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 历史发展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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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论文【第一篇】
以培养求真为中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是历史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戏说历史泛滥的今天，坚守“求真”的历史教学底线显得尤其重要。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不同，历史课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教育主要渗透在历史评价、历史分析、历史比较、历史探究等学习过程中，与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过程与方法目标相结合。可以说，历史课程中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教育的核心是“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史证教育。
“史证”主要指在拥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论证、严谨的思辨、合理的推理来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史证教育”是指围绕运用史料论证历史问题从而提高历史分析能力、形成严谨的思辨意识和思维品质、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教育过程。主要包括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辨别原始史料和转手史料、认识史料的证明力、运用史料论证问题、史论结合阐述历史问题等内容。长期以来，教条的灌输是历史教学的主要形式。在课程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家更多地关注历史教育的人文属性，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科学精神却似乎落在了历史教师的视线之外；另一方面，历史探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过，盲人摸象式的以偏概全，从观点出发寻找史料的“以论带史”,没有史料支撑的清谈高论却广泛存在，“史证教育”仍是普遍缺失的。在不少历史老师的认识中，科学精神的意蕴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评价和表彰科学家精神品质的层面，没有凸显出历史学科特点。总之，历史教育与它承载的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历史课程在培育科学精神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无论从历史课程的内在任务看，还是从历史教考的实际情况看，重视“史证意识”、研究“史证教育”都是历史课程和教学的迫切任务。
开展“史证教育”的两大基本途径是史料分析和问题探究。
一、“史证教育”视野下的史料分析
目前，历史教学中运用史料已经成为一种“常规”,但在体现“史证”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从“史证教育”的角度看，在运用史料分析问题之前应该先弄清三个问题。
1.历史资料的分类
要运用历史资料探讨历史问题，首先要分辨历史资料的类型，简单地说就是要能够分别史料、史料解释、历史叙述和历史评价。一般而言，对历史资料进行分类有两个步骤。
一是明确材料讨论的主题。就同一段材料而言，讨论主题不同，其所属分类亦不同，例如孟子论述孔子的原话，就研究孟子的思想而言是史料，就研究孔子的思想而言，就变为历史评价。
二是分析材料的性质。研究或讨论历史问题时的根据是史料，后人的转述是历史叙述，对史料和历史叙述的解释均属史料解释，后人对问题主题的评论属历史评价。历史事件、人物所处时代或相近年代的相关文物和记载为原始史料，后人的记载、对原始史料的整理等为二手史料，学者的论述属于历史结论而非史料。
2.史料真伪的甄别
任何一个历史结论都必须有史料的支撑，而运用史料论证历史问题的前提是史料必须真实可靠。“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的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威胁，因为材料的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材料的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所以，史料真伪的判别是史证教育中的关键问题，此之谓“无信不征”。2007年上海高考文综卷有一个选择题：
据报道，上海发现了一张可能是元朝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真人画像(图略)。某同学想从下列四方面考证画像真伪，最关键的应该是确认画像的
A.人物年龄 B.尺寸大小 C.创作时间 D.色彩浓淡
答案：C。
本题考查了甄别史料的“过程与方法”领域的目标，也渗透了“史料是需要甄别的”这一史证意识。史料需要考辨真伪！这是史证意识的第一要义。史料真伪的判断主要有以下方法：
(1)根据时间甄别。如上述例题中，黄道婆是元朝人，如果画像是元朝人所画，可靠性就较强，如果是后代人想象所画，可靠性就差。
(2)根据性质甄别。史料的类型多种多样，有文献记载、实物遗存、口头传说、文学作品等。相对而言，实物遗存的可靠性更强一些；口头传说和文学作品对用于论证问题时应具体辨析。文献资料和实物史料的可靠性虽然较高，但还应该结合其来源和流传情况进行考察。
(3)根据背景甄别。史料是否可靠，还要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分析，例如研究已经证明火药是隋唐时期始用于军事，如此，某些文献中三国时期“号炮三声”的记载就不可靠。
在引导学生甄别史料真伪的时候，还要着重培养他们勇于质疑的科学精神。“任何一种史料，都不是完全可信(无意史料的可信，则视史学家的眼光而定),里面可能有错误，可能有虚伪，可能有私人的爱憎，可能有地方及民族的成见，不经精密的考证，即笃信不疑，后患实无尽无穷”。只有在质疑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培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实证精神和实证能力。
3.史料价值的分析
陈寅恪曾说：“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正因为史料的真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在对史料的分类和甄别的基础上，就要对史料价值进行分析。2007年广东高考历史题就考查了这一目标：
有研究者在论述“明朝妇女婚姻观的两重性”时，引用过下列材料(材料略)。请回答：
(3)上述材料分别来自官方文献、学者着作和小说，你对该研究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有何看法？
题中所引的四则材料分别引自《明会典》《中国婚姻家庭史》、明代小说《醒世恒言》、明代小说《金瓶梅》,命题的问题设计就是引导学生分析史料的价值，辨别一手史料与二手史料、历史记载与小说不同的史料价值，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史证意识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如何分析史料的价值呢？应注意以下要点：
(1)原始史料的史料价值比二手史料高。一般而言，历史事件、人物当时的相关文物和记载等原始材料史料价值高。有时候历史当事人的叙述可能因立场问题而有作伪成份，因此，口述史料在某些问题中有特殊价值，应作具体分析。
(2)二手史料的价值应结合记载者的身份、时代进行具体分析，例如，《资治通鉴》和《魏书》同样有关于南北朝历史的一些记载，相较而言《资治通鉴》的可靠性就要强一些，因为司马光很重视历史考证，有“无征不信”的精神，而《魏书》的作者魏收治史态度就不甚严谨；但是魏收处于南北朝的当时，司马光生活在北宋时期，距南北朝有几百年的时间，因此，有些问题可能《魏书》的记载更符合历史真相。因此，在论证问题时要遵守“孤证不立”的原则，广泛收集史料。
(3)文艺作品和传说的史料价值应结合问题作具体分析。文艺作品和传说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应注意其适用范围，《三国演义》不能作为研究三国史的材料，但对于研究元明时期文学和语言的变迁，则是很重要的史料。小说等文艺作品必然带有作者生活时代的痕迹，所以就反映某一时代社会生活而言，许多小说是一种难得而可靠的“无意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例题中明代小说《醒世恒言》《金瓶梅》可以说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4)学者研究成果的史料价值。学者对史料的考证、解释、整理和分析，虽然是二手史料，但常常比较全面、客观，如前引高考题材料中祝瑞开的《中国婚姻家庭史》,是对史料的统计分析，有很强的证明力。学者研究的具体结论，不属于史料，但可以作为问题探讨的参考。
可见，史料的价值要根据它所对应的历史问题作具体分析，孤立的历史材料是很难说明其史料价值的，而在给定的问题情境下，才能甄别史料的真伪，判断史料的价值，所以史料阅读必须与问题探究相结合。
二、“史证教育”视野下的问题探究
历史带有极强的过去性，学习者很难亲历，只能在拥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论证、严谨的思辨、合理的推理来还原历史真相，这是历史问题的探究过程，也是“史证意识”的核心所在。在“史证教育”的视野下看历史问题的探究，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四个环节。
1.围绕问题收集史料
问题探究的第一步是收集史料。笔者曾组织以“国共合作抗日记者招待会”为主题的活动课，要求学生课前收集史料重现历史，结果学生不仅收集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1937年8月25日)、《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讲演)、《对中共宣言的谈话》(蒋介石1937年9月2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1937年8月14日)等原始史料，也收集了王桧林着《中国现代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学生在记者招待会中重构了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面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游谈无根”的弊端。大体而言，收集史料的过程包括以下几个程序。
历史小论文【第二篇】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笔者发现，我们的历史课本越来越薄，但里面文字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不少学生只学习和满足于课本上出示的知识点，而不能透过历史的现象去探究规律性的东西，有的学生将历史学习和个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割裂开来，掉入了历史的纸堆，这样历史课便越来越索然无味。有感于此，笔者提出了“论坛式”课堂教学，激发学生走进历史、思考历史，培养学生综合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大大提高了教育教学效果。
二、“论坛式”课堂教学的基本流程
1.情境导入
通过情境导入，为“论坛式”课堂教学张目。学生对历史的学习主要是靠一本教科书，书是通过文字和图片反映历史，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离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去甚远，学生只通过文字和图片来想象是不够的。这对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教师应该以多种具有生动形象的历史场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情绪，使学生乐于参与活动，为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创造条件。教师可以采取创设模拟历史场景的方法，适当利用教学场所，稍作变动，让其成为历史会议的会场或者某场战役的战场，也有可化身为中国各个朝代文化展览的场所，而学习的主体――学生则化身为其中的主持人、发言人、指挥家或者战役的参与者，还可以让学生复述去过的历史遗迹或者博物馆见闻。
2.自主学习基础上的小组初级论坛
教师可以通过导学案或者课件展示的方式，指导小组开展历史论坛活动。此阶段小组内论坛内容以基础知识和稍作讨论能解决的问题为主。重在掌握基本内容，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学生个体首先根据教师列出的知识结构查阅课本，自主探究基本的历史知识，教师提出要求，指导自学的方法，限定时间让学生阅读教材，自主积极思考、填写知识结构；个体基本完成后，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论坛活动，成员之间相互展示个体学习成果，相互借鉴提升，期间教师巡回指导，检查小组内论坛情况，发现论坛开展中难点及普遍存在的问题，确定需要重点讲解的内容及方法，同时对个别学生的个别问题进行知识或方法上的辅导。此环节的目的是让学生自学基础知识，充分感知历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教师了解了学情，根据学情及时调整教学的重难点。
3.小组讨论交流基础上的高级学习论坛
小组提出论坛开展中的难点及普遍存在的问题，师生讨论、探究完成。此环节需要师生互动、合作探究，同时又始终渗透着学生的独立思考，三者缺一不可。教师是论坛的推动者，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生是论坛主体，要做到由浅入深、层层推进，通过生生互动、师生互动探究，分析、理解教材内容，使学生全面、准确、透彻地掌握、理解、运用知识，充分体现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学生的能力发展和非智力因素提升为目标的教学原则。
4.基于教材和新课程标准的深层次论坛
在当今时代，我们必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与他人合作和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意识”和“国际意识”，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拥有健全的人格。因此，教师要设计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形成深层次论坛。如学习了“辉煌的隋唐文化”，笔者会引导学生思考“隋唐文化为什么如此辉煌？”学习了“明清经济与闭关锁国”，会让学生反思“闭关锁国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5.自我检测，巩固提高
本环节主要是知识运用、补偿提高，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精心设计习题，要求既突出教学内容的重难点，体现考试的特点，又灵活多样，实现了寓教于乐，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巩固和掌握了知识，从而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6.学以致用，提升能力
此环节教师应该培养学生联系现实，关注未来。既活学活用本课知识，又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其以后参与论坛提供不竭的动力。每学习一节历史课，笔者都要至少出一道开放题引导学生联系现实，关注未来。如学习了“中日甲午战争”一课，笔者设置了“课外寻史”这一课堂教学环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可是日本却否定这一说法，请你利用业余时间，就这一论题找出有关证据。”通过这一问题的设计，引导学生关注时事，同时培养了学生寻找史料的能力和爱国主义的情感。
三、开展论坛的多种形式
1.再现历史场景
如学习“三国鼎立”时把学生分成四个团队，分别扮演袁绍集团、曹操集团、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三国的扮演者要陈述三国的基本知识和具体发展成就以及三国期间的重要战役及成败原因。
2.课堂辩论
很多历史现象或者历史人物，往往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时候，笔者往往采用课堂辩论的形式，激励学生做历史的探究者，而不做历史知识的容器，体会到历史课的独有魅力。如学习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笔者让学生分成两组进行辩论：一组论题为“拿破仑功大于过”，一组论题为“拿破仑过大于功”。学生业余时间搜集资料，课堂上唇枪舌战，教学效果极好。其实，对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亚历山大等历史巨人，学生都有自己的认识，这时候笔者都采取类似方式，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利用史实进行论证。
3.百家讲坛式
课堂小结环节，或者是当某一章节、某一名学生对教学内容研究比较深入，自己的观点较为成熟时，可以采用此种方式。让学生慷慨陈词，尽情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其余学生可以边听边思，同时受到很大的感染和熏陶，感受榜样的力量，争取下一次自己成为讲坛的坛主。
4.通过编辑手抄报、撰写历史小论文、组织“我是小记者”活动等形式开展教学
历史文化论文【第三篇】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西藏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西藏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历史文化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武术；暗器；飞镖武术
暗器文化，是中华武术文化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篇章。在众多武侠小说与电影等各类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大量特色鲜明的暗器。无论是李寻欢的小李飞刀，还是东方不败的绣花针，亦或是唐门暗器，这些神秘莫测的暗器都颇受人们的青睐。暗器无论对于中国的兵器发展史还是武侠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暗器的历史文化却在如今网络信息时代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在现实中与其重要意义不相称的是社会上与暗器文化相关的学术性研究文章以及书籍却乏善可陈。周遭的人们在生活中或许会谈及与武术相关的话题，但是涉及到暗器这一领域，也许我们只能在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中才能看见其鬼魅的身影。
一、武术暗器及其文化的起源
所谓的武术暗器，是指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能够在暗中实施突袭的兵器。暗器，古人将它称之为“护身符”。暗器及其文化的发展，要追溯它的根源，主要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捕猎活动。远古时期的人类为了生产生活，制造了大量的武器用以猎杀动物、防身护卫、农业耕作。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发现的最早期的远古人类元谋人已经可以熟练地制造与使用石器，这也为以后的暗器“飞蝗石”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人们又在石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在石头上加上绳索演化出“绊兽索”，这也是后来索击类暗器最早的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又出现了弓箭等武器。弓箭类武器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与战斗力，这也对原始社会部落间的战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后世机射类暗器的出现也是由此而来。随着时代不断地变迁以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升级发展，武器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武器的种类也不断地增加。为了提升武器的杀伤力，人类在武器的制作用材、外形等方面更是费尽心思。暗器的出现，远在周代就已经初露锋芒，而它的广泛运用与发展则是在宋元之后。宋代，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女真族与契丹族经常与宋军发生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发现，由于在马背上作战，通常骑兵所使用的武器在战斗中无法离手，使得士兵处境十分不利，于是便发明了诸如流星锤、连弩、钩抓之类的暗器供士兵使用，便于在战斗中掌握战机。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蒙古士兵能够雄霸亚洲远征欧洲，其军队战斗力十分强大。当时蒙古族的士兵们都普遍装备了一种叫乾坤圈的暗器，又名“阴阳刺轮”，其圈一半手握另一半装有猪牙形的尖刺，刺尖弯转，投掷出去便可以在长矛利剑刺不到的地方重伤敌人。武侠作品的作者以及民间传说也将“阴阳刺轮”这种暗器加以丰富，例如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他便是不折不扣的蒙古人，其所使用的武器便是“阴阳刺轮”的衍生。明清时期，是中国武术逐步走向成熟并且进入绚烂夺目的巅峰时期。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有文武状元之分。武状元不仅要精通十八般武艺，同时还要掌握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这大大地推进了武术文化在民间的传播，也使得各种武术流派蓬勃发展。在清代暗器与弓弩、枪炮合称为三大射远器。这一时期暗器的使用效果更加注重打击，往往还带有许多残忍与血腥。例如让人闻风丧胆的“血滴子”，便是将暗器甩出，直接切割掉对手的头颅。清末时期，外国洋人的入侵让西洋火枪、大炮盛行，民国时期的各种战争也是枪炮的对决，这宣告了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开始终结，同时也加速了暗器的没落。现如今，人们更多地是选择习武来强身健体，武器已经失去了其搏斗杀戮的原始功能。而暗器更是早已失去了它当年的用武之地，纯属强健身心的器械，除在杂技表演中供人欣赏外，民众练习者已经寥寥无几。可以说，现在暗器在武术器械谱中的处境十分尴尬，其相关的文化也正面临濒危的绝境。
二、武术暗器的特点
无论是暗器制作材料、形状构造还是其使用方式，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形状构造可以是飞镖、飞刀、梅花针或者毒箭，造型有尖有刃，锋利无比。使用方式可通过手的投、甩、掷、按、弹，脚踏、踢甚至用嘴吹。可以说暗器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由此也造就了暗器文化的发展。1.暗器制作使用材料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材料便有所不同。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早期的暗器制作方法比较简单，都是一些唾手可得不需要精加工的物品，比如竹箭、木刃、飞蝗石，更有高手可以用树叶当做飞刀掷出。其后，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兵器功能的需求，更多的暗器选择了用金属来制作，比如飞刀、飞镖、流星锤、梅花针、手里剑等种类繁多的暗器，全部是选择用金属制作，这样更能提高战斗力增加杀伤力。选择金属制作的同时，也增加了暗器的重量，这为暗器的投掷与使用增加了难度与不便，于是便又出现了将金属与自然物品混合起来制作的暗器，比如将飞刀的手柄部位做成木制结构，或者将竹箭的箭头换成金属制作。暗器更多的是在常规战斗势均力敌拖延太久不能战胜对手，或者在战斗中处于劣势，为了打破僵局反败为胜所使出的出其不意的特殊攻击手段。其目的多是一击必杀，能够将对手置于死地，所以暗器的制作一般十分精良，能够符合暗器使用者的习惯与心理。2.暗器制作采用形状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形状便有所不同。手掷类的暗器大多数都会有一个手把让投掷者握住，暗器刃部则是尖刃突出状或者呈锯齿状，这样容易给对手造成杀伤。索击类暗器则有尖有钝，这样设计不仅能给对手造成外伤，同时也能给对手造成致命的内伤。机射类暗器一般都会有一个发射器装置，射出的暗器多呈尖刃状，发射器推送出强大的物理力量能给对手造成严重的杀伤。暗器的制作所采用的各种形状与形状之间的搭配十分考究，其制作的形状与结构之间的搭配通常便决定了该暗器的使用功效。不同形状不同搭配的暗器，它的使用效果是不尽相同的。除了这些外部形状的设计，绝大多数暗器的构造都具有体积较小重量轻的特点，所以也可以将暗器说成是袖珍型的武器。这样设计便于携带更多的数量，同时更加方便地投入实战中。3.暗器使用方式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使用的方式便有所不同。“出其不意，防不胜防”，通常是用来形容暗器的形容词。当然，暗器的使用方法也正如这些词的形容一样，当对手疏忽大意之时突然掷出暗器，往往当使用者投出暗器的时候都会使对手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在具体的使用方式中，操作方法虽然十分普通简单但是对技巧性的要求相当精湛。手掷类暗器与索击类暗器一般采用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出克敌。机射类暗器一般通过按、拉、弹、吹、抖等方式触发弹射机关，弹射机关通过物理力学等方式将暗器弹射出去。当然，各种类型中不同的暗器又有着自己特殊的使用方式，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对使用者的技巧性要求十分严格，只有经过长时间刻苦严格的训练，才能做到驾轻就熟地使用该暗器，熟练的掌握该种暗器的使用方法、使用时机等等，以达到击杀对手的目的。同时，除了需要掌握使用的要领，还需要使用者有着极其深厚的武功基础作为保障，俗话说高手对决内力取胜，只有拥有深厚的功力，才能将暗器发射得更加快速更加有力更加准确并且还能增加隐蔽性，在造成应有杀伤效果的同时还能恫吓对手，让其他敌人闻风丧胆，从而树立自己的威名。
三、武术暗器的功能
暗器的功能不胜枚举，从远古时期的狩猎耕作，到近代的战争防卫，再到现在的强身健体。暗器最常见的用处自不用说，当然还是其战斗、防身的用途。在战斗中，除了用最常规的武器搏杀外，又出现了暗器的使用，这当然与暗器所创造的特殊功能密不可分。一是隐蔽性功能。最大特殊性，莫过于暗器的隐蔽性功能。常规武器对决，双方厮杀的过程十分激烈，两方精神都高度紧张，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向对手掷出一枚暗器，一定会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在掷出暗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就有可能创造有利战机给对手致命一击，也有可能逆转当前不利的战局创造反败为胜的机会。二是灵活性功能。暗器的灵活性也是其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暗器的使用不受距离远近的限制，也不受使用方式的限制。第一，常规兵器的攻击范围都有一个限制，短刀短剑只能做到近身攻击，对稍远的敌人很难给予伤害，而长枪长矛攻击距离较大，但是容易折断且攻击近身敌人的时候又显得十分无力。暗器的出现就弥补了这一缺陷，近战可将暗器握于手中同敌人搏斗，远战亦可将暗器甩掷出去击杀对手。第二，常规兵器的使用又无法离手，一旦兵器脱手之后便毫无攻击能力与防卫能力。暗器的出现，又弥补了这一缺陷，不仅可以投射出去伤敌，携带数量多的情况下还可以多次使用，多次给予对手打击也可以同时打击多名敌人。三是攻击防御性功能。另外，暗器除了在攻击性上给以强大的支持外，在防御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暗器不仅有在战斗中防守反击的功能，还有制作暗器机关来防御保护的功能。防御型的暗器机关，可以拖延对手保护己方，也能在对手触发机关后给予打击伤害。
四、武术暗器的分类
暗器飞镖的分类十分细致，根据使用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手掷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机射类暗器以及药喷类暗器这四大类，四大类型中则罗列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暗器。另外还有一些暗器很难归入以上四类，便将它归类为其他暗器。(1)手掷类暗器。顾名思义，就是指以手握器，通过手、手腕、手臂的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射出去的暗器类型。人力有强有弱，暗器也有大有小，其射程的远近也不等。此类暗器使用简便且能大量携带，所以应用最为广泛。其类型南北各地也不尽相同，主要类型有标枪、金钱镖、飞镖、掷箭、飞叉、飞铙、飞刺、飞刀、飞蝗石、铁橄榄(枣核箭)、如意珠、乾坤圈、铁鸳鸯、铁蟾蜍、梅花针等。手掷类暗器最负盛名的代表就是飞镖与飞刀了。镖，主要靠掷射伤人，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长短轻重不一的镖形。适用于近距离使用，但是也有武功高强者能够接住对方射出的飞镖并还击对方，这就是有名“接镖还镖”。武林中属于暗器的镖主要有四种：带衣镖、袖镖、简镖和钱镖。飞刀，同样是靠掷射伤人，亦属于飞镖中的一类。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刀刃，由木质材料做成刀柄。近战可防身，远战可掷射。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兵器排行榜中“小李飞刀”位列第二，可以看出飞刀的威力有多强大。飞刀有单刃、双刃之分，其中属柳叶飞刀最为常见。(2)索击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是指以绳索系住暗器的一段，手握住另一端，用力抛出伤人，同时攻击之后可以迅速回收暗器再次攻击，如此连续不断地使用。鞭法是以圆周运动为主，借助于手臂的摇动和身体各部位的转动，增加惯性动力而改变圆心及其方向。其优点是攻击之后可以再次收回然后再次发动攻击，但缺点是用法较单一且只能携带一个，速度较慢。主要类型有：绳镖、流星锤、狼牙锤、龙须钩、飞爪、软鞭、锦套索、铁莲花等等。索击类暗器大家熟悉的有绳镖、流星锤、飞爪以及软鞭。(3)机射类暗器。机射类暗器是依靠弹力或机关来发射暗器，其射程是各暗器种类中中最远的一种，护身自卫的能力十分强大。著名的诸葛连弩就属于机射类的武器。机射类暗器的最大特点就是时刻都准备好，可以掌握任何时机来发射，可以提前发射也可以视情况推迟发射亦可以用机关预测时机来发射。同时机射类暗器借助物理的力量，提高了暗器射出的速度、力量以及准确性，提高了杀伤力。主要类型有：袖箭、弩箭、弹弓、踏弩、背弩、雷公钻等等。(4)药喷类暗器。药喷类暗器即是在暗器中，装入各种剧毒以及可燃物，让人中毒、燃烧而死。主要类型有：喷筒、袖炮、迷迭香、鸟嘴铳等等。
五、武术暗器文化
中华文化的发展推动着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的发展又推动着暗器文化的发展，而暗器文化的发展又回过头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第一，由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十分常见。暗的字面意思是光线不足、黑暗的，其引申的含义则是隐藏不露的、秘密的、不明朗的。对于暗器的使用是在暗中进行的，是令对手在不知不觉中中招，不是光明正大的胜过对手，是一种暗地里使用的阴招。所以，由暗器所产生的这类文化现象也能充分地展现出暗器的这些特点。最有名的一句话莫过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暗箭难防，很显然字面上就能得知难以防范的暗箭是暗器中的一种。其次还有“笑里藏刀”，形容对人外表和气，却阴险毒辣。另外诸如“暗藏玄机”、“趁其不备”、“暗箭伤人”等各类的词语、成语、歇后语，都是由暗器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暗器在这时早已脱离了一种伤人武器的原始含义，形成了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第二，由暗器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现象。在暗器里，范围类型最广、使用最多的当属镖。由镖又产生了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一种职业，那就是镖师。镖头成立镖局，聘请镖师，镖师们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武艺与团队的配合，护送雇主投保的物品上路，直至目的地。与今日的快递行业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镖局之所以能够出现，除了社会自身的发展需要外，中华武术的存在也是其出现的重要物质条件。没有武功就不能成为镖师，而没有镖师则不能成立镖局。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与暗器在明朝走向成熟，在清朝达到巅峰不谋而合。这也在某种程度说明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镖局、镖师的出现，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推动了武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武术的交流与创新，促进了武德的发扬光大。这也为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鲜的活力，使之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并在这么多年后受到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当然一些镖局压镖的传奇故事，也在坊间传为佳话。第三，暗器飞镖对于主流武术文化的影响。武术文化流传至今，已经产生了许多流派。但是，所有习武之人都有自己必须具备必须遵循必须信仰的东西，那就是武德。所谓武德，就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的道德规范和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武是停止干戈；德是以仁、义为核心理念，以上、止、正为行为操守的言行举止。主流武术文化虽然在发展，但始终离不开其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习武之人对练，讲究的是点到为止。而古时候的武林中人，决斗也讲究武德，讲究以一敌一、讲究正大光明的对决。暗器的出现却恰恰违反了这些观念，趁其不备趁人之危、暗中偷袭突施冷箭、下手狠毒致残致死。所以暗器会给主流武术文化施以一些黑暗的、不光彩的影响。但事实上，主流武术文化并不排斥暗器的出现，暗器其自身并无好坏是非。暗器的出现只是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它只是一种使用的器具。重点在于制造使用这些暗器的人们怀着什么样的心理，有着什么样的道德修养。侠客们使用暗器防身救人、劫富济贫，而恶徒们则使用暗器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第四，暗器飞镖与武侠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于刀光剑影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精神，这是武侠文化的特殊魅力所在。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暗器，武侠小说所演绎出的武侠文化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武侠小说之所以如此吸引读者，就是因为其中总会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有打动人心的儿女情长，有义薄云天的侠义精神，有让人兴奋的神兵利器，当然也离不开暗器那神秘诡谲的魅影。小说创造的世界神奇、自由、神秘，玄幻而又不失真实。各类人物性格各有特色，各种绝世武功令人眼花缭乱、神兵利器也是五花八门。百余年来，武侠小说的故事思路与打斗场面基本相同，满是杀伐之声，而侠客总是拥有盖世武功绝学持有绝世神兵利器，纵横天下除暴安良赢得江山美人。侠客们打斗的能力则经历了“宝剑宝刀”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再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加内力”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武侠作品创作也加入了新的东西。暗器在作品中的加入，以及暗器在作品中重要的地位，都有其充分的道理。所以回到本质的问题上来，不知道是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还是武侠文化影响了暗器。亦或者说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不断的发展，武侠文化也推动着暗器不断的进步。
六、武术暗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暗器及其文化，对于生产生活、文化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出现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便开始走上了没落的道路。直到如今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暗器及其文化，属于中华武术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加以保护并传承下去，保留中华民族武术文化的完整性。第一，武术暗器文化保护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武术文化在21世纪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文化融合、全球联系更加紧密的时代，其作用显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得不到重视。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暗器文化更是无人问津。现如今，见过真正暗器的人少之又少，真正在习练暗器之术的武林中人更是寥寥无几，而相关方面的研究性文章更是乏善可陈。可以说，国粹正在逐渐地消失，我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将面临消亡的危险，也许再过几代人，这些名词可能就出现字典里了。第二，武术暗器文化保护工作的基本思路。首先要结合我国自身体育文化的特点，合理地制定武术文化的发展模式，同时注重其中各个细节，重视边缘部位的薄弱环节，及时加以修复、弥补、升级，保证其完整性不受缺失。其次要反思武术暗器文化失落的原因，找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对武术文化遗产进行明确的定位，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将丢失掉的东西及时找回。最后则是要重建武术暗器的文化体系，使其能够适应现今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节奏，构建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第三，武术暗器文化的传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武术文化的内涵开始逐渐淡化，并且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加速消亡，这对武术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虽然暗器已经被岁月淘洗出历史的舞台，但它所留下的文化底蕴却依然存在，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武术暗器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吴志勇 潘炎 单位：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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