法学理论基础,能够适应基层司法实践需要的应用性法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高职法律教育所培养的毕业生将走向乡镇司法所、人民法庭,在县市区法院、检察院担任书记员等法律职务,在法律事务所协助有实力的大律师办理律师业务和承担较小规模的律师业务,在基层政权机关和中小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工作,等等。因此，高职法学人才的重点应放在培养为行业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的人才，而不必一定要培养做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这样的法律专门人才。
本项目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适应社会需求的高职法律事务专业人才培养途径。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着其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程度。接受教育获得的知识面愈宽(在一定深度的基础上),人力资本专用性愈低;接受教育获得的知识面愈窄(即只有深度,没有广度),人力资本专用性愈高。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愈低,愈容易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容易重新选择新的工作岗位。根据这一理论,高职法学教育对学习者适应性程度的提高,也就为其将来就业降低了成本。因此，专业可以和职业相衔接,但不可与岗位相对应,专业教育应以某一类职业共同岗位的共同要求和需要为目标和依据。高职法律事务专业既要能够适应法律类工作的一般要求,又要考虑非法律类岗位的工作需要。高职法学教育应以各种法律工作的共同要求和基本素质为目标,此外,还应为学生能够适应多元性发展留有余地。因此，本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高职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教育部教高[]16号文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部教高[]2号文指出，高职教育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毕业生应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较宽、素质高等特点;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国家需要众多法学研究型人才的同时，更需要大量法学应用型的操作人才，这使得高等职业法学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实用型人才的艰巨职责。高职法学教育，应该以法律职业为目标面向，以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技能的教育和法律人文精神的养成为重点的法律素质教育。
(二)高职法律事务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1、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目标与法学职业共同体的实际需要脱节。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法律事务专业培养目标没有切实针对法学职业共同体的实际需要,定位模糊,对法律应用性人才阐述不够清晰,没有充分突出高职的特色。
2、课程内容设计因过分强调理论内容而缺乏特色。教育部教高[2000]2号文件指出,三年制专业的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教学活动总学时的40%,两年制专业的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30%。目前,高职法学教育的实践教学的比例大多数低于此比例。
3、将高职法律教育理解成了“就业教育”，学生的综合素质不高。就业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下一年招生的指标，在这样的氛围的下，学校忽视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职业责任心，使很多的学生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没有任何责任心，法学基础薄弱，根本无法胜任将来的工作，一度出现了学生无法适应社会，不会和人交往，没有爱心等不良的反映。
4、简单的课程缩减，缺少一些技能训练方面的课程，法学实践教学和边缘学科的内容少。教材老化，授课重点不突出，直接影响了教学的效果，没有实施校本课程。
高职教育是一种职业特征明显的“应用型”教育。高职法学教育应当是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下的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培养目标应具有以下特征：
1、人才培养的复合性。
能适应市场需求的高职法学人才,其能力应具有复合性,主要包括四个层次,首先是专业方面的一般能力,它包括法学基础理论、法律条文、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应用写作、社会调查能力等;其次是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是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敏锐的判断能力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后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案例、司法文书写作、电脑速记、现代办公技能、公关等技能,成为切实适应社会特定岗位群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法律毕业论文【第三篇】
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相比，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特征，接着分析了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措施，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问题保障。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法律毕业论文【第四篇】
一、必须合理保护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27。
二、避免买赃销赃行为猖獗，引发道德危机27。
一、标的物为赃物32。
三、受让人受让标的物时为善意33。
五、完成了法定的公示方式34。
二、回复请求权的主体36。
一、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的善意取得问题38。
后记44。
法律毕业论文【第五篇】
多元的社会主体和社会需求决定了法律价值的多元化，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如何面对和缓解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促进法律价值之间的融合，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以"孙中界钓鱼执法案"为切入点，分析法律价值的内涵、冲突及其产生的原因，探讨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模式，对如何促进法律价值的融合，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做一番思考。
法律价值法律价值的冲突价值选择。
2009年10月14日晚，上海男子孙中界在驾车途中被城管执法部门"钓鱼执法"，被处以罚款10000元，并被扣留了车辆。后因孙中界对执法过程心存疑问而自断手指以示清白，引发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10月20日，对孙中界事件彻查后，对外公布了不存在"钓鱼执法"这一调查结果。但遭到了社会各方质疑，经再次调查后于10月26日公开承认"孙中界事件"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并做出了道歉。
孙中界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执法部门追求的是执法效率的提高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钓鱼式的执法又明显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一边是秩序、效率，一边是公平正义，当法律的价值冲突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到底哪一方面才是法要最终维护的呢？到底如何行事，才能做出最正确的价值选择呢？本文将从法律价值冲突的由来，解决模式入手，结合孙中界事件进行分析，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现状作相关的阐述。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同时，法律价值既是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又是人的需要的法律化。法律价值不仅取决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性能，更取决于人们对它的需要及需要的程度。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多元的，因而法律价值也不是唯一的，法律价值的区分有多个维度，但是，从法的实体价值来看，一般可以把法的价值归纳为正义、秩序、自由、安全、平等、效率等。这些不同的价值在法的运行中各自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法律价值冲突的含义。
法律价值的冲突是指法律价值准则本身所固有的冲突，以及社会主体在价值选择中所面临的两难境地。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和需要是多样性的，这决定了人们的追求也必然是纷繁复杂的。当人们追求一种价值时，从单一孤立的方面来看，必定有其合理性，但是联系的来看，在追求一种价值时人们通常会损害或者背离另一种法律价值。人们不可能毫无成本地在自己的价值取向上得到最大的效益。
回到孙中界钓鱼执法案中来，行政部门采用钓鱼执法的本意是为了调查某些极具隐蔽性的违法行为，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执法效率，维护社会秩序。然而在追求效率与秩序这两种法律价值的时候，却盲目采用了不当的甚至违法的取证手段，明显偏离了法律所涵盖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反过来说，若执法部门在执法时完全按照正义的标准，透明化的模式，按部就班的程序进行，则却很难发现那些隐蔽的违法黑暗现象，不利于稳定社会，维护治安，即在最大限度追求正义价值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放任了安全、秩序、效率等价值的流失。因此，生活中的人们往往鱼与熊掌难两得，法律价值的冲突问题在所难免。
（二）法律价值冲突背后的原因力。
1、社会主体的多元性和同一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当代社会每一个人都是法律价值的需求主体，不同的人鉴于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处于社会分工的不同阶段，理所当然地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需求。同时，社会主体并不只是单一的个人，由个体组成的阶级组织同样是价值主体，他们的价值需求与单个人的又会有所不同。像孙中界事件中，执法部门是一个组织，它代表了某个阶层的利益，它与孙中界分别扮演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因而所追求的法律价值目标就大相径庭，冲突便在所难免。此外，同一主体的价值需求也存在多样化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面对不同的人和事，同一价值主体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需求。正因为这一系列价值主体方面的难以量化控制的多元因素，使得法律价值冲突油然而生。
2、社会客观因素。形形色色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为多样化法律价值需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规范社会，法律必须吸取部分价值观念，来实现社会稳定繁荣的目标。然而法律是有限的，它不会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需求囊括进来，因而在人们看来，法律价值目标就会出现一种现实与预期的冲突。此外，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多元化的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带来了多样化的法律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把法的价值冲突更明显地引入到人们的视线中。
3、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域间的人们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所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文化观念也是迥然不同，当然对社会价值的理解，对法律价值的需求也会有所差距，随着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交往也甚为频繁，在交往过程中必然会引起观念的碰撞，法律价值的冲突；再次，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人们通常也有着不同的文化气质，这种文化气质同样会导致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来自政治领域的人和来自经济领域方面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思想观点都各自印上了自己领域的独特文化气息，对法律价值的理解与需求常常也是各不相同的。
（一）立足于现实，以法律价值在生活中的实际排序为基础，并且兼顾满足价值要求的现实条件来大致安排价值的位阶。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有着各种各样的价值需求，但在一定的条件和发展阶段下，人们的各种生活要求是有先后和轻重缓急的，由此带来的价值需求也有一定的序列，比如在动乱社会，秩序是首要的，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效率又是不可忽视的，因而，法所确认的价值必须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色，它所提提倡的法律价值，必须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相呼应。同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实现价值目标的能力也有所差异，因此法所进行的价值选择必须从实际出发，来兼顾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才能更好地避免法律价值实现过程中所发生的摩擦和冲突。
（二）以人为本来确定法律价值的基准。
虽然法律价值的种类繁多，难以穷尽，但是总有一部分法律价值，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成为了法律价值这座金子塔的基座。这就是那些涉及普遍人性和需要的价值目标，诸如生命、自由、正义、秩序、安全、个人尊严等，因为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和变化，人的生存和自由是所有历史活动中最基本的事实，因此必须把这些目标在法律上优先考虑。而在当代我国社会提倡"以人为本"的背景下，就更应看着法律价值中对人生命、尊严、正义方面的看重。尽管秩序也是基本价值中一种，但是秩序价值目标的实现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正义，保护人类利益，因此，当目的和手段产生冲突，我们要选择的当然是目的价值，而并非是正义价值追求下的手段价值。因此在"孙中界钓鱼执法"一案中，尽管行政部门本意是为了更好的维持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现象，但是，在盲目追求秩序这一价值过程中，无形之中损害了法律的最高价值正义，它采用设圈套的"钓鱼式执法"，引诱普通公民违法，是极其不公正的。因此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的价值选择必须牢牢立足于以人为本这一基点，不背离法律中的一些基石地位的价值。
（三）坚持以和为贵，引入民主，合法化的参与途径来解决冲突。
以和为贵是我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宝贵财富，它对新时代背景下的法律冲突解决有着良好的指引作用，以和为贵，可以在司法过程中引入多样化的调解模式，来中和诉讼主义的争议解决途径，使得社会价值冲突得以缓和，法律价值观念逐渐融合；当法律价值冲突出现时，应该用民主而非专政的方式去解决，虽然从短期角度来看，专政更容易解决问题，但是专政却会为长远的法治建设埋下了祸根，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就必须用合理的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法律价值目标的融合过程；合法化的参与途径解决法律冲突也是我国社会当下必须注意的，法治社会的法的价值冲突必须采取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达成冲突价值及其认识的统一，具体来说既要做到程序正当，又要做到内容正当。如果采用违法盲目的手段来解决，又将会导致新的法律价值的冲突。
（四）提高社会成员的法律水平，加强主体的法律价值认同感。
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参差不齐，往往会降低法律价值的认同感。法的价值观念是一种主观意识，难以量化和控制，只有普及法律文化，真正提高民众的法律修养，才能引起社会成员对法律价值的发自内心的认同，才会避免法律价值冲突的愈演愈烈。同时整个社会的法律水平提高，会进一步内化到法律运行的方方面面去，这对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有着积极的的促进作用。立法者法律水平的提高，便能在立法过程中确立与当代社会最为吻合的法律价值，使得有现实土壤的法律价值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司法工作者法律修养的提高，便能在司法过程中，做出最为符合立法精神和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判决；而法律水平渐高的执法工作者，便能更好地进行合法执政，合理执政，尽可能降低价值冲突的出现率，如在孙中界事件中，如果执法者有着较高的法律水准，能区分在具体事件中法律价值的先后，能始终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就不会采用"钓鱼式"的不当取证手段进行执法，导致这一连串的不良社会影响；最后，守法者由于提高了自身的法律修为，便能更好地理解法律价值的精髓，所作出的行为和价值选择将不谋而合地同社会普遍法律价值观念达到统一。
[1]王宏维.社会价值：统摄与驱动[m].人民出版社,1995。
[2]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法律出版社,2006。
[3]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黄建武.法律学教程[m].法律出版社,2005。
[5]朱力宇.法律学案例教程[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法律毕业论文【第六篇】
公共秩序，笼统得说，是指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问题，是指关系到一国的国内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公共秩序保留是指当一国法院在处理某国际民商事案件时，根据国内冲突规范的援引，本应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但以被援引的外国法违背了法院地国家（内国）的公共秩序，因而该国法院排除或拒绝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
法院在考察援引外国法是否违反国内公共秩序时，如适用外国法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可予以排除适用。
1、共同利益。一般在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中有所体现，也会规定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的法”里，即国际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环境、公共卫生、外交、军事等等，既包容了私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含有公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私法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才是法院在适用国际私法时所要考虑的内容，因其作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内容，为各国国家所接受或认可，从而也能够被各国法院接受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2、国家利益。各种学说以及各国的司法实践都认为，依内国的冲突规则指引本应适用的外国实体法时，还有各种各样可以排除外国实体法适用的根据，如：
（3）当事人通过虚构连结因素而试图规避通常本应适用的法律；
（4）在特定情况下不存在互惠或不能确认有互惠的存在；
（6）当事人宣告放弃适用外国法或不再要求适用外国法；
（7）所涉国家未承认该外国国家或其政府；
（9）法院负有考虑必须绝对适用的第三国法律的义务等。
二、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及立法概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下列情况下可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2、如果适用外国法有损于我国主权和安全，就应排除；
3、如果适用外国法违反有关部门法的基本准则，就应排除；
5、如果某一外国法院对同我国有关的案件，无理拒绝承认我国法的效力，则根据对等原则，我国也可以以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
我国《民法通则》第150条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公共序保留予以了规定，该条指出：“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此外，我国于1993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及于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也分别作出了与《民法通则》第150条完全一样的规定。《海商法》第276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航空法》第19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尽管我国目前公共秩序保留的立法是比较全面的，甚至在个别问题上采纳了先进的作法，但对照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它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具体表现为内涵不一致、适用标准相矛盾、内容存在“盲点”以及规定不协调等缺陷。
三、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立法之完善。
1、我国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法学界对公共秩序保留问题在我国国际私法中的发展和完善问题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展望。鉴于单行的中国国际私法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诞生，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可以分以下两个阶段进行。在制订中国国际私法法典以前，现行有关法律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将继续保持其效力，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公共秩序保留立法作一较为详尽的司法解释，对立法中未涉及的某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法院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具体的标准，这样可以使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更好地得到运用。同时，我国在制定新的单行民事法律时，最好不要重复出现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因为我国《民法通则》已对此作出了规定。至于在我国将来制订国际私法法典时，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在用词上应使用了同一个概念——“公共秩序”；在立法方式上应采纳合并限制的方式；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范围上，应该分别从冲突法、程序法、实体法三个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规定；至于在适用标准上，则应完全采纳先进的“结果说”；另外，还应引入最密切联系理论来解决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了应适用的法律后的法律选择问题。
2、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
世界上各复合法域国家对待区际法律冲突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的态度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拒绝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种是限制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即主张对公共秩序保留在区际冲突法中的适用较之其在国际冲突法中的适用，施加更多的限制。而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在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及内地与台湾逐渐统一从而成为复合法域国家后产生的。与世界上其他复合法域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较，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不少特殊与复杂之处：既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冲突，又有属于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即有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它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相接近。因此，在我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中保留公共秩序制度是必要的。各地区的法院在依冲突规范适用其他地区的法律或被请求承认、执行其他地区的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发现其与自己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时，可以拒绝适用或拒绝承认执行。这一方面可以从区际法的角度保证“一国两制”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各法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另一方面，又可为各地区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提供一个“安全阀”。不过，区际法律冲突毕竟是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之内的法律冲突，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虽然比较特殊，但它仍旧是统一中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由于立法层次的参次不齐、各地区间法律理念的差距客观存在，现阶段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与适用实际上是一项繁重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实质便是如何合理、顺利解决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我国区际私法中既要被适用，又要被限制适用的问题。毫无疑问，公共秩序保留在我国区际冲突法中的适用较之其在国际私法中的适用，条件应更为严格。因此，我国内地在制订区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限制其适用：
（1）、在措辞上应体现限制援用公共秩序保留的精神，即规定只有在适用香港、澳门或台湾的法律“明显违背”内地的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方能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该法律的适用。尽管这种“明显违背”的措辞仍然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但终究能够反映立法者限制公共秩序适用的意向和态度。
（2）、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标准上，应严格遵循结果说，不能仅仅因为要适用的香港、澳门或台湾的法律的内容与内地公共秩序相矛盾，就运用公共秩序保留手段，只有当适用法律的结果危及内地公共利益时，才能运用公共秩序保留。
（3）、运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其它法域的法律后，不能一律代之以我国内地法律，而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重新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这样可以间接地遏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滥用。
（4）、此外，还可以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来严格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援用。可以把适用公共秩序保留的最终决定权赋于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从一定程度上既能保证适用公共秩序的严肃性，又能减少其适用机会。
四、结束语。
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国际私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在外国法的适用的问题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代各国在国际私法领域无不采用这一制度，以维护本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我国应当加快完善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法律毕业论文【第七篇】
论文致谢一：
时光荏苒，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短暂的，不知不觉间，我即将结束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活，与培养我六年半的母校和恩师告别。，我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学习法学专业，初到良乡校区的我们都还是稚嫩的，我现在依然记得那两年间我们是怀着多么激动和期盼的心情等待着回到中关村校区的日子。也是在这种心情的陪伴下，我一步一步地踏入法学的领域，开始热爱我所学的专业，形成了法律思维，充实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终于在大三那年，我们搬到了中关村校区，这边的生活较良乡更加丰富多彩，近在咫尺的人民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本可以成为我们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却竟然被我们浪费掉了。如今在中关村校区，我也已经生活了四年半的时间了，对这里，我再熟悉不过。即使马上就要毕业，就算若干年后回来，我也依然能够清楚的记得我住过的宿舍，吃过饭的食堂，学习过的教室。
本科毕业时，由于获得了保研的名额，我对毕业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触，但现在不同了，这次是真的毕业了，真的要离开北京理工大学了。这六年半的时间是每个人人生当中最美好、最青春的时光，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丰富了我们这段青春岁月的记忆。尽管在校期间，我们如何抱怨这个，埋怨那个，但是出了校门，北京理工大学仍然会是我们的家，这里的老师们仍然是关心我们的亲人。
跟随赵秀梅老师学习的研究生阶段，我不仅丰富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还从她身上学习到一种认真、踏实的学习精神。毕业论文写作期间，我在校外实习，赵老师在台湾，尽管无法见面交流，但每一封邮件，赵老师都会认真、及时地回复，仔细指导我论文中的每个细节。今天我能完成毕业论文并顺利毕业离不开赵老师这段时间的陪伴和指引，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赵老师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对我的包容和照顾。
现在已经是20xx年，我们即将踏入人生新的征程，但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的这段时间，将会是我一生当中永远铭记的美好回忆。除了赵秀梅老师，我还要特别感谢学院的其他老师对我的关照和爱护，感谢亲爱的同学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大学期间能有你们每个人的陪伴，我感到幸福，是你们让我在学习法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后，祝愿每位老师和同学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开心、顺利，祝愿我的母校越办越好，明天更加辉煌!
论文致谢二：
时光总是不知不觉在指缝间流逝，转眼就要告别硕士学习阶段。首先，我特别感谢导师江国青老师，他在百忙之中对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悉心、细致的指导。江老师在论文题目的选取以及论文写作过程中引导我对论文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广泛、大量地收集写作资料，并严格要求论文的格式，仔细审查每个标点符号，让我形成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和习惯。其次要感谢我的本科老师李英教授，她对我的论文写作给予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此外，还要诚挚地感谢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其他老师在我两年半的硕士学习生活中给予的关心和教诲。在最后，感谢与我共同生活的室友们、国际法专业的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提供的帮助。
我坚信：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只要勇于挑战，世界总会让步。
论文致谢三：
时光飞逝，2年半的研究生生活仿佛我最美好人生里的惊鸿一瞥，一转眼又走进了毕业季。感谢我的导师杨成铭教授。杨老师平日教学科研繁忙，见面交流的机会虽然有限，但每一次都必定被杨老师温和谦善的为人与严谨治学的态度深深感染。本论文的选题、大纲的拟定以及撰写，都倾注了杨老师的大量心血，在各个环节都得到了杨老师悉心的指导。
在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障碍，是杨成铭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帮我克服和跨越了这些困难和障碍。在此，我谨向杨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同时，我深刻地体会到杨老师给予我孜孜不倦教导的良苦用心，杨成铭导师不仅是我的成长和学习之路的导师，他的身上所展现的名仕之风和儒雅也是我树立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坐标和榜样。
在此，我要感谢江国青教授、李寿平教授和王国语老师、李华老师在研究生学业中给予我的教诲和培养，是他们传授给我国际法的专业知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本论文的写作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在求学路上与我一同相随相伴的同学之情，由衷感谢同学们在我的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同学们从论文资料的查找到论文格式的修改都给予了我诸多帮助，同时，也感谢同学们两年多来的陪伴，在北京认识一群同样有热情和梦想的同龄人感到非常幸福和知足。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亲人。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对我无私的关爱和支持，让我可以心无旁骛的完成我的求学之路,并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幸福和温暖。正是因为他们无私的关爱和支持，使我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让我在勤奋学习的路途中不知疲倦。父母亲的养育和教导之恩重于泰山，我唯有将感谢和感恩之情化作学习和工作的动力，继续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探索，以期能回报我的父母、亲人和社会。年轻总是美好的，呼啸而过的都是时间。
我的学生时代终于要划上明媚的句号，回望那尚不遥远的两年半研究生求学之路，于我而言它将定格为我心中最宝贵的回忆。
论文致谢四：
三年前，当我还没我寄出保研材料给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的时候，舍友告诉我她收到了面试通知，问我是否同去，就这样，我在没有收到面试通知的时候抱着材料来到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那是来自大草原的我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而很荣幸地被民商法学专业录取开始我的研究生生活。对于北京，对于我的研究生生活并不期待，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之前一直带着一种不安，因此在此要首先感谢我的舍友，是他们用自己的热情、开朗为我消除了陌生感，让我慢慢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而在北理法学院的近三年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了各位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人格魅力，在北京各个高校蹭课的过程中也了解到了一定的法学前沿问题，而这些在我就业的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研究生生活中最荣幸的事情莫过于师从侯仰坤老师，侯老师不仅在学术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对于我的论文，哪怕是课程的小论文都会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改，与我进行深刻的探讨，尊重我的观点和想法。在撰写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侯老师远在国外，仍不忘指导和修改我的论文。在我的论文遇到瓶颈时，侯老师更是给予我充分的鼓励和支持，关于我的论文通过短信、微信充分的沟通，在了解我的观点和想法的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即使是有时差的情况下，侯老师仍然坚持第一时间修改我的论文并反馈给我。我想侯老师在国外的工作也并不轻松，然而在我的论文的修改和指导上却仍坚持第一时间反馈给我。除此之外，侯老师也经常教诲我们深刻的人生道理，他曾经说对于研究生阶段的我们来说，更应该珍惜可谓是最后一段的学生生活，实习赚钱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将来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工作和赚钱，而学习生活一去不复返。这段话几乎影响了我整个研究生生活，扎实的专业知识使得我在找工作面临专业笔试的时候能够得到足够的优势。师者，教书育人，传道解惑也。我想我的导师侯仰坤老师，他做到了，作为他的门下弟子感到骄傲。也对侯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研究生期间有幸和刘毅老师一同前往台湾政治大学访学交流，让台湾之行变得更加有意义。在访学期间，让我更多的学到了台湾的人文知识，明显区别于旅行。虽然刘毅老师一直不待见80后视为偶像的韩寒，但我认为刘老师可以试图读一下他的杂文，当然这并不影响我赞同王小波先生的书值得一读。我很幸运的在研究生阶段上了刘老师的课，由此养成了很好的阅读习惯，这种广而泛的阅读习惯以及访学期间的学术交流及知识积累也将是我这一辈子的财富。
时光如梭，我的研究生生活，我的学生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无论我如何不舍我也要离开校园步入社会。而我想社会这所大学还有很多东西等待我去学习。最后，要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财政上对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给予我最充分的信任。
法律毕业论文【第八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判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第八十一条规定:“被判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在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接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减刑、假释是我国有关刑法具体运用的两项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对犯罪分子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政策。
减刑、假释如果运用得当能够有效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如果减刑、假释运用不得当不仅不利于罪犯自我改造,还会直接威胁到社会秩序稳定。
所以减刑、假释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足见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行监督有法可依,但是现实中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往往是一种事后监督,制约了检察机关介入的时间、途径和空间,极其不利于检察监督的开展。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较为复杂,综合分析如下：
第一,司法部5月1日颁布的《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监狱在向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的同时,应当将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面通报派出人民检察院或者派驻检察室。
监狱机关通过逐级程序研究好向法院上报的提请减刑假释对象后方才“通报”检察机关,对于重要的上报环节检察监督却是一片空白。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9月8日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应当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书面纠正意见后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定。
法院裁定后,将裁定书送达检察机关审查监督属事后监督,很难有效地发现和纠正法院裁定减刑中的违法现象。
因为司法实践中,减刑、假释裁定一经送达立即生效,即使检察机关发现裁定有误,提起纠正意见时已是“人去楼空”难以再行收监。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1911月26日的`《关于如何使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批复》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的最终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应当执行。
如果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最终裁定确实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或者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人民检察院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提请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作出裁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三十一条也作出了类似规定,但是均为事后救济且程序繁琐,整体上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近乎于乌有。
第三,法律对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法律仅规定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具有监督权,但如何进行对减刑、假释监督,如何保障对减刑、假释监督效力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向监管场所及人民法院提出的正确的减刑、假释监督意见不被采纳怎么办?提请给谁减刑、假释由监管机关拍板,最终是否给予减刑、假释由法院拍板,都是缺乏监督的“一家之言”,究竟如何切实保证检察监督全程充分介入?如何有效制约对减刑、假释的决策权?现行的减刑、假释的提请权由刑罚执行机关行使。
减刑、假释这一刑罚变更程序在刑罚执行机关与法院之间运行是建国初期的法律确认并沿用至今的。
随着行刑制度的法治化的进程,刑罚变更执行中公开、透明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减刑、假释这一刑罚变更执行的程序也在不断创新,听证制度的创立和试行就是明证。
但这些还没有从权力运作的规律来思考问题,忽视了权力运行的制衡。
从效率角度来考虑问题,诉讼的环节少效率就高,我国的减刑、假释程序可能与此有关。
但是因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良情况,影响刑罚执行的法律效果。
首先,在减刑的比率上没有必要的调控机制,除重大立功表现必须依法减刑的情形外,“可以减刑的情况”如何控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减刑的比率不尽统一。
其次,减刑的考核标准不统一,从而导致呈报减刑的余地增大,监狱提请减刑权选择余地过大,容易滋生贪腐。
再次,检察机关的监督处于局外监督,只是事后提出纠正意见,没有程序上的控制力,监督也只是劝告式的监督,没有约束力。
在微观上解决以上弊端的方法比较多,但是拘泥于一些细节上的修补,不能在根本上完善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有效监督,必须探索宏观上完整的理论模式。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诉讼监督职能发挥较为充分,程序完备,介入及时,监督有力,真正保障了检察机关在监督中的话语权,应该寻求减刑、假释的司法行政审批化向刑事诉讼化转变,刑罚执行机关认为罪犯应当减刑、假释时,须制作减刑、假释意见书,连同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不应当提请减刑、假释,或者减刑的幅度需要改变,或者减刑改为假释,假释改为减刑等,应当提出意见并将考核材料退回刑罚执行机关。
对于不予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机关认为有错误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复核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刑罚执行机关执行。
检察机关提请减刑、假释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可以采用书面审,而对于减刑幅度大,以及人民检察院建议开庭审理的案件等,人民法院可以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
开庭时拟被减刑、假释的罪犯参加庭审,罪犯委托的律师也可以参加。
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应当直接送达提请减刑、假释建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裁定有错误的可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对于人民法院重新作出的维持裁定,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有错误的,可以通过上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要求上一级人民法院予以纠正。
减刑、假释的提请权由人民检察院来行使,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完整的公诉权应当是有罪的追诉权与悔罪的减刑、假释的提请权。
追诉犯罪时需要公诉权来启动审判权,裁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罪犯加刑时,需要公诉权再次启动审判权,对又犯罪的罪犯加重刑罚。
当罪犯表现好或者有立功表现需要减刑或者假释时,同样需要公诉权介入,如此,所有刑罚执行变更活动都纳入公诉权的调整范围,使公诉权不仅在增加刑罚中发挥作用,而且在减轻刑罚中也发挥作用。
第二,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法院裁定后,人民检察院才对法院已经作出的裁定进行审查,发现有错误的才能提出纠正意见,不能介入事先的提请程序和审判程序,使得监督滞后。
而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依法实行监督。
减刑、假释是重要的诉讼活动,理当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而且是全过程的监督,绝不能是事后“监督”。
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工作需要程序作保障,只有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才能了解、掌握诉讼进程,及时开展监督,否则难以达到立法设计的监督效果。
第三,“监狱上报减刑、假释案件时,法院与监狱实质上是变相‘行政审批关系’,带有体制上的根本缺陷。”为克服这种缺陷,刑罚执行机关和审判机关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如公示和听证试点。
公示和听证虽然可以解决减刑、假释的阳光作业的问题,但并没有一个无利害关系的机关或者个人介入并有权对诉讼的进行监督,因此,减刑、假释的实践呼唤检察机关的介入。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通过行使公诉权进行监督,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为检察机关在全国的监管单位都设有专职的检察人员,这是一支司法专业化队伍,他们长期工作在监管一线,与监管人员和在押的罪犯接触,便于接受在押罪犯的控告,举报和申诉,为检察机关准确行使减刑、假释的提请权提供了人员保障。
当然,此种监督模式可以先行试点,待积累经验后逐步拓展,检察监督由“事后”到“事中”的前移是提高减刑、假释案件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所在,相信通过检察监督理论与实务的不断创新完善,一定能够确保减刑、假释公正有效,取得最佳法律效果。
另外,人大常委会已授权“两高”对实施宪法、法律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行使司法解释权,对下属机关有指导作用和约束力。
但是,在减刑、假释问题上既没有“两高”的联合司法解释,更无公安部和司法部参与联合制定的法规,因此,由“两高”与公安部以及司法部联合发文实属必要。
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发布了《人民检察院监督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等,但是它们几乎是自成一派,各执一词,而且也没有公安部、司法部的参与。
另外,中央五部门《意见》中涉及到“假保”问题,但是,主要规定了对它们的交付执行、执行中的监管及检察监督,而对减刑、假释的适用与制约这一关键所在却只字未提。
现实中,减刑、假释的处理属“敏感区”,常有权力寻租的违法现象产生,因此,“两高”和公安部以及司法部针对实践的需要,应当及时联合制定司法解释以使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常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