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范例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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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篇1
《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摘要：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关键词：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思想史，梁启超
梁启超在1899年曾说：“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然而梁氏也曾明言：“吾国人称禹域为天下，纯是世界思想。”其实过去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大致即钱穆所说的“心胸之知”和“耳目之知”。但梁氏前一种“中国即世界”的表述影响甚大，研究梁启超的李文森()即曾提出，近代中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天下”缩变(contracting)为“国家”的进程。这个说法又影响了很多人。如唐小兵先生就说他关于梁启超历史思想的专书就是在讨论这一缩变的影响。
“天下”之意义在近代的二分，反映出时人对于地理空间和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重心，说近代中国有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中国”的进程或大致不错;倘若侧重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两者互为表里，既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又相辅相成，长期处于互动之中。
这一语义的二分也给当时的读书人带来无穷的困惑。以前“天下”是一个语境明则语义明的开放概念，即其在特定场合的指谓基本随上下文而定;如今却被分为“中国”和“世界”这两个指谓确定、边界分明的概念。虽然语义脱离语境或许更显清晰，但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一些人无意之中可能因为语源的关系将两个语义相差甚远的词当成同义词混用。关键是很少有人在学理上将此语义转换的进程厘清，反倒是一些脱口而出的简明表述时常腾诸人口，迄今余波不息。
这类观念的缠结，以及由此而起的一些歧义和误会，多少源于晚清极具影响的梁启超。当时报纸、刊物等兴起不久，梁氏可以说最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这些新传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论域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如孙宝碹1902年所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当时“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此语或稍夸张，若将范围限于中国读书人，却大体概括出梁氏当年影响的广泛。黄遵宪稍后对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
其实梁启超不仅改变了当时人的思维和表述方式，直到今天，中外很多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仍随时可见梁氏观念的痕迹，也可以回归到他本人及其他时人那些含混且有时自相冲突的表述中去认识。从“天下”到“世界”的重大范畴转变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对此所论较少，还可以作稍进一步的探索。
天下、中国与世界
梁启超早年似对“天下”与“国”分得很清楚，他在1896年的《<说群>序》中就反复说到“国与天下”的关系，明言“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中国当时仍“以独术治群”，泰西近百年则是“以群术治群”;一旦“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但那时他并不主张仿效泰西之群治，盖“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后者即往昔所谓大同之治，中国似乎应超越“国群”而直接向“天下群”的目标努力。
不过梁氏很快有所转变。他在1899年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此后数千年，中国人“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此或即后来“中国即天下”说之滥觞。他稍后在《新民说》中又转变观念，以为“二千年来与中国交通者，虽无文明大国，而四面野蛮，亦何尝非国耶”?故不能说中国过去“尽不知有对待之国”。⒀但这并未改变其基本立论。
梁氏进而分析说，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但争城争地对民生造成的严重伤害使有道之士皆思矫正，孔子作《春秋》，便“务破国界，归于一王，以文致太平”。其余先秦诸子，“虽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术，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要义”，遂使国家主义终绝。而“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其周边无数蛮族之幅员、户口和文物“无一足及中国”，与葱岭以外之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又“彼此不相接不相知”。盖“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若“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上述历史地理环境使中国人“视其国如天下”，国家思想不发达，乃至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
后来杨度更发展梁启超已部分放弃的观念，在他看来，中国自虞、夏之间立国后，所遇东方各民族，“其文化之美、历史之长，皆无一而可与中国相抗，实无一而有建立国家之资格”。故“中国之国家，为东方唯一之国家;中国之名称，不能求一国名与之对待”。结果，“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故近代西潮冲击以前，可说“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经杨度发展的梁启超观念影响了很多人，他们未必在意其具体的界说和解释，但却记住了这个概括性的说法。
“中国即世界”的观念连带引申出梁启超另一个影响广泛的说法，即晚清时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梁氏在民元时曾说：“我国虽日五千年古国乎，然畴昔憔悴于专制政体之下，国家重要机关，一切未备。而所以运用此机关者，又无道以得人。”他以“各先进国”的情形与中国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今世各国所以得称为国家者，举其特征以求诸我，其可见者，殆什无二三”。故“以严格的国家学衡之，虽谓我国自始未成国焉可耳”。
梁启超又曾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他虽然据民族各自尊其国的“世界之通义”，主张“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但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并未改变中国尚无“国名”之事实。
然而，以梁启超那时爱用的“知”与“不知”论，“口头所习惯者”.当然也属于“知”的范畴。远的不论，龚自珍固已说“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⒆民初以自杀殉清的梁济在遗书中也说，他之死既“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盖“清国者，数百年一改之国也;民国者，我三古遗传万年不改之国也”。梁济此语表述得不特别清晰，然意思还是可以理解，亦即长期的历史进程确立了一个超越于政治体制和统治实体变更之上的“中国”，而历朝以至那时刚出现的“民国”都不过是这一“中国”在特定时段的阶段性表现实体。
这就牵涉到梁启超那句长期被复述的名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说，中国旧史家“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故其作史，“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盖“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因此，“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是不能辞其咎的。在梁氏看来，“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他承认国家不可以无朝廷，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但这是“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不是视朝廷为国家，而应“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
不论是从国名还是朝廷与国家的关系言，梁济看到的现象与梁启超所见略同，而陈述立场则相反;梁济似乎以为，“国名”的有无和异同，以及君主或共和等政治体制的异同，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其所表现的“国家”之存在，其说更近于龚自珍。而梁启超则试图说中国那时还不是一个“国家”，至少不是一个“完全”的国家。
梁启超认为，“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他眼中所看到的，是“以国为人民公产”的西方“各先进国”。然而向往世界主义的蔡元培当时就不同意，在他看来，“如今最文明国的人，还是把他力量一半费在国上，一半费在家上，实在还没有完全的国’，哪里能讲到世界主义”。蔡氏以为，人类应该联合起来战胜自然，像“国”和“家”这样的单位存在并相互竞争都不过是在靡费人力。
这样一种把“完全国家”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或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梁启超后来也说，要“能建设一完全之国家，以立于平和之世界，夫然后可以为世界之主人”。他也同意“国”是个人和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阶级”，但却认为是当时最应重视的单位。他早年曾说，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的表现，一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后来更申论说，中国“数千年教义习惯，由国家等而下之，则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发达焉;由国家等而上之，则世界思想甚发达焉”。唯独对处于“中间之一阶级日国家者，则于其性质若未甚领解，于其设施若不得途径，以故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成形”。
正因地方、宗族和个人思想太发达，内部又分解为无数小单位，这也是中国被认为还不是“完全国家”的一个因素。梁启超早在1896年论中国“以独术治群”时，就说中国从上到下都是各私其私，以至于“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29]几年后他进一步申论说，秦统一后“国界既破，而乡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数之大国，而复生出百数千数无量数之小国，驯至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国焉。此实吾中国二千年来之性状也”。
梁氏这一关于中国人家族和地方意识太强的说法同样影响广远，不少人以为中国人要到甲午后才开始思考国家的问题，或从关心个人、家族和地方转变到关心整体的“国家”。白吉尔(Marie-ClaireBergere)在讨论清季中国资产阶级时也说，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意味着中国人的效忠对象不再限于某个团体和地区，从此也包括“国家”。而蒋廷黻甚至说，直到1933年，中国“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他的依据即是“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
效忠的前提是“知有国家”，而全国性的思虑与见闻和知识有着直接的关联。张之洞很早即注意到新型媒体在开通见识方面的作用，其《劝学篇》曾专辟一节以论“阅报”：“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之?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可知当年“见闻”的扩充的确有助于对“神州”的认知。
如果报刊舆论有这样的作用，物质层面的电报和铁路、轮船等或有着更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些新事物扩大了区域性事务的影响，使其得到跨区域的关注，让人们在感性层面更直观也更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着自己的国家，故也可以说“缩小”了全国的范围。但报纸等的“提高更多是针对所谓“一孔之士”，而传统中国读书人向以“天下士”自居，他们除任地方官而“在官言官”时外，较少考虑地方事务;即使居乡为绅者，也要“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能局于一隅。且“天下”本是“王土”，在针对“地方”的意义上与“国家”未必对立。身为“天下士”而不知有“国家”，颇近于痴人说梦。故以天下为己任者，自不待报纸提倡仍日以“神州”为关注对象也。
胡适后来曾说，“今日一般人民的不能爱国家，一半是因为人民的教育不够，不容易想像一个国家”。的确，知识和了解是想象的基础。而报刊、电报和铁路等让人更多了解国家的新手段其实也都是“教育”的一部分，读书识字的士人相对更能享受这些新事物提供的“知识”。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也曾论及现代出版事业使信息沟通普及，打破了区域性的隔阂，有助于居民想象并认同于一个民族共同体。如赫德(RobertHart)在1883年说，在中国引进电报、轮船等犹如在腐朽外表上打补丁，会逐渐由表及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然后像酵母一样由内向外发酵，改变民众的秉性，进而导致整个中国的转变。
不过，在四民社会的时代，士人通常是乡民追随的楷模，若士人为天下士，则“山泽之农”也并非不能超越乡土而“想象”整个神州。当然，“天下士”更多是理想型的，以数量言，或者还是“一孔之士”为多，故追随这些人的乡民大致也以局限于乡土的一孔之见为主。在“新知识”逐渐普及之前，梁启超说中国人在国家之下的地方、宗族和个人思想及国家之上的“世界思想”皆甚发达，亦非无根之说。
其他一些读书人也曾从“超国家”的眼光来解释中国不像一个“国家”。民初罗素(BertrandRussell)在上海演说时，曾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这个说法得到陈嘉异、梁漱溟等的赞赏。梁漱溟也认可雷海宗关于“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的观点。他以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他念念只祝望‘天下太平’，从来不曾想什么‘国家富强’，这与欧洲人全然两副头脑”。二千年来的事实是，“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他后来常常申述中国是“社会”而非“国家”的观念。
相当长时间以来，不少人爱说民国以前的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国家”，尤其不是近代意义的所谓“民族国家”。不过，这更多是那些了解何为“民族国家”含义者做出的学理性“诠释”。在近代“大清”面临侵略威胁时，从当事人的叙述中可知，他们受到威胁的却正是“国”或“国家”。尽管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体会到中西竞争的文化含义，感觉到某种“亡天下”的危险，但他们同样明确意识到是其所属的政治实体受到了威胁，恐怕没有多少人在意识层面或下意识层面感觉到仅仅是其所从属的“文明”在受到侵犯。
无论如何，中国的“超国家”的意味提示着“天下”本具有与“世界”相通的一面。梁启超在1902年曾列举五项“先秦学派之所长”，其第三项即是“世界主义之光大”，盖从老子、孔子、墨子到邹衍等先秦各家，都在研究“平天下”这一大问题。他后来更明言：“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故中国思想中所谓政治，“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
观念转变后的梁启超重新审视先秦思想时，再次强调“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其“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所以，中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成为一种“百家所同”的“时代的运动”。不仅“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其余道家、墨家，也都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色彩。他引《公羊传》解释《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说，其“纪年以鲁国，因时俗之国家观念也;而正月上冠以一‘王’字，即表示‘超国家的’意味”。
上述的“世界”，明显都是与“天下”可以互换的同义词，故两者的相通在梁启超心目中是长期延续的。不过他以前认为轻视“国家”是一种必须立刻改正的缺点，故再三呼吁要重视“国家”;而后来则日渐从正面肯定“超国家”的传统，因而也越来越强调“天下”的“世界”意味。
当然，梁启超在1902年已指出，尽管中国古人“所谓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为鹄也”。这里的“真天下”一语提示出他那时已据后出的地理认知来衡量昔人心目中的“天下”，就像前引其在《爱国论》中说中国人数千年间居于一个“小天下”一样，都意味着此“天下”只是一个认知的而非客观的真实“天下”;但就理想而言，认知的也可以是“真实”的。梁氏在二十年后仍强调：中国古人“所谓天下者，是否即天下且勿论，要之其着眼恒在当时意识所及之全人类”。并申论说：“‘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一部分自画，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
用前引钱穆的话说，昔人认知中的“天下”未必等同于今人“耳目所知”的世界，然其“心胸之知”的确是全部的世界。对晚清人而言，更明显的现实是，在这取代了天下的世界里，中国的位置其实相当不妙。面临这一现实，众多中国士人不能不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如梁启超后来所说：“我国在世界现居何等位置?将来所以顺应之以谋决胜于外竞者，其道何由?此我国民所当常目在之而无敢荒豫者也。”而决定将来中外竞争之道的前提，就是厘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篇2
我们所认识的蒋介石，很大情况下由于中学历史书的原因，因此所了解的对其事迹几乎都是在在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他的事迹当然远远不止这么少。
百度百科中对他的简介是这样的：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於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於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於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具有这么多身份的的人物，其出身却是卑微的甚至是低下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而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至此，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从而在成长中慢慢地演变成我们所认识的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曾有过这样记录他的一些儿时的事情：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有这样一句话：“三岁定八十。”虽然某种程度上这样说是猛烈了点，可是从小所显示出的，就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性格。
至此，不得不想起在近代的近几次战争乃至最后撤至台湾的一系列事件，都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他的这种性格。
对于外敌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他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即使面对着内战的担忧，却能先以国家的完整为先，对维护国家完整说到做到。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全国军民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个伟大的人物。而这方面早在蒋介石留学日本，勇于驳斥日本教官对中国的蔑视时就已经体现了出来。所以，虽然有“西安事变”这一事情的发生，而且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对于一个自小就不孝而且狭隘和极端的人来说，先答应后倒戈也是未尝不可的，但事实上这场战争正是因为他给与共军的重大战力，才得以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战略计划。
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炸开黄河花园口，淹死百姓89万人。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而又对敌人毫不留情的人，却只限于对国家的“大爱”而非顾及全部人或者大多数人的“泛爱”，充分显示了他的残酷与专横，因此在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并抵御了侵略之后，他的国家“大爱”转移成个人的对国家的获得和领导的贪婪。
于是新一轮的对共产党的围剿又开动了。
因为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而且“无罪”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将其留在收入部队，直至国民党战败。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
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
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
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
至此，蒋介石终于失去了对占有大陆的所有力量。，因为此行再也难以归去，可是作为爱国者的他的确始终不承认“两个中国”，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这种说法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种极端的爱国情绪始终是畸形的，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最终落得败走台湾的收场，谁人都知道，他的心依然对中国带着贪婪，正如他“不可动摇的国家决心”和“光复大陆”的说法一样，正是那些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成就了他，也在他心中扎了根，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想要统一，却又要是由一个独裁者上场主导。今天，独裁者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待见，人民期待的是那个自由而非独裁的统治，所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则讣文略带讥讽：“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而他则是这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只是历史的路注定有人走的是一条荆棘满途但最终却因为方向从一开始就错误而无法达到理想的终点。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篇3
摘 要胡适先生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有着不媚不俗的独立人格和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婚恋生活上，他有着遗世独立的君子操守;在待人处世上，他更有常人不备的雅量。胡适的人格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关健词胡适;人格;独立;爱国;雅量
一、胡适的独立人格
胡适的政治人格是独立的。对于政治，胡适一生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而是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在政治上并不完全偏向蒋介石，还反对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他始终在悲观和执著中超脱，始终敢于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始终坚信民主政治是一种世界潮流，不可违抗。他“随时随地不忘为民主、自由、人权寻找中国的历史基础，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土壤完全没有不适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移植，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始终是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i ” 。
胡适总是让青年人特立独行，说老实话，敢于向恶势力作战。他认为西方就是有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才有了无数爱自由胜过面包，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特立独行之人，才有了今日文明的世界。他曾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ii ”胡适倡导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过：“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iii”。与此同时，胡适清醒地看到自由主义也不能矫枉过正，故还强调，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数个“小我”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这种“大我”与“小我”互相关联的责任心，有助于激励社会良知和警诫罪恶行为。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虽也曾效力于国民政府，但他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信仰来改造积贫积弱的中国。他鞭挞国民政府不重视阿拉文库的推广，批评其不重视教育，也曾多次面刺蒋介石。胡适的人格独立还在于其对文学的改良，他早年推行阿拉文库，反对文言文，受到林琴南等人的围攻，仍不改初衷。胡适的独立更在于对权力并不贪婪且有自己的原则，1922年就曾拒绝接受黎元洪颁发的勋章，拒绝为北洋政府效力。1933年，他拒绝汪精卫的邀请，辞官不做，即便昔日好友张慰慈来游说，也决不轻从。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拒绝出任外交部长，顶住了阎锡山和美国佬的压力，宁可偏安美国一隅，也不和“无赖政府”合流。
二、胡适忠心为国的言行
胡适先生认为，爱国要不忘读书，爱国要讲理性。1915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热议“二十一条”，一致主张“对日宣战”。而胡适作为一个冷静的实用主义者，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他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盱衡问题和权衡利害，“战”并不一定就是爱国，“不战”也不一定就是不爱国。胡适认为爱国必先爱民，必先爱国民的生命。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爱国，需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所以他不主张用道德去绑架民众的生命，更不忍心用国民的血肉餍足某些人的爱国热忱。胡适的爱国思想体现在爱中国的文化上。所以他首倡阿拉文库，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文章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他还革新了文学体裁，新诗方面有《尝试集》问世，戏剧方面有《终身大事》出版，这两部文学开山之作为中国文化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适的爱国还体现在他的行动与实践中。曾经留学美国七载，却并不贪图外乡的物质享受。学成之后，毅然回国，在北大授学，教化后昆。抗战爆发之后，胡适奉命于危难之间，为了国家利益毅然出任中国驻美大使。驻美期间，胡适四处奔波，说动美国政府对华进行经济援助，使美国人民同情中国的抗战并慷慨解囊。在祖国危急的时刻，胡适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争取中国抗战外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后人评价之为：“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iv”胡适一生情系北大，始终视北大为自己永远的精神家园，甚至规定五月四日为北大校友返校节。在遗嘱中他要求将自己留北平的所有文献资料全部转交北大。胡适晚年居住在美国，仍写文章关心国家的命运，在困苦中“位卑未敢忘忧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没有去领美国绿卡，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胡适的一生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爱国情怀，着实令人感动。
三、胡适的婚恋观
胡适本人的爱情最终是屈服于亲情。虽然在美期间和韦莲司有过一段恋情，但他本人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孝为先，最终与江冬秀结为夫妻。江冬秀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胡适并未意气用事，接受了这桩旧式婚烟。也许胡适骨子里头是崇尚恋爱自由的，他喜欢真性情，喜欢交真性情的朋友，也喜欢真性情的女子。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亲自成全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也促成了赵元任和杨步伟这对神仙伴侣。胡适还曾与表妹曹诚英有过美好的感情，但他爱惜自己的名节，始终没有与江冬秀离婚，正确处理好了个人的感情问题。
胡适的婚姻有对本我感情的压抑和戕害。“说到胡适的婚姻，我们常为胡适报不平，觉得他是新时代中旧礼教之下的牺牲者。然而他因此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形象，又何尝不是受赐于旧礼教呢?胡适之所以能令新旧两派都敬重的一点，正是他婚姻上的‘不忍’之心，这点‘不忍’之心背后有多少关爱、容忍和体贴v ”。胡适一直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还曾说自己和江冬秀的婚姻是人生一大幸事，认为这是最讨便宜的事情。胡适不舍糟糠之妻的名士风度值得后人学习，尊重母命的孝道精神和爱惜羽毛的自律品质值得学人敬重。胡适的自我牺牲，成全了他感情世界的高贵，使他坚守住了真名士的精神高标。
四、胡适待人处世的谦和与雅量
众所周知，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然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胡适也不例外。胡适曾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凑钱资助在国外读书的林语堂，希望他学成之后能回北大效力。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对待自己的学生，胡适倾心培育了“物理女王”吴健雄，对吴晗和顾颉刚等学术奇才大力提携。 在台湾的时候，胡适自己有一笔钱，专门用来资助年轻人出国深造。借给谁之后，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
胡适的确是心胸坦荡之人。在阿拉文库和文言文论争问题上，很多人与他发生过笔战，但他毫不记仇，还维护骂他的人的形象。在鲁迅死后尸骨未寒即受人攻击之时，胡适没有因为鲁迅与之有过嫌怨就坐视不管，很快站出来替鲁迅说话，维护了鲁迅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名誉，肯定了鲁迅非凡的文学成就。再如李大钊曾与他开展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两人政见不和，在李死后，胡适负责了李的后事，任劳任怨。胡适还曾经四次营救狱中故友陈独秀，其行其迹，感人至深。
在20世纪的大哲中，应该有胡适的重要位置。胡适的独立人格、爱国主义情怀、婚恋生活上的君子操守的以及待人处世的雅量，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他的人格魅力正如他的墓志铭写的那样：“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① ”
注释：
i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39.
ii 黄团元.胡适的谦和雅量[M].武汉：长江出版集团，2007：180.
iii 白振奎.胡适人格[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585-586.
iv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80.
v 周质平.胡适的情缘与晚境[M].合肥：黄山书社，2008：332.
参考文献
①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462-463.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篇4
每一段历史中，都有其杰出的人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一名爱国将领，他们都应该被我们这些后世的人牢牢铭记在心中，去敬重去瞻仰去怀念。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96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
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这支仅组建半年多的弱小红军在南下渭华途中遭到失败。刘志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错误，并于1933年11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新组建了第四十二师，使得革命武装又有了新的发展。
1935年1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石刻。 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陕北是中国的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过13年，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纪念地和丰富的精神财富——陕北革命精神。199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诞辰90周年。习仲勋撰文纪念，文章写道：“说起来，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学的东西很多，以后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80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 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在纪念他90诞辰的时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革命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刘志丹作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有着令人崇敬的革命先烈精神。在革命根据地艰苦的岁月中，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良好的革命品质。他身上有太多好的精神与品质供我们学习与瞻仰，对刘志丹烈士最好的追忆方式便是去怀念去学习他的革命精神革命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