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教案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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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教案【第一篇】
关键词：禹羌文化学；建立与拓展；有益的作用
一、何为禹羌文化学？
所谓文化，从广义来说，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弥漫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前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同时，人们也在每时每刻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文化。我们的进步，便是文化创造和发展的结果。
所谓文化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学科。它是一门关于探讨文化的产生、发展规律和文化本质的科学。文化学通过研究对象的本身来探讨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问题。
所谓禹羌文化学，就是探讨“禹―羌”文化的产生、发展规律和文化本质的科学。
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不能不首先研究禹羌文化学。按照我们现在对历史的认识，羌族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民族，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而出自羌族的大禹，是从传说到历史的第一个伟大人物。
在中国现今的少数民族中，羌族很有名，原因之一是唐初著名诗人王之涣写过一首千古绝唱《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一首《凉州词》把羌族传得名满天下。
羌族很有名的原因之二是：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史非常悠久。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而又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便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代表文字――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即“羌”，它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今日之中华民族，把炎帝和黄帝尊为自己的先祖，因此有“炎黄子孙”之称。炎帝即传说中我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姜姓，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而其余的多数羌人，依然过着畜牧生活。羌人主要活动范围在当时华夏的西方。因为羌人从事畜牧，尤以养羊为主，所以在汉字初创时，造了个象形字，“从人，从羊，羊亦声”，“西戎牧羊人也”。[1] “戎”是当时中原人对西方诸民族的通称，“羌”也是对当时西方一部分以牧业为主的民族之泛称。
羌族很有名的原因之三是：羌族出了个了不起的“禹”。
禹在历史上被敬称为大禹。他所处的时代是洪灾水患，这对他是严峻的考验。禹总结前人经验教训，采疏导治水方针，终于完成排洪除患的艰巨任务。禹在治水实践中，因顺自然地势，导江导山，分杀水势，分疏洪流，终于根治洪水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中国从此进入文明社会。
《史记》说“禹兴于西羌”。[2] 这一记载是华、戎和欢的体现，其纽带来自相互联姻。姬、姜族群迭世婚媾，促进各族走向融合，使传承炎、黄的华夏族顺利形成。禹入主大统所行政策，关注民众生计，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使华夏大地重展新颜，民众走向康乐，继而兴学倡教，开我国学校教育之初曙。总之，禹、羌合流所形成的文化，确已造福万民，光照千秋。
“禹兴于西羌”之说在华夏自古流传，证明夏朝的建立与羌人关系密切。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地处汉、藏之间的羌人也确实崇拜大禹，将他视之为治水救难、护佑羌民的“先祖”，由此形成了颇有“在地性”特色的叙事及符号系统，并且体现在从物质到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由此说明，大禹与羌族共同构成的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禹羌文化学，正是研究“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形成的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并使之对今天的社会发生有益的作用。
二、建立禹羌文化学的必要性
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建立禹羌文化学，涉及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
1.禹羌文化与华夏族的形成
徐中舒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称谓》一文中极力主张：“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他认为：“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3]他的这一论点是有根据的，
按照《尚书・虞夏书》《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等古籍的记载，夏朝及夏朝之前的中原东部，生活繁衍着支系众多的夷人，诸如居于青州（今泰山以东至海滨）的莱夷，居于徐州的淮夷，居于扬州的卉服岛夷，居于冀州东北靠海的皮服鸟夷。此外还有风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方夷等等。
据考证，早在传说时代，“炎帝神农氏”就带领一支进入农业生产的姜姓羌人，沿着江河逐步向东拓展农耕文化。他们是最早进入中原的羌人农耕者。
在殷商甲骨文中，“姜”“羌”本为一字，“姜”从女，作为羌人女子之姓；“羌”从人，作为族种之名。所以，羌人男子称“羌”，羌人女子称“姜”。而姜与羌，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羊”下面一个是“儿”一个是“女”，也就是“羊”的“儿女”，靠羊生存的“儿女”。可见，我国古代文献中都是把羌作为放羊放牛从事畜牧业的以羊为特色的民族来叙述的。
《后汉书・西羌列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史载传说中的炎帝为姜姓，当为远古羌人无疑。晋人皇甫谧著《帝王世纪》载：“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可见炎黄二帝是同一祖先。
夏朝国家体制的主要创立者就是古代羌人。虽说《史记・夏本纪》指出：夏禹之父鲧，系黄帝之孙颛顼之子。然而通过《五帝本纪》我们知道，颛顼之父昌意是黄帝之子，“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阳。”《索隐》指出：“若水在蜀。”《水经注》又称曰：“水出旄牛徼外。”所以《史记・六国年表》明确提出：“禹兴于西羌。”《正义》引《帝王纪》也说：“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本西夷人也。”
徐中舒先生研究了有关远古民族史的资料，他在《羌族史・序》中下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的大国。”[4] 这也就是说，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人，是以古代羌人为主体的。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提出：“中国西部地区称夏”；“夏有西义”；“夏又含有雅、正、大等义”；“夏声即雅诗”；“齐、鲁、卫等大国诸侯本从西方迁来，因之东方诸国称东夏；东西通称为诸夏”。[5] 范先生的阐述，其实也反映了兴于西部的羌人，不仅是建立夏朝的夏人的主要成份，同样还是古代华夏的主要源流。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开始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可见黄帝（当时的轩辕）曾是炎帝的得力干将。“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史记・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即夏禹是黄帝的第五代孙。《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戎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封于商，赐姓子氏。”“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史记・三代世表》说：“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
以上记载告诉我们，古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古代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羌族大多华夏化。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正是羌族：炎帝、黄帝、颛顼、喾、尧、舜及夏、商、周、秦的主体民族和缔造者都是西羌民族。所谓“华夏族”之“华”，指的是花或华山，“夏”是民族名，都是西部羌人的名字。足证华夏族源于古羌族，是一部分率先发展起农业并进入中原的羌人，而其余羌族部落则留在原处，依然未告别落后的畜牧业时代，这也正是中原的羌人自称为“夏人”或“华人”而不称为羌人的原因，“夏”和“华”都带有“菁华”（事物最好的一个方面）之意。其后的历史就是新兴的华夏部落联盟将其文化向四面八方推进的过程，各地的文化均被以仰韶文化为母体的龙山文化所取代，这同时也是华夏族向各方位扩展的写照。
留在原地的羌人后来进入南疆和青藏高原，汉代西域的一部分小国即为羌人所建，青藏高原的羌人自成“k人”，一部分形成土蕃人，即今天藏族的祖先，其中一部分吐蕃人南下形成今天的缅甸人，另一部分“k人”直接南下形成白族、彝族和纳西族等民族，这部分羌人的语言形成了藏缅语族。
虽然西北广大地区的各民族都与羌有缘，但现在西北的主体民族中已没有羌族。现在的羌族自称“日玛”“日麦”“尔玛”“尔麦”，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绵阳市的北川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等地区。
华夏族在汉代改称汉族，并逐步发展成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在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上，虽然屡遭周边民族和各种外来民族文化的浸入，但却始终顽强地维持、弘扬了自己由禹羌文化而引领所形成的举世无双的民族文化，并且凭借着独步于世的华夏农耕礼仪文化，不仅巩固和维系了汉族汉文化的发展壮大，而且还引领和吸收了周边民族和各种外来民族文化。
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先民，凭借独步于世的农耕时代就产生了的禹羌文化，兼容周边民族文化和各种外来民族文化，使之源源不绝地融入到历史悠久、深邃博大的华夏和华夏文化之中。这应该是汉族历史经久不衰、人口不断壮大、文化长期昌盛的根本原因。
2.禹羌文化与“大一统”国家观念
禹羌文化蕴涵着强烈的群体精神，这是中华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
而这种族群统一，在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取得成功并进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体――夏朝的过程，已经证明了族群统一的必要性。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除了大禹和他率领的早期华夏族人外，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拥有过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族群统一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它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地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从公元前21世纪大禹建立夏朝，中国国家理念的初步形成，以“中国”为文明元点的“天下观”发轫，至1840年西方列强以资本主义文明的“血与火”叩开封建制的清朝“闭关锁国”之门，灌输给已经边缘化的近代中国以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世界观”，有四千年明晰纪年的古代中国，虽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天下“定于一”的“大一统”却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价值观。在这漫长的四千年中，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分裂时期，而从主要的方面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始终是统一的国家。
按照现在史学界的共识，中华文明缘起本土并多元，但是，其凝聚力的核心仍然是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汉族。在尧舜禹时期，华夏族已经兼容并蓄周围各异族，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实体，并统一了黄河中下游的各部落联盟。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之上，大禹的立国才成为可能。夏商周时期，世袭制的“家天下”得到确立，统一的国家疆域自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已经“分土而治”。当然，这个大统一时期的所谓“国家统一”还是幼稚的，其统一的范围、规模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西周逾千诸侯国林立的“分封制”就是典型的案证。虽然是“分封制”，诸侯国的军政自治权比较独立，而“惠此中国，以绥四方”[6] 的“天下”统一观已经开始萌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 ，已经成为西周有野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憧憬的政治理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因困厄于大分裂的政治现实，“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萌发。孔子“笔削”《春秋》的原则就是“大一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8] 孟子释疑“天下恶乎定”，亦云“定于一”[9] ！在“百家争鸣”中，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视“国家统一”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的大趋势，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具体阐述“大统一”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尚书》的《禹贡》讲大禹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和“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周礼》的《职方氏》也讲西周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和“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番）。这一图景并非是夏商周历史的写真，而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假借前人话语对未来“大统一”国家进行的理想设计。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表明上的大分裂却是在实质上酝酿大统一。自春秋五霸的“弭兵”至战国七雄的“合纵”“连横”，在诸侯“尊王攘夷”的兼并战争中，“中国”的疆域不断拓展，各诸侯国的“分土而治”的封邑制也逐步向“分民而治”的郡县制过渡，各诸侯国内部的“小统一”率先实现，为秦始皇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古代中国第一个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统一史上的里程碑。秦朝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变贵族制为官僚制，“行同仪、书同文、车同轨”，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11] 也基本上奠定了古代中国以华夏―汉文化为“正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定于一”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模式。
汉承秦制，秦朝奠定的的统一体制为西汉和东汉所继承并光大。汉朝直接为“大一统”服务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统一模式也进一步彰化和强化，倡言“大一统”的“公羊学”成为朝野之“显学”，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提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滥觞，以华夏―汉民族、华夏―汉文化和中原农业区为元点的“道统”和“君统”合一传袭的“天下”统一观和合法性理论，成为影响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不可违抗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大禹时期形成中国国家理念后，强烈的“国家认同”以及“天下”“大一统”就成为中国先民的普遍认识。秦汉开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以来，“中国”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灵归宿。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一脉相承的中华正统。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存在，在各族人民那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禹羌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中国的之所以很长期，除了依靠暴力手段对要求可能的反对者进行镇压外，还有一个帮助维护统治的工具，那就是儒家文化。资中筠先生有一个报告，题目就是“孔子是历代统治中国的工具”[10] 。儒家文化是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创造的；但是儒家文化的产生，还与建立夏朝的大禹及其禹羌文化有关系。
大禹有民本思想，也主张德治。他治理政事，不仗势倚权，而是依靠德治和法治。在当时，如何使众多的部落能够“宾服于己”，使政事统一，是一件难事。大禹的办法是“我先敬业修德，以身垂范，使其感怀，这样天下的人民就不会违背我的行政措施了。”《史记》里说他“其德不违”。《尚书・大禹谟》里他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美好的品德，表现在善于治理政事上，治理政事重要在于教养民众。《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他的德政，九州共享，不仅光照唐（尧）虞（舜）两代，而且流布到子孙后裔。大禹在以德治国的同时，十分重视辅之以法。他和他的部下，制定了税赋制度和政务制度。据《尚书・大禹谟》记载，皋陶“作士（执法官），明于五刑（五种刑法）”，主张 “刑期于无刑”。可见他们的法治观念是和德治相结合的。所以，《荀子》评论说：“禹之法犹存，而夏不王世。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11]
孔子最为推崇的统治者就是尧、舜、禹，认为他们的境界超过了仁，达到了圣。圣人之所以为圣，主要在于能够对于百姓博施广济，能够关心百姓，给予民众实际利益，这就是圣人对于民众的仁爱。孔子特别推崇大禹的人格精神，他称赞大禹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12] 意即：对于禹，我真是无话可说了。吃得很差，对于祭祀鬼神却很尽心；穿得很差，对于祭祀时穿的礼服却很讲究；自己住的宫殿不讲究，主要精力用来清理河道。对于禹，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一段话中就两次表示对禹“无间然”，足见在孔子心目中，大禹就是夏文化的象征，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当然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孔子的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群雄割据的分裂时期，国家统一后，由于统治者的高压和禁锢，思想界只能僵化。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割据，也是中国思想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
《汉书・艺文志》将“百家争鸣”时期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必须承认，“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百家争鸣”的结果是没有哪一个学派、哪一种思想是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者。不过，在“百家争鸣”中，不仅是儒家，许多学派都以“禹”为旗帜，褒扬他，将他作为学派思想的来源之一。
以儒墨两大家为显学的先秦诸子，大多对古代有一个夏王朝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这些杰出的文化大家都有着“好古”的习性，通过他们长期孜孜不倦的探寻，夏史和夏文化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新的展示。由于至今没有发现足以供我们解读的夏代文字，因此先秦诸子对那个时代社会状况的追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们具有抡救文化遗产的性质。如果没有先秦诸子的追记材料，对夏的历史记忆的模糊状态不知要加重多少倍。
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13] 正是先秦诸子的大力推崇和不断的弘扬光大，尧、舜、禹这些上古圣人后来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偶像式人物。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是第一个打出好古、访古、信古大旗的士人。他有一句名言：“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4] 真正的士人是不应该只在居室里盘桓，在家中空发一通议论的。士人应该走出去，去周游列国，去遍观天下。孔子一生“栖栖一代中”，不是为了饭碗，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追迹三代之礼”，除了秦地之外，他几乎跑遍了天下。他的“周游”活动，绝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从“好古”的心态出发，迈出自己的双腿去实地“访古”，以达到“信古”的大目标。大半生的外出寻访，使他坚信三代史不只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存在于一些神话传说中，而且客观地曾经存在于历史范畴中。孔子迷恋于三代史的研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忘乎所以的地步，而其中对夏礼的研究，对夏文化的追寻，无疑是重中之重。
在孔子看来，夏礼是三代礼仪文化之源，也是中华礼仪文化之源。商的礼仪文化，周的礼仪文化，其源头都是在夏代。孔子以最大的热情赞美韶乐，盛赞其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乐曲。韶乐即舜乐，经过大禹的点化，后来又从舜乐中脱胎出了夏乐。夏乐与韶乐是一体的。孔子对夏的礼乐文化是非常佩服的。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对夏史也有不少研究，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禅让和传子制度的是是非非上。当“舜荐禹”时，“禹让舜子而民不从”，结果是禹继了舜位，这当然是禅让。当“禹荐益”时，“民不从益而从禹子启”，这就是传子制度的发端。有人以为这是“德之衰”的缘故。孟子认为，这与“德衰”根本无关。“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其意是说都是符合王权“天授”道理的。时代变了，传位的方式也应变化。这种说法，显然要比“德衰说”要进步得多。
如果说孔子是从文化和人格的角度来赞誉禹的话，那么墨家则完全是以同道的身份来与夏文化对话的。先秦诸子们大多认同“墨道即禹道”，墨家人也自以为是禹的传人。庄子说过：“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墨子真天下之好也。”[15] 引大禹为同道，这是墨子的真性情，也是先秦诸子的共识。他们把禹的人格精神化进了自我的血液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源于大禹的。墨者们个个脸色黧黑，身披破旧的黑色衣衫，脚蹬木质的拖鞋，艰难地行进在人生的大道上。他们崇真、尚朴，以吃苦耐劳为荣，以兼爱世人为乐。在墨者身上，人们看到了大禹精神的再现，看到了尚朴的夏代风情。
墨家的核心观念是兼爱，而在他们心目中兼爱的典范就是大禹。墨者写道：“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 ”[16] 墨子这里说的兼爱是有夏一族之特色，就是不只是要人们“兼爱天下百姓”，还要“率以尊天事鬼”，把生前的爱人和死后的事鬼结合在一起，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夏文化是会有实际的启示作用的。墨家还把禹的“兼爱”和桀的“兼恶”放在对立面的视角加以考察，这本身就涉及夏王朝之何以兴衰的缘由了。
墨家提倡勤奋劳作和节用其财，在他们心目中这方面的典范仍然是大禹。大禹一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大禹的节俭最集中体现在他死后的节葬上。而大禹节葬的细节，不见于他书，唯见于《墨子》一书的《节葬下》篇中。此篇的描述不无夸大与虚构的成分，而且也难以得到物证；但从大禹一生的行事来推测，《节葬下》说的那些，当在情理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墨子》一书还为后人提供了不少夏史研究资料。例如《甘誓》这篇夏人征战有扈氏时的誓词，它与《尚书》《史记》《墨子》的版本文字是有区别的。在各类相关文献中都有记载的禹铸九鼎，只有《墨子》说是“夏后开（启）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后来“夏后氏失之，殷人得之；殷人失之，周人得之”。[17] 与传统的史料有所差异。《墨子》对大禹治水的路线图描绘得特别详尽，范围也特别宽广，想来不会是空穴来风，定然是有所依据的。
韩非子是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儒家和墨家大肆宣扬的王位“禅让”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历史上只有“逼上弑君”。他提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见解：“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18] 这样说显然有点极端，但也多少揭示了氏族制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人臣与君主之间斗争的真实一面。
先秦诸子对夏代历史的追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没有他们的追记和对夏代史料的抢救，那夏王朝的面貌将更模糊不清，史料也会更残缺。夏文化对他们成为思想大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后来所谓“独尊儒术”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诸子百家文化的大综合，禹文化、羌文化、夏文化，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禹羌文化与中国国家体制
中国在“禹”时代进入国家时期，从此便走上了夏至清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君主专制独裁之路，这一以传子世袭和君主专制独裁为特征的统治模式，开始于“禹杀防风氏”“禹传启，家天下”，所以，大禹是君主专制独裁的始作俑者。
大禹治平水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生活的奢华甚至享受成为了可能；而且，军队、监狱等等的出现，使得领袖会陶醉于权力当中。到了这个时候，领袖意味着获取，权力意味着得到，领袖、酋长已经变成了好东西，因此就成了争夺的对象。事已至此，禹怎么会甘心把位置让给其他家族的人呢？所以大禹把位子传给了儿子启。 这即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君、家、国三位一体的时代，这个时代延续了四千多年。
大禹“家天下”改变了部落联盟协商民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家族继承制度。“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大禹建立的中国国家体制始终贯穿着两个突出特征：一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权力传承制度，即“家天下”；二是集大权于帝王一身的君主专制独裁制度。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四千年来，中国人几乎不知道民选领袖为何物，不知民主制度为何物。在世界历史上，这种绵延四千年的君主专制独裁家天下的统治格局，也是十分罕见的。而这种统治格局、范式的始作俑者，正是功垂万世的大禹。
从羌族历史、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可知，阖族祭祝神灵和祖先崇拜十分炽盛，因为在羌族意识中，“家族”是至尊至上的，一切为了氏族（家族）的价值观念和崇上尊祖就成了羌族部落社会的主要伦理。为了家族奉献一切，乃是人生的最高荣誉，虽死无憾。这一意识使得羌族氏族部落社会得以长足发展。[19] 这样的观念，或者是对大禹之所以建立“家天下”也是一种解释。
在中国，当历史步入国家时期后，作为家族的血缘联系仍十分强固，村社共同体作为社会基本细胞长期存在并成为早期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私有制不发育，工商业欠发达，个人的地位、个性在宗族和村社共同体的束缚、羁绊下得不到尊重、彰显，市民阶层不存在，等等，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在步入国家时期伊始便同民主政治无缘，而只能采取君主专制独裁的统治范式。这一切，还不完全是作为领导者的大禹等人的个人贪欲、邪恶所致，而可以视作为历史发展使然。
当然，必须承认，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专制，在程度上，当然远不及后来的秦汉帝国，特别是明清帝国。
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结构是方国联盟和分封制，政权体制则是宗法贵族君主制，其特点是： 君主和贵族元老组成议事会，同时又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君主和贵族官员的任期都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君主对贵族官员有任免升降权，而贵族对有过失的君主有进谏、流放以至弑杀之权，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决定了政治上的尊卑高低，政权与家族系统合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革，郡县制逐渐代替了分封制，官僚制代替了贵族世袭制。 秦统一中国后，确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体制，并延续达两千年之久，它的特点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也就是皇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皇位终身制，皇权不可转让；皇位世袭，父死子继，不可更改；国家政权机构的组织原则，是君尊臣卑。
中国的很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体演变的总趋势是：皇权越来越尊，臣民越来越卑。君主拥有无限权力，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以国家为其私有财产，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维持其统治。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空前强化时期，其突出特点即为君主专制的强化。明朝统治者在中央废丞相，在地方废除行中书省制，设十三布政使司（俗称省）；清朝统治者在中央设立军机处。以上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均加强了君力。明清统治者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以维护统治，加强君威。如明朝设厂卫特务机构，严密监视和控制官员、百姓，并以八股取士作为科举考试的形式，以培养皇帝的忠顺奴仆；清朝统治者则大兴“文字狱”，造成“万马齐喑”的恶劣局面。这些措施的出台，恰恰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表现。
国家政权，应该是由官权和民权及其官方社会和民间社会所共同平衡组成，如果官权和民权双方一旦失衡，那么，官权膨胀，必然导致政治专制；民权膨胀，必然导致社会动乱。所以，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是官权与民权相互协调、力求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表达。
但是，因为中国的时期很长，而且皇权处于至尊地位，所以，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为维护统治，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禁止任何人侵犯皇权，对危害皇权的行为坚决打击，残酷镇压。
三、对禹羌文化学的研究规划
“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形成的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十分重大，因此，建立禹羌文化学，对其进行研究与拓展，必将对今天的社会发生有益的作用。
四川阿坝师范学院作为地处全国唯一羌族自治州内的最高学府，自觉地担当起了对禹羌文化学的研究。按照其规划，该学院为对禹羌文化进行深度挖掘、拓展，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要形成“五个一”研究成果（包括创办一本刊物，出版一批专著，创作一批影像作品，申报一批课题，培养一批研究人才），以提升阿坝师范学院的学术研究水平，抢占“禹羌文化研究”制高点，树立其独特的学术品牌和学术地位。
该学院计划，以学院领导与研究文史、民族文化的教授和外聘专家共同组成“阿坝师院禹羌文化研究编委会”，成立禹羌文化研究所。
创办《禹羌文化研究》大型杂志。广泛约请“禹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撰写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每年出版一本《禹羌文化研究》大型杂志，形成一定的品牌和口碑传播效应。
出版一批学术专著。争取在三五年内， 完成并出版“禹羌文化研究”学术专著10本以上，使其成为有规模、有影响的丛书，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暂拟书名如：《禹羌文化与西部民族》《禹羌文化与中国民俗》《禹羌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禹羌文化与中国水利工程》《禹羌文化与中国神话传说》。
提高年轻教师科研水平。开展“禹羌文化研究”的过程以及一批专著、论文的研究、撰写，不仅要考虑三五年的研究和成果，更要着眼于“禹羌文化研究”的长期化。在“禹羌文化研究”过程中，以讲座、指导等方式，带动、锻炼和培养一批有学术研究兴趣和功底的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让他们参与部分工作，逐步掌握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能力，成为能够独立完成科研任务的学者。这批学术骨干将使学院在科研能力方面得以大大提升。
办学术研讨会。根据工作进展情况，争取在2017年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禹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及海外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与会，相互商讨交流，有助于扩大学术界对阿坝师院的认知和宣传，也有助于吸取更多的研究成果。
创作几部影像作品。羌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族，大禹就是这个民族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杰出代表。羌族人保留着丰富独特的民族传统和习惯，如歌舞、服饰、刺绣、祭祀活动等。这方面民族文化研究所已有较丰厚的经验积累。经过整理和提炼，待立项和条件具备时，将羌族民风民俗、音乐舞蹈、故事传说、英雄人物等进行艺术加工，用多种直观形象的影像形式，通过现代传媒手段，放大传播影响，扩展受众面。
编撰两部大型工具书。在开展“禹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争取用五年的时间编撰两部大型工具书：《禹羌文化研究资料汇编》《禹羌文化大辞典》。
也许，五年以后，我们就能看到，禹羌文化学的建立，以及它对社会发生的有益作用。
注释：
[1]《说文・羊部》。
[2]《史记・六国年表》。
[2] 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3] 徐中舒：《我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4] 徐中舒：《羌族史・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诗经・大雅・民劳》。
[7]《诗经・小雅・北山》。
[8]《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9]《孟子・梁惠王》。
[10] 资中筠：《孔子是历代统治中国的工具》。http：///history/video/detail_2011_11/05/10443460_
[11]《荀子・君道》。
[12]《论语・泰伯》。
[13]《韩非子・显学》。
[14]《论语・宪问》。
[15]《庄子・天下》。
[16]《墨子・法仪》。
[17]《墨子・耕柱》。
[18]《韩非子・说疑》。
大禹治水教案【第二篇】
关键词： 大禹； 洪水治理； 鲧； 古史传说
abstract: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simply think that yu succeeded in taming the waters by dredging while gun failed by blocking up. in fact, it was impossible to tame the waters by dredg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flood. the only way possible then was to build dams as gun did in his was only in the late days when the flood began to recede that yu was able to tame the waters by dredging. as the ancient legend has it, gun and gonggong were both chieftains of agricultural tribes which settled in the central reaches of the huanghe river. when the flood came, they could only construct dams to defend their homeland, only to bring great disasters to those tribes in the lower reaches. as a consequence, they had to migrate to border regions after they were attacked. all this reveal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the early days of chinese history: people didn't build dams on rivers.
key words: yu the great; taming a flood; gun; legend in the early days in chinese history; dam
从我国古代史的传统来看，早在春秋战国史学意识和史学论著开始产生的时期，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之时，往往把历史人物的成功、失败或历史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衰落等等原因皆归之于社会和人事本身［1］。我国从20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学术界从气候环境方面探讨历史的变化与朝代更替的原因就越来越多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历史人物的成败、社会的兴衰、朝代的更替等现象，常常与气候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从先秦时代的学者开始，把许多人物的成败、朝代的更替等历史现象完全归之于某些历史人物是错误的，至少有许多解释是片面的。
同样，尧舜时代遭遇到的那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当时夏代始祖禹治理这场大洪水成功了，而其父鲧治水却失败了。鲧因为治水失败而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但其子禹却因为治水成功而成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胥臣所说的：“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为什么鲧惨重地失败了，而其子禹却成功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便把这种历史原因归之于鲧和禹治水方法的不同。以至于近现代学者和历史教材都一直认为，禹治水时采用疏导的方法，而鲧治水是用堵截的方法；因此禹成功了，而其父鲧失败了［2］。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古文献的误读。这种不分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说法表面上无大错，而且先秦古文献中也有这种说法；但从根本上说，忽视这场大洪水时间背景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可以想象：在鲧之时，当波涛汹涌的大洪水来临之际，不管是鲧抑或是禹，能率领人们用疏导的方法去治水吗？不要说尧舜时遇到了那场千年难遇的世界性大洪水，就是在当代科技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在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之时，人们能用疏导的方法去治理长江的洪水吗？
鲧和禹治水的方法不同，完全是大洪水初期和晚期自然会采用的方法；而鲧在当时治水失败，遭到酋邦时代盟主的严重处罚，也是另有其因。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
一、 尧舜时大洪水及其涉及范围考辨
从先秦古文献来看，尧舜时发生了一场历史千年难遇的大洪水。从《诗经》、《尚书》到战国秦汉文献，有不少史籍就追溯了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3］《诗经·商颂·长发》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3］《尚书·尧典》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氵巳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首领的领导下，不但灭了共工氏，紧随其后的鲧也遭到了被流放的命运。
如果说一般的部族能严守洪水来临时“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古训”，那么共工、鲧为什么不能遵守呢？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与这两个部族的地理位置和生产生活方式有关。
2. 共工、鲧两部族的地理位置考
共工部族的地理位置有两说，一说在东汉时的弘农。另一说在今河南辉县。前说见之于《国语·鲁语上》韦昭注云：“共工氏，伯者，名戏，弘农之间有城。”依韦昭之说，共工在东汉弘农之境，应在今河南灵宝东北一带。而徐旭生先生认为共工在今天的河南辉县：“《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古国。’这就是《庄子·让王》篇内的共首、《荀子·儒效》篇内的共头，为今河南的辉县。”笔者认为，后者徐先生的说法是对的。
鲧的部族在何地呢？鲧之国名为“崇”，此名一直延续到禹承舜为天下共主称名为“夏”之前。《国语·周语上》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云“鲧，禹父。崇，鲧国。”《逸周书·世俘》篇云：“乙卯，人奏《崇禹生开（启）》三钟终，王定。”近人刘师培说：“案‘崇禹’即夏禹，犹鲧称‘崇伯’也。‘开’即夏启。”［25］鲧和其子禹建夏之前的崇国在何地呢？我们知道，“崇”实际上就是嵩山之“嵩”的异体字，其字还可作“崧”，“崇”、“崧”，是形声字，而今天所习用的“嵩”是会意字，音义全同而形体结构不同罢了。
崇（嵩、崧）国其实就是以嵩山为名命名的部族方国。其地域范围也应在今天嵩山周围一带，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嵩山之南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晚期的登封王城岗城址［26］，2002年、2004年在王城岗又发现了大城遗址［27］，过去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其年代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应属于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城址[注： 参见：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3年第3期；京浦《禹居阳城与王城岗遗址》，《文物》，1984年第2期；方酉生《田野考古学与夏代史研究》，《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方燕明《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6年第9期。]。笔者基本赞成这些看法，但同时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小城与大城，应分别是鲧与禹早期的都城。《礼记·祭法》孔疏引古《世本·作篇》云：“鲧作城郭”。《续汉书·郡国志二》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说：“禹居阳城。”王城岗城址为这些古文献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新证据。但是笔者同时认为后来在成为天下共主并成立夏朝之时，应迁徙到今禹州市的新砦文化遗址区域之中，也就是过去所说的“禹居阳翟”。这一点此不细说，详见他文。
虽然鲧、禹所都为阳城，但其国称之为“崇国”，就是以崇山——也就是嵩山南北一带区域范围活动，夏太康之前在嵩山以南为政治中心区，太康之后以嵩山之北作为政治中心区，但其实都是围绕着嵩山活动。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十分明显而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国语·周语下》说崇伯鲧会“称遂共工之过”？为什么后来共工之后四岳又是辅佐禹治理洪水而获得成功？原来鲧、禹所居之国与共工及其后嗣四岳之国正好处于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两岸，共工、四岳之国的共国在黄河之北，鲧、禹之国崇国在黄河之南，两国夹河而立，也正好相互学习，相互协作。
3. 共工、四岳和鲧、禹皆为农业部族
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我们也必须了解，这就是鲧、禹的崇国，还是共工氏、四岳之共国都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部族国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还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这说明在夏代以前，人们尊奉的谷神后稷一直是姜姓的烈山氏后裔柱。共工，《山海经·海内经》谓之属姜姓为炎帝之后，《国语·周语下》韦昭注引贾逵之说亦为共工为炎帝之后。以此可见，共工氏、四岳本来就是炎帝姜姓之后，以擅长于农业生产而著称。
而历史上的禹也是以擅长于农业生产著名的。《论语·宪问》载：“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明确说禹和后稷一样是因为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使自己或后人获有天下的。《诗经·鲁颂·宫》：“宫有亻血，实实枚枚。赫赫姜女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禾直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禾巨。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宫》说从事农业生产的能手后稷弃是继承了夏禹的事业而成功的。
其实，农业生产与平治水土是相依为命，密不可分的。擅长农业生产的部族方国，肯定擅长于平治水土。炎姜部落被称之为“神农氏”，是说此部落集团特擅长于农业生产；而到其后共工氏子孙已经因为擅长于平治水土而被天下之民奉为土神——“后土”，就说明了从事农业生产与平治水土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鲧、禹也是善于耕稼的部族，是从事农业的能手，要从事农业生产自然离不开平整土地，治理水土，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于是，在尧舜大洪水来临之际，就先有鲧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土地辛辛苦苦耕种的庄稼，而“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却“以害天下”——大大地伤害了黄河下游地区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安全。于是，众多的部族方国在酋邦联盟首领尧舜的率领下，一举把崇国首领鲧赶跑到了东方羽山一带，意思是让他好好品尝品尝处于黄河、淮水下游屡遭洪水灾难的日子吧！流放了鲧，但面临大洪水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于是酋邦联盟首领舜又请鲧的儿子及共工氏的后裔四岳来治理这场大洪水。有幸的是，禹已经处在洪水后期，大洪水已经平息，只剩下了疏通河道江湖，排除淤泥积水，让天下的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他成功了，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千万不要以为他找到了一条比他父亲更好的治水方法才成功的。其实，是因为洪水平息后的善后工作尽管辛苦，但还是容易成功的。
不过这当中自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饱尝大洪水泛滥之苦的普天下之民看来，共工、鲧是人民的公敌，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田地庄稼和家园，“壅防百川”，把大量的洪水排到黄河下游才使下游的部族方国饱受其害的。现在居然仍然要把鲧的儿子禹和共工的后裔四岳推举出来去治理洪水，于情于理合适吗？古人常举此事作为“举贤不避仇”来解释[注：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似乎是古人的一种美德。笔者并不认为此说完全合理。我认为这还要从当时的职业习惯来分析。常常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方国崇禹国和四岳国，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平治水土的经验，而且也应该具有比其他部族先进的农业工具，所以在大洪水肆虐之后，也只有依靠禹、四岳率领天下之民去平治水土。这是当时的情势使然，并非其他原因。
4. 共工、鲧治水用壅土筑堤方式的原因
《国语·周语下》太子晋在谏其父周灵王想筑堤防保卫周都洛邑时，曾举“古训”说“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这是春秋时期人们的说法，但这条“古训”应该是由来已久的，也应是酋邦联盟以至后来方国联盟时期的“习惯法”，在史前尧舜时期尤其应该如此。但为什么共工和鲧这样的部族首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什么他们公然“壅防百川”，违反这一“习惯法”呢？笔者的回答是，这也是情势使然，迫不得已。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鲧、禹的崇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共工及后裔四岳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国家是完全需要定居的生活方式，常常迁徙就无法正常地从事农业生产。而在史前许多部族是半农半牧或半农半渔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与像共工、鲧、禹这样以农业为主要特色的农业部族就大不相同，他们可以更为频繁地迁徙，商代开国君主成汤时就有“前八后五”的迁徙之说。因此，共工和鲧面临大洪水的来临，尽管他们可能也知道有“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古训”，尽管可能也知道“壅防百川”，就会使大洪水更为积聚，河道水位也急剧升高，就意味着向河道下游排放大量的洪水，对河道下游周围部族方国的危害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田地，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城市，不得不筑建堤坝去防止洪水来破坏住宅，破坏庄稼田地。《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丘陵，赴树木。”《淮南子·本经训》未言共工如何“振滔洪水”的，但结合前面所引用的《国语·周语下》在黄河等大河旁边用土建筑起了大坝大堤，这样黄河水流就不能自由流动，只有沿着河道飞速冲向下游，便兴起了滔天洪水，使黄河下游、淮河下游成为汪洋一片，人们爬上了丘陵高山，爬上了高树来保护自己的生命。
《礼记·祭法》疏引《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我们今天从考古发现看，尽管城墙不大可能是从鲧的时代才开始产生的。但是可以说从鲧的时代，不仅有内城，而且修建了外城“郭”。根据战国时期《孟子·公孙丑下》所谓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可知“城”是保护城内居民和房屋住宅的，而“郭”则是保护城外郭内田地农作物的。《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就说明鲧不仅已经修筑了城墙来保护城内居民，还修筑了“郭”来保护郊区的庄稼，实际上是农业生产特色的体现。
不过笔者不同意徐旭生先生把共工、鲧“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治水方式解释成修建“土围子”或“护庄堤”［11］169。如果真是这种保护聚落的“土围子”，肯定不会对其他部族方国有多么大的伤害，大河小川在大洪水到来仍然会四处流溢，就不会对下游民众有多么大的危害；即便有，那也很难说是共工或鲧部族造成的。
我认为，共工的共国和崇伯鲧不仅修建了内城外城来保护其民众、住宅和土地上的庄稼；而且在大洪水来临之际，距离黄河甚近的共国、崇国便在黄河边上挖高填低，拦阻堤坝，用来保护作为农业部族的庄稼和家园。因为这两个以农业为主的部族不像其他部族那样轻易地抛弃居地而迁徙，他们挖高填低、拦阻堤坝，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样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其他部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共工、鲧触犯众怒，一个惨遭灭亡；另一个也被流放到东方，都是利益冲突引起的。并不是过去所说的鲧仅仅因为治水方式不好或治水不成功而被流放到羽山了。
［ 参 考 文 献 ］
［1］ 王晖。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经验总结的思潮与史书［j］.史学史研究，1998（4）：26-33.
［2］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2.
［3］ 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
［4］ 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1).北京：中华书局，1988.
［5］ 王先谦。庄子集解［m］∥诸子集成(3).北京：中华书局，1988.
［6］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85.
［7］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下册)［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9］ 刘安。淮南子［m］∥诸子集成(7).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图版91－146；释文249－293.
［1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2］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m］∥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论集（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1-30.
［13］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3.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1)［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8)［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17］ 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j］.考古，2000(3)：39-44.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所。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j］. 考古，2002(7)：3-5.
［19］ 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9－20.
［20］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奉贤县江海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2（11）：20-30.
［21］ 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贺信［j］.文物天地，1992(3)：27-28.
［22］ 王，王松梅。近五千年来我国中原地区气候在年降水量方面的变迁［j］.中国科学，1987（1）：104-112.
［23］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7－18.
［24］ 高文。汉碑集释［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49.
［25］ 黄怀信，张懋，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55.
大禹治水教案【第三篇】
《陋室铭》是唐代大诗人、哲学家刘禹锡的传世之作。它短小精悍，押韵、骈句的使用使全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是铭文中的典范。为此，我进行了以下教学设计：
一、故事导入
上课之前讲述本文作者刘禹锡的故事。《陋室铭》如今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名文”，其实这篇名文却是被“气”出来的。唐顺宗时，刘禹锡热心于政治革新，得罪了不少当朝权贵，失败后被贬到和州当刺史。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厢的屋子，可是和州的策知县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多方刁难他，策知县先叫刘禹锡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不埋怨，反而高兴地写了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争思辩”，他的这一举动气坏了策知县，策知县又将他的房子由城南门调至城北门，住房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而这一间半位于得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心，刘禹锡仍不计较，触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策知县气得脸都发青了，干脆将刘禹锡的房子调到城中一间只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仅半年，连搬三次家，刘禹锡想，此狗官欺人太甚了，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气得策知县哑口无言。后来，多次调动，刘禹锡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当时，苏州发生水灾，饥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唐文宗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大教育家乌申斯基也曾指出：“没有丝毫兴趣的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这个故事的导入，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而且也使学生的情感受到了感染熏陶，为下面理解作者的情怀创设了良好的情境，正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
二、解题
学生看注解①，弄懂题目的意思。陋室：简陋的屋子。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这文体一般是用韵的。（并引导学生找出文章韵脚。）押韵的字：名、灵、馨、青、丁、经、形、亭，押“ing”韵。
三、用“五步法”学习本文
1.第一步：读准字音
对生字词必须凭借注解、字典、资料自行解决，难以解决的可以求助老师和同伴。
注意读音相同，形体相近的字：
牍：案牍dú，官府的公文。
犊：牛犊dú，刚刚出生的小牛。
黩：黩武dú，滥用武力，好战。
渎：亵渎dú，冒犯，不恭敬。
2.第二步：规范朗读
读出鲜明的节奏、正确的停顿，读出语气的轻重缓急，读出语调的抑扬顿挫，读出语速的快慢适度，读出感情的喜怒哀乐。
先听教师范读，再指名读，最后自由仿读三遍。
3.第三步：准确翻译
不懂的字词必须借助注解、字典、资料解决，也可以请教老师、同学帮助。
4.第四步：理清文章思路
文章结尾说“何陋之有”，就是说“陋室不陋”。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呢？请你根据课文内容依次列举四点理由（分别用四字词语或者短句概括），这四点理由之间是什么关系？
①人品高尚②环境幽雅③友人儒雅④情趣高雅
②③④是为了突出①。
5.第五步：背诵默写
（1）抓住文章的思路背诵
（2）默写时注意下列字不要写错
陋室 刘禹锡 案牍 诸葛庐
这节课备课充分，步骤环环相扣，扎实有序，教学过程一气呵成，三维目标落实到位，收到了扎实、高效的教学效果。近半数学生默写全部正确。
四、本节课有以下几个亮点
1.以“读”为线索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线索明晰，步骤清楚，循序渐进，符合古文的学习规律。
2.注重文言实词、虚词的认知与巩固，提高了文言语感
3.能当堂背诵默写课文，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积累
4.设计了新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何陋之有？”列举理由
5.教给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大部分学生能够运用这种方法自主学习其他文言文
五、本节课的不足
1.教师几乎没给学生质疑和谈个性化理解的机会，牵得太紧，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化阅读
2.小组合作机会少，效果也不明显
3.规范朗读中要求学生读出感情的抑扬顿挫，可是学生没有充分理解课文内容，是不可能读出来的，要求提前了
六、教学改进
如果让我重上这一课，我将把思路调整一下，把更多的阅读时间给学生，让他们在与学习伙伴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中建构自己新的知识体系，改变单一的师生双边活动为师生、生生多边活动。可以抓“德馨”为突破口，也可抓“铭”的特征为线索。整节课用“诵读”“理解”两条线索贯穿起来，成为一个更加有机的整体。
大禹治水教案【第四篇】
一
关于“水”与法律的关系，从文字学的角度切入进行考察，东汉许慎的解释无疑最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说文解字》十部上“廌”部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法，今文省。”“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理解。
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作了解释，在“水”下注曰：“说从水之意，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段玉裁是信服和支持许慎的解释。可见“平之如水”的解释既能长期沿袭流传而不被怀疑，确实是有一定的认识依据。从造字结构来看，古“灋”字是由“水”、“廌”“去”三部分合成的，对照出土的钟鼎文和秦基竹简可得到证实。许慎的认识依据可以进一步检索《说文解字》：“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凡水之属皆从水。”由此可见在许慎生活的时代，“水”的主要指示特征为“准”，参照段玉裁注可知，“水”当时普遍取“平”“准”之意。
但是关于法字中的“水”旁是“平之如水”之说受到当代少数学者提出的怀疑和新的解释的挑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一、蔡枢衡先生认为，“水”当指把有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即今之所谓驱逐。[2]
二、武树臣先生提出“水”的原始功能是禁忌与流放，本义是消除犯罪和确保平安。[3]
三、苏力先生以为“水”旁，可以理解为古人强调法象流水是自上向下颁布的。[4]他们均怀疑“水”表示“公平”“正义”的抽象含义。
以上诸家大胆怀疑，又小心求证，使我们对“法”字的认识挣脱了迷信经典的好古传统，进入了一个重新思考探索的阶段。
许慎在观念上没有突破时代流行看法的情况下，又缺乏上古材料验证（证明或证伪）他的解释，可能犯了以他生活时代的认识代替“法”字发生时代的事实的错误。对于“法”字中无意表现的事实，可算得没有参过水的古史材料，可能作了“参了水”的解释，因而出现若干疑点，而且他忽略了“法”对于探寻法律起源的价值，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现在，随着地下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我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有了更生动、更确凿的认识条件，从而可能恢复“法”字所隐涵的古史原貌，并可见“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关系。
二
在出土的上古文物中，甲骨刻辞有“御廌”的字样，周代的铜器铭文正式出现“灋”字。周初彝器《盂鼎》、《师酉簋》、《克鼎》、《恒簋》铭文均刻有“灋”字。由于金文所用质料和书段的关系，其象形程度往往高于甲骨文，金文“灋”字更有利于我们探索造字取象的原始意义。 通过比较金文“灋”字的几种写法，可以确证，“法”是由“水”“廌”“去”三部分构成，但三者位置并不固定，是一组形象的组合。这三者构成“灋”字的原始依据。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追寻“水”的故事，找到在上古初民生活中“水”与“法”的原始联系。
“水”在中国文明发轫时期给初民留下了惊心动魄的记忆，也激发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意识觉醒。康有为说：“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大地民众皆区萌于夏禹之时。”[5]丁山明确提出“《尧典》洪水即中国历史的起点。”[6]透过中国古老的经典我们仍可以管窥一些上古“洪水”的消息：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益稷》）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经·商颂·长发》）
由于洪水规模浩大，声势威猛，先民们无不为之震恐色变，惊惧不已。洪水泛滥，山林丘埠都被淹没，“大益横流，无有丘阜高陵，尽皆灭之。”人们的生存空间剧减，大家纷相奔走河岸、争夺山头，原有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式的氏族分立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争战时有发生。
在中华民族的众多民族中都有类似的洪水故事。放眼世界，大洪水可以说是每个民族历史记忆中一个可怕的梦魇。对照全球各地古老民族开创史的传说，无不是从洪水谈起，如巴比伦最早的文献《吉尔加美士》记载的历史，就是从追述“大洪水”开始的，希伯来名着《旧约·创世纪》也是从洪水中的诺亚方舟开始。他们都描述了古老的洪水故事和在洪水面前战战兢兢、震慑恐惧的心理状态。
由于“水”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如此重要，而水的神威又如此超乎人的想像，中华民族把水奉为文明之源。在古人眼里看来，洪水等自然力的巨大威力不可捉摸，他们只好归之于神灵的行为，并乞求神灵保佑，于是原始宗教和神话产生了。水既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命根子，而洪水又是如此可怕，人们普遍认为江河湖海都有神主宰。“水”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物。中华族对水的崇拜似较其他民族更甚，于是人们想象出超人的水神、水伯、水母、龙王等等，。
水神：“集于天地而产于万物，产于金石而集诸生，故曰水神”（《管子·水地》）
水伯：“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山海经·海外东经》）
水母：“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期兮南荣”（王褒《九怀思忠》）
由于水神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当人们遇到难以决断的争执纠纷时，就求诸水神--投诸于水，让水神裁判。这也许是“水”与“法”建立起的最初最直接的联系。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记载：“或跃于渊”、“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就透露出“水神”裁判的信息。《乾卦》“或跃于渊，无咎”，反映了古代跳入大河深渊作为神明裁决的习惯。《需卦》“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说的是对俘获物的亨有发生争议时，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判断是非。《讼卦》是诉讼的专卦：“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川”，即对俘获物的占有发生争议不能和解，应投诉于大人，不要使用跳入大河的神明裁判，亦可见《周易》制作时代“水神”裁判渐渐衰落之势。[7]
对照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许多原始部族都存在类似的借助“水”神进行裁判和惩罚的法律现象。水神裁判应该说是古老的神明裁判中流行较广的一种，我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也有调查记录，如景颇族遇到疑案，难以决断，可请山官等人主持，以“闷水”决曲直：当事人双方各沿一竹竿潜入水中，以在水中停留时间最长者为胜。[8]非常类似在南洋的尼亚士族人中流行的沈水神判也是这样进行的：纠纷是双方均沉于水中，最久者得胜，淹死者即有罪，死是神对他的惩罚。[9]
由此可以推测，“法”字的“水”，是根据原始宗教还处在自然崇拜阶段形成的“水神”裁判习俗的取象。“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法最古老的渊源。因此，“水神”的神明裁判可以说是“水”在法律起源阶段的主要意义。
三
上古洪水灾难的挑战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强大原动力。大禹治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从洪水到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有着至为紧密的关系。诚如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10]事实上，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说是上古洪水和治水活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法律的起源。
国外学者过去认为“文明起于大河”，主要指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水利工程的兴修催生了文明。但是，在中国古代则意味着江河带来的洪水灾难，江河灌溉水利工程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
尧舜禹时代治水主要是为了对付洪水灾难，而不仅仅是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抗洪救灾更重要的是一项社会工程。为了生存而治理洪水，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各酋邦，不得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组织起强有力的治水机构――从治水联盟到治水联合体，最终催生了超经济的国家的出现，即如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11]中国国家和法的产生是以上古洪水和治水为契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治水导致中国法律的早熟。
现代西方着名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非常重视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儒教与道教》中他多次提及治水，并强调：“治水的必要性，在中国与在埃及一样，是一切合理、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回顾一下中国整个历史，便不难发现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如前文所述，某些根本性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则是史前的命运）也许是由治水的重要意义所决定的。”[12]韦伯的学生、美籍德裔着名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更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但是他主要是从灌溉农业的认识出发，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经济形式是治水农业，“治水农业包含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它促使耕作加强，它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合作”。[13]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力、物力，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政治权力网，必须确立严格的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必然产生专制主义。
治水导致了公共权力的诞生和完善。治水的英雄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尊重和崇拜，成为了公认的权威，他们进而取得了凌驾于民众之上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神圣地位。
“尚书独载尧以来”。相传尧部落地势低洼，最易受水患。大面积泛滥成灾的洪水超越了单个的酋邦部落的范围 ，为了防治水患，尧部落积极活动，与黄河流域的其他部落组成治水联盟。《尧典》说：“（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大致地说明了尧创建治水联盟的经过。尧主要地是运用神权和族权，建立起 治水联盟，成为最高首领，但是对于参加治水联盟的各部落“未有分职”，治水联盟的组织建设尚不完善。他对于治水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于是“ 咨四岳”，“四岳谓四方诸侯”（《汉书·百官公卿表》），四岳应是各部落首领，四岳一致推荐鲧主持治水，尧舜只得同意，说明尧舜的权力，还没有达到专制擅断的地步。
“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期。…十七年而崩，…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治水需要更为有力的组织，舜组织治水联合体。舜基本上承袭了尧的地位，继续领导治水联盟抗击洪水。由于治水是当时首要的大任务，舜上台以后第一把火，就是严惩主持治水而无功，反而给一些参加治水联盟的部落带来严重灾难的鲧，“殛鲧于羽山”，并且将一些不合作的部落酋长加以惩治。接着重新整顿治水联盟，“设官分职”，任命禹为司空，主持治水，任命皋陶为士，主管刑罚和治安，契为司徒，主管思想教育，弃为后稷，主管农业，…实际上，舜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把治水联盟改造朝着治水联合体迈进。
为了加强治水联盟的联络和沟通，尧舜时期是天子巡狩，至于大禹而变为诸侯朝会，“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尚书·尧典》），“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朝诸侯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国语·鲁语》）
因为治水中不同部族各自的利益不一致，禹不得不发动频繁的武力征讨，统一治水各方的利益，保障政令畅通。据古籍记载：“禹攻有扈”（《庄子·人间世》），“禹伐有苗”（《墨子·非攻下》）。“禹伐共工”（《荀子·议兵》）。“禹伐曹、魏、屈骛、有扈，以行其教”（《吕氏春秋·召类》）。“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始制肉刑。”（《汉书·刑法志》）“防风氏后至，禹杀之”。“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荀子·成相》）“禹征有苗的直接原因，与治水有关。”这大约是“刑起于兵”的历史原形。过去史家只反复致意“刑起于兵”是中国法律起源的路径，却没有注意动兵的原因，因而未能深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治水活动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
禹动员九州数万百姓，从而把整个社会的力量都集中与洪水搏斗。治水联合体的组织进一步加强。“夏后氏官百。”（《礼记·明堂位》在氏族基础上建立了的整个酋邦治水联合体社会，国家政权的雏形开始形成，出现专职司法官员，最高司法官员为“大理”基层司法官为“士”或“理”并且建立了监狱，称为“圜土”。
《周易》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洪范》为中国最古老的法典，相传为大禹治水时上帝所赏赐，以后夏商周皆遵用此法。《尚书·洪范》：“维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怿，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洪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法律理念和基本原则，是中国法律文化史上的宝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