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合同【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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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雇佣合同范本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劳动关系 雇佣关系 法律定位

实际生活当中，有些社会关系，难以得到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如何看待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法律地位，如何在劳动法的视野中给雇佣关系定位，是一个现实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所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涵义的界定

（一）劳动关系的含义及特征

在现行的劳动保障制度中， 未明确“劳动关系”的界定， 但在法学界， 关于劳动关系的概念， 经过多年的学术争鸣， 看法已较为一致。通说认为， 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劳动关系， 是指劳动力所有者（劳动者） 与劳动力使用者（用人单位） 之间， 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由另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

其特征为：

1、劳动关系是在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时发生的社会关系，与劳动不可分离。所谓真实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参加到某个用人单位某种劳动的过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

2、劳动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是是劳动者， 另一方当事人必须是的用人单位。就是说作为劳动关系当事人一方的劳动者是通过与用人单位通过协商或订立合同，与用人单位的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

3、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必须隶属于用人单位。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协商或订立劳动合同时，双方之间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但是，劳动关系建立后， 劳动者是用人单位的职工， 必须服从用人单位的劳动安排和劳动制度；用人单位则成为劳动力的使用者， 处于管理劳动者的领导地位， 双方由此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地位是不平等的。同时，两者所承担的义务也不具有对等性。

4、劳动关系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双重性质。劳动力存在于人的肌体当中，不能与劳动者分离，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时， 也必须将自己的人身在一定的时间内交给用人单位， 劳动力的付出过程也就是劳动者的人身受限的过程。因此， 劳动关系就其本质而言， 是一种人身关系。另一方面， 劳动关系又是劳动者获得报酬的方式，与用人单位形成具有财产内容的社会关系。

5、劳动关系具有既体现国家意志，又体现当事人意志的双重属性。劳动关系的形成要遵守国家劳动法律规范规定，这体现了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劳动合同的形成，又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劳动关系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性， 当事人双方的意志虽为劳动法律关系体现的主体意志， 但它必须符合国家意志并以国家意志为指导， 国家意志居于主导地位，起统帅作用。

（二）雇佣关系的含义及特征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尚未规定雇佣合同。在梁慧星教授主持的民法典专家建议稿中对雇佣合同进行规定，认为 “雇佣合同是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 雇佣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王泽鉴先生也指出， 雇佣合同， “即受雇人于一定或不一定之期限内， 为雇佣人服劳务， 雇佣人负担给付报酬的契约”。可见， 雇佣合同的这些定义基本是一致的。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与雇佣人约定， 由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劳务， 雇佣人支付报酬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实际生活中常见的雇佣形式有： 家庭雇佣保姆， 车主雇人开车，雇请钟点工， 聘用离退休人员， 不具有招工资格的单位（如法人内部机构） 招用临时工， 实习学生的实习劳动， 雇佣保安， 等等。

其特征为：

1、雇佣关系主体雇主和雇员的范围相当广泛， 主体双方均为自然人的最为常见。

2、雇佣关系具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双重属性。在雇佣双方关系中是雇员的义务是提供劳动力，权利是获得劳动报酬， 雇主的权利是支配对方的劳动力，义务是支付工资报酬，所以具有财产性。只要是有劳动力的付出，就不能与人身相分离，所以，雇佣关系中劳动力的提供也具有人身性，劳动行为必须“亲自履行”不能转让及不适用委托的特点， 是由劳动力商品直接依附于劳动者人体而不能分离的本性所决定的。

3、雇佣关系具有当事人意思为主导的属性。雇佣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绝大多数都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成立条件的， 自由协商的余地较大， 体现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国家意志基本不予干预。

二 雇佣关系法律定位的讨论及分析

（一）有关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调整的讨论

目前，理论界对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民法统一调整说”、“分别调整说”和“统一调整说”的三种理论。“民法统一调整说”认为，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都属于广义民法的范畴，劳动法实际就是广义民法的一个法律部门，所以，这两种法律关系实际上都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没有本质的区别。“分别调整说”认为：凡是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关系，统一受《劳动法》的调整，凡是雇佣关系，都受《合同法》的调整，合同法分则没有规定的，比照最接近的合同类型、适用合同法的原则进行调整，属于无名合同。“统一调整说”认为，如果合同法当中有了明确规定的，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如果合同法没有规定，只要是具有社会法的特征的关系，都统一由劳动法调整。

（二）观点的理论分析

笔者认为：

首先，民法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平等的法人和自然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立法价值取向为谋求当事人间的自由、公平与秩序。雇佣关系立法的保障对象则主要为雇工享有的作为基本人权的宪法性权利―――生存权和获得劳动报酬权， 即“要确保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应有尊严，确保人确实能够像人那样生活”。其立法的价值取向，在于保护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雇工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实现雇主与雇工的社会平等。

其次，对雇佣关系的法律保护，需要采用私法与公法相结合的保护方式。私法性质的保护方式主要是合同规范，即要求订立符合法律规定的书面合同；公法性质的基准规范主要是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强行规定，禁止雇主的一些强权行为，如：收取“入厂押金”或履约保证金，订立“生死条款”等行为，通过法律规定，予以禁止；同时，把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的有关支付劳动报酬的规定，也应当应用于雇佣关系中，如报酬支付不得低于国家强行标准（如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已开始公布和实施钟点工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禁止非法扣减雇工的报酬等等。要把上述具有公法性质的基准规范强行纳入民法体系，会与民法的司法性质相矛盾，因为民法主要以当事人的自己意见为前提，只有在没有、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才能适用，立法的本意很难得到有效贯彻。

再次，对于雇佣关系，应当进行必要的法律干预。如果将雇佣关系纳入民法领域，则要适用民法的调整原则，而民事关系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法律对此一般不予主动干预，对争议的处理也实行“不告不理”制度。如果这样，不仅不利于对雇工利益的保护，甚至有可能危害社会安定，因为雇佣关系涉及雇工生存权、劳动报酬及社会安定，所以，国家应大力“主动出击”，行使行政监察权。例如雇主在雇佣关系中存在使用童工、强迫劳动、加班加点、无故克扣或拖欠雇工报酬等违法现象时，政府的劳动主管部门应依职权作出行政处罚，以纠正社会上的不法用工行为。

因此“统一调整说”是比较适应我国会社现实的一种制度设计。“统一调整说”理论就是要把现行劳动法没有调整到的雇佣关系也纳入其调整范围。这种观点虽然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但其更符合我国劳动力使用保护不到位的事实：其一是可以充分保护相对于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来说处于更为弱势地位的雇工群体；其二是可促进我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其三是适应了我国雇佣关系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其四是可充分应用国家力量及时保护人数众多的雇工阶层，达到逐步让雇工享受到《劳动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的目的。因此，“统一调整说”的理论比“民法调整说”的观点更能体现社会法的保障劳动者“社会安全”的思想，顺应了社会法发展的大趋势，从而更具有其积极性和前瞻性。

三 雇佣关系的定位

笔者认为，应在《劳动合同法》中单独设置专章， 即“雇佣关系的法律适用”专章，对雇佣关系作出单独的规定，并同时载明“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在我国，既然雇佣合同在《合同法》中找不到一席之地，那为什么不能在《劳动合同法》中“落户”？如果说“由雇佣契约到劳动契约，乃是一种社会化的进程”的话，那么，将雇佣关系纳入劳动法的范围，乃是保护劳动者的需要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表现。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并分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若把目前的雇佣关系完全视为劳动关系，势必会造成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建议将雇佣合同作为劳动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写进《劳动合同法》中。并且，在劳动合同的条款中，除了国家应该干预的部分外，多一些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在雇佣合同中，除了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意思自由的空间以外，应当多一些国家的干预。从而保障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和雇佣关系主体双方，都能够通过法律的规定找到其权利的平衡点，并在保护自身权利的同时促进其关系的平衡发展。

总之，如果说19世纪20年代的劳动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是劳动法的第一次革命的话，那么在将来的某一天，如果雇佣合同能作为劳动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存在，雇佣关系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的话，那即是劳动法的第二次革命。

参考文献

[1].彭万林，民法学（修订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董保华。 劳动法论。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

[3].黄越钦。 劳动法新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保姆雇佣合同范本范文【第二篇】

[关键词]居住权，役权，人役权，弱势群体，公房制度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文件中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有关用益物权的规定中将居住权制度作为单独的一章列在其中。其把“居住权”定义为：居住权人对他人住房以及其他附着物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并用七个条文规定了居住权的设立和消灭以及权利义务关系。《草案》一出便有人表示，这是一大进步，体现了物权法对于我国现存的相关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应该进一步规定其适用范围、使用方式及使用期限。居住权的规定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相关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可以分离。居住权制度本身的规定是否可以维护相关弱势群体的利益，达到保障的功能，值得我们。

一、居住权制度的身份性

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曾经说过：“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项制度，我们必须走向它的起源。”同样要深入理解居住权制度，我们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罗马法的规定及该项制度的后期状况来探讨这一问题。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时期的役权制度。役权是指为特定的土地或特定的人的便利和收益而利用他人之物的权利，故为所有权的一种负担。役权的性质主要表现为：（1）役权属于物权。役权人得对供役物直接行使其权利，从而限制供役物的效用，但供役物所有人并无积极行为的义务。（2）役权属于他物权，仅可在他人所有物上设定，而不能在自己的所有物上成立。如役权和所有权归属于一人时，役权即因混同而消灭。（3）役权是为了特定的土地或特定人的便利而设立，不能和需役地或享用人相分离。故需役地或供役地出让时，地役权也随之转移；享用人死亡，人役权即随之消灭。[1]罗马法中的役权可分为人役权和地役权两大类，其中，人役权是为特定人利益而利用他人所有之物的权利，即以他人的物供自己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罗马法中的人役权又可分为用益权和使用权两大类，其中使用权包括居住权和奴畜使用权。

最初人役权是单纯为特定人的生存提供保障而设立的。在古罗马共和国的末年，无夫权婚姻和奴隶解放的情况日益增多，每当家长亡故，那些没有继承权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因此，丈夫和家主就把一部分家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居住权等遗赠给妻子或被解放的奴隶，使他们生有所靠，老有所养。这些权利在优帝一世时统称为人役权。[2]这体现了人役权在其设立时的为了保证特定身份人的权益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们可否因此而认为古罗马共和国的人役权制度就是是一种身份权，是特权的一种象征呢？

役权的取得，须用要式买卖、拟诉弃权、时效取得、遗嘱和分割裁判等。[3]这说明役权的产生并不是依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而“当然”存在的，其产生要有特定的事实存在。而役权的产生所依据的特定法律事实的还需要有关人员的确认和被法律所认可的。所以，居住权作为役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存在与特定人的身份是有距离的。

从居住权的源流我们可以看出，居住权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生活问题，但是，它的存在与特定人的身份是有距离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有特定身份的人就当然有居住权。退一步讲，役权如果真的与特定的人的身份相捆绑的话，那役权的就不应该属于财产法的范畴而属于人身权法的范畴了。所以，我们认为居住权可以脱离身份关系而单独存在，我们不能将物权的原因行为和物权制度本身混合在一起。

二、居住权制度的设立与如今我国相关弱势群体的保护

由于现行法律废除了原有的住房等夫妻个人财产符合一定条件后转化为共同财产的规定，这造成离婚后夫妻财产状况有悬殊的可能。在夫妻双方能力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为强化对离婚时生活困难者的保护，我国《婚姻法》赋予离婚时生活困难方以帮助请求权，以尽量减轻离婚带给弱势一方的冲击。

住房问题，是事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世界各国法律也都对离婚时男女双方的居住问题予以规范解决。法国民法典规定，离婚时，当住宅为一方所有时，配偶另一方可以优先承租一部分，或无偿居住。租住人再婚或与他人公开同居，租住权即消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新的正当理由，法院都可以判决终止租住权。我国澳门民法典第1648条也有类似规定。我国《婚姻家庭法（草案）》法学专家建议稿第一稿第71条对以住房提供“必要”的帮助的形式做出了规定，只包括暂住权或要求给付租房租金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以其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保姆雇佣合同范本范文【第三篇】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之间关系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围绕此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这种倾向在学术界占主流，目前在国内出版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专著和教材大多数都采取这种方式；另一种是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看成是人力资源管理下面的子学科，或者说，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一般理论、技术在公共部门雇员管理的特殊运用。笔者认为，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看成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子学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看成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组成部分，是对二者关系的严重误解。本文拟从历史的、逻辑的视角论述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各自的发展历史，揭示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有关此问题的探讨，对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教学与科研、乃至学科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　人力资源管理及其发展历程

在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RM）领域，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之所以这样讲，我们可以从国外有关人力资源管理或人事管理发展历史的文献中得到支持。

人力资源管理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人事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的产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人力资源管理是此前的雇佣管理实践的集大成。它既是企业组织管理应对环境变化的产物，也是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同，企业自身的情况也不同，就会有不同的雇佣管理实践。

导致人力资源管理的出现是由于当时美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因素变化，这些包括：日益加剧的国际产品市场的竞争，来自日本的威胁，工会组织的削弱等等。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日本的威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理论界和企业界不得不思考究竟什么是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源泉，如何使企业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欧美的学者和企业家想从日本企业的成功中寻找管理方面的秘诀，日本企业对员工的管理理念、方式及管理模式对欧美的管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与过时的观念相联系的人事管理的代替者让人耳目一新。人力资源管理是对此前的雇佣管理--人事管理（Personnel　Management—PM）的继承与发展，人力资源管理继承了以往人事管理的大部分职能，是传统的人事管理或雇佣关系管理的最新形式或发展阶段。

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而在此之前，组织中的对人管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或阶段。杜尔伯恩（J.　Dulebohn）等人将雇佣管理实践的发展分为11个阶段：前工业时代，工业革命和工厂制度，现代公司和管理资本的出现，科学管理、福利工作和产业心理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人力资源管理职业的出现，人际关系运动，产业关系的黄金时期和人事管理保持职能，工作生活质量时代，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出现，战略焦点时代，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

其次，人力资源管理是科学管理、福利工作、产业心理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合并而形成的。这种合并还在继续，并且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明显的特征。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交叉学科，来自不同学科的管理实践者和学者就雇佣关系的各个方面交换各自的观点。通过从不同的学科吸收理论和知识，人力资源管理继续进化。

3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及其发展进程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就是公共部门雇用的各类人员，也就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公共企业和非政府机构雇用的各类人员。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公共部门依照法律对雇员行使管理职能与活动过程的总称。

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经历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根据罗纳德·克林格勒和约翰·纳尔班迪的研究，美国的公共人事管理的演进历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恩赐制度，公务员制度，集体谈判制度与弱势群体保护行动/反优先雇佣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可选择替代的组织形式、机制和弹性雇佣关系。他们还分析了中美洲一些个国家的公共人事管理的历史，在他们看来，虽然中美洲国家的公共人事管理发展历史与美国发生的演进历史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可以说中美洲国家的公共人事管理制度经历了与美国公共人事管理制度大体相同的发展过程。

而在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　Henry）看来，美国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演进大致分为7个阶段：守夜人时期（the　Guardian　Period，1789-1829）、分赃制时期（the　spoils　period，1829-1883）、改革时期（the　reform　period，1883-1906）、科学管理时期（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period，1906-1937）、行政管理时期（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period，1937-1955）、职业生涯时期（the　professional　career　period，1955-1970）、职业公共行政时期（the　profess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period，　1970-现在）。

对比于美国的公共人事管理发展进程，英国公共人事管理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君主恩赐制、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以后的个人赡徇制、资产阶级两党政治建立以后的政党分赃制以及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等等几个阶段。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进程中，虽然也借鉴、吸收了科学管理、人际关系学派等理论成果，但从总体而言，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历程完全有别于人力资源管理。

4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

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而不是人力资源管理一般或普遍原理。今天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虽然存在一些相同点：如相同的基本理念，相同的目标，相同的基本职能与方法。但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客体都与私营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有着本质的差别。

第二，从概念关系方面讲，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不是属概念与种概念的包含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公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既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也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

第三，从学科关系方面讲，根据我国的学科、专业分类目录，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分属于同一学科门类的不同的一级学科，前者属于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企业管理二级学科，后者属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

第四，从学科发展历史角度来讲，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经历了各自的演进历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自己的管理模式，而不仅仅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借鉴管理方法与技术。

第五，从学科发展趋势来讲，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与模式将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产生较大影响。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公共管理部门发生了变革。曾经支配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转变为弹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试图把现代管理方法与经济学的逻辑规范结合起来，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相比较，新公共管理更强调：对顾客、产品与结果的关注；采用目标管理方法与绩效测量方法；应用市场与市场机制来取代中央集权型管制；竞争与选择；通过权力、义务、责任的协调一致来下放权力。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官员与行政人员相分离的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也有两个，它们分别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

“公共管理并不是要广泛地、不加鉴别地采用私营部门的方法，它所指的应是发展一种独具特色的公共管理。这就要求考虑到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区别。”

在私营部门管理理论成为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转型的大背景下，公共人力资源管理面临如下的变革：行政向管理转变，前者主要是执行指令，而后者意味着实现结果，并为此承担个人责任；执行向决策转变，关注过程向关注结果与目标转变，这意味着新公共管理更强调：对顾客、产品与结果的关注，采用目标管理方法与绩效测量方法，引入战略管理；终身雇佣向柔性雇佣转变。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也必将产生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必然会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所借鉴。法纳姆认为，在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和雇佣关系有五个主要特征—人事职能更具有战略性、注重效率、柔性雇佣、双重雇佣关系、政府古典式雇主形象的改变。“在此情况下，政府的人事职能似乎日益依托私营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HRM）理念及其流行模式，并把它们应用到公共服务的一些特殊领域”。但公共部门雇佣管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各有其自身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借鉴、应用必然有局限性，不能完全照搬。

5　结论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概括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从学科发展历史、学科归属等角度来讲，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企业雇员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是各自独立的学科，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各有其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渊源，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看成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子学科或组成部分，是对二者关系的严重误解。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转变的背景下，私营部门管理理论成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两大理论基础之一，私营部门管理技术被移植到公共部门管理领域，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也面临相应的变革。因此，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借鉴、引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关理论与技术也是一种学科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Gerald　R.　Ferris，　Sherman　D.　Rosen，　and　Darold　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M]，　Blacwell　Publishers　Inc.　USA，　1996，　第18页。

[2]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40-41页。

保姆雇佣合同范本范文【第四篇】

关键词家政工；工伤保险；工作时间；工资

随着近十年中国社会快速工业化的发展，家庭生活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型化家庭以及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家庭对于各种家政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对于这样一个吸纳众多就业人群的服务行业，社会保险的缺失却一直存在。其中，工伤保险问题尤为严峻，因为一旦家政工发生了工伤事故，所赔偿数额往往是非常昂贵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很多家政工的工伤案例，给家政工、雇主以及家政公司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要求我们应该对家政工的工伤问题进行积极的思考和研究。

一、目前关于家政工工伤问题的制度探索

（一）民法上的处理方式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法律规定，劳动法的调整对象限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自然人不具有劳动法上的用工主体资格。而家政工作的劳动关系是系于个人或者是家庭，故两方不能构成劳动关系。因此雇主与家政工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纠纷，二者用工关系是由民法来调整的，属于劳务关系的范畴。二者之间的工伤纠纷通过《侵权责任法》来调整，适用过错责任规定，即家政工只有在能够证明雇主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能让对方承担责任。

（二）商业保险模式

一些家政公司采取为家政工购买商业保险的形式，这一方式比较灵活、便捷，缴费额度也比较小，能够把不能涵盖进工伤保险的员工收纳进来，解决了一部分员工的工伤保险问题。但是实践中这样的做法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家政工参保人数比较少。原因主要有：一是家政工的工伤保险意识比较淡泊，认为干家务事没有多大的风险，不用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二是家政工的收入比较低，舍不得花几十块钱为自己购买保险。三是商业保险中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设计，比如有的规定家政公司、雇主和家政工人三方要协商投保，家政协会将此作为合同签订前的必经程序，这样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

（三）社会保险模式

社会保险中的工伤保险处理方式，应该说是最理想的解决家政工工伤问题的途径。但是，在目前的家政工工作模式下，采取这一途径也有很大的障碍。目前家政工的工作模式基本有三种：一是自雇型，家政工通过亲朋好友介绍或者自己寻找雇主，直接进入雇主的家庭工作。在这种模式下，家政工是无法纳入社会保险的；第二种是中介型，家政工通过一些家政中介的介绍，进入到雇主的家庭工作。相比起传统的自雇型，这种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仍然属于传统模式的范畴，无法将家政工纳入我国的社会保险；第三种是员工制，即家政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要求，直接与家政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然后由家政公司将员工派往雇主家庭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存在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可以将家政工纳入到我国的社会保险体系中。但是，就实践中看，家政公司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况也不乐观。由于家政工的工资一般比较低，家政公司如果缴纳所有的社会保险，就意味着其家政服务价格会高于其他模式的家政服务价格，这样，家政公司也难以在市场上立足。因此，家政公司即使与家政工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大多数也没有为其员工购买社会保险。

二、家政工纳入工伤保险范畴的必然性分析

（一）传统的民事归责原则无法完善的解决家政工的工伤问题

民法中基于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平等的着眼点，对于家政工在工作过程中遭受的伤害，一般而言，雇主承担的是过错责任，按照民事诉讼当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家政工必须要举证证明雇主存在过错才能过得相应赔偿。而一旦不能证明这一过错，家政工可能要自己承担在家政劳动中遭受的意外伤害风险，或者，就中国民法的规定，家政工最理想的也不过就是要求雇主承担公平责任。

这样的结果，对于家政工来说，由于他们本来就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收入低，一旦发生工伤，往往陷入困境。其次，侵权责任中，家政工的权利能否得到保障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障，这要取决于侵权责任人本身的赔偿能力。工伤事故很多情况下需要很高昂的赔偿金，一旦侵权人无能为力，家政工也就无法得到赔偿。反之，工伤保险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工伤保险中受伤害劳动者获得的工伤赔偿由工伤基金支付，补偿金额的计算标准是以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这样，既能让家政工得到赔偿，也减轻责任相对人的经济负担。

（二）将家政工排除在工伤保险范畴外是实质上的不公平

首先，这一做法是对社会保障权利普惠性的一种漠视。社会保障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该为其所享受，工伤保险权利更是劳动者在遇到伤害和事故时从国家和社会受到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险法》第2条就规定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也是国家的基本义务，因此，家政工被纳入到工伤保险的标准就不应该因为接受劳务的对象不同存在着差别。

其次，接受家政工工作的雇主没有用工单位这样的主体资格而排除在劳动关系外，进而排除在工伤保险以外，实际上是“同工不同酬”的制度性歧视。在我国，雇主与家政工之间所形成的雇佣关系被系于劳务关系，不在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但是，家政工从事家政工作所承担的风险系数并不会因为雇主没有用工主体资格而减少。这种单方面要求家政工承担现行法律制度的“制度歧视”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将家政工排除在工伤保险法律制度以外，不利于化解家政工与雇主间的矛盾

在传统的民事赔偿规则制度下，家政工可以通过侵权之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因为意外伤害发生了纠纷，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双方的生活水平，加之诉讼期限较长，无法及时化解矛盾。工伤保险的功能之一，就是在雇员遭受工伤事故或者患职业病时放弃对雇主的权，免收司法纠纷之苦，并且可以直接从保险基金当中获得赔偿。这样对雇主而言，可免受司法纠纷之苦和漫长的诉讼程序导致的财产损失甚至于精神上的折磨；对家政工而言，也可以减少漫长的诉讼救济之路，及时获得赔偿和治疗。因此，将家政工纳入到工伤保险制度才是最优选择。

三、家政工人工伤保险权利救济的制度建设建议

对于家政工的工伤保险问题，有学者认为家庭不具有产业雇主具有的风险分配手段因而不应该承担相关的工伤责任。表面上看，雇主雇佣家政工人不是为了盈利的目的。但是，家政工人承担了家庭内的工作，家庭成员得以免除这些义务而外出工作来获得利益。这些利益的取得正是基于家政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而且，家政业日益产业化，家政工人通过培训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在工作效率方面能够比家庭成员更加具有专业优势，这种专业优势的取得也需要从家政劳动中获得回报。此外，为家政工人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也能使雇主在家政工人遭遇工伤后免于诉讼之苦。将家政工纳入工伤保险的体系之中，是解决家政工人意外伤害发生后解决纠纷问题的根本举措。

（一）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将家政工人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畴

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险立法，已经从以主体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才能享受工伤保险权益到主体存在从事劳动行为为基础，这是经济时展、用工方式多样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宪法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的必然要求。《社会保险法》第10条规定了个体工商户、没有在用人单位处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途径。第23条关于医疗保险的规定也秉承了这一理念，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也可以自行加入医疗保险。可见，这两条规定反映出我国在立法中突破社会保险权益的设立必须以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的理论。但是第33条关于工伤保险的规定又抛弃了这一理念，说明《社会保险法》在工伤保险问题上还是未能突破传统的“劳动关系前提论”，包括家政工人在内的这样一些非正规就业人员被排除在工伤保险之外。为了能够给这些家政工人类的就业者、非全日制就业人员以及其他的一些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与到工伤保险保障范畴的空间，我国的立法应该建立一种二元工伤保险机制，在坚持传统的以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参加工伤保险的同时，建立防止为他人提供劳动而遭受风险伤害的目的，允许自行缴纳工伤保险费用这样一种制度。

（二）建立家政工登记制度，以时间为标准确定家政工人参加工伤保险标准

家政工人属于非正规的经济范畴，这一工作群体很难被组织起来，加上家政工人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社会保险要覆盖这类人群存在着很大困难。因此，要建立家政工人等级制度来综合实现家政工人参与保险的有效性和可监控目标。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登记是家政工人取得合法的居留权的前提，也是享受工伤保险权利的要件。

家政工人是否被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其核心因素是从属性程度。事实上，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只要雇员以被雇佣的形式从事为其做帮手来取得收入，就表明其从事了劳动，也应该得到相应的保障。但这不是意味着家政工人与雇主见形成事实上“从属性关系”。可以把工作时间作为参加工伤保险的标准，因为工作时间的长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雇员在经济上对于雇主的依赖程度。工作时间越长，其工资报酬越高，雇员对雇主的从属性也就越强。

在我国，可以考虑把周工作时间不低于3天或24小时作为家政工作人员是否应该获得工伤保险权利的标准。在这种标准下，至少可以把所有的住家保姆以及与雇佣家庭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的那些家政工人纳入到保险范围。对于那些周工作时间不到3天或24小时的家政工人，则说明该家政工人并不主要依赖该雇主得以生存。据此，家政工人的工伤保险制度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情况是，周工作时间达到3天或24小时，由雇主为家政工人缴纳工伤保险费用。对于周工作时间不到3天或24小时者，可以将这一类家政工人的法律地位定位自我雇佣人员，给予其自行购买工伤保险的机会，以此降低工伤事故引发的家政工人与雇主间纠纷的比例。

（三）目前的情况下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帮助家政工人的缴费问题

家政工产业的发展对全社会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不仅能够促进就业，也能满足社会对于家政服务的需要。政府应该为家政工人的工伤保险提供一定的资助，如果能够达到促进就业的目的，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这小小的支出。当然，补贴不等于包办，更不等于全额制度，补贴只是一种引导。补贴的方式是多种形式的，可以是部分补贴，也可以是全额补贴；补贴的数额层级可以和家政工的工资待遇挂钩；也可以采取雇主补贴模式，总之，制度的设计可以是多样的、灵活的。这样既符合家政工的工作特点和需求，也能更好的解决家政工的工伤保险问题，进而促进社会的就业。

在目前的社会保险相关法律制度框架下，解决家政工的工伤保险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和途径，本文只是概括的分析了当前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上述模式之外，可能还要鼓励意外伤害这样的商业保险的购买以及慈善救助等。不管是怎样的解决途径，只有立足社会现实，从家政工人的实际利益出发，切实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家政工人的工伤保险问题，才能妥善解决问题，化解家政工人工作上的后顾之忧，家政业市场也才能更加规范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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