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作文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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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作文【第一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三毛 道家风骨 儒家情怀
台湾女作家三毛以其朴实流畅、细腻动人的文风和自身颇具个性的形象赢得了受众的喜爱，自上世纪80年代她的文字传入大陆后，其热度便经久不衰。如今，尽管三毛已离世二十余年，但各种版本的三毛作品仍层出不穷，关于三毛的电视节目和新闻报道仍不时地出现在媒体上，在中国文坛百花齐放的今天，她的影响力尚存，并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一代人。
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濡养的女作家，三毛的文字看似朴素自然、通俗易懂，实质却折射出特定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趋向，展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一、自由随性、天人合一的道家风骨
天人合一、清静无为是道家文化的重要本源。三毛的作品洒脱不羁，自然宽和，延绵着老庄哲学的仙风道骨，具体表现在：
（一）在流浪中感悟自由：“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三毛说“我是一个自由魂”，流浪和自由是她众多作品的共同主题。她的词作《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传递出心向他乡，为自由而漂泊的意念。三毛曾表示：“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事，心灵的自由更是我们牢牢要把握住的。”在《孤独的长跑者》中，她说：“我自然也是一群又一群长跑人类中的一员……这些年来，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与人之间一切平凡而卑微的喜悦。当有一天，跑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世上再也不会出现束缚心灵的愁苦与欲望，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就在眼前了。”①
对于自由的追寻和感悟使三毛颇具庄子“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风采，而这也使得她的文字满含中国闲适文学“独抒性灵”的魅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仰观土曜，府察含章，高卑宅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②近代作家林语堂则认为：“性灵”也就是要作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表现自我”或“自我表现”。③三毛的作品深刻地反映出这些特质，表现出道家文化对于创作者的影响。
（二）在天地间体味和谐：“俯仰自得，逍遥自在”
三毛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以异域风情为背景，将一个个故事铺成展开，向读者展现芸芸众生与天地间自然和谐之美，从而传递出随遇而安、逍遥洒脱的人生观。在《白手起家》中，她说道：“远离我们走过的路旁，搭着几十个千疮百孔的大帐篷，也有铁皮做的小屋，沙地里有少数几只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的滋长着……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烟火，觉得他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④在《黄昏的故事》中，她描绘道：“船都拉上了滩，没有预备出海的迹象，有些面熟的年轻人坐着钓鱼，老人在补网，穿热裤的金发游客美女在他们身边哗笑走过，这么不同的生活和人种同住在弹丸大小的十字港，却平静得两不相涉……港口的椅子上，一个外国老太太，一个西班牙老渔夫，两个人话也不通，笑眯眯的靠在一起坐着，初恋似的红着脸。”⑤
三毛的作品中，这样的描述比比皆是。尽管她旅居他乡多年，但漂泊的生活并未给予她怨天尤人的性格，相反，她的文字无不传递出从容淡定、温情乐观的和谐之美，烘托出一种远离世俗尘嚣的浪漫主义精神。“此心安处是我乡”，三毛的逍遥行天下，是一种获得精神自由的文化行动，诉诸文字，超然出尘、返璞归真，便形成了庄禅意味浓郁的道家风格。
二、中庸仁爱、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
崇尚“仁义”，提倡“中庸”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主张。几千年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了百姓的心灵深处。三毛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异乡完成的，在十几年的流浪生活中，她以东方女性温婉而不失个性的形象成为了儒家文化的践行者，她的作品中也体现着她中庸仁爱、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
（一）在差异中找寻平衡：“不偏不倚，调和适中”
《论语・雍也》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⑥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免不了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碰撞，而三毛秉承着中国人的中庸品性，以一种“不偏不倚，调和适中”的处世态度在文化差异中寻找平衡。面对西班牙丈夫荷西，三毛“在语文上迁就他”，面对与婆家人的矛盾，三毛恪守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忍让和协调，在《亲爱的婆婆大人》中，她幽默地说：“结婚半年过去了，我耐心写信，婆婆只字不回。我决不气馁，一心一意要盗婆婆的心，这还得一步一步慢慢来。”⑦她不激烈、不极端，而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将自己的婚姻生活打造得有滋有味。她表示，“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地磨着”，“‘开放的婚姻’这个名词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撒哈拉沙漠居住时，对待邻居她既不过分亲昵也不刻意疏远，而是“除了给药时将门打开之外，平日还是不太跟他们来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我是十分恪守的”。④在《西风不识相》中三毛说道：“我没有忘记大人的吩咐，处处退让……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黄帝子孙的美名啊！”⑦可是这并未使她得到应有的尊重，于是她开始反思自己妥协中庸的行为，“我一再的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在任何一国都遭受到与人相处的问题，是这些外国人有意要欺辱我，还是我自己太柔顺的性格，太放不开的民族谦让的观念，无意间纵容了他们；是我先做了不抵抗的城市，外人才能长驱而入啊”。⑦
我们可以看到，三毛在作品中不但表现出中华民族顺从谦虚、中庸低调的美德，也对这样的传统文化提出了适度地批判，这是环境转换下行为个体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取舍的理性反思，如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早已不能生搬硬套地运用于现实生活中，三毛在其作品中不仅直抒胸臆地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不适于现世环境的因素进行了反思，这是具有与时俱进的意义的。
（二）在尘世间播散仁爱：“以人为本，仁者风范”
三毛的文章之所以动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对人间真情真爱的凸显和高扬，她笔下的故事中，“我”――不仅是事件亲历方，更始终是一位尘世间播撒仁爱的使者。在《悬壶济世》中，“我”免费替穷人看病疗伤；在《温柔的夜》中，“我”给予陌生人无私的帮助；在《哭泣的骆驼》中，“我”为沙漠女子的悲惨遭遇痛哭流涕；在《写给“泪笑三年”的少年》中，“我” 安慰失足少年，提供人生建议；在《哑奴》中，“我”尊重遭人唾弃的残疾家奴，请他共进午餐；在《朝阳为谁升起中》，“我”倾囊相授，谱写朴实的师生情；在《一个陌生人的死》中，“我”对异国老人的关切溢于言表……三毛说：“我能学着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一草一木一沙。”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充满着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感恩，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天地万物的珍视，她亲亲、爱物、从善的儒家情怀倾注于行云流水的文字中，使文字饱含浓郁的东方人文主义色彩，这是创作者对生命价值的体验探索，也是她对传统文化的情感皈依。她的故事里沉淀着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化观照下的真善品格，以文字为载体，传播的是中国情结，是民族精髓。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影响，三毛的作品不仅具有自由随性、天人合一的道家风骨，也蕴含着中庸仁爱、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同样，正是由于三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咏叹，才使其作品经久不衰，并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注释
① 三毛。闹学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7.
② 刘勰。文心雕龙[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
③ 李喜华。论道家情怀在林语堂后期文艺思想中的表现[J].现代文学评论，2010（5）：130.
④ 三毛。撒哈拉的故事[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73，97，156，189.
⑤ 三毛。背影[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26，57，96.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91.
中国传统文化作文【第二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企业文化；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内容特别丰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佛家等较多的文化形态，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今天构建多层企业文化的一个超大宝库。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企业文化始于国外，进入中国后便跳出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局限而融入中国文化体系中，逐步完成了企业文化的中国化过程。在《企业文化》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我们把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创新，实现文化的对接和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具有影响力，企业文化能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主要是两者功能上具有相似性、作用上具有相互性两大方面原因。
（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两者功能上的相似性
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同属文化的范畴，两者功能上相似性特征明显。文化的概念非常广泛，难下一个精确定义，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在类别和层次上也不可能划一起，但两者共性较多，特别是在道德规范层面，双方的要求基本一致。2002年的8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工商银行哈尔滨雷锋储蓄所，推出了“雷锋形象永相伴，客户需求记在心”的服务理念。雷锋是为大家做好事的典型，储蓄所与储户联系密切，把雷锋精神与工行理念结合起来的创新服务观念，实际上是对员工的具体要求，就是要为储户着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与儒家提倡的“爱人”（《论语·颜渊》）中对人要爱的要求，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从这个例子，体现了企业文化和传统文化道德规范上对人的共同要求。
（二）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彼此作用上的相互性
外国企业文化进入我国后，能较快融入我国文化体系、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与生存的土壤和与主宰生存土壤的传统文化作用上的相互性密切相关。首先，传统文化能为企业文化生存提供合适土壤。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对企业文化构建的影响客观存在，浓郁传统文化的土壤，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这些为企业文化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次，企业文化发展可从传统文化中获取必要的成分。在数千年占据着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深刻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制约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像儒家提倡的“仁”等观念思想，对企业文化发展可以起到较大影响。再者，企业文化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载体。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漫长历史中积淀的丰富内容要有效的途径传承下去，需要较多的途径，企业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多层企业文化中的作用
企业文化是由核心层、中间层和层构成的多层次的系统，要构建好这具有多层次结构及关联错综复杂的系统，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多层结构
企业文化作为多层次的错综复杂的系统，要形象地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同心圆”，提出该模型的是加拿大的佩格·纽豪热、佩·本德和科可·斯特姆斯伯格。同心圆模型中内层圆是核心，它是以国家政治方针、行业政策和企业价值观为宗旨的理念文化层面，简称“魂文化”；中层圆是保证，它是以国际惯例、行业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规范为内容的承上启下的制度文化层面，简称“法文化”；外层圆是基础，它是以市场认同为目标的产品文化、环境文化和服务文化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文化层面，简称“形文化”。构建企业文化同心圆模型，等于打通了企业文化的脉络，该脉络犹似一张大网，把企业的管理、生产、流通、服务等部门紧紧网住，使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能发挥它本身的作用。
（二）传统文化在构建多层企业文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仁、义、礼、智、信”在国家稳定、发展上作用巨大。“五常”是个人应该具备的五种基本常识，这对人要求的道德规范，是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五常的核心是“仁”，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等等方面内容，它所具有功能，在构建现代企业的多层文化中能发挥多方面作用。
1.导向、激励作用。以“忠”为本构建企业文化内层的“魂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导向、激励”作用。“忠，敬也，尽心曰忠。”（《说文解字》）这就是说对别人尽心尽力为“忠”，对于“忠”，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这是曾子对孔子的评价，说老师的道就是忠恕。如“子曰：君子……主忠信”（《论语·学而》》），孔子意思是说对人要以“忠、信”两种道德为主。关于忠，孙中山说：“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孙中山选集》）孙中山转化了忠的对象，将忠于皇上转为忠于国家和人民。在中国，无数在忠于国家精神感召下的人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情怀，为民族献出毕生的精力、生命。民族英雄岳飞，英雄雷锋，好干部焦裕禄，科技精英钱学森等等，这些英雄人物又激励无数后来者，加入到为国尽忠的队伍，奉献精力才华。企业文化同心圆最里面那层为“魂文化”，即“精神文化层”，内层的内容以国家政治方针、行业政策和企业价值观为宗旨的理念，兼容了国家的发展观、企业的价值观和员工的事业观。企业理念体系是同心圆文化的核心内容，通常以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企业信条等来体现的。
构建“魂文化”实际是铸造企业经营理念，理念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在企业灵魂铸造中，要融入传统文化精髓，将“忠”的理念注入其中，发挥传统文化 “导向、激励”作用，引导员工忠于国家、企业，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著名企业海尔，它的企业文化内层主要由“海尔理念、海尔精神、海尔目标”组成的，海尔精神的内容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巧妙的融入了“忠”的理念，渗透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志士精神。
成功企业具有独特企业文化。百年企业华新水泥，“诚信、奉献、业绩、创新”是它的核心价值观，这融国家发展观、企业的价值观和员工事业观内容于一体的八个字里，完整再现了儒家“诚信”主张、一样融入了“忠”的理念。
可以看出，融入传统文化精髓的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和华新水泥的核心价值观“诚信、奉献、业绩、创新”，分别深入了两个企业员工的内心，为员工指明了为国尽“忠”和“忠”于企业的人生方向，充分激励了员工奋发努力情怀。海尔的成功和“华新”品牌永不陨落，企业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还有中国移动公司“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核心价值观，完全是古为今用的成功典范。现代企业构建企业“魂文化”，融入传统文化精髓是个正确选择。
2.凝聚、关爱作用。以“仁”为本构建企业文化中层的“法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凝聚、关爱”作用。“仁”本意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两个人一起为“仁”，大家都是人，把人当人看。历代的有识之士强调人要有仁爱之心。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独立于世，与儒家建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分不开，强调“仁者爱人”的做人信条，它产生的凝聚力是无穷的。
中层圆“法文化”是“制度文化层”，就是企业要构造的制度体系。以“仁”为本也是以“人”为本，强调在“法文化”建设中要具有人性化理念。古代的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里体现出“百姓”的地位高于“社稷”“君”的观点，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企业制度文化构建，主要包括领导体制、组织机构、管理制度三个方面。构建企业文化除正确的理念外，少不了“法文化”的保证作用。“法文化”“作为同心圆模式的关键环节，它是以国际惯例、行业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规范为内容的承上启下的制度文化层面，对上体现着企业理念，对下制约着员工行为，对外平衡着企业与社会、与客户的关系。”尽快建立符合国家、企业、职工实情，适应时代需求的经营等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华为是我国民企的龙头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职工人数11万。这么大的跨国企业，任正非1987年创业时是个20多人的小企业，20多年时间达到世界级规模大企业，是当今的奇迹。奇迹背后是华为总裁任正非非凡的智慧和他创建的独特的企业文化。
《华为基本法》第四条：“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第六十八条“公司保证在经济景气时期与事业发展良好阶段，员工的人均年收入高于区域行业相应的最高水平。”
华为承诺兑现了。“华为2010年年报显示，公司在雇员费用这块的支出是306亿元，以华为11万员工计算，其员工平均年薪近28万元”（《第一财经日报》）。“这306亿元还不包括股票分红，华为职工有万人持有公司股票，2010年分红118亿元”（《第一财经日报》），股票这一块收益非常丰厚。华为职工工资加股红两项收益，远远超出一般的企业职工收入的数倍或十几倍。
任正非认为“仁爱”是凝聚力的源泉，旗帜鲜明的将“仁者爱人”的思想融入到了企业文化中，在“仁爱”力量感召下，上下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职工爱自己企业、岗位拼命工作，企业全方位关爱职工、高收入回报职工；职工得到实惠后，更加拼命工作。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华为创造了中国速度。
现代企业以“仁”为本构建企业“法文化”，将人性化的关爱融入制度、规章等建设中，能将传统文化的“凝聚、关爱”作用最大化，使精神力量外化为强大的动力，为企业的发展做贡献。
3.约束、示范、警醒作用。以“信”为本构建企业文化外层的“形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约束、示范、警醒”作用。信，过去指传话的，信得过的人才有资格传话。“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意思是一个人没有信用不知他怎么立足。讲信用是大家做人的立身之本、国家的立国之本。
《史记·商君列传》里记载了“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说是战国时商鞅要在秦国推行变法，怕别人不信、不支持，就在秦国都城南门外立一根木头，说谁把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一个人真的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追加赏金给那人五十金。这一举动，使人们感到商鞅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讲信用的人，他的新法获得了大家的信任支持，在秦国很快全面推广了。
《史记·周本纪》里有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宠妃褒姒不笑，周幽王为博取褒姒欢笑，数次点燃骊山烽火台上的柴草和狼粪，狼烟四起，各地诸侯以为军情急带兵来救，结果数次上当受骗。后来真的军情紧急，燃狼烟，诸侯怕受骗不来救了，西戎兵马入城杀死周幽王，抢走了褒娰，还放火烧了宫殿，周幽王的不诚信带给自己灭顶祸灾。
以上事例看出：古人坚守“诚信”，以此约束自己，为后人做出了示范表率；古人抛弃“诚信”，为后人立下一面警醒的镜子。外层圆“形文化”是“物质文化层”，建设该文化层就是要塑造企业品牌形象。外层是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企业文化，由职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构成的器物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的产品、包装、服务等方面内容。企业品牌形象塑造，任务很艰巨，但“诚信”是企业应永远坚守的经营之道。
我国“海尔砸冰箱”的故事，家喻户晓，1985年厂长张瑞敏把76台存在质量问题的冰箱当众砸毁。他知道，诚信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立于不败的是优质产品。他砸出了新天地，今天海尔已成为跨国企业、世界最大的家电企业。
企业如果缺乏诚信，它无法生存。老企业“三鹿奶粉”的消失就是铁证。
华新水泥是中国名牌产品，长江上的大桥基本是华新水泥做的，还有中国、世界一些重点工程都用的华新水泥，用户认可华新产品是认可华新这个百年品牌，品牌背后是过硬的产品。然而，曾经一个时期，当华新改为“东风”后，重要客户都丢失了，恢复华新后，丢失的客户才回来。这说明品牌的重要。
“形文化”是把精神变成物质、把制度变成行为，直接创造效益和财富的文化层面。但业务本身不是文化，贯穿业务之中的经营谋略、营销策略、服务技巧等才是我们需要塑造的文化。
企业建设好企业文化是时代的需要，自身内在需求，企业构建同心圆文化的最高境界：具有主导产品与优质服务、凸显人才素质与企业实力等综合的品牌形象，这是构建同心圆模式的终极目的。一个企业要达到这终极目的，企业就要运用好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融入到内、中、外三层的文化建设中去，真正建设内外一体的同心圆文化，企业才能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1].企业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宋宝昌。企业文化的同心圆模式[J].北京：企业文化。2003.（12）
[3]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百年华新文化馆[OL].黄石：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网首页（2012-4-28）
[4]张莉。浅谈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J].企业导报。2009（2）
[5]千秋雪。宋宝昌多年企业文化探索与实践[OL].杭州：阿里巴巴
中国的传统文化作文范文【第三篇】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核心；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 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 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核心，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 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宗教信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中国传统文化作文【第四篇】
关键词：动画创作；传统文化；中国特色；文化战略
随着国家从政策上对动漫产业的大力扶持，我国动画业发展迅猛，特别是动画产业与互联网结合，开拓了新出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动画创作方面，还存在有数量缺质量、重技术轻创意、追效益图省事等问题，导致出现了作品多、精品少的状态。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的李朝阳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动画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不懂得如何开发自身的传统文化，他认为创意和原创背后的动力不是技术，而是文化和艺术本身。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基本的共识是：中国动画要走出困境，必须坚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融入民族传统文化。
1 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原创水平
在具体的动画创作实践中，重制作轻创意的情况屡屡发生，原创力量薄弱， “根子”还在认识上。例如，拿来即可、低幼龄化等。许多角色虽身着唐装、手持毛笔，但所言所行，并非中国传统思维与文化，动作也过多借鉴欧美套路，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认知与情操没有真正得到体现。文化“寻根”不能简单嫁接，如果只是简单套用 “外壳”，则无异于南辕北辙。西班牙海神影业总裁约瑟夫认为，“所谓的元素很多都只是形式上的东西，中国文化的精神表达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种精神，即使换成别的面孔、别的场景，也一下子能认出来，这就是中国。”由此可见，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动画作品的感染力和认同度。出现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有的是缺失文化自信，以洋为美；有的则是为了生存需要，简单模仿，反而把自己原创的队伍建设落后了，因此，解决这些认识上的“误区”，需要对已有作品认真剖析反思，需要我们的创作团队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努力提高原创水平。
2 提炼文化内涵，宣扬民族特性
动画创作融入民族特性，是一个文化“寻根”的过程，这需要我们认真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提炼出最能反映民族特征的文化基因和思想内涵，把中国的民族意志、人文价值、审美观念在动画作品中表达出来。
以中国精神塑造动画作品的灵魂
对文艺作品提出了三个方向的精品标准，即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其中“思想精神”为首要标准。选中国题材要体现中国文化内涵，讲中国故事要体现中国精神。“木兰从军”这个中国故事，其主题与文化内涵表达的是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和孝敬父母的道德情操，多年来故事被数次改编，连美国迪斯尼也看中了这个题材，在美版动画《花木兰2》中“替父从军”的关键情节被弱化，叙事主线强调突出了木兰崇尚女子平等自由，追求爱情的西方思想。人物、场景、服装、道具是中国的，其文化内涵却换成了追求自由爱情与个人英雄主义，成了典型的美国视野、美国主题。可见，文化元素的选择并不能替代文化内涵的提炼。
以中国品行刻画动画作品的人物形象
动画设计离不开对人的刻画，怎样刻画与表现人物角色的修养品行非常重要。既然题材是中国的，观众群也是中国的，剧中角色的形象、品行也应该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中国人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求大同，为人谦和、含蓄，守本分、讲分寸，不做过犹不及的事；处理分歧，主张求同存异、和谐共处；遭遇挫折，积极进取，不屈不挠；面对挑战，不畏，刚柔并济；遇到矛盾，舍利从义、舍己从公。中华民族的道德品行凝聚了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和智慧，几千年来代代相承、薪火相传。动画创作中以这些道德品行作为刻画人物、设计行为举止的准则，才能够让剧中角色生动、鲜活，成为观众心中期盼的中国形象。
以中国风格滋养动画作品神韵
动画作品的艺术风格，具有特定的地域属性和人文历史属性。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特征鲜明、博大精深，为我国动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源，粉墙黛瓦古村落，一湾小溪伴竹林，高士抚琴对残月，学子诵读到天明，钓罢归来不系舟，长亭送客泪沾巾……看到这样的场面，谁都能联想起中国风，都会把这部动画片与中国故事联系起来。中国人推崇神似，为动画创作提供了夸张、抽象、变形、虚拟的极大想象空间；中国人追求意境，在画面上可以自由布局，形成虚实、简繁。中国人喜爱中国红、青花瓷，喜爱壁画的端庄、皮影的憨态、京剧的脸谱、结局的圆满，这些艺术元素构成了独特的中国审美情趣，形成了浓郁的中国的中国风格，在动画创作中根据剧情需要结合并运用，中国神韵自然就呼之欲出了。
3 用活本土元素，展现中国风采
要把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文化元素、文化风格用动画语言表达出来，需要活用传统本土元素。例如，剧本创作：选什么题材讲什么故事，安排什么样的矛盾冲突，人物命运和结局怎样，都与主题表达密切相关，要在剧情设置、故事改编上符合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和喜好习惯；又如美术风格：水墨、剪纸、年画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民间老百姓喜闻乐见，认同感很强，早期许多优秀国产动画学习借鉴了这些艺术形式，创作出具有中国艺术特色的美术风格，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再如动作设计：角色的动作是以运动学、表演学为基础的，表演有许多不同的流派，据此而设计的动作必然风格迥异，如迪士尼系列最初请好莱坞演员进行真人表演，之后原画师再根据真人动作进行创作，因此角色动作不仅幽默夸张富有真实感，也充分展现了西方人行为动作的细节习惯，而中国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借鉴了戏曲京剧中“净、丑”形象，《渔童》则根据剪纸的平面化特征将传统皮影戏的动作规律进行了融合，由此可看出中国动画的动作设计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场景色彩：中国人对动画色彩的要求，是注重造型与色彩的统一，注重用墨的神韵与意境。喜欢明度、纯度较高的色彩，反之对灰暗的、纯度低的颜色较为厌恶。中国人对红色尤其偏爱，认为红色是吉祥、喜庆、蒸蒸日上的象征，动画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即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色彩艺术的表现手法，再加以戏曲脸谱、传统年画的色彩搭配，并在场景色彩中融合了敦煌壁画的色彩元素，使画面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4 结语
本文呼吁对动画原创给予足够的重视，突出围绕中国精神、中国品行、中国风格来提炼中国文化的内涵，为实现中国梦发挥好凝聚人心、鼓舞信心、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用本民族的语言来宣扬中国观念、中国情感、中国审美理念，彰显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是当代中国动画事业的社会责任，也是动画企业突破困境，谋生存求发展的主要出路。
参考文献：
[1] 李朝阳。中国动画的民族性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2]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