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论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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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论文【第一篇】
论文摘要：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合作的形式和文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却有所不同。
在浙江省开化县农村，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四位一体”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得以推广，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论文关键词：四位一体;合作;民主。
习惯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被统称为“三农”问题。
中央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出台过很多政策，减负型的，如取消农业税;输血型的，如建立农村医保、低保制度，而通过创新农业农村生产服务体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重建农村社会的主体结构，从根本上推动农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型政策不多。
合作是农民应对自然、市场、政策风险的必然选择。
在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经验教训和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的基础上，浙江省从2006年底开始尝试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称为“三位一体”，即“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联合构成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作为全省“试点”之一的开化县，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即通过一定的利益机制、组织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把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科技信息合作四类组织融合在一起，增强为生产服务的流通、金融、科技三重功能，发展贯穿县、乡、村三级的组织网络而构建的新型合作体系。
“四位一体”是农村经济合作制度的一种新发展，其本质是基于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的基础上对于“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制度创新，其出发点是发展经济，但实践效果却远远超出初衷。
本文试从经济学、社会政治学两个角度分析此项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一、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的背景。
(一)农村缺乏市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亟需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农业农村原有的经济形式、经济体制和服务体系对生产经营要素的适应能力与吸纳能力不断弱化甚至丧失。
就市场而言，在现有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分”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统”的环节却很薄弱，造成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难以对接或者对接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土地而言，缺乏有效的流转机制，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就人才而言，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业后续劳动力不足，有沦为“老人农业”的危险;就资金而言，农业生产缺乏获得信贷的有效途径，各种金融单位不断把农村资金抽向城市、流向工商业，农业农村不断“失血”。
据统计，2003～2006年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面向大农业贷款占总贷的比例是%;就科技而言，单家独户小规模生产阻碍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留守农民的素质制约了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难以突破。
这就是当前“三农”发展面临要素缺乏的困境。
(二)农村现有生产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前些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单干”、公司+农户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在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上，在增强市场主体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其覆盖面不广，服务功能不强，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也逐渐显现，而且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刚刚颁布，很多专业合作社运作不规范，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不高。
作为为农服务的经济组织供销社、信用社也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和局限性，面对分散和众多的农户，服务范围窄、成本高、风险大。
农民仍然是市场竞争的弱势群体，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
在当今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农民在专业合作社之上迫切需要一种合作面更加广泛，服务功能更加强大，合作程度更加深入，制度更加规范的新型合作平台。
(三)政府对农村农业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既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形成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主体的要素配置和生产组织的格局，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加和改善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
目前，我国对农业的公共产品供给既存在数量不足、内容不全的问题，又存在途径单一，效能低下的问题，特别是存在“条自为政，互不配套”和“条配置多，块整合少”的“条块分割，条强块弱”的现象，这不仅可能导致公共资源配置千篇1律，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延续管制性管理的老路。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块为主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市场与政府，条与条，块与块的资源整合，引导政府从管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变。
二、“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农民经济增收。
(一)“四位一体”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
在“四位一体”中，农民专业合作是生产主体的联合组织，是联合体的基础或基点，也是其他合作组织的最终服务对象;供销合作是流通的血脉，是生产发展的依托;农村信用合作是生产发展的坚强后盾;科技信息合作是生产腾飞的翅膀。
合作实现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使生产、流通、销售结成一条有机的产业链;合作克服了四类经济组织分头为农服务，相互脱节的局限性，使服务更全面，更及时;合作使农民不再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单薄的，没有信息导航的“孤舟”，而是联合起来的“航母”。
经济学家发现任何“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它们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现代农业也不例外。
现阶段，这些要素除自然资源外，在农村农民自身极其匮乏，而在城市的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相关事业单位却相对过剩。
新型农业服务体系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架起了桥梁。
一方面，为非农主体投资农业、支持“三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产业间、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和渗透，促进农业和工业、供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融合，促进一、二、三次产业间的对接，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它把各环节的生产要素和各种服务通过合作协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农民提供全程服务，有利于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2007年1～6月份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农贷款占总贷比例达%;6～8月份仅池淮镇农户通过联保贷款机制从信用社就获得1200万元资金支持，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每天为各合作社提供各种科技信息5到10条。
(二)“四位一体”合作服务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收益。
1、降低交易费用。
农户市场交易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农资费用、服务费用、谈判费用。
单一农户交易量小，主体相对独立、分散，总体来说，交易次数多，重复投入多，交易成本高。
建立农村合作协会后，服务体系内部交易按照合作协议规定，由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和科技信息服务中心统一协商，既能保证服务质量又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根据池淮镇《农资供应服务协议》，农资公司承诺：“决不销售‘三无’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商品，假冒伪劣及过期商品;开展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延长营业时间、送货到村到户等多种便民服务;在价格上给予优惠”。
合作体系外交易，以专业合作社为主体，联合其它经济组织与客商进行谈判，可以使一次谈判在同一个合作社甚至多个合作社内部普适化，既提高了谈判实力又减少了谈判交易次数，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学论文【第二篇】
摘要科技强国战略离不開高校的支撑，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对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践履价值，同时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科技人才及扩大社会影响力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效应，二者耦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科技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能力构建面临着认识层面“三重三轻”、服务层面“四多四少”、政策层面“五个缺少”等现实困境，完善体制机制以实现能力构建的具体路径包括：设计顶层机制，确保协同发展;完善规章制度，确保有章可循;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完善信息机制，确保共建共享，形成良好的计划、行动、实施、反馈立体体制机制。
关键词科技强国;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体制机制。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需要一流的高等院校作支撑，高等院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四大职能，社会服务能力是高校发展水平重要考量指标，其核心在于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科技服务。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底，我国高职院校总数已达1418所，高职院校在我国人才培养体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然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却始终是各项基本职能履行中的薄弱环节。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对学校、对社会、对国家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效应。
（一）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历史演进逻辑。
我国国内高职院校产生与发展和科技服务有着天然的联系。我国高职院校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清末时期。清末的戊戌变法，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用来改变清末落后生产力的现状，实现资产阶级的自我革命。这一时期，出现了“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师范学堂”，其中，“高等实业学堂”的设置，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培养当时社会变革所需的工、农艺等技术型人才，横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类，纵分高等、中等、初等3级。由此可见，我国高职院校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科技发展的特定需求。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施政理念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离不开行政、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离不开具有科技服务职能的高等院校。从经济层面来看，无论是经济发展动力及潜力需求，亦或者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客观要求，大力促进科技产业发展都必将成为新时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而当前我国科技产业发展，则主要依赖于高校为其注入丰富的人力资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必然也必须要具备相当的科技服务职能。
（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现实价值效应。
第一，为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力资源则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技术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亟需人才。三大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型人才作用的发挥。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就是不断向三大产业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人才服务，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提供无偿的技能培训，帮助社会人不断提高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为他们顺利参加工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利用师资优势、专业优势，向企业提供无偿的技术服务，如帮助他们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从而提升企业效益。通过这两种途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技能人力资源。
第二，为社会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是重要组成部分，但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大不相同，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知识型、研究型人才，而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其中“实用”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也最终会走上企业、社会一线工作岗位，提供最直接的技术性服务。通过高校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让在校大学生走出校门，提前步入可能走向的工作岗位，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学校所学理论知识的实践，用实践来丰富理论体系，弥补纯理论教育的不足，找出自身接受教育中存在的短板，并在今后的学校生活中加以弥补，以真正成长为社会实用型人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必须同社会实际需求相匹配，这样才能保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实用性。
第三，为学校发展扩大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对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生源保障。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学生及其家长才有可能选择这所学校接受高职教育。其次，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师资保障。当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科研、创新、理论等领域在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内取得较大影响力后，部分高水平教师才能为了自身发展选择前来就职。最后，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发展动力。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政府有关部门才会意识到该所高职院校的重要性，才会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便利。高职院校通过履行科技职能，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大与群众、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获得广大群众、有关政府部门的价值认可。
（一）认识高度表现为“三重三轻”
其一，学校层面“重教学轻服务”。受当前就业环境影响，多数企业在招聘高职生时，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在校成绩，特别是专业课成绩，而极少会去考虑学生是否进行过科技服务。受此影响，高职院校在“教学”与“服务”之间，毅然决然的会选择“教学”。因此，尽管很多高职院校也会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关于履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要求，但具体组织实施时主动性差，“等、靠”思想严重，等上级部门统一组织，靠上级部门协调、督促。其二，教师层面“重学术轻实践”。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满足于现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任务上，而不愿浪费在科技服务这个“副业”上;另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追求个人事业上的进步，特别是受现有职称评定标准的影响，更重视学术研究，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较低。其三，学生层面“重学业轻服务”。从当下高职院校学生对科技服务的认识现状来看，多数高职院校学生会把科技服务看作是学业之外的活动，参与科技服务积极性不高，即使参与也有娱乐化倾向，质量不高。
（二）服务广度表现为“四多四少”
其一，行业服务多，区域服务少。相当一部分的高职院校是由地方性职业学校或者中等专科学校发展起来，这类高职院校通常比较依赖其传统优势行业教育。因此，在为社会提供科技服务的过程中，多选择其传统优势所在行业开展服务，而很少会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实际需求，因此在科技服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盲目性、主观性，行业服务多且质量较高，但区域经济服务少且质量较低[5]。其二，技术服务多，科研服务少。一方面，高职院校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而言，招聘教师的要求较低，一部分教师在所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不强;另一方面，相较于科研服务，技术服务所需时间、精力、人财物力都相对较少，因此部分高职院校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能够出工作“量”的技术服务上。其三，老牌专业服务多，新开专业服务少。对高职院校而言，开展社会服务就是一次次的学校宣传，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更愿意把自己的老牌优势专业拿出来参与科技服务，以展现学校的专业能力，加大老牌专业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力。而对于一些新开设的专业，则不愿意拿出手，怕被人看了笑话，损害了学校的声誉[6]。其四，学生服务多，教师服务少。部分教师或是满足现状忙于教学，或是忠于“学术”，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因此，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重任就落到了学生身上，高职院校学生成为高职院校履行科技服务职能的主力军，服务质量明显不高。
（三）政策深度表现为“五个缺少”
其一，缺少制度引领。目前高校开展科技服务职能更多靠的是思想自觉，甚至是行政压力。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以何种方式开展、向哪一部门报批、基本程序是什么等基本问题，都缺少必要的政策制度机制来予以明确，缺少制度的引领，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主动性自然不足[7]。其二，缺少管理机制。从高职院校的机构设置上可以看出社会科技服务职能与教育职能、科研职能的不对等。高职院校会设立教学管理办公室、会设立科研办公室，但很少有高职院校会设立专门管理科技服务的科技服务处。其三，缺少激励机制。之所以高职院校会出现重教学轻服务、教师会出现重学术轻服务、学生会出现重学业轻服务的“三重一轻”问题，其根源在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因而也就缺少了参与科技服务的动力。其四，缺少信息機制。信息机制的缺失，使高校实际提供的科技服务与社会实际需要的服务内容不匹配，这也是高职院校科技服务水平不高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五，缺少协同机制。当前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过于关注高职院校作用的发挥，而忽略了与“企业”这个科技服务协同者的配合，二者相互协调沟通少，缺乏科技服务协同机制。
（一）加强顶层设计，确保协同发展。
顶层设计是一项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只有构建了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做好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才可能真正落实到位。其一，加快组织机构顶层设计。从国家机构层面来讲，教育、科技相关部门应设立专门负责管理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的组织部门，相应的省市地区也应建立起基层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管理部门，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从社会层面来讲，高职院校应成立区域性的科技服务理事会、科技服务管理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统一管理区域内高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其二，加快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科教园区是当前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重要载体，但也面临着顶层设计混乱、共建共享不足等困境。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应突破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孤立无援的现状，就必须注重发挥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作用，真正实现工学结合、共享共建，加快科教园区建设。通过地方政府牵头建立科教园区，积极引入一批优质企业，协调高职院校与企业建立实训基地;同时，以科教园区为载体，大力推动高职学生创业浪潮，把高职院校的技术创新发展为真正的创业项目，转化为真正的社会价值。
（二）完善制度机制，确保有章可循。
高职院校有效履行科技服务职能，政府将是最大的受益方。一方面，它承担了许多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科技服务职能，如技术转化、科技培训等;另一方面，它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区域发展水平，间接增加了政府收入，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在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方产业、行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方向等，对地方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目的、内容、程序、方式、范畴等做出政策规划，规范区域内高职院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同时，高职院校应把政府所建立的规章制度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在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建立本校的科技服务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科技服务活动[8]。
（三）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
科技服务（社会服务）职能是当下高职院校各项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管理机制建设，建立一个多功能、立体化的科技服务管理部门，建立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际确保制度得以贯彻实施。如建立科技研发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具有研发能力和兴趣的教师及学生参与具体项目的研发;建立外联管理部门，负责与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的外联工作;建立服务规划部门，从整体性、连贯性上着手，科学规划学校社会服务行为，解决零碎化科技服务难题等。通过管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逐渐把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发展为科学化、规范化、统一化、效率化的高校行为。
（四）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
政府部门与高职院校要针对高校管理者、教师及学生分别制定完善的激励机制，提高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履行的主动性、全面性和效率性。针对部分高校参与科技服务被动化、形式化的问题，教育部门应改善高校评价机制，把社会服务纳入评价机制之中，并以科技服务质量作为评判标准，提高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主观能动性，杜绝以量取胜的评价行为;针对部分教师参与科技服务主动性不足的问题，应完善教师晋升机制，把科技服务纳入考评标准中，通过设立“科技服务之星”等荣誉奖励的方式，提高高职院校教师参与科技服务的主动性;针对部分学生参与科技服务形式化、娱乐化的现状，建议将科技服务纳入学分管理之中，并提高学分占比，通过学业刺激的方式提升学生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
（五）完善信息機制，确保共建共享。
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需要完善的信息机制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服务需求信息，并通过服务信息反馈不断改善科技服务行为，扩大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9]。因此，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是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信息机制的首要任务。当然，这个信息平台的建设，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部门，需要社会、企业及高校多方积极参与进来，站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度、站在服务地方社会建设的高度，建立一个高质量、权威性、时效性的信息共享平台。当然，也要注重这个信息平台的信息反馈作用，及时把有效信息反馈给高职院校，帮助其改变科技服务方式、调整社会服务计划等。
参考文献。
[4]刘毅.服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力促地方现代产业发展——专访华南理工大学珠海现代产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房俊东[j].广东科技，2018（9）：14-19.
中国经济学论文【第三篇】
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共中央提出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进行研讨的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学革新基本上是循着两个方向展开的，即，一是通过扩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源泉的内涵和外延，用以诠释实践和理论上出现的新做法、新观点，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体系进行创新；二是抛开“劳动价值论”，要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要素论为依据来建立中国经济学新的理论体系。本文拟循经济学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通过对上述两个方向比对、评论和反思，提出笔者对将来我国经济学革新方向的设想，以参与研讨和争鸣。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科学，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无不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反应在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在奴隶制的希腊和罗马萌发产生的。古代的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组成的，它有两种用途：一是供人使用；二是用来交换，而在交换中，两种不同效用的商品之间必定存在使它们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证明这种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需要支出人的筋肉力量和脑力的劳动，而错误地认为是货币，而他们所认识的货币，也不是凝结有淘金人抽象劳动的，历史的、稳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只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使商品得以相互衡量比较的工具。因此，在有意无意之中，实际上就把两种商品交换时的均等关系归结为由货币的效用引起的。
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经院思想家，包括被奉为“神学泰斗”的托·阿奎那，虽然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商品相交换，其中必有使两者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这一思想时，正确地认识到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能力，但是，他们从维护僧侣和封建主世俗利益出发，又转而认为在实际的交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参与者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而且是神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地位，进而说明封建等级制在封建社会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也是一种效用决定观。
如果说古代思想家实际上不存在价值的概念，他们的效用决定观只是对交换价值而言的，那么，从萨伊开始，西方经济学则接过古人的效用决定观，并把它发展成价值论，以此来对抗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马克思批判、提炼而成的劳动价值论，为夺取政权后急于把矛头指向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效力。萨伊的效用价值论用萨伊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而生产有效用的商品，除了劳动外，还需要资本和自然。这样一来，就使政治经济学能说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的不对抗性，就能防止人民铤而走险。
“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把商品的价值决定建立在人对商品效用的心理评价上，所以，他们的效用价值论，即所谓的边际价值论，是主观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把人对商品效用的评价作为价值的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就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财富是做工的人创造的，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拥有的社会财富，其绝大部分是靠对雇佣工人的掠夺和欺诈得来的。
由上，对经济学两千多年发展沿革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经济学作为一门有鲜明伦理评判指向的社会科学，其发展、演变固然受科技力量决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其发展的轨迹却始终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伦理判断取向的规范，这种规范则突出表现在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的价值论的争论、取舍上，而两千多年来，围绕价值论的争论和取舍又集中在劳动价值论和形形色色的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阶级性和学术上的“伪”“实”性以及运行上的实践性的争辩上。因此，在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大经济时刻，革新我国传统经济学，使其既能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以指导我国经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又能体现我国社会制度本质要求，体现创造世界的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就必须从构建科学的、符合我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价值论入手，而要这样做，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比和反思，深化对从经济学朦胧产生起一直左右其演变的这两大基本价值论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理论和实际中起支配作用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出现时关于“劳动创造世界”这一朴素的唯物观念在价值论上的升华。它指出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者的条件下，使人们得以平等的交换各自所得而又具有客观性实体的依据只能是从自然取得供社会享用的物质产品时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量，即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量，因而，其无愧是为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利益呐喊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建国后的长时期内，在理论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坚持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时，人们对于物质的认识尚停留在物理学的“分子理论”的层面上，即停留在可见物的层面上。因此，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经济论著中，价值是活劳动这一实体对象化，即凝结到物质产品中去的结果。物质产品是可见的，劳动在其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借助于以（可见的）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可见的）劳动对象，经过加工、改造、制作，生产出具有一定的物理、化学、几何属性的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可见产品的过程。至于服务、策划、管理等明显需要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对日常生活还是生产都有效用的劳动，由于其产生的效用不具有物质上的可见性，或者说，产生这种效用的劳动没有可见的物质使其凝结，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些劳动按“物质是可见的”、“价值的实体必须是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脑力和体力的凝结”、“生产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作用于物质资料，改变其物理、化学、几何属性以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等理念，分别归结为纯粹为实现价值的形态变化而进行的、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劳动，“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的生产性劳动。应该说，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和论述在可见物质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中是能把他的“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从而是合理而有说服力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没有可见的物质作为实体支撑的效用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例如，人的心理活动和状态等，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效果和作用，而用马克思的对可见物质生产领域考察而形成的“劳动价值论”很难做出不无矛盾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或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本等并列起来，形成了所谓多要素决定论的基本理念。和马克思学说几乎同时产生而在19世纪末以所谓“边际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中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效用价值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萌生出主张使用价值决定价值、供求决定价值、机器设备创造价值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和思潮，其产生的原因也是鉴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社会经济现实时所面临的上述困境，因而在本质上是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种仿效。因此，在未来的我国经济学的革新中，简单地以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资产阶级性来加以否定是不够的，更应通过对其学术上的“伪”“实”性和运用上的实践性的批判，为进而构建既具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又能在超出可见物质领域之外具有科学说服力的价值论奠定基础。
三
应该承认，19世纪中、后期西方有那么多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流派企图取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开始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又有人试图仿效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相比确实具有以下实际存在的优势，从而构成其所谓的“实”，则是其中一个不争的实际原因。
其一，效用价值论，即使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产生时，虽然“粒子物理学”尚未产生，人们尚不了解“点粒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点粒子”是不可见的，物质的80%左右是由不可见的所谓“暗物质”构成的道理，但却在无意中进入了对效用，包括由人的心理感受等引起的没有可见物质作为实体的效用的考察（以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可见的物质实体，不等于不存在物质实体，可能是由“暗物质”构成其实体罢了）。这就使效用价值论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范围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宽，而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恰好证明建立在“分子理论”上所认识的可见物质只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小部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确实有没有可见物质实体的由人的劳动产生的效用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实”，却成了效用价值论的一种理论优势，因为这比只考察可见物质领域的劳动价值论更符合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的实际，同时也似乎使劳动价值论无法完美解释的问题有了答案。这应该是现在不少人热衷于效用价值论的原因之一。
其二，效用价值论者，尤其是数理经济学派大量运用高等数学来表达其价值理论，发展到以马歇乐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数学方法则被广泛地用来说明经济理论。这应该是效用价值论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实”，或者是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叙述方法相比表现出来的另一种优势。
其三，效用价值论者为了走出后面要论述到的其在价值论推理过程中的矛盾和混乱，每每以财富的生产来混同或取代价值的生产。这对于那些淡漠经济的伦理性，一味追求财富增长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最乐于接受，也是最现成的理论支柱。这就使本来是效用价值论的以“伪”证“实”的不高明的手段，却产生了使效用价值论得以更快传播、扩散的一种优势。
但是，效用价值论要去除经济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社会科学的阶级性、社会性，本身就是科学上的“伪”，而要以这种不容置疑的“伪”来论证效用决定价值是“实”，就使效用价值论的整个推理论证过程充满矛盾和混乱，到处面临不能自拔的困境。
作为一种价值理论，其所阐述的价值概念必须同时具备社会性、历史性、客观性、可计量性及变动的规律性，而五性同存又首当其冲地表现在其所阐发的价值实体上。效用价值论把效用作为价值实体，而作为价值实体的效用，如果是客观效用价值论所指的物品的有用性，那么，作为由物的物理、化学、几何等性质产生的效用是客观存在，但却是自然界的'物、劳动产品和商品所共有的，因而抹杀了作为商品的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同时，不同物的效用是各不相同的，即不可能有同一而无差别的质，根据数学常识，则是无法计量的，从而也就不存在变动规律性；如果价值实体如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是人对物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是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但是这种评价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动的，是依人的主观感觉为转移的，因而也就不具有同质实体的同一无差别的客观性，同样不能满足五性同存的条件。
效用价值论者从一开始就发觉了他们在价值实体上面临的困境，因而就在推理中采用循环论证、混淆概念、臆造条件等方法，以求自圆其说。
客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价值就是物品的效用，而效用的创造不仅需要劳动，还需要资本和土地。使用劳动要支付工资，使用资本要支付利息，动用土地则需支付地租。因此，工资、利息、地租就是生产效用，即生产价值的费用。价值就由这些费用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上述推理是典型的循环考证，根本无法走出其在价值实体的论证上所面临的困境。因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那么，这三者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呢？根据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显然只能说由劳动、资本、土地的效用决定，而要得到这些效用，必须要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要得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又需要劳动、资本和土地，要得到劳动就要支付工资，动用资本和土地则需支付利息和地租。于是，决定价值实体的工资、利息、地租又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想以生产费用论走出价值实体的非同质性和不可计量的困境，却因为循环论证而只能在原地踏步。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则是：财货的价值是由其能使人得喜悦和愉快，免除痛苦的效用决定。而人对由财货带来的喜悦感的大小强弱，则是财货的稀少性决定的。为了给人以直观的感觉，边际效用论的开山鼻祖戈森，奥地利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人还以依次递减的数列来表示用每个单位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或享受的感受程度，以为这样就可以走出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规定的价值实体因非同一性而无法计量的困境。其实不然。因为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本身正是人们花费劳动去生产这些财货的原因，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要害正在于要使价值和劳动彻底脱钩，因而不管主观效用价值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用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来证明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感觉和评价就是价值实体的。首先，按他们的解释，有用性和稀少性决定物的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就是价值实体，那么，当人们问到那些对人有用而大自然可以无限供给的物品的价值决定，就无言以对了；其次，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财货，指的只是生活消费品，当人们问起生产资料的价值时，他们的回答是由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所耗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而这些生活资料又是动用生产资料才生产出来的。由此，主观效用价值论也陷入了无限循环推理的泥坑。
值本身了。所以，应该反过来说，是商品价值的变化，引起价格变化，进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其三，用供求关系来说明价值实际就是价值的流通决定论。离开生产领域而讲价值由流通领域的竞争和供求变动决定，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为掩盖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榨取而故意用一般的买卖关系来解释价值；另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的矛盾和混乱使效用价值论者不惜到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学说中去寻找出路。
西方经济学在今天之所以面临无法摆脱的危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价值论的虚设应该是其中重要性的、基础性的原因。
四
由上，通过对两千多年来一直左右着经济学演变的两大基本价值理论的考察可以得出由以下两点构成的结论：
其一，要适应我国由封闭的计划经济进入开放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对经济学进行革新，用简单的扩展马克思在考察可见物质领域形成的价值实体的内涵和外延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在科学，从而人们的认识力和社会实践都已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无视暗物质的存在，无视在高科技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运用不可见的劳动工具和手段（如点粒子震动的各类各种波段等）作用于同样不可见的由暗物质构成的劳动对象，无视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产品（如信息、服务、管理等等），或者仅仅套用在可见物质生产领域中现成的分析方法和观念，而不对暗物质生产做出符合其规律性的、科学的说明，并纳入价值论和以此展开的经济学中，则使为劳动者利益呐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只涉及物质生产领域的一小部分（科学证明，物质存在的形式80%以上是暗物质）而不完整，从而无法科学地解释高科技、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现实，更无从进而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由此而挫伤从事暗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应有的综合国力的提升。
其二，同样，仅仅因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财富生产”来取代“价值生产”就以为据此就可以推动我国国力的提升，认为只有借助数学方法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在无意中涉及到了对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分析，就以为它是最贴近科学和社会实际的、能全方位（包括可见物质和暗物质）揭示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规律性的经济学，因而要仿效西方经济学来实现我国经济学的变革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
首先，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尽管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一针见血地批评的那样，如果数学方法能真的解决经济问题，那我们有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又有尖端的大型计算机，一切经济问题都将被精确地解决，世界将变得十分安定，可惜世界的现实经济问题却是大堆存在。所以，布坎南主张，经济研究还是要靠观察、积累和语言文字的论证。
其次，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经济和世界接轨，反映和指导经济活动的经济学自然也应和经济学的国际主流学派接轨。但是，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对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各主要流派斗争、演变过程的考证，被称之为正统的、主流的新古典学派，尤其是其中的边际效用学派因存在缺乏对经济和政治关系整体性的理解、缺乏对社会变迁和转型中特征的联系，把资本取得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宰地位看成自然的而非历史的使然，所关心的仅仅是人们在资本、劳动、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中由偏好表达出来的需求和对其做出的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从而存在失却伦理判断性和实践性等弊端，正受到各种规范经济学、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而逐渐失去其正统和主流地位。
总之，未来我国经济学的革新的方向应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正视和承认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现实，按照“暗物质”生产领域的特点和规律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把它贯穿于经济学的始终。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取自然科学之有用成果，对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消费品、服务等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探求其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范围的做法，在传统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增加定量分析的内容，建立既有符合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伦理规范性，又对市场中各个要素及其发生作用的各个角度和层面具有认识力的，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m].成都：西南财经出版社，1988.
中国经济学论文【第四篇】
“低碳产业”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产业。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正是因为“低碳产业”的可持续性优势，走向低碳化时代是大势所趋。一直以来，人类对碳基能源的依赖，导致co2排放过度，带来温室效应，对全球环境、经济，乃至人类社会都产生巨大影响，严重危及人类生存，这比经济危机更为可怕。解决世界气候和环境问题，低碳化是一条根本途径，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12月3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继此之后，“低碳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普及，低碳行业的公司企业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投资者见其发展迅猛频频将手中的资金投向该行业，其中不乏大型的机构投资者。
在《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一文中作者阐释了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发展势态。并指出近年来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可再生能源上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在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确实进行预测和分析后，作者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措施。
什么是低碳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条件如何，怎样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研究综述》一文就中国如何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和趋势，同时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寻求长期和短期利益的均衡的角度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进行了分析，旨在引导中国低碳经济迈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同样是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一文跳出了低碳经济本身，将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联系起来，从环境金融的角度，总结了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经验，探讨了环境金融创新的各种途径，并针对我国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作者就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环境金融的创新提出了一些见解，对低碳经济和环境金融的相互促进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的低碳经济选择和碳金融发展问题研究》一文中，作者提出低碳经济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面对低碳经济时代的要求，我国必须尽快构建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碳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和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几大方面。作者支持目前中国碳金融的发展只能说是初露萌芽，发展相对滞后并存在诸多问题。
对低碳经济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和综述后，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但如何科学地发展低碳经济，如何将低碳经济同其他行业合理的结合，如何引导投资者正确地投资于低碳行业，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研究的是低碳行业的风险投资，通过对目前低碳行业风险投资的分析及预测，希望能科学地引导低碳行业的发展。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能源品种转换新概念，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广义的低碳技术除包括对核、水、风、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之外，还涵盖生物质能、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它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汽车等多个产业部门。
当前世界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环境问题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而其原因正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现在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已开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进程。工业正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想要减少工业排放二氧化碳，发展低碳行业无疑是一种解决之道。低碳行业泛指任何以低碳排放或者致力于减少碳排放为特征的行业，如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企业。这个行业是符合保护自然的规律的，因此具有很光明的前途。在的金融危机中，低碳行业产值不降反升，表明这个行业正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业。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未能达成成果，但低碳环保风潮已经在风投之间劲吹。正如前面对低碳行业的分析，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主要特征，以此为中心衍生出较多的投资主线，主要包括：节能、减排、清洁能源领域。中国现在很多新的产业都跟这些领域有关。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将发展方向往这些领域方面靠拢。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风险投资再度热了起来；而比风投更热的，则是低碳经济。根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cvcri）对556家风投机构的调查显示，20vc对能源环保领域共投资了35亿元；vc投资的项目中，每10元钱中就有元投向了能源环保领域。在很多的风投机构看来，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既属于产业政策扶植范畴、又对经济周期不敏感，这种低碳行业特殊的特性也是迎来风投广泛关注的原因。
历时3个月、访问了556家风险投资机构后，民建中央下属的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cvcri）得出结论：年中国vc/pe市场募资、投资规模均逐步回升，迎来了复苏和发展。cvcri指出，由于经济的复苏和创业板的推出，2009年下半年的投资热情增加。上半年投资案例数为229个，占总案例数的%,投资总额为120亿元，占全年投资总额的%;而下半年的投资案例数为372个，明显高于上半年，投资金额也占到了全年投资总额的%.另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便是低碳能源环保行业的崛起。据cvcri数据，2009年风投对能源环保的投资项目数为99项，总金额为亿元；仅次于狭义it行业的135项和亿元，成为继传统行业、狭义it行业之后的第三受宠行业。另外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556家风投机构将能源环保行业评为了最具投资价值行业。其次是医药保健和消费服务行业；而传统产业、狭义it则甚至没有进入前十名。风险投资总额为亿元。除此之外，不少风投公司也对低碳行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一军表示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而核心则在于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以我国过去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看，节能减排在技术、推广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长也在驱使着新能源的发展。
对于“两高六新”的公司，即具有成长性高、科技含量高、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商业模式的公司，是风投关注的重点，而这些特点也是低碳行业所具备的。基于上述对低碳行业前景的分析，对于低碳行业的风险投资无疑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但凡是投资都存在着风险，众多的投资者在投资低碳行业之前也会对该行业的众多上市公司进行综合评估，通过行业数据和公司相关的各方面指标选出最具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的公司进行投资。
在对低碳行业风险投资概况进行综述之后，从投资价值的角度将低碳行业和其他行业进行比较，图2是2009年统计的最具投资价值行业分布情况，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低碳能源和环保列居首位。
前面通过对低碳行业的风险投资数据和图表的分析，低碳经济模式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受到了投资者们的青睐。风险投资是众多投资方式的一种，风险投资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权益投资，投资者们为了获得公司上市和退出时的高额收益，还要为初创期的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前面说到了低碳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优势，这一点是风险投资决策时的一个主要决策因素。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者涉足低碳领域，既促进了低碳行业的高速发展和繁荣，同时也为风险投资者提供了一片全新的投资领域。由于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在今后几年中政府必将会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在我国的发展，这些政策也将为投资者的资金进入低碳领域敞开了大门。综上所述，在未来几年里，风险投资与低碳经济模式的结合将是投资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08eya0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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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卫峰。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3）。
4.王遥，刘倩。中国的低碳经济选择和碳金融发展问题研究[j].投资研究，（2）。
中国经济学论文【第五篇】
（一）市场经济思路与中西部开发。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取得良好开端，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8。6％和9。2％，增长明显加快，全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3942亿元，增长14。4％，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一阶段开发的特点是：政府投资为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成都、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得到较快发展。
遵循22年改革开放的路径，以全球化，市场化为基本机制，主张把80年代开发深圳的模式应用到西部，中央政府给予大量优惠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对落后地区实施优惠政策也不违背“非歧视原则”。
为推进西部开发将增加投入，实行的优惠政策集中在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扩大外商在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投资的试点范围；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对到西部去的旅游者、投资者提供入出境便利。预计国家还会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比如把政府投资变为贴息以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进行开发，承包资源给外资，鼓励人才去中西部工作等等。
但上述思路不足以解决中西部开发的基础问题。以全球化，市场化的优惠政策体系，是基于民间投资为主体，外向型经济，以外部需求为目标，以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要在中西部和沿海地区之间进行自主选择，这是投资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显然，最大量的国内外民间资本，仍旧会投入沿海地区，因为中西部的自然，交通，社会，文化条件，和人民收入所联系的国内市场，都不具备产生投资高收益的条件。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结构有所改善，东部地区在吸收外资总量中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东部地区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53家，合同外资金额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和%。中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100家，合同外资金额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和%，所占比重增长了个和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所占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5家，合同外资金额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依次为%、%和%；所占比重与上年相比，合同外资金额增长个百分点。
截至19底，在全国累计批准设立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为%、%和%；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8%和%；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和%。其中，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累计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分别比截止底所占比重提高+个和+个百分点。全国吸收外资最多的5个省市是：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和山东，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和%；全国吸收外资最少的5个省区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和%。
很明显，如果没有国家资本和优惠政策的有效带动，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的主体，仍旧会流入沿海地区。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面积的71。3％，占全国人口的1/4，gdp仅占全国18%。至少到，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仍旧会继续拉大，各项优惠政策充其量，只能够延缓差距拉开的速度而已。
盲目模仿沿海地区开发的理论根据之一就是“沿海地区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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