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的爱善良的小蝇子 鲁迅文章教案【参考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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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章的特点【第一篇】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阿拉文库。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方法。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鲁迅文章 读后感【第二篇】
读书笔记
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大多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呐喊》、《彷徨》之类的大作。但我尤其爱读的是鲁迅先生的一些小的杂文，先前读过的《漫骂》、《一思而行》、《论秦理斋夫人事》等等，都是一些很棒的文章，没有紧密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就是用一些极吸引人的小事件来告诉我们社会角落里的一些丑恶的事，一些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的话，一些麻木的人还不知道的情况，鲁迅先生大多都用其独特的视角，狠狠地抨击了这些事实。
先前我读过了1篇文章《革命文学》，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从指挥刀下骂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思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后来我查过那时候大革命失败了，正是革命的落潮期，而革命文学的呼声却异常的响亮。在这样动荡的时候，有的人犹疑，有的人惊恐，有的人慷慨激昂，鲁迅也敏感的意识到有必要冷静地去看待革命与文学。他先后的几篇文章和演讲中对于如何看待革命、文学的功用、革命文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言简意赅地发表了看法。他写过1篇题为《“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的文章，文中也提到：“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大’的职分的，虽然所
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啊，国粹主义呀，名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有些不平的人民。”鲁迅的文章是令我着迷的，着迷于这种不怕打压的精神，着迷于这份淡然自若的心境，说白了，就喜欢那股“拽劲”！
鲁迅说过要用笔来拯救中国人，我想以他一人之肩，或许稍显薄弱，但现在观之，鲁迅显然是成功的！
鲁迅文章赏析【第三篇】
随感录 65 暴君的臣民
《热风》
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语丝》 《坟》
雷峰塔倒掉了，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为什么倒掉的？“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可以“逢凶化吉”，你挖他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于是人们再三叹息：“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倒掉的原因以及人们所发的感慨也并无不平常之处。然而，恰恰在这些平常的现象后面，作者看出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守旧、维持现状、惧怕变动。作者称之为“十景病”，并以此为出发点，联系与之相类似的事，说明这正是统治阶级维持统治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是守旧复古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十景病”必然阻碍创新和变革，阻碍社会的发展。医治“十景病”的惟一办法是“破坏”，但作者指出，“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破坏”有“革新的破坏者”和“寇盗式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三种，我们所需要的，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作者于文章结尾点出了主旨。
这篇杂文的高明之处，在于从日常生活中敏锐地发现问题，又能以艺术的手段加以深化、强调、突出。作者借助于联想，按照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许多零碎的现象缀合在一起，使事物的本质更加突出、显豁，凸现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春末闲谈
《莽原》 《坟》
《春末闲谈》是鲁迅杂文中最好看的篇章，文字从容洒脱，笔力却非常遒劲，通篇透出一种深沉透彻的神采，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无人可学，无人可比。在《春末闲谈》中，鲁迅以一种闲谈的方式，将自然景物人格化，通过形象化的说理，揭露了统治阶级“治术”的险恶实质，对阻挠民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派进行了强烈抨击。
文章开头首先介绍细腰蜂捕捉小青虫为食料的特异本领——用神奇的毒针蜇入青虫，使其不死不活，不动不烂，以保新鲜。然后再由细腰蜂毒针的麻醉作用，联想到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种种麻痹手段和各种“治术”，他们在理论上用“圣贤之言”将“治术”合法化，迷惑人民，实践上采取思想文化专制策略，与细腰蜂捕食性质一致，目的只有一个，让统治者的地位永久稳固。文章最后指出，人们的思想终究是无法禁止的，妄想长久统治人民的种种“治术”终将失败，人民群众必定会觉省，并起来抗争，奋战到底。
1.《春末闲谈》的知识性、趣味性特点。
丰富的知识性体现在文章的实例中，有中外历史文化知识，中外古今的各种麻痹术等；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学知识。
生动的趣味性既来自于知识性，又得力于作者生动有趣的叙述。这些有趣的知识经作者剖析，增强了文章的理趣。
知识性和趣味性都服务于文章的中心思想，都为论证“统治者的一切麻痹术都是不能十分奏效的”这一中心论点，使中心思想的论证严密而充分，说理透彻生动，在趣味盎然中使读者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感情的陶冶。
2.《春末闲谈》的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的特点。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的语言特点，既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又使说理文章风趣生动，避免枯燥无味或板起面孔说教的缺陷。反语的运用，有时能比正面的批判更深刻有力地否定荒谬事物。文章还常以貌似为治人者着想的口吻，行嘲弄和讽刺之实。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确使文章的战斗性大为增强，也常使读者忍俊不禁，读来趣味盎然。
灯下漫笔
发表于《莽原》，收入《坟》
《灯下漫笔》是《春末闲谈》的姊妹篇，出自杂文集《坟》。既曰漫笔，就说明文章结构自由灵活，先从具体的事件产生感想，引入本题，然后抓住论题，联想广泛，引用丰富，层层剥笋，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开头记叙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贬值的旧事，是引发议论的契机。鲁迅用叙议结合的笔法，生动描写了这场**，细致表现了自己忽忧忽喜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引发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精辟议论，犹如横云断岭，使文章迭起奇峰，别开生面。他从自己的观察研究出发，把中国历史的各种时代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而高度概括、准确鲜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兼并鲸吞，弱肉强食的时代，往往出现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惨象。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儒家标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统治者制定了奴隶规则，重视生产，奖励农桑，同时规定了服役和纳粮的数目及办法。老百姓虽然当牛做马，毕竟还有口饭吃。1925年的中国究竟处于哪一时代，鲁迅并不点明。因为他希望结束以上两种时代，创造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三种时代。鲁迅认为革命者也是不满于现状的，但无须反顾，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复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就是他观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得出的结论。
论睁了眼看 发表于《语丝》，收入《坟》
第一部分：（1—5自然段）先写为文的缘起，即看虚生先生的时事短评有感而作。感的是什么呢？下面请同学们读一下文中的第3自然段。下文一转：“（第3自然段）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接下来三段就从批判国民性入手（在此可以解释一下“国民性的含义：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深刻地揭示了“瞒和骗”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孔孟之道长久的精神统治，讽刺中国文人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的文艺思想，而他们的方法就是什么啊？（让学生回答？“瞒和骗”文中第一部分最后一个自然段第五自然段结尾结尾有这么一句话。），在这里点题且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6—11自然段）首先，从男女婚嫁的视角批评“大团圆思想”，认为才子佳人小说是作家“闭上眼睛”对中国婚姻的缺陷所作的补救。其次，从《红楼梦》或续或改的结局处理方式上说明这种流弊对小说的影响。再次，以宣扬“善有善报”的元杂剧为例，对“大团圆”思想的延伸进行批判。。最后，指出关羽、岳飞的被杀，因有“彰明的史实，瞒不下”，便“别设骗局”，也仍是“大团圆”结局流毒的表现。在鲁迅看来，这些都是瞒和骗的文学，正因这一文学思想的流毒和影响之深，这才将一切社会人生的不足之处通通加以掩盖，这无疑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妨碍。于是鲁迅以十分沉重的笔调写下了一段含义极为深刻地话：“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成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不足忧悲似的。”这一部分分析“瞒和骗”思想的影响和危害，给人以警策。
第三部分：（12—14自然段）这一部分是整篇文章的精髓所在。（同学们一起读12自然段）。鲁迅开出了根治“瞒和骗”痼疾的药方，那就是“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也正是文章的文眼所在。最后一段简短有力，进一步表达了鲁迅对于建设新文艺的热切希望。
（1）鲁迅是如何深刻地揭示“瞒和骗”的文学传统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对“瞒和骗”的文学传统的抨击时从国民性入手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正视社会、人生？此种性格弱点是怎么造成的？他认为这首先是“孔孟之道”长久精神统治的结果。中国是一个有漫长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一代一代的“圣君”“贤相”都把封建礼教作为制驭民众的手段，“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早已成为国人共同的心理机制。这也就是胡风先生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一到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自然就要反映到文艺上来。鲁迅把“瞒和骗”的文艺与“瞒和骗”的国民性结合起来考察，十分精辟的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说明“瞒和骗”的文艺源于“瞒和骗”的国民性，反过来又推动“瞒和骗”的国民性进一步扩张，以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个分析告诉我们，“瞒和骗”的国民性与“瞒和骗”的文艺都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的必然产物。
（2）“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句话该如何理解？(讲第三部分的时候就一起讲了)
鲁迅从“瞒和骗”的文艺同“瞒和骗”的国民性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中，概括、提炼出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虽然是在谈到“瞒和骗”这种消极现象时做出的，但我们的理解须着眼于它普遍的积极意义，即它所揭示的文艺同国民精神的辩证关系、文艺的特殊功用等。首先是国民精神决定文艺的风貌，文艺反映国民精神，或者至少打上国民精神的烙印。例如中国古代所谓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现代的“五四”文学、抗战文艺等，可以说无不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相联系，无不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所灌溉。事实上，正是这种联系和灌溉，才使得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引起受众普遍的精神上的共鸣。其次是文艺对于国民精神的积极影响和反作用。“满和骗”的文艺可以“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健康向上的文艺自然也可以使国民精神获得升华和提高。鲁迅始终认为文艺能够移人性情、影响人的精神、具有启蒙作用，这的确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他提出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一命题，更是一语点明了文艺特殊的社会功用，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文艺作品的这种客观效果，人们不能不提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鲁迅的“灯火”论证是要启示作家以健康向上的思想塑造国民灵魂，培育国民精神，引导我们民族以健全的人格卓立于世。
本篇课文无情地批判了“瞒和骗”的思想与文艺，告诫人们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从“瞒和骗”中走出来，建设中国真正的新文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发表于《莽原》，收入《坟》
主张对资本家的“乏走狗”，不能讲费厄泼赖，而要痛打落水狗。
夏三虫 《华盖集》
苍蝇是国民党反动派、蚊子是资产阶级帮闲们、跳蚤是他国帝国主义分子
类比法
学界的三魂
《华盖集续编》
鲁迅在文章中提出了“民魂”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民魂”才是“中国的灵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经磨难而不亡，如今依然能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支撑她的不是“官魂”而是“民魂”；“民魂”才是华夏本体之魂－－“中国的灵魂”。但是作为“独夫的家谱”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被谱写被颂扬的却只有“官魂”没有“民魂”，那真正体现中国灵魂的“民魂”被阉割被埋没掉了。
鲁迅认为“民魂”乃是民族自信力的根基，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鲁迅看来，“民魂”是根植于民众并生长于民众的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先觉者的“精神界之战士”身上，更深的是体现在为生存而奋斗挣扎的底层民众的身上。民众是“民魂”之壤，深植于民众之壤的“民魂”是不死的，是希望所在，是信心与力量之源。
谈皇帝
《华盖集续编》
鲁迅在文章里议论的“愚君政策”，一直不曾为中国正统的历史学家们提及。然而大量历史事实都可以说明，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今的人们很少不知道“指鹿为马”的故事。中国史上第二位皇帝，秦二世胡亥，就是被赵高愚弄，如同天下头一号的傻瓜。自汉武帝以后，历代的皇帝们似乎都遵循这样一则规律，即从开国之君以后的第三代往下，皇帝便由平庸走向昏庸、孱弱。这种结果显然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目的完全相悖。英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三十五章的最后，写下了一段完全不同于中国史学主流论点的文字：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这是耐人寻味。
略论中国人的脸 《而已集》 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鲁迅给全体中国人“相”了一次脸，这一相便相出了中国国民普遍存在的“家畜性”。这家畜性的表现就是：驯服，忍耐。从“家畜性”里还孽生出了昏庸、麻木和狡猾的特性。这些连家畜性都不如的特性，是中国的国民性变得每况愈下。
鲁迅先生认为，导致“家畜性”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原因就是国人普遍缺乏“兽性”——既缺乏反抗和抗争的意识。鲁迅之所以要给国人相脸，之所以要通过国人脸相的气息揭示骨子里的卑怯和驯服，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家畜”成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启示我们正视自己的病根，将奴性从心间和脸上多多洗去。至于反复赞扬“兽性”，并不是要我们野蛮残忍，不是要我们每天伸出狼爪攫食绵羊的心肝，而是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反抗非人的奴役和凌辱。
小杂感 《而已集》
鲁迅的小杂感寓意是改变、觉醒、奋斗，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为美好的幸福而奋斗。而道士多为无为而治，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东西，没有特定的主张一个信徒去信仰，所以在憎恨的时候少了他们。散文：
范爱农
发表于《莽原》，收入《朝花夕拾》
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鲁迅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忆刘半农君
发表于《青年界》，收入《且介亭杂文》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实话实说，笔不横逸地抒写自己和刘半农交往的经过，但在回忆刘半农时，他不作一般介绍，也不作溢美之辞，而是一分为二地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文章段落之间连接紧凑，如“活泼”——“草率”——“亲近”——“浅”——“忠厚”，上下勾连，过渡自然，其间没有多余的铺垫。这种优缺点混谈和段落勾连的结构使散文显得紧凑而生动。这篇散文有杂文味道，用语尖锐有力，论及人事多含嘲讽，在文章最后作者写道：“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应该说，这是鲁迅写《忆刘半农君》之目的。原来刘半农去世后，不少悼文均歌颂备至，不分皂白地将其捧得天花乱坠。鲁迅在文章抒发自己观感，特意历数刘半农十年前的“战绩”，表扬作为“战士”的刘半农，因为他“中国有益”，而善意批评他“据了要津”后的种种表现。鲁迅以一分为二的评价缅怀刘半农，就为的反其道而行之，免使一些“陷沙鬼”是非不分，将其歪曲陷入烂泥。显然，鲁迅写这篇悼文是为了战斗，作者的“愤火”是燃烧于整篇，尖刻讽刺的语意即产生于此。
我的第一个师父 发表于《作家》，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死
发表于《半流》，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女吊
发表于《中流》，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女吊》是鲁迅散文的杰作，文中所写的实际上是鲁迅心目中的“复仇者”的形象，她与原本存在于绍兴民间戏剧舞台上的“女吊”形象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形象。作品历来被视为理解鲁迅晚年思想的关键。
影的告别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1924年，正是鲁迅在精神上处于第二个寂寞苦闷的时期。“1920年末《新青年》团体的分裂，标志着„五四‟退潮时期的开始。《影的告别》,正是诗人孤独，彷徨心境的写照。诗歌以象征手法，写影与人告别时的一席话。这个“影”无疑是诗人自己的象征，这个“人(“朋友”)当是将来的黄金世界里”的热血青年。
过客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坟，是一个意象，出自老人之口。只有老人才说得出，再往前走是坟，他迫于已有的意识与能力，所见自然如此。过客追问，“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你看老人的回答：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坟，是终点吗？没有答案。野花，出自小女孩之口，代表着新生的力量，所以她的回答天真烂漫，了无心事。而过客呢，连连多少个“忽然惊起” “忽然惊醒” “竭力站起” “然而我不能” “然而我不行” 只能昂头向前走。这可以说是人生的三种状态或阶段，套在知识分子或中青人的身上最为恰当。天真烂漫到安逸怠慢，但时代的年轮不止呀，时光不停呀，所谓中产，所谓还没放弃努力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个过客。鲁迅，必然是伟人，他保持着谨慎和坦诚，最后留着希望，哪怕是在世的一种安慰。
墓碣文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写了梦境中在墓前的经历，被认为是所有鲁迅的作品中的最难懂的1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疾走离开是因为作者认为自己不能再这样内心的虚无与灰暗，以及意欲认识和摆脱这种心境而不能的焦灼和痛楚，所以要疾走离开。
这样的战士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鲁迅以散文诗的形式写了这篇《这样的战士》；通过战士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必须具有清醒的不为敌人任何阴谋诡计欺蒙的韧性精神。鲁迅刻划“这样的战士”的形象，也是号召革命青年必须具有这种韧性精神，做个坚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战士。战斗目标并不是军阀，而是文人学士们。在鲁迅看来，军阀固然可恶，而到了这时还埋怨、批评学生的文人学士们，作为“帮凶”，更加可恶。鲁迅说自己进入了“无物之阵”。所谓的无物之阵，就是把握不定，变幻多端，永远也抓不住。在鲁迅看来，这种战斗是很费心力的。鲁迅就是这样的战士，跟这一类对手打了一辈子。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分明看出，鲁迅确实是一位精神界的战士。
演讲：
娜拉走后怎样
发表于《文艺会刊》收入《坟》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扑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家门。）鲁迅先生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发表于《现代青年》，收入《而已集》 鲁迅先生才识过人，对魏晋文章与彼时政治背景及社会风气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自是提示得准确传神，可以使任何一个后来者不敢轻视。先生对魏晋这一时期文人的情状，也大致是持肯定态度的。对魏晋文人身处夹缝、个性难以自由生长的自下而上际遇充满悲悯，对他们意识到生命短促的放达和追求永恒的浪漫进行讴歌。
《呐喊》自序
发表于《晨报·问学旬刊》，《呐喊》
作于1922年12月3日北京。这篇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时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1篇序文，作品又恰当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从集子中所收作品看，也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
《自选集》自序 《鲁迅自选集》，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鲁迅文章【第四篇】
周作人《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阑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闹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予，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人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未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弗罗塔尔与戈特文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课题，可望得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顿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到来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1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说乐。
他这话虽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备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因为“已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已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已”地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
（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狠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涵，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人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游》《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狠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挪威易卜生的戏剧《娜拉》、《海女》，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英国哈代的小说《苔斯》等就是。恋爱起源，据芬兰学者威思德马克说，由于“人的对于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闿说，因多年心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1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他的“心的撒提”，（撒提是印度古语。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1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别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德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文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地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决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令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荷马史诗《伊理亚特》与欧里庇得斯悲剧《德罗夜兑斯》中，说赫克多尔夫妇与儿子的死别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挪威易卜生的《群鬼》，德国士兑曼的戏剧《故乡》，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理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的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也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而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地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