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论文 科学技术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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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类的论文1

如今，科技发展十分快，助于让我们过上舒适的生活。是，科技也造就了许多^v^低头族^v^，们日日夜夜看着手机，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因此认为科技发展是不好的。

科技越强大，工厂自然更多了。工厂生产产品就必须会产生废弃和废物，废物排放出来，让人吸收了，会十分严重，有可能会的一些疾病：让树吸收了，有可能会导致大量树死亡。

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许多的“低头族”，这样看手机，日夜不停地吸收手机排放的辐射，不仅会得近视，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辐射都射进大脑，还会得十分严重的疾病。现在经常可以看见，大家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在拿出手机玩PK；去探亲时，也在玩手机，干什么都在玩。这是多么可怕啊！

医学的发达，并不是就代表万能，就算有些疾病可以治愈，你们都听说过了吧——变异的耐药病菌，科学家还发现：这些细菌竟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因为医学越发达，病菌也会想方设法打败药物的，出现耐药。我们人类会努力打败细菌，而病菌也会想办法打败人类。

就算科技发展不好，也不能停止发展。因为科技不仅有弊还有利处，还有科学也是见证人类智慧和一个国家的富强。^v^说过：“我们要坚持好的，改正坏的。”希望科学家们能研究出无污染的工厂，病菌不耐药的方法。

科学技术论文范文2

在授课中发现，各门专业基础课之间虽然有着学科界线，但知识点有交集，内容上有扩展．比如，在《大学物理》与《普通化学》课程中都会涉及到热力学定律，这不仅是物理课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化学课的重要基础理论．再如《普通化学》的结构化学一章中微观粒子运动遵循量子化规律的内容是学生理解《分析化学》原子发射光谱法的知识基础，同时该内容又属于原子物理的范畴．但由于课程的开设顺序有先后，同一部分内容在不同的课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又不同，各科教师在授课中对其讲解深浅度、难易度、侧重点各有不同，学生每次学习不是恰似“蜻蜓点水”就是只见“冰山一角”，这往往会导致学生虽然在多门课程中都学习过同一知识，但是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不扎实、不全面，这便很容易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中留下盲点和疑问，甚至会导致概念间的混淆，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更不利于今后专业课的学习．基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程之间在内容上的联系，可以根据授课的先后顺序，在课程设计上对共同涉猎的教学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在先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中对该类内容进行宏观的介绍和学科重点方面的讲授，而在后开设的课程中教师要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回顾，运用知识迁移的方法揭示新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专业基础课之间建立知识纽带，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并为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2加强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之间的联系，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会先于专业课，这虽然符合教学规律，但对于学生来说，由于对专业知识的不了解，无法真切的体会到专业基础课的必要性和基础作用．例如：在《分析化学》课程的第十二章专门介绍气相色谱分析技术，多数教材主要介绍色谱分析技术产生的历史、装置的结构及原理，而对其在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应用极少涉猎．因此，学生无法了解其实际用途与学习意义，常常导致学习懈怠．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扩展学生视野，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举以下案例来辅助教学：“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分子以硫酸和硝酸将多名被害人尸体化为液体随下水道冲走，事后现场勘验检查员在毁尸现场的地沟内发现了数团油状粘稠状的物质，经技术人员初步判断粘稠物可能是脂肪，如何判通过气相色谱的方法来判断粘稠物是否属于人类脂肪［2］?”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运用PBL教学法引导学生运用《普通化学》中脂类的化学性质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脂肪不容易气化，无法直接使用气相色谱法分析，所以先将脂肪水解，再进行甲基化得到脂肪酸甲酯(图1)，然后使用裂解甲基化气相色谱法对其进行分析鉴定，得到的色谱图与人体脂肪的色谱图完全相同(不同种类动物脂肪气相色谱图谱会有明显的差异［3］)，进而确定粘稠物正是人的脂肪溶解后被扔进下水道所致。此案例除了可以采用PBL教学方法以外，还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课堂讨论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既加强了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联系，又可以极大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使学生感受到专业基础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指导价值，领悟到专业基础知识是公安实践工作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中，只要在课堂中稍稍涉及一些专业领域的内容，都会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思维更活跃，课堂参与意识更高，对相应知识点理解更透彻、记忆更深刻，并且会使更多的学生愿意主动的进行课前查阅与预习，从而达到新旧知识的融汇贯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为灵活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供良好的载体，使教师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去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3在教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及人文素质教育

科技发明论文3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思维方式

一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尝试，尤其是中国学者，如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梁启超、蒋方震、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中国人来说尤为意义重大，近代中国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促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一种饱含希冀痛切的目光去审视这个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存在着局限，即没有在理论上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分，从而使得学术界对此问题难以获得较为圆满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由李约瑟在他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论文中提出，它是指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在表述该问题时，李约瑟使用了“将自然科学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这样有些含糊不清的表述，然而中国文明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应用型的工艺技术，中国文明在15世纪后的落后更多是科学理论层面。之前的“技术”与之后的“科学”，两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可比性？我认为，科学区别于技术的特征是不容忽视的。“科学是相对于技艺（techne）的认知（episteme），它具有思辨性，它总是猜想新实体、新过程和新机制的存在，更不用说可能存在的新世界了”①，从一个更为浅显的视角来看，“科学与如何描述、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相关，而不是与如何使劳动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关”，但是，“技术发明几乎总是缺乏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蕴涵，而这些蕴涵却是科学研究的固有成分”。②与此相似的还有林毅夫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③，“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④

因而，“李约瑟难题”将“科学”与“技术”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中国文明在15世纪之前的技术领先和之后的科学落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反差，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技术领先，并不必然暗含了中华文明在科学上同样领先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落后是由来已久的，只是基于某种原因，中华文明的技术在早期处于优势地位。由此，我们似乎更应将“李约瑟难题”分而论之，即：

1、工艺技术层面：中国文明为何在早期获得了技术上的领先；

2、科学理论层面：中国文明的科学是否如其工艺技术一般，曾领先于西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以及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

二

中国文明在早期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原因却值得玩味。我赞同席文对于早期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论断――即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这意味着，早期技术的获得，并不基于科学的抽象理论基础，也非来源于科学理论的理性指导，它实质上是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试错过程：“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⑤而我们假设试错发现新技术的概率是一定的，则人口规模庞大的古代中国在新技术的发现方面就有了其他地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与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由此，中国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跨度内维持着自身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

这种“试错概率”理论需要回应一个最为直接的质疑DD为何试错在17、18世纪之后无法再让中国文明保持其传统优势。对此，林毅夫教授也给了颇为完满的回答，“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⑥到了17、18世纪，技术发展的瓶颈已不是经验性的试错所能突破，必须经由基础科学的努力，在理性认知的层面加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去拓展新技术发展的空间，而中国的科学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此种水平。

按照此种进路，分析自然地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文明的科学理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地位，或者说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某种水平，以突破经验试错所无法突破的瓶颈。

首先，根据胡弗的观点，“中国的科学自大约11世纪以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阿拉伯”⑦。在书中，胡弗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在近代科学的传统核心研究领域――天文学、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学、光学和数学，认为中国并未在这些领域取得领先于西方或阿拉伯文明的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科学的落后是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然而，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科学的落后呢？

对此，林毅夫教授认为，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导向性极强的特殊激励。“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⑧林教授的解释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官本位”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遍理念使得在古代中国，仕途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有才能抱负者的康庄大道；然而，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缩在一定范围（儒家经典和历史），而这种考试又以带有智力测验性质的高级文字游戏为载体，最终使得中国有较高天赋的人都埋首故纸堆，专注于科举应试。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可能拥有充足且优质的人力资本去推动近代科学革命。

应当说，以上观点是逻值得称道的，但我更倾向于把科举制度视为解释的一个因素而非根本原因。科举制度毕竟是人为创立的一项制度，将溯因停留在这一层面似乎有些太过浅显了；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而相比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在科举产生之前同样缺乏如古希腊文明一般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而此问题是科举制度的解释所难以涵盖的。有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实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公元前5至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⑨

如果西方文明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隐含了能触发近代科学的基因，那出现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中国科举制度则不可能是中西文明走向殊途的根本缘由，这其中必然有更为原始、深刻的原因值得去发掘。

三

在《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一书中，胡弗对上述问题用以下几个角度论述了原因――法律制度与理念、行政体系、教育和考试体系、语言和国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与政治方面，胡弗认为，在中世纪盛期，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智识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所有领域的社会组织的性质。由此，法律上自治的新团体出现了。胡弗认为此种变革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了一块沃土的产生，“中立空间――一个免于宗教和政治审查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开始崭露头角”⑩。胡弗对于中西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是以“自治空间”为核心的，然而，考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自治空间毫无生发的迹象：无论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还是强调等级的法律文化中，抑或是在科举考试引导下的功利教育体系里，自治空间都没有产生的驱动力或是生存的空间。

对于上述现象，我认为其实质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有着对于“克己复礼”的内在强调，例如，中国文明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臣民按照君王的意愿遵循既定的孝道和谦恭要求，以维持帝国的安宁。儒家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而这种价值观抑制了自主思想和行动的产生与发展。

教育和考试体系方面，不同于作为自主自治机关的欧洲大学，中国的书院从来都不是拥有独立学术传统的自治机构，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以及科举制度的强势引导下之下，中国的教育全以科举考试为中心，“无私利性的学术研究的兴趣让位于科举及第的强烈愿望”B11；而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也阻碍了适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的创立，总之，“科学研究被放逐在了中国社会的边缘”。B12

语言方面，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汉字作为个体符号具有非常广泛的暗含意义，而“中国古代文人习惯使用多种古老的隐喻、典故、陈词滥调，以及名声不好的未直接标明出处的古代作家的抄本”。B13这种语言的特性以及语言的使用习惯毫无疑问与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简单明确的表达方式有相违背。

四

胡弗最后论及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一极具理论张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胡弗拓展得最不充分，然而却是最深刻的方面。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强大力量，一直站在诸如科举制度、政治体制、法律理念等等具体因素的幕后，其所牵动的方方面面都能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注脚。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引申出两个具体的方面：

1、关怀现世，不务“玄虚”的“实用理性”精神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谈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任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这根源于中国文明独特的现世主义”。B14我认为，儒家思想以伦理为中心，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点；其带有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从“修身”、“齐家”到“治国”直至“平天下”，儒家最终还是皈依于现世的人伦世界，而无关乎超然的哲思，也无关乎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儒家一直都回避抽象的形而上玄思，对于许多科学应当关注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态度。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难发现，儒家学者素来主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玄虚空灵之学问，但是，早期的科学素来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因而注重思辨、理论的科学在儒家思想所支配的思维结构中便难觅一席之地，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些既非功利，又注重抽象性思维的科学理论无从产生。

实用理性精神建构出了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现世关怀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正如李泽厚所指出，“‘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生活，它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冷静又理智的生活态度。”B15受实用理性支配的心理结果和思维方式，很难超越“经验论的思维水平”，这也正好应合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原因的解释――即经验性的试错空间愈趋狭小。

2、脱离客观自然，直面精神世界的知识论倾向

中国的思想者一贯注重内省，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升华，而轻视对客观自然的探究。《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白虎通义》谓“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一切的认识都能够通过“心”与“性”的觉悟来获得，此中原因皆是中国古代所重的修身之学无关于客观自然的缘故。“它通过文字的媒介，敲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文字中所涵的旨意，化为行动，提升人格”，此亦是“荀子所谓的‘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君子之学”。B16诚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中》所言，“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他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同样地，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仅是他们自己”。B17

五

我国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使得理性思辨能力受到了束缚，从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笨，只是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B18中国人并不是天生就不适合研究科学的，当今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也已发生变化。在迎接全球性科技挑战的今天，回顾和反思“李约瑟难题”背后折射出的关于中国思维方式的限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科技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也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注解：

①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②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③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6页

④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2页

⑤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2页

⑦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

⑧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34页

⑨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28页

⑩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

B11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B12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

B13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B1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七章

B1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20页

B16 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第2页

科技发展论文4

关键词：文化；科技；融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科技对于文化的支撑、提升、引领作用日益彰显，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也日益纵深。两者融合发展成为我国加快文化建设的新型引擎、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促进两者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增强文化的传播力、表现力、感染力，助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利于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正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主要路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科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两者紧密相关。科技“点亮”文化之光，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文化与科技的每一次激情碰撞，都发挥出1+12的效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抓住当前科技突飞猛进的难得机遇，加快推进两者融合，有利于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大幅度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深入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文化需求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国家文化竞争实力的强劲动力。二者密切交融、相互促进，能够源源不断地为文化注入刚劲有力的生长力。科技创新通过丰富文化表现形式，拓展文化传播渠道和传播能力，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里灵动逼真、栩栩如生的《清明上河图》，北京奥运会上气势恢宏、震撼世人的“中国画卷”，正是通过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完美手段，让璀璨的中华文化在世界盛会上大放异彩。

《201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指出，创新动能不足正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走势，提高内生创新能力成为文化产业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文化科技融合通过充分利用已有的现代科技成果和技术积累，提升文化领域的科技含量与技术水平，从而实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服务模式、管理模式的创新，是增强文化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大动力，是推动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实现文化产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地位的重要路径。掌握了文化科技融合的主动权，就掌握了文化发展的关键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主要途径

加强科学规划。文化科技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实现两者的无缝连接，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开展全面研究，加强顶层设计，把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纳入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明确功能定位、实施路径等，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持续深入地加以推进，真正将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落到实处。不顾具体实际，急功近利，大搞政绩工程，仅仅把目光局限于当下，不做长久规划，其结果只能是投入巨大，却收效甚微。

加强组织协调。目前文化科技融合的“两张皮”现象仍然严重，文化企业主动应用科技以及科技主动为文化企业提供技术支撑的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建立。文化与科技融合需要文化与科技领域的共同关注和推动，当务之急是建立有利于两者融合的跨部门协调组织及工作体系，成立跨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通过构建联动机制，定期协调沟通文化科技融合的重大问题，促进部门内部与部门之间的协同。要健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部门各方面的积极性。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科技创新融入到文化内容，把国家文化科技融合平台延伸到整个世界。

强化科技成果应用。增强文化自主创新能力，是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终极目的。要形成良好的文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技术创新体系，支持产学研战略联盟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突破核心环节，强化成果应用。抓住一批全局性、战略性重大科技课题，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攻关，以先进技术支撑文化装备、软件、系统研制和自主发展。要进一步深化对政府引导与企业自主研发的关系的认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既承担起在文化与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上的扶持、引导作用，又充分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使研发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要防止科技决定论的助涨和升级。技术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不能过分地加以夸大。创意及内容为王始终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而科技永远是推动实现创意的手段。在注重科技运用的同时，协调好文化产业内容为王和科技为王的关系，才能达到1+1>2的综合效应。

提高集约化水平。我国的文化产业仍处于小、散、弱、差的发展阶段，尚未涌现出足够数量、足够规模的领军企业。要着力打造一批特色突出、产业链完备的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以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带动性强的文化科技企业，孵化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科技品牌，使之成为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的强力主体。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往往是所在地的资源聚集高地，具有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先天优势，有条件也应使之成为当地文化繁荣鼎盛的增长极。实践表明，依托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来打造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有利于以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为主线，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实现文化科技创新的双重驱动的战略目标。

完善投融资体系。轻资产特性导致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是目前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发展的重大瓶颈，建立健全文化科技投融资体系成为加快文化科技融合的关键。要鼓励金融机构先行先试，加快金融服务方式创新。尝试建立文化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探索新的文化科技金融的商业银行运营模式，对有实力且符合条件的文化科技金融机构或文化创意特色支行给以审批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积极探索文化科技金融业务的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要加大对接平台建设力度，完善文化科技金融配套服务体系。着力解决文化科技投融资信息不对称问题，健全版权等文化无形资产的评估、登记、抵押等管理办法，突破文化产业融资的基础性制度障碍。

大力培养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目前我国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人才队伍的质和量与市场需求还远不适应。以网络游戏为例，目前我国包括美编在内的专业网游技术人员不到30万，而市场对这类需求量达到60万，这一现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网游产品屈指可数。要创造良好条件，搭建创业平台，建立有利于复合型领军人才成长及发展的环境。加强专门技术人才和学科复合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为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汇聚智力资源。由相关不同学科人才组成的复合型人才团队，也是解决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短缺，实现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文化科技融合“热”中的“冷”思考》，《科技日报》，2013年05月03日。

[2]《提升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中国文化产业网，2013年03月22日。

[3]陈少峰，《以文化和科技融合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转型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

科技科技论文5

创新是我们认知世界与认知社会的重要动力，无论在科技方面还是侨联侨务行为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我们坚持并牢固地树立十七大的精神，践行科学发展观。创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轴心，本质是推动经济社会朝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最后的目标在于确保涵盖广大归侨侨眷以及海外侨胞等群体的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广大侨胞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也是确保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队伍。贯彻并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即应该利用好海内外的“两个平台”以及科技创新方面的资源，服务于国内的经济社会建设需求，要切实地掌握侨联侨务行为的特点及其所需，维护他们的合理权利，通过创新机制的媒介，让他们的创新理念通过科技创新的途径去实现自我，激发他们建设国家社会的积极性与创新性，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深入侨界的创新行为特点，挖掘出创新型资源、思路与措施。我们欣喜地看到，部分地区诸如上海侨联侨务将科技创新与侨联侨务创新有机地整合起来，积极地开拓凝聚侨民的组织途径，并以“三区”（社区、商务楼宇区与高新科技园区）作为工作的切入点，经由“三区联动”的途径促使侨联侨务的组织模式及其实践日益创新化，同时将上述处于现代化环境中的新型面貌改变为“立体化的新侨之家”。摸索出能够显现出“海派”特点的侨务侨联的工作模式，持续性激发基于海归群体为轴心的侨民实现自我价值与回报祖国的正能量。

2解放思想，拓展思路，强化创新力

调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工作创新。创新科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侨联侨务行为的创新，是它内在的发展动力与源泉。侨联侨务行为创新的渠道包括思维上的创新、机制上的创新、模式上的创新、制度上的创新与品牌上的创新等。科技创新多体现在科技体制的改革，目前表现为贯彻并落实科教兴省与人才强省战略的基础上。强化地区的科技创新系统的构建，成为多个省区改革科技机制的关键步骤。推动科技资源迅捷地由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转变至企业，构建新型化的创新主体，加速围绕公司为重点的技术创新系统的打造；探究研发具备自主性知识产权的原发性技术，从而让科技创新链处于中游的商品化服务过渡至企业化的服务领域，构建起类别完备、功能先进的社会服务系统，强化服务中小型对象的高科技公司的创业中心建筑物；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科技创新的管理时，改变以往的直接性管理，而采用间接化的管理方式，改变原先中介机构所担当的政府职能，实现原先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改变，调整经济的内部结构，完成生产力质的转变，强化综合性的竞争实力。结合侨联侨务行为创新课题，首先须强化学习的重要性，激发创新性思维。要实现创新，须做好学习的工作，首先须学会学习，包括书本与文件，科学合理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来充实自我，形成创新的意识。第二，多向先进的侨联侨务单位学习创新的经验。第三，建设创新型学习的组织机构，即积极地组织侨联青年委员会、侨联委员与基层侨联等组织单位学习科技等创新知识。第四，定期开会，对创新学习的感悟加以总结，通过互通通报的方式，了解工作的具体进度及其不足之处，汲取他人的有益成分，拓展创新的理念与工作方法，提升自我的素养与多种能力，学会用科技创新武装自我。第五，采用一切对侨联侨务行为创新有利的方式，诸如研讨会与评比优秀论文等方式加强创新理念。

3构建推动机制创新化的平台

侨联侨务行为的工作主体并不多，但事务却比较地繁琐。因此，只是借助于侨联相关机关工作者难以体现出侨联侨务的功能。构建相应的平台，有效地调动多方社会人士的积极配合，共同地实现科技创新，并为推动整个社会奉献力量。具体构建的平台如下：（1）搭建侨商会，即为侨资侨属公司提供科技创新的资源共享平台；（2）建立法律顾问委员会，在市人大与法律界等相关人士的作用下，建立共同维护侨联侨务行为创新的保障性平台；（3）积极与其他地区的侨联侨务合作，通过签订《框架协议》等方式搭建平台，完成资源共享的目的，跨地区地实现不同地区侨联侨务的合作；（4）强化和侨办、人大与政协等组织机构间的关联性，共同构建“四侨联动”性质的“大侨务”平台，通过这些组织机构获取最新的科技，并为侨民所服务，为推动侨民当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4巧妙利用好现代化科技，采用创新式的工作方式

互联网的出现，也是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也使得侨联侨务的创新更具有现实性。全球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内在关联性的世界，因此，须充分地使用好这样的现代化科技工具，构建联网站与侨商会网站，强化和侨资侨属公司、归侨侨眷与海外侨胞等不同主体间的关联性，及时地运用创新的科技元素，传递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政策内容与侨联、侨商会及其成员的工作情况，反映归侨侨眷的心声，提供与创新科技相关的咨询，并征求海外侨胞与归侨侨眷等群体的意见与建议，从而促进侨资侨属公司、归侨侨眷与海外侨胞与祖国大陆的沟通合作，让他们获得最新的科技信息资源。

5结束语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科技创新与侨联侨务行为创新之间存在着诸多需要我们去化解的问题，我们应该准确地把握好它们之间内在的关联性，明确创新的重要地位，强化创新理念的积极性，解放思想，拓展思路，强化创新力，构建推动机制创新化的平台，深入地了解广大侨联侨务组织、侨民的实际情况及所需，及时地获取科技创新信息，让侨联侨务的创新行为有所落实，并据此联系当地的党委政府部门的工作情况，确定工作的方向，理顺工作的发展走向，提出创新的工作理念，从而不断地推动侨联侨务行为取得创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