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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字]抄写日记范例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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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写日记范文字【第一篇】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想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是我们能仁小学跑操比赛的日子。一大早,所有的同学都穿着绿白相间的校服,脚上穿着洁白如雪的运动鞋,戴上统一的帽子和手套,可神气了。大家都兴奋不已,还有些紧张,都盼着下午比赛的来临。

比赛的时间就这样到了,全体同学都会随着顾老师去参加比赛了,而我和几个同学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加。我们被安排到二年级办公室。于是我扶着沈鑫宇来到二年级办公室。结果二年级的老师不收留我们。我灵机一动,来到三年级办公室,希望妈妈能收留我们。可妈妈说:“先去问问顾老师该怎么办!”她也没办法收留我们。我只好扶着沈鑫宇又回到了教室,向顾老师求救。顾老师这时手拿着一张名单,对照名单上的名字,我们再次被安排到二年级的一个教室。外面同学在认真地跑操,而我们在教室里安静地等待。虽然我们没有参加跑操比赛,可我们的心里在为一(1)班加油呐喊。

终于跑操比赛结束了,我们提前回到教室迎接同学们的归来。顾老师高兴地告诉我们:“我们跑得很好,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听到这个结果,我们大家的心里都是美滋滋的。

抄写日记范文字【第二篇】

今天,我和爸爸开车回老家给爷爷上坟,还给老家门上贴对联。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

回到家,妈妈、奶奶把年夜饭都准备好啦。一桌子香喷喷的菜,丰盛极了。就期待着晚上吃团圆饭了。

六点多了,妈妈开始下饺子,爸爸放鞭炮来迎接除夕。大家围坐在桌子旁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妈妈说,团圆饭一定要都坐在餐桌旁,不能让我像往常那样坐在客厅。我明白了,吃了团圆饭就表示明年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吃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趣事,奶奶吃到了“硬币饺子”,这意味着奶奶是最幸福的人喽!

八点了,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我们一家人坐在客厅,吃着、喝着,看着电视,好幸福!晚会节目很精彩,特别是李小龙的节目,让我最难忘,今天也是最高兴的一天!

抄写日记范文字【第三篇】

转学大事件

开学了前一天

主人公:莫静

年级:四年级下册

性格:大大咧咧

最好的朋友:江雨

最讨厌的人:苏建

星座:巨蟹座

外号:镜子

这是个晴朗的早晨,我还在床上咪着眼,似乎什么也不在乎了。“滴滴……滴滴……”客厅传来了让我讨厌的电话声。五秒之后,电话声停了,也许是把电话挂了,或者是有谁把电话接了。

“静静,江雨给你打电话,快来接呀!”妈妈那像狮吼功一般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中。我一听是江雨,立马兴奋起来,手舞足蹈的跑过去接电话。

“镜子,你作业做完了吗?”

“我做完了呀,怎么了?”

“没什么,我还以为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到了最后几天才赶着把作业做完呢!”

“已经最后几天了吗?”

“是啊,明天就开学了。”

“这么快!”我十分惊讶,但是那个作业确实也像江雨所说,我昨天做完的。

“当然也就那么几天,镜子,我还是担心你,你这次千万不要像以前一样,开学第一天就迟到哦!”

“江雨,你今天怎么了?怎么今天这么语重心长的。”

“啊!是吗?“说着江雨挂掉了电话。

江雨挂了电话之后,我百思的不得其解:江雨究竟怎么了?哎~还是明天去找江雨吧!

日记抄写【第四篇】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12-0138-03

抄书是指以手工抄写图书资料的制作和复制行为,也是一种出版行为。通常情况下,古代抄书分为官府抄书和私人抄书,前者多为政府官员受命在征集图书、整理藏书过程中的抄书;后者往往出于自身知识需求,或因生存需要,或为爱好(藏书)等进行的抄书活动。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战国中期楚墓竹简中甲、乙、丙三组《老子》抄本,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

1先秦时期

抄书行为始于先秦时期,与图书的产生、发展相生相伴[1]。《墨子・兼爱下》中记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相对开放,出现了百花争鸣、文化繁荣的景象,私学与官学并存,抄书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极大地提升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大量的士阶层著书立说,积极地推广、宣传各自的为学治世政治主张,著作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编纂著作,只能依靠书写,抄写复制成为必然,在传递各自言论的同时,也利于图书的长期保存。史籍中关于抄书者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据东晋王嘉所著《拾遗记》卷四[2]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之良书。”“佣力写书”即受雇于他人誊抄图书资料,张仪、苏秦曾经因为生活所困,不辞辛苦,充当佣书活动。“剥树皮编以为书帙”蕴含了古典目录学的思想,逐一校雠,分门别类加以排序。这段文字不但说明了张仪、苏秦二士的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且可知抄书者有史料记载最早的时间应在秦昭襄王、秦惠文王时期[3]。西周时期“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因此造成了“学在官府”。抄书者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禁锢政策,私学被取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先秦两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国,实行焚书坑儒、“挟书律”“禁私学”等一系列摧残文化事业的政策,造成大量图书资料在秦汉之际消失,新的学术著作鲜有问世,抄书者的境况随之滑入谷底。直到汉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汉惠帝于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允许民间藏书和相关书籍的复制行为,于是,民间私人抄书盛行。私人抄书当首推河间献王刘德,他用精写本换取民间故旧本,抄书数量“与汉朝等”。另外,司马迁、梁子初、杨子林、王溥、李邰、班超、高君孟、盖晋、陈长次等人也相继抄了不少书籍。司马迁写成《史记》之后曾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唐代司马贞《索隐》注:“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可见《史记》于正本之外,还另抄了一副本。梁子初、杨子林抄书的事迹见于东汉桓谭《新论》:“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

3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抄书活动继续发展。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魏时蔡琰(蔡邕之女)继承其父遗书4,000余卷,但因颠沛流离,丧失殆尽,后根据记忆抄写了400多篇。晋代私人抄书可考的有葛洪、纪瞻、范汪等。《晋书・葛洪传》称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晋书・纪瞻传》称纪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范汪,字玄平,十三岁丧母,家贫无资,“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最终博学多通。晋代抄书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洛阳纸贵”的故事了。西晋左思的作品《三都赋》,初不为人所重,皇甫谧为其写了篇序言,张载、刘逵、卫权又先后为之作注,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这也说明当时抄家甚多[4]。《梁书・袁峻传》记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王筠传自序》中记载:“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

4隋唐

唐代私人抄书盛行。唐代著名史学家韦述“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旧唐书・柳公绰传》中记载柳仲郢(柳公绰之子)“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以来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吴彩鸾是古代女子抄书的著名代表,据《列仙传》中记载:“彩鸾写《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售之,获钱五缗。”《全唐文》卷八一六引李竣《慧山寺家山记》中记载:“贞元中,先丞相方肃公……退隐山寺僧房,犹孜孜勤经史,洎十年,手写书籍,前后约五百轴。”华良夫“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许多著名文人的作品很多也是通过传抄才得以流传下来的,如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就曾先后誊写五本,分寄五处,以便传诸后世。

5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可考的抄书者不少,且抄书动机各异。为自学而抄书的,如:南唐查文徽“幼好学,能自刻苦,手写经史书百卷。”备遗忘而抄书的,如:后蜀文谷“所撰《备忘小抄》十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世多传写之。”为聚书而抄书的,如:北汉王景绝“时时购四方书抄之,晚年集书数千卷。”吴越林鼎“性谠正而强记,能书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每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喜诗文而抄书的,如:博陵安平人崔“平生所著文章、碑诔、制诏甚多,人有借本传写者,则曰:‘有前贤,有来者,奚用此为!’”喜佛经而抄书的,如:棣州滴河人马裔孙“岁余枕藉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喜史传而抄书的,如:魏州冠氏人杨官至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居家谢绝宾客,晚节稍通缙绅,延客门下。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为促进图书流通而抄书的,如:南唐北海人韩熙载是五代书画家,“性喜提奖后进,每见一文可采者,手自缮写,仍为播之声名。”

6宋元

宋代私人抄书,或为藏书聚书,或为读书治学,或为修史著书,或为练习书法,陶冶性情,当然也有为牟利而充当书手的。宋代藏书家可考者200余人,大多有抄书的经历。李行简,字易从,冯翊人,官至尚书刑部郎中,“聚书万卷,多其自录,人谓之书楼。”司马光68岁时还亲自抄书,“所抄自《国语》而下六卷,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无一笔不谨。”吕大防,字微仲,蓝田人,官至宰相,“常分其禄之半以录书,故所藏甚富”。刘仪风,字韶美,“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李常,字公择,建昌人,“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苏轼(坡)抄书,曾手抄过三遍《汉书》,据南宋陈鹄撰写的史料笔记《耆旧续闻》中记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可见宋人读书是很重视抄书的。赵明诚,字德甫,山东诸城人。其夫人李清照撰《〈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当时馆阁藏书多有散佚出来的,赵明诚凭借在馆阁任职的亲友的帮助,阅读了很多珍藏图书资料。叶梦得,字少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家,手抄书籍不计其数。一年夏日晒书,晒了20余日方完,其《避暑录话》曰:“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宋代抄本质量很高,不仅具有文献价值,有的还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元代抄书者文献可考的不多。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嗜学如饥渴,然遭乱世,且贫无书。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龙镇人,“性嗜书,聚至八万卷,手抄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

7明代

明代私人抄书者甚多,袁同礼在《明代私家藏书概略》中有言:“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如:孙道明,字明叔,华亭(今上海)人,元末明初藏书家,抄书数千卷,至老不辍。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文学家,少时家贫无书,“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刘崧,字子高,泰和人,“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抄录不辍”。叶盛,字与中,昆山人,“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徼,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十万余卷,闻某处有异书,必千方百计购求缮写。陆深,字子渊,华亭(今上海)人,坚持抄书56年,晚年尤喜抄方书。严嵩,字惟中,分宜人,曾手抄宋元书籍2,613本。钱谷,字叔宝,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少孤贫。游文待诏门下,日取架上书读之。以其余功点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庐,读书其中。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匍匐倩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其子钱功甫,“贫而好学,酷似其父,年八十余,隆冬病疡,映日抄书,薄暮不止。功甫殁,无子,其遗书皆散去。”范钦,字尧卿,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著名藏书家,曾从丰道生、王世贞等处抄录了不少异书。其从子范大澈“闻人有抄本,多方借之。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至二三十人”。赵琦美,字元度,常熟人,著名藏书家。传世《古今杂剧》242种,即为赵氏所抄,现藏国家图书馆。吴宽,字原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所藏书多手抄,传世者亦多,如《吴沈诗草合卷》《孟子注疏》《尊前集》《裔夷谋夏录》《春明退朝录》《河东先生集》《石湖居士集》等。冯复京,字嗣宗,江苏常熟人,其子冯舒,字己苍,号默庵。冯氏一门有抄书家风,据各家书目可知者甚多。黄廷鉴《读知不足斋赐书图记》云:“吾乡冯己苍昆仲,闻寒山赵氏藏有宋椠本《玉台新咏》,未肯假人。尝于冬月挈其友舣舟支硎山下,于朔风飞雪中,挟纸笔,袖炊饼数枚入山,径造其庐。乃许出书传录,堕指呵冻,穷四昼夜之力,抄副本以归。”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虞山人,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雇用了很多书手,专事抄书,“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抄。于是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以资鉴赏,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明代抄书人有史可考者还有谢肇J、何大成、包柽芳、朱谋土韦、何乔新、文徵明、朱存理、阎起山、王履吉、陆师道、黄居中等。明人抄书不像宋人那样以常见书为主,而是精心挑选不易得到的所谓秘本、珍本、异本来抄写,且在书法上非常讲究。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很多宋元以前的书籍凭借明代影抄本得以保留原貌[5]。

8清代

清代民间私人抄书成风,如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著名思想家,一生抄书很多。他在《抄书自序》中说:“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坨,秀水人,官至翰林院检讨,著名学者和藏书家,抄书很多,计有《周易图说》《内外服制通释》《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崇文总目》《国史考异》《方泉集》《牟氏陵阳集》《圣宋文选》《吴都文粹》《山中白云词》等。他曾设计窃抄过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最后竟发展到为抄书而丢官。吴翊凤,字伊仲,吴县人,著名藏书家,抄秘籍数百种,最后竟因疲劳过度导致一目失明。蒋衡,字湘帆,曾用12年时间抄写《十三经》,计80余万言,“以碑洞石经为式,购善本校正,用东洋纸,界乌丝栏书之”。梁同书,字元颖,钱塘人,曾用5年时间手抄《文选》16册,全书无一字草率者。倪模,字迂村,望江人,抄有《宣靖备史》《鄂国金陀粹编》《孙子》《刘宾客文集》《骑省集》《小畜集》,并在《宣靖备史》抄本之后附一书目,列书34种,欲待购求原本抄录。陈敬璋,字汝霖,海宁人,喜抄书,可日抄万字。钱熙祚,字雪枝,松江金山人,为编刻《守山阁丛书》,借抄文澜阁《四库全书》432卷。刘履芬,字彦清,江山人,喜藏书,“其不能得者,辄手自抄录,日课数十纸”。瞿世瑛,字良玉,钱塘人,以抄书为日课,且喜收藏抄本,有名人抄本792种,批校本475种,影宋元抄本30种。蒋汝藻,号乐庵,南浔人,手抄宋本100多卷。赵魏,字晋斋,仁和人,因家贫,曾抄秘书数千卷,换米度日。曹言纯,字种水,秀水人,坚持抄书长达30年。由于宋本毕竟有限,清代抄书也多以善本为底本,只好通过抄写特别是影抄来弥补这个缺憾[6]。

9余论

在印本书时代,抄书行为成为文化传播和书籍保存的主要工具,至唐初进入雕版印刷术时期,抄书行为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渐次衰微,但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化为爱好与兴趣,例如书法艺术。同时,许多的手抄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例如珍本、善本,为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8.

[2](东晋)王嘉。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78.

[3]徐栩。论中国古代“抄书人”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7):103-106.

[4]吴永贵。中国出版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32-174.

[5]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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