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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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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与清末史学的变迁1

“经世致用”,边疆史地学逐渐兴起。魏源的《海国图志》则为开山之作,本文从《海国图志》一书入手,分析晚清史学在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得出清末史学的变迁与近代史学之间

的关系。

关键词:魏源;《海国图志》;晚清史学

中图分类号:K5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魏源,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历经乾、嘉、道、咸四朝,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魏源的史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当时的史学界也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迁。“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史

学界兴起了研究世界史地的热潮。这种新思潮,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史学界沉闷的局面,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视野、新的局面,而且在介绍和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①,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则为开山之作,此后世界史地研究蔚然成风,各种相关著作纷纷涌现,汇为一股清新而富有生气的史学思潮,如后来梁廷《海国四说》、徐继畲《瀛环志略》等。

从魏源《海国图志》可以看出当时史学许多变化的方面,不管是史学研究的领域,还是史学的思想与研究方法,抑或是史料的运用和史书的编撰上都与以前不同。“1842年魏源的《海国图志》标志着传

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质的飞跃。传统史学的格局开始被突破。在史书内容、著书旨趣和哲学指导思想上都灌注进具有近代意义的新东西。”②

一、考据之学的边缘化与没落

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极为兴盛,发展成为了当时统治整个学术界的学派,被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者在古籍整理与考订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为后来学者阅读、研究古籍带来了许多的便

利。然而在晚清,由于外国的虎视眈眈,面临帝国列强的侵略,加之晚清社会内部的腐朽,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史学方面,许多学者都看出了考据学的流弊,当时

凌廷堪、许宗彦、沈等人对乾嘉考据学进行了批判,乾嘉时期盛极一时的考据之学逐渐走向没落。在世界史地研究之前,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史地学的研究,晚清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在19世纪尤其是

鸦片战争前后盛极一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范畴,当时研究边疆史地学著名的有祁韵士、徐松、沈、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后来,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民族危

亡迫切的时代感促使人们走出国门去关注外国的情况,而林则徐、魏源等人则成为了“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考据之学就逐渐被人们冷落,逐渐边缘化。

考据之学的边缘化与没落,并不是说考据之学的消失,因为当时进行考据史学的还是大有人在,如周济、汤承烈、陆心源、梁玉绳等。关于晚清史学的趋势,彭明辉在《晚清的经世史学》中,认为在晚

清史学经世、考据两条旋律是并存的,只不过经世主题成为了学术的主题而得以凸显,朴学考据则转为伏流但依旧存在。③

二、经世致用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是为了用于抵抗侵略,从该书的编排上可以看出作者“制夷―悉夷―师夷”的思路,魏源全方位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军事、科技、宗教、教育等

情况。魏源认为,只有充分了解了外国的情况,知己知彼,并且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及其练兵养兵之法,才能在后来与外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筹海篇》、《筹海总论》等章节,作者根据自己对西

方情况的了解和当时清廷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教训,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抵抗外国侵略的看法和意见,民族危机突出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洋溢于书中。由此可见,《海国图志》在一定程度上

折射出了当时的史学指导思想。

“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④,许多进步的史学家纷纷总结

历史上变法图强和反对外敌的事例,总结历史教训,以期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从而促进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如魏源的《圣武记》、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林则徐《四洲志

》、姚莹《康纪行》等著作,他们或总结历史教训,或研究边疆史地,或关注外国,但都体现其关注现实的思想和其强烈的爱国热情。此时期史家著书立说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而是渗透了史家

对当时时代的责任感。

三、史学新领域的开辟

在中国旧史学中,虽然也有《外国传》,但大多简略失实,记载外国情况的专门书籍屈指可数。像汪大渊《岛夷志略》、马欢《瀛崖胜览》、尤侗修《明史・外国传》等书,记载的情况谬误很多,而且

中国的传统史学并没有专门研究外国的。

魏源《海国图志》则开辟了对外国史的研究,“《海国图志》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中国近代世界史地研究的基础,它不仅是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更重要的,还初步触及了研究世

界史地的理论方法”⑤。在魏源之前,虽然有一些记载外国史地的著作,但从没有人将其视为单独的史学分科并从理论上进行专门探讨,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其风,此后则在史学界掀起了研究外国

史地的热潮,如后来的梁廷、徐继畲等,使之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

四、史料范围的扩大

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大多运用国内的史料。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了很大一部分外国的史料。在介绍各国史地的情况时,引用了马礼逊的《外国史略》、马吉斯《地理备考》等,还且还引用

了外国的地图。可见在晚清的史学中,史料的运用范围得以扩大。“鸦片战争后,人们睁开眼睛看世界,海外相关文化现象和历史材料都被当作史学研究的参考。如鸦片战争后的蒙元史研究,就立足于

域外蒙元史籍的传入和比堪。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考古界的几大重要发现,对于促成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⑥,可见史料运用范围的扩大也是当时史学的一个变化。新史学注

重史料的收集,傅斯年就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而到现代所有出土文物、古今中外游记等都是史料。由此可见,《海国图志》中对外国史书的运用,对后来人们纷纷采用外国史书作为史料有很大影

响。

晚清史学处于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过渡时期,其实已经是近代史学的开端,其变化必然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趋势当然不仅是如此,笔者由于能力的有限,不能概括出整个

近代史学的趋势,只是就《海国图志》一书中体现的史学的一些变化小窥历史学的转向。

参考文献

[1]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3]傅玉璋、傅正著:《明清史学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

[4]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

[6]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7]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

注解

①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7页。

②鲍绍霖等著:《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③详见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

④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8页

⑤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⑥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66页

《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2

缘起:魏源接力林则徐

《海国图志》的原本为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而《四洲志》来源于英国人慕瑞编著的《世界地理大全》。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1841年6月,承担鸦片战争失败责任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经现在的镇江时,正在此地的老朋友魏源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林则徐预感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遂将书稿交给魏源,希望他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魏源没有辜负老友的期待,在此后1年时间里,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成《海国图志》50卷,1843年初版于扬州。

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1847年增补为 60卷本。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100卷本遂成为《海国图志》定本。

创见:首倡“师夷长技”论

《海国图志》根据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制度、文化习俗,是近代中国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梁启超盛赞这是中国人研治“域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意义重大。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依据丰富的资料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而且提出许多伟大的见解,一再叮嘱中国人要重建宽广胸怀,不要将域外文明视为洪水猛兽。中国人应该潜下心来,记住先贤教诲,一事不知以为耻。魏源指出,即便从复仇观点看,也必须“师夷之长技”。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口号将一个正常的文明交流转换为“文明冲突”。不过在“天朝上国”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权宜之计。

无奈:唤不醒的天朝梦

尽管魏源的主张如此温和,但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回响。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本质区别。

魏源在这部书中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魏源在这本书中,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认为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可以变古今官家之局,值得中国人注意借鉴。

《山草香·》《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这是敏锐的中国读书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

意外:竟成日本“教科书”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个偶然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5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几个,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

《海国图志》传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江户湾。或许是基于十几年前鸦片战争的教训,或许是《海国图志》已将世界经济必将交流的意义说得很明白,或许是因为日本人已有与欧洲人(荷兰人)打交道的经验……总而言之,日本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日本既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时期沉浸在失败阴影中,也没有单纯地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了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国家的梦想。日本学者井上靖说,幕府晚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了这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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