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某一具体方案谈谈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范例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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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某一具体方案谈谈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篇1

摘要：狭义的环境产业是指为污染控制和减排、污染清理及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提供设备和服务的产业。它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交互作用的产业，存在外部性、极强的关联性以及公益性。环境产业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采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环境产业的发展。而国家干预手段最明显直接的表征便是有关环境产业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环境产业发展模式的分析，得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在促进环境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对中国环境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四点重要建议。

关键词：外部性；公益性；市场失灵；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X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8-170-002

环境产业（中国称环境保护产业，简称环保产业，英文为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dustry）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已经成为控制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推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环境污染，迫切需要通过发展环境产业控制污染，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明确公共政策在环境发展中的作用是加快其发展必须突破的关键问题。

一、环境产业的概念与特征

环境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发达国家正处于蓬勃发展期。我国国情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环境产业的认识与了解，以便于更好地在经济转型期发挥其作用，实现循环经济。

1．环境产业的定义

环境产业（environmentalindustry）一词是对这一新兴产业门类的简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环境产业是指为污染控制和减排、污染清理及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提供设备和服务的产业；广义的环境产业则涵盖了环境问题全过程的防治，既包括狭义的内容，也包括能使污染排放和原材料消耗最小量化的清洁技术和清洁产品，还包括了正面利用生态环境效能等内容。1999年，国家经贸委指出，环境产业是以防治污染、改善环境为目的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三个方面：1.环保设备（产品）生产与经营；2.资源综合利用；3.环境服务。①

2．环境产业的特征

环境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其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环境产业是一个存在正外部性的产业

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环境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为产业主体带来经济效益，更使得产业外的广大社会公众受益。环境产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之一，可谓泽被后代。

环境产业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

环保产业是一个跨产业、跨领域、跨地域，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综合性服务产业。它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均存在结合点。环境产业的正外部性特征致使其所做贡献不易直接量化，并不能或不完全在短时间内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增长之内，例如环境改善引起的健康收益可以提高人力资源，减少医疗开支。

环境产业是一个具有公益性的产业

环境产业主要从事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避免进一步恶化的各种经营活动，提供的产品是优质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②其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服务方面的产出物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环境产业虽然具有一定的盈利性，但其致力于谋求社会效应，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

环境产业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交互作用的产业

作为产业，必然要以市场为基础，通过自由的市场机制实现供需平衡。但环境产业的正外部性和公益性决定了环境产业的发展必定存在政府的调控与影响，政府有理由通过公共政策等手段大力支持该产业发展。

二、以公共政策为表征的国家干预对环境产业发展的影响

为充分发挥环境产业应有的作用，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存在着两种手段，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另一种便是国家干预。在一般情况下，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所需要的交易成本过高，在某些条件下（如涉及后代人利益时）市场机制甚至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在发展环境产业建立循环经济模式时，通常更多地需要国家干预。另外，上述环境产业特征中的第三、第四条也决定了国家必须采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环境产业的发展。

而国家干预手段最明显直接的表征便是出台有关环境产业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托马斯·戴伊认为：“凡是政府决定做或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从直接观察的角度来说总是意味着政府的某种行动，尤其是拍板式的行动。正因为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与领域如此庞大，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决定做或不做的事情对社会，尤其是对某些特定的利益受影响群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③环境产业涉及一个国家公民广泛的利益关系，理所当然应包含在公共政策制定者考虑的范畴之内。对公共政策按照影响划分类别，其中的调节性政策一类——即将限制和约束强加于个人或团体，减少受调节者的自由和权力，便涉及到环境产业，具体包括控制污染条例、食品和药品管理条例等。

另外，除了官方的公共政策主体外，非官方的个人作为公共政策的主体对环境产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如卡逊《寂静的春天》提醒全世界的人关注环境的污染问题，并推动了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生。由此可见，环境产业若欲呈现高速增长，从而对国民经济结构优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共政策在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我国环境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政策研究

环境产业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阻碍因素导致了其发展的迟滞。尤其在环境污染中，产权不明晰带来的负外部性，导致排污企业无法形成对环境产业产品的有效需求。排污企业给附近居民带来损害，即产生了社会成本；但这些排污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只计算自己的生产成本，完全没有考虑到购买环境产品来减轻自己造成的污染量，从而为社会成本足额买单。简而言之，在现有制度下，排污企业不需要为自己的负外部性承担可观的责任，从而也不需要花费成本购买环境产业的产品，这便阻碍了环境产业的发展。因此，“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环境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放任市场。在这种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即市场资源配置没有达到经济效率的情形下，中国环境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支持，政府有必要帮助市场界定明晰的产权，以促进环境产业的发展。

联系某一具体方案谈谈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篇2

“爆竹一声辞旧，桃符万象更新。”这是一千多年前五代十国就已经流传的一幅春联。从那个时候起，燃放烟花爆竹就已经成为成为春节辞旧迎新的特有习俗。出于安全，环保等因素的考虑，自1992年广州首先“禁放”开始，目前，全国280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了类似的法规，就连华人众多的美国纽约市，也在1996年发布了禁放令。发布禁令容易，可是要真正改变千百年来的根深蒂固的风俗却很难，很多地方禁放多年，可逢年过节也没能消除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于是，有的城市又选择了开禁，而有的城市恰恰相反，不仅坚持禁放，而且还加大了惩处力度。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主体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环境、把握环境，并了解各种优势和弊端，预测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和政策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问题，尊重和适应政策环境。可以说，政策环境对于政策的基础性影响是全方位  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公共政策环境的构成要素及其影响

第一，政治环境。公共政策的政治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政策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等情况的总和。主要包括基本的阶级状况、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国家法律完备程度、军事与国防状态情况等。

政治环境与公共政策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政治环境是公共政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决定和制约着公共政策的特性和功能，居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必须适应政治环境。具体说来，政治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点：(1)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也就是说，一切公共政策问题的发现、界定都来自并必然来自于政治环境；(2)政治环境的性质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即政治环境制约着公共政策主体的构成和行为，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系统的现实特性，政策要适应政治环境；(3)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公共政策的发展变化：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因此政治环境本身也经历着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公共政策必须不断调整，使自己与政治环境保持平衡。

第二，经济环境。公共政策的经济环境是指对公共政策系统有着重要影响的各种经济要素的总和。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由社会生产力结构、性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就经济环境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来讲，经济环境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和根本条件。任何公共政策制定者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方案并取得成就，必须从本国或本地区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说来：(1)经济条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条件；(2)经济实力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基础条件；(3)经济状况是制定公共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第三，自然环境。公共政策的自然环境是是指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势、地形、气候、土壤、水系、矿藏和动植物分布等自然物。它为人类社会生存提供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和创造文明的自然前提。

自然环境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体现在：(1)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自然环境与其他多种环境组成一个外部系统，对公共政策过程发生影响；(2)公共政策影响自然环境变化，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人类的活动可以改善自然环境、造福于人类，又可破坏自然环境、祸害于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环境究竟会向哪个方面发展，则取决于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有科学认识，能否按客观规律解决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在资源问题、生态环境等方面制定出科学的公共政策，形成和保持一个良性循环的自然环境，以达到公共政策与自然环境共赢。

第四，国际环境。公共政策的国际环境是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的，由国家和国际组织相互间的竞争、合作、冲突所形成的，带有一定稳定性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秩序。国际环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系统，它的构成丰富和复杂，体现多层次、多方面的网状结构，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可控性等特点。

现代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公共政策的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2)国际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目标选择；(3)国际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途径，即在既充满机遇又潜伏危机的国际环境中，各国在制定与实施公共政策时，一方面要选择加强国际合作的公共政策途径，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已有的国际规则，依靠实力参与竞争。

公共政策环境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有国内与国际之分，也有宏观与微观之分，还可分为政治、经济、自然等单一要素，只有准确认识与把握公共政策环境，才有可能制定出最优的公共政策。

联系某一具体方案谈谈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篇3

摘要：公共政策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调节工具，与公民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实施过程中，公共政策受到公民支持度、媒体关注度、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在“增减挂钩”中，公民支持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程度最深。本文通过对三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研究，证明只有受到公民支持的政策、满足公民意愿的政策，才能顺利实施。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实施；增减挂钩

公共政策是国家掌权者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协调公众利益，确保社会稳定与发展而制定的。实现公民需求是其主要目的。公共政策与公民意愿相互制约，相互调节。它既是掌权者所设计的计划，也是公民意愿的表达。因此，公共政策必须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从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和实施。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公共利益，政策实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满足了公民意愿。在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中，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被划分为政策的可办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和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三类。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中，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更大，而政策外部环境包括公民支持度、媒体关注度、经济环境等方面。对公民意愿的研究，能够了解公民诉求，有效规避政策实施中的影响，使政策顺利实施；对媒体关注度的研究，能够把握信息走向，使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对经济环境影响的研究，能够了解经济环境与政策实施中的关系，了解其中存在的矛盾，相应提出解决措施。因此，研究政策外部环境对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研究背景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下简称“增减挂钩”)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村待拆除复垦为耕地的建设用地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项目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拆除复垦成为耕地，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自2004年开始实施，到2013年时，试点工作扩大到除新疆、西藏、台湾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增减挂钩”的不断推广，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与供需间的矛盾。“增减挂钩”是受到政策外部环境影响的典型例子。在“增减挂钩”这一政策中，公民与政策间的关系主要在政策实施阶段。按其运行流程，规划内的拆旧区需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再进行调查上报审批。实施中要经历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调、住房分配、搬迁、收回宅基地等一系列环节。“增减挂钩”中的一系列环节都与公民息息相关，其实施受到公民意愿的影响程度非常大。尤其是近年来加剧的拆迁问题，受到媒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土地政策中的一大社会冲突。

二、公民支持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这里采用基本演绎法对公民支持度进行研究，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每个人都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在“增减挂钩”实施中，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公民支持政策的情况。公民能够正确理解政策，认为该政策对自身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能够感受到政策给予的福利，愿意支持政府为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在政策实施中，公民就会积极配合政策涉及的各项环节。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中，没有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政策顺利实施。(二)公民不支持政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不实施该政策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会采取一些抗拒手段来阻碍政策的实施。例如，在“增减挂钩”中，被征地农民如果不愿意拆迁，就可能会采取一些抗拆手段，产生暴力冲突。在《2017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中，根据最高法院“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各级法院2017年审结一审行政案件达到了万件，同比上升%，其中相当比例是拆迁纠纷[1]。这种拆迁纠纷已经成为了我国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拆迁纠纷的多发原因有许多，在这里大致归结为三类：一是对政策的不理解。这一类人不支持政策实施的原因在于对政策的不理解。一方面，可能是政府对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村民不了解“增减挂钩”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村民自身对政策的理解错误，认为“增减挂钩”政策是侵害自身利益。在对政策不理解的情况下，公民容易产生反感情绪，抗拒政策的实施。二是对祖屋的不舍。这一类人多为保守老人，他们对房子怀有深深的感情，不愿拆除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房屋，即使已经有新房居住，也舍不得拆除老房子。他们因年事高，沟通困难，成为了我国拆迁问题中的一大难题。三是对补偿金的不满足。这类公民支持政策实施，但想通过政策实施获得更大的利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昂的房价成为了被征地农民索要高额补偿的心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被征地农民通常会通过要挟、贿赂执行人员等手段来影响政策实施。这类人对房屋的期望值过高，他们的谈判要求是增加土地补偿金。我国是公民社会，维护公民利益本是基本要求。但当政策难以落实时，政府往往会采用非正常手段，打着为公民造福的幌子，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强拆”“强建”，使得政策“变了味”，反而侵害了公民利益。因此，政策执行者与公民间的矛盾成为了当下社会中的一大问题。

三、媒体关注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媒体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容易影响全社会对某件事的看法。从影响力上来说，媒体对政策的报道能够增进公民对该政策的了解，激发公众热情，因此可以作为政策宣传的一种有效途径。尽管如此，媒体传递给公民的信息具有自由化特点，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对政策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一方面，媒体能够帮助政策宣传，使公民更加了解政策，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曝光来造成社会舆论，利用舆论逼迫政策执行者按照公民的要求来行使权利，从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解决一些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媒体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放大政策中的问题，甚至是捏造问题，使问题成为隐患，从而使得社会矛盾加剧，让政府陷于被动。

四、经济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社会经济水平是反应一个国家繁荣程度的指标。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经济繁荣的地区，公共设施充足，能提供优质的社会福利，公民在其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公共政策带来的福利，自然愿意支持政策的实施。此外，经济条件也是决定政策实施力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减挂钩”政策在大城市中试点运行良好，存在的问题多为被征地公民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矛盾，而一些中小型城市地区，由于经济条件较低，导致“增减挂钩”在实施中不仅存在拆迁上的社会矛盾，还存在着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小型城市由于经济相对薄弱，政府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服务，如社会保障、精准扶贫等项目上，对“增减挂钩”政策的理解过于简单，往往大量招商引资，却在补充耕地环节出现资金难以到位的现象，项目实施迟缓。

五、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政府为了提高经济水平，大量招商引资，扩充建设用地指标，出发点本是为了公众福利，但由于缺乏有效沟通，使得政府与公民间的信息不流通，产生了误解。要改善这一现状，需要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一是要积极了解公民诉求。公民意愿是影响政策实施的关键，了解公民诉求才能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公民需要的，公民的利益诉求可能是个人利益的表达，也可能是整体利益的表达。在此情况下，政府应参考多方意见，保持与公民间的积极沟通，采用最长远、最合适的方式来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消解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一致产生的矛盾，做体察民意的政府。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有效利用媒体进行正确地宣传引导，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等方式对政策的实施目标、实施流程等信息进行宣讲，使公民了解政策实施带来的好处，积极配合政策实施。同时，还要改革创新宣传模式，增强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为电视广播媒体宣传的基本要求，使媒体成为政府与公民间沟通的桥梁，正确引导公民意识。三是拓宽政府与公民沟通渠道。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如果能让公民理解政策实施的好处，那么，公民自然是愿意支持的。因此，要有效提高与公民沟通能力，采用公民喜爱的如“抖音”“知乎”等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微博、论坛、地方领导留言板、车载广播等一系列方式来贴近公民，改变以往政府“高高在上”的形象，促进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使公民的意见可以“有的放矢”。另外，除了与公民间的互动沟通，国务院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地方的帮扶措施，以加强偏远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善中小型城市经济水平。综上所述，外部环境对政策的影响主要在于政府与公民间信息的不流通，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能够有效解决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使政策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城乡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2017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R].2017.

[2]曹绍甲，李显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解读[J].法制与社会，2009(28):290-291.

[3]蔡继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效应[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06):65-68.

[4]顾汉龙，冯淑怡，张志林，曲福田.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的比较研究[J].经济地理，2015(06):143-148，183.

[5]秦小建，赵谦.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现实困境及可能出路[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1(02):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