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报告【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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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一篇】
御史在后。”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管图书文件。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控职能。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故我国古代御史监察的主要对象有：无礼失敬行为；侵害百姓行为；恃强霸朝行为；行为；泄密枉法行为；违法司法行为。正是从监察的主要对象――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出发，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王权至上”为核心，并以“礼”为约束的监督理论。而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无论是对哪一个阶级群体进行监察，还是对哪一种行为进行监察，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缓和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封建王朝的统治屹立不动。
首先，封建社会都是实行专制统治，那时的君主把握着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种统治制度中，皇帝一人处于最高层，其下是层层官僚机构及其官吏，最下层才是广大劳动群众，皇帝是万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需要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吏忠实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尽力为自己效劳，这就决定了御史监察的必要性。因为上文提及的六种监察对象都会有损于统治者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危机封建专制统治。然而，由皇帝一人对数量庞大的官吏进行监督是很难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代替皇帝来行使监督权，而御史台及其相关部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机构。特别是在一个朝代的特殊时刻，御史通过肃清贪官污吏、惩戒违法行为、追究侵害百姓权益的行为等等来确立封建统治阶级的良好形象，稳固社会秩序，最终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
其次，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时，皇帝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必然会要求御史采取一定的行动，对官吏进行监察以削弱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早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我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要安抚百姓，必定要从统治者自身抓起，也就是说，必须约束统治阶级的一些“非法”行为。这就必然导致皇帝建立御史监察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对立。当一方的权力极度膨胀时，就必然会产生恃强霸朝等违反礼法的行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皇帝必然需要御史对官吏进行监察，并根据监察结果随时对权力分配的格局进行调整。
当然，从我国的御史监察制度来看，由于它受到王权与礼的约束，它也就当然的会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御史为了在朝廷中生存并获得权力，他们必然要依附于权贵(或是皇帝，或是当朝重臣)。因此，他们的监察行为也必然要受制于他所依附的'权贵。皇帝讨厌的官吏如稍有犯规则深究其则，甚至株连九族，而皇帝欣赏的官吏即使犯下弥天大罪也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监督者们对直接侵害最高统治者利益的职务犯罪从严追究，而对于侵害百姓利益的职务犯罪则听之任之或者从轻发落。第二，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为了不得罪权贵，必然会明哲保身，从而导致其监察行为的不彻底性。他们的监察行为只针对阶级地位低、官职小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疏远的官吏，而很少甚至从不会针对阶级地位高、官职大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密切的官吏。
1.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构的设置受到“王权至上”的影响。法律监督权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在合法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是为了保障法律在正常的范围内统一正确地被实施。这是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权力。因此，作为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也就必须出于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地位。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定位。该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此后，虽然我国宪法又多次修订，但对于检察机关的这一清楚明确的定性和定位却没有再作任何改变。但是在实际中，行政机关对于检察院干预甚至侵犯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司法界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行政机关掌握着监察机关人、财、物的配备、调拨权，没有物质保障的法律监督是难以对立行使的。
从历史上考虑，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强调“王权至上”。御史的权力来源于王权、服务于王权、受制于王权。并且他们的升迁、奖励、俸禄，甚至生死完全取决于王权所有者的决定。因此，他们没有独立的监督权，也就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在社会中的作用。
2.对于“政治权威”的监督受到“王权至上”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从理论上说，现代政治学已经论证，监督指向实际上与权力指向相一致，任何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其监督指向都应当是自上而下、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平行配置，不能轻畸重或强弱过分悬殊。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监督的实践来看，我国的法律监督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以及平级之间的相互制约。而这种状况形成监督在失衡的条件下运行，从而加大了“政治权威”的权力(当然，这里的“政治权威”也包括法律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例如：人大对于司法机关有监督权，但是，我国《监督法》却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的监督权。这样就会导致对人大监督的空白，从而使得人大及其成员的行为违法成为可能。
而造成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原因有两种：第一，我国自古以来的“王权至上”对其的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尊君”是儒家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而对人民的一种思想控制手段。他们强调：人民必须忠君报国。在这种长期的思想控制下，人民在内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作出违背“政治权威”命令的行为或侵害“政治权威”利益的行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民内心仍然存在着这种服从的思想。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其的影响。自古以来，儒家认为人心本善，“既然人心本善，则庶民可教化，明君贤相亦可返身自求，故修身便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而古代的官吏除世袭外，一般均采用举荐贤能的制度来选拔。通过这种程序而成为官吏之人也均被认为是“德行道艺”全面合格的人。因此，在百姓眼中，他们不会有违法行为之可能。既然没有违法行为，就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监督。
3.法律监督在立法上的规定受到“性善论”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在规定监督权限时，出现条文不明确、操作性差、任意扩大或缩小权限范围等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规定过于笼统。例如，行政诉讼法全篇共有75个条文，但关于法律监督的规定只有2条，且都只是“有权对……实行法律监督”、“有权按……提出诉讼”等极为原则性、概括性的表述，至于这些权的具体内容、操作程序、效力如何，难以从字面上获得明确的解释，又没有立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统一协调。(2)监督出现空白。例如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方面，依法律规定，目前劳动教养委员会是政府的下设机构，以政府名义对劳教案件进行审批，检察机关无权直接实施监督。而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委员会与公安机关的劳教承办部门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检察机关无权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批行为，实际上也使劳动教养案件成为了监督的“空白带”。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受到我国传统中“人心本善”的思想影响。正因为人心本善，官吏则不需要外在的约束条件，只需要内在自律就可以正确且正当地行使监督权，特别是那些通过“德行道艺”全面考核地官吏，更能在行使监督权时自动受到“礼”的约束。因此，对于这些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时就没有必要设置外在条件的约束。
(二)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积极影响。
1.在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方面，儒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自人类摆脱野蛮、迈向未来以来，它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就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精神、行为制约，这集中表现在儒家推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在这个“八字方方针”的指导下，在人们内心中逐渐形成一种观点：不管是何人，谁在思想及行为上被判了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其本人会感到内心谴责，更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就会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观点经历了几千年，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今的人民群众及领导干部，促使他们不断的用“八字方针”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并且尽可能的不去做任何违法行为。相对地，对违法行为地法律监督也就相应地减少。
2.在政令贯彻实施方面，“王权至上”与“礼”发挥着它地积极作用。由于上文提及的，在人们心中的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当国家决策者们制定了一个政策、命令时，人们必然会绝对的对其进行贯彻实施，使政令畅通无阻，并且能够彻底发挥政令的作用。
[1]贺志姣。现代法律文化建设与传统伦理文[j].中国文化研究，20xx(2).
[2]李文杰。谈谈法律监督[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xx(2).
[3]陈奇星等。行政监督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
[4]王立民。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二篇】
火诞生的那刻起，福祸便相伴而生。所以，如何管理好火也成为一门古老的学科。
黄帝时，已经有掌管火事的部门。《史记》说，黄帝在安排国计民生时，明确提出要有节制地用火，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用火安全的官员，叫“火政”。
商朝，有几座粮仓被烧，火势不小，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记载，这也是文字出现后最早有关火灾的纪录。商朝看到火的厉害，制定了火规，对遗弃在道路上的灰烬复燃后酿成火灾的，要处以断手的刑罚。
周朝规定，仲春二月，宫廷中掌管用火的官员要在城中用木槌敲大铃，提醒大家防火。
这也是更夫喊火烛的由来——每到冬天，时近黄昏，街上就会传来一阵阵“寒冬腊月，火烛小心，水缸满满，灶仓清清”的呼喊声。周朝禁火期大多吃冷食，不让做饭。春耕了，老百姓不能饿肚子干活，所以禁火期前就得备好足够的干粮。
春秋战国时，管仲说管理好“火”是关系到国家贫富的大事之一，并提出了修定火宪的意见。那时举行仪式的人，需用左手举火把，以减少明火乱动的危险。右手捧碗随时接灰烬，以防残火落地乱溅。举火人要坐屋角，因为屋角不是活动的中心，还不准跟别人打招呼，不准讲话，不准唱歌，做到专心守职。可以说，对火的管理达到了一定高度。
汉代，水火盗贼不分家，统一由武官执金吾负责。“金吾”是两端带鎏金的铜棒，对付难管理的社会问题是很有威慑力的。《汉书》中说，西汉长安“每街一亭”，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24街，有24个街亭。街亭和现在的派出所差不多，街亭里有大鼓，有房间，有广场，可以驻扎军警，大的可容纳几千人。东汉史学家荀悦对于火情的看法是“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防患于未然”是从这儿来的。
唐代负责火情的组织叫“武侯铺”，分布在城市、坊间，布置的消防兵从一二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在全城形成一个火情传达系统。灭火工具大多是用猪、牛、羊等动物的皮编织的袋子。据说，唐以前都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灭火。
到了宋朝，火好像不那么恣意妄为了，世界上的第一支城市消防队诞生了，组织形式很像现在的消防队。负责地方火禁等事宜的防火官叫厢使。当时开封等地火禁很严格，半夜就要灭掉一切烛火。假如有的人家后半夜烧纸，必须事先告知。灭火的兵叫防隅军，都经过严格训练，专门夜间巡逻督促居民按时熄灭油灯、蜡烛等。地势高的地方有瞭望火楼，白天黑夜不离人。一旦有火情，扑救的各支队配合密切，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纹丝不乱。
北宋仁宗时，已经有了水袋、水囊、麻搭等比较先进的灭火工具。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升级了灭火队员的配置工具，有棚索、斧、锯、火笼、火背心等灭火装备。
明朝，一些城市组建了火兵，主要是防御敌军火攻引起的火灾和防范其他火患。火兵驻扎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员流动多的地方，配有水桶、藤斗、麻搭、唧筒、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皇帝的东西是不能有闪失的，盛放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防火隔墙其实是每隔7间房屋空出的一间房，无门无窗，里面都是夯实的土，厚度达5米。
另外，居民的白壁青瓦马头墙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铁舌头，防雷火的，也就是避雷针。
清朝，对于火的管理更科学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朝，每个防火班人数不下两百人。防火班又叫机桶处，机桶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引水灭火工具。这种国产的救火器又称“水龙”，一般放在防火班人员的宿舍里，行动时便于携带。
在不少清宫影视剧中，有些火势是很大的，让人一看就发毛。比如《孝庄秘史》中有个镜头，火光冲天，烟雾浓浓的，要是灭火的工具不先进，没准皇家园子就不保了。
同治年间，民间自发成立了消防组织“水龙局”。清代诗人吴东发看了“水龙”表演后，写下“数人并力动枢机，呼吸纵送在复右”的诗句，从中看出这个灭火工具不同寻常啊!
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三篇】
成都人对茶具的使用，彰显出了对生活品质的高要求。成都茶馆里的传统茶具是三件套——茶碗、茶盖和茶托子(因为形状似船，故又名茶船)，俗称盖碗茶。
盖碗茶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起源于唐代。唐人李匡乂《资暇录》卷下《茶托子》条载：“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抚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世。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建中为唐德宗年号(公元780年—783年)，崔宁是当时的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府尹。翻阅着《资暇录》，一位兰心蕙质、冰雪聪明的青年女发明家的形象便浮现在我们眼前。
遥想1200年前，成都最高行政长官的千金口啜香茗，纤纤玉指却被茶杯烫痛，于是打算想个办法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她拿出一个碟子，把茶杯放在上面，端着碟子喝茶，这样就烫不着手了。不过，茶杯还是容易倾倒，好在崔小姐久困闺中，闲极无聊，有的是时间。几经试验，她终于发现蜡可以固定茶杯。为了让外形更美观，崔小姐又让匠人制作漆环代替蜡环，来套住茶杯。大功告成，便拿到老爸面前献宝，经崔长官之口，小姐的发明一传十十传百，终于在世上流行。经过后人的改良，茶托子便以多种面貌出现在世上。
其实，普通的茶杯当然一样可以喝茶，但唐代崔小姐的发明，让喝茶这件事变得如此有趣，这跟成都人的本性是相符的。
今天成都人使用的盖碗茶，即是崔小姐发明的茶托子的改良形式，成都人还加上了一个茶盖。而在客来客往、人声鼎沸的茶馆里，瓷碟茶船因为较重又易碎，则常为轻便又结实的铜铝质茶船取代。盖碗茶不讲繁文缛节，无论是在人声嘈杂的茶铺，还是在装饰精致的雅室，捧一盏盖碗茶，用茶盖轻拨茶汤，总有馥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盖碗茶有诸多好处，成都文化名人车辐先生总结了三点：“一、碗口敞大成漏斗形，敞大便于掺入开水，底小便于凝聚茶叶；二、茶盖可以滤动浮泛的茶叶、盖上它可以保温；三是茶船子承受茶盖与茶碗，如载水行舟，也可平稳地托举，从茶桌上端起进嘴，茶船还在于避免烫手。”盖碗茶的茶盖还有一个用途，车辐并没有谈到，那就是：茶客如果要暂时离开一下，可以把茶盖子反扣在桌子上，这样幺师就不会当成残茶倒掉，其他人也不会来占这个位子了。
与成都的盖碗茶相映成趣的，是流行于闽浙潮汕一带的功夫茶。无论从茶具还是沏茶、饮茶的操作方式来看，功夫茶都更为讲究。
从材质论，功夫茶具可分为紫砂茶具、陶瓷茶具和铁壶茶具等。具体而言，盖碗、茶海(公道杯)、闻香杯、茶杯、茶滤、茶夹、茶托、茶盘、茶巾一应俱全，杯盏次第罗列。泡不同类型的茶，使用的茶具也不尽相同。
功夫茶沏茶还有着一整套程序，所谓“焚香静气”“乌龙入宫”“重洗仙颜”“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尽杯谢茶”云云。
其实，无论是盖碗茶还是功夫茶，所反映的都是地域文化的差异。近些年，功夫茶也开始在成都流行；而不少来成都定居、经商或求学的外地人，也都迷上了功夫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成都这座城市的包容、豁达。
“油茶奶茶甘露茶，顶不上回族的盖碗茶。”“老回回开斋炸油香，糖泡的盖碗子端上。”回族有待客敬茶、聘礼包茶、斋月散茶、节日宴茶、喜庆品茶等茶俗。喝盖碗茶是宁夏回族的一种遍及嗜好。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一书中说:“回人以茶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霄之昏寐。”史料《伊斯兰青年》中也有“缘回民以牛羊常食，非佐以茶茗不易消化”“穆民不喝酒，以茶代酒更甚”的记载。古时回族先民多居西北，从事游牧业，以牛羊肉为主食，“乳肉滞隔，用茶通利。”长期以来，回族从选茶、点茶、配茶、冲茶、递茶、品饮到请客，形成了一套共同的。
回族茶谚云:“早茶一盅，一天神威；午茶一盅，劳作轻松；晚茶一盅，提神去痛。一日三盅，雷打不动。”回族白叟每天朝晨礼完“榜布达”（晨礼）有喝早茶的习气。他们围在火护旁，烤上几片馍馍，总是要“刮”一碗子的。这碗子也叫“盅子”，是一种陶瓷器皿，底小口大，由茶碗、茶盖、茶托组成，有的茶盖上绘有蓝色或赤色的小花朵，还有的绘有绿色或黑色阿拉伯文“清真”字样，既精巧漂亮，又便利经用。盖碗茶，碗上加盖，既可保温，蒸腾茶叶，加浓茶味，卸下茶盖，又可散热，使其温凉适合。盖碗泡出精气神，茶之品、茶之性、茶之韵，尽在这盖碗茶之中。
鲁迅先生在《喝茶》中写道：“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所以用盖碗。公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是的，盖碗之茶，佳茗清醇，香远溢清，茶池盏畔，幽若山林。品茶，用盖碗，盖为天、船为地、碗为人，真可谓是：六合人和，禅茶一味。
盖碗茶，因配料不一样而有不一样的称号，依据不一样的时节选用不一样的茶叶。在配料上，通常有红糖砖茶，白糖清茶，冰糖窝窝茶，三香茶（茶叶、冰糖、桂圆），五香茶（冰糖、茶叶、桂圆、葡萄干、杏干），八宝茶（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白糖、茶叶）等。回族考究沏茶，以为用雪水、泉流沏茶最佳。
身体欠好的人可依据病况选用不一样的茶水，如清热泄火可用冰糖窝窝茶；胃塞的人可用红糖砖茶；欲推进消化可用白糖清茶平常保健的“八宝茶”，回族泡盖碗茶需用滚烫的开水冲下碗，然后放入茶叶和各种配料，冲入开水，加盖。泡茶时刻通常为二至三分钟。
中国茶文化源源不绝，包含很深沉的文化底蕴。在中国茶文化影响下，形成了以甜味为特征的喝茶习气，“盖碗茶”的喝法也承继了这一传统习气，并且喝法十分考究。盖碗茶有其特别的喝法。喝盖碗茶时，用托盘托起茶碗，用盖子“刮”几下碗里的茶叶，使之浓酽；然后，把盖子盖得有点倾斜度，用嘴吸着喝。不能拿掉上面的盖子去吹飘在上面的茶叶，不能连续吞饮，要一口一口地慢饮；当喝完一盅还想喝时，碗底要留一点水，不能喝干。
喝盖碗茶也是有考究的。当着客人的面泡茶。给客人上茶，要在吃饭前。斟茶时，要当着客人的面，将碗盖掀开，放入茶料，然后，倒入开水，盖好茶盖。一方面，表明给客人新泡的茶，不是他人喝剩的茶，另一方面，端着茶双手捧送，表明对客人的敬重。并且，茶盖的放置也是有含义的。品茶之时，茶盖置于桌面，表明茶杯已空，主家会很快过来将水续满；茶客暂时离去，将茶盖扣置于椅之上，表明人未走远，少时即归。若是现已喝够了，就把茶盅的水悉数喝干，用手把碗口捂一下，或从碗中捞出一颗大红枣放到嘴时，表明已喝够了，主人也就再不推让斟茶了。
八宝茶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本钱低价,操作也不杂乱。
一、用料
绿茶3g，枸杞8g，葡萄干5g，干菊花3朵，红枣4枚，甘草1g，冰糖40g，干桂圆肉5g，沸水 250ml。
二、详细制造
将准备好的资料放入小碗，用50ml沸水冲去外表浮土。
把冰糖和绿茶放入杯底，再放入枸杞、葡萄干、干菊花、红枣、甘草和干桂圆肉。
将余下的沸水（200ml）冲入杯中，再盖上盖子，闷约8分钟即可。
冰糖沉于杯底不易完全溶化，将八宝茶冲泡好后可用小勺或搅拌棒悄悄搅动，令冰糖的甜味均匀地融合在八宝茶中。
宁夏盖碗茶的由来
相传，在很久以前的一年夏天，在云南做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带领穆斯林在九华山盖清真寺时，因天气炎热，中暑晕厥曩昔，昏迷不醒。在场的大家都十分着急，在紧要关头，一名叫尤努斯的白叟，急速跑回家去用瓷碗放上茶叶、葡萄干、菊花等，用开水泡一碗药茶，匆忙端到工地。见赡思丁依然晕厥未醒，他怕工地上的尘土落到瓷碗里，把茶水弄脏了，所以，他找了个瓷器盖子盖好。大概过了半个时辰，赡思丁醒来，尤努斯赶忙端起药茶递曩昔。赡思丁喝了一口，感到清甜爽口，登时，感到暑气全消，并握着尤努斯白叟的手说道：“美哉，盖碗茶！”
云南一带从此就盛传饮盖碗茶的风俗。后来赡思丁的儿子纳速拉丁到陕西当官，把饮盖碗茶的风俗传到陕西，从此，宁夏、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也盛行饮盖碗茶。
旧时的乡镇茶馆
谁都知道成都的一大特色就是茶铺多。正如地方谚语说的“头上青天少，眼前茶馆多”。
早年成都，在家中待客，或在茶铺喝茶，最具代表性的茶具就是“盖碗茶”。盖碗茶是一种上有盖、下有托，中有碗的茶具。又称“三才碗”——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茶托”又称“茶船”，起始为木托，后来以原瓷套、漆制、铜制、锡制等多样。盖碗茶具通常绘有山水花鸟、名人诗词书法、福禄寿禧等图案，很是讲究。
年经月久，形成了一种地方茶文化——喝出了会说话的盖碗茶。
在茶铺中，茶客若是需要掺水，不必大声吆喝，只需把茶盖揭开摆在一边，堂倌就会来续水；茶客要离开一会儿就回，将茶盖靠着茶船斜放，堂倌一定不会收去；茶客喝好离去了，茶盖朝天沉入茶碗，堂倌自然会来收碗抹桌子；茶客今天对茶馆极为不满意，茶盖、茶碗、茶船拆散一字摆开，堂倌看见后，必来道歉，甚至连老板都会立马过来询问原因赔不是的。
在行业中，帮会派系为了解决争端、平息矛盾或商议机密事宜，往往相约到茶铺“摆茶阵”。何谓茶阵：一方将茶碗摆出一个形状，对方又将其拆散摆出另一种形状，就是以这种无声的对答和交流，表达各自的意思，一直到问题解决，旁边的人听不到一句话。这种茶阵的语言方式很深奥，只有早年“道”上的人才懂得，且运用自如。这种暗语般的摆茶阵早已失传，大多茶客只知其表象，而不知其究理。
在社会上，有生活无着或走投无路的人，到茶馆里去求救，往往会得到资助。这些求助事件的解决过程，也有特定的“茶馆语言”和“特定手法”。据说去茶馆求救的人，若是因为“犯了事”，求救就带有一定的隐秘性：求救者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进茶馆喝茶，堂倌掺第二道水时，按规矩掺水后要给茶客盖上茶盖，却发现茶盖不见了，求救者揭起桌上的帽子，露出茶盖来，堂倌一看，心中有数，告知掌柜后，大多会邀客人后堂说话。老板出面，问清事由原委，一般会助以盘缠，指点避祸方法。
在江湖上，无论是平民还是“袍哥”组织之间起了纠纷，若愿意通过“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会约到茶馆，请有权威的或双方信得过的人出面，通过约定俗成的程序进行“谈判”，直至解决。输理的一方付清所有到场人的茶钱，按照谈好的办法实行。这就是所谓“吃讲茶”，往往很能解决问题。
过去成都人说，老茶馆是旧时的“民间法庭”，“江湖救急处”，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孙大军：《一种由饮而艺的生活—— 且论且饮且读的茶文化研究》
感谢孙大军老师的评介，受益良多！文中多有过誉之词，惭愧。
孙大军：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硕士副教授，学校办公室副主任。主持省社科规划项目、省厅级项目6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文研究网、中国文学网等转摘，曾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省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
人，作为大自然的一种生灵，总会林林总总的想法，也会有各式各样的行为。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并始终如一的去践行它，殊为不易。且饮且读先生就是我结识到的一位这样的人。他一边教书，一边品茗，徜徉在三尺讲台和一杯清茶的美好世界里，让思想在粉笔灰中闪耀着光辉，让智慧在茶氤氲中飞腾出力量，给人们带来几多欣喜。
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人们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于是，很多人开始追求豪宅、华服、美食的奢侈生活，很多人争斗、倾辄于名利场上，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违背良心的事。急功近利、躁动不安、伪饰和虚夸之风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时代症候。处于这样的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一些有道德良知的文人们是不屑于营营苟苟，随波逐流的。他们开始在落落寡欢中寻求他途。
茶作为大自然的精灵，质朴无华、自然天成。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一种淡泊的人文精神，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追求天然野趣。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淡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中国儒释道三家的“内省修行”思想。吴觉农先生曾说：“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因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据朋友介绍，且饮且读君曾深入钻研过茶树的栽培种植、茶叶的加工制作到各类茶叶的品饮鉴别，尤其是茶文化的历史演变，茶与古代诗词歌赋、书画陶瓷，甚至宗教哲学等方面知识。从第一部茶叶专著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到宋、明、清各代茶文化著作，以及现当代茶界专家的作品都做过系统深入地研读。并在各种茶文化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茶文化的学术论文和散文随笔近百篇。完成了散文集《诗畔说茶》和《紫砂文化漫谈》等两部茶文化著作。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他还走出书斋，走进茶区，遍访名茶产区，遍访茶文化专家，组建茶文化协会，积极投身于促进饮茶养生的社会实践中。
与且饮且读君的交往中，能感觉到他是个十足的文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古代文人雅士的沾溉，爱好茶饮似乎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的文章里，茶已成为他净化心灵、文思泉涌、创作大块文章的动力。他谈茶论道，畅意人生，将情思、情性和情趣溶入了琴、棋、书、画之中，这种品茗论道的方式，是他所选择的一种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式的生活方式。
“酒壮英雄胆，茶助文人思”。茶能触发文人创作激情，提高创作效果。但是，茶与书法的联系，更本质的是在于两者有着共同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特性，两者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将两者永远地联结了起来。
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象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得五彩缤纷的效果。它不求外表的俏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感，从朴实中表现出韵味。对书家来说，要以静寂的心态进入创作，去除一切杂念，意守胸中之气。
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笔正”来进谏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书法两者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此外，如陆游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些词句，都是对茶与书法关系的一种认识，也体现了茶与书法的共同美。
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著名的狂草书家怀素和尚的《苦笋贴》。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夜帖》、米芾的《苕溪诗》、郑燮的《竹枝词》、汪巢林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等。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多了。
法门寺地宫的茶具和法门寺发现的茶文化。
西安大雁塔在慈恩寺内，是玄奘法师译经的地方，传说玄奘为担忧经文梵箧遇到火难而散佚，乃请高宗皇帝采西域之制，建大雁塔，安置梵箧。
大雁塔的来源还有两个传说，都非常动人。
一是在一位菩萨舍身的纪念日，慈恩寺的法师聚集在一起诵经，这时，一群雁子呈人字飞过天空，有一位僧人起了一念：“我们生活艰苦，一直不能饱腹，菩萨也应该知道吧！尤其今天是他舍身的日子。”
他的念头才闪过，空中雁群里有一只雁子突然笔直坠落，当场触地而死，为了纪念这只舍身供僧的雁子，在它触地的地方盖了一座雁形的宝塔。
二是曾有猎人在慈恩寺外射雁，一只大雁被射中了，它的伴侣悲啼数声，飞上高空，然后急速地撞地而亡，为了纪念这对雁子的情深义重，慈恩寺的僧人遂盖大雁塔以为见证。
不管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每一个都令人十分动容。
法门寺则是收藏佛骨舍利的地方。唐朝皇帝经常迎佛骨舍利入宫供养，使得韩愈看不过去，写了《谏迎佛骨表》给宪宗皇帝。
我想去法门寺，不只是为了瞻礼佛骨，而是十年前因法门寺的宝塔崩塌，发现了“地宫”，这地下宫殿里保留了非常重要的茶文化，还是首次被发现。
可惜行程的安排太紧，使我没有时间到大雁塔和法门寺，幸好，在书店里找了许多书籍资料，对法门寺发现的茶文化有了更新的认识。
在陆羽的《茶经》里虽然对茶作过非常完整的记述，但陆羽到底是一个平民，对于唐朝宫廷的饮茶方式是无法记载的。
此外，陆羽对茶具虽有细致的描写，可惜因年代久远，找不到当时的茶具，无法呈现出茶道在唐朝的原貌。
法门寺在一九八八年发现的茶具，制成于咸通九年到十二年，为僖宗皇帝御用的真品，保留得非常完整，这套唐朝宫廷用的茶具，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完善、最精致的茶具文物。
一、烘焙器：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飞鸿球路纹笼子。
这两件都是烘烤团茶所用的，通体剔透，工艺精巧，可见早在唐代，金丝编织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准。
二、碾罗器：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
因唐代用团茶，煮茶之前，要将团茶烘烤，用茶碾子碾碎，再用茶罗子筛茶。当时的人品茶，多是自碾自罗，是品茶者酝酿品茶情趣的重要过程。
陆羽在《茶经》中主张碾罗器要用竹木制成，法门寺出土的茶具显然豪华得多，也可见帝王饮茶的享受比一般人讲究得多。
三、贮茶器、贮盆、椒器：鎏金银龟盒、鎏金人物画坛子、鎏金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
唐人吃茶，以茶粉末放入爆发中烹煮，加入椒、盐等佐料，调成糊状，一起吃下。
四、烹煮器：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飞鸿纹银则。
银则是投茶时的匕状量具，形如勺，茶匙是煮茶时用来击沸汤面，使茶末融于汤中。
五、饮茶器：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茶碗。
可见以琉璃制成的茶具，早在唐代就已起用，色茶碗更可看出茶具在唐朝已经在造型、釉彩、纹色等方面达到最高境界了！
法门寺地宫得以保存如此完整的茶具是非常偶然的。原来，晚唐的皇帝经常到法门寺拜祭佛骨舍利，祈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这套文思院特别为僖宗打造的茶具，不知是僖宗拜祭时供养佛陀所用？或者是随行喝茶所用？它就存放在法门寺的地窖里，上面又盖了宝塔，才能经历千年还毫发无损，完美如新。
这套茶具使我们知道茶道在唐朝不只是成熟的文化现象，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还是精美的艺术形式，成为生活的完美实践。
宫廷，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层，也是社会意识的'源头。既是时尚与文明的典范，又是文化思想传播的中心。当皇帝讲究饮茶之道，御用茶具金碧辉煌、华美富丽到了极致，社会饮茶的风靡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我们将饮茶分为不同的层次：民间茶道是为了联结友情、品味人生；寺院茶道是为了超脱世俗、宁静致远；宫廷茶道是为了拣精择极、豪华享受。这样，我们才能对茶道有全面的了解。
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四篇】
他没有什么万卷巨著，万余字的语录是他一生思想的浓缩；他没有什么惊天事迹，极平凡的言行却给后人树立了万世楷模。九州四海因他而一统，寰球世界也必将因他而和谐；华夏文明因他而灿烂，未来明天也必将因他而美好。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他，一个老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他用最锐利的智慧开启了那一道道尘封的门，阳光从那错开的门缝间挤出来，于是门外面铺满黄金；他用最朴实的教诲铸造了一把坚韧的利斧，劈成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它留下的不是疼痛，而是刻骨铭心！于是，子子孙孙有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静静汨罗，守护着他的灵魂；皇皇离骚诉说着他的忠贞。在那个视人民如草芥的动荡年代，他用自己的血泪诠释了什么是心存百姓；在那个朝秦暮楚的战乱时期，他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什么是爱国精神。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的心，与日月争辉。
他用他的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长久流传的赞歌。一介书生的他，虽然没有回天之力，可他以他的精神感染了无数中国人。坚持真理，热爱祖国，在世人眼中，就是屈原的代名词。
“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为了这一信仰，他受到谗言的中伤，由一个三闾大夫沦为被放逐的落魄诗人，但是灵魂的高尚足以震慑那些卑鄙的政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诗人的志向，更是一位爱国人士矢志不渝的人生信约。不愿做亡国奴的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和愤恨抱石沉入了汨罗江。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不用死的，作为一个心怀祖国的政治家，但当他知道国家灭亡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死。屈原，带走了自己的肉体，留给人们一个永不泯灭的高尚灵魂。
他用他的一身热血，谱写了一曲长久流传的赞歌。一介书生的他，虽然没有回天之力，可他以他的精神感染了无数中国人。坚持真理，热爱祖国，在世人眼中，就是屈原的代名词。
废寝忘食，他用赤诚之心完成了无韵之离骚；含垢忍辱，他用顽强之志铸就了史家之绝唱。一部《史记》，讲述着一个史学家应有的良知；一部《史记》，见证了一个史学对历史的忠贞；一部史记，记载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我们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
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耻辱，却还能镇定日若，因为他的心中有一个不灭的信念，他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拼搏。男儿大丈夫，说到就要做到。是他记录下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谁，能忘却自己的荣辱，弹响“史家”之千古绝唱？谁，能幽愁发愤，引出无韵之《离骚》？他以海的大度包容了内心之苦、世人之讽，他以山的刚毅正直书写了两千年的沧海桑田。他的坚韧撼动历史，彪炳史册；他的刚正直上霄汉，照耀尘寰！
大漠的沙石曾聆听过她对国家不舍的琴音；塞北的寒风曾见证过她对民族和谐的期盼。她仅仅是一个女子，一个柔弱的女子，却在国家危难之际甘愿牺牲自己。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女性最伟大的光芒。这光芒，让所有的男儿汗颜，让堂堂的东汉愧色。
你海棠般娇羞的容颜，你菊花般孤高的傲世风骨，你柳絮般飘飞的沉思，你桃花般红消香断的泪痕，都在这广漠中消隐。你的聪慧，痴迷着汉赋唐诗的韵律，怎能不如履薄冰？你的深刻，承受着岁月无痕的忧伤，怎能不形销骨立；你的清高，拒绝着蝇营狗苟的生活，怎能不心力交瘁？你默默地离去，为了那永世的安宁，你的名字载入史册，也记载下人们对你永恒的记忆。
他，六出祈山，只为国家能早日统一；他，七擒孟获，只为民族能和谐共处。中军帐里，他实践着一个读书人所应有的理想；五丈原前，他完成了一段无愧生命的艰辛历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一生的写照。
不出门便能洞悉天下大事，一双慧眼穿透时空，将天下大事分析地丝毫不差。他没有神力，他只是一介书生，但他胸怀天下，将复兴大汉江山视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他的宏图伟业没有得到实现，但他已无疑是智慧的化身，一代忠臣良相的楷模。
一颗忠心，两朝元老，三顾茅庐而三分天下，五丈原头，八卦阵中，六出祁山而七擒孟获。赤胆忠心，足智多谋，助他人之霸业，成自己之威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有人说，他是一个酒鬼，终日与酒共眠；有人说，他是一个侠客，执剑行走千岳；有人说，他是一个诗人，惊天地泣鬼神；有人说，他是一个仙人，被贬谪过人间。其实，他已不是他。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宏大豪放的不朽精神；他成了一座丰碑，一座永远耸立不倒的丰碑。
他自由，豪爽，不受名利与富贵的羁绊，他逍遥自在，四处行走，仿佛世间的种种纷争与摩擦都和他无关，他只关心他的朋友，他的诗，他的酒。他就是他，独一无二的诗仙。
一星升起，他灿烂的是整个盛唐星空。他飘逸，欲上青天揽明月；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狂放，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用酒涤荡自己的秉性，用诗放牧自己的灵魂！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只这一句，就让无数后人享用一生。他把苦难研成墨，他把贬谪当成笔，挥豪出一首又一首豪放旷达的词章。他让我们领悟到：面对生活坎坷所应有的乐观态度，面对人生浮沉所应有的强劲风度。
他的文学成就举世无双，他的人生却充满坎坷，然而再多的挫折与磨难也没有将他打倒，他始终笑对生活中的无奈，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他开宋词豪放派的先河，影响了后世的词。苏轼的贡献是无穷的，是伟大的！
你站在中国文坛的黄金马车上翘首远瞻，你立在宦海沉浮的风口浪尖上踯躅向前。你年少成名，初露锋芒，文惊四座，中年坎坷，远谪异地，可正是在你官途暗淡之际，却真正唤醒了你人生璀璨的群星，面对灰暗肃杀的'寒冬，你从容的轻挥兰手，抽出了早春第一枝新绿。谪仙的挥毫洒脱与诗圣的铿锵有力，在天地自然的鬼斧神工下，熔铸成你不屈的豁达魂灵。那夜空中熠熠闪光的银河是对你最佳的溢美之词，这大地上奔腾豪迈的长江是对你无上的礼赞之章，这一切的繁华与辛酸，都汇聚成为五千年一个词坛巨人的名字——苏轼。
他是一把倚天巨剑，被历史的烈焰烧红过，被人世的无情锤打过，力量与霸气因此得到完美地结合，剑指过处莫不俯首称臣；他又是一枝修长饱满的墨笔，笔尖下可以流淌出风格迥异的诗句，豪放洒脱可如滔天巨浪势不可挡，清新隽永如妙龄少女婀娜多姿。
他随时间的长河大起大落：辉煌时立马横刀指点江山，失落时如墙角之花般寂寥。他完美地将文韬与武略集于一身，令后世无数文人墨客与将士自惭形秽。皇帝可以冷遇他，朝廷可以冷遇他，人民也可以忽视他，但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可以冷遇那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要用万丈豪情点燃熊熊大火，烧退来犯的贼寇，烧毁那纸醉金迷的繁荣，用心灵无限的光芒照亮世间黑暗的角落。
他――辛弃疾，一位侠之大者，一位傲立于天地间的民族英雄！
纵观古今，唯有你是真正氤氲在水墨之间的婉约女子，柔情似水，盈盈一掬。但是，你那看似浅浅的豪气也在柔弱中发酵壮大，令世人更增一分敬仰。
一位女子名垂青史，本已不易，再看这位女子的一生，又是那样的不易，生活的打击，爱人的逝去，从此，一副重担放在了这位女子的肩上，她也曾叹息，也曾无奈，然而她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面对着一切。巾帼不让须眉，外表柔弱的她在精神上永远都是强者！
她是婉约派的代表，却有着豪放的阔大胸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她是一个女子，却有着男子一样的报国热情：“至今思项雨，不肯过江东。”面对丈夫的逝去，面对家园被蹂躏，她和所有的女子一样哀婉而悲痛。但不同的是，她把个人的小悲情融入到国家的大悲情之中。她因此也更加动人。
他感动苍天，连地名都来帮忙，让他的惶恐和零丁都融入了草木山川。他感动世人不只因为他对故国故土故民的无限依恋，还因为他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矢志不渝，毫不世俗和功利的不识时务，以及视死如归的浩然气概。一个忠臣孤子的泣血残红，谱写成一首人间绝响的正气歌。
国家危亡时，他毅然在家乡招集义军，坚决抵抗元兵的入侵。他不幸被俘，在拘囚中，大义凛然，终以不屈被害。他的坚贞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是人民的楷模。他的慷慨激昂，苍凉悲壮，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的写照。
他戎马一生，126仗全胜的战绩使他无愧于“常胜将军”这个称号，“精忠报国”的信念已经深深地长在了他的心中，他只有国家，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无愧于国家。他的名字将被永远地载入史册，留存于历史的长河中。
为了一个梦，他忍饥挨寒，孜孜不倦；为了一个梦，他呕心沥血，笔耕不辍。一部《红楼梦》，凝结了一个文人的辛酸血泪；一部《红楼梦》，映现了一个时代的风雨沧桑。“增删五次，披阅十载”的他，创造了文学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正是他用一部小说为世人描绘一个民族最细腻动人的至美情感，并发展成了一门不朽的学问——红学。
19年的孤独，凝聚成一腔热血，抛洒在大汉的土地上。面对敌人的诱惑和折磨，他宁死不屈。宁愿自己一个人独守一片山河，也决不背那叛国的千古骂名！他，不会舞刀弄剑，不会杀敌立功，可他依然是大汉朝的英雄！
挥一挥羊鞭，锦帽貂裘，他将其扔进云霄深处；弄一支秃笔，矮纸斜行，他镌刻出对大汉最深切的眷顾。一边是高官厚禄，一边是赤胆忠心：站在忘却与铭记之间、站在逸豫与忧劳之间，他选择了忘却富贵，选择了铭记忠心，给人性涂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擎一支旌节，他怀抱汉匈和睦的夙望，奔走于茫茫大漠；扶一阵驼铃，他阔别长安的歌舞升平，游荡于寒沙衰草；他要用挺直的脊梁，驾起横亘天山，沟通中原的飞虹。
哀叹，当汉使谋反事败；正气，当苏武拒绝折节叛敌；惊诧，当单于面对这个宁死不屈，不为富贵所动的铁血男儿；执著，苏武举起羊鞭，选择作高山雪莲那执著而圣洁的守望。
朔风凛冽，他与冷月做伴；北顾中原，将“生是大汉人，死是大汉臣”的高贵铭记在心灵深处。胡茄幽怨，他与孤冢为伍，怅望大漠飞雪，将“荣华富贵，千金封侯”的许诺忘却得一干二净。地窖冰冷，他将满口毡毛与草皮一块咽下，浑身的热血却沸腾着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铭记祖国，精忠报国。冰雪飘零，他用至情睥睨佳肴美酒，铮铮傲骨却敲响千秋的绝唱———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犹能忘。
好一个永远的苏武！他用睿智，铭记下对大汉忠贞不渝的信念。在漫天风雪中且行且歌，把那光秃秃的旌节升华为一段千古的惊奇，书写了一段铭传千古的悲歌。
好一个永远的苏武！他用勇气，忘却了单于荣华富贵的引诱，在大漠黄沙中渐行渐远，把那群枯瘦的羊群定格为一段不朽的历史，挥洒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历史不能忘记，在浮华与坚守之间。北海的苏武，那流放于荒山野原的铁血男儿，用不屈与铮铮傲骨作出了最完美的诠释，忘却富足，成就气节；铭记祖国，造就伟大。
我明白了，在忘却与铭记之间，在享受与坚忍之间，那行于枯草寒冰之上的苏武，用执著与信念作出了最美好的答案：富贵，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忘却，便是它的最好归宿；忠心，才是历史的永恒；铭记，才是它的精神家园。
壮哉，那永远的苏武！伟哉，那震撼人心的忘记！奇哉，那惊天动地的铭记！雄哉，那一段忘记与铭记的千载颂歌！
苏武，一个普通的老臣，却用他的赤胆忠心萌生出一种伟大的爱国情；牧羊，一件平凡的差事，却以它的坚持不懈见证了一种震撼；旌节，一只轻飘的信物，却以它的顽强不屈升华了一颗崇高的生命树。
在茫茫的草原之上，一个背影携着正义从地平线上缓缓出现，渐近，渐近……大片大片的雪花打在他的脸上，像刀砍过的一样，留下了一道道疤痕，记载了那些苦难的日子，诠释了精忠报国的最高定义。
他仍站在那里，心中含着微笑，望着如海的苍山，如血的残阳，向往着天堂。因为他坚信：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会哗哗的解冻，那时他会再听见长安明朗的呼唤，看见家人灿烂的微笑，尽管那是招摇的梦；因为他坚信：一切美好都诀不会消失，会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总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因为他坚信：汉匈和睦是天的意愿，是一首不老的诗，只要他坚守那方土地，坚守那颗玲珑的心。
风吹雪打，他的心胜似闲庭信步；仰天长啸，他的泪划过历史的脸庞……。
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侯，他已经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他过早地承担了本不属于他的责任，一个孩子应该具有的天真与顽皮，却变成了他的成熟与责任。“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他的豪言壮语激励着每一位保家卫国的军人的心。尽管他只在人间度过了20多个春秋，但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曾经改变了大汉朝命运的常胜将军。
滔滔江边手握长锤，明明已逝千年，却仍指挥滔滔江水。都江堰不坍，精魂永在。他就是李冰，使成都成为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他是都江堰的神话，他是人民心中的神。
一个可以与长城相媲美的神话，利国利民两千年；一个青城山下的郡守，功高万事传颂。服务百姓，贴近苍生，照亮天府之国。他是华夏民族的骄傲，大哉，李冰！）。
他自己穿单衣，睡茅屋，却还关怀天下的寒士，他用他最低沉的声音，喊出了最有力量的呼唤。他用他的笔记录了唐朝由盛到衰的历史，他的每一个字都影响着后代，成为无价的文化瑰宝。
成，如朗月照花，深潭微澜，是不论顺逆，不论成败的超然，亦是扬鞭策马，登高临远的驿站；败，仍滴水穿石，江流入海，有穷且坚，不坠青云的傲岸，不“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倔强；荣，江山依旧，风采犹然，恰沧海巫山，熟视岁月之流，浮华万千，不屑过眼烟云；辱，胯下韩信，雪底苍松，宛若羽化之仙，知暂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肯因噎废食。荣辱成败，尽显英雄本色。
他来了，带来了一阵阵菊香，带来了与自然相合的阔达心境。面对官阙，他选择了江湖，选择了自然的那份恬适。他追求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他有着“阡陌交通，落英缤纷”的理想；他绽放了压在心底的那份“自然”。他的丰碑永远树立在田园郊野之上。
生命，对他太吝啬了！他却仍在身后留了累累秋实。他没有被时间谋杀，反而跨越了生命，永远灿烂于文学历史的天空。
一朵深宫玫瑰却偏偏如此铿锵，一双娇弱的肩膀却担起天下的希望！三从四德禁锢不住你的步伐，你默默地演绎着属于你的繁华。
她对我们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那样简单，在男权至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她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震撼。
还是一介农夫时，已有指出医书典籍中错误的胆识，看到病痛中的村民时，已萌生了编著一部医书的念头。怀揣着那份执著，走进大山经风历雨，身试百种药草，成就医学巨著。
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哲人，而且他的以“无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已传播到了这个星球上的各个角落，老子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九万里的情怀荡漾于三千濮水之上。赤子之心归于自然，终成南华真经。曳尾涂中，逍遥一游于尘世，哲学的巅峰便已铸就。他有蛇的冷酷犀利，更有鸽子的温柔宽仁。踌躇满志却又似是而非，螳臂当车却又游刃有余。有谁看不出他满纸荒唐言中的一把辛酸泪呢？对于这种充满血泪的怪诞与孤傲，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
《孙子兵法》的著作者，他是整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他的军事思想、军事法则几乎指导了地球上曾经发生过的所有战争。
没有任何的一位中国人有他的那样的眼光和勇气，他的事迹，成了这个民族最动听的英雄传说，林大人，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记忆。
一挥手，一拨琴，一段旋律；一高山，一流水，一段传奇。他们艰难地跋涉于七根琴弦，他们用紧扣的十指敲开了心灵之门，他们的生命也由此产生了共振。即使远隔千里，即使天上人间，但在他们人生原始的画卷里都巍峨着山，清澈着水，飞舞着知己的音韵。
看看那挺拔的竹子吧，“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正是他的写照。那以时间为间距的节，是他的冥想。一支画笔画出竹的气韵，擎着一方永不塌陷的写意天空。竹子在他的笔下更显得精彩，他对竹子的冥想造就了美的舞台。
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五篇】
在日本的京都这样一个充满了古韵的城市里生活和学习，日本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浸染是无法抗拒的。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相似的文化背景就更加具有吸引力。
日本当地媒体报道了两位中国留学生穿和服游京都的体验活动。这两名中国留学生分别是玲玲和惠兰两位妙龄女留学生穿行京都，修茶道、穿和服，体验了京都城市中透射出的浓厚的历史与文化。
日本人饮茶的习惯是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由遣唐使从中国带入日本的，并随着镰仓时代(1185～1333年)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禅宗一起成为日本人修身养性的要素而被广泛传播。和服，在日本又被称为吴服，其缝制方法及基本样式则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吴国传入日本的，故而得名。
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很多内容都是来自中国的。而当代的京都则完好地保存了记述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传统。随着日本向中国富裕阶层开放旅游市场后，来到京都的中国游客仿佛实在这座拥有浓厚历史文化气息的古城中体味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
当玲玲和惠兰两人穿上和服的那一瞬间，两人的脸上被华丽的和服映衬得更将美丽。
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六篇】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立储制度是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很长时期实行“子贵母死”制度，即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生母必须被赐死，这项看起来很残忍的制度对北魏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立太子前，先赐死其生母。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
开此先河的，是汉武帝;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
在看宫廷剧的时候，大多的剧情：都是后宫的女人为了生儿子巩固地位而使出各种手段。
当然，在古代历史上的宫廷中，也是普遍存在母凭子贵的现象，后宫女儿的地位往往与是否能为皇上诞下皇子有很大的关系。若自己的儿子可以当上皇帝，自己的地位也一定可以大大提升，例如王政君、武则天、孝庄太后、慈禧等。
当然凡事也有例外，有的妃嫔却偏偏不愿意生儿子，因为诞下皇子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荣耀，有时候也会带来杀身之祸。
最先执行这个律法的是汉武帝，当年的汉武帝年迈，自知无法再管理朝政，准备立年幼的刘弗陵为皇帝，而当时刘弗陵的母后钩戈夫人还年轻气盛，汉武帝担心自己死后，钩戈夫人的势力会变强大，夺走自己的江山，使吕后的事件再次上演，于是便下令将她处死。
当时，钩戈夫人还曾苦苦哀求，但是并没有打动武帝，就这样，钩戈夫人死在了小小的刘弗陵眼前，这队刘弗陵造成了很大的心里创伤。
到了北魏时期，这样残酷的继承制度被写进了律法，如果某位妃子诞下的儿子成为了皇帝，那么这个妃子就要自杀。
从道武帝开始，凡是儿子被立为太子的妃子都被处死了，此制度一实行就实行了七代，有许多正值大好年华的女子无端死去。例如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了长子拓跋嗣，后来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刘氏便被杀掉了。后来，拓跋嗣因为过于想念母亲，经常悲伤不已，后来竟被道武帝赶出了皇宫。
可以说，到北魏时期，“立子母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与拓跋古老的旧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北魏还没有确立一套父子传承的继承制度，而是以来与母亲家族的势力，即“母强子立”。
但是到了道武帝的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道武帝用战争手段强硬离散了母族的部落，后来先后逼死了自己的母亲和太子的母亲。不过杀母立子的制度虽然打破了旧制度，但是也因此牺牲了许多无辜母亲的生命。
孝文帝拓跋宏的父亲信仰佛教，因此在拓跋宏五岁的时候就退位，把皇帝的位置让给了他。但是由于拓跋宏的母亲在立太子时按照制度被赐死，因此拓跋宏只能由冯太后抚养。
可想而知，冯太后对待拓跋宏非常之不好，经常体罚他，甚至有一次大冷天把拓跋宏关在黑屋子里面三天不给饭吃。后来，孝文帝的宾妃们都希望自己生孩子是个公主，而都不愿意生男孩，以免到时候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
好在这个制度到了宣武帝元恪时得到了废除，因为宣武帝深信佛教，不忍杀生，于是便废除了“子贵母死”的制度，宣布立太子时，不需要再杀太子的母亲。
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
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事实上，北魏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要比北魏建国前还要严重。
笔者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一日不除，妇人干政的现象就不会断绝，这也正是西汉“立子杀母”一代而终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不顾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将其变成“妇人参与国政”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时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衰败和分裂。
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七篇】
汉字的形体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演变过程。
隶书是两汉时通行的主要字体，笔画平直，略有波浪起伏，书写简便。
草书形成于汉代，是辅助隶书的简便字体，主要用于起草文书和通信，使用连笔，书写快捷，但难于辨认。
行书出现在东汉晚期，楷书产生后，逐渐演变成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字体，易书写，比草书易辨认。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汉魏之际形成，南北朝时期逐渐成为主要字体，一直使用到现在。“楷”有“规则”之意，字形方正严整，笔画平易圆转，更便于书写。
汉字是方块字，有独体和合体之分。独体主要是以图形为基础发展变化而来的“象形字”“指事字”;合体是以独体字为基础而构成的，包括“会意字”“形声字”。
关于汉字的形成，前人有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现代学者认为：六书前四种是构字法，后两种是用字法。
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八篇】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剪纸与民俗。
中华大地，流淌了五千年的文明血脉，华夏民俗，钤记着老祖先的生生不息，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
民俗是我们民族精神、道德传统以及凝聚力的载体，剪纸是中国最古老民间习俗、
最具特色的民间艺术之一，朴素的思想情感、悠久的、精湛的手工技艺都融入到薄薄的。
纸片上，灵巧的双手，一剪一刻一琢磨，便幻化出千姿百态的美丽图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代代传承的剪纸艺术，反映出中国深邃的传统思想和古老文化。
现在过新年，贴窗花仍是中国某些农村的重要民俗。因为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剪纸保留了大量古老风俗和文化。的窗花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有戏曲人物，花卉、草虫鱼兽，喜庆图、门窗花饰、灯彩花、龙船花丰富多彩，百般变化，寓意多端，洋溢着欢快，健康和热爱生活的情感，深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民俗的某些观念决定了剪纸的内容取向和表现形态，形成了民间剪纸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式。
剪纸不只是为了记录一种文化形态、一种充满情感的美，更是为了见证与记载祖先赋予我们的历史精神。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剪纸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民俗艺术来自于民间，造福于民间，繁荣于民间。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日渐被大家认可、喜欢并使用着，当一年又一年的隆重节日开始时，它为我们增添更多的节日气氛和浓郁的喜气，美丽的剪纸在节日里闪亮起来。
“镂金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剪纸艺术苍茫几千年，与民间习俗密不可分，代代承传延续至今，显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恢弘气度和深邃底蕴。小小剪刀剪出了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剪出了民族精神之魂，剪出了绵绵不息几千年华夏文化的行走轨迹。
剪纸――中国民俗文化中永远的风景。
京剧。
京剧，也称“皮黄”，由“西皮”和“二簧”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国剧”之称。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它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中国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安徽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成为京剧，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即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的思想感情。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净(粗犷威猛的男人，别称花脸)、丑(男、女人皆有)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各个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5月20日，京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九篇】
要说我们黄岩的骄傲，瑞隆感应塔必有一席之地。方山山脉有几大高峰，其中就有“大名人”——九峰。九峰一隅有个九峰公园。公园中，就有那位“千年老人”了。
远看，这瑞隆感应塔处于碧绿松柏之中，真是“万绿之中一束白”了。相比之下，这座35。2米的高塔与这片只有五六米之高的松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近看，瑞隆感应塔是七层八面仿楼阁砖塔，塔身高度自下而上逐层递减，塔身花纹错杂。塔刹呈葫芦形，塔刹的漆可以算是完全脱落了。塔檐、青苔也是在此“久住”下来了。
瑞隆感应塔，历经了北宋的繁华和南宋的腐败，经历了元朝的强大，见证了清朝的兴衰，经受了民国的凄凉与战火。可它却始终浑然不动，矗立在九峰之下。
这塔的建设者是德韶大师，他来到黄岩九峰时曾说过“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他先后建造了九峰寺与瑞隆感应塔，他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建造出这千年古塔，给我们黄岩百姓留下这一宝贵财富。从此，瑞隆感应塔，成为了黄岩一带佛教的象征。
这座1058岁高龄的“老人”成为了我们黄岩的骄傲，保护着我们黄岩这方水土的平安。
中国历史文化报告【第十篇】
三国时期，草船借箭的故事一直受到后人的传颂，近年来，关于草船借箭的题材电影和电视剧也层出不穷。
然而真实的情况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草船借箭的主角并非诸葛亮，而是罗贯中根据曹操伐吴的事迹加以加工而成，这次，孙权才是主角。
孙权在这里完成的大事件，概括起来讲就是：与曹操如谈恋爱，关系时好时坏;与刘备如离婚，渐行渐远，直至彻底交恶。当然其中有交错，与曹操翻脸的时候必定与刘备笑容迎脸，与曹操消停一会必定和刘备大打出手。就像“斗地主”一样，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与曹操的摩擦断断续续，说两次比较大的战役。
这在《三国演义》中有相似的情节，只是主角都换人了。《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的故事主角是诸葛亮，但这是作者罗贯中虚构的，故事的原型其实是孙权。
公元2，曹操为了复仇，经过几年的休整，进军濡须口(今安徽含山县内)。这在长江以西，孙权为了防守曹军建立的军事据点。曹操以张辽、臧霸为先锋，号称有40万人。但他们有心理阴影，上次赤壁之战吃的苦头大了，害怕悲剧再次上演。
张辽越走腿越软，到了半途还想撤兵回去。臧霸心里也抖豁，壮着胆子给张辽打气：曹公会安排好一切的，怎么会扔下我们不管呢?千万不要怕。第一战，曹军得胜，还攻破了孙权的江西大营，俘获了都督公孙阳。孙权得到消息后，迅速带了7万人抵抗，派甘宁成功地夜袭了曹操大营。
此后曹操大军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染上了恐惧症，如同惊弓之鸟。孙权连连挑战，曹军像是为逃避挨打躲到床下的小孩，死活不出来。
孙权大摇大摆地坐着大船观看曹操的水军，曹军不敢出击，只能远远地乱箭齐发。孙权的船因为一面全被射中，船身倾斜，孙权命令手下很从容地把船转个方向，曹军也很配合地再次发箭，直到另一面也射满了箭，船身得以平衡，孙权才坐着船不紧不慢地离去。
史书上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孙权坐着小船看曹军，曹操没有派人放箭。孙权为了显摆示威，一路敲着喧天的锣鼓经过，曹军眼睁睁地看着他扬长而去。不管哪种说法，都说明孙权不仅不惧怕曹操，还占了一定的主动权。
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曹操看到孙权的舟船器仗军伍整肃，长叹了一口气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死去的荆州刺史刘表)儿子，豚犬耳!”豚是猪的意思。当时正是绵绵春雨，孙权知道曹操的北方军队不适合作战，写了一封信给曹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完全是嘲讽的口气，还夹了一张纸条，另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带着轻蔑和诅咒。
但曹操看了却很高兴，因为他一直想退军，就是找不到借口，这次终于找到光明正大的理由了，所以他对部下说：“孙权不欺孤。”随后看着无边的江水，带着无奈和叹息撤兵北返，留下一个伤感的背影。
这一战，长江以西有10多万户看到东吴势强，搬迁到长江以东。此后曹操不服气，又发疯似地组织了几次进攻，但都无功而返。孙权基本控制了合肥以南、长江以北的局势。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写下一首借古抒怀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首词就是以孙权这个故事暗喻南宋朝廷的软弱，沉郁顿挫、意境高远，三问三答，引发千古兴亡之感。
生子当如孙仲谋。多少年了，这句千古之词还那么震撼人心。孙权虽然勇武比不上孙策，但是他也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