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尚周报 文明风尚说明报告（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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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第一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242－02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 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第二篇】

关键词：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

文明风尚说明报告优秀6篇

“老”：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广大官兵迫切需要增强市场经济观念，而适应这一需求的政治教育内容不多；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调整和军地“反差”等问题，广大官兵迫切需要调节心理上的失衡和道德上的冲突，而政治教育却未及时更新和丰富军人伦理教育的内容；面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广大官兵迫切需要确立新的国防观念，而政治教育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领域不够及时；等等，造成教育的内容基本上还是“老观念、老格调、老角度”。因此，教育难以奏效；“窄”：现在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单一，领域狭窄，知识容量小。如果不更新观念，拓展领域，政治教育只能是在狭窄的圈子里搞低层次的循环；“散”：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虽然体现了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教育的基本结构，但是体系还不够完备，内容还不够系统，没有依据现代军人政治思想素质的有机构成、发展过程和内在联系，前后照应、步步深入地设置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老、窄、散”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基本原则尚未正确把握。

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解决好人们的现实思想问题。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依然沿用过去一些老的教育内容，必然难以适应时展的客观要求，满足不了广大官兵的实际需要，因此，必须加以改进和创新。

一、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相结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

当前要进行的经济思想教育，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现在地方已加强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经济知识教育，许多中学在政治课中专设《经济常识》课，大学里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地方的做法值得军队借鉴，同时也给军队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我军的经济思想教育不充分不系统，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官兵对经济知识的渴求。必须重新设计教育结构，把经济思想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突出。通过教育，使官兵们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现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懂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了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懂得建立国防经济的重要意义；了解当代世界经济状况，懂得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意义。同时，还应着眼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组织官兵学习经济管理知识等内容。

提出加强经济思想教育，是要把经济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经济思想正在渗透政治思想领域，给政治思想以深刻影响。比如，经济上等价交换的观念，就影响政治上的奋发进取，等等。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和网� 当官兵们增强了经济意识，就有助于各种政治观念的更新，从思想上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提高了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就有助于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从思想上真正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解世界经济形势，就有助于确立正确认识国际问题的立场，提高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总之，经济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才能够培育既懂政治、军事又懂经济、顾大局、讲奉献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军人。

二、相关学科知识与政治理论知识相结合，拓宽政治教育的领域

长期以来，在部队中曾经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似乎只有靠政治理论的灌输，只能靠纯而又纯的政治教育。殊不知，政治教育是一项从政治上育人的系统工程，只有熔一切育人的科学知识于一炉，才能发挥教育的整体效应。以往政治教育内容，知识覆盖面窄，除了政治理论知识外，较少涉及相关学科知识。实际上人的思想容量是很大的，以思想结构而言，就由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和法学思想等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要素所构成。

使相关学科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教育结合起来，可以用三条线来贯穿：

一是历史教育线。历史教育是一个广阔的教育领域，内容十分广泛而又十分深刻。历史的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通过探索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确定前进的方向，给人以勇气和信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给现实提供借鉴。因此，它是探求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教育结合的一条重要线索。我军应当形成一个以培养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主要目的的、把中国古代、近代、中国革命史和我军优良传统等有关内容有机结合的历史教育系统。

二是国防教育线。国防教育的领域也是相当广阔的，它由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内容综合构成。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原来国防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显得不够了，需要开辟国防教育的新思路、新领域。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国防观，已� 因此，国防教育必然要与世界观教育相结合，从而体现国防知识与政治理论知识相融合。我军应在一般性国防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国防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的教育，旨在教育和培养广大官兵增强国际战略意识，认清我国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域外有国家利益的观念，认清军队维护国家利益的神圣职责；增强领土、领海、领空观念，激发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高度责任感；增强防卫观念，强化保卫祖国周边安全的思想；发扬爱军习武的崇高精神，调动官兵练兵积极性；正确处理全局上适度戒备与局部上高度戒备的关系，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

三是品德教育线。这条线由伦理教育、美育和法育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美学和法学，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说明了这些相关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品德教育是对一个人的基本教育，是解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的问题。作为军队，是解决做一个合格军人和怎样做一个合格军人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道德观念一系列的变化，在新形势下完善这一基本教育，显得格外重要。我军应在现有品德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结构更为完整、领域更为广阔的军人德育系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与伦理学、美学、法学知识的交互、融合，使道德观、审美观和法制观教育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的综合的教育，真正成为世界观、政治观教育的坚实基础。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第三篇】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路径；启示

葛兰西的著作《狱中札记》，主要强调了统治阶级要坚持以教育和说服人民群众的方式，非暴力的获取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党的十突破性的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了更加简明深刻的理论依据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内涵和意义被人民群众所认知理解，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外化到社会实践中的过程。当今社会，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多元文化以及社会思潮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矛盾不断凸显，严重影响到群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建设也变得任重道远，其过程离不开集体意志的形成，实现路径也必然需要借助“有机知识分子”的合力作用并通过在“市民社会”中长期不懈的“阵地战”，从而获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树立和巩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是满足了这一现实需要，近年来深得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力求寻找与本土意识形态领导权构建的契合点和适用点。本文主要运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部分经典概念，重点从其对“文化领导权”如何夺取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作出理论适应与理论借鉴分析。

一、积极深入“市民社会”，强化大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理解

（一）葛兰西笔下的“市民社会”。与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民社会”的定义不同，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将市民社会限定在传统的经济领域，而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还应该体现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领域。市民社会是文化与思想传播的重要场所，统治者通过民间政党、教会、工会、学校等社会组织，以及报刊、杂志等各种学术文化团体的联合舆论发挥作用，对被统治者进行有效的思想文化控制，从而决定一个国家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以及行为方式。因此与国家职能相比，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则更显突出。葛兰� 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的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的’政府来执行的。”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的主阵地，在这里统治者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获取民众的同意和认可，取得政治领导权的同时从根本上达到夺取文化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目的。

（二）“市民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路径探析。“市民社会”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必然需要群众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整个“市民阶层”。“市民阶层”即为接受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大人民群众。当前我国存在着大量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民间组织团体和个人，他们不但是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客观对象，同时也是弘扬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需要他们发挥自觉地、积极地能动作用。葛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丰富、意蕴深刻，是人民群众现实需要与理想信念的完美结合。要借助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团体的共同力量积极深入市民社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大力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丰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模式，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生动形象的宣传教育方式走进校园、工厂、社区等基层组织，最大限度地争取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触了解，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认知理解进程。

二、大力培育“有机知识分子”，增进大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接受

（一）何为“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主要从事传统的生产方式，其存在与消灭不会受到社会发展更替的束缚和影响，他 而“有机知识分子”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物，他们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们可以明确表达或宣传自己所属阶级的集体意志，能意识到并且能很好的发挥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功能。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的职能归纳为：“知识分子与生产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和’，而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换言之，就是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对本阶级的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文化传播教育，为实现本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提供必要条件。因此，葛兰� 总之，知识分子阶层在整个国家社会结构中有着决定性的地位，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要把“有机知识分子”当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自觉践行者，成为贯彻执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中坚力量。

（二）“有机知识分子”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伴随着新经济结构的出现而产生的，是指同其产生的新阶级保持理论和实践上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是推行本阶级意识形态的生力军和实践者。但葛兰西依据的是当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需要，这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很大差别，当前中国各界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早已被明确规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过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不断加强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知识分子首先要认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同时具备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们各自领域不断研究和创新人类社会科学知识，积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社会范围形成思想共识，提升全体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接受程度和效果。

三、广泛开展文化领域“阵地战”，推动核心价值观的传承践行

（一）文化领域“阵地战”的实施策略。葛兰西将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策略比作军事学里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所谓“运动战”是指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敌人的正面、直接进攻，在葛兰西看来这种直接激进的运动战只适合在当时像俄国一样尚未开发市民社会的国家中运用。而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构成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它可以抵御灾难性的直接经济因素的侵袭，成为本国整个上层建筑的“堑壕”与“碉堡”，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机器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机构和民主制度之外，还包括资产阶级控制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机构，葛兰西将这种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比作像“水泥”一样，潜移默化地灌注到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中去，即使摧毁了军事防线，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因此，葛兰西提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所需要的新策略，那就是转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夺取文化领导权“阵地战”。阵地战原本是指的以坚守阵地为基础，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来全面夺取胜利的军事策略，在这里指的是无产阶级通过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团体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思想觉悟，从而以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取得胜利为前提，最终再夺取整个国家。所以说，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不断的教育，以凝聚和重树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支柱。因此，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依靠有机知识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意识形态“阵地战”，从根本上打破被资本主义虚假意识禁锢的枷锁。

（二）“阵地战”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路径中的再运用。葛兰西的“阵地战”，是在资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和团体，不断攻击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逐步建立自身文化思想体系，从取得文化领导权层面入手进而夺取革命的全面胜利。这种思想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路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这决定了不可能实行如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而只能是经过“阵地战”作长期建设准备。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目的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与队伍，以此长期与资产阶级斗争直至取得胜利为止。不同的是，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也早已获得了文化上的领导权。因此，我们现在强调的文化领导权不是“夺取”，而是要将其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要将当前工人阶级的思想文化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使他们自觉学习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从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能量，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现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文化建设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地，把握好思想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巩固坚守自己所特有的先进主体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要立足长远发展，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努力发扬民族精神，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健全民情民意沟通机制，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产业相关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立与管理，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安全，防范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实践中去，因此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在当前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大力支持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动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践行。

四、结语

葛兰西没有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立足于西方无产阶级社会具体情况，进一步认识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实现中的地位价值，创造性地提出一套全新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当今经济市场化、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套与其经济、政治需求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俨然成为推动各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内核和精神动力。自党的十召开以来，我党特别重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不断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进程。重新审视提炼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精髓，结合当前我国文化思想领域建设实际，为不断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新路径寻求更为深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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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潘玉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 沈崴，王民忠。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现实意义[J].思想教育研究，2010（6）.

[6] 张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解读[J].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2010（9）.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第四篇】

关键词　流域复合系统；适应性管理；复杂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TV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60－08

doi：／－

流域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生境，对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然而，数十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的迅猛发展，流域自然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多种环境资源危机共存且日益加重，并呈现流域性特征，使流域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突出表现在：流域性复合型水污染问题在众多流域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问题从干旱地区季节性缺水转变为普遍的季节性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的局面；流域内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破坏、生物群落退化等生态问题凸显，并呈现“局部改善、整体退化”的总体格局；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水灾害与突发事件的频率、强度以及风险都在进一步加剧。我国自然生态与环境先天脆弱性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导致这些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流域危机在短期内集中显现与爆发，各种问题相互作用、彼此叠加，使流域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与多样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与突出。而我国要以稀缺的水资源、有限的水环境容量和脆弱的水生态，承载不断扩张的人口规模和高增长、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面临着比世界上任何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面临的都要复杂、严峻的流域性问题与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流域复合系统及其复杂性分析

流域水问题的系统性、复合性、多样性、突发性和严峻性等特征要求基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站在流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层面对其进行分析，以清晰全面认识其成因与复杂性，进而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

流域复合系统

流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是人为主体、要素众多、关系错综、目标功能多样的复杂开放巨系统，具有复杂的时空结构与层次结构，呈现整体性、动态性、非线性、适应性以及多维度等特性。水是流域系统的纽带，具有多重属性。它既是一种自然资源，又是物质生产资源，同时还是一种生活资源。而人作为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具有一定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特征，通过资源开发与利用等社会经济行为将资源和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的广泛参与及其有限理性造就了流域系统的高度复杂性。

构成流域复合系统的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各自又是复杂自适应系统，有特殊的结构、功能和作用机制，而且他们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又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如图1所示。

(1)流域自然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自调节与自生长能力。是复合系统形成的基础。系统内部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反馈机制，并与社会经济系统存在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以生物与环境的协同共生及环境对流域内活动的支持、容纳、缓冲及净化为特征。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型与资源破坏型影响，其又通过一系列自然过程、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及生物过程等使自身状态与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决定其服务功能。自然生态系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调节：外部组织或者自组织。许多传统的保护工程方式就是外部组织，但是它们结构僵硬且适应变化的潜力较小。

(2)流域经济系统以资源为中心，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机制与宏观反馈控制体系进行调节。市场机制是经济内在本体机制，市场把流域内外各种经济活动与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起着重要自调节作用。而反馈控制机制体现在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与经济政策对经济系统进行宏观调控与干预。流域内经济结构本身就是市场机制与宏观控制机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反馈控制机制与资源环境压力是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而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是在前两者作用下，系统内微观主体受价格、供求与竞争等影响，不断调整其经济行为，逐步自组织、自适应的过程。单纯依赖政府直接干预或市场自我调节都是过于简单的做法，因此，在实践中两者之间的力度把握与时机选择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3)流域社会系统以人为中心。流域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在市场化逐步健全的今天，人类生活用品绝大部分是从经济系统中获取，因而人类生物质与文化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在改变其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自然系统产生了影响。所以，社会系统在复合系统中起主导作用，其主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主要受到文化传统、价值观等内化因素与法律规范、经济刺激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对主体价值取向等有很好的规范才能保证流域经济、自然的健康发展。

在这三种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下，流域系统表现出强烈的整体性、动态性、涌现性等特点。如，人类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的资源过度开发与污染排放，使流域生态状况恶化，并严重影响生态系统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而自修复能力降低导致其环境容量同步下降，加速恶化趋势。同时，经济发展与人口膨胀致使水资源需求量及水污染排放量同步扩大，而污染引发的水质恶化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流域生态持续退化，不但造成区域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退化；而且大范围生态失衡，加剧了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使经济难以持续增长并引发社会不稳定。然而，人类筑堤修坝、围湖造田、超采地下水等经济活动或抵御灾害行为，一方面却使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更加显著，尤其是大量水利工程设施使流域被人为地渠道化、破碎化，污染物净化能力、水生生物生产能力等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人类自身抗灾的能力日益下降。进而，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流域灾害层出不穷和快速增长，并以诱导型自然灾害为主。

总之，流域系统中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复合体系，具有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流域水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各种水问题相互影响、彼此叠加而愈演愈烈；但从本质上讲，人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产等对流域系统产生的干扰已不再是对流域自然过程的简单干扰，而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与自然过程交织作用的集中体现。

复合系统管理中的不确定性

流域复合系统的复杂性与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造就了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且许多不确定性是难于预测的。不确定性已成为流域管理取得成功的巨大障碍与必须直面的问题。

(1)系统认知的不确定性。流域复合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们对其认识具有不完全性与渐进性。因而，系统认知不确定性是固有的，不仅表现在系统状态的部分可观测性、系统结构与过程以及历史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而且产生这些趋势的系统要素及其交互关系包括非线性、反馈回路、延迟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自然过程、社会过程与经济过程共同存在且作用于流域系统，使得单一学科知识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分析与总结。

(2)管理目标的不确定性。目前广泛研究的流域综合管理是以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但由于系统演化及其管理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较大、系统渐进认知带来的认识滞后性等在构造该目标体系上存在很大分歧与抽象色彩，尚不存在一个明确并具有操作性的普遍认同体系。在实践中，人们又对问题的原因、利害关系等识别上存在分歧，不可避免地从不同的视角与利益出发提出管理的目标或需求。同时，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会给管理带来更多新的需求与问题。

(3)管理依据的不确定性。流域系统的复杂性使其状态和干扰因素难以简单概括为一些易测定的指标；生态修复的长期性也需要长期的可重复试验和观测。而且流域系统的时空特征带来的尺度效应、累积效应、外部因素干扰以及抽样和测量误差，使得精确识别与量化系统状态以及影响源及其效果分析变得异常复杂。此外，特别是由于对系统功能及过程的认识不足，管理方案不得不建立在某种模型假设前提上，而模型参数与结构的不确定性使理论结果与管理输出之间存在差距。因此，管理的理论与实证依据具有巨大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效应以及潜在风险，对管理实践提出了巨大考验。

(4)管理决策的不确定性。决策制定者、利益相关者与科学研究者之间不协调给管理决策带来了不确定性。他们对问题的产生原因与合理的解决方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会影响他们对系统的认识、具体管理目标、具体管理措施成功的可能性等的判断。具体表现在研究者主要从专业学术角度对系统或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利益相关者倾向于从切身利益出发提出要求；而决策者偏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去解决实际问题。

(5)系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流域系统的自适应性也决定了系统对管理行为的响应具有不确定性。社会、经济、人口、生态等因素的变化性使得通过观察难以直观推断系统状态以及影响源，并预测他们对管理行动的反应。个体行为的主观性使得流域治理的社会经济政策实施效果无从精确预测，即管理者对系统部分可控制。系统的开放性还决定了系统要受到外界物质、资金与人员等方面的随机干扰，进一步加大了系统响应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某些因素的不可预测性内在于系统行为中，如极端气候条件以及不断呈现出的新型污染物等。

综上所述，流域复合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流域系统及其子系统自身结构、功能与内在规律以及流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人类并不足以对它具有充分理解并实施控制。而复合系统的复杂性特征使得系统一方面呈现出极大的随机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系统内在自适应能力与作用规律则表现出秩序性、确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使得流域治理必定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工程。

2　我国现行流域管理模式分析

回顾我国重点湖泊及流域治理历程，不难发现，流域治理正在经历由单一的水利工程或者生态治理工程为主向以流域复合系统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转变。

从管理目标与范围看，流域管理在不断根据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趋于合理，而且在对流域的科学认知方面也在不断的加深。例如，《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就明确体现了政府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的四大转变：从工业点源污染控制为主向工业点源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相结合；从城市污染控制为主向城市与农村污染控制相结合；从陆上控制为主向陆上与水上污染控制相结合；从治理污染为主向防治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转变，力图进入污染控制、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的综合治理阶段。而且，管理者认识到流域治理是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尽管如此，近20年来流域治理中各类“零点行动”、“环保风暴”等执法行动与“综合规划”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流域性污染尤其是在大型湖泊流域性污染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众多湖泊富营养化趋势仍未扭转，污染反弹甚至恶化时常发生，大部分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这无疑也说明了现行管理模式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管理模式进行剖析。

管理范式与手段

流域治理普遍采用机械唯物的“预测一控制式”管理范式，认为系统对管理行为的响应可以预测，进而设计最优控制策略。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对小流域及其治理作了大量研究，从短期看确实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难题。但它们大多把流域系统看作一个具有线性、规范性与平衡性等特点的可简单预测、容易控制的理想系统，针对流域中矛盾的某部分进行研究与治理，把问题当作遵循简单线性因果关系的确定性问题来对待与处理，以试图减小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维度；认为规划制定者可以分析系统内存在的一系列明确的杠杆效应，并应用它来引导已知的反应。这无疑低估了政策干预所带来的非线性反馈效应、时滞效应以及人的自主性的重要性。这种简化方法具有误导性，它或许能够在短期内成功应对某些局部问题，而长期看来却时常具有超过短期利益的负面影响。

基于这种管理范式，流域管理还是以“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行政命令一控制手段为主，而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手段较弱。这种手段虽然简单易行、针对性强，但是缺乏柔性与持久性，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效果较差。

政策与规划制定

流域治理强调自上而下统一规划，但很容易产生政策时滞效应，包括认识时滞、执行时滞与效力时滞三方面。现在通过成立专门流域管理机构，政府正有效缩小执行时滞，但相关机构的理论水平与预测能力往往存在很长的认识时滞；同时，流域管理中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它们会让各种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力。例如，2007年无锡供水危机事件爆发后引发学界和政府持续讨论，随后通过国家和地方的逐级反馈与审批，到2009年才有完备的地方性措施出台。而这些措施从出台到实施、再到奏效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综合治理虽然以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但是规划重在考虑水资源可利用量、水环境容量等生态因素，人文与技术因素在规划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与纳入，难以充分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规定的可承受能力，使遵守法规和政策与生存和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导致现实中利益相关者为了生存而不顾生态极限。而且水环境容量测算本身就存在较大的争议。

第三，统一规划虽然采用综合管理的形式，但并没有出台流域性的政策和实现政策间的协调。我国水资源与水环境双重管理体制决定了流域水资源管理与水环境治理分开进行。总量控制与配额管理是规划决策制定的依据。水资源可利用量、污染物减排目标和污染治理投资等主要依据行政区划逐级分解，没有遵循流域特征和污染变化趋势以及目标的现实性。

第四，在规划制定中，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目标设定不合理、备选方案不足、风险管理困难等致使无法进行柔性化管理。规划内容中对生态系统进行人为控制的色彩比较浓重，多偏重且依赖生态治理工程、大型调水工程等水利设施建设以改善流域环境。部分工程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运行效率低下问题严重。

此外，有些部门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导致权力寻租、部门利益化等问题，协调管理难度加大；监测与评估不能客观公正，进而管理者也没有动力与压力来及时发现政策或工程方案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调整。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在目前流域管理中观念极其淡薄。在管理决策中，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制度保障缺乏、信息公开不足等诸多因素，NGO、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参与力度、范围及深度都十分有限，即便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力度仍不足。决策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被动接受的过程，这不但使公众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对公众及利益相关者支持度与目标可实现性也考虑不足，实施效果难免产生很大偏离。而且流域治理过多地依靠国家投入，缺乏社会资金的有效注入，资金不足成为制约瓶颈。

同时，社会参与不足，不但造成公众意识不到治理的困难与复杂，使他们倾向于抵触有损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对环境短期内得以改善抱有很大期望；而且，公众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倾向于依赖行政机构解决环境资源问题。

3　适应性管理

不可否认，当前管理模式在流域治理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流域问题得到了一定遏制。但这种以行政控制为主的管理模式，面对新时期日趋严峻的流域复合性水危机、流域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难以通过传统的理性主义、还原主义决策模式对未来做出精确预测与评估，治理不到位和部分失效在所难免。近年来中外众多学者指出，中国面临的水危机实质上是治水体制变革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变化累积形成的治理危机，解决核心是治水模式转变。例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战略研究报告都把解决环境问题的治理结构和体制改革放在优先行动中。因此，有效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框架才是应对流域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关键。

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时滞性的基础上，Holling于1978年提出了适应性管理理念，随后这一思想得到了深入研究，并应用到生态系统管理众多领域。适应性管理的前提是人类对任何生态系统主要驱动力及系统行为和响应的认识能力存在固有局限性，因此管理必须具有适应性和通过积累并吸收以往经验和见解改变管理实践的能力，通过不断调整战略、目标及方案等，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环境变化维持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其目的在于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恢复力，即关键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干扰的持续性和适应性，而不是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因此，适应性管理是一个通过从已实施策略结果中学习来持续改进管理政策与实践的系统过程，即通过管理学习来学习管理的过程。

适应性管理通过进一步融合协同管理的思想在欧美众多流域治理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与推广，并已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如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野生物种与鱼类保护计划、密苏里河流域生态恢复工程、澳大利亚大堡礁水质改善项目等。通过对这些治理经验的分析，总结到适应性管理的特征及其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区别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强调对管理过程的管理。适应性管理是从广泛的研究与沟通中形成的，它以社会参与且政府、利益相关者等分享管理权利与责 实现适应性管理还需要体制建设、构建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完善。而且，为了综合考虑管理中不同种类的不确定性，适应性管理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反复试验”，而是认为政策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是一个由问题识别、政策形成、政策实施、系统监测以及评价与反馈等一系列行动组成的迭代循环过程，并提倡对政策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2)强调从知识管理到知识创新的转变。生态系统管理与人类社会经济管理是一个信息密集型的跨学科、跨领域尝试。它需要对复合系统复杂性的综合了解，以在多重尺度上监测系统各方面状态、制定决策并对系统反馈做出反应。因为这种复杂性，任何组织或机构难以拥有管理所需要的全面知识与信息。适应性管理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将管理者、科学研究者以及利益相关者通过交流、沟通等方式使知识从个体私有向群体共用转变，实现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并形成良好的互动。

(3)强调群体决策过程。综合视角下流域管理对象不再局限于自然系统，而是涉及到社会经济领域。对自然生态系统科学认知的不足，单纯的环境管理可以采用控制等硬系统方法；但是，人的主动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对复合系统特别是非结构化问题的管理上需要应用软系统方法。适应性管理把利益相关者引入到决策制定过程中，能够更有利于资源争端与环境冲突的解决。在政策形成阶段，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利益与价值观，在多框架下，通过沟通、协商与谈判达到对问题的普遍认识与共同的阶段性目标，保证管理决策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只有这样，决策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信任构建的过程。正如Pahl-Wost所说：管理不是为了寻求问题最优解决方案，而是持续的学习与沟通过程，其中最优先的是交流、共享观点和提出适应性群体策略。因而，把公众引入到管理之中，一方面有利于公众或利益相关者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商议”转变，提高政策的公正性与支持度；同时，能够更好地吸纳社会资本，而不是依赖政府投资。

(4)把社会学 社会学习是贯穿其中最核心的特征。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社会的主动参与，强调在价值与同一性形成中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在环境资源管理中，基于学习的方法用来处理管理中的不确定性，社会学习不单要注重构建学习型政府，而是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开展学习，包括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与组织以及社会个体层次。基于现行或未来的新技术为依据，通过反复实践、评价及调整，在实践中学习寻求适应企业或个人的“最佳管理实践”，从传统以保护为特征的专家知识灌输向基于团体的学习转变。

结合目前我国流域状况和管理现状，我们可以看出，适应性管理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见图2。适应性管理是更

合理治理模式的一个尝试，是流域未来治理的一个方法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探讨其在我国流域治理中的应用。

4　流域适应性管理模式初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推行适应性管理并非一蹴而就，还要接受来自法律法规、社会传统、管理手段等多方面的挑战，单纯依靠以往经验的延伸并不能顺利地实现向新管理模式的转型。本文主要从管理环境、管理体系、管理手段、决策机制以及科学研究等五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从单独立法到综合立法：管理环境转变

健全的流域管理法律与法规是实施流域适应性管理的基本环境与根本保障。据我国水法与水污染防治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现行流域管理以流域统一管理为主、以部门管理和行政管理为辅的统一管理模式。然而，在管理实践中情况却与理论设计相反，国家管理机构与地方机构条块分割，以河流流经的各行政管理为主，涉水部门甚至行业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形成了区域和行业在水资源及其它资源管理、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决策分散化状况，而流域综合管理机构权力被瓜分无法履行协调管理职能。究其原因是目前我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流域法，有关流域管理的法律法规通常是部门或行政区立法，一方面，人为割裂了流域内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各部门与行政区立法重复甚至冲突，相关利益者的权利与义务、职能部门的权力与责任等方面不够明确，加重了流域管理和协调的难度。而且，现行法律法规大多是实体性立法，缺乏跨部门、跨行政区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序性规定，实体性规定没有程序性制度相配合将导致实体性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从集中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管理体系创新

适应性管理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互动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格局，这种合作治理模式实质上通过建立一种在微观领域对政府、市场的作用进行补充或替代的制度形态，有利于大量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与公共行动网络。它要求流域管理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及科学机构有直接参与决策的权利与义务，如果失去了这一点，流域管理很容易又走入政府专行的集中管理局面。在新的管理体制下，管理能够更科学公正地进行决策，而且能够针对管理效果的反馈以及突发性做出及时果断的反应，避免传统层级审核与命令方式在时间上的延迟。Ostrom等已经论证了多中心治理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尤其是当前我国一些湖泊流域非点源污染已经替代� 引入以社区、村镇为单位的自主治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能够充分利用成员的合作优势与监督力量，在微观层面对环境治理形成共识。

然而，建立这种体制需要从各个层面逐步开展。在国家层面上，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法律制度是基础，加强对NGo及利益相关者等参与流域管理的权益规定，并出台公众参与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在流域层面上，转变传统管理观念积极推动机构改革，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进而组建社会参与的综合性流域管理机构；在部门与地方层面上，信息披露要及时全面，意见征求要切实落实；在社会层面上，宜鼓励社团组织、公众社区等民间组织的创建与发育，并通过一定的赋权使他们有效地行动起来，形成环境资源治理的基础。

从单一管理到综合集成管理：决策机制创新

适应性管理虽然强调自组织管理与群体参与，但是最终还是要以科学决策机制为支撑来保障其发挥效用。目前，尽管各类计算机信息系统和水质监测装置普遍运用，但参与式的群决策机制还处于概念化层面，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有关参与式决策机制、群体决策支持平台研究几乎是空白，国外也没有完整、直接现成的成果可供借鉴。钱学森先生提出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在长期实践背景下融合多学科与多领域的技术与方法而形成的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和实践方式。宜以该方法为指导，通过综合集成定性定量相结合、专家研讨、信息处理与数据融合、人工社会与虚拟现实、群体决策及定性推理技术和分布式交互网络环境等多种技术与方法，从“定性综合集成”到“定性定量综合集成”再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循环往复、逐次逼近，建立创新型的治理决策机制，用结构化的决策序列来逼近流域管理中非结构化问题。

从刚性管理到柔性管理：管理手段丰富

行政手段面对日益复杂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当前我国流域管理中依然未培育出良好的市场经济手段。这使得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兴建、运营水利工程及污染末端治理。所以，宜充分重视利用经济手段把环境成本内部化，从经济上刺激环境资源破坏者行为与价值观的转变。具体来讲要完善流域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推进水价改革与排污权制度并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促进水权、排污权等各类市场的发育，建立与现有技术相适应的排污标准以及通过特许经营开放传统政府垄断的水务市场。除经济手段与市场建立外，更要充分认识社会化管理手段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推行社会教育与培育社团组织、公众社区等非政府组织，提高公众资源节约与环保意识，引导与规范流域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另一方面，鼓励公众参与到管理决策制定与持续监督中，并通过决策参与使人们能够更积极地支持政策实施与改变生活方式。同时，注重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社会化管理相结合，传统政策优势与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提高各类手段的综合效力。最终在此基础上，使行政管理机构完成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

从经验治理到科学治理：科学研究职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