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范文论文【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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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论文【第一篇】
站在决胜“十三五”迎接“十四五””的关键历史时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酷挑战史无前例，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新常态，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加速转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绝无仅有，第四次产业革命发展方兴未艾，“一带一路”建设下的新型全球化日异月新。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相伴而生，旨在宏观不确定经济环境中，以“发展基建扩内需、优化产业链促稳定、自主创新增潜力、对外开放谋发展”的确定性战略举措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保障经济安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形成内循环下扩大内需、巩固全产业链的战略腹地及战略支点，另一方面形成外循环下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及纽带。与此同时，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因其区域内极富战略意义的河西走廊地区和河套地区，简称“两河三地”，以其联结中西部的重要地理区位和独特的区域资源禀赋，成为新时代国家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关键一步。从地理位置来看，“两河三地”区域贯穿中西部，连接中亚;从人口结构来看，“两河三地”区域人口众多，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人口约占西部十二个省、区、市人口总数的%，占全国总人数的%;从资源禀赋来看，“两河三地”区域存在着丰富的矿产及生物资源，仅区域煤炭储量即超8500亿吨，风能及水利资源均位列中国前列，以世界储量之首的稀土矿藏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丰饶。因此，无论是新时期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还是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聚焦“两河三地”是必然之选。
一、“双循环”是对西部大开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补充
“双循环”是我国在新时期“立足国内，兼顾国际”视角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也是西部大开发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重要补充。“双循环”的实施西部地区是不能“缺席”的，甚至是需要西部地区“扛大旗”才行。西部大开发经过20多年摸索发展，专家学者已经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互动自建国70余年以来从未停歇，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始终与我国经济发展脉络相伴而行，与我国不同阶段的基本矛盾相适应，整体呈现出“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性演变。而国内学者对于西部发展状况，尤其是“两河三地”区域发展的研究讨论，集中于从新世纪初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起，至2020年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间的这20年间，对西部地区以往政策效果的分析总结和未来发展规划的对策建议。
首先，关于西部地区政策效果分析，国内一大批学者从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投资规模扩大、生态环境改善、对外开放加快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刻画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政策效果。尤其是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速均已大幅超过我国平均水平，一二三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同时，邓翔等对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效果以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模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效用，“两河三地”区域发展受益匪浅，但其政策效果随时间呈倒“U”型变化趋势。
其次，关于西部地区“十四五”期间发展的对策建议，任保平、白永秀和何昊等学者紧扣《指导意见》36条，提出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西部城市间联系互动、完善公共福利及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保护及资源利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对策视角。高新才、魏丽华从西部城市群建设的规模效应、扩散效应和集聚效应入手，提出以全面开放为前提，形成贯通南北主轴，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一轴三带”新格局。邓翔则通过阐释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情况下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强调既要重视基建投资等“硬环境”，更要重视对外开放程度、人才教育培养等“软环境”的协同效应。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十三五”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剖析全面，对未来“十四五”的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对策建议丰富。然而，对“两河三地”区域整体经济协同发展情况讨论较少，对策缺乏针对性。因此，理顺“两河三地”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地位，明确“两河三地”在构建双循环中的角色定位，对西部大开发更好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成必要保障。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下“两河三地”面临的问题
（一）“两河三地”发展演变
“两河三地”区域涉及总面积为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一，甘肃位于西部黄河上游，是将战略地位影响行政区域划分展现的淋漓尽致的省份，与6个省份接壤。其中，河西走廊作为甘肃粮仓，东西几乎贯穿整个甘肃省达1200多公里，是古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重要结点，是中部地区联通西部乃至中亚的交通要道，也是蒙古高原及青藏高原两大游牧社会联结的关键纽带。其二，内蒙古自治区于北部同俄罗斯、蒙古国毗邻，横跨西北、东北和华北三大区域，临省数量全国之最。其中，河套地区指黄河在阴山山脉以南的地方，位于黃河“几”字弯曲处，主要包括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平整无山、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宜农宜牧，八大引黄干渠，使其有充足的灌溉水源，种植业发达，是西部地区粮食主要产区。其三，宁夏回族自治区坐落于我国西北部黄河上游地区，串联了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国几何位置的心脏，也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连接了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是“两河三地”的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两河三地”区域战略意义重大，但整理建国以来“两河三地”相关支持政策及经济发展数据不难发现：似乎是历史与“两河三地”开了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玩笑，“两河三地”一直被忽略，变成了西部区域中的西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比新中国成立至今“东三省”和“两河三地”分别受国家的重视程度看出。“两河三地”首次受到的政策倾斜便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最初涵盖的省份便包括了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五”期间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央主要分三阶段实施，从基础开发建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赋予新时代西部地区发展“鼓励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新的灵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三个实施阶段，既有连续性，又有创新性，一脉传承，不断升级。
（二）“两河三地”发展桎梏
具体就“两河三地”发展而言，20年的西部大开发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无法满足新时代“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的西部发展格局定位，区域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仍任重而道远。首先，以“两河三地”为典型的西部地区近些年发展动能有所下滑，区域发展在补短板、固底盘的同时，更需要新的体制机制激活区域经济增长潜能，《指导意见》的颁布恰逢其时。其次，“两河三地”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人才稀缺、生态环境脆弱、创新开放能力欠缺、产业结构层次亟需转型等因素的制约，长远来看，这些制约因素必然是西部发展、双循环格局实现所要直面解决的。再次，“两河三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软环境”建设发展不协调，市场体制机制建设、营商环境打造、法治环境塑造仍有所欠缺。最后，“两河三地”区域一定程度上受地方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的约束，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突破，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待加速。
然而，“两河三地”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促进构建双循环的战略主攻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地区坐拥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两大重要战略支撑点，新型农业及天然能源等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突出，与我国双循环构建下的战略大后方需求相适应。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我国中西部文化融汇的启点，又是我国同中亚各国多元文化交流的交点。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区域必然是践行精准扶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战场。
三、双循环新格局下的“两河三地”角色定位
2020年5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导意见》相继颁布出台，两会期间更是明确强调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地位，不难看出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寄予厚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面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的长远战略规划，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并重的最优选择，主要着眼点在于扩大内需、强化自主创新、完善全产业链条、持续对外开放这四大方面。与此同时，该四项抓手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的发展格局定位完美契合，西部地区发展被赋予的战略意义，已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接力棒。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踏上新阶段，“两河三地”区域应当充分发挥人口、地域、自然资源等要素优势，重新站上发展的历史舞台，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内需
应当大力发展“两河三地”基础设施建设，以传统基建+新基建投资扩大内需，为国内大循环奠定基础。自2015年以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即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新冠疫情和经贸摩擦对经济产生冲击，以内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核心，成为以确定性发展战略应对不确定性国际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内需的扩大无非依赖于三条主要路径：扩大消费需求;扩大企业投资需求;扩大政府投资需求。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既是近端拉动内需最有效的抓手，也是远端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个人消费与企业投资的必然保障。
同时，“两河三地”区域近年来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以“两河三地”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更大，具备很强的后发优势，尤其是风能水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建设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基建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未来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因此，基建投资带动“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将成为基础支撑，可以有效深挖和释放内需潜力，科学促进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尤其在适应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也能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
（二）打造差异产业集群保产业链
应当秉承“两河三地”区域协调战略，打造差异化区域产业集群，为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安全及完整提供保障。在西部地区打造新的区域产业集群，促进不同区域间经济内循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当前产业垂直分工的趋势下，一定要吸取美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经验教训，由于我国西部地区提供了广阔的产业链战略腾挪空间，应当充分衡量区域比较优势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积极鼓励部分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保障本国企业生存空间，确保全产业链优势和安全，将供给侧改革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畅通区域产业发展之间的联通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不竭动力。
“两河三地”区域应当以此为契机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充分利用自身区域的要素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一方面，利用能源资源集中的优势，大力发展信息化、智能化产业，在承接部分中低端传统制造业的同时，推动信息技术新动能与传统产业广泛深度融合，打造西部地区现代化产业集群，积极将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旅游等第三产业与大数据紧密结合，推动西部发展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齐頭并进。另一方面，利用区域内河流、高原等生态环境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产业链齐全、集自动化与现代化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牧业一二三产业链深度融合转型，以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牧场推动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以高端特色农机装备的生产研发及推广应用支持生态集约高效的设施农业发展。
（三）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补短板
应当加强“两河三地”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资源禀赋打造科研技术创新高地，为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突破关键技术短板营造环境。新时代下的国内大循环一定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生产与流通，同《指导意见》提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要求一样，应当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尤其是一旦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缺陷，整体的供应链循环都会受到约束。西部大开发战略本次最大的升级，也就在于强调了产业赋能西部的同时，不容忽视西部科技创新产业的建设，通过一批示范区与创新平台的搭建，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建设，以此推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现代制造业体系。 “两河三地”区域应当把握住此次西部科技建设的机遇。一方面，应当通过完善传统基建与新基建配套适应机制、金融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措施，营造科技创新企业经营环境，并借此大力发展高校资源，建设一批应用导向的本科高校、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增强“双一流”高校与西部地区的交流合作，扩大企业在职培训规模。另一方面，应当借助科技浪潮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如就农业产业而言，立体种植、无土或少土栽培、大棚滴灌等新型农业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開拓戈壁农业新型领域，推动戈壁广阔的土地资源以建立粮食生产基地为核心发挥效益;对于能源行业，可通过发展化学储能技术，建设特高压电网，布局大数据计算中心，科学合理地将当地丰富的水电、光电与风电资源更加稳定可持续的输送，或更加高效率的就地利用。
（四）扩大对外开放步伐谋发展
应当持续推进“两河三地”与蒙古国、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往来，从贸易和资本两方面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交流融合，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谋求契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能阻碍我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从一定程度来讲，仍然需要外部市场需求来消化产能，更加需要资源的进口、外资及技术的引进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同时，西部地区与东盟以及欧亚等“一带一路”地区紧密相连，只有加强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联通与循环，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西部区域层次清晰、渠道丰富的新时代对外开放格局，才能更好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两河三地”紧邻蒙古国与俄罗斯，更应该加大区域开放力度，加强与周边国家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将中蒙经济走廊建设摆到重要发展位置上来，并通过构建核心枢纽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积极发挥甘肃省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对外开放中的核心战略地位，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形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高效助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和宁夏银川综合保税区的建设步伐，把握中阿博览会举办机遇，全力助推宁夏对外贸易高速发展。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双循环发展格局相得益彰，而“两河三地”的发展理应是西部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也是构建双循环无可厚非的关键一环。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西部路径，培育西部区域新经济增长极，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是未来我国拉动内循环、激活双循环的动力之源。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论文【第二篇】
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希望与中国脱钩的趋势愈发明显。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让全球的经济雪上加霜,世界经济的衰退已成定局。虽然中国依靠自身对疫情有效的控制而率先复工复产，给世界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但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针对上述情况，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了“内循环”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一“内循环”+“双循环”的中长期战略到底有何目标，又有何挑战呢?
一、 短期与长期：以时间换空间
1、“内循环”=“扩大内需”?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内循环”等于“扩大内需”。我们认为，“内循环”与扩大内需有根本的不同。
扩大内需是各国在面对经济危机，尤其是外部需求疲软时，最常用的应对方法之一，其目标是通过提振内部的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消化过剩产能，从而避免经济衰退以及系统性风险。因此，扩大内需通常是短中期的刺激政策，并不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更何况，如果把“内循环”简单理解为扩大内需，则很容易走进政策误区。在宏观经济统计上，素来有消费、投资、净出口的“三驾马车”一说。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三者对GDP的贡献是不同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其中的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分别是成熟阶段和大众高额消费阶段。成熟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制造业基础和出口产品高度多元化，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等)和社会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发展迅速，投资和净出口是此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净出口和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势必导致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进一步传导到消费总量和消费GDP占比的上升，最终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
以进出口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为标准来检验，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大致符合这个理论。如下图所示，从2001年加入WTO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历年进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可谓典型的世界工厂。虽然一度因全球金融危机打乱了步伐，但进出口依存度还是呈现出倒U型曲线。2019年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分别递减至%和%，达到近20年来的历史低位。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未来将迎来质变，会重点借助国内的资源，深耕自己的市场。当然，中国对外贸易额的绝对值扩大与在比例上外贸依存度的渐进下降并不矛盾。不过，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而是处于成熟阶段与大众高额消费阶段之间的过渡期。按照罗斯托的论述，大众高额消费阶段的典型特征是第一产业的GDP占比大大下降，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走向普及。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GDP占比虽然已低至约7%，但仍明显高于美国1%的水平。而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人口比例仍高达约40%，不仅远高于美国同年的17%，甚至比美国在1960年的30%水平还要高10个百分点。换言之，中国尚未走完成熟阶段，国民收入尚未提升到足够高的水平。加上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居民负债率(即债务额占GDP的比例)接近59%，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也尚不完善，这些都制约了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推动能力。
因此，尽管提振内需是很重要的发展环节，但如果“内循环”只是“扩大内需”，那么结果未必会明显，甚至可能揠苗助长。所以中国除了有为居民消费的提升提供条件保障，仍然需要更大程度的对外贸易与开放，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外循环”，从而切实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2、“内循环”+“双循环”：以时间换空间
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不是进入了经济周期的萧条期，而是新冠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叠加效应，且短时间内危机很难结束。因此，仅通过“扩大内需”是无法应对新局面。中国经济需要更持久、更具体、也更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双改革，将“扩大内需”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从供给和消费双向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也就是“内循环+双循环”的经济模式。因此，“内循环+双循环”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更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
因为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短期内即便不再大幅下跌，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低位。在全球产业链分工高度细化的背景下，许多产业在疫情之后的重启都需要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坐等全世界的经济复苏，而是需要主动苦练内功，以更好的制度环境和产业能力来准备迎接疫情后全球产业重启和重新洗牌的局面。而只要我们做好了“内循环+双循环”，不浪费这段全球产业重启前的时间，那么我们在疫情之后，即便中美脱钩的趋势持续，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而中国也将处于更加有利的状态。这是以时间换取未来中国经济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内循环+双循环”不仅仅是扩大内需，而是通过“内循环+双循环”改善制度环境，激活创新创业潜力，提升产业能力，改善产业结构。这些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巨大的。按照黄奇帆同志的提法，“中国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
二、以空间换时间：产业链与产业升级
“内循环+双循环”也是一个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总书记为何要强调“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内循环+双循环’”。
美国目前对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进行打压，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延缓中国进一步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的步伐。换句话说，美国希望通过局部甚至全面的打压来换取时间。而无论国人接受与否，至少在短期内，美国的打压是起到了作用。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只有放眼更长的时间，保证自己能够稳步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因此，中国需要用空间来换时间，这也是“持久战”的精髓。
而在以空间换时间的目标中，核心产业的升级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即优先发展目前中国所欠缺的尖端产业。一句话，“补要害的短板”。
中国近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无数次遭受发达国家“挟技术以漫天要价”。而当中国通过自己研发掌握了该项技术时，又会面临外国厂商大幅降价以扼杀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研发成果。而通过发展“内循环+双循环”的经济模式，则可以合理地保护中国的市场健康和新的研发成果。进而可以作为谈判筹码，有利于拿到合理报价;退可以保护中国的技术成果不被价格战扼杀在摇篮中。
发展“内循环+双循环”经济、弥补产业短板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号召和推动各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向自身的上游产业布局。保证龙头企业在非正当竞争时期的长期、稳定的运营就是在保护我们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产出的相对全面且稳定产业链这一珍贵果实。产业链对经济的作用无异于神经网络与身体，只有神经完整健康，身体才可控，遇到危机才能开展合理自救。另一方面，各行业的龙头企业通常是最了解产业链、最清楚中国产业链短板的角色，由龙头企业带头纵向布局产业链，发展产业内循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利用效率。
短期内，“内循环+双循环”有利于产业链较短的行业，且这些行业的短期经济带动能力强。产业链较短的行业受到国际关系影响的程度较小，因此在促进内循环时可以得到快速发展，并拉动经济、保就业。这与“扩大内需”一致，是有效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发展国内大循环也是国内欠发达地区一个弥补发展的极好机会，过去盈利困难、缺乏发展动力的产业迎来了一次发展良机。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对标国外优秀企业，来发展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上中游产业，从而积蓄力量，加入到下一轮经济发展当中。
三、“内循环”+“双循环”的挑战
任何战略都是有代价的，也是有风险的。那么“内循环+双循环”的代价和风险在哪里呢?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哪些产业更适合开展“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换句话说，哪些产业开展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成功概率大?而哪些产业不容易成功?基于产业链分析，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优先“卡脖子”的产业和技术
“内循环+双循环”有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最优先发展那些已经被卡脖子或可能被卡脖子的产业，而不是探索逻辑尚未明确的新兴产业。这样可以免去产业发展中的探索和试错环节，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半导体产业是一个成熟的、国际分工高度明确的产业。其上游为EDA软件业和光刻机等设备制造业，中游有芯片设计、晶圆代工、封装测试等产业，下游为消费电子、电子通讯等产业。而中国目前在上游和中游整体水平较为落后。我们可以通过对标国际巨头、借鉴其发展经验，达到少走弯路，缩短差距的目的。但在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上，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以光刻机为例，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是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占据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且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故而有着超过40%的毛利率。近些年，由于美国方面的压力，阿斯麦迟迟无法向中国晶圆代工企业出售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延缓了中芯国际在工艺制程上的追赶步伐。而美国今年5月的新一轮制裁，更是让国产光刻机和晶圆代工之痛波及到了华为。因此，光刻机显然应该成为“内循环+双循环”的发展产业之一。
但鉴于中国当前的国产光刻机技术与阿斯麦相差甚远，甚至没有一家国内企业位列阿斯麦的17家核心供应商。如果以生产相同技术水平的国产光刻机为目标，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实现。因此，一个可能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在光刻机的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光源、镜头等)上下功夫，争取在零部件上实现产品赶超，进而成为阿斯麦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在EUV光刻机的进口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主动权。而这一策略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起点，进而实现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过程。
2. 下游产业短期缺少发展动能
“内循环”发展的重点还必须是“具有盈利能力的上游产业”。这就意味着短时间内，国内的一些下游产业可能会受到影响，无法获得高速发展所需的上游资源。发展关键的上游产业是为了创造出更适宜下游产业生长的土壤，但这需要通过牺牲一部分下游产业的短期利益，来换取更长期、更持久的稳定收益。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样的集体行动并不容易实现，估计需要政府和企业协调才有可能达成。
中国在过去快速发展过程中，经常是产业链“跳跃”式发展，而这必然导致产业链结构不稳定、不健全。“内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之一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因此适合以内循环经济来发展的产业应当是在上游和下游都已经存在一定布局，但在上下游产业之间却存在一定技术断层、产业链断层现象的产业。
其中下游产业发展程度要比上游产业发展程度更加重要。这也可以解释中国当前为什么选择扶持半导体产业，而不是EDA软件或光刻机制造业;以及为什么中国的电动汽车领域可以拥有较为完备的内循环体系，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来临之际，拿到了一张宝贵的入场券。
3. 当前处于贸易顺差的产业存在隐患
中国在许多产业上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然而，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本国的产能大于本国的需求，一旦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受到的负面冲击会更大，且难免要去产能。因此，鉴于目前的国际态势，处于贸易顺差的产业适宜优先开展“内循环”建设，使整个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并尽快实现升级，确保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结语
“内循环+双循环”的模式到底要持续多久呢?中央的会议虽未提及具体时限，但参考国务院随后出台的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政策，为龙头企业开出“十年免税”可以看出，“内循环+双循环”的模式至少是十年时间以上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内循环+双循环”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影响将是深远的，而这些影响也是商界、学界和政府部门需要深入思考，共同面对的一个大趋势、大格局。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论文【第三篇】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担负着除病济世 造福百姓的重任，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向未来，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做好传承创新工作。
***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 发掘好 发展好 传承好。”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们坚持科学防控，在药物研发和疾病救治上坚持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作用和价值，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医药抗击疫情的疗效备受国际关注，完全能够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担负着除病济世 造福百姓的重任，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神农本草经》等众多古代典籍，形成了较完善的疫病防治理论和技术体系。中医学对于疫病有许多先进的理念和防治方法。中医学在秦汉时期已经认识到疫病病因不同于普通疾病，并论述了疫病的传染性 传染方式以及潜伏期等内容。在疫病防治学方面，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中医还创造了疫病预防内服和外用方药，并形成了系统理论，至今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 麻风 结核 手足口病 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 控制病情进展 提高治愈率 缩短治疗时间 降低病亡率 减少并发症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 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
其中，湖北省超过6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在诊疗中，群众对中医药有迫切需求，隔离的患者希望中医药早期介入，轻症患者有90%愿意用中药进行干预，重症患者有80%愿意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实践证明，中医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改善疾病初期症状。对于密切接触者，通过中医药“治未病”来预防，运用中医药调节机体状态，提高免疫力，抵御病毒 阻断病情发展，可以减少发病或者实现不发病。对于已经有发热症状 不能排除是新冠肺炎的患者，中成药具有明显的抑制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作用，可有效降低群体发病率。
减少轻症向重症转变。对于轻症 普通型患者，可以有效阻止其向重症 危重症转变。中药汤剂与成药剂型相得益彰，中医药救治机理 方法和方剂能够快速改善确诊轻症患者症状，在病人退烧和减轻咳嗽 咽喉痛 体虚乏力等方面改善比较明显，见效比较快。
通过中西医结合缩短病程，提高救治质量。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中，患者平均体温恢复时间 症状消失时间 平均住院时间等都明显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对于重症及危重症患者，一方面，可以减缓 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另一方面，在治疗重症方面有较好效果，不仅能改善重症患者症状，还能保护患者脏器功能。
帮助患者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在患者恢复期运用中医药特色疗法，可以更好地改善肺功能，避免引起后遗症。一些益气健脾 益气养阴 化痰通络的药物和针刺 艾灸 八段锦 穴位贴敷 隔物灸 热敏灸 拔罐等非药物的中医特色疗法，在帮助患者增强体质 加快康复方面有明显效果。
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 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
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现在，连接中医和西医的桥梁越来越多，正在相互结合 共同发展。现代医学的技术方法极大推动了传统中医药的现代机理研究，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当前，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日益稳健，中医药服务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40多个外国政府 地区和组织与我国有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一批中医药海外中心在“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相继建立，国际合作项目数量日益增加。也要认识到，在促进中医药发展过程中，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并做好传承创新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使其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中医药走向世界还有许多瓶颈和门槛，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 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坚持守正创新。在尊重中医药典籍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研究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应用，用现代科学语言阐释中医药独具特色的诊疗方法和作用机理，发挥中医药在个体生命全周期健康维护中的优势，发展适合中医药学自身特点的现代研究与评价体系。加大对中医药科研投入的力度，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建立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平台，开展防治重大 难治 罕见疾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等攻关，研究针对性诊疗方案，加快中药新药创制和临床应用研究，筛选出更多具有实效的广谱药物。
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 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 结合二者长处。加强和完善中西医结合教育，在培养一支“中医人，中医魂”的主体人才队伍基础上，培养一定数量多学科交叉的高层次中西医复合人才。提高医务人员中西医结合救治能力，规范开展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更好发挥中西医结合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
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 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规范和推动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传播，综合运用新媒体平台和多媒体形式，以深入浅出 形象生动 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科学普及，营造珍视中医药文化 崇尚中医药学习 发展中医药应用的社会氛围。强化中医药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促进形成符合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 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中医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既要保持自身特色，又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推动中医中药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传统医学相关规则制定，不断拓展中医药走向世界之路，让中医药更多造福人类健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论文【第四篇】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出台《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发改经贸〔2020〕1315号，下称《方案》），提出了18条重要举措。对于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深入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从“两业联动”到“深度融合”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也是物流需求的重要来源。在我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占90%以上，工业品从原材料采集、生产制造到消费端整个流程中90%以上的时间处于物流环节。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决定着“两业”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早在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组织召开了首届全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大会。随后的2009年国务院首次推出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第一个国家规划《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把“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工程”列入“九大工程”之一。十几年来，我国物流业制造业联动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在推动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物流业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融合层次不够高、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要求还不相适应。
进入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物流业、制造业。供应链弹性不足、产业链协同不强、物流业制造业联动不够等问题凸显，直接影响到产业平稳运行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3年后的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紧扣“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对制造业和物流业联动发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由联动发展提到深度融合。我的理解“两业联动”还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而“深度融合”则是将“两业”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进一步提高物流发展质量效率，深入推动物流降本增效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加快物流业态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方案》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立足于产业经济发展的全局性、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基于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总结过去“两业联动”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政策举措，更着眼于前瞻性、战略性、全球性竞争的考量，提出了统筹推动物流业降本增效提质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物流业制造业协同联动和跨界融合，延伸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的总体要求，这对于物流业、制造业实现“一体化”运作，适应“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构建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从“关键环节”到“重点领域”
《方案》从18个方面做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物流业在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用显著增强。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模式，制造业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大幅提升，精细化、高品质物流服务供给能力明显增强，主要制造业领域物流费用率不断下降;培育形成一批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标杆企业，引领带动物流业制造业融合水平显著提升;初步建立制造业物流成本核算统计体系，对制造业物流成本水平变化的评估监测更加及时准确。
为落实上述目标，《方案》对5个关键环节和6个重点领域进行了重点部署。
一是紧扣五个关键环节，为两业融合创新发展疏通路障。其一，促进企业主体融合发展，力推发挥融合发展的市场主体作用。明确提出“支持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创新供应链协同共建模式，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改变产业链与供应链上的不稳定、难协同问题，强化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抗风险能力。其二，促进设施设备融合联动，打通融合发展的基础保障。其中“积极推进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物流枢纽对接干线运力、促进资源集聚的显著优势，支撑制造业高质量集群化发展”，势必加速物流基础设施集成化发展，加速生产制造与物流服务的集群化协同。其三，促进业务流程融合协同，力推业务场景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其中“加快发展高品质、专业化定制物流，引导物流、快递企业为制造企业量身定做供应链管理库存、线边物流、供应链一体化服务等物流解决方案，增强柔性制造、敏捷制造能力”，必将推动适应数字化竞争环境下的个性化、智能化、柔性化供应链协同。其四，促进标准规范融合衔接，强化以标准化疏通融合发展障碍。“建立跨部门工作沟通机制，对涉及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立项、审核、发布等环节广泛听取相关部门意见，加强标准规范协调衔接”的要求，有利于营造两业联动融合发展的专业化、标准化软环境。其五，促进信息资源融合共享，强化数字物流时代的新融合发展。其中“促进工业互联网在物流领域融合应用”“建设物流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将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信息基础设施纳入数字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和推进区块链、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新兴技术在物流信息共享和物流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应用”等新提法，将助推新基建与两业融合发展，促进传统行业数智化改造。
二是突出六个重点领域，为两业融合创新发展布高地。其一，抓大宗商品物流，维护国家能源及战略物资供应链安全。《方案》重点提到了原油、矿石、粮食、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物流，明确提出“依托具备条件的国家物流枢纽发展现代化大宗商品物流中心，促进大宗商品物流降本增效”。其二，抓生产物流，力推智能化制造物流和支柱产业（汽车制造）高效物流保领先发展。《方案》明确要求，“鼓励制造业企业适应智能制造发展需要，开展物流智能化改造，推广应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自动分拣等新型物流技术装备，提高生产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其三，抓消费物流，力推消费物流升级促进相关消费制造满足高品质需求。《方案》要求推进“个性化较强的产品提供高品质、差异化寄递服务，促进精益制造和定制化生产发展”并重点发展冷链温控物流。其四，抓绿色物流，强化发展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制造供应链。《方案》要求“引导制造企业在产品设计、制造等环节充分考虑全生命周期物流跟踪管理，推动产品包装和物流器具绿色化、减量化、循环化”并推进废旧物资逆向物流体系建设。其五，抓国际物流，强化跨部门协调机制和骨干物流体系建设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案》要求“发挥国际物流协调保障机制、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等作用，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现代国际物流体系，保障进口货物进得来，出口货物出得去”，为“中国制造”构筑“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供应链体系。其六，抓应急物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应急保障和修复再生体系建设。《方案》明确要求“研究制定健全应急物流体系的实施方案”“增强相关制造产业链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的快速恢复能力”，这将利于强化制造业供应链应急保障和再生能力，积极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供应链风险。抓好了这些重点行业及领域的工作，必将带动其他领域的融合创新发展，也可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赢得竞争制高点。
三、从“推进机制”到“政策落地”
兩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政策环境，《方案》从营商环境、政策措施、金融支持、示范带动到组织协同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其一，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强化营商环境。《方案》要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对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其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重点支持。《方案》重点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物流用地给予等支持力度，为解决当前物流用地难及铁路货运专线建设难等突出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其三，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强化活血纾困。《方案》首次提出“支持社会资本设立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平台，拓宽融资支持渠道”，有利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其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强化骨干带动。《方案》首次提出“鼓励龙头企业发起成立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创新发展专业联盟，促进协同联动和跨界融合”。其五，强化组织协调保障，强化协同保障。《方案》提出了“两个依托”。在管理层面，依托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推进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强跨部门政策统筹和工作协调;在行业层面，“依托主要行业协会建立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动态监测和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制定融合发展统计和评价体系，定期发布研究报告，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全国性物流行业社团组织，在推动《方案》落实过程中将按照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积极反映企业诉求，主动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相关委托事项，为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适应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