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 叶企孙与C.C.特务案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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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师表叶企孙1

以西方科学谋求利国利民

叶企孙，又名鸿眷，1898年生于上海。其曾祖蔼臣公曾于清朝道光年间为官，晚年精修礼学，分纂《同治上海县志》；其祖父叶佳镇曾得国子监簿街，官至五品；其父叶景淫1984年甲午江南乡试第十五名举人，曾任敬业学堂校长、清华学堂国文教员、上海教育会会长等职，分纂上海县志。

叶鸿眷自幼聪颖过人，其父亦对其教养从严――年少识字，稍长即攻读经书，塑造其终生的儒雅气质。其父一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革新思想，叶鸿眷深受影响，“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07年，9岁的叶鸿眷到父亲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读书。1911年初，清政府将原来负责派遣留学生的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同年2月招生，4月29日开学，时年不满13岁的叶鸿眷在父亲鼓励下，报考清华学堂并被录取，成为其第一批学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叶鸿眷就读于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1913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他改名叶企孙，再次报考录取。

叶企孙入学后不久，就在日记中写道：“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友、戒烟酒”。清华五年间，叶企孙逐步形成自己的科学思想。1915年7月31日，他在给清华同学刘树墉的一封信中提出“清华科学会章程”。章程内容包括研究种类：算学、物理、化学、生理、生物、地文、应用工业和科学史；会员守则：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宗旨忌远、议论忌高、切求实学、切实做事。

1915年3月18日，他听了校医《科学对于理想及实用之关系》的报告，在当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布大夫演说。“先论中国人虽于古时能发明指南车、纸、笔、印刷术、火药及种痘等，然普通人民无科学知识。故虽于文学美术哲学及宗教上，代有进步，然于科学及制造上，则执迷不悟，故步自封，卒致毫无进步可言”；“又曰科学约分二类，一为理想的，一为实用的，理想科学及实用科学之分古矣，惟至今日，学者日广见闻，日辟新奇。昔之所谓理想，今已成实事，学者乃知理想实用，本无限定，不过因时变迁耳。二者实二而一，理想为实用之母，实用为理想之成，此理想科学所以与实用科学平行而相成也，惟近日趋势，学者每颂爱狄生(爱迪生)而忘奈端(牛顿)，一辈子脑力薄弱而恶理者，因随声附和之，于东方亦然，华人视西人学说似痴人说梦话，亦不少见。此吾(布大夫自称)所以斤斤于此，望诸君毋忽于理想科学也。”

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1920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实验物理大师布里奇曼(，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21年，哈佛大学教授w.杜安主持一项重要物理实验――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h)，邀请叶企孙和另外两位学者参加。当年3月开始实验，短短几个月，他们就用x射线方法测定h，研究结果在1921年上半年的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并沿用了十多年。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在1935年所著书中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

在布里奇曼的指导下，叶企孙投入压力对铁磁性物质磁导率影响的研究，研究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于1925年发表，布里奇曼在其《高压物理学》一书中对叶企孙的这一工作给予详尽介绍和高度评价。叶企孙从事的这项实验工作，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我国磁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高教史上的不朽传说

1923年6月，叶企孙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lO月，他离开美国乘船赴欧洲考察。1924年3月回到上海，4月应聘出任东南大学物理学副教授，并经任鸿隽介绍，加入中国科学社，担任《科学》杂志编辑。

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8月，叶企孙应聘清华大学大学物理科副教授，并把刚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赵忠尧、施汝为带到清华做助教。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调整，开设国文系、历史系、物理系、生物系和数学系等。物理系成立之初，由梅贻琦任系主任，学生有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和钟间。随后，梅贻琦接任清华教务长，物理系主任一职便由已升为正教授的叶企孙担任。从此，叶企孙就将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吸取欧美名牌大学和著名科学家的经验，谋划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

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经教授会选举、校长聘任，叶企孙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

从1925年到清华后，叶企孙一直住在原为外国教授住宅的清华北园7号。叶铭汉回忆说：“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平房……实际上，叔父只用一半的房子，另外空出的两闯房成为临时招待所，钱学森回国探亲在清华参观时，就在叔父那里住了一个礼拜，钱三强1948年在清华教书时，因家在城里，周一至周五也住在叔父家里，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1927年，陈岱孙回清华任教，也应叶企孙之邀，住北园7号，俩人均是单身，同住时间长达5年。

叶企孙单身，一直有一位工友照顾他的生活。叶铭汉说：“这位工友会做饭，好几个单身教授或家不在北京的教授就在那里吃饭。”教授们借吃饭之机商议校政，图谋教育改革，逐步形成了一个“少壮派”教授核心改革派力量，清华校史称之为“北园7号饭团”，后来，施嘉炀、萨本栋、金岳霖、叶公超等也加入“饭团”。而当时的元老派则在清华工字厅用膳。

从1946年到1950年，叶铭汉在清华物理系就读，但他从未住过北园7号，因为叔父对他说：“我希望你住在宿舍里，多接触同学特别是不同系的同学。我不希望你住在家里的原因之一是家里老要讨论学校的事，你不应该知道，也怕你知道了传出去。”

叶企孙1929年出任清华理学院院长时，在校刊上发表《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指出：“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合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唯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50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今天，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招生介绍中写道：“1929到1938年这10年间的清华物理

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早在创系之初，叶企孙先生便千方百计为新生的清华物理系延揽良师，在他和梅贻琦校长的努力下，当时的清华物理系大师云集、盛极一时，短短几年就成为全国物理学科研和教学的中心，那时位于清华大礼堂旁边的科学馆是全国有志于科学报国的优秀青年心目中的圣殿，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就是1932年在清华科学馆召开的。”

叶铭汉回忆说：“抗战前，叔父作为一级教授的工资大约是每月300至400大洋，这在当时相当高。当时，叔父一直给上海家里寄钱，一段时间曾经是家里经济的主要来源。我从中学开始就是叔父给学费，上清华时，叔父还给我零花钱，让我喝牛奶、豆浆补充营养。后来他的老工友女儿上大学的钱也是他出的。”

叶铭汉认为叔父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高瞻远瞩地设置学科规划，培育人才。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曾负责清华招考留美公费生事务。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需要培养航空人才，叶企孙利用自己主持招送公费留学生之机遇，在1933年第一届招考学生名额设飞机制造专业，招3名学生――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钱学森考上飞机制造专业，后成为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世界一流专家；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的沈元院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建人；1934年，叶企孙指引当时清华物理系学生赵九章转入高空气象学领域，希望他将数学和物理理论及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赵九章也成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叶企孙搬出清华北园7号，入住北京大学未明湖畔的镜春院。叶铭汉说：“他住在北大未名湖旁的一个很大的老四合院里，这里有4家人住，他有三间房――客厅、卧室和工友的房间，他一直住到1967年被逮捕。”

一代师表功勋永在

叶铭汉说：“大约在1967年初，北大突然贴出大字报。说叔父是陈立夫特务系统的特务，这主要是因为‘熊大缜事件’。”熊大缜是叶企孙最为看重的学生和助手，抗战爆发后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吕正操将军的抗日部队，并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1939年7月，熊大缜被诬陷为中统特务而被杀。“”中，熊大缜的问题被用做打倒吕正操将军的工具，叶企孙作为熊大缜的老师和熊加入抗日队伍的介绍人，也被诬陷为特务。

1967年，69岁的叶企孙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接受改造。这时。他出现幻听症，总听见广播说他是特务。1968年4月，70岁的叶企孙被逮捕关押。1969年，他获释回到北大，住在家属楼里一套三间房中的一问，但仍然接受隔离审查，每月只有50元生活费。这时他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只好日夜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2年5月，北京大学对他作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6月，恢复其教授待遇，也恢复了每月350元的工资，在北大中关村园给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1972年，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和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回国观光时要求探望他，均遭拒绝。1975年，隔离被解除。

除了被逮捕和部分隔离审查时间外，家住中关村的叶铭汉每周都会到叔父家看望，但俩人从不谈遭遇。叶铭汉说：“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

1977年1月10日。星期一，叶铭汉从北大将工资取回交给叔父，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又出现幻听症。当天，陈岱孙也去看望叶企孙。觉得他不对劲。当晚，叶铭汉到北大校医家里取了一点儿药，给叔父吃。第二天，叶铭汉发现叶企孙一天都在昏睡，急忙送其入北大医院，又立即转到北医三院。入院后第二天，即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在昏睡中去世。

治丧期间，叶铭汉接到北大某领导口头通知：“叶企孙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追悼会，骨灰放在八宝山。”1月19日，叶企孙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约200人受邀到会。悼词对他解放前50年只字未提，在学术贡献上只说他做过有益工作。好友陈岱孙泪流满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悲愤交集，中途退场。叶铭汉说，能开追悼会已经不错了，至少表明他不是特务。

追悼会后，叶铭汉踏上为叔父的漫漫路程。他曾到吴有训家，吴先生说：“我认为叶企孙不会是特务，他从来不是党员。一定要写信上告。”1977年1月29日，他拜访并致信北大有关部门，要求为叶企孙昭雪，恢复名誉。3月28日，他又直接写信给中央统战部；他也曾到北京市上访。1978年，他两度致信北大党委书记和中央统战部等，声明自己和其他亲属的要求，均未得到明确答复。他想：“该做的事都做了，也许没有多大希望了。”

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决定》，文中说：“定熊大缜同志为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因此，省委决定为熊大缜同志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对待。”“叶企孙是无党派人士，爱国的进步学者……”

在叶企孙逝世10年后的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叶铭汉说，这样就表明了；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1994年2月，经中央领导批准，广电部决定由中央电视台摄制介绍叶企孙的电视片；1995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代师表叶企孙》；1995年，清华大学举行叶企孙铜像揭幕仪式。

叶企孙与特务案2

他生在上海，从小读经史子集，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讷于言，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他的实验结果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十六年之久。这一年他二十三岁。

1924年回国后，他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

他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会长。

他做事不求收获，只用心耕耘，在当年满地焦土上栽下桃李无数：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华罗庚……

1950年3月，根据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指令，他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主持全校工作。但很快便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后，在一片喊打声中被赶下台来。

接着他卷入了一宗离奇的特务案中，深陷其中自拔不出。

“吕正操案”牵出“小人物”熊大缜

当年，随着清华三个学院并入北大，叶企孙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这个时候，已没有多少人感觉到这位头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之祖”,才晓得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在二十三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九位是他的学生，两位是他学生的学生，另外还有两位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接着，“”爆发，中国的开国上将、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由于吕正操被关押牵涉到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人物”熊大缜，又由于熊大缜的关系，使侥幸躲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叶企孙受到株连。于是，叶企孙的厄运到来了。

熊大缜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一个书香之家，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听叶企孙的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开阔眼界。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叶企孙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而与熊大缜的师生情可算是他一生中最深的一段感情，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他最喜爱的学生要去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署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赴长沙。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大学欲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这个滞留的空隙，一个决定叶、熊二人命运的意外且有几分诡异的事件发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

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

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叶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说：“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在后方帮助并支持学生抗日

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的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找叶企孙。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的交通大动脉。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大缜于1938年的端午节来到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的帮助。

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交谈。当熊大缜谈了自己的情况与受领的任务后，叶很为熊的处境担心，他说过：“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叶企孙此言，不失为上海人的精明与几度主持清华校务“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言中，不仅熊本人不久丢掉了性命，被他招去的师生与朋友也惨遭厄运。这是后话。

在当时的形势下，叶企孙知道自己不能阻止熊大缜的人生选择和工作计划。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利用自己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同时按熊的要求，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地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

他喜爱的学生被秘密逮捕，惨遭石块砸死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按：据中共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一百八十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氏等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却无力施以援手。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被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得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的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从未有过的重创。

就在这个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特种事业的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急电，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信，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联系到与中共人物亲近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反映，帮助营救。这年7月，日军开始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空隙，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他们恶念顿生，杀机毕露。在一番密谋后，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熊大缜引入一块高粱地，举起石块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密报，以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处死，函文称：“其中张方(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制造炸药、雷管等)受刑最惨，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乘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转报，蒋迅速作出指示：“转电朱(德)彭(德怀)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政府和的压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成为冤死之鬼。

“吕正操专案组” 将他作为特务逮捕

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昭雪的机会。殊料冤案未昭，自己却又横遭祸端。“”开始不久，叶同其他教授一样，作为“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

后来，随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张学良胞弟)、吕正操等相继被逮捕、关押，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幽灵突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1968年4月， “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特务逮捕、送入大牢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审讯，令其交代与熊的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本人外，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同事皆处在惊慌恐怖之中。

在威逼恐吓下，有的被审问者始终坚持了高尚的人格与文化良知，据以事实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

如清华大学一位中层行政干部在专案组单独调查、审问时，“揭发交代”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等等。

面对这位清华中层干部的口供，专案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审问。当调查到被“揭发”的戴世光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他落入“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手中

如此往复地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认罪，在极度惶恐、无休止的坦白交代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叶企孙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即将毙于狱中。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记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此时的专案组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的亲自批示下，1969年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叶出狱后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经受更严酷的与折磨。经过一阵审查讯问和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神经紊乱，早前的“幻听症”再度复发。

早在叶入狱之前，叶就在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批判中，神经错乱。从叶的侄子、毕业于清华的物理学家叶铭汉被迫写下的“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到叶企孙当时的“真实面目”:

今年(1967年)11月，反革命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的“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叶曾对我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他应该坐牢，也许是因为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辩论……

对此，叶铭汉开始感到不合情理，后来才意识到是叔叔的神经出了问题。3月中旬，叶铭汉专门找到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中出任“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亦称井冈山“寨主”的周培源，说明来意和叶企孙的反常举动，并问“井冈山兵团”有没有这种广播。周与叶企孙是几十年的老友，说没有听到这类广播。叶铭汉对周培源说：“看来他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没有和叶企孙谋面。

当叶铭汉把周培源的话向叔叔转告后，叶企孙并不相信。到了3月中旬，叶企孙又对侄子叶铭汉说，他的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映(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

侄子望着叔叔严肃、认真、惊恐和神秘兮兮的样子，甚觉悲哀，说道：“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企孙根本不相信这位侄子的话，说：“到我家来听就知道了，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

为了打破叶的幻觉，解除心中的恐惧，侄子到了叔叔单人居住的“家”中。叶企孙瞪大眼睛，神态严肃地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儿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儿，叶铭汉告诉叶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是幻觉。叶企孙说：“有，是你的耳朵聋，因此听不见。”还说因为他的耳朵灵敏度高，所以听到了。

过了几天，叶企孙的一个老工友突然找到叶铭汉，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并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有一天，叶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说广播说在车库上车。出去过了一会叶又回来，说广播不让他去了。

3月30日一清早，叶企孙又慌慌张张地跑到侄子叶铭汉家说，昨晚非常紧张，井冈山几次敲锣打鼓来找他，要结果他，幸好保护了他。又说，听说科学院有人受伤了，听广播说，吴有训受伤了，不知有无此事。侄子答道：“根本是你的神经有毛病，吴有训好好的。”叶企孙不相信，和侄子一起到物理学家赵忠尧家说明来意并打听真伪。赵说吴有训现在好好的，恐怕是你听错了。叶企孙争辩说没有听错，如果错了，那就是电台的广播讲错了。

叶企孙的神经错乱症随着“”的深入渐渐“深入”得不能自拔，叶经常对叶铭汉说，电台里对他的每一行动都有反应，一天到晚，随便走到哪里，都有反应。同时经常听到“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两个电台时常辩论他和崔雄昆的问题，争论谁是更大的特务。

在这样的高压和悲惨处境中，叶企孙又以“特务”的名义锒铛入狱。等他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得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幻想症加重，精神分裂，成了一个整日胡言乱语的疯子。

叶企孙：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柴静

自1969年底出狱始，叶企孙每月只能领五十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1975年，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尽管叶已神经错乱，但生理的需求与求生的本能，仍使他在懵懵懂懂中寻找活命的食物与精神的慰藉，当监管者放松警惕之时，叶便悄悄溜出家门，来到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嘟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由于一些科学研究部门进驻，这时中关村一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聚居地，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观者无不为之潸然。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我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做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了。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张之翔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经历，“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自此，他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撒手归天，默默告别了这个曾给予他欢乐与苦痛的纷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