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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参考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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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第一篇】

中国正处于经济较快发展时期,需要有一个和平繁荣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因此,我们真诚希望发展中美关系,开展更多的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合作,从而发展自己。以下是为大家分享的“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参考8篇】”,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关系,没有之一!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势,但这取决于双方如何定位彼此的关系。

二战之后,中美之间一直维持着一个大体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鲜战争这种双方直接交战,都没有延伸到对方本土。

也正是这种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维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时间到了2014年,中国的gdp首次达到了美国gdp的60%,2018年达到约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国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这可是美国一贯的警戒线!

上世纪,美国对对手有两次出手,都是因为这个60%。

第一次是苏联的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美国对苏联加大遏制,导致其最终解体。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引起美国警觉,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为这个60%,美国近几年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

这绝非偶然,而是两国宏观态势长期演进的结果,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势”所必然之理。

二战后的美国,靠着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开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开动印钞机,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这一体系下,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体量巨大,制造业发达,贸易门类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服务领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美国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似乎,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补,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顺。

中国相当于一个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打工仔,为美国这个老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老板则从丰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省吃俭用,渐渐有了点积蓄,劳资双方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之所以较为和谐的本质。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国”等和谐说法。

但显而易见,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我们不能总是拿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因此我们有了c919。

中国不可能一直为他人作嫁衣,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来。

一句话,“打工者”有了余钱,总要自立门户的。美国人肯定也清楚这一点,一厢情愿的“中美夫妻论”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近几年,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许多人一略而过,没当回事。其实,别以为这是官场的套话,实际上确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最客观描述。

对中国来说,一个国家要维护人民利益,必须对内爱民与对外反霸双管齐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属于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财富生产能力,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2018年更是超过了美日德之总和。创造这么多社会财富,但以gdp一衡量,我们就变成了第二,财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记得以前与群友讨论时,参照华为做过评估。如果中国不被国际金融寡头盘剥,中国人均年gdp起码在30至50万人民币之间。现在多少?只有区区几万!

一边吸食中国人民的劳动血汗一边嚷嚷自己亏本了,这就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嘴脸。所谓毛衣战,讨论的只不过是吸多点吸少点而已。

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终结美国金融霸权,改变世界旧体系,建立国际新规则,把被美国利用旧规则拿跑的那部分夺回来,造福中国人民!不打破美国霸权,中国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国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说,中国是自愿加入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国为首)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如wto),尽管“学费”昂贵,却是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选项。但“赎买”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旦达到两者“倒挂”的临界点,中国必然会加以调整,此前的格局便会为之一变。

现在,就是中美关系转变的历史性关口。

网上曾有人戏言,如果将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较,会发现其实历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谓的“列强”: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而如今,“g7”/“g8”集团则由西方几大工业国组成,除了“伪列强”奥匈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实则加拿大当年就内嵌于“大英帝国”之中),两份名单竟惊人地一致——世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

但变局又是显而易见的:百年前,所谓的国际事务即是列强间的争斗往来,他人无权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决定全球态势了,否则也不会出现“g20”这样的协调机制了。

而在这一产业、财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携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国规模宏大之力,吸纳西方数百年科学技术积淀之功,一跃而起,将全球产业链条、要素市场、价值分工作了极大的重构,使得世界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有了迥异于百年前的样貌。

今天的中国是有力量的,这点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国多年打工,渐有积蓄,集聚资本的同时,对于美国全球薅羊毛的顶层设计与运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国人是靠金融、军事、科技这三根支柱来构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国便在这几方面着力,依样画葫芦也就是了。

近年来,中国在内外方面大政频出,令人颇有目不暇给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逻辑,便会发现实际上都是按既定“剧本”来上戏码,太阳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结算,在英国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陆续推出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原油、人民币铁矿石等,还有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这些显然都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获取核心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实质即是将人民币“资本化”,为未来获取国外资本收益布局。

军事方面:航母接连下水(近期有未经核实的报道说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军舰,强力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又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建国70周年大阅兵高调展示东风41、东风17等等,这些整军备武之举,既有战略震慑的宏观考虑,也有保障未来投资安全、交通要道的现实需要,更有为人民币国际信用“赋权”的终极目标,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科技产业方面: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万亿,2016年万亿,2017年万亿,投入之巨,已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共同发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报告,在10个大学科领域里,美国表现突出,中国稳居第2,而在143个研究前沿中,中国取得了24个前沿的领跑位置,美国则领跑87个前沿的发展,差距虽然很大,但中国追赶速度却非常之快;而在经贸战中被热炒的“中国制造2025”,则聚焦智能制造、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5g、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直指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为“口号”,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还有文化价值方面:“中国方案”不断推向世界,不仅“自信”,还要“他信”。目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附着着相应的价值观,向境外扩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间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挤压。

可以说,中国体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实上的压力,这里面既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主观意愿在鼓舞,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驱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官方宣言,也内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富裕阶层不断扩容,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城乡、东西部三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且不时有尖锐化表象。而要缓解乃至消弭社会矛盾,在注重公平正义、做好存量财富分配的同时,获取增量财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为迫切的需求。由此,将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触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间内获取资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而中国的继续发展,将会极大冲击现状:产业链条分工的修正与再构,资源产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转移,等等。总之一句话,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如果不是颠覆的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与西方当然会就此作出评估并寻找因应之道的。

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由。

中国要变,美国要变,世界要变!

中国的高速发展,令既成的权力财富布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得中美关系也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现在论及中美争端,无论是所谓的专家,还是网上的吃瓜群众,动辄就端出意识形态、价值文明、法律体系、民主威权这套“高大上”的话语来加以诠释论证,走得远的,甚至对中国现状口诛笔伐、堕入国内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绪宣泄中。

中国现阶段,固然问题多多,一味沉溺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虚火上升当然贻笑大方,但看不到进步,以为处于暗无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师”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显而易见,美国现阶段的最大国家利益,便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甚至是“威胁”。

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说,中国要参与重新划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还特别好,这才是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触动。

那为什么美国会感到中国要动自己的奶酪呢?

让我们看一下现实。

目前全球约70亿人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8亿人,如果扣除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全球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亿——1:7,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现状。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纪60年代增速是%;

70年代是%;

80年代是%(wb)或者%(imf);

90年代是%或%;

21世纪00年代是%或%;

10年代则是%或%。

很显然,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做大蛋糕越来越难。很简单,蛋糕就那么大,抢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战后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它们抢得了一些奶酪,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非常集中:亚洲四小龙。而这几个经济体的特点也相当一致:面积小、体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韩国也不过5000万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个微型城市经济体。从本质上说,二战后经济的增量,其实也只能允许这么点人口“走进现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让14亿人中国人摆脱短缺经济,享有现代生活,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想与事业,这毫不夸张。

然而,这一踏踏实实、稳步推进的伟大理想,足以让既得利益者“恐怖”!因为世界的大蛋糕,中国在拿走越来越多的份额。

看看数据吧!

2009—2015年,6年时间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了17%,而中国增长了52%,美国只增长了6%,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的57%是中国贡献的。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额,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另外中国的高铁、电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高低的无非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获得的多少。当美国发现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时,回头全力阻击越来越近的追击者就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么诗意而又朦胧的语言,美国人大概率是听不懂的。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让渡你利益?如果美国人不接受你这套,那你就是一厢情愿地真做梦了。

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

所以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令美国心存忌惮。

“一带一路“上有强盗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吗?古人尚且知道要请镖局,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为殖民地贸易保驾护航,今天美国霸权的三大基石无非是美军+航空母舰+美元,今后我们也要持剑经商。持剑经商,确保胜利果实,就需要海外根据地,枪杆子里出利益,这话用在这没错!

这便是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即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过程中,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一个小区,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非常值得称道。

就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全民封闭”期间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没有出现生活物资短缺、也没有出现社会动乱。

您要知道这次事件并不是预定好的,而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

试问: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进行准备和预防,中国能够坚持多久?

由此,我们可以骄傲的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只有中国。

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源于中国的治国体制正在焕发出的巨大优势,中国的举国体制已经让美国、欧洲羡慕不已,我们要办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级的体育盛会,航天科技,集中的决策机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欧美国家光国会、议会无数次的开会、辩论、扯皮就拖死了。看看中国的高铁、航天、基建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再看看美国的市政建设,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道路,就知道美国的决策机制与效率有多低。

比过了当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认为最好的体制之后,别的体制就不用比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纷繁,但实则因果关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发达国家民众每天优哉游哉,阳光、沙滩、比基尼,滋润得不要不要的,而我们天天累得和狗一样,却只能勉强糊口。这和薅羊毛的全球顶层设计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尤其从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产生。人不干活,仅靠体制的运转,最终生成物质,从逻辑上来讲,估计没人能论证得出来。

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财富流向必将重塑,西方普世价值神话必将破灭。

当前,我们正处于国际、国内大历史周期伟大切换的关口,旧秩序的碎裂声、新秩序的号角声不绝于耳,我们看到的国内国际大调整、大动静、大风浪,不过是新旧秩序转换的副产品。

中美大变局,世界大变局,看似很慢,其实进展远比我们预想来的快。

非常庆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得以亲历与民族一起荡气回肠!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

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本文系盘古智库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重阳论坛第四十七期“大变局下,中俄何为?”上的观点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评社”、“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第四,中方愿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和民族尊严。

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第二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房地产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面对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投资环境的日益复杂和风险加大,市场的调节机制还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加大房地产领域改革的力度,加强调控,才能更好、更快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出发,对出现的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力求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问题策略现状。

中国房地产业近十几年来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最热门的行业之一,而且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有效的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各种不利的因素和环境的制约下,房地产业作为新兴的产业之一,伴随着其迅速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国家在其发展中进行了宏观调控和各种支持,为的是促进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进而实现良性循环发展。

(1)房地产供求总量的非均衡性。

房地产供求总量上的非均衡般表现为潜在实际供给大于有效供给,总需求大于有效需求,即超额供给和超额需求同时并存,也即短缺与过剩同时存在。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商品房空置、潜在需求巨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等非均衡问题。近几年来,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旋,但效果并不明显。导致这种结果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水平总体偏低的问题,也有我国居民对拥有住房所有权的传统观念,以及一些家庭和企业把住房作为保值增值工具的心理作用,更有政府参与房地产市场调节的不当行为的影响。近几年来,新的房地产项目不断开工,商品房供应持续增加。一方面,我国存在住宅供给数量过高、住宅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大量商品房空置的现状。而另一方面,由于房价过高,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住房,无房可住,几代同室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了大量楼盘空置的现象。目前,全国及部分地区大量的商品房积压卖不出去、空置率越来越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直呈现上升的态势。土地价格由于其稀缺性和市场需求的无限性的拉动作用及其土地市场投机炒作,出现虚涨。如果把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比较下,会发现投资人大量囤积购买土地,房屋空置泡沫,房地产业出现虚长趋势,房地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的比其它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快的多,而且这虚长的趋势也越发明显。

(3)消费结构缺乏理性。

在我国,大多数的消费者对房地产的发展持观望态度,他们消费心理受到炒房者和媒体舆论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越发的暴露出来。在利益的驱使下,某些非理性的因素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飞涨,投机者借此机会不断的炒高房地产价格,使其真正有需求的购房者买不起房子,出现了贫富日益加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现象。

二、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

(1)银行信贷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房地产金融信贷风险的不断加重,主要体现在一些开发商在购入土地时自有资金不足,为了获得预期的利益,只能从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致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信贷的风险。

(2)经济环境因素。

即中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这几年的经济已经开始逐渐复苏,每次房地产市场的升温的推动力都是高速发展的经济。经济的复苏影响着人们的购房需求,从而导致房价的逐渐上涨。

(3)中、低档普通商品房有所欠缺。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以住房的市场化分配代替了住房的国家分配制度,导致房价上涨过快。部分地区政府为了生产总值的提高,不惜过度促成土地交易,由于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更热哀于开发高利润的高档住宅和别墅,在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上根本没有积极性,使得本应占市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逐渐边缘化。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供给量,根本满足不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需求,这就导致商品房成了解决居民住房的基本模式。住宅结构供给的失衡,会间接导致房价的攀升,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改变房地产现状的应对策略。

(1)加强政府的参与力度。

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使我们认识到,单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来解决土地资源稀缺、房地产价格上涨等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由于市场机制自身的特点,若完全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当长的周期。于是,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相应的宏观调控职能,采取定的政策和措施促使经济向最优均衡状态运行,保证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政府需要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分析和规划,严厉控制并打击故意炒地、炒房等现象的发生,更要合理利用各地域的土地资源,推出公平公正的招商开发投资政策,坚决把握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制定合理有效的房地产管理办法,打击囤地、囤房的不良现象。方面,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另方面,发挥税收引导作用,鼓励企业通过自建房、合作建房等方式打破开发商对房屋供应的垄断。

(2)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

房地产市场是个复杂的经济体系,考察个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发达,关键看房地产市场体系是否健全和完整。应当制定有效的房地产市场政策,来解决高房价与高空置率的矛盾现象,让消费者的真是需求来主导房地产市场。遵循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把握,杜绝房地产市场的房价稳定而导致房地产的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提高,为更好地贯彻房地产发展政策培育出一个良好的房地产市场体系。

(3)政策上给予相对的扶持。

不断提高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中、低档住房的供给比例,努力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居民个人集资建房的可操作性还有待进步研究,但是低收入居民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国家政策的期望,让居民不再受开发商的盘剥。另外,还可以通过贫困居民住房求助活动、建设外来务工人员员工宿舍等多种方式,不断改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状况。

(4)使房地产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化。

综合当前对房地产市场投资的增长速度,中国房地产的投资还处于繁荣阶段,但是,从市场表现来看房地产市场则处于不成熟到成熟的国度阶段,从当前城市居民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购买力分析,只要经济形势平稳可持续的增长,不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房价就不会大起大落。

四、结语。

从当前的房地产形势分析,住房销售开始得到控制,从根本上规范房地产业领域的投资现象,我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越来越完善,未来几年中国房地产供求关系将趋于均衡,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缓的发展势头。

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第三篇】

很显然,美国工商学界、地方政府、媒体、民间都传递出很多希望发展中美关系的积极信息。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是正道,行得远;傲慢偏见的对华认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对华政策是邪路,走不通。正确的道路要守正不移,与时俱进;错误的道路要悬崖勒马,改弦更张。防止中美关系脱轨,需要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中国不会随美方起舞,但也绝不容美方胡来。”霸道行径,中方会坚决回应;理性沟通,中方会积极欢迎。中美双方可依照王毅国务委员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致辞的三点建议,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作为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越是在困难时刻,中美关系越要拨开重重迷雾,尽快重回正确的轨道,发出更多的积极信息,释放更多的正能量。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顺应世界各国人民对中美双方的普遍期待。

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是简单地非黑即白问题,也不是简单地谁是谁非问题,我们必须要正确地面对两国关系的复杂局面,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两国间的关系。我们要明确中美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是要大于两国间的分歧。近些年,中美之间的摩擦和争论虽然不断,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对抗,两国关系总是在经历坎坷之后继续前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存在。在中美关系问题中,虽然美国经常做出一些“无事生非”的试探性举动,但其对待中国的态度却始终“暧昧”,并没有大规模的挑衅事件,这说明美国政府并非“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是忌惮中国的。这种忌惮因素中,纵然有中国军事实力、综合国力增强的考虑,更多的则是因为两国间共同利益的存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十分清楚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是要大于分歧的。一旦两国外交关系破裂,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对双方来说打击都是巨大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期的存在,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的局面还将长期存在。

当前,虽然美国屡屡对中国做出危险举动,比如,今年美国加快推行“转向亚洲”政策。尽管美方一再声明其亚洲“再平衡”战略不针对中国,不以遏制中国为目的,但美国不仅加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频频与中国邻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在南海、钓鱼岛领土争端上言行不一,对中国采取捍卫领土主权的正当行动说三道四。但是两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却仍是主流。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频繁。今年前十个月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今年头三个季度就达63亿美元,已超过20**年全年58亿美元的最高纪录。这也再次证明了中美经贸合作的互补互惠、互利共赢本质,说明了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复杂和微妙关系。美国也非常清楚如果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必将会“得不偿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摩擦和麻烦,但当前绝不会全面恶化。

二、当前影响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因素。

(一)xxx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最主要问题。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起伏和风波多都是由xxx问题引起的。首先,对中国来说,xxx问题是原则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大问题,中国在xxx问题上绝不会妥协退让,绝不会向美国低头,绝不会任由美国在xxx问题上为所欲为。其次,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屡屡在xxx问题上制造事端,违背不干涉中国政治的诺言,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给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屡屡蒙上阴影。可以这样说,美国在xxx问题上的表现是极为矛盾的,这种矛盾表现在其既想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又想通过xxx问题给中国政府施压,并向借此来达到xxx当局的分离和遏制中国的目的,其用心是极为险恶的。美国政府支持台独势力、向台出售武器的行为正是对两国合作关系的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致使中美间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美国政府的这些举动都是其“中国威胁论”认知在作祟,他们希望和中国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同时又不希望中国过于强大。

(二)中美两种社会形态的差异与对立也是中美关系冲突的一个因素。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之间本身是没有直接的冲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追求的是社会公正、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及建立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又吸纳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但是美国的部分人却抓着两国社会形态的差异不放,片面夸大中美意识形态的冲突因素,并制造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大威胁和挑战,中国的崛起势必危及美国。因此,他们百般阻挠、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言论,并时不时对中国进行一些“骚扰”,以此来给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朝着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近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不再把中国作为其头号敌人,转而开始表达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美国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其接受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认可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本国的发展上。

1

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涉华政策演讲,除了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制度这一“日常操作”外,他在演讲中称对华接触已经失败,甚至扬言将会联合其他国家采取更坚定的行动,迫使中国做出美国想要看到的改变。

如此赤裸裸地公开表态,美方的意图,昭然若揭!

讽刺的是,这一演讲地点在尼克松图书馆。40多年前,尼克松访华是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第四篇】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

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应对之策:以互信除互疑。中美两国复杂的关系决定美国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始终留有一定的注意和警惕,中国则关注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的国内秩序以及如何应对美国阻止中国重获地区大国地位。目前,在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有所转圜的情况下,中国可考虑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合作平台,在增加“一带一路”项目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度的基础上,吸引美国企业的参与,在项目合作中,逐步加强战略互信。

以伙伴对同盟。中国的经济合作观念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构建全球伙伴网络,使各方平等地享受合作发展的利益。这与美国以美国及其同盟国为中心建立的等级制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在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的同时与美国加强经济沟通和合作,妥善解决分歧。

以斗争求合作。国家安全方面,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等事关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中国应亮明“红线”,在不断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要重战、慎战、备战,面对美国的试探和挑衅,中国可以尝试构建不同于美国霸权安全结构的新的安全战略格局,在必要的时候,以斗争求合作。

以参与求制衡。面对美国用经济纠纷巩固安全同盟,用安全问题挑起经济摩擦的做法,中国可以从美国盟国和区域合作机制入手加以应对。一是从印度、澳大利亚等相对薄弱环节中寻找突破口,增进与这些国家的政策沟通和经济合作;二是可以利用如上海合作组织等安全对话机制深度参与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

走势:如果说以前中美关系是“合作+竞争”,以合作为主,那么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里,中美关系可能将是“竞争+合作”,以竞争为主。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及中国模式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美矛盾可能会继续上升。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关系,没有之一!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势,但这取决于双方如何定位彼此的关系。

二战之后,中美之间一直维持着一个大体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鲜战争这种双方直接交战,都没有延伸到对方本土。

也正是这种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维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时间到了2014年,中国的gdp首次达到了美国gdp的60%,2018年达到约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国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这可是美国一贯的警戒线!

上世纪,美国对对手有两次出手,都是因为这个60%。

第一次是苏联的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美国对苏联加大遏制,导致其最终解体。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引起美国警觉,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为这个60%,美国近几年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

这绝非偶然,而是两国宏观态势长期演进的结果,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势”所必然之理。

二战后的美国,靠着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开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开动印钞机,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这一体系下,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体量巨大,制造业发达,贸易门类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服务领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美国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似乎,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补,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顺。

中国相当于一个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打工仔,为美国这个老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老板则从丰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省吃俭用,渐渐有了点积蓄,劳资双方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之所以较为和谐的本质。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国”等和谐说法。

但显而易见,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我们不能总是拿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因此我们有了c919。

中国不可能一直为他人作嫁衣,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来。

一句话,“打工者”有了余钱,总要自立门户的。美国人肯定也清楚这一点,一厢情愿的“中美夫妻论”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近几年,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许多人一略而过,没当回事。其实,别以为这是官场的套话,实际上确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最客观描述。

对中国来说,一个国家要维护人民利益,必须对内爱民与对外反霸双管齐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属于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财富生产能力,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2018年更是超过了美日德之总和。创造这么多社会财富,但以gdp一衡量,我们就变成了第二,财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记得以前与群友讨论时,参照华为做过评估。如果中国不被国际金融寡头盘剥,中国人均年gdp起码在30至50万人民币之间。现在多少?只有区区几万!

一边吸食中国人民的劳动血汗一边嚷嚷自己亏本了,这就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嘴脸。所谓毛衣战,讨论的只不过是吸多点吸少点而已。

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终结美国金融霸权,改变世界旧体系,建立国际新规则,把被美国利用旧规则拿跑的那部分夺回来,造福中国人民!不打破美国霸权,中国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国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说,中国是自愿加入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国为首)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如wto),尽管“学费”昂贵,却是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选项。但“赎买”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旦达到两者“倒挂”的临界点,中国必然会加以调整,此前的格局便会为之一变。

现在,就是中美关系转变的历史性关口。

网上曾有人戏言,如果将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较,会发现其实历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谓的“列强”: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而如今,“g7”/“g8”集团则由西方几大工业国组成,除了“伪列强”奥匈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实则加拿大当年就内嵌于“大英帝国”之中),两份名单竟惊人地一致——世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

但变局又是显而易见的:百年前,所谓的国际事务即是列强间的争斗往来,他人无权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决定全球态势了,否则也不会出现“g20”这样的协调机制了。

而在这一产业、财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携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国规模宏大之力,吸纳西方数百年科学技术积淀之功,一跃而起,将全球产业链条、要素市场、价值分工作了极大的重构,使得世界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有了迥异于百年前的样貌。

今天的中国是有力量的,这点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国多年打工,渐有积蓄,集聚资本的同时,对于美国全球薅羊毛的顶层设计与运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国人是靠金融、军事、科技这三根支柱来构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国便在这几方面着力,依样画葫芦也就是了。

近年来,中国在内外方面大政频出,令人颇有目不暇给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逻辑,便会发现实际上都是按既定“剧本”来上戏码,太阳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结算,在英国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陆续推出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原油、人民币铁矿石等,还有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这些显然都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获取核心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实质即是将人民币“资本化”,为未来获取国外资本收益布局。

军事方面:航母接连下水(近期有未经核实的报道说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军舰,强力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又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建国70周年大阅兵高调展示东风41、东风17等等,这些整军备武之举,既有战略震慑的宏观考虑,也有保障未来投资安全、交通要道的现实需要,更有为人民币国际信用“赋权”的终极目标,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科技产业方面: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万亿,2016年万亿,2017年万亿,投入之巨,已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共同发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报告,在10个大学科领域里,美国表现突出,中国稳居第2,而在143个研究前沿中,中国取得了24个前沿的领跑位置,美国则领跑87个前沿的发展,差距虽然很大,但中国追赶速度却非常之快;而在经贸战中被热炒的“中国制造2025”,则聚焦智能制造、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5g、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直指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为“口号”,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还有文化价值方面:“中国方案”不断推向世界,不仅“自信”,还要“他信”。目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附着着相应的价值观,向境外扩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间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挤压。

可以说,中国体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实上的压力,这里面既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主观意愿在鼓舞,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驱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官方宣言,也内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富裕阶层不断扩容,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城乡、东西部三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且不时有尖锐化表象。而要缓解乃至消弭社会矛盾,在注重公平正义、做好存量财富分配的同时,获取增量财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为迫切的需求。由此,将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触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间内获取资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而中国的继续发展,将会极大冲击现状:产业链条分工的修正与再构,资源产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转移,等等。总之一句话,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如果不是颠覆的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与西方当然会就此作出评估并寻找因应之道的。

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由。

中国要变,美国要变,世界要变!

中国的高速发展,令既成的权力财富布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得中美关系也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现在论及中美争端,无论是所谓的专家,还是网上的吃瓜群众,动辄就端出意识形态、价值文明、法律体系、民主威权这套“高大上”的话语来加以诠释论证,走得远的,甚至对中国现状口诛笔伐、堕入国内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绪宣泄中。

中国现阶段,固然问题多多,一味沉溺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虚火上升当然贻笑大方,但看不到进步,以为处于暗无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师”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显而易见,美国现阶段的最大国家利益,便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甚至是“威胁”。

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说,中国要参与重新划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还特别好,这才是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触动。

那为什么美国会感到中国要动自己的奶酪呢?

让我们看一下现实。

目前全球约70亿人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8亿人,如果扣除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全球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亿——1:7,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现状。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纪60年代增速是%;

70年代是%;

80年代是%(wb)或者%(imf);

90年代是%或%;

21世纪00年代是%或%;

10年代则是%或%。

很显然,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做大蛋糕越来越难。很简单,蛋糕就那么大,抢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战后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它们抢得了一些奶酪,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非常集中:亚洲四小龙。而这几个经济体的特点也相当一致:面积小、体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韩国也不过5000万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个微型城市经济体。从本质上说,二战后经济的增量,其实也只能允许这么点人口“走进现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让14亿人中国人摆脱短缺经济,享有现代生活,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想与事业,这毫不夸张。

然而,这一踏踏实实、稳步推进的伟大理想,足以让既得利益者“恐怖”!因为世界的大蛋糕,中国在拿走越来越多的份额。

看看数据吧!

2009—2015年,6年时间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了17%,而中国增长了52%,美国只增长了6%,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的57%是中国贡献的。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额,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另外中国的高铁、电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高低的无非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获得的多少。当美国发现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时,回头全力阻击越来越近的追击者就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么诗意而又朦胧的语言,美国人大概率是听不懂的。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让渡你利益?如果美国人不接受你这套,那你就是一厢情愿地真做梦了。

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

所以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令美国心存忌惮。

“一带一路“上有强盗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吗?古人尚且知道要请镖局,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为殖民地贸易保驾护航,今天美国霸权的三大基石无非是美军+航空母舰+美元,今后我们也要持剑经商。持剑经商,确保胜利果实,就需要海外根据地,枪杆子里出利益,这话用在这没错!

这便是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即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过程中,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一个小区,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非常值得称道。

就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全民封闭”期间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没有出现生活物资短缺、也没有出现社会动乱。

您要知道这次事件并不是预定好的,而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

试问: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进行准备和预防,中国能够坚持多久?

由此,我们可以骄傲的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只有中国。

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源于中国的治国体制正在焕发出的巨大优势,中国的举国体制已经让美国、欧洲羡慕不已,我们要办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级的体育盛会,航天科技,集中的决策机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欧美国家光国会、议会无数次的开会、辩论、扯皮就拖死了。看看中国的高铁、航天、基建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再看看美国的市政建设,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道路,就知道美国的决策机制与效率有多低。

比过了当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认为最好的体制之后,别的体制就不用比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纷繁,但实则因果关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发达国家民众每天优哉游哉,阳光、沙滩、比基尼,滋润得不要不要的,而我们天天累得和狗一样,却只能勉强糊口。这和薅羊毛的全球顶层设计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尤其从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产生。人不干活,仅靠体制的运转,最终生成物质,从逻辑上来讲,估计没人能论证得出来。

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财富流向必将重塑,西方普世价值神话必将破灭。

当前,我们正处于国际、国内大历史周期伟大切换的关口,旧秩序的碎裂声、新秩序的号角声不绝于耳,我们看到的国内国际大调整、大动静、大风浪,不过是新旧秩序转换的副产品。

中美大变局,世界大变局,看似很慢,其实进展远比我们预想来的快。

非常庆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得以亲历与民族一起荡气回肠!

本文系盘古智库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重阳论坛第四十七期“大变局下,中俄何为?”上的观点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评社”、“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第四,中方愿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和民族尊严。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第五篇】

现代物流模式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在近几年我国物流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现代物流管理工作愈发重视,从当前我国现代企业的物流成本核算现状中能够看出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完善的地方。

1、企业物流成本核算标准的可操作性较差。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后,我国从日本引进了现代物流模式,一直到2006年9月才真正出台了我国标准《企业物流成本构成与计算》,文本上规定了企业物流成本的范围、内涵与成本核算的过程。但是这种标准一般为原则性的规定,而实际规定少,并且现代企业的物流成本实际核算的范围较广,所需要从原来的会计信息数据中分离出来物流的成本信息数据,并且归属到不同的物流资源成本核算对象中,核算过程相对复杂,可操作性较差。

2、企业物流成本核算内容不完善。

曾经西泽修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物流成本理论----冰山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平时所使用的原来的会计成本核算模式过程中,通常只会去计算与列出对外支付的费用,例如运输费用与储存费用,人们会认为这些就是企业物流成本费用使用的全部,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占到企业物流费用中较少的一部分,所谓的冰山一角也不过如此。物流企业的成本费用多数通常与其他费用混合在一起,例如日常的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我们如果不能对这部分的成本费用进行单独计算,就不能计算所有的物流成本费用。并且我们需要注意到,所谓的冰山一角呈现的现象是有自身的必然性的,从企业的原材料采购,直到内部的存储、运输等过程,再到商品的销售,企业所涉及到的物流环节范围较广,成本费用核算要求十分细致,在每个方面的细节都能够导致企业物流成本费用核算结果的巨大差距。

3、企业物流成本核算方法较为混乱。

我国现代物流企业受到传统思想观念影响,因此部分企业难以意识到物流管理与成本核算工作的重要性,在企业中并没有设置自身的物流成本科目,而是将其与“生产成本”、“材料采购”等费用混合起来。这样使得企业物流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被分裂到各个不相关的部分,而从会计核算工作中需要从不同账目中整理出来,具有工作量大、费时费力等缺点,降低了工作效率。

二、作业成本法在现代物流企业中应用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在现代专业的物流企业运营是一个包含多环节的系统性服务过程,从接下订单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操作环节,我们从每个环节都需要在成本费用上讲求一定量的支撑,才能够降低运营成本,而这就需要企业多客户的运转。所以会涉及到的间接产生的费用分配显得十分复杂,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分配标准会对企业物流成本费用的精准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如果出现分配不当的状况,就会让企业所得到的物流成本数据失真,而直接影响到企业物流成本的管理模式。所以,我们需要运用新时期的有效物流成本核算模式——作业成本法。我们通过实际计算模型,举例说明作业成本法的应用。我们用c来表示出某个物流成本核算对象的总成本,让c1表示为总共的直接成本,而c2表示为总共的间接成本,那么企业的物流服务成本可以表示成为:c=c1+c2。如果假设某个企业提供了p种物流服务,而这一系列的过程一共有q种作业环节,那么企业的物流服务总成本可以表示成为:而其中,i=1,2,p;j=1,2,q在公式中,c表示的是某项服务需要成本核算对象的总成本;ai表示的是单位物流服务消耗的直接成本;xi表示的是物流服务的实际数量;bij表示的是企业物流服务过程中i所消耗的作业j所占j作业总数量的比重;yj表示的企业作业环节j所消耗的现行资源费用。从上面的原理核算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业成本法对企业物流中资源等多方面进行整体考虑与分析,特征是将原理公式突出,并且计算简单。但是在成本核算之前需要有着大量的信息数据支持,例如作业环节与资源分配率是如何?作业成本的实际结构是什么样的?成本形态最终是什么样的?这些都会给为我们实际使用带来了不便。因此,这种作业成本模型是从成本形态分析过程与实际生产函数角度考虑出发的,将实际生产函数的结构方式与生产结构环节作用到物流成本模式的建构方面提出的。

三、结语。

从总体上来说,进一步加强与完善物流企业成本核算在物流企业运营过程中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为企业的决策层提供有效而系统的企业物流成本信息数据与相应的经济支持。但是这些还需要现代物流企业敢于把握机遇,加强对自身物流成本核算工作的管理,运用现代物流技术的不断构建与完善现代信息系统,进而有效地提高物流企业成本的降低,实现企业开支节省的效果。

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第六篇】

园林管理作为城市绿化建设中的重要支撑力量,是完善城市生态系统的关键所在,其绿化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人民居住环境的优化发展,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升,是与时俱进,紧跟生态建设和绿色环保发展的内在需求。完善的园林管理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还能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但就目前我国园林管理现状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此目标,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即以此为研究重点,详细分析了我国园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对我国园林管理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相应探索,以此推动我国园林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发展。

加强园林绿化管理、建设,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此理念的指导下,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园林管理的步伐,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园林建设整体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以及园林管理方法等方面都取得良好的成效。

园林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我国,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园林绿化建设起步要比发达国家晚很多,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有关园林建设技术标准等,并相应的制定和发布了有关的园林建设管理标准,例如1991年建设部出台的《城市园林绿化行业技术标准体系表》、《园林设计规范》、《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等等,这都为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提供了有效依据,也促进了园林管理的初步发展;而后相关部门又相继公布了《城市园林绿化条例》、《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并就其实施规范进行细化分类,以此推动了我国园林管理的规范化、统一化和多元化发展,同时,也为完善管理方法,提升管理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由此看来,我国园林管理也是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不规范到规范的渐进发展过程,是在不断摸索中前进,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不断完善中继续向前发展。

城市生态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

城市园林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的不断完善,不仅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意识,更是加快了我国城市生态建设进程。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山清水秀、碧海蓝天、气候宜居,生态环境和谐而美好发展的既定目标,更是凸显了科学发展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的新理念,也让城市生态建设不仅关注于花草树木下的视觉美感的绿化建设,还将视野拓展到园林生态的整体协调搭配、统一发展的统筹规划中。在此科学规划管理基础上,城市环境污染得以改善,城市生态格局得以合理构建,由此所形成的和谐城市生态环境系统,有效的'推动了“生态城市”目标的更快实现。

2我国园林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餐式发展,城市环境污染也成为了首要问题,尤其是在园林绿化和生态保护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化发展下,园林管理不能紧跟新形势发展,许多管理问题更是愈加明显,存在着园林管理体系不健全、管理理念陈旧、重园林建设、轻视园林养护管理等“短板”,这都严重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实现,具体问题如下分析:

科学、完善的园林管理体系尚未形成。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园林管理尚处于初级阶段,整体管理水平还有待加强。近年来,随着城市生态建设的不断加强,国家也加大了园林绿化发展的与投资和管理力度,但是取得的成绩有限,仍然存在管理标准化程度低、管理体系结构不合理,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发展水平不平衡等现实问题,这都严重阻碍了我国园林管理的科学化发展。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现存的管理制度标准中,关于园林管理的规定很少,即使有相关规定,但也严重失衡,大多集中部分领域,例如关于花卉种植领域标准化管理规定较多,但是却对于园林绿化验收标准和管户方法的规定却少之又少,这势必造成园林管理的制度缺失,从而最终影响管理成效。

欠缺园林管理的系统评价标准。

园林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生态环境的建设,更是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有必要的评价、衡量标准来对园林管理效果进行分析、评判,以便明确其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督促园林管理的科学化发展,但是就目前我国园林管理现状来看,其评价标准严重缺失,没有纳入相关规制当中去,这就致使园林管理毫无“规矩”可言,不受任何标准拘束,肆意妄为,最终阻碍园林管理的进步和发展。

在当前“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生态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加快我国园林管理的科学化、系统进程,成为了当前最为迫切之举。

生态环境建设是现代园林管理发展的内在要求。

生态环境的改善,是社会科学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必要前提,由此,必需将城市园林绿化发展和生态环境平衡发展作为我国园林未来发展的主题。生态环境建设是以改善环境污染,绿化园林建设、美化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根本目的,城市园林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以此为基础,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前提下,推进园林建设与养护的有机结合,逐步完善城市绿化,推进城市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现代化、高科技化的发展是园林管理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各层面的变革,而园林管理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要受其影响。目前,城市化进程不断升级、人们的审美需求和个性化发展也不断增强,城市园林管理必须紧跟现代化发展方向,拓宽管理思路,更新管理观念,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推进和完善园林管理的现代化和高科技化的进程,以此实现园林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4结语。

园林管理是推动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随着生态建设和绿色环保概念的深化发展,更是凸显了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有效提升园林绿化品质和景观效果,本文从我国园林管理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出发,探析了我国园林绿化管理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推进园林管理工作的精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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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第七篇】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2024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现状分析【第八篇】

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对策分析一、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现状第一,中国保险市场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寡头垄断。从中国目前保险市场情况分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四大保险公司已经占有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份额的96%。而其中,国有独资的人保、中国人寿则几乎占去保险市场份额的70%。中国人寿占去了寿险市场份额的77%,人保占去了产险市场的78%。而机动车险市场中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就占82%。这就是说,中国保险市场虽然初步形成了竞争的格局,但这种以国有独资保险公司高度垄断市场的局面,特别是以少数几家保险公司寡头垄断市场的局面,就是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特点之一。

第二,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还处于一个低水平。按照保险业发展的规律,保费收入一般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而论,年保费收入一般都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10%左右,而我国1998年保费总收入约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在世界排名70位左右。按人均保费计算,仅为100元人民币,虽然较恢复保险业务初期的人均不到10元人民币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在世界排名第80位左右。当然,我们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保费2000多美元的水平还有距离。因为,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经济还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同时又说明在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中国居民的保险意识与投资意识还要有一个提高过程。

第三,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分布不均衡。从目前中国保险公司机构的分布而论,30家中外保险公司的总部基本上都设置在北京和中国沿海城市。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虽然在大陆已普遍设立,但多数又集中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这就造成了保险市场发育不均衡性。

第四,中国保险业的专业经营水平还不高。粗放式经营与销售方式单一,产品结构简单与供给不足,以及缺乏专业人才是经营水平较低的显著特点。目前,各家保险公司已经开发和销售的产品寿险产品品种并不少,但产品结构雷同和保险责任不足,是业内人士的普遍呼声。中国保险从业人员中真正受过系统保险专业教育又有保险专业水平的保险专业人才不到30%,其中既了解国际保险市场又懂得精算和计算机技术的高级人才更是毛凤鳞角。这都表明了当前中国保险经营水平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为进一步完善市场法制化的建设,使外资公司进入市场更加有法可依,保监会也努力提高保险市场的专业化监管水平,也按照世贸组织透明化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保险法的制订和监管工作透明度,加强了监管工作的程序化和规模化的建设。这两年来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推进的速度明显快速化,大批外资机构人员和资金的介入让中国的保险业更加快地走向国际化。市场是很大的,当我们在成长的时候,同样目前国内的保险公司也同样在迅速成长,国内的保险公司现在水准也很迅速地在提高。

二、我国保险业发展对策1.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我国保险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思路是继续深化保险业的企业改革,继续落实各项改变措施,将改革不断引入深化,鼓励股份制保险公司,通过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支持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保险企业。继续培育多层次的保险服务体系,继续培育和发展国际的大型保险集团,允许保险公司根据市场地位和业务发展需要整合内部资源,成为主业突出优势互补的企业集团。完善保险市场的准入机制,增加市场主体,为保险市场注入活力。积极培育再保险市场,支持保险公司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参股设立保险公司,增强我国再保险市场的整体承保能力。规范发展保险中介市场,鼓励和促进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创新经营模式,发挥专业经营优势,逐步建立同意、开放、有序竞争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体系。

2.提高监管水平,防范风险要提高保险业监管水平,加强国际保险监督合作。一是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的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机构的处罚力度,切实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二是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积极探索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和手段,及建立动态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监控模式。三是加强与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的合作。继续深入、广泛地学习国际保险业监管的先进经验,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逐步实现保险业监管的国际化。中国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是世界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保险业必将在开放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三、

我国保险业发展趋势据瑞士再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库博预测,从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中国保险市场年增长率将超过10%。其中,他预测中国寿险的年增长率将达到12%,而非寿险业务则在%左右。去年是我国保险市场发展最快的一年,全国保费收入亿元,增长幅度达到%,其中,财产险增长%,人身险增长%。瑞士再保险公司亚洲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师黄硕辉分析说,尽管去年中国保险市场的增长幅度惊人,但从长期来看,不可能持续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前几年中国寿险保费收入的大幅增长中,很大部分是个别险种特别是有投资功能的保险产品的热销造成的,而随着市场的成熟和消费观念的趋于理性,单一险种搅热整个市场的现象将很难再出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保险业与国际接轨是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在加快保险市场对外开放步伐接受外资保险公司资本投入的同时,中资保险公司也会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或者购买外国保险公司的股份,甚至收购一些外国的保险企业。在险种开拓上,积极发展核能、卫星发射、石油开发等高科技险种,在业务经营上,通过再保险分入分出或国内外公司相互代理等形式加强与国际保险(再保险)市场的技术合作和业务合作,积极开展国际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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