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毕业论文（优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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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第一篇】
摘要：
德国法上的法律推定分为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法律的事实推定是指通过适用法律的规定，推定未知的事实。在适用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时，当事人应证明作为推定的基础事实(前提事实)，只要前提事实能够成立，被推定的事实的真伪就明确了。而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指法律直接从基础事实推断某种权利存在，针对的是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状况推定。本文以《证明责任论》一书为基础，试图用更简洁易懂的文字从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权利推定的排除和权利推定的法律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三个大的方面对权利推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
权利推定法律关系证明责任。
一、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
(一)概念。
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对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推定。该推定是否成立与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没有关系，但本质上法律上的权利推定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对占有物行使权利的人，推定为合法行使权力的人。再如，对土地边界所设置的隔离物推定为共有物。当然，对这种推定仍允许对方提出反证予以推翻，但由于只有事实才能成为推定的对象，因而，不能采取直接证明权利是否存在的方法。要想推翻推定，只能对前提条件的不确定提出反证，一旦前提被证明是确定的时，便不允许推定被反证推翻，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相同，对方不可能对权力推定的结果直接予以证明。有关权利推定的例子很多，如《德国民法典》第891、921、1006、1362条等都是所谓的权利推定，他们都是针对权力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的。
(二)本质。
1.其中一些推定是以法院的自由裁判行为为基础的。例如，《民法典》891条的推定以在土地登记册中的记载或注销联系为前提。
如果权利推定应被适用的话，其前提条件必须得到证明。例如《民法典》第1362条第2款的推定以属于妇女个人专用的特定物为前提条件，这一点必须得到证明。
2.权利推定的对象是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现实存在，或某种权利的不存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只指向某种权利的获得或指向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的推定，仅涉及权利形成的事实的存在，必要时涉及权利妨碍的事实的不存在，但不涉及权利妨碍和权利消灭的事实的不存在，该推断仅考虑某种特定的产生要件。
(2)相反对某种权利的现实存在的推定，则不考虑从中可推断出当时存在这一权利的所有事实。
(3)同样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要多于权利消灭的推定，也就是说多于权利消灭事实的产生的推定，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还包括下面的情况：由于不存在权利形成的事实或存在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为成功地产生，但同样也不考虑法律能够也必须从中推断出某种权利不现实存在的事实。如果取决于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或消灭的时刻，那么其结果是，权利推定对此提供不了依据。
3.权利推定不是法律后果推定。法律后果不是被推定的，而是被规定的。权利推定更确切的说是法律状况推定，因此，将其称为法律状况推定会更好，更直观些。
4.权利推定的效果如下：
(1)受益于推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就其主张的权利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权利主张来主张，相反，除推定的原始事实(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占有、继承证书)外，它既不需要就权利产生的要件、权利消灭的要件提出主张，也不需要对其主张加以证明。也即，对于援引权利推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它只需要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并证明此权利推定的基础事实，而不必主张产生权利或消灭权利的事实，更无需证明这些事实。然而权利推定规范的设置，并不能导致拥有权利外观之人终局确定地享有真实权利，只是减轻了他的证明负担，他因此无需积极证明自己权利的真实性，而是将举证责任移转给提出相反主张的人，由其举证反驳权利推定，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想反驳推定，他就必须提出说明推定不正确的主张，且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加以证明。
(2)对法官而言，法官不仅用不着对权利产生的要件或权利撤销的要件进行认定，而且如同在诉讼中的承认一样，也用不着进行法律适用，他只需要适用推定规范，并根据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在反对的一方当事人就推定的正确性提出异议前，将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其判决的基础。
(3)权利推定的效果原则上有利于有理由提出权利推定所涉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而不利于每一个被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人。但权利推定的效果有时候会受到限制，如《民法典》1362条第一款的推定只有利于丈夫的债权人。
权利推定属于典型的法律技术，它的出发点是客观事实，但又不绝对受此限制，而是在高度盖然性的经验基础上，用外在的事实状态推导权利存续的状态，即权利外观推定权利的存续、主体和内容。据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只要举起推定力的盾牌，就无需证明自己物权的客观存在性，并可防御他人对自己权利真实性的攻击;提出相反主张者则要负担该外观之人不享有真实权利的证明责任，以之来推翻相应权利推定。在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是防守者，其占据了有利的地位，提出相反主张之人是攻击者，其地位较为不利。
不过，尽管这种推定有利于拥有权利外观之人，让其“不证自明”地享有相应的权利，但它仍然顾及了权利外观与真实权利不一致的情形，使得真实权利人在这种情形中能通过“证伪”来推翻通过权利外观推定真实权利的法律效果，从而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可以说，权利推定规范结合了“不证自明”和“证伪”两种方式。
(4)权利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权利推定对证明责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提出被推定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来说，他只需主张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且在该前提条件有争议的情况下必须加以证明。对于无需依赖基础事实的权利推定来说，连基础事实也不必主张和证明。第二、对推定所针对的对方当事人来说，想阻止推定或排除推定的效果，则需就以下事实负主张和证明责任：主张和基础事实不相容的事实;主张与被推定的权利不相容的权利状态。如主张自己通过买卖、继承等方式取得了物的所有权，因此该物不可能属占有物的对方所有。对于上述主张，该当事人应负证明责任。
(5)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和证明规则。对于大多数推定来说，从开始就不适合，因为它不涉及需要解释的意思表示和裁决，对于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和遗产法院的证明而言，解释可能是适宜的，但是，它并不像一个真正的解释规则那样，规定一个特定的解释结果。所以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而相比较证明规则而言，权利推定想要的更多，它想推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之所以说它不是证明规则，是因为证明只以事实为对象，而不是以权利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为对象。所以权利推定也不同于证明规则。
二、权利推定的排除。
1.以自由裁判行为基础的权利推定，可以以下列方式最终予以排除：例如，可根据《民法典》2362条的规定将继承证书交给遗嘱法院。根据894条的规定，更正土地登记册中的内容。
2.权利推定的效力可以通过对相对规范的前提条件的证明而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例如1006条，即对方当事人证明，他过去曾占有该物，后来被盗、遗失或因其他原因不再占有，或者占有人只是占有媒介人。
3.权利推定还可以通过对具备推定的前提条件的证据提出反证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
4.通过反面证明。反面证明为本证，任何当事人，只要推定指向他，他均可对权利推定进行反驳，只有当法院根据其心证积极地肯定：推定不真实，其对立面真实，也就是说，被推定存在的权利不存在，被推定属于对方的权利不属于对方，被推定不存在的权利存在，那么该反面证明就成功了。
可见反面证明是一种本证，他必须提出证据推翻依据法律推定的权利，也就是必须达到使法官确信推定的权利不存在的程度。
5.权利推定因相冲突的推定而失去效力。如果具有不同效果的数个权利推定均与同一个具体要件相适应，即构成权利推定的冲突。在此必须通过对相抵触的推定的效力的权横，来决定效力的优劣。只要一个推定必须回避另一个推定，随着它受到反驳，另一个推定会立即得到重新重视。
三、权利推定的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
1.权利推定的渊源只能是法律规范。法律行为不可能作为权利推定的基础。
2.权利推定不仅仅适用于民事诉讼，而且适用于任何一个以推定所涉及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为裁决的对象或前提条件的程序。例如执行程序、行政机关的程序、行政法院程序，尤其是享有自由审判权的机构的程序。
3.权利推定不属于程序法，而是属于实体法。
参考文献：
[3]陈康扬.法律逻辑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127.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第二篇】
一,超期羁押的界定。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性。
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超期羁押严重妨害了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实现。
超期羁押妨碍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诉讼成本。
超期羁押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三,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
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较为严重。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第三篇】
所研究问题的实践状况：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是刑法修正案新确立的一个罪名，也是实践中多发常见的一种犯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需要一只宏观的手来规范自由经济市场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市场规范化的法律就呼之欲出。商业受hui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社会发展深受影响，为此立法机关对商业hui赂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调整。其中公司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就是商业受hui罪中一项强有力的定性针。
但是现实状况复杂多变，立法往往解决不了现实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过去的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主体过于狭窄，针对此《刑法修正案六》就将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改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但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到底包括哪些人员，除了过去的公司企业人员，是否还包括非政府部门设立的民间团体、基金会等机构的员工。例如足协会长，裁判等工作人员收受红包，吹黑哨的行为;还有医生，教师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另外外国人在中国的受hui行为如何定性等等，这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依照我国签署的《联合国反腐`公约》第15条规定，hui赂可以是任何不正当好处，其涵义明显宽于我国刑法中对hui赂范围的规定。中国现行刑法将“hui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hui赂内容之外。姜伟认为，像免费提供劳务、装修住房、提供住房使用权、出国出境旅游等财产性利益，只不过是金钱财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但是，到底扩大到多大的范围，各界还有争议。
按照《联合国反腐`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受hui犯罪。而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受hui罪有两种基本行为形式：一是索取hui赂，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二是收受hui赂，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对于后者，行为人必须同时具备“收受他人财物”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两方面的要件，才能构成受hui罪。在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要件为预防和打击许多腐`交易带来了不利影响，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行为人逃脱法网。
这些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在具体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需要明确认定，以免给刑事审判带来诸多模糊不清的裁判。立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在完善以迎合新的情况发生，但是为保证法律的稳定性，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如何能解释法律，理解法律，而不是频繁的更正法律。
所研究问题的理论研究状况：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由它的前身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修改而来。对于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我国法学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刑法修正案(六)》对原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修改之后，学者们又对新的规定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关于该罪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谷福生、苏晓红编著的《商业hui赂犯罪案件——立案定罪量刑标准》，吕天奇著《hui赂罪的理论与实践》，陈炜、刘期湘发表于《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的论文《论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的若干问题》，刘宪权发表于《法学》2006年第2期的论文《刑法修正案(六)草案评析》等。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概念仍有争议，基本持五种观点，围绕索hui与受hui是否都要求为他人谋利益;是否要求数额较大;是否要求讲明收取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等几个问题展开。周道鸾认为数额较大是概念的一个构成要件;陈兴良认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关键;杨春洗认为除了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之外还应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收取各种名义回扣手续费，数额较大的行为;周其华认为该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高铭喧、马克昌认为概念应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主体范围的认定尚待完善。主体范围具体包括哪些，是否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主体都包括在内，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生、教师等;是否还包括非政府部门设立的民间团体、基金会等机构的员工：足协会长、裁判等。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范评价：三种观点，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利只是行hui人与受hui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只是受hui人的一种心理态度;旧客观要件说认为不论谋取的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或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新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利虽然是本罪客观方面的必备条件，实际上，为他人谋利的内容是许诺为他人谋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否应该取消。要求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规定显然与《联合国反腐`公约》中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受hui犯罪的规定不符。姜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要件为预防和打击许多腐`交易带来了不利影响，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行为人逃脱法网。很多专家都主张取消这个要件，这不仅可与《联合国反腐`公约》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又可加大打击腐`的力度。陈国庆也认为，这个要件容易成为行为人逃避追究的借口，例如受hui人承认收钱的事实，但否认为他人谋利，或者故意把收受hui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形成权力“期权化”。但是熊选国对此有不同理解，他主张“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保留，这有利于突出受hui罪的权钱交易特征，更好地区分现阶段受hui犯罪与违反纪律收受礼金等行为的界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索取hui赂型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不以接受hui赂为必要条件,索取hui赂行为实施完毕,就是犯罪既遂。换言之,索取hui赂型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为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第二种观点认为,索取hui赂型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存在犯罪未遂,并应以是否收受hui赂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总的来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罪名，各方观点较多，争议大，更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理解分析其犯罪构成和犯罪形态，界定与他罪的区别，更大程度的接近立法目的，正确理解罪名的立法价值，以应社会现象之常变。
选题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修正后的《刑法》第163条对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的主体范围作了重大修改，将由原来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一修改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索hui、受hui案件定罪难的问题。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的认定一直以来都存在问题，如主体问题，“为他人谋利益”的客观要件解释，和数额较大而未规定具体标准的模糊性问题，以及修正案对该罪名认定的促进和仍需要完善的地方。以解决市场经济社会的商业hui赂之风，防止不正当竞争，使市场经济规范化。
本人现有研究基础：
经过法律硕士研究生阶段一年半以来的理论课程学习，本人学习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等刑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掌握刑法总论分论的理论知识。除了教材外，本人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张明楷的《刑法学》，马克昌主编的《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等刑法方面的书籍。渐渐的对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六)》发布后对这一罪名的修改更引起了我的关注。
通过阅读专著和有关论文，本人已经掌握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的刑法理论。了解到业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概念所持的多种观点，及构成要件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客观要件的标准争议很大。还大概了解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认定问题，犯罪形态问题，共同犯罪问题等等。
本人在检察机关实习了一段时间，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司法适用问题具备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对该罪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陈兴良著：《罪名指南》上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程宝库编：《商业hui赂——法律与典型案例解析》，法律出版社。
4、高铭喧、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何升东著：《中国刑法发展面面观》，原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10期。
7、吕天奇著：《hui赂罪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
8、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9、张明楷：《受hui罪的共犯》，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0、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1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委员会：《中国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
论文中拟运用的案例或调研材料：
中房集团华东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受hui案：主体身份的认定，是属于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还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蒋旭明原为“中房集团”的干部，被“中房集团”派往“华东公司”任副总经理，“华东公司”改制时吸收了非国有资本，并重新选举、聘任蒋旭明担任董事和副总经理。
大庆宏启抽油杆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行hui、受hui案。
尽量收集一些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立案、起诉、定罪的数据资料，必要时进行实际调查。
论文写作提纲：
引言。
(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缘由)。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立法背景。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构成要件。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概念。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主体。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主观方面。
(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客体。
(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客观方面。
1、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
2、事前事后受hui的认定。
3、hui赂范围的认定。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认定的中的疑难问题。
(一)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
(二)此罪与彼罪的区分。
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受hui罪的界限。
2、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界限。
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4、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犯罪形态问题。
1、收受hui赂的未遂问题。
2、索hui未遂问题。
3、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
(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共同犯罪。
1、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hui的情况。
2、单位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hui的情况。
3、家属作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情况。
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刑罚适用。
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完善。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第四篇】
摘要：信仰是在法律职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信仰的表现形态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其核心是一种对法治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法学;职业道德。
一、我国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及其原因。
1.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却在法理学、诉讼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论等课程中讲解。这一点也显示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作为必修课，但没有专门设置系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主要是讲解公共道德的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主体的特殊性、规范的明确性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特征。法律职业道德适用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对于非法律职业人员没有约束力。法律职业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则层面，必须形成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约束法官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约束检察官行为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中华律师协会通过的约束律师行为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些基本规则都对相关法律职业的道德作出了特别的要求。而且，这些规范均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均要求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课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满足法学专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职业道德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较少，师资缺乏。
目前在法律职业道德领域内进行专业研究的人员较少，各高校中从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这也直接导致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开设的困难。部分高校在法学教学计划中将法律伦理学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师资，该课程一直没有真正开设。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该课程，但是多由法理学或诉讼法学方面的教师担任主要教学工作。这些人员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该课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对有关职业伦理规范的讲解。另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方面的教材和资料也相对较少，对于该课程的开设也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
二、完善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确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学本科阶段的目标和定位。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审判分离”，对于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经验、深厚的法学知识背景和一定的修养，还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于法律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必备的素养之一，因此，法学教育必须重视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我们应该改变目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忽视态度，在设立法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时，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在确定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时，法律职业道德应该成为核心课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
设置法律职业道德门槛法律职业道德一直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法律职业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大学的法学院除了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外，还有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美国大部分州要求学生在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之前必须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在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后，美国法科毕业生仍须通过由各州律师公会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试才能宣誓成为正式律师。与英美等国家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要求相比较，我国对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就律师职业来说，只要品行良好，没有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就可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没有对法律职业道德做特别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实践中得不到重视。因此，笔者建议应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应的分值，改变目前各高校中不设或者虚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现状。另外，在取得有关职业资格和执业资格时，提出高于普通大众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提高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教学效果。
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必须使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内化成法律职业人人格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法律职业，具体的职业道德并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职业道德包括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廉洁公正以及行为端正自重等，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说教，而是应该通过收集大量的法律实践资料，创设生动的法律职业场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大学本科阶段是法律职业道德培养和教育的关键时期，是法律职业人形成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阶段。在教学方面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道德情感体验的环境，使法律职业道德真正内化成他们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请具有较高的法律威望的专业人士为学生做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道德认同。
信仰是在法律职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信仰的表现形态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其核心是一种对法治的精神追求。如果主体本身缺乏法律信仰和精神追求，没有规则至上的信念，没有权利本位与权力控制的观念，法治也很难实现。因此，在法学本科阶段的教学中，不仅是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其他法学课程包括理论性和应用的课程的教学中，都必须将法律职业信仰的培养作为其重要的内容。
参考文献。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第五篇】
xxx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在于“依宪执政”、“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xxx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在这里，共同性与合理性实际上被视为宪法秩序的本质。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包容性，成为国家的整体框架;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正当性，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操作性，成为全民的行动纲领。
而要夯实宪法作为基本共识和根本规范的实质内容，就不得不进一步开展价值观讨论，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形成新的法律意识形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顶层设计背景下，“问题”的研究仍然很重要，但“主义”的探讨也无从回避。因为解决“问题”的技术化操作无法形成价值体系上的基本共识。没有这种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做，宪法实施也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为此，有必要提倡一种“共和主义”精神。它可以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和而不同”的原则相对接，可以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设计和可继承的共同性相对接，可以与历史唯物论相对接，同时也能凸显程序本位的现代法治原理。这种共和主义必须包括市场法理、指令法理、共同法理这样三种最基本的价值元素。
实际上，在全球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正当化根据，本来就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从零开始的理性设计，也就是社会契约型的国家观;另一是尊崇事实、利益以及传统的继承原理，也就是历史传承型的国家观。因此，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并非通常理解得那样单纯，而是内部存在张力。以此来反观中国现代化过程，价值体系也并非像苏维埃诠释者所断言的那样一元绝对化。
一、历史唯物论新诠。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要实现法律意识形态向这种三元共和主义的解释性转换，首先要认真解读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劳动、土地、货币)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主要指由谁、怎样支配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1]虽然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基础、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存在方式。[2]当今的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基础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体制和法律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随之进行调整，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秩序的价值体系必须进行重构，主要是加强“市场法理”这个价值元素的比重和核心地位，并相应调整所谓“指令法理”、“共同法理”与“市场法理”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要通过反腐举措遏制官僚机构的畸形膨胀，进而让权利哲学和公共哲学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运行，并把这种理念和举措制度化、程序化，纳入法治的轨道。一般认为，历史唯物论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具有单维进化史观和决定论的特征，在这样的分析框架里，个人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似乎缺乏生存空间。但是，仔细研读经典文本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其实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例如xxx的以下这段著名论述，就可以从中找到若干个推陈出新的切入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服从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许多特殊的个人意志，并且这些个人意志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这些个人各有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语境，通过博弈形成合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结构的塑造。然而，每一个人的意志却不能单独决定事态的演变，结果总是取决于许多个人意志的博弈和综合作用。因此，社会发展很难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在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和意外性，但又会按照自然的机制不断地有序化演进。
由无数个合力作用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这种动态场域，与自我调整的市场其实是相通的、相洽的，也属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唯物论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关于合理选择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大，而是很容易采纳实践理性的逻辑来考虑个人意志的计算、利害关系的计算、交涉成本的计算，等等。
实际上，西方有些学者已经试图把理性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共选择概念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认识和诠释。
例如霍布斯提出的如何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秩序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关于资源和利润如何分配才能减少或者防止纠纷的问题;在法学层面上看，就是如何对权益进行制度化分配的权利论问题。对于欧美现代的合理选择理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交换与共识，因而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原理是假定个人是均质的，并且通过法治使得每个人互相尊重权利，这样就可以平等地获得效用。但是，这样的模式过于单纯化了，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实质上的平等，结果并非如此。
二、作为权利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对于历史唯物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和支配，于是必然引起非合作型的博弈乃至阶级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解读《xxx宣言》中宣示的社会革命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会对历史唯物论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并且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关于统治理性的根本问题：要么让那种非合作型的博弈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要么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不同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并进行有效的协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权利论，或者说为权利而斗争的学说。当然，斗争的方式可以不同：有合法的、和平的，也有非法、反法的甚至暴力的;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通过这样的思考线路，历史唯物论其实也可以通往自由而平等的法治秩序，以及关于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这里潜藏着一种新的制度观：制度不仅仅是博弈的规则，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博弈的均衡状态，并且有可能出现多样性的均衡状态。
对于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历史唯物论有两个命题很值得重视。一个命题是马克思提出的。他指出，“无论政治的立法或民事的立法，都不过是宣布和登记经济关系的需要而已”[6].他还认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7].马克思的观点与维辛斯基提出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那样简单化、政治化的公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更强调客观化的共同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基人安东尼·拉布里奥拉诠释得非常好：“国家是一个现实的有效能的机构，它保障社会制度和它的基础亦即物质生产的稳定性。
历史唯物论的另一个重要法学命题是xxx提出来的，涉及良法与恶法的区别，涉及国家制度的反思理性，以及不同政策和意见之间的自由比赛。他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这意味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产生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法律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比较的、可以选择的、可以改进的，从而为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合理性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也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支点和杠杆。xxx晚年非常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以及财富分配的反作用[10],为自由主义市场容易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贫富悬殊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唯物论的思考线索。把社会主义者以及左翼思想家所关注的平等和公正纳入法治的制度设计蓝图，同时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构成了加强规范秩序正统化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那种绝对化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让各种制度不断经历批判理性的洗礼和正当性根据的检验，不断趋向公平正义以及民主理念。
三、法治中国的价值三分法与沟通程序。
我们还须特别留意，与第二个命题相关但又不同的是，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里，法律始终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中介物，应该保持中立性，发挥沟通媒介的作用，这与xxx时代的“阶级司法观”也大相径庭。马克思早就主张法律体系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整体机制中，应当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法律是社会各种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中介物，无论何种社会关系的实现都需要有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取决于其抽象性，正是由于这种性质，法对于它所包含的被媒介的关系保持“中立”,不改变这类关系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法治中国”的图景：个人被抽象地勾画为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主体，并具有关于背景的基本共识。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可以提出要求，但这些都需要与其他个人的意志和要求进行相互协调。为此，有必要像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法的实践哲学所描述的那样，设定一种在公正程序之中进行对话和商谈的理想状况，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独立人格的相互承认;(2)排除强制、确保自由和平等、提供充分的参加机会;(3)在信息充分公开和具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确定议论的主题。与此相应，国家和法律体系则被理解为某种现实可行的社会机制，或多或少地对个人的诉求做出回应，而这种回应都必须也有可能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总之，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主要通过理性对话的方式得到实现，自由度、解放感以及回应的效果则主要取决于机制的反思理性。这正是推动历史唯物论的法学进行重构的关键所在。
以历史唯物论为线索来分析和解释法律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实际上包含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可以与指令法理相联系[12],而且还可以与市场法理、共同法理相结合。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能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事态的公共哲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通过更具有包容力的共和主义来凝聚关于体制转型和法治秩序构建的基本共识这样的政治需求拓展了话语空间。
新时代的法律意识形态，必须反映国家、市场以及社群这三种不同维度。以这种三元结构为特征的共和主义内部既然包括了不同价值的并存、交错、互动、组合，因而势必容许复数的记述体系和正确解答之间的竞合，这就意味着人们交往和商谈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沟通程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只有按照程序公正原则构建的对话环境，才能真正使人们保持共和主义精神，不断自由地探讨使原理以及道德判断正当化的适当理由;才能在多层多样的语境中丰富对话内容，实现思想认识上的推陈出新，并就公平正义达成共同的立场和态度，进而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6.
[2]圣地亚哥·卡里略，钟琦译。“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2、13.
[3]马克思xxx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第六篇】
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研究探讨的比较多，不过由于我国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意见，直到今天，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以及理论本身，都没有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学说。虽然对于期待可能性刑法理论上尚争论不休，但其合理意义早已存在于刑事司法实践中，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文着重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研究，先简要介绍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形成发展等基础法律问题，再分析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地位和适用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在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的一些浅见，希望对立法和理论研究能有所启发。
(2)研究意义。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考虑行为人本身的实际情况，不强人所难，能达到事实上的合理性和实质正义，不给被告人附加多余义务。因此，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可以给刑事责任的认定提供人性的标尺，使刑事责任认定更加合乎情理、充满人性，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并且在刑事司法方面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现实许多疑难、争议案件可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更容易实现我们司法公正与合理的目标。
二、文献综述内容。
1、期待可能性的概述。
(1)刘昌强、崔志鑫在《穿越的路径》中主张从狭义上理解期待可能性，认为期待可能性是指仅从行为时的外部情况考虑,期待行为人不为犯罪行为而为其他适法行为的可能性。
(2)崔兰、崔志强在《论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中主张从广义上理解期待可能性，认为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行为人行为时的各种因素,能够期待行为人选择合法行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的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要求承担一定的责任。
2、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地位。
(1)龙立豪，马六生在《论期特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中主张故意、过失构成要素说，他们认为应当把期待可能性置于故意、过失中来理解，期待可能性是故意和过失的构成要素，包含在故意与过失之中，有期待可能性，就存在罪过心理，无期待可能性，就无罪过心理。
(2)陈兴良在《刑法学》期待可能性一章中主张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并列的第三责任要素说，他认为期待可能性作为客观的责任要素，与责任能力以及作为主观要素的故意、过失构成责任的三大要素，只有三者同时具备，行为人才具有有责性。
(3)姜晓贞在《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及其与我国刑法的关系》中。
主张阻却责任事由说，认为期待可能性不是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并列的第三责任要素，也不是故意、过失构成要素，而应当将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情形，理解为一种责任阻却事由。
(4)马克昌在《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中主张可罚的阻却、减少责任说，他认为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场合,如同没有责任能力的场合一样,并不是成为没有责任,只是成为没有可罚的责任。
3、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1)陈兴良在《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中主张行为人标准说，他认为以行为人自身的具体情况为标准，根据此人在此时此景之下是否能够实施适法行为来确定。
(2)舒洪水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哲学基础与本土化思考》中主张国家标准说，认为应当以期待行为人实施适法行为一方的国家或国法秩序为标准，考虑其具体要求。
(3)卢蕊在《期待可能性判断浅析》一文中主张平均人标准说，她认为应当把平均人放到行为人的处境看是否能够期待他们实施适法行为，根据平均人是否会实施与行为者同样的行为来确定。
(4)付立庆在《人权标准说—认定期待可能性有无的一种新标准》中主张人权标准说，将期待可能性有无之认定应以被期待者之人权之充分关注为旨趣。
4、我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
(1)杨兴培在《期待可能性的实践批评》中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引入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在法治社会里,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评价与认定,应当坚持“规范在前、价值在后”的基本原则,而不是颠倒，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人文价值,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应当让位于刑法规范。
(2)高晓飞在《期待可能性理论中国化的困境与思路》主张引入期待可能性，他认为引入期待可能性有利于促进我国刑法基本理念变革，有利于合理解释我国刑法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使刑事责任认定更加合乎情理、充满人性。
我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地位和判断标准两个问题，学者们的争论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造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在适用上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刑事责任的确定缺乏人性的标尺，使得现实许多疑难、争议案件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鉴于期待可能性存在的理论价值，我认为应当对期待可能性的概念、地位和判断标准作进一步研究，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而提出我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的一些浅见，希望对立法和理论研究能有所启发。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第七篇】
随着我国对国际业务开发力度的加大，我国跨国投资中的一些活动也涉及到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加入wto以后，我国跨国投资和融资企业越来越多，与国家交流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法律冲突和规则适用不同的情况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些冲突和规则并作出最有利的选择是我国跨国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从法律冲突及规则适用的相关角度探讨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
一、跨国证券投资法律冲突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保障跨国证券交易的正常进行，各国都针对跨国证券投资中的一些问题制定的专门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并不具有世界性，而是各国从本国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其中的冲突也是非常多的。总的来说，这些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法律关系存在冲突。
证券投资的认识各国本来就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在制定法律和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存在很大不同，首先是证券发行主体、方法以及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别，在规定上认识是非常不同的;其次是对于证券交易的方式、支付等一些规则的制定存在出入;再次国有关证券监管结构、监管方式与措施、证券权益保护机制方面的不同规制;最后是各国对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规定亦存在差异，涉及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证券投资公司、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者的主体资格与身份确认方面的法律冲突。
(二)各国对于证券投资行为的规制存在不同。
跨国证券投资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行为，在这些行为的规范和指定的标准规则方面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比如各国在规制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时，对于如何认识两种行为，以及在两种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控制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在规制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在跨国企业上市的条件和对于该行为的监管也存在差异，这些都是跨国证券投资中世界各国对一些行为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不同，这些不同的认识，也就产生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不利于共同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以上内容主要通过概括的方式对于跨国证券投资中各国法律存在的冲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其实在理论研究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存在差别的，比如有一些学者在概述法律适用冲突的过程中将这一问题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发行主体的冲突、发行客体的冲突以及发行行为和管理的冲突，不论哪一种划分都冲根本上认识到跨国证券投资中存在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也是未来需要我们重点解决的部分。
二、跨国证券投资中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
世界各国对于跨国证券投资的行为都有规定，而且还存在着一些国际条约、多边条约等，那么在真正出现跨国证券投资问题时应当如何适用、如何选择?国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五种不同的问题，不论在证券交易还是发行都是存在的冲突规范。
(一)适用发行人的属人法。
在跨国证券投资中，一旦出现法律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时有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适用发行人的属人法，即由这个发行投资行为的跨国公司注册地的法律决定法律冲突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最主要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在其国际私法第28条第4款规定："如果证券涉及社员权利，证券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适用发行人属人法。
(二)根据发行地和营业机构所在地法律解决纠纷。
这就是典型的属地主义的思想，也是国家上比较多的做法，各国在规定一旦出现法律冲突如何解决时，许多情况下都是规定由营业机构所在地的法律解决冲突，这一规定的目的是因为发行地和营业机构所在地能够切实、准确的了解到一些跨国证券投资企业的情况，并可以通过登记情况的调查了解到及时的信息，也便于当事人举证和裁决机构对纠纷的解决。
(三)适用物所在地法律。
跨国证券投资中，其发行和交易的对象是广范围的，那么在发生法律纠纷时，产生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国对法律纠纷解决的规定是不同的，为了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利益，也同时为了实现权利的及时救济，比如韩国法律就规定了对于无记名证券的权利取得、丧失适用无记名证券所在地的法律。
(四)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发展。
这是针对跨国证券投资过程中证券交易如何使用法律的问题规定，不同国家的规定存在区别，但是许多国家规定了在发生证券交易纠纷时适用交易进行地的法律对纠纷进行解决。《匈牙利国际私法》第27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合同，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规定："在交易所所为的法律行为之债，依交易所所在地法。"《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1125条第3款第2项规定："在拍卖、招标或股票交易中缔结的合同适用拍卖或招标举行地或股票交易所所在地国法律。"此外《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奥地利国际私法》第39条、以及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115条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亦与"场所支配行为"的传统国际私法理念一致。
(五)由交易进行地法律进行调整。
跨国公司证券交易不同于国内证券的交易，跨国证券投资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证券交易，而且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证券交易的跨空间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发展的状况，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一些国家法律规定了对于纠纷的解决适用交易进行地的法律。比如阿根廷法律规定，债券和向持票人付款的票据，其转让，适用转让地国法。
此外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规定"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及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适用指示证券支付地法。"。
三、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的特点和发展。
(一)证券交易的双重法律适用问题。
在实际的工作和法律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出，有关证券规定的法律其实是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而且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的证券交易的双重适用的问题：强制法规定和直接适用法，在这两种不同立法思路的指引下，造成各国对于跨国证券投资中的交易问题规定不一。但是从主体和交易的强制性方面看，这是私法调整的领域，但是从国家规范证券交易和发行秩序以及管理行为上看，这又是公法的范畴。因此其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法律适用。
(二)证券法的直接适用问题。
各国对证券市场实行管理的制度属于公法领域的规制范围，应当不同于传统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问题。
证券监管领域中的这些问题，是各国证券法的直接适用领域，不存在当事人选择适用或传统的法律冲突。如违反证券监管法规，则应承担行政责任，如致他人损害还应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证券监管属公法领域，但其所调整的证券发行与交易关系及其规则在性质上仍属私法内容，所以证券法是兼具私法与公法内容的特殊法律部门。证券法规范证券市场各方主体的行为，而以民事责任为主的私法规制则是构建证券市场的法律基础。如前所述，各国对证券民事责任的构成的规定不同，导致了在证券跨国发行及交易的情形下产生一定的法律冲突，所以首先应对证券法中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识别，区分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以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四、结语。
跨国证券投资的发展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也是实现国家、社会进步的标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与世界各国进行有效的经济链接，利用世界的资金以及其他资源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是一个可取之道。但同时也要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我国在竞争力、经营方式上的差别，这些问题最终都是要依靠法律进行解决，只有做好法律适用的选择，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才能我国跨国证券投资业务的发展提供依托。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第八篇】
2、商事代理制度的完善。
3、试论行纪合同的法律特征。
4、试论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
5、旅游合同的法律特征。
6、试论联营合同的法律特征。
7、论合同担保制度的完善。
8、合同实践中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9、合同无效的探讨与立法完善。
10、新合同法特点。
11、试述合同违约责任制度。
12、试述合同的管理。
13、我国合同法中债的效力扩张问题。
14、旅游法调整对象的探讨，试论庄稼活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15、我国旅游资源的法律保护。
1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若干法律问题。
17、土地有偿使用的法律探讨。
18、试论农村专业户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19、试论联营合同的若干法律问题。
20、试论我国《公司法》的特色。
21、试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法律保护。
22、试论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特征。
23、试论公司股票(或债券)的发行。
24、试论公司重整制度。
25、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原则。
26、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与股份有公司制度的比较。
27、试论我国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28、论保险的功能及完善我国保险立法。
29、论代位求偿权。
30、论保险合同的变更。
31、保险业现金运用的监督的研究。
32、论强制保险制度。
33、对保险费管理的法律问题。
34、消费保险合同。
35、论信贷合同的担保。
36、论融资租凭的若干法律问题。
37、试论工业产权在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中的作用。
38、提高专利实施率的若干法律问题。
39、试论对药品、化学物质、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
40、略论“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41、论我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42、完善我国商标管理制度的若干法律问题。
43、试论我国技术引进与技术输出的政策与法律。
44、试论我国专利法制的完善。
45、商事合同的法律问题。
46、网络产业、在线交易、电子商务法律问题。
47、计算机法律问题。
48、个人独资企业、企业法研究。
49、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问题。
50、一个公司与国有独资公司研究。
51、公司法热点音量法律思考。
52、票据制度的完善。
53、商事活动担保问题。
54、银行制度的完善。
55、论我国货币改革制度。
56、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
57、票据利益返请求权。
58、票据制度中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60、我国破产制度的完善。
61、我国市场主体制度中需要自然人产制度。
62、国有企业现状和我国破产法的完善。
63、和解制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