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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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1
《甲申三百年祭》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 毛佩琦 ] 来源：[ 北京日报 ]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一系列纪念文章相继于各报刊发表。这些纪念文章体现了学界对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认识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是1篇专从历史启示的角度谈晚明史的新论——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起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可以指导现实，昭示未来。六十年前（1944年），同样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标题中简称《甲申》），祭的是从当时上溯300年的甲申，即公元1644年。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明祚在满洲政权和浩荡的农民战争的挤压下灯枯油尽，进驻紫禁城的大顺政权，又在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们惊魂未定，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色。火光冲天，血流遍地；失败的痛哭，胜利的欢歌；新贵们弹冠相庆，黎民在刀枪中求生„„多么生动，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自那以后，这个甲申年就是史学家们热衷的话题，各种著述盈匣联车，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诸梨枣，沸沸扬扬一直说了300年。
说不尽的四十天
到了1944年这个甲申，郭沫若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又旧话重提，是为了什么呢？郭沫若决不是无病呻吟。他要从300年前的天下兴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推动历史、控制历史运转的根本力量。在这一点上，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18天的4月18日，《解放日报》就开始逐日将其全文转载。接着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党中央便把它列为整风文件，成为延安及解放区全党及广大干部的必读书。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虽然不大，内涵却十分丰富。而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一点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李自成军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但李自成军队的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抢掠一片混乱。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已对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李自成军自3月19日进京至4月29日撤出，仅四十天，其溃败之速，令人震惊。其次，“我党历史上”也确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而且“都是吃了亏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面对全国胜利的曙光，是摆在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面前的严肃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李自成教训的借鉴，的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谈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有这样两句话：“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队伍中也一直广泛流传“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警句。但把骄傲作为一种错误，与革命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却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可以说，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而正是这种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最终取得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历史周期率”的背后
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读出了李自成军由于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读《甲申三百年祭》，则从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完毕的第二天，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商务日报》等就相继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郭沫若等人展开攻击，说《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其作者“无异于为敌人作第五纵队”，而且进一步引申说“其实失败主义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底思想”，要求“陕西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云云。我们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如何地不合逻辑。我要说的是，从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从“甲申”史事中读出更多的内容。
1644年那个甲申距今已经360年。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已将近55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掌握政权55年的执政党。积55年之经验与教训，再回过头来看“甲申”这段历史，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应该是明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事实。明朝建国后，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不变。”由于吏治清明，经过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传”是专门记叙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附传不计），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连续的旱灾，但郭沫若断言：“无论灾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这实在是一卓见。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何尝不想长治久安？明宣宗曾登万岁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说：“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浑一区宇，以成帝业”，“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轮回，元朝末年的形势，明朝再次出现。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败而陷入无法挽回的颓势。他引用了崇祯帝于崇祯十年（1637）下的《罪己诏》，用皇帝自己的话来指陈明朝的弊端：“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囊
既富，则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些，都是统治者公开承认的，实际情况当更为严重。崇祯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诏”，却把一切罪责都推给百官，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呢？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败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个个表现得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专政，锦衣卫、东西厂横行，明朝的局面已经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无回天之力！皇朝统治者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广大民众是对立的。因而注定无法跳出走向衰亡的“历史周期率”。
怎一个“顺”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长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这么1篇不大的论文，却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发挥了重要影响。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迁说：“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不尽同。”又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正因此，历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书。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长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统治者规谏。要实现长治久安则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之“应天顺民”，至少不要超过被统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线。
史家最贵史识，而惟有真知灼见才可用以警诫垂训。没有思想的史学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苍白的，也是游离于社会的，也是难于对现实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进行了卓越的开拓与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指导中国革命上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史学也形成了一个重视理论，注重思考，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之作，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时代与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也出现过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出现过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极左思潮，阉割历史的儒法斗争史和影射史学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无疑是应当坚决予以纠正的。但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偏颇却是忽视理论，把史学边缘化，烦琐化。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连篇累牍，引经据典，而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倒退！我们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从中发掘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发掘对当今史学的借鉴作用。新史学应该保持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史学呼唤理论，史学界要提倡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提倡探索，要关注现实生活。
同时，史学研究者与政治实践者应是互动的，我们不仅要求史学家成为思想家，而且期望政治家虚怀若谷，倾听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各种声音，他们的诤言、谠言。政治家是影响国家命运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高瞻远瞩，居安思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不仅是政治家需要的襟怀和胆魄，也是他们应具备的品质。还要重复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话：“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这话说得何等好啊，随时读起来都会令人感动。
360年前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说：“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为大顺。”所谓“大顺”，是儒家理想的至治境界。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作者为文物出版社副社长、明史专家）
公司员工读甲申三百祭感想体会2
公司员工读甲申三百年祭感想体会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仅仅是1篇学术论文，更是1篇发人深省的警世歌。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大明王朝末年人民生活的惨状，看到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端、发展与高潮，也看到了大顺农民政权的成与败，里面反映的问题既广而深，政治家、学者、企业家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诠释。刘志江总经理的《再读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便是从一个企业家的高度，对大顺政权的败亡做出分析、批判和警示的经典文本
我作为***的一名员工，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及刘总《再读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只想从普通公司职员的角度对大顺政权的败亡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仔细阅读《甲申三百年祭》，可以看出郭沫若对闯王李自成是抱同情态度的。李自成打进XX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是“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可见李自成自始至终是一个简朴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并不是真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
但是，大顺政权毕竟不是李自成一个人的政权。少数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遏止一个队伍的变质。郭沫若批判的真正对象是李自成手下的助手牛金星、刘宗敏之辈。此两人在 大顺政权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功勋显著，是李自成的得力助手。然后进了XX之后，“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虽说领袖很清醒，但是领袖往下走的高官要员“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最终闹出刘宗敏为得陈圆圆逼反吴三桂的荒唐事儿。
可见一个政权能否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并不仅仅在于其最高领导人的功过得失，政权里的每个人，大到高官显爵，小到平常百姓，都对政权的存亡发挥着一定作用。在上面的例子中，出问题的是牛金星、刘宗敏，但是在牛金星、刘宗敏的手下一定有不少“小牛金星、小刘宗敏”在重复着他们的错误，而这些“小牛金星、小刘宗敏”之下，难保没有更小的。
大到政权，小到公司，同样可以用这样的逻辑来分析。
公司的兴亡与每个员工都息息相关，大到老总经理，小到普通职员，都在公司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占有一定的位置。只是发挥作用的大小不同，岗位不同，重要性不同而已，但少了谁都不行。只有整个公司统一认识，统一目标，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使整个公司不断前进。
沧东公司目前到了生产与基建共举的关键时期，正如刘总所说，我们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以大顺政权的因骄至败为戒。但是，在此我想表达的是，刘总的警示，并不是仅仅对那些老总、经理提出的，离我们很远。沧东公司兴亡与每个员工都有关，无论哪个级别有骄傲情绪，无论哪个岗位出差错，都可能对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决不能沉溺在一号机组投产的喜悦之中不能自拔，我们还面临着稳生产，保双投，抢二期，抓管理四大艰巨的任务。刘总的警示将时刻敦促着我，让我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当前的形势，并在实际行动上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为实现公司的四大任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3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按照中国农历的纪年，今年是甲申年。距今360年前的甲申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先是作为封建王朝的大明王朝灭亡。接着，灭亡大明王朝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刚掀开历史的一页，仅月余，就昙花一现地凋谢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表现。60年前的甲申年，即1944年，中华民族进入抗战
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是年3月，在重庆的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该报和该刊同时发表。这篇宏文立即引起巨大反响。20天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对正在研讨党的历史问题的高级干部做关于学习和时局的报告，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 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 骄傲的错误。”一个星期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随后作为整风文献由全党干部学习。当时，延安整风进入后期结束阶段，准备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进而为党的七大召开做思想理论准备。是年11月2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称赞《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 示知。
光阴荏苒，60年过去。《甲申三百年祭》已成著名史论。无论环球世界，还是神州热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我们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半个多世纪，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下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处于21世纪中国的甲申 年，再祭360年前之甲申，有哪些资治的史鉴呢？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
我们国家作为文明古国，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到了明王朝才开始走向下坡。明王朝的灭亡有多种原因。导致它衰败，乃至导致中华民族落伍于世界先进民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邓小平同志谈到这段历史时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郑和下西洋之后，由对外开放转为自我封闭。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弱。从明朝中叶算起，至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江泽民同志讲到这段历史时也说：回顾中国的历史，在15世纪以前，出现过汉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所以逐渐落后了，很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机遇，没有做好发展的文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是对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因此，尽管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会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但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
20多年来，两代中央领导人都反思了这段历史。今天再祭360年前之甲申，一定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定要牢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动摇，除非打世界大战和爆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战争。这是应当汲取的一个 重要历史教训。
第二，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我们国家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近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大量数据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过去25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的高水平，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罕见的。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值突破1000美元。钢产量已超过2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外贸总额上升为世界第四。一个贫穷的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开始走向富强的中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自 豪，没有理由不充分宣传。
但是还要看到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温家宝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直面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既要多听频传的喜报，也要十分重视并认真去解决那些使人感到沉重的忧报。毛泽东经常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典故，教育领导干部要更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扎实工作。但是，现在有些干部却惟恐名不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达标工程”,甚至不择手段大肆张扬。此风不可长！是成绩，谁想否定也否定不了。但没有那么大的成绩，硬要吹泡沫，最后还是会破灭的。我们的干部既然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宗旨，那就更应当看到工作的不足，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夯实基础，让老百姓得实惠，这是最重要的、有百利无一害的民心工程。胡锦涛同志说：“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劲往这方面使，这才是老百姓所欢迎的。再放眼很不安宁的世界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更多地想想我们身上肩负的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就应当像江泽民同志所多次强调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360年前的甲申，李自成进了北京城，以为天下从此定矣。他陶醉于筹备“登极大典”,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全不在意，仅仅派了几千兵丁去镇守山海关，听任几十万大军在京城享乐。这哪里有丝毫的忧患意识！我们国家的情况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但我以为，再祭甲申 360年，这一历史教训不能忘。
第三，要大力宣传并要切实坚持“两个务必”精神
李自成的农民军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没有过执政关。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局部执政的经验，但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过执政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后期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对《甲申三百年祭》那么推崇，正因为与他的思考相吻合。党的历史上有因胜利而失败的教训，《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李自成也如此。这成了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为了牢记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在为迎接全国革命胜利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京城时毛泽东同志还念念不忘：今天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学李自成，学李自成，就失败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仍谆谆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从严治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也不断强调，要艰苦创业，努力恢 复延安的光荣传统。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多次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革命精神。1991年9月，他专程
到西柏坡，号召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挥毫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1年11月，他再次到河北考察，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 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在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带领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专程前往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的教导。他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四点希望：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他号召全党坚持“两个务必”,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奋斗。
在当前，要真正贯彻“两个务必”精神，也并非易事。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干部，以为现在进入了高消费时代，大慷国家之慨，用公款比阔气，讲排场，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以为不这样就太土气，就不能招商引资，歪道理一大堆。什么艰苦奋斗、“两个务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观念不解决，相关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两个务必”的要求很难落实。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创业的，守业、再创业，仍然需要艰苦奋斗。只有永远坚持这样的革命精神，红色江山才能千秋万代。再祭360年前的甲申，这也应当 警钟长鸣。
第四，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李自成的农民军造反打天下18年，执政坐天下只有42天。为什么亡忽得这样快？历史学家可以去作多角度的研究，但有一点不能回避的，那就是：腐败。尽管李自成本人还不那么花天酒地，但他的大多数大将却已开始贪图享乐了，再也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 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
过执政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尽管已执政半个多世纪，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作为执政党，只要执 政兴国、执政为民、执政安邦、执政清廉这些问题没解决好，随时都有可能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不是一劳就能永逸，执了政就自然万岁，而需要常抓不懈，永不 放松。怎样才能将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就需要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已注意到要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方针。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同其他类似需要“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样，往往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对思想教育，尽管在一个时期有所放松，但总的说来是常抓未懈的；相对而言，制度建设有所滞后。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无数事实证明，思想教育是自律，制度建设是他律。这两手，无论哪一手都不能软，“两手都要硬”,即两手都要有同样 的硬度。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2004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同时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两个重要法规，将有力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即要不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设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加强监督制约，形成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机制。反腐倡廉教育，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构筑制度制约机制，要坚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
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这个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对于将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限度具有重要 意义。
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愚公移山工程。它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去接力进行。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要长期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这样坚持不懈地发扬愚公移山的伟大精神。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去实现她的崇高历史使命。我以为，甲申360年祭，这是永远不应 当忘记的教训。
摘自：《新华文摘》2004年10期
作者：石仲泉
甲申三百年祭教案4
《甲申三百年祭》教案
一、用两分钟，速读单元知识短文《比照与思辨》，了解本单元课文特点，领会阅读这类课文的方法。
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本单元要学习的是史论，请根据第二段内容，给史论下一个定义。
答：史论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探究历史事件的成败、原因和影响，研讨史学领域某些重大理论问题，阐述治史的原则、态度与方法等问题的论著。
提示：注意下定义的方法，被定义项 =种差+属概念。
2．阅读单元知识4—7段，用一句话概括史论的主要特点。
明确：史论也是议论文的一种，因此，也要有明确的观点，也要运用论据进行论证。不过是史论的观点往往是针对某一史学问题而提出的见解，史论的论据是史料史实。另外，论史的目的是为了证今，好的史论往往都有比较强烈的针对性。概括时，这些内容不能缺少。
概括示例：史论的特点在于，要运用历史事实，论证自己对史学方面的某一看法，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我们学过的《过秦论》，就是以秦王朝迅速灭亡的事实，论证了实行仁政对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希望汉王朝统治者能够实行仁政，不要重蹈秦的覆辙。《六国论》就是通过六国赂秦而亡的史实，论证了一味忍让后退，只能导致灭亡的观点，批评宋王朝统治者软弱的外交政策，警告他们不要“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杜牧的《阿房宫赋》也可以看作是1篇史论，它运用秦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致使民怨沸腾，二世而亡的史实，论证了统治者不恤民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终会导致亡国的观点，规劝唐敬宗李湛，不要穷奢极欲，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
3．阅读第8段，体会如何阅读史论。
提示：注意文中的语言标志，“首先”“其次”“最后”，作为议论文，在阅读中首先要把握住文章的观点，要明确作者是用什么论据来证明这一观点的，这些论据是否能够准确的证明这一观点，进而了解作者论证这一观点有什么现实意义，思考我们现在阅读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等。也许，本题要达到的目的与教材知识短文要求不够一致，但作为高三复习，时间本来就紧张，不宜过于展开，而只是用教材为例，进行议论文阅读的指导，所以，做到这样也就够了。
二、在预习的基础上，速读课文《甲申三百年祭》，完成后面各题。
1．阅读“研读提示”和课文的前三段，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本文写于什么时间：1944年3月
（2）文题《甲申三百年祭》的“祭”是什么意思：纪念。标题用“祭”显得庄重严肃，包含了敬重和追怀之情。
（3）作者要纪念的是什么？
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
（4）“甲申”是什么意思，了解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
按照我国传统的纪年法，公元 1644年是“甲申”年。干支法是我国传统的纪年法，就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互相配合，来记录年份。一个周期为六十年，因此称六十为“花甲”。
2．了解课文的基本结构，列出结构提纲。
明确：全文的第一句，等于是解题，告诉我们，本文是1篇纪念性文字，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年，纪念李自成起义胜利、失败三百年。抓住这一句，也就抓作了分析全文的纲。
一、前三段，总领全篇，概述“祭”的理由：一是在这一年里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二是由于农民起义军的种种错误，换来了异族的入主。
二、4至19小节，具体论述起义的原因和经过。
起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腐败，边患养成；二是旱蝗灾害，民不聊生。天灾人祸，导致了农民起义，而统治者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比天灾更为重要的激起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
三、20小节至结尾。剖析总结起义的沉痛教训。
这部分抓住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展开分析，论述了李自成在取得胜利后迅速失败的原因。可分三层：
第一层，第 20小节。提出李自成起义军失败归咎于谁的问题。
第二层，21至24小节。具体分析失败的原因。
第一，以牛金星、刘宗敏为代表的文臣武将，在入京后都沉浸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致在策略上（对吴三桂不实行招降政策）在战略上（仅派几千人去守山海关，把重大军务视同儿戏）在战术上（京城百废待兴，最高统帅李自成却亲自领兵出征，他的左右二膀却在京中肆意行乐施威）一错再错。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以牛、刘为代表的一些将领和士兵，一反过去的军民上下同甘共苦的传统作风，而沉溺于声色犬马、施威行乐之中。总之，对敌是轻举妄动，全不在意；对己是任 5 意放纵，毫无戒律。于是，起义军用鲜血和生命夺取的辉煌战果，势必要毁于一旦。
第二，是上层领导集团内部以牛、刘为代表的一些人不以团结为重，闹分裂，致使全军出现了“解体”的形势。最后结局不能不是“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或擒或戮，一朝覆亡”。
第三层，25至27小节。概述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意义。
文章从本可避免却恰恰未能避免这一角度，肯定这是一个悲剧。从起义军内部个别首领的失慎（李自成）、蜕化（牛金星、刘宗敏）和蒙冤（李岩），以致铸成大错，最后让清贵族统治达二百六十年之久这一角度，肯定这个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的悲剧。
本文虽然是文章节选，但基本结构并没有变化，还是应该扣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来分析。
3．这几部分中，哪一部分是文章的重点内容？为什么？
明确：论史是为了鉴今，使今人不再重蹈前人覆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回忆学过的史论，体会、思考）
4．阅读课文第二段，回答问题：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 无可无不可 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1）作者认为把甲申年作为明亡之年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说它“无不可”是因为： ；说它“无可”是因为：。
提示：说其“无不可”是因为：甲申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王权统治，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从这一意义上讲，明王朝作为统治全国的专制政权是灭亡了。说其“无可”是因为： A．甲申年前，明朝统治就早已失掉民心，明室政权名存实亡。B．甲申十八年后，尚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这些南明王朝的存在。C．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以及满清统治二百六十年来，抗清复明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2）“要就中国来说吧”，这里的“中国”的含义是：。
提示：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华民族”，“要就中国来说吧”是指从中华民族（除满族统治者外）反对异族统治来说。
5．阅读课文第20段，回答后面问题：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公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养。（《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时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具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1）本段列举李自成善待明室宗亲，意在表明什么？
明确：这些史料，说明李自成很讲究政策和策略，是个有政治头脑的领袖人物。
（2）为什么说《北略》卷二十所载的这段文字“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
明确：它足以证明李自成起义军内部实行的是集体领导，讨论时容许各抒己见，“俱抗衡不相下”，热烈争论的气氛跃然纸上。
（3）为什么引用的文字称李自成为“贼”，引用这段文字为什么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明确：“贼”是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词。这段文字引述的是明朝内官评价李自成为人的一段话，出自宦官之口的评论，就显得更真实，更何况是异口同声地说的（皆云），绝非个别人的虚构，所以格外令人信服。
（4）作者为什么说“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请根据课文内容阐述理由。
明确：从李自成角度说，首先他“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其次，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而从后面对失败原因的分析看，促成吴三桂叛变，诱引清兵入关，刘宗敏应付差不多全部的责任；在义军处于万分危急关头，牛金星的所作所为，对李自成“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6．从第22小节开始，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李岩的被害和义军最后解体的原因，目的是要证明什么观点？
明确：这一部分征引两段比较完整的史料，论述了李岩被害和义军最后解体的原因，侧重论述了牛金星对义军的失败“差不多要负全部的责任”。
7．阅读第25小节，完成后面问题：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 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笼络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 假使 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 对异族侵略的战争。假使 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 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1）对文中接连运用四个假言判断的有关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A．第一个“假使”，紧扣住“初进京”，若能实现，则“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第二个“假使”，扣住了“兵败后”，若能实现，则就能“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为抗清的战争”。
B．第三个“假使”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之上，两个“决不敢”的推论毋庸置疑；第四个“假使”总结全文，说明“免掉这些错误”，不仅个人悲剧不会发生，起义失败的悲剧也不会演出。
C ．前两个“假使”，概括了文中所说的起义军失败的严重后果，后两个“假使”，概括了文中所说的起义军错误的原因。
D．文章不用一般的陈述语气，而用假设口吻出之，正误对比，悲慨激愤，有深度，也有气势，这是为了要引起读者深长的思考，增强论证的效果。
（2）文中“对异族侵略的战争”所指的内容，正确的一项是：
A．清兵入关
B ．反对清兵入关
C．民族之间的战争
D．反对民族之间的战争
（3）“个人的悲剧”是指什么？“民族的悲剧”是指什么？关于“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这一点，史学界众说不一，你的看法如何？
明确：“个人的悲剧”是指起义军内部个别首领的失慎、蜕化和蒙冤，以致铸成大错，让清贵族统治 260年之久，进而证明是民族悲剧。
（4）作者为什么说“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明确：作为农民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李自成把推翻明王朝，解救受苦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且经过十六七年的浴血奋战才换得了进军北京的胜利，但是，仅仅一年的时光 13 就遭到兵败业毁的结局，他本人应付决策失误的领导责任，当然是悲剧的主人。
如果说李自成因没有预见到失败而酿成悲剧的话，那么李岩则早就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并且竭力想防患于未然，但是他却无力杜绝它的发生，致使有志不得明主，有才不得施展，有法不得贯彻，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不得不空怀伟大抱负而含恨死去，因此，他的“悲剧意义”更加深刻。
所谓“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是说从李岩方面来看，李自成失败的教育意义更大。注意后面一连四个假设句。第一个假设句，概括了第 21小节所说的错误，指出李自成没有采纳李岩的谏言，在策略上、战略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失误。第二个假设句，概括了第22小节的错误，指出李自成没有接受李岩收复河南的建议，又一次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第三个假设句说明，由于前面两个主要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李自成陷入了绝境。最后一个假设句是个否定式的反问句，总收上文，指出，由于犯了上述错误，使个人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所以说“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8．本文写作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明确：充分引用史料作为分析问题、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依据，对史料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是本文写作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本文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现实斗争提供了借鉴的例子。作者对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李岩，褒贬分明，确切有据，能充分利用史料作为分析与评论的依据。文章引用史料大致有三种方法：
一是较为完整的直接引用。如课文中引《明史·李自成传》的极端和《北略》中的几段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种引文，引述的往往是相对完整的一件事或一段话，引用的方式是分行分格，引号加不加都可以，但必须注明引文的出处。如果中间有删节，则必须用省略号标明。
二是行文中间的直接引用。如课文中引《北略》卷二十所载内容的话，引《甲申传信录》中关于牛金星俨然太平宰相风度的话等等。这种引文，往往只是摘取需要的一言半语，一鳞半爪，以证实论者的某一局部观点，引用的方式一般都是夹在行文之中，加引号但不另行分段，但也必须在前或在后注明引文的出处。
三是复述原意的间接引用。如课文中关于李自成入京前后对待明室的宽大态度那几句话，关于刘宗敏对待吴三桂的策略错误那几句话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种引用，已不是引“文”，而是引“意”，所以不加引号，但转述必须符合原意，不能任意瞎编，必要时也得注明出处。如 20小节的那几句，注明是引自《甲申传信录》的。
9．史论，“论古”是为了“鉴今”，结合本文写作背景，谈谈当时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另外，想一想，在今天我们学习这篇文章有什么现实意义。
提示：答此题应该参考参读课文《甲申三百年祭写作前后》，注意本文写作的时代背景。1944年3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面临即将胜利的现实，分析李自成成败的历史教训，其借鉴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国共两党对于这篇文章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方面立刻就有人出来干预，说这篇东西是“影射当局”，国民党《中央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进行攻击。但仅隔二十天，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就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把本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附：部分能力训练题解答：
1.下列各组词语加点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A ． 骁 勇 xiāo 官 吏 lì 潸 然泪下shān
B． 赈 济zhèn 虐 待nuè 刚 愎 自用fù
C．删 削 xiāo 围 剿 jiǎo 脱粟粗 粝 lì
D． 纂 述cuán 谶 言chèn 藏弓 烹 狗pēng
（B刚愎自用的“愎”读bi；C删削的“削”读xue；D纂述的“纂”读zuan）
2.下列各组词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陶醉 脏款 收敛 乌合之众
B．肘腋 杀戮 懈怠 挺而走险
C ．隶属 颠覆 麾下 死灰复燃
D．窥伺 踌躇 谗害 催枯拉朽
（A赃款B铤而走险 D摧枯拉朽）
3.下列各句标点符号使用没有错误的一项是
A．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
B．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
C．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
D ．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4.下列各句加点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尝出粟赈饥民，民 德 之 德：感激恩德
B．潜逃，事泄，坐 斩 坐：判罪
C．他很能 纳 人善言 纳：接受
D ．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 向西安进发 首途：带头
（首途：启程、上路）
（B刚愎自用的“愎”读bi；C删削的“削”读xue；D纂述的“纂”读zuan）
（A赃款B铤而走险 D摧枯拉朽）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5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一）今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60年前同是甲申年的1944年3月，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名著虽然已经发表60年了，而且当时与现在的国情也不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今天，重学郭沫若同志这篇大作，深受教育和启发。
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并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成立大顺朝政权后，由于首领腐化并发生内部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和教训。
公元一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灭亡之年。历史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明王朝，由于是反人民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摆脱不了由强盛─衰落─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明崇祯帝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无能、而是“很想有为”的执政者，但由于明朝统治至他执政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很衰落。加上他用人不当，依赖宦官，听信奸佞，处理国家事务政令朝三暮四，轻信妄断，政治已腐败不堪。又年年遍地都灾害严重，灾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济，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领导的太平军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扰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东北的边患已养成”，政局岌岌可危。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祯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灭亡。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领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揭竿起义时，高举“分田地、均贫富”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得到广大农民和灾民的拥护，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成立大顺王朝的胜利。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纳人善言”，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后来犯了与崇祯同样的错误，用人不当，轻信妄断。不采纳李岩的谏言，以高爵厚禄使吴三桂归顺。在防吴三桂叛变和清兵侵袭战略上，又调兵遣将不当，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危及大顺朝的政权。同时，政纪军纪不严，政权逐渐腐败，以牛金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官权贵，忘记了代表农民利益而取得胜利之道，不关心人民疾苦，巧取毫夺，欺压百姓，过着腐化糜烂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最终走向失败。“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因政权腐败、失去民心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在古今中外史上并不少见。在世界现代史上，苏共的解散（亡党）和苏联的解体（亡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史实。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苏共的前身），代表俄罗斯工农群众的利益，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士兵的支持、参与下，发动举世闻名的“十月革命”，不到一年时间就推翻了沙俄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从斯大林专制时代开始，苏共历届领导集团逐步成了特权阶层。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个人专制和官僚集团统治，严重损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任人惟亲、提拔亲信、排斥异已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各级领导层，领导无能、治国无方，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在生活上，苏共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与民众的差别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领导集团越来越脱离群众，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后期又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并派兵入侵阿富汗打了整整10年而得不到丝毫利益的不义战争，使苏联经济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使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人民群众积怨和不满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在于苏共领导集团严重脱离群众，攫取了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以及腐败严重，占有了巨额财富而失去民心。
从新中国成立近55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是牢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会犯崇祯、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以来，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刻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密切联系群众问题和反腐败斗争问题。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挫折，拨乱反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和经验教训。政权腐败必定会失民心，进而失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真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三代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本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学习这篇著名史论，并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老人家这席话真是语重心长，代表党中央对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下定了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我们党对反腐败问题，一直是重视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实践证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进行反腐败斗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实践也证明，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党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已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和治国的重要方略，分别载入党章和宪法。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多次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各级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绝不脱离群众，绝不贪图安逸，绝不以权谋私。”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切实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党中央近期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使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在查处腐败大案要案上，党中央一贯是动真格，对各种腐败分子决不心慈手软，严肃查处，自建国以来，先后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贫官污吏，纯洁了干部队伍，振奋了党心民心，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加强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深入、持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有效地避免了我党犯上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但这不等于我党的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已彻底解决、大功告成，中国共产党已经绝对不会亡党、亡国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影响，腐败现象的滋生源广泛存在，有些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有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如金融、建筑、交通等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复杂、艰巨。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每个劳动者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应该从我做起，在本职岗位上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成绩面前要戒骄戒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牢固树立“腐败不除，党心民心不稳，国无宁日”的观念，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前进。我坚信，在高度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党学说和执政理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继巩固和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果，不断巩固和发展由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江山万万年。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二）郭沫若在1944年3月1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而郭沫若的好朋友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饱受打击。郭沫若精心写作此文，以李岩比喻周恩来，目的提醒毛泽东，保护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也多次指出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该文在延安各解放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文件之一，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300年前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的两个王朝覆灭。朱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就宣告败亡。这段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需要重视的前车之鉴。
《甲申三百年祭》，能提醒我们正确对待权力、名利、地位等问题。引申到公司来说，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努力奋斗的意志，清醒的学习态度，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丢掉当前的成果。
感觉目前这些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公司还没有大到临界的状态。但是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做一些大的布局。而这一定涉及新的人员变动和资源投入。公司的内外部布局；未来的市场状况，下一步的增长点，市场份额，开发，渠道，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问题在哪里？领导者要有大数据思想，要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在某些方面加大投入还是拓展新的渠道或者开发新的项目。而这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落实。为了实现方向，现有的人谁可以胜任？配套什么职位和资源？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引进。而现有的项目中需要做评估和调整。哪些是见效快的，足已支持公司的扩张。见效慢的，需要长期的项目推进。哪些是在浪费公司资源。那些必须纠正，那些可以容忍。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要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而成长。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在解决一个困难，挑战，到达一个高度后，能够不断突破，继续创新。学习在上一个阶层看问题，在下一阶层做事情。能够看清自己的方向，坚定去摸索创新的路径。
互联网企业更新换代更符合行业的颠覆的规律。昔日的巨头如今也在苦苦挣扎。我们抓住事情的本质，尝试不断的创新。在趋势的变革中，只有接近目标的实质的事物才不会被淘汰。而创新的思维和行动力，对每个人又都是公平的。坚信自己也会是明天的大牛，何必惧怕离开那个自己认为的舒适圈呢！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三）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