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章 基本理论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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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文章1400字【第一篇】

政治理论学习是年轻干部认知党的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v^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党的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中不断发展变化，发展成为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现实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形成了^v^思想、^v^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作为年轻干部，参加工作时间和接受党性教育锻炼有限，对党的理论认知很多仅限于书本理论层面，缺乏实践方面的感性认识，容易在政治理论学习中就学习而学习，思想认识不到位，学习方式单一，不善于对理论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意义进行把握，不善于学习认识党的理论发展过程和轨迹，不利于增强自身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个人追求越发多元化，思想冲击对年轻人的影响异常明显。年轻干部如果缺乏对过去的了解和认识，就缺少了对现实认识的根基，没有对党的强烈认同，容易造成精神信念的弱化，对发展的方向认识不清，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因此，年轻干部对政治理论学习要在思想上正确认识，做到真学、真信，在学习中不断认知党的发展和党的理论的发展。

政治理论学习是年轻干部加强理论知识储备的客观需要。党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引和实践的推动。实际工作中，党的理论具体为发展的政策，干部作为党和国家的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落实者，不仅要有干事的热情、态度，更要有适合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要在实践中行得通，而且是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并在过程中反思完善政策，增强政策的可行性，推动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工作中，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储备，亦不能对政策有深入细致的认识，造成发展理念与当前形势不对应，发展思路与当前形势不对路。这也是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干部的成熟与否，首先在于其政治和思想的成熟与否，而对政治理论的掌握尤为重要，理论的学习运用是思想形成的根基。因此，干部往往是级别越高，政治理论水平也越高。作为年轻干部，未来的工作发展道路漫长，无论今后在什么样的位置，从事什么样工作，对其政治理论的要求必不可少，所以要从现在做起，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加强理论知识的储备，打好基础以备将来以用。

政治理论学习是年轻干部成长进步的牢固基础。年轻干部都渴望在工作中不断成长进步，以更好地发挥自身才能为社会发展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年轻干部进步快，不仅是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政治上必然也比较成熟，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他们往往注重自身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改善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群众观。政治理论学习是一个终身持续的过程，所以，年轻干部不仅要学，更要在学的过程中形成习惯，才能受益终身。许多违犯党纪国法的干部，正是不重视对政治理论的学习，思想得不到正确理论的引导，才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导致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中出了问题。因此，政治理论学习的良好习惯，不仅能使我们净化思想、坚定立场、掌握政策，使我们在年轻时不断进步成长，更能保证我们未来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

总之，年轻干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能只在口头、流于表面，对理论学习不假思索“想当然”地归为“枯燥无味”，而不用心去学习、去思考，去理解其中实际含义，为学习而学习；而是要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在实践工作中不断理解领会，培养形成自己的工作思想。

文学理论论文【第二篇】

论文摘要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1篇文学理论专论。它对文章的价值、作家才性气质和作品之关系、文章体裁及文学批评的态度等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它虽然简短概括，但它所论及的新问题对后世文学理论探究具有开启意义，《典论·论文》作为1篇标志性文献，吹响了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

汉末魏初，中国文学在创作方面还只有诗歌和散文，而在文学理论方面，文学和其它学术文化混杂在一起，文学和非文学的分界定仍不明确，这种局面到了曹魏时代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曹氏父子的喜好和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学，文士和文学事业很快便受到空前的重视，尤其是作为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和文坛上的实际领袖曹丕，他初以太子之显赫，后以帝王之尊贵，和一邦玩笔杆的“哥儿弟兄”游处玩乐，酒酣耳热，乐哉快哉之际，亲自赋诗作文，重金收集编纂前辈的优秀文章。并且由于喜好而对文学新问题进行了深深思索。文学的价值和功能何在，作家才性气质和作品关系如何，文章体裁怎样划分以及文学批评应持何种态度等新问题，都进入了他探究的视野。他将自己思索的成果写入了《典论·论文》这篇文章。此文虽然简短概括(全文除去标点仅597字)，但在当时可谓深邃独到。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标志着一种和以往文学观念不同的新思想的产生。正如鲁迅所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和药及酒之关系》)。曹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典论·论文》就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1篇纯粹的文学理论专论。它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在它之后，相继出现了许许多多研讨文学理论的专文和专著。《典论·论文》吹响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

曹丕在本文中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其云摘要：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需要指出，曹丕所谓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在曹丕看来，文学是经治国家大事的重要工具，它具有很高的“政治”功能，因此可以成为“永垂不朽”的盛事，人的生死荣乐都有定数，而只有文学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古圣先贤们把自己的思想聪明通过文章传达出来。他们不凭借史家之笔。也不依傍有权有势者提携而名声依然流芳百世。曹丕这里所说的文章价值观和传统儒家的文章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按照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原则，立言是次于立德、立功而居于最末的地位。但是曹丕把它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认为只有文章才是真正不朽的事业，而其它一切都是有限的。这种文章价值观念是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他激励文人珍惜光阴、竭尽全力从事文学事业，不要因为穷困而放弃，不要沉溺于安乐享受而改变著述志向，更不要随俗合污追求眼前之利。在一个狂飚突起，风云变幻的岁月，在长期受儒家思想束缚压抑的文化氛围中，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如此推崇文学，一定会吸引大批热衷于功名的文人的注重力。那些身怀文才的作家一定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他们要用华采丽辞抒写自己治国治民的宏图大志。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在曹氏父子四周集结了一班文人，形成所谓“邺下文人集团”，就是明证。因《典论·论文》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

曹丕在本文中首次将“气”这个概念运用到文学理论中，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悠久传统的以气论文的先河。其云摘要：

文心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这里所说的“气”，在创作主体方面，就是指作者的气质、才性，形诸于作品，便是作家的气质在文章中的生动表现，也即作品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作家的创作才能为什么各不相同呢？为什么有人擅长这种文体，有人擅长另种文体？为什么写的是同一类文章而风格各异呢？曹丕认为这是由于人的个性不同的缘故。亦即各人禀气之差别而造成的。曹丕说气又有“清”、“浊”之分，这是一种最广义的划分。它是就人所禀阴阳二气来说的。清浊实即阴阳，阳气上升为清。阴气下沉为浊。那么所谓“清”，就是一种峻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摘要：而“浊”则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曹丕在这里实开创了后世以阳刚、阴柔之美论文学之先河。文取决于人的“气”，作家们个性气质的差异，也就决定他们作品的不同风貌。而由于作家风格不同，就不能以已之长。攻彼之短。所以《典论·论文》论气，其主旨在论证文章成就不同，风格互异的客观依据，进而反对“文人相轻”的陋习。基于这样的观点，曹丕在《论文》及《和吴质书》中，对建安时代一系列作家、作品的特征作了扼要而且比较中肯的批评摘要：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埸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王粲是写作辞赋的佼佼者，徐干的作品具有齐地舒缓的风格特征，应埸的作品平和而缺少刚健，刘桢的作品道劲有力但不够细致，而孔融高深美妙，一般人难以企及。以上既是在品评作品的风格特征，也是在品评人物体气才性的差异。

曹丕的“文气”说和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评之风也大有关系。先秦以来。人们早已用“气”来解释宇宙生成等各种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现象，“气”是人们宇宙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魏晋时人们认为人的性情乃是天赋阴阳二气凝聚而成的，不同的人所禀赋的阴阳二气之状况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个性，他们才能高低、特长所在也各不相同。例如刘劭《人物志》说摘要：“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曹丕将“气”的概念移用到文学理论中，曹丕讲的“气”犹今日之风格，当他说某作家具有某种气时，自然是就其作品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在他看来。“文气”和作者的气质是一致的。注重到文章的风格和作家气质具有联系，这是曹丕超越前人之处。

“文以气为主”的命题不仅广泛深入地揭示了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对汉赋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和否定。汉代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思想专制，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他们把作家视同俳优(杂耍、游戏)，那些没有出息的作家，也只是应诏而作，歌功颂德，甚至无功也歌，缺德也颂，苟合至上。沦为宫庭。到了曹丕的时代，“世积离乱，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严酷的社会现实，强烈要求文学做出有力的反映摘要：身处乱世的作家，也强烈要求在作品中抒写自己建功立业的壮烈情怀。汉末魏初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好贤知文”的曹丕提出“文以气为”，正是这种反对形式主义的时代要求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在“文以气为主”的影响下，作家开始摆脱了娱乐君主的奴婢地位，开始在作品中充分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建安文学呈出“俊才云蒸、慷慨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崭新局面。鲁迅之所以高度评价曹丕“文以为主”的提法，说它造成了建安文学“壮大”的特色，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从此进入了自觉的时代，其道理大概正在于此。

《典论·论文》还对文学作品的体裁新问题进行了分类辨析摘要：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第一次提出了“文本同而末异”的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本”即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摘要：“末”指不同文体的非凡性，即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相同摘要：而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其“末”相异。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科，奏议书论属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有韵之文摘要：四类文体的特征，“雅”和“丽”偏重于语言形式，“实”和“理”偏重于思想内容，作为对不同文体的界定，这四类都属于风格体貌。可见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讨论的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丽”作为诗赋和其它文章的区别虽不甚准确，但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说明他看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曹丕对文章体裁的分类，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具有比较高的理论概括性，对后世的影响颇为重要。它不仅第一次对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作了概括，而且大大推进了以后有关文学的体裁、形式特征的探究。

《典论·论文》还论及了文学批评的态度新问题。曹丕认为，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往往轻易出现两种错误偏向。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一点前人已有很多论述，曹丕并无独到之处。二是“文人相轻”、“暗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是曹丕所提出的一个新见解。在当时品议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和杨德祖书》)，都是弊帚千金，自视甚高，如同今世作家们的戏言，文章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的美。假如都用自己之所长，去轻别的作家之所短，这样就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别人的作品。文坛上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建安七子尚且“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何况一般文士？曹丕以文坛领袖和政治家的气势批评了这种不良文风。他认为作家才性气质不同，文章体制多种多样，“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很少有人能兼善众体，所以正确的批评态度不应该是“文人相轻”，而应该“审已以度人”。根据不同作家在个性和艺术特征方面的不同，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上述几方面可见，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1篇标志性文献，它所论及的新问题，有的虽然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对后代的影响颇大。正如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指出的，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暂时告终，和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期的开始。文学理论批评开始由侧重探究文学的外部规律，而转向侧重探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典论·论文》际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从此进入了比较自觉和完整的阶段。因而具有开创意义。

附摘要：

典论·论文”[魏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和弟超书曰摘要：“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摘要：“家有敝帚，享之千全”。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璃元瑜，汝南应场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骈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豢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踽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i，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和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理论文章6800字【第三篇】

[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苏联的军事科学与战略战术，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军事战略理论，积极开展军事合作与援助活动，是^v^军事思想开放性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v^军事思想开放性

作为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领袖，^v^创立了具有完整理论形态和科学体系的军事思想，构建了^v^思想最灿烂、最神妙的篇章。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波澜壮阔的实践中，^v^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精华，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军事战略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v^注意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最早的应该是^v^的《反杜林论》，《古田会议决议》阐述的建军原则主要来源于此。古田会议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特性的问题，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通过阅读《^v^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怎么办》等著作，^v^较为系统地了解了马列主义的军事战略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的实际，构建了一座宏伟瑰丽的军事理论大厦。

^v^首次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把它与一般战争相区别，认为这是“弱小民族制胜强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手段”。^v^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创立了完整的人民战争理论，即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采取独特的战略战术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长期的敌强我弱的对峙中，在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v^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有机地组织起来，建立了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把革命根据地作为重要的战略依托，采取了一整套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战胜了国内外任何一支武器装备远远优于自己的强敌。他因此被中外军事家誉为“人民战争之王”。

积极防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的战略思想，^v^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这一思想，并且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他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1]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战斗、战役和战略的辨证关系，即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样把积极防御和有效进攻结合起来，由战役、战斗的胜利发展为战略的胜利，由局部的优势和进攻发展为全局的优势和进攻，最终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马克思还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集中优势兵力，是消灭敌人的最有效的方法。^v^深知战争的规律和用兵的法则，对集中兵力有独特的见解。他阐明了集中兵力的必要性在于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即改变进退的形势、攻守的形势和内外线的形势[2]。他非常形象地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3]因此，“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至少是两倍于敌之兵力，有时甚至是六倍)，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这样做的结果，“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所以^v^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列为十大军事原则之首。这一制胜敌人的法则，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许多奇迹。1930年12月，^v^调集1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在反“围剿”的第一仗中，中央红军集中全部的4万兵力打敌军第18师，大获全胜，歼敌9000余人，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也是^v^集中优势兵力断敌“一指”，歼灭敌人的著名战例。当时敌人纠集17个整编师的兵力以密集队势进犯我解放区，华东野战军抓住机遇，将冒进突出的敌人整编第74师与第25师、第83师分割开，集中5个纵队16个师的兵力将其四面包围，激战三天，最后全歼骄横一时的王牌整编第74师。

游击战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中占据了较大的篇幅，他们曾把游击战形象地比喻为“成千上万只蚊子折磨一只疲惫不堪的狮子”。^v^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围困战等许多游击战战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击战，并且把游击战作为克敌制胜的主要作战形式，提升到战略地位来认识。^v^揭示了游击战具有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速决性和机动性的特点，是弱军战胜强敌的有效手段。他还总结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游击战思想。^v^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游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也因此被外^v^事评论家称为“现代游击战争之父”。

二、学习苏联红军的军事科学与战略战术

^v^非常重视苏联的经验，因为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并且在粉碎白军和外国敌人的干涉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因此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和丰富的战略战术就成为^v^毕生关注的内容。

以苏联红军为榜样，依照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开展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我党早期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v^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6]此后，向苏联学习，便成为我军建军史上的传统。为此，^v^提出，我们不仅要学习苏联在建军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近代的军事素质，还要逐渐具备新式的技术装备，总之，“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但这种学习一定要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和人民军队的实际结合起来，不能照搬照抄。^v^批判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作风。他说，有一部分人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这些人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7]所以^v^提出“以我为主，参考友军，研究敌人”的学习苏联的原则。

建国之后，针对我军现代化水平低，与现代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不相适应的实际，^v^号召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所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建立比较完整的军兵种体系，掌握最新的武器装备和最新的战术，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就成为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主要内容。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发展某些军事工业的合同，并从苏联购买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1950年2月，空军根据^v^的指示，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歼击机280架，轰炸机198架。^v^访苏期间，亲自为海军签订订货协定，购买了价值亿美元的海军装备。1951年，^v^派总参谋长^v^率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联，临行前给他两大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厂。这些举措使我军逐步发展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兵种齐全、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正规化军队，也促进了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三、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军事战略理论

^v^阅读过不少有关外国战争的书，对拿破仑、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和克劳塞维茨等这些外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非常熟悉。他们的军事战略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对^v^军事战略的形成产生过影响。

拿破仑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政治伟业和军事战略对后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基于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实际，^v^非常看重他以弱胜强和以少胜多的战略战术，称赞他是一位“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战略大师。拿破仑一生虽然征服过欧洲的许多国家，但1812年远征俄国却遭到了惨败。拿破仑以50万大军对20万俄军，俄国实行战略退却，拿破仑军队陷入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饥寒交迫的绝境，最后仅剩2万多人逃离俄国。

^v^对此作了分析：“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8]

克劳塞维茨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的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理论家。^v^最早从列宁的著作中了解到《战争论》这本书，并于1937年找来认真阅读。延安时期，八路军组建了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研讨班，^v^经常参加活动。^v^批判地吸收了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站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理论。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结论得到列宁的肯定和高度赞扬。^v^评价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政治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9]这是对战争本质的科学概括。克劳塞维茨也曾提出过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观点，但^v^把这一问题从战争的目的提高到战争的本质来认识。他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10]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状态下进行的，如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是^v^军事战略理论的重点。^v^浏览了许多关于外国著名战争和战役的论述，对这些军事战略理论的借鉴和吸收，成为^v^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探求弱国战胜强国经验的重要的“参考书”。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的战争，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反抗意大利侵略的战争，^v^格勒保卫战等是战争年代^v^着重分析研究的对象，在探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时曾多次引述过这些战例。

针对党内某些教条主义者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v^阐述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严厉批判了“处处设防”、“寸土必争”的愚蠢行径及其危害。他说，所谓诱敌深入，就是实行战略退却，主动丧失土地即是积极的战略退却。“关于丧失土地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11]“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了丧失土地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12]拿破仑远征莫斯科时，俄国库图佐夫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诱敌深入，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但^v^却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v^认为这不是个好办法。他说^v^的教训之一，就是分兵到处顶(处处设防)，而不是诱敌深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在法德边境设置了马其诺防线，但德军绕道比利时，置这道防线于无用之地。马其诺防线未能挡住德国的步伐，却使法军许多兵力陷了进去。^v^同时强调我们还要多搞几道防线，防止敌人长驱直入；^v^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子就逼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非常危险。我们应该汲取这些教训。

阿国的灭亡给“亡国论”的鼓吹者们找到了借口，他们大肆渲染“如果^v^，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的亡国论调。^v^从军事力量、党的领导、社会条件、国际援助等方面具体指出阿国灭亡的原因，这恰恰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优势：大国，人多，兵多，进步和多助等。这就是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而中日之间的强弱对比决定了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终的胜利必定是中国的。阿国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没有坚持持久战，没有发动民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强调坚持持久^v^，必须依靠人民大众，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否则将会重蹈阿比西尼亚亡国的覆辙。同时^v^又预言：“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13]后来的情况验证了^v^的预见，阿比西尼亚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国际反^v^力量的帮助，五年后恢复了祖国的独立。

^v^还批驳了“惟武器论”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重要论点。他说，如果只有^v^而没有人民的斗争，^v^就是空的。^v^批评相信^v^了不起的同志，认为他们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v^，作为一个勋爵，他尚能认识到^v^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在提出^v^是“纸老虎”的同时，^v^又高度重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建设。三年困难时期，有人主张放慢^v^的发展速度，有人主张停止搞导弹、^v^等尖端武器，^v^则坚决主张把^v^的研制搞下去，他说：“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4]中国很快拥有了自己的^v^、氢弹等先进武器，对打破核垄断、制约霸权主义和保卫国家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积极展开军事合作与援助活动

^v^之始，^v^就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15]^v^初期，苏联先后向^v^提供了约亿美元贷款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同时派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训练中^v^队，还派遣了2000余人的航空志愿队来华参战。为了牵制日本，从军事战略上配合苏联抗击德国，八路军多次发动对日军的进攻，还承担收集日军情报和进行破路斗争的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中国^v^积极寻求与美国合作的途径。以“迪克西使团”而闻名的美军观察组肩负美国政府赋予的特殊使命来到延安，与中国^v^进行了近三年的合作与交往。军事上，^v^中央批准美军在我部分解放区设立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积极营救飞行员，配合英美联军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战略封锁，我军进行了广泛而有重点的对外军事援助与合作，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出兵朝鲜，既是^v^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又是^v^高超的军事艺术和善于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的充分展示。中朝两^v^队贯彻“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大量构筑坑道，依托坑道展开攻防作战，以丰富的经验发展了阵地战。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成为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从1950年10月19日^v^跨过鸭绿江，到1953年7月27日签订停战协定，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共歼敌109万多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毁敌机万多架，还迫使美军三易统帅。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挫败了美国的侵略阴谋，捍卫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朝鲜的独立，维护了远东和世界和平。中朝人民用劣势装备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韩联军，极大地振奋了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精神。这场战争的胜利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改善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环境，并为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大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继抗美援朝后，我军以派遣军事顾问团和派出作战支援与保障部队的方式，进行了抗法援越、抗美援越和抗美援劳等综合性的直接的重大的援助活动。而提供军事装备和物资、帮助训练军事人员等项目的军事援助，则扩展到欧、亚、非、拉美等所有的友好国家。中苏关系破裂后，从对苏联战略防御的要求出发，加强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交往，打开了军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些军事援助和交往活动的展开，使我军吸取和借鉴了外^v^队有益的经验，为我军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获取了现代战争的最新信息和尖端技术，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实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为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实行的对友好国家的军事支援，有力地支持了被压迫国家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从而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

注释：

[1][2][3][4][7][11][12]《^v^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98、223―224、237、225、172、211―212、212页。

[5]《^v^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47页。

[6][9][10][13][15]《^v^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80、479~480、483、453、347页。

[8]《^v^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88页。

[14]《^v^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7页。

适用理论【第四篇】

一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口活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场。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理论文章【第五篇】

我在写这篇后记，意味着我已经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这篇从零六年夏天我开始着手处理数据的之后倾注了我和导师许多努力的毕业论文。我在写这篇后记，意味着我在复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即将告一段落，我能够静下心来，回顾体味我在复旦度过的这三年时光。我在写这篇后记，意味着我在以一种方式告别我的学生时代。我在写这篇后记，心里充满了激动，一向的感动，和最初的心动。

从踏入校门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很清楚，三年后我会离开那里踏上社会，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告别我的学生时代。我没有在继续学术研究和开始工作这两条道路之间有过片刻犹豫，这份犹豫早在本科学习的四年间被清晰地沉淀。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认真地写论文，做每一个细致的工作，我乐在其中。让我快乐的不是论文被发表了的消息，而是我导师的每一句肯定和鼓励，我自己的小小成就感。我珍惜和清华北大的学生一齐竞争得到的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一齐实习的机会，飞快的工作节奏繁重的压力，我乐在其中。让我快乐的不是这份实习带来的简历上光亮的一笔，而是我学会的忍耐和坚持，我自己的小小满足感。让我快乐的是，我发现，写作论文时的字斟句酌和在工作中撰写报告时需要的认真是一样的，处理调研数据时的细致和在工作中处理分析数据时需要的耐心是一样的，做调研问卷时与各式各样的人去沟通交流和在工作中与形形色色的人去xxx是一样的。看似两条分叉的道路，是一向都有交集的，都需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我想每个在写后记的人必须都会想着，这三年，我收获了什么。我收获了什么呢？除了一份好工作带给我的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一份好实习带给我的对现实社会更亲密的接触，我收获了和导师一齐发表的几篇倾注了导师许多心血的文章，我收获了每个周二在导师组织的讨论会上听到的许多篇有启发的好文章，即使没有启发出我这个没有多少学术天赋的学生写出多么杰出的学术论文，但至少也让我领悟了什么是好的学术文章。这三年，我对学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学术不是符号，不是公式，没有密码，学术不是深奥，不是复杂，学术是在生活中充满了的值得研究的课题，是我身边的学问，让我学会去观察生活解释生活。我感激我的导师让我相信经济学也能够是有人情味的，学术是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的，是能够做些什么，对这个我们生存的世界有所贡献的。我收获了在这样一个互相交流、迸发智慧的讨论会上两次报告文章的经历。

我收获了对合作和坚持的认识。我收获了每次导师和我们谈做人做学问时的感悟。我收获了一份坚持和踏实走好每一步的决心。我明白，我不够聪明，但我努力。我不够创新，但我细致。我不够杰出，但我坚持。我不够学术，但我认真。我不够做学术的天赋，但我有一个总是给我最好指引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