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优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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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问题【第一篇】
（一）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目前的主流观点，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财政困难，教育投入少，办学条件差。由于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基础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难度极大，“暗房子、破桌子、石凳子”的现象依然存在；许多农村教师工资水平较低，城乡教师实际收入差距大。
（2）农村中小学辍学率有所反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造成：一是现行教材与农村实际脱节，学生学习困难，成绩差；二是教学资源贫乏，教育教学质量差，部分学生丧失学习积极性，厌学情绪大；三是部分教师缺乏师德师风，严重违背教育规律，师生抵触情绪大。这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长支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当然，家庭经济贫困、家长对子女的学习缺乏远见、新的“读书无用论”等因素也是造成学生中途辍学的主要原因。
（3）农村学校师资总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由于国家对农村和城市学校建设的投资不均衡，导致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恶劣，教师待遇差、工资低，许多骨干教师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4）农村学生“升学无望、就业无路、致富无术”。
（5）农村中小学布局不尽合理。
（二）农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困难？这里如果要归结起来，应该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结合国内目前的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的教育体制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应试教育在农村根深蒂固，在国家实行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下，更是把农村的中小学生引上了应试的道路，使原本就脱离农村实际的教育走得更远了。
（2）农村教师的待遇不高，激励机制不合理，造成农村教师队伍素质不高，影响了农村教育质量。
（3）单纯的以学校为主要场地的单向教育模式，使学生缺少接触、了解、认识、适应社会的机会。
（4）政府投入经费不足。虽然我国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连年增加，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村教育全面发展的需要，并且没有有效的经费投入监督机制，尚未完全落实的“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县财政薄弱，难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向义务教育。
农村教育问题【第二篇】
关键词：农村；教育；问题
我国乡村人口占比巨大，农村小学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国家与政府不断加大投入，从学校环境、校舍建设，到教师待遇等方面提升农村小学整体的面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然而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中基础条件不足、在办学条件、经费、农村家庭教育缺失、师资力量、教育水平、教学设备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与差距，严重制约着农村小学基础教育的发展，甚至阻碍着农村乃至于全社会的共同进步。笔者在农村小学授课多年，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积累着一些想法与体会，在此说出来与众人探讨，希冀能给山村的孩子们更多的帮助。
一、硬件设施和基础条件的问题――与教学要求不适应。
近年来，虽然农村小学的校舍环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但相较与城市小学，其差距明显。大部分农村小学都没有多媒体教室、计算机、图书馆，少部分有图书室的，其书籍数量也少且陈旧，也不一定有针对性，体育器材也贫乏。校外课程资源对农村也是极为有限。农村没有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很多农村甚至没有通网络，根本无法获取网络资源。校外课程资源的缺乏，致使教师、学生都只能局限于教教材。
二、乡村学校教育经费问题――短缺
农村小学中常见的现象：黄泥地篮球足球场，陈旧的实验室仪器（大部分小学并没有），破烂的足球或篮球。
三、老师是教学重要的一环，我们再看看――老师的问题
1、传统教师素质与当代教学的不适应。一是体现在教育方式的落后。“一支粉笔一张嘴”教学，耗时费力，事倍功半，无法适应现代教学需求。二是体现在知识储备不足。教师的传统专业知识储备无法跟上新课程教学要求的步伐，又由于师资经费等条件的问题，外出培训难以实现。三是创新意识不强。部分教师习惯运用传统教学模式，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四是老师资质问题。首先是农村小学的待遇对大中专科师范毕业生没有吸引力，其次是部分民办教师又能力所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大部分学生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学生。长此以往，农村学生的出路在何方？
2、由于国家教育体制方面的问题，农村教师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主要体现在：
①是工作环境差、压力大；大部分年轻教师对于农村教学工作没有成就感，反而充满成绩排名、升学率等方面考核的压力感。
②是收入偏低，付出与回报脱节。相当大部分大学毕业生都不愿到农村去。而部分工作称职的、不断培养起来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又都被条件更好的县城学校调走，致使农村的合格教师更进一步流失。
③是r村教师年龄老化与结构性短缺问题严重，年轻老师不愿意待在农村。
④是农村小学教育对教师的吸引力下降、教师队伍不稳定。
⑤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严重存在，难寻音、体、美、计算机基础等方面的专业教师。该部分课程经常无法正常开展。
四、农村学子的出途问题――在哪里？
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搞基础建设的简单运动，其更深层次的内延意义是对农民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变革、重新建设、进而提高。政府资金有限，只能抛砖引玉，也只能依靠农民自身来建设新农村进而可持续发展。所以，增强农民自主自立的信心，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才是我们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现今大部分农村小孩可读完初中。但分析村镇部分学生的实际现状后，可以了解到农村初中毕业生的大概出途。上表可以明确反映这一情况：
初中毕业后，除去继续上高中的，他们目前谋生之途怎么样呢？回到乡下，对未来非常迷茫，不知所措；出外打工，常见体力不支（在家务农也是）；有跟师傅学技术手艺的，也不是兴趣所在……这类农家子弟，将是以后农村的主力军、也将是新农村的真正主体，他们能否推动新农村建设和不断发展呢？他们只是在学校里学习了一些基础文化课，对于科技知识的应用、对种植、养殖、对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根都是一头雾水。既没有融入科技生产力，又丧失了农民本身的艰苦劳动的作风。如此的义务教育是失败的，新农村建设也难以依靠其自身力量来持续发展。
五、再看看家长的态度。农村家长对子女接受教育态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类型：
1、家长心态有――“读书无用论”型。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某种程度上说也提高了其生活水平。因此很多 辛辛苦苦读书到头来也很难找到工作，还不如早打工早赚钱。这种思想的灌输很容易使孩子对读书失去兴趣，读完中学甚至小学就辍学回家或者外出打工去了。再加上就业形势的不乐观，常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待业在家，找不到工作，甚至于研究生毕业，也是在城市承受严重的购房等压力，生活并不富裕，也不见得幸福，使许多农民家庭又产生了“读书无用”的可怕认识。这种认识直接导致农村家长对家庭教育的忽视。学生学习积极性也因此减弱。长此以往，别说肩负民族振兴大业，出现新一代的“时代文盲”并非危言耸听。
2、家长心态有――“望子成龙”型。部分农村家长，将希望寄托于孩子，期待其跳出“农门”，实现父母的心愿。只求成才，而忽视其成人。其结果往往给孩子更大的精神压力，反而不利于其心理健康。孩子的自我选择与自我成长容易被“蚕食”，创新意识被湮没，“成龙”反而“成虫”。
3、“留守子女”问题严重。留守儿童已成为当今农村的普遍现象。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作为青壮年劳动力的家长们长年在城市，把子女留给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他亲戚抚养，导致孩子缺乏亲情的关爱，极其容易形成诸如任性孤僻与倔强等不良的心理问题。这些同学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留守孩童教育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孩子的学习缺少有效的辅导、监督和管理。其次，孩子不安心读书。由于打工挣钱的穷人思维对孩子的影响根深蒂固，减轻父母经济负担，许多学生受其影响，想着早日外出打工挣钱，而不安心学习。另外，孩子长期和祖父母及父母之间没有更多心理的交流，对其身心健康极其不利。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农村儿童素质的提高。
六、教育资源问题――城乡差距大
农村学校的教学资源配置少，与城市学校差距大，主要表现在：
1、教育投资的分配不均衡。长期以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倾向，使得农村教育投入比重太小。
2、教育资源贫乏，利用率低。目前，90%以上的农村学校拥有的只是传统的教学器材，农村学校无法应用现代教学技术，学生也无法接受现代化的信息。
七、个人建议――针对上面农村教育的困境，应该从以几方面努力：
1、增加投入，不断完善硬件设施。
希望教育行政部门能出台相关政策，改善农村办学条件。鼓励支持城镇重点中小学的优秀教师到农村执教，使农民子女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保障其上高中、上大学的权利。
夯全面提升教师素质，实农村小学教育的基础。一是完善教师队伍，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从事教育工作。二是加大现有教师培训力度。三是鼓励农村小学教师自我完善，不断增加知识储备。四是在职称评定等方面要考虑到农村特殊性，调动工作积极性。
2、优化家庭教育
家长要想方设法地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培养其探索兴趣，扩大视野，陶冶情操。在家长的引导和指导下收看电视机；还可以带其到具有教育意义或拓宽视野的场所，比如县城的博物馆，烈士纪念馆等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或者为孩子选购有益书籍。家长与孩子一起成长。
3、政府要加快新农村建设，打造良好的教育课外环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小学素质教育的希望所在，农村小学素质教育的设施建设应该纳入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在经济上有发展，在环境上有改善，还要在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上有突破。
4、改善就业环境，强力打造“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氛围。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千方百计出台鼓励就业的政策措施，发挥导向作用，进而实现毕业生的榜样作用。引导和带动农村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形成学校、教师、家长齐抓共育的良好局面。
5、提高农村小学教师素质及待遇；定期与不定期地组织农村教师外出学习，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同时要根据实际相应改善教师的福利待遇，吸引招收大中专以上学历毕业生回乡任教。
结语：解决教育问题，是建设新农村迫切需要面对的，意义重大深远。我们必须面对，不能回避。及时解决农村基础教育中面临的问题，从而不断推进发展r村小学基础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杨文倩。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社会调查报告――以涟源市安平镇中心学校为例[J]. 教育：00140- 00140.
农村教育问题【第三篇】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国的第一产业。但是我国的大多数农民整体素质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为了使农村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通过农村教育来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以及农村教育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农村人力资源；农村教育；开发
1农村人力资源现状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的数量。它包括智力和体力。在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有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大部分劳动力素质偏低，很难就业。根据调查显示，农村受教育的情况是；依然存在文盲现象，小学文化程度占30%，初中文化程度接近88%，高中文化程度还没有达到10%，还有一些人接受了职业教育，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
农村劳动力多，其中就业的人口不多
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地区，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工作，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掌握其他工作的技能，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就业方向，而且自己积极改变生活的动力不足。
2农村教育对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
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
2010年底，我国就业总人数接近8亿，其中农村就业人口近5亿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60%%。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很大。按照我国的土地面积，大概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那么其他的农村劳动力就需要到其他行业中就业。这就需要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
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频繁的文化交流，我国人民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升，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大帮助。但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国民素质仍然普遍偏低，而且城乡差距大，城市的人民对教育很重视，整体素质远高于农村地区。所以农村教育必须重视起来，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从而提高全国国民整体素质，缩小城乡差异。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们需要懂农业技术的人才和开发更大规模更有生产力的农业资源。而通过加强农村教育，进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一方面使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非农部门，使这些劳动力都能够就业，增加收入，也能缓解我国农村中存在的人地紧张现象，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程度，使其掌握专业素质，掌握新的技术和管理经营的能力，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农村劳动力。
3加强农村教育，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建议
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我们国家一直对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但农村教育有很大困难，政府应积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只有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受到教育，才能实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这些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要加强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让农村学习环境以及教学质量都和城市教育看齐。同时保证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给予优待，并开设多门学科。鼓励农村人口受教育。
提高政策支持力度
农村教育能够进行下去，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首先，农村环境差，师资力量薄弱，硬件设施不足，农村教育很难发展，且一些农村地区老师文化程度也不高，应定期给农村教师做培训，传达一些心得教育理念，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制定一些有利于农村教师的政策，使教师愿意在农村发展。其次，对于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子女，应当完善各地区的异地就读和异地高考制度，确保农民工子女继续受到良好的教育。最后，很多地区都只看到经济是否增长，而没有从长远眼光看到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根本，各级政府要对农村教育重视起来。
提高农村劳动力创业意识和能力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才能加快经济发展，使农村人力资源得到开发，紧跟现代化的脚步。对一些已经无法接受农村教育的农业人口通过培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改变传统观念，增强独立自主观念，提高创业意识和能力，促进就业。
参考文献：
[1]刘尧。农村知识贫困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王肃元。依靠农村教育开发农村人力资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7(02).
农村教育问题范文【第四篇】
论文摘要：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依然严峻，急需解放农村教育生产力。其对策：物质保障、制度支持、心理建设。其价值取向：要从缺乏迁移力的简单知识技术培训提升到广泛创造性生产、过创造性生活和不断创造开拓新的生命活力之道的价值追求。
一、问题：急需解放农村教育生产力
70多年前，陶行知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70年后的今天，虽然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陶行知所批评的现象还存在，广大农村的教育问题依然严峻。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本已有限的耕地或被丢荒，或被建房“吞噬’。整个村庄萧条，往往只见“九九三八六一部队”（指老人、妇女和儿童）！亲见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乡镇干部参观关怀过、作为“形象工程”建在公路边的希望学校，雨雪天居然有不少孩子光着脚丫上课！耳闻目睹大多数农家子弟中学毕业考不上大学，回家多年仍苦于不懂生产致富、到城里打工又无路可寻；少数以透支身体健康为代价终于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女却又为路费和高额学费所压而发愁，甚至于有个别学生本人或其亲人走入自杀的境地！
据报道，在我国，反映贫富悬殊差别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危险警戒线！农村经济、教育等发展失衡和严重滞后，已� 实际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和实质的标志，就是“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因而，无论是为了国家的振兴，还是为了制度上的道义，都应该是对一贯充当了国家、城市发展代价的最主要承担者——农民进行“反哺”的时候了！而首当其冲的一个具体问题，便是要解放农村教育的生产力，丰富提升农民及其子女的生活力。
二、对策：物质保障、制度支持、心理建设
1.物质保障
广大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还相当低劣：多数处于两个“维持”（维持教职工工资、维持学校日常必要开支）水平；拖欠教师工资现象依然严重（如最近新浪网报道，陕西某地教师工作两年才领到第一笔工资，竟至于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少地方宁可用廉价（月薪200元人民币）的代课教师也不用正式大中专毕业生！与此相关，目前，我国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资源的状况尚未根本好转。最近出版的《中国百姓蓝皮书》指出：“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2001年走出％左右的低谷，上升为％;非政府性投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已从1990年％上升到2000年的%。但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仍然很大。20世末，世界这一指标的平均水平为％，发达国家基本稳定在5％-6％，而发展中国家也平均超过了4％，致使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在国际上更是处于后列。我国高校并轨招生、学生自费上大学已经多年，国家从以往完全包办大学教育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理应有更多的经费集中投入到基础教育中去。然而，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投入杯水车薪、没有实质性增加的窘况依然是老生常谈。之所以长期如此，除了穷国办大教育这个原因以外，不能说没有体制上的阻碍。这几年中央加大了“严打”力度，促进了经济的好转，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继续加大监督和“严打”力度，防止巨额国有资产继续流失。同时，要拓宽集资渠道合理统筹安排，使国家能够有更多物质、资金投入农村教育，使物尽其用。让农村学校及其教职员工从物质、资金等贫困中解放出�
2.制度支持
最近与某位全国著名小学农村校长对话，他谈到了他那700多个师生规模的农村小学的无奈：学校没有人事权，教师随时被调入调出；学校经费全由副镇长管着，凡学校费用全得打报告看镇长脸色……类似这位著名校长碰到如此外行管内行的官僚的现象，在“山高皇帝远”的农村其他地区更不在少数。事实证明，缺乏足够制约的任何权力都会有无所不用其极的倾向。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有激励人性积极为善的设计；另一方面更要有防止侥幸者作恶的要件，这是最起码的。权力过于集中或赋予角色不当，便容易被滥用，往往越俎代庖。事实上，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到了必须扫除体制性障碍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官僚陋习严重的教育管理体制，建立科学民主有效的现代教育制度。在这方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的胡卫所长的观点带有建设性：其一，政府应退出公共竞争领域，将之还给社会；政府应退出微观职能，转变为宏观管理，如政府可以购买教育服务，实施阳光工程，通过公开招标，向学校提出要求和目标，并以此考核学校。其二，建立学校法入的治理结构。重点之一，要对学校的管理实行制衡，学校应有问贾制度，整个运作应该公开透明，还学校于民。具体指标包括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实现程度。重点之二，权限下放到校长还不够，学校中每个人都应该有管理的权利，但应有制衡原则，防止校长权力过大，致使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让老百姓参与，加大监督范围。其三，教育评价不仅关注终极性评价，更应关注过程性、发展性评价，以评价引导学校制度健全、发展。这样，人、财、物、事纳入科学民主规范的管理制度，保证学校不受过多的人为干扰，树立正确的农村能人观，形成政府、社区、学校和家庭协力的良性循环，大大提升农村教育的人才产出质量和社会经济效益。
3.心理建设
从农村教育（含农村地区的学前、义务教育、职中、高中和扫盲教育等，可统称农村基础教育）的活动或过程来说，心理建设或精神导向最为重要。事实证明，给予农民物质资金，竟有的随即喝光吃光！故此，扶贫不如扶智，扶智更要扶志。要不然，只是读书识字，知道的东西多了，却又无能为力，亦无改变和创造新生活的意志，结果徒增烦恼。理论上，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特征），体现为（物质上丰足）“富强”、（制度上科学）“民主”和（精神上自由）“文明”相匹配。类似的，农村（教育）要改变落后局面实现现代化，除了物质保障和制度支持外，还要有文化心理上的自由创造相匹配。借用解放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的观点，教育应是一种自由的实践，要通过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话”，引导学生“识字”(Reading、the Word)兼“识世”(Reading the World)，反思并行动。“对话”（说出真词）旨在命名(Name)世界，而“命名即创造！”这种创造性的对话活动要有：挚爱、谦虚、信任、希望和批判性思维等。“识字”是使人能读写文本；“识世”是要认识身世周遭，要追问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的本质，培养自觉意识和批判能力。词(Word)是对话本身的精髓所在，反思与行动是它的基本要素。“真正的词同时也是实践。因此，说出一个真正的词，就意味着改造世界”。不真实的词（指没有将反思与行动结合说出的词）不能改造现实。没有行动的词是空话、废话；只强调行动没有反思，词就转变为机械行动或行动主义(Activism)。譬如，通过图片呈现窝棚里衣不蔽体、弓身驼背的苦力形象，当学生听着提问借着对话发出“贫”、“穷”的声音时，可能会在对话中追问贫穷生活的本质和根源：众多人口靠“分”那点“贝”（钱）来开销，怎会不贫？只能在简陋的（窝棚）“穴”里“弓一身”或被迫在狭小的“穴”底下用“力”，怎会不穷？因此，要想致富，就千万不能超生，要计划生育，从我做起！“人挪活，树挪死”。要到广阔天地用力，不能成年累月窝在家里。通过这种“意识化”、促觉醒的精神导向和教学、反思、行动结合的教育实践，去改善农村生活，造就现代新民，从根本上真正解放农村教育生产力。
农村教育问题范文【第五篇】
关键词农村教育 融资
一、基础教育的提供和融资：理论基础
教育并非是一种萨缪尔森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即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和服务），而是一种准公共物品（介于纯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纯私人物品即为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和服务）。正因为它是准公共物品，它可以部分由市场提供、也可以部分由政府提供，或者可以在基础教育环节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制），而在高等教育方面部分由政府提供、部分由市场提供(冯兴元， 2000)。
此外，区分教育产品的提供和生产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提高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国内外经验和历史经验看，教育产品既可以由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提供），也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私人提供），也可以混合提供。而教育产品的生产也是既可以由公共部门生产，也可以由私人部门生产，或者混合生产。1950年代，弗里德曼（Friedman） 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和《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对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就已经有了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弗里德曼（Friedman 1955）的结论是，必须区分对学校普通教育服务的资金供给以及对这些学校的运行管理。没有理由一定要求政府作为资金供给方（即提供者）也必须是学校的运行管理方（即生产者），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求学校的运行管理必须是私立学校。
基础教育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不仅仅受教育者本人将从其对教育产品的消费中受益，整个社群乃至社会均会从中受益。另外，不提供基础教育则具有巨大的负外部性：可以说，多建造几所学校与少建造几所监狱具有正相关关系。弗里德曼（Friedman 1955）把教育的这种外部性称作为“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亦即“一个人的行动对他人造成可观的成本，但是他人无法使得该人提供补偿，或者该行动对他人造成可观的收益，但是该人无法使得他人向他提供补偿”。弗里德曼继而推断，如果要求对每人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设置一个最低标准并由国家为教育开支，这种要求的合法性可以归因到“邻里效应”。弗里德曼的解决思路是，可推行“教育券（Vouchers）制度”。即：政府可以向家长发放教育券，以此方式要求每一位儿童获得最低水平的教育。如果这些教育券花费在“经过核准的”教育服务上，学校可以从政府那里按规定的每位儿童最大可报销额报销教育券（弗氏的原话是政府“可赎回”这些教育券）。这样，家长可以自由决定送孩子上哪一所“经过核准”的学校，无论该所学校是公立还是私立。这样做的好处是，家长可以用教育券购买最低水平的教育，还可以自愿购买额外的教育服务。政府的作用于是乎仅限于确保这些“经过核准的”学校满足最低的标准，比如最低幅度的共同教育内容等等。
教育券制度的雏形之一是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实行的退役老兵教育计划(Friedman, 1955)。据称目前教育券制搞得最为红火的是智利（曲恒昌，2002）。教育券制度为合理分配公共教育资源、克服国家或政府出资公办学校的低效率甚至****寻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办法。教育券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也给予了受教育者选择权，扩大了受教育者的选择空间。
基础教育的提供或者融资属于供给方分析的内容。实际上，需要考虑到需求方分析。家庭对基础教育的需求和社会需求和政府需求是不一样的。鉴于基础教育的正外部性较大，社会需求（代表一种“公益”）是100％的学龄儿童均应入学，社会愿意、而且也有能力支付基础教育。个人的需求则不同，鉴于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个人对基础教育的需求视个人收入和政府支持而定。在给定政府支持不足条件下，由于并非所有学龄儿童家庭都愿意、而且能够支付基础教育，个人的需求部分属于潜在需求（资金不足），部分属于有效需求。因此个人的需求（有效需求部分）之和低于社会需求。政府需求属于政府愿意、而且能够支付的教育需求。我国的情况是，政府能够支付、但是不愿意支付全部学龄儿童的教育。因此，政府需求低于社会需求[1]。至于个人需求和政府需求的关系，则视具体的教育融资体制安排而定。一种体制安排可能是先要求个人提供，在此基础上政府附加提供；另一种安排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又有一种可能均有政府提供。不同的安排，对应着不同的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上述分析的隐含前提是教育产品是同质的，如果舍弃此前提，情况更为复杂。
从社会需求来看，政府应为每一个学龄儿童提供义务性基础教育，即教育的公共供给应为100％；政府应该满足社会需求，即要求政府需求等于社会需求（其背后的含义是政府既要根据社会的愿望而表示愿意、而且也能够支付教育）。基于这两种规范要求，政府的教育融资体制应该作相应的具体改革。
二、当前对我国农村教育融资体制的讨论和认识：一种综述
根据我国199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努力在20世纪末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应当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或者初级中等义务教育。根据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提供义务教育属于省、地市、县市、乡镇政府的事权，提供高等教育则属于中央和省政府的事权。我国加入WTO对教育服务的承诺，允许商业化教育的存在，即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外资投资中国教育有了制度基础。2002年底，我国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为我国民营资本的进入开放了大门。
2001年9月，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实施“教育券”制：愿意到民办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到教育局领一张面额为500元的“教育券”，将公共财政的教育经费平摊于每个学生，手持教育券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入学后交给该学校冲抵券面上的金额，政府根据教育券的数字给学校拨款（江南，2003）。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创新是财政压力引致的制度变迁。该县过去每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近9000万元，但仍不能满足群众对教育的需求（石家庄信息，2002），这迫使该县政府从制度创新上做文章。制度变迁的附带结果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将巨额民资投入到该县的民办教育事业。由此也再次引起有关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投资方式和投资渠道等问题的讨论热潮。2002年底，我国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进一步促发了学界对政府和市场在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作用的讨论。
这些讨论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
当前对我国农村教育融资体制的讨论和认识可以大致综述
（一）农村教育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着
农村教育投资、技术、基础设施投资� 樊胜根等人（2002）在研究了贫困地区的公共投资后得出结论认为，教育公共投资的扶贫效果最显着，同时对农业、非农业以及对整个农村经济增长的回报率也很高。在各种公共投资中，在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增加教育投资对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最大。钱克明（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农村教育投资对农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高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资，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元，而每增加1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仅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元。且政府每增加1元的农村教育投入，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元。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及降低农产品成本和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增加农村教育投资，改善农村教育，尤其是改善农户户主的教育，不仅会提高农业生产率（Nyuyen and Cheng,1997；Li and Zhang,1998）,而且还增加了农民的非农就业和进城打工的机会（Zhao,1999；Yang,1997；Zhang,Rozelle and Huang,2001）。
（二）基础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可以部分由政府提供，部分由市场提供
多数学者目前认为，我国政府应该承担义务教育的提供。另一些学者强调，基础教育因其消费上的部分排他性和竞争性，是准公共物品，可以部分由政府提供，部分由市场提供。这些学者建议在我国引入民间资金，动员多种力量办学。但是仍然反对政府以任何保障义务教育理由加重农民的教育负担。从中国古代教育史看，教育甚至可 对于贫困农户子女的就学，所有学者基本上均认为需要由政府出资加以保障。
鉴于个人获得教育服务对于我国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而不获得教育服务对于我国具有巨大的负外部性，在我国的整个社会共同体中，必须为所有儿童提供义务性基础教育，这基本上是一种共识。学者的观点基于不同的视角，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倾向于提供的是一种平均水平的标准教育服务。民间教育机构提供的是一种差别性教育服务。两者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无论如何，教育服务必须是至少满足一种统一规定的最低水平的教育服务。
（三）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融资的特征和历史沿革
马戎认为（2000，P100）虽然教育资金的多渠道（官方、民办以及官民合办）筹措，是中国各个朝代政府理财的某种传统。但郭建如（2003）认为，现行农村教育投融资制度安排，是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财政压力估计不足和农民被动接受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教育和政府倡导的社学，基本上控制在在科举中获得过功名或者是做过政府官员的乡村士绅手中，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学田的收入，而学田的少部分是官府拨给的，主要部分是私人捐赠或集体捐田，另外还有商税收入、学生纳费等（李国均等，2000）。清朝和民国时期，政府虽然有将社学纳入国家财政体系的趋势，但限于政府的统治能力和财政力量，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普及性的义务教育并没有出现；乡村中的初等教育以私塾、义学和社学形式并存，资金筹措上表现为官方、民间以及官民合作形式并存，教育费用主要由政府机构之外的个人或组织（如宗族、社会团体等）筹集，政府不在教育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19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乡村工业得到发展的同时，乡镇财政逐步建立，并在财政包干的体制下得到了增强，乡村社会中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培育，乡村社会逐步分化，由“总体性生存”转变成了“个体性生存”，个人的、集团的利益和力量增加。农民、村政府、乡镇政府以及更高层级的政府变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它们之间常常会围绕各自的利益，对制度的设计、权利的安排进行讨价还价。在地方财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不断改变博弈规则包括通过转移支出责任以提高自身的财政收入、减轻自身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也因中央政府博弈规则改变以及支出责任增大而增大预算外和体制外收费力度和集资力度。作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农民之间政策博弈的结果，乡村义务教育实行了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体制，即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在资金上实现了教育税费、捐资助学、社会力量办学的投资和校办企业的投入等来源多渠道筹措。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获得财政自主支配权的方面的收益要大于中央转移支出责任带来的财政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另外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因为其仍然借助其财政自主权直接向农民转嫁支出负担。由于农民是缺乏组织的、很脆弱的利益群体，常常并不能够主动地参与到政策制定的游戏中，往往是被动接受已制定好的政策。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在教育方面并没有形成关于义务教育的意识和观念，对自己的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方式也缺乏认识。而且，恰恰由于农民没有享受到充分的基础教育，就更不易很快形成这方面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
1985年中国政府《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的实施，在中国实现了乡村义务教育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体制，即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并在资金渠道上确立了利用财、税、费、产、社等来源多渠道筹措经费（蒋移祥，2002）。199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努力在20世纪末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但是，我国并没有做到，这说明存在政府失灵。
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资金供给不足，是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的基本特征。1980年代中后期，在新的办学体制和教育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的投入有了显着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就因为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而放慢了。在较多欠发达地区，不但谈不上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即使是按照规定给予教育的费用也得不到保证，教育经费常常还被截留、挪用，政府给予教育的名义资金与学校实际得到的资金在数量上很不一致，这两者间的差额还相当大（郭建如，2002）。
在财政包干体制下，中央财政增长缓慢，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预算内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逐年下滑。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村教育经费支出需求增长快于财政供给增长，中国生均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中国公共教育支出约占全世界公共教育支出的%，而负担的三级正规教育学生却占全球约20%。中国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现象严重。正是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学校公用经费所占的比例连年下降，不少省市都出现过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现象，农村中小学危房的比例已经较高，全国农村70％左右的中学和90％左右的小学未能按教学要求配齐仪器设备。
（四）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融资的问题
由于农村和农业问题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涉及中国国家稳定和全局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农村教育将在其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加之中国农村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前教育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在农村有突出的表现，所以农村教育列为跨世纪前后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教育投资资金短缺、投资不足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中国农村教育资金问题不是资金短缺问题，而是整个国家财政体制内资金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县以上政府没有承担起义务教育服务提供的应有责任，是一种政府失灵。
学术界在讨论中几乎是一致性地认为，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应该进一步完善，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农村教育投融资发展现实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在乡村基础教育融资方面，虽然建立起了一个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但还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府基础教育重视不够，教育投资主要投向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投入经费比率下降，义务教育经费缺口较大。诺斯（North 1990，P80）在其《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投资于生产性知识的制度激励缺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即使要投资教育，也常把投资错误地诱导向高等教育，而不是比高等教育有更高社会回报率的初等教育。如果市场不完善，投资的私人回报率太低，不值得投资，就应该（在初等教育领域）给予应有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回报率。但事实是，政府往往忽视这些领域的公共投资，并由于行动者不健全的教育投资意思而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形成误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基础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呈逐年下降趋势，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左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6％），与发展中国家（3％～4％）也有差距。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中，义务教育所占比例从1991年的％下降到2000年的％。义务教育投入中，财政预算内拨款所占比重也不断下降，由1994年的％下降到1998年的％。普及义务教育呈现较大的资金缺口（表1），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缺口就更加突出。
表1：普及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
缺口项目
缺口资金（亿元）
拖欠教师工资
中西部贫困学生费用减免
30
教育费附加取消后的资金缺口
165
“普九”达标财政资金投入
354
总 计
资料来源：。
第二，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财政体制内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合理，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在基础教育领域没有提供有效的专项转移支付。我国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农村教育附加由乡级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安排，主要用于支付国家补助、集体支付工资的教师的工资，改善办学条件和补充学校公用经费等。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这意味着，如果县乡义务教育经费不足，上级政府必须提供辅助性的转移支付。实际的操作结果是乡镇政府主要负责提供基础教育，而许多贫困的县和乡镇，其财政不足以支撑本地农村基础教育体系，而上级政府对县乡政府在农村教育供给方面的辅助性支持很少。据有关调查分析，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鉴于我国许多县乡较为贫困，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提供有效的专项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收入太少，而负责的事务太多，不对称的财权和事权，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拨款所占比重只维持在50％－60％之间，而对于非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政府却负担了70％以上的经费。在基础教育中，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平均经费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三，教育收费使得农民负担沉重。上述教育法规的具体规定实际上意味着农村教育经费必须主要从本乡镇农民中筹措。只要县级以上政府不提供部分资金，那么农村教育资金缺口只能主要由农民自行来承担，这成为造成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的重要因素。尽管教育收费属于受益税，是最有效的税种类型，因为受益者可以直接看到所付成本与所获直接收益。但是，在许多贫困地区，农民的负担有一定的上限，在其上限之上，如果所筹集教育经费仍然不能满足义务最低水平的教育服务需求，县以上各级政府有义务补充投入，至少保障义务教育服务的供给达到最低水平的教育服务供给。尤其是涉及到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子女教育，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已经推行县级政府负担本县域内所有教师的工资，这意味着我国已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
第四，民间教育投资一直普遍受到排挤和抑制。我国政府普遍对基础教育的提供和生产未作区分，对民间教育投资长期鼓励不足，压制有余。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并不是意味着一定要由政府的公立学校来生产教育服务。私立学校只要能够按照统一的最低教育质量要求提供教育服务，也应该得到财政教育经费的支持。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私立学校分享不到政府提供的教育经费。此外，我国多数地方对民办教育的市场意识还不够，重视程度也不够。1999-2002年中国社科院和德国维藤大学 “辖区竞争与地方公共产品融资”课题对浙北、苏南和山西三个县级市进行了调查，除了在浙北被调查市的城区和农村地区民办教育有些进展并形成一种市场意识，其他两市城区和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发展。2002年底中国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了民办教育可以享受税费优惠。至于如何在这方面实行税费优惠，尚无具体对策，也为学界今后的课题研究和政策咨询提供了空间。
（五）应改革和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新机制
目前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即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减少了农村义务教育的收入来源，冲击了义务教育。主要原因在于：按现行财政体制，财力是向上集中，越到基层可用财力越少；而教育体制上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把保障农村办学资金的主要责任下放到乡镇一级。由于乡级财力薄弱，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实际上是农村义务教育主要经费渠道。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造成农村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并出现农村教育严重负债的现象。
但鲍劲翔（2002）的调研表明，（1）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义务教育经费的收入总量没有减少。改革只是改变了部分教育经费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增加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2）当前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农村税费改革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3）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没有冲击义务教育，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我们从逻辑分析上也能推出第三条结论：农村税费改革能够对政府支出形成一种棘轮效应。由于农民负担被设置了上限，这样形成一种倒闭机制，迫使各级政府认真考虑农村教育投入问题。政府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调整各级政府的事权、支出权和收入权的关系，加强其对应性；需要消除区域性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分布状况；继续完善
三、现有农村教育投融资问题研究中的不足
现有农村教育投融资研究主要存在着如下不足之处：
- 没能系统地分析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变迁的历史过程，并从制度变迁中分析现行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的问题。
- 虽然也不乏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案例研究成果，也涉及到农村教育经费问题的讨论，但这些案例分析没能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系统性地从理论角度深入分析农村教育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何在。
- 虽然认识到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但是没有从竞争理论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农村教育民间投资的效应及其对政府教育供给的影响。
- 虽然看到了财税体制改革对农村教育的影响，但是没有提出一套满足农村教育投资需求的保障机制。
- 没有提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
此外，贫困地区农村教育，不但投资严重不足，而且存在效应流失问题。这说明需要对教育体制本身之外的相关问题也做补充性研究。现行教育投资体制下，贫困地区地方财政薄弱，教育发展严重缺乏经费保障的同时，还因高考不断向发达地区输送人才而形成地方教育财政流失（张学敏，2001）。这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是一种负外部效应。这种负外部效应的矫正属于上级政府的事权范围，说明中央政府、省政府在农村教育投入方面需要担负起其应有职责。另外，一种分散化、多中心的经济布局可以缓解人才外流，甚至吸引外来人才。因此，在分析研究农村教育投入体制本身之外，还要补充性地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政府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等相关领域。
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对于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问题的研究，需要在系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立足于实证分析，利用公共选择和公共投资理论、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在系统分析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的变迁、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的总体思路，为中国政府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提供决策参考。
研究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
1.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变迁的制度逻辑及现行农村教育投融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2.农村教育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
3.税费改革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
4.政府和市场在农村教育投资中作用的界定。特别是为减轻县级财政面临的压力，确保农村教育健康发展，怎样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类别、按比例合理负担农村教育投入的新机制？
5.政府系统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支出与收入权、立法权）和责任的再划分；
6.在农村教育经费的筹措、调配和使用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1) 如何进一步强化农村教育投资意识，使农村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2) 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农村教育投入中所承担的份额？
7.如何进一步调整农村教育投资体制，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8.如何合理有效地调整农村教育经费在农村教育内部各层次的分配比例，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教育浪费？
9.有偿教育制度下，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投资支持体系的建设问题；
10.农村教育投资及其效率分析：(1)人才的结构性失业造成的教育效益的耗损；(2)有限教育投入下的浪费问题；(3)教育内部诸要素内耗导致的低效益问题；
11.教育竞争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
12.中国农村教育投融资机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13.对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本身之外的相关政策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等）的效应和改进可能性的研究。
五、解决农村教育融资问题的基本逻辑思路
本文并不能回答上述所应探讨的所有问题，只能就解决全国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融资问题提出基本的逻辑思路。这一思路植根于我们对中国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
第一，应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低质量标准的义务性基础教育。既然是基础教育属于义务教育，其最终资金来源应该是政府征取的正式税费。这些税费应该足以提供一种平均水平的教育产品。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应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水平基本相同的义务性基础教育，或者最低质量标准的义务性基础教育。鉴于各地区办学条件差距较大，应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低质量标准的义务性基础教育。为实现最低质量标准的义务性基础教育，需要推行义务性基础教育的标准化，在教材安排、实验设施配置、师资资源配置等方面统一标准。这将允许辖区之间在办学方面展开一种绩效竞争。
一般来说，可以推定一个地区办学条件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办学条件越好。实际上，如果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水平基本相同的义务性基础教育，将在许多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这将有助于实现缩小中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目标，没有这一条，这一目标将永远是空中楼阁；其次，这将迫使各级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水平基本相同的义务性基础教育。德国在其基本法里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等的生活条件，这也意味着规定在其全国范围内实现水基本相同的基础教育。但是，这一规定会带来一些不利后果：辖区之间在教育服务提供和生产的制度竞争和财政竞争被排除。而这些竞争本来是可以带来效率的。哈耶克认为，竞争是一种发现过程。在此，制度竞争和财政竞争是发现更好的教育服务制度的过程。
第二，按照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低质量标准的义务性基础教育之要求，组织财政资金来源。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从农民直接收取的税费和来自其他来源的财政收入，最终都来自于人民。农民的负担存在一个上限。可以从经验角度计算各地农民的负担上限。另外要计算各地教育服务供给的成本差别和学生人均教育支出需要（赵志耘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可以计算来自农民的直接教育税费收入和需要上级政府补充的教育经费。后者则是需要强制要求县以上政府提供的教育经费，即专项转移支付。这意味着县以上政府之间必须有明确的事权和财权安排来满足这一要求。
第三，最低水平的、平均化的教育服务可由公共部门提供（即出资），超出平均水平的教育产品既允许由公立学校提供、也允许由私立学校提供，而且两者均可既允许由公立学校生产、也允许由私立学校生产。根据提供最低质量标准的义务性基础教育的要求而提供的教育服务，实际上是一种最低标准的平均化的教育产品。由于社会中个人的偏好实际上五花八门，许多中等收入阶层或者高收入阶层的家庭需要更好水平的教育服务。即便低收入家庭，部分也不满足于自己的儿女接受平均水平的教育服务，而愿意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付一些额外的教育服务。这要求应该允许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提供和生产额外的教育服务，以满足个别化的个人教育需求。
第四，生产单位的选择最好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进行，竞争可以带来效率。比如通过引入私立学校，可以引入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如果其基础教育产品的提供符合最低标准，政府仍然可以提供相应的补偿资金。不仅可以引入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还可以引入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在引入竞争方面，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设想就是上述弗里德曼的教育券(Voucher)制度。据此，每一位学龄儿童都获得一定额度的教育券，可以选择任何一所公立或者私立中小学就学，学校收取教育券之后可以到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或者财政部门换取经费。由此，学校之间为了生存必须展开绩效竞争。引入教育券的好处是学校可以根据一些需求者的偏好，根据额外收费原则提供进一步的教育服务。
第五，解决旧有的农村教育负债问题，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和教育管理体制。从某种程度上讲，为了解决农村教师工资拖欠问题，2001年6月，国务院明确了县级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教师工资由县级政府负责统一发放。这一办法，逐渐在全国各地实施，但是，农村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仍然较严重。为此，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将义务教育教师纳入国家公务员或地方公务员系列，工资由中央或较高层次地方财政承担，或列入中央预算，或列入地（市）、省预算，或各级预算共同分担，由县统管。
从公共选择理论和契约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主要是向各自的上级政府或者上级官员负责，而不是对本辖区公民负责。这意味着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任何过失都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乡镇财政现有教育债务的处理，应奉行“肇事者负担原则”。如果按此原则办事，乡镇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乡镇官员应承担主要个人责任（没有遵守预算法，根据该法，地方政府必须量入为出，实现预算预算或者预算盈余，且不论这一规定是否合理）、上级政府也应对教育欠债承担连带责任、乡镇内公民作为受益者也应承担责任。如果乡镇内公民由于经济条件所限而债务责任过重，超过了承受能力，说明上级政府应该提供转移支付。
我国许多省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被取消，县乡财政收入减少，为了保证县乡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中央应确定一定比例的税收搞转移支付，专门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上，省、市、县政府应将中小学校舍的建设与维修纳入各级政府基建计划，设立学校基建专款，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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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