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日志（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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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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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日志范文【第二篇】

平凡同志1922年出生于天津，六岁时便开始学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平凡同志在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感召下，自学木刻。1943年1月参加了天津市青年会举办的京津木刻展。同年7月，他应聘前往日本，任神户华侨中华同文学校美术教师，从此侨居日本，直到1950年6月回国为止。他抵达日本后，于当年9月成立了神户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接着与他人合编出版了版画集――《浮萍集》。当时当政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扩大侵略，对内实行法西斯镇压，版画协会的全体会员横遭日本特高警察抄家，协会也被强令解散。从这时起，平凡同志开始自修版画史和收藏日本版画。日本战败后，于1945年9月，恢复了版画协会，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平凡同志不遗余力地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早期木刻作品。他知道内山嘉吉先生收藏有鲁迅和木刻讲习会学员赠送的中国早期木刻作品，便在内山先生协助下，于1947年2月在神户举办了《中国初期创作版面展》，其后又在大阪、京都、东京巡展，受到日本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在日本舆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内山嘉吉先生说：“李平凡先生是最先将我收藏的中国初期木刻举办展览会向日本人介绍的一位。他也是向日本人介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中国木刻做过很大努力的人。”“无疑是通过这些版画，‘日本人民’对于坚持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实力，获得了实感。”除展览之外，平凡同志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初期木刻集》。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他又编辑出版了大型日文版《中华人民版画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回国后，平凡同志长期供职于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担任过《版画世界》主编。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艺术家，努力从事创作活动；他以数以千计的作品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并编辑出版了大量的版画集，撰写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美术评论，收藏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浮世绘”和欧美绘画以及各国的藏书票。平凡同志又是一名中日友好的使者，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两国的美术交流。他经常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筹办了多起版画展，广交日本美术界朋友，并潜心研究中日版画史，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与世界各国版画界也建立了广泛联系，其作品不仅在日本，而且还在其他国家展出，并多次获得殊荣。当“”的狂飙刮起时，平凡同志也在劫难逃。他被扣上“日本间谍”的“罪名”，并遭到拘捕被投入囚室，后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粉碎“”后，压在头上的阴霾被驱散，平凡同志重见天日，从此又换发了艺术青春。

在同平凡同志接触的过程中，我深感他朴实无华、淡泊名利。1991年1月，我还在文化部任副部长时，收到平凡同志一封信说：1997年“恰好是我学习和从事版画工作60年。我计划在1997年将我一生珍藏的日本版画全部捐献祖国――中国美术馆收藏。也算是我在有生之年再为祖国作一点贡献。”中国美术馆杨力舟馆长说：“作为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老艺术家愿意将其毕生之珍藏捐给中国美术馆，实在是情深意切，我们十分欢迎。……他的捐赠一定会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后来，杨馆长告诉我，平凡同志的收藏无论是质量与数量，都是可观的。我为平凡同志的爱国之举深受感动。

平凡同志的业绩，得到中外人士公认，人们给了他应得的荣誉。平凡同志现在担任平凡友好画院名誉院长，又是中国美术出版社前编审、《版画世界》期刊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鉴定研究员。担任的社会工作有：中日友协全国理事、中国少儿版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藏书票研究会艺术顾问、日本版画家联谊会责任代表、日中艺术交流中心艺术顾问、日本财团三江会馆艺术顾问、日本国际版画书票普及协会顾问、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特聘顾问、韩国木版画研究所顾问。

美文日志【第三篇】

一、活动主题

以党的十、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突出文化内涵、人文关怀、互助友爱、文明元素，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送温暖献爱心、志愿服务、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传承优秀文化，汇聚精神力量，弘扬社会风尚，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二、主要内容

1.乐在基层，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各区镇、单位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就近就便，创新传统节日的形式和载体，不断增强传统节日的群众性和吸引力。一是融入传统文化。选择在有条件的公园、广场、社区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开展文化演出、灯会灯谜、民俗展演、民俗文化讲座、民间艺术展示、送春联等春节传统习俗活动。二是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力度，因地制宜地开展各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为基层一线群众提供更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产品。三是融入家风家训。利用节日，开展写家风家训、展家风家训、话家风家训等系列活动。在未成年人“缤纷的冬日”主题活动中，唱响家庭美德，讲好家风故事，培育青少年知恩、感恩情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2.崇德向善，精心组织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在春节、元宵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切实关爱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志愿者、弱势群体。一是崇德向善树新风。开展“好人祝您乐新春”文明传播活动，征集好人祝福，利用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德，展示向善向美、文明进步的精神风貌。二是新春“五送”送祝福。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送温暖”、“送欢乐”、“送文化”、“送服务”、“送健康”，在全社会树立“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和崇尚礼遇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三是爱心济困送温暖。引导社会慈善力量发挥扶贫济困作用，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开展爱心捐赠活动，给贫困家庭、寒门学子、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送去更多温暖、实惠和便利。

3.守望互助，着力深化节日志愿服务活动。要从解决群众最急需、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组织动员志愿者在节日前后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一是亲情关爱暖寒冬。以老人、未成年人、新市民、残障人士、特殊职业人群为重点，组织开展“温暖回家路”、“接咱爸妈来过年”等结对帮扶、互助关爱、亲情陪伴志愿服务项目。二是文化体育乐新年。组织文艺志愿者、科普志愿者、体育志愿者，广泛开展文化演出、科普知识宣传、健身指导咨询、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居民春节期间的文体活动。三是环境整治美家乡。组织志愿者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开展“美在家庭、美在社区、美在乡村”活动，提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协助维护公共秩序，劝阻不文明行为。四是平安建设守家园。组织志愿者开展治安巡查、宣传防火防煤气中毒等生活知识和燃放烟花爆竹的有关规定、普及应急处置知识。同时依托社区志愿服务站动员人们为外出过年、度假的邻里看守家园。

4.突出文明，大力倡导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一是宣传教育讲文明。在春节、元宵即将来临之际，利用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各类媒体媒介开展多种形式的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过节等宣传教育活动。二是氛围营造展文明。利用电子显示屏、橱窗展板、道旗灯箱、车载电视等刊播、张贴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营造节日文明氛围。三是主题活动育文明。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以关爱自然、关爱他人、关爱社会为主线，以献亲情、送吉祥、优环境、育新风、保平安为主要内容，营造扶老助残、欢乐吉祥、干净整洁、平安健康的氛围。

三、工作要求

1.精心组织实施。各区镇、单位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节庆活动的形式和载体，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活动平台，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积极倡导文明和谐、实用节俭的现代节日理念，在移风易俗中体现人文关怀，在欢乐喜庆中倡导文明新风。

2.营造浓厚氛围。市级新闻媒体要及时报道各地、各单位开展主题活动的进展情况，多侧面、多角度地宣传介绍春节、元宵节相关知识，制作播出一批介绍传统节日的文化栏目和公益广告，丰富节日荧屏。有宣传载体的单位要积极利用好各自宣传资源，加大工作力度，积极营造尊重传统节日、热爱传统节日、参与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

3.挖掘节日内涵。要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挖掘“我们的节日”文化内涵，把该项工作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请各区镇、各单位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及时报送相关信息，认真做好活动方案、图片等资料的整理归档，并于2月13日前将活动小结通过政务网发送至文明办政务邮箱。

美文日志范文【第四篇】

对于上述四件事中第一件和第三件事，笔者于1995年和1997年专门写过文章，对第二件和第四件事笔者虽未专门写过文章，但在自著的《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和笔者主编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两部著作中都交代得十分清楚。但遗憾的是，十多年过去了，对上述几件事仍在以讹传讹。

中国是谁最早判断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支援南朝鲜军作战。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向南一路势如破竹，进展顺利。8月上旬后，由于战线延长和美军兵力增多，人民军攻势减弱，战争在洛东江一带形成胶着状态。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第十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截断人民军后路，南北夹击人民军，朝鲜战场形势逆转。

对美军实施仁川登陆，中国方面是预有判断的。那么是谁最先作出了判断？

1989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纪实文学的书问世，该书首次披露了原军委总参作战室主任雷英夫于1950年8月下旬最早作出了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判断，并且、对他的判断很感兴趣，还召见他当面听汇报。此后，一些史学研究工作者和纪实文学作者对此大加引用，直到现在。雷英夫本人也多次发表回忆文章，谈到此事。他在1995年就此事撰写文章指出，总参作战室不仅预测了美军的登陆地点是仁川，而且判断出美军的登陆时间是1950年9月15日。对此，国内许多报刊竞相转载，甚至有的权威官方性质的著作也加以引用。然而，关于这种说法，在国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档案中均找不到任何佐证，多年从事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也一直持有异议。曾在军委总参作战室工作并且是雷英夫部下的一位老同志对此也有质疑。

那么，在中国，雷英夫是不是最早作出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判断的人呢？

1994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苏联时期关于朝鲜战争的部分档案赠送给当时韩国总统金泳三。韩国外交部东欧科外交事务官白宙铉根据这些档案，整理了《苏联朝鲜战争档案摘编》(1949年1月―1953年8月)。这个摘编表明，、等中国领导人，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刚一个星期，就对美军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有所判断。1950年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应邀拜访。要求把等中国领导人有关朝鲜半岛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转告苏联政府。中国估计，美国在日本的12万驻军中，大约有6万兵力能够投入朝鲜；这些兵力可能在釜山、木浦、马山等港口登陆，然后沿铁路线向北进军。建议朝鲜人民军应迅速向南推进，以便占领这些港口。认为，美军将有可能在仁川登陆，为了防守汉城，朝鲜人民军应该在仁川地区构筑巩固的防守阵地。《摘编》还表明，在8月至9月美军仁川登陆以前，、等中国领导人曾多次通过苏联政府或直接向朝鲜同志指出过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这期间，曾两次接见朝鲜政府的代表，同他们讨论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分析，朝鲜战争的形势可能出现两种基本情况： 第一种是朝鲜人民军全歼美军，把他们赶下海；第二种是战争的持久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估计美军会加强对大邱、釜山地区的防御，把朝鲜人民军的全部兵力牵制在这个地区，同时从其他地方登陆。提醒朝鲜代表，注意应付后一种可能性，确保充分的后备兵力，更要注意敌人可能进攻的防御据点，如仁川─汉城和镇南浦─平壤地区。如果说韩国整理的俄罗斯档案资料对中国研究者来说属于“出口转内销”的话，那么，1950年10月2日，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未发出)也讲了这一情况。这个电报说：“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做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和现任副主任李捷撰写的于2000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与抗美援朝》一书中引用了这个电报的内容。但是，、的提醒和建议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重视。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

由此看来，、等中国领导人早在雷英夫之前一个多月就对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作出了明确判断。雷英夫在8月下旬判断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并向、汇报可能是事实，但说雷英夫是中国最早作出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判断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的求援信

是谁送到北京呈给的？

在1999年笔者出版《巨人的较量》一书前，涉及到这个事的几乎所有文章和著作都说是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到北京，将求援信交。笔者在《巨人的较量》一书第二章第二个问题中，正面交代纠正了上述说法。书中交代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禹，持金日成、朴宪永10月1日写给的求援信，前往北京。10月3日，朴一禹将这封求援信当面呈递。”在笔者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中的交代与此基本相同。笔者之所以这样写，是看到过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给求援信原件复印件上，有亲笔所注：“一九五年十月三日朴一禹面呈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文稿》第三册第380页上，1950年10月2日，《关于朴一禹来京事给倪志亮的电报》也能证明这一事实(倪志亮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这个电报指出：“估计张一杜同志二号夜可抵沈，三号当派飞机接来北京。”电报里说的张一杜就是朴一禹。

抗美援朝使用“志愿军”的名义

是因黄炎培的建议确定的吗？

有的著述说，中共中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定的名称是“支援军”,在作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之前(有的说是作出出兵决策后),主席征求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听取了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建议后，才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当然，可能征求过民主人士的意见，黄炎培也可能提出过此种建议。但出兵抗美援朝采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绝不是作出出兵决策前或之后由于黄炎培的建议才确定的。

1950年7月7日，鉴于美国大规模武装侵略朝鲜，将会威胁中国东北的安全，副主席根据主席的指示，主持召开研究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第一次国防会议。会后，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各组织整理了一份内容相同的会议讨论情况给主席的报告。组织整理的报告在后勤准备一项中明确指出，必要时边防军将来一旦赴朝参战，“部队均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笔者看到的这个报告是打印件);聂荣臻组织整理的报告在边防军指挥机构一项中，使用的是“支援军”一词，在后勤准备一项中说部队一旦赴朝作战时“改穿朝鲜军装”。

此前，7月2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中国准备在东北集结3个军，以便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斯大林于7月5日通过罗申转告：“我们认为，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这里就使用了“志愿军”的名称。

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朝鲜局势时，主席曾说，对于朝鲜，我们是要帮助的，要以志愿军的形式进行帮助。

8月13日，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在边防军军事会议的报告中，讲到边防军将来可能到朝鲜作战时说：“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作者看到的这个报告是原件复印件)

9月以后，在边防军部队中已陆续公开进行了可能到朝鲜作战的动员，“志愿军”一词不但出现在各军师团办的小报上，而且出现在许多连队的墙报上。

此外，10月1日斯大林在接到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请求苏联直接出兵援助的求援信后，给苏联驻中国大使转或的电报中建议中国出动军队援助朝鲜，并说“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这里用了“志愿者”。10月2日，起草致斯大林但没有发出的电报正文第一句就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部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而此时中共中央尚未开会研究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尚未研究，恐不会就这个问题去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据此看来，赴朝鲜作战时使用“志愿军”的名称，至少是在7月7日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国防会议上就是明确的，7月7日讨论组建边防军，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战略上未雨绸缪的准备，还不是决策出兵，因此，这时更不会去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至于聂荣臻在7月7日报告中使用“支援军”一词，可能是对“志愿军”一词的音同字误，并且这个报告是中央军委作战部整理的。10月8日，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也是中央军委作战部起草的。有的著述说的听了黄炎培的建议，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就是指这份电报。

关于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奥马尔・布莱德雷一段名言的引用

至少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起至现在，在有关著述中讲到美国人对朝鲜战争的认识或评价时，都引用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的一段名言：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其实，这段名言恰恰不是布莱德雷的原意。布莱德雷的这段话出自1951年5月15日美国参议院组织的“麦克阿瑟听证会”上。所谓“麦克阿瑟听证会”,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于1951年4月11日被解除“联合国军”总司令和在远东的一切职务后，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美国在朝鲜究竟应采取什么样政策问题的辩论和争吵。于是由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合主持召开了听证会，讨论美国关于朝鲜战争政策问题。听证会于1951年5月3日开始，断断续续至6月25日结束，前后共50多天，先后有麦克阿瑟、国防部部长乔治・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保、海军作战部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前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前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等共13位美国军政要员出席作证。

麦克阿瑟是第一个出席作证的对象。他在5月3日作证时，仍然主张以军事手段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即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发挥优势的海空军作用，以海军封锁中国海岸，加强军事禁运；以空军轰炸中国的机场、车站和工业基地；让台湾的集团进行的活动，采取这些行动，不必担心会引起苏联参战。麦克阿瑟认为只有采取这些行动，才是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好办法，他甚至主张，如果联合国其他国家不愿协助，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