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教革命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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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教革命范文1
关键词：荣县军政府旧址；价值
荣县军政府旧址位于荣县旭阳镇首义广场（原荣州广场）南侧，原为荣县清代县衙驻地，辛亥革命荣县独立后，在此建立全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又成为荣县人民政府办公所在地。
荣县军政府旧址坐北朝南，由旧县署的正堂与两侧厢房组成，呈三合院格局，占地面积907平方米，建筑面积348平方米。整体建筑系砖木结构、穿斗梁架，单檐悬山式屋顶，为清代晚期风格。军政府旧址大门门楣上悬挂着时任党中央总书记亲笔题字“辛亥革命首义荣县军政府旧址”的匾额。1988年将部分正堂及厢房开辟为辛亥革命荣县独立历史陈列室，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新布展，分十个展厅六个部分展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在荣县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1991年4月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1911年，四川铁路风潮高涨，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荣县在同盟会员的策动组织下举起反清义旗，于该年8月发动武装起义，9月25日，在吴玉章、王天杰等人的领导下，宣布荣县独立，自理县政，在全国率先脱离满清政府统治，建立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
从时间上看，荣县发动起义，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比武昌起义还要早半个月，荣县军政府旧址是这段光辉历史的见证，是不可替代的革命建筑物。笔者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荣县军政府旧址的重要价值。
1 荣县军政府旧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荣县军政府是全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
1911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的名义，将民办川汉、粤汉铁路权出卖给美、英、法、德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的行径，引发全川大规模的保路运动，6月，成立保路同志会，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到8月下旬保路运动和罢市罢课风潮在各州、县风起云涌。荣县同盟会员起草《川人自保商榷书》，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大大鼓舞了四川人民的革命意志。
8月4日，龙鸣剑等积极联络会党首领，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会议，提出与立宪党人“明同暗斗”的方针，“外以保路为名，内行革命之实”，商定武装起义方略。8月下旬，王天杰等在县内策动罢市罢课，抗捐抗粮，强行接收经征局，拘留县令于民团训练所。8月27日，王天杰以民团总团长的名x，在荣县五宝镇宣布武装起义。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诱捕了蒲殿俊、罗伦等人，枪杀请愿群众，制造 “成都血案”。龙鸣剑四处奔走，驰檄飞笺，以“水电报”传递成都消息。各州、县民众激愤难遏，人人成军，形成一股强烈的武装反清革命洪流。9月上旬末，王天杰、龙鸣剑率东路民军誓师北伐成都，与清军激战二十余次，予清军以重创。
9月下旬（），王天杰率领部分同志军回师荣县，荣县知县和土豪劣绅闻风而逃，荣县独立的条件已经成熟。9月25日吴玉章和王天杰等人在城内的学衙门召集各界人士开会，宣布荣县独立，成立荣县军政府，举蒲洵署理民政，刘念谟掌军政，王勋甫掌财政，赵叔尧掌邮政。荣县军政府的建立比湖北军政府的建立早半个月，是全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
（二）荣县军政府是荣县“首义实先天下”的见证
史料多记载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湖北武昌起义。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亦认为“辛亥首义”是首次举义成功的意思，无论是从破还是从立的角度来看，武昌起义都可谓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首义”。而四川等地的一些史学者则认为荣县起义才是辛亥革命“首义”。
由冯教授的观点可见“辛亥首义”包括三个基本涵义：一是举义成功；二是首次，即时间最早；三是影响力大。辛亥年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成都起义都早于武昌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暂且不论。荣县于1911年8月27日进行武装起义， 9月25日宣布独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可见，荣县独立是最早举义成功的。独立后的荣县“不只成为川东南各路同志军的总枢纽，也是全川（实是全国）最早树起独立大旗的新政权基地。” [1]荣县举义成功为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指明了发展方向，树立了革命典范，四川各州县纷纷效法。同志军与革命党发展迅速，气势雄壮，致端方率领的数千精锐鄂省新军亦无能为力，至武昌起义前夕，同志军与革命党所占领的县城已达十余处。但举义的各州县中，只有荣县将革命政权坚持下去，[2]直到中华民国的成立。荣县独立，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极大地激励、支援了周边地区的反清武装斗争，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促使武昌起义的爆发，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这说明荣县起义和独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辛亥首义”三要素皆备，故誉荣县“首义实先天下” [3]。
无论世人如何评说，学者如何争论，荣县军政府旧址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忠实的记录者，是荣县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首先树起武装反清旗帜，建立革命政权的实物见证，谁也抹煞不了历史的真相。尽管荣县首义和武昌起义在历史发展的时间上有先有后，影响力、震撼力和作用力有大有小，但它们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历史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都应得到高度的赞誉。
（三）荣县军政府旧址是荣县独立在辛亥革命中历史地位的见证。
荣县独立开启了辛亥革命各地起义独立之先河，成为成都东南民军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亦成为东路民军的后方根据地。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荣县独立的前后，彭山、眉州、青神、井研、名山、洪雅、夹江等十数州县也曾举义成功，但都旋得旋失，没有得到巩固。只有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坚持下去。[4]
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的”[5]。荣县起义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荣县独立是四川保路运动发展的巅峰，开创了保路运动的新局面，加速了全川辛亥革命的进程，为邻省的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6]正是因为清廷在镇压四川革命运动过程中将武汉新军悉数调往四川，造成武汉防务非常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起义创造宝贵时机，使武昌起义一举成功。试想，倘若荣县起义没有成功，未能独立，没有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权，那么四川十数州县是否会举起反清武装旗帜，全川的革命进程是否会顺利进行，直至武昌起义成功？即便可以，亦必是步步推迟了。可见，荣县起义成功和荣县独立就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星星之火，燎起了全国革命的雄雄烈焰，为后来武昌起义以及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它在辛亥革命进程中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都由荣县军政府旧址见证着。
2 荣县军政府旧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一）荣县军政府旧址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的活教材
荣县独立，最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主观和客观、直接和间接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它不是孤立的现象，既有纵的历史联系，又有横的社会环境联系，既有地方革命斗争的个性，又富有全省或全国革命运动的共性。荣县军政府旧址见证着四川人民保路运动、反对封建社会制度，争取民权等革命运动光辉历史，见证着荣县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英勇斗争，“首义实先天下”辉煌足迹，内涵丰富多彩，是一部中国辛亥革命史的活教材。
荣县军政府旧址通过图片、文字、实物的陈列展览，以及播放音像制品等形式，让广大群众更加直观地了解辛亥革命，保路运动，以及荣县同盟会等近代历史事件及风云人物，让他们从不知不觉到主动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不断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
（二）荣县军政府旧址是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红色革命精神的传承地
从荣县起义、荣县独立，到军政府的建立，无不饱含着荣县同盟会员与民众的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革命印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龙鸣剑、吴玉章等先后奉命回国，开展反清活动，他们与县内革命党人王天杰等人密谋起义，大办民团，策动罢市罢课，抗粮抗捐。
“成都血案”后王天杰、龙鸣剑率东路民军誓师北伐成都，先后转战于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等地，与清军激战二十余次，直至秦皇寺作战失利。与此同时，吴玉章承担后方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富绅大地主张子和、郭慎之为首的一些地方豪强诬陷龙鸣剑、王天杰为匪行劫，吴玉章义正辞严，据理驳斥，迫使劣绅们通过按租捐款的倡议，使军饷及后方治安武装粮饷问题得到解决。
荣县宣布独立，建立军政府后，清王朝立即调兵进行围攻，局势岌岌可危，为保卫荣县新生革命政权，龙鸣剑抱病“捣叙救荣”，坚持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王天杰先后出征威远、南溪、富顺、自贡等，舍生忘死，鏖战沙场；吴玉章涉险突围赶赴内江，联系湖北入川新军中之革命党人，杀端方，发起义，终使围攻荣县的清军不战而溃。
另外，还有大批像谢奉琦、丁厚扶、但懋辛、熊克武、龚郁文、罗叔明、赖君奇等这样的同盟会员对革命忠贞不渝、视死如归。……还有广大人民群众在同盟会员的领导下进行罢市罢课、抗捐抗税斗争，在荣县起义和独立，北伐成都，周边州县起义等革命斗争中，给予清政府沉重打击，极大动摇了清政府在地方的统治地位。荣县同盟会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凝结在荣县军政府旧址的记忆中，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三）荣县军政府旧址是荣县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
荣县军政府旧址见证着辛亥革命中荣县人民“首义实先天下”的光辉历史，传承着坚韧不拔、勇为人先的革命精神，是不可替代的革命建筑物，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及革命教育意义，是荣县的一张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片。
近年来，荣县着力擦亮这张历史文化名片，筹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如召开“自贡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座谈会”，举行“辛亥革命荣县军政府旧址陈列馆暨首义纪念碑揭碑仪式”，摄制“辛亥首义100周年纪念专题片”，举行“辛亥首义100周年纪念诗书画现场创作笔会及《荣县独立》连环画首发仪式等等。
荣县军政府旧址是革命先烈用鲜血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遗产，通过它，可以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历史经验，正视今天，成就未来，可以人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将首义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做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必将令荣县这个小县城愈加地光彩夺目。
参考文献
[1] 李志友。荣县独立的”先锋和桥梁”[A]. 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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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王烈士传[M]，刻碑立于荣县城区大佛寺内。1941.
早教革命范文2
关键词：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3―0066―04
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政治、法律等方面都进行了艰苦细致的理论工作。同时，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丰富的。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但是宣传鼓动、灌输、政治教育等概念却散见于他的文章、讲话和书信中。关于列宁思想发展阶段的分期，学术界具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而且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其晚年思想，对列宁早期思想的关注相对来说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列宁的早期思想也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因为列宁早期在其革命实践活动中就开始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从1893年到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后是列宁早期思想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列宁进行创立报刊、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等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认真梳理这些思想，对于现今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深刻的启迪作用。
一、推动了灌输理论的系统化和完善化工作
关于灌输理论，许多研究者对这个概念进行过探讨和阐述。也通常把列宁与灌输理论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它是正面教育的同义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列宁推进了灌输理论的系统化和完善化工作。
灌输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都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灌输”概念，但他们的论述可以说是“灌输”理论的源头活水，蕴含着灌输的意蕴。在谈及德国革命时，马克思曾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就会解放成人。”这里所讲的“真正射入”就含有“灌输”革命思想、启迪人民革命的意思。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革命形势呈现出严峻而复杂的局面。为有效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敌对的对立。”为了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他们指出：“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这里的“教育”、“传播”其实就是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提出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是考茨基。1901年，考茨基在《新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明确地提出了“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著名论断。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考茨基的论述对列宁灌输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和启示作用。
列宁灌输理论的形成是与其思想演进的历程、俄国革命进程和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演变交织在一起，并通过发表一系列的论著逐步加以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欧洲其它许多国家，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尽管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但由于缺乏革命理论的武装和先进政党的领导，其运动处于无组织状态，仅限于罢工等初级形式的斗争。革命派和经济派在思想意识上是矛盾的，革命派主张坚决而彻底的革命，重视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自身，而经济派却极力推崇经济斗争，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并号召“为工资增加一卢比”而斗争。为了驳斥经济派，给工人运动指明方向，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派的实质是“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列宁的这一论断，驳斥了经济派的谬论，在思想上武装了工人阶级。正是在同经济派作斗争的过程中，列宁逐渐意识到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这也正是灌输理论形成的重要原因。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如何攻击社会人？》中，列宁引用考茨基的话指出：“社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他们应该进而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灌输要注重理论通俗化问题，这也是灌输理论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并可以更好地促进无产阶级政党面向社会各个阶层传播马克思主义。在1897年写的《社会人的任务》中，他阐述了关于灌输理论的经典性话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在这里，列宁已经开始系统地阐述灌输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前提，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就没有革命实践的成功开展和实施。在1899年写的《俄国社会人抗议书》中，鲜明地提出了“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这一论断，鲜明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为灌输理论确立了主体内容。这些著作对灌输理论很多层面的内容都有所论及，展示了列宁思想演进的过程。
《怎么办？》这部经典论著的发表使灌输理论更加系统化和完善化。《怎么办？》是针对工人阶级中缺乏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民主主义意识模糊等问题而写的。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对灌输理论的多个层面都有所涉及。列宁对灌输理论必要性的论述是全面的，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首先，驳斥工联主义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俄国工人的罢工已经呈现出自觉的状态，但只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工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尖锐对立的，还没有形成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因此，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其次，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学说和工人运动是有必然联系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指导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只有把社会主义学说灌输到工人阶层中去，才可以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最后，反对工人自发运动的迫切要求。自发的工人运动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和影响，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的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可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可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中的指导地位，进而促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关于灌输的内容，列宁的论述是深刻而严谨的。一方面，灌输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只有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才可以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同时，灌输要有明确的方向，即“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场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㈣另一方面，灌输的对象是社会各个阶层。社会要在一切阶层中
进行工作，并兼有多重身份，“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各个阶层，才可以使更多的人受到政治教育，从而推动俄国革命的发展。
列宁是灌输理论的完善者和奠基者。正因为列宁运用灌输理论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促进俄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最终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灌输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很好地运用它对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理念教育，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灌输理论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完善和发展，并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发展列宁的灌输理论，使它在新时期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二、丰富和完善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型载体
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创办《莱茵报》的社会实践工作，并把它作为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有力武器。马克思在创办报刊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原则。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创办报刊的思想，把报刊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化。
列宁是伟大的报刊理论家和实践者，在参加创办报刊的实践过程中，列宁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原则，具体体现如下：首先，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对此有深入细致地阐述：“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坚持报刊的党性原则不应忽略组织问题，应建立负责运输报纸并同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进行联络的组织。在《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中，列宁要求“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而及时地传达有关运动的消息，并定期向俄国各地供应刊物。”在这里，列宁指出了组织工作对报刊所起的联络和纽带作用。列宁在创办《火星报》的过程中一直遵循党性原则，坚决反对“经济派”和编辑部内部的马尔托夫集团。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所创办的各种类型的报刊，列宁都坚持这一原则，这也是报刊在革命每个时期都能存在下去的重要原因。其次，要创办全俄的机关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必须把机关报办成一切民主主义者的机关报，才可以号召更多的人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来。在论《宣言书》中，列宁指出：“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统一工作，先从统一刊物做起，就是要先创办一个全俄机关报。”“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当时俄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沙皇政府的专制，而报刊无疑在凝聚人心方面起着桥梁作用。创办全俄政治报，必须发挥全党的作用，“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有组织才能、一切物质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最后，报刊要发挥集体的组织者和宣传者的作用。1898年春，莫斯科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为创建报刊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次大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工人报》良好地发挥了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作用，这是报刊发挥“宣传者”作用的重要体现。列宁还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这就蕴含着报纸对革命政党的建立所发挥的组织作用。在《如何着手？》这篇论著中，列宁这样深刻地论述“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是对报纸职能的精辟论述。正是因为报纸所起的“脚手架”和“引线”的作用，才使全俄第一个政治报《火星报》得以创办。《火星报》有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使革命组织“火星派”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列宁创办报刊的实践，使布尔什维克党有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通过报刊，列宁不断对群众进行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从而唤起工农群众的革命意识。广大工农群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革命民主意识逐渐增强，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阶级基础。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一贯注重创办报刊的实践，利用它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理论，对工农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报刊仍旧是我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和中国化。
三、有力促进了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密切结合
列宁非常注重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并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有力地促进两者的密切结合。宣传工作主要是侧重于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宣传革命理念。组织工作主要是指成立工会、工厂协会等协调劳资关系、表达工人意愿的教育组织，并创建发挥教育作用的主体一布尔什维克党。
宣传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方式，通过发表宣言、提出口号等形式得以体现。对于宣传工作，列宁是从多个角度进行论述的。首先，宣传的主旨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引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在俄国革命初期，工人革命意识模糊，俄国社会人的责任就是在工人中间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工人了解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实质、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所应承担的历史任务。针对工人和资本家的劳资矛盾和不断发展的工人罢工，列宁指出了工人罢工必将发展成为政治斗争，“社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定的政党为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这里不仅鲜明地指出了宣传革命理论的主体是社会，而且指出了宣传宗旨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其次，宣传的方式是培养和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鼓动员的工作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同时还要与工人小组建立密切的联系，把宣传革命的传单和小册子及时有效地在工人中间广泛传播。最后，宣传工作要注重扩大宣传对象，使宣传对象涵盖社会各个阶层。19世界末20世界初的俄国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农民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因此，在进行革命理念的宣传教育时，除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还要关注农民阶层，把宣传口号、宣传政策扩展到农村去。要持之以恒地对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理念教育，因为广大的农民群众文化水平
较低，因此理解革命理论、萌发革命意识需要一个过程。同时，我们要改进宣传方式和方法，要注意语言的通俗性和艺术性。农村中的国民教师是一个特殊群体，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普遍处于受屈辱的地位。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他们是理解民主主义革命的。因此，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国民教师鼓动起来，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宣传和示范作用，带动愈来愈多的农民群众投入到革命中来。
组织机构是聚集革命力量、教育人民的重要阵地。马克思、恩格斯是注重组织工作的，1846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来从事革命工作。列宁发展了这一思想，在俄国革命初期就注重组织建设，建立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工人协会、工人工会、布尔什维克党等组织机构。1875年工人阶级成了“南俄工人协会”，1878年成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1895年，列宁组建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些工人组织都要求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改变不平等的阶级关系。随着工人运动尤其是罢工运动的发展，创建工会等合法团体就成了工人阶级的重要任务。1900年11月，列宁在《“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俄国要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善于领导一切个别爆发的全俄组织，从而使即将到来的风暴不致成为自发的风暴”，这里就蕴含着成立工会组织的思想。在《怎么办？》中，列宁指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场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在这里，列宁第一次提出了组织工会的问题。工会是一个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组织，在工会中，工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从而加强了工人联合的趋向。工人组织的建立，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运而生。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直是领导者、组织者，而且还是教育者。在革命进程中，它有效地发挥了教育者的作用，不断宣传革命理念，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并坚信社会主义信念。
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密切配合，才可以更好地促进对人民的教育。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工农群众受到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工人工会、工人协会等组织机构的创建，为对工农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供了组织基地。正因为列宁在革命初期就注重两者的配合，才使更多的工农群众得到思想教化和灵魂启迪，从而推动民主革命的开展。
总之，列宁早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推动了灌输理论的系统化和完善化工作，提高了工农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丰富和完善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型载体，使工农群众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紧密结合，使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阵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应抓紧整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经典著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经典研究。”因此，为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我们应该重视对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这样才会夯实我们的理论基础。列宁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深入挖掘这些思想对我们现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可以说，列宁在早期就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先河，为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探讨和研究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时，其早期的贡献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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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5，316，169，285，281，169，109，
166．328．
[18]列宁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
早教革命范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辽宁；传播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1）01―0069―03
马克思主义传播在辽宁地区比较早，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潮最早萌发的几个地区之一。这主要是由于辽宁与前苏联比较近、辽宁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等，这些因素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辽宁早期传播的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在辽宁传播的历史条件
（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等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1918年1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赞颂和介绍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预言共产主义必然在人类社会实现。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末，和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并于1919年在这个刊物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早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和革命活动对辽宁地区有很大影响，加之俄国与辽宁地域上接近的优势，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辽宁较早。
（二）“五四”运动对辽宁的影响和推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辽宁传播的思想基础。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辽宁的学生界、工商界也发动了响应“五四”运动的爱国斗争。但奉系军阀如临大敌，严令各地取缔一切学生声援活动，布置军队、警察严密监视、防犯学生运动发生。这些反动措施并不能阻止辽宁人民开展爱国斗争。在学生界，奉天各校学生发起组织奉天学生团。他们疾呼：“青岛失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殆，其势岌岌！”“学团组织，魂起寰中”。5月27日，由第一中学学生代表发起成立奉天学生联合会总会，并在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第一，开展活动力争山东归还，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第二，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且向商界和各界人民宣传。除奉天外，朝阳、营口、盖平（今盖州）、锦县、金州、复县等地均有响应“五四”运动的活动发生。有的进行罢课斗争，有的进行抵制日货活动，有的散发爱国进步传单，张贴标语等等。
工商界及其它爱国人士也掀起了正义斗争。“五四”运动发生后，奉天省议会、总商会、工务总会、农务总会、教育总会于5月8日联合发出声援电，电报中写道：“此次巴黎和会，日本恃强蔑理，要求将青岛由德国交彼处理。如无可挽回，即拒绝签字以为最后之抵制。”并敦促政府“察舆情，再行电令专使，坚持到底，勿稍馁却，以保领土，而继。”接着，辽宁各地的一些商会纷纷研究响应办法，做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决定。为声援北京学生，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展开三罢斗争，影响遍及全国。北京、天津、上海的工人阶级掀起罢工斗争，工人阶级由此成为运动的主力，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辽宁工人阶级也受到很大影响，京奉铁路3 000余铁路工人以罢工斗争响应。
辽宁地区响应“五四”运动的斗争同京、津、沪等地相比，规模和影响不太大，主要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破坏造成的。但对于辽宁省来说，这次斗争唤起了人民的爱国热情，锻炼了一些学生骨干，为马克思主义在辽宁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在辽宁传播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传播。大连是最早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地区，当时任大连《泰东日报》主编的傅立鱼先生，是最早将十月革命情况客观地介绍给辽宁的人。他生于1881年，安徽籍人士。早年留学日本并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曾任总统府外交参事等职。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从事反袁活动，对军阀统治不满，开始谋求救国道路，曾主办一些进步刊物，后应日本人金子雪斋之邀来大连任《泰东日报》主编。在此期间，他以一位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眼光，利用《泰东日报》等报刊，在辽宁宣传和介绍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表达了自己同情和赞扬十月革命的态度。他还利用在日本留学时同陈独秀的关系，从陈独秀那里购买了一些马列主义书刊，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在大连出售，将这些革命书刊介绍到大连。
1920年7月1日成立的“大连中华青年会”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阵地。该会由大连进步青年组成，傅立鱼任会长。该会的目的是，“专以辅助青年发挥德育、智育、体育，养成高尚优美之人格服务社会。”下设学校部、讲演部、体育部、武术部、交际部、出版部、救济部、童子部等。初创时有400多名会员，后来发展到3 000多人。该会设有“星期讲坛”，经常以此为阵地请一些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宣传民主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如共产党人李震瀛曾被邀请在第89次“星期演讲会上”，以《中国与世界》为题目，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批判和驳斥了反动观点，在大连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星期讲坛”还安排了一些《青年之觉悟》、《打破旧习惯势力》、《为什么要收回关税自》等激发青年革命、爱国、进步的演讲。“大连中华青年会”会刊《新文化》（后改名为《青年冀》）也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新文化》是当时东北唯一的一份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刊物，从创刊以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肖楚女、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文章。客观地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主办的刊物，能这样公开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可贵的。
（二）马克思主义在沈阳的传播。沈阳是东北和辽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五四”运动发生后，最先受到了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各界的爱国志士受到鼓舞，开始经常聚集在一起学习、交流思想体会，探索救国救民的办法。1921年前后，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星期三会”，该会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阎宝航为首，成员有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朱延生、满洲银行职员高子升、第四小学教员吴竹村、东三省官银号职员郭纲、何松亭和志成银行职员巩天民等人组成。“星期三会”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基地，每星期三聚集在一起进行学习、讨论和讲演。“星期三会”提倡阿拉文库，反对文言文，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军阀专制统治等。“星期三会”是当时沈阳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为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
随着“星期三会”的发展、完善，一些进步青年开始在这里学习马克思主义书刊。1923年初，郭纲参加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青年会见习会后，带回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党刊和宣传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这些革命书刊首先在“星期三会”成员中阅读和学习，然后建立巡回书库在其他进步青年中传阅。这样，“星期三会”便成为沈阳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1924年，又组成以高子升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同年，苏子元又将奉天中学的一些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该会以研究文学为名，组织学生传阅革命刊物，会址设在基督教青年会，有30余名学生参加。“文学研究会”主要是阅读《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使马克思主义在沈阳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星期三会”、“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到“文学研究会”，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沈阳的传播不断扩大。通过这些组织，沈阳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直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刊物，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此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沈阳早期党组织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主义在沈阳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在辽宁建立早期组织奠定了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在建平的传播。以陈镜湖为代表的一批建平县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五四”运动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陈镜湖，1901年生于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毕业于建平县高等小学，后考入天津直隶省第一中学。他怀着爱国热情，参加了“学生救国团”，在天津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接着，他又参加了指导建立的“新生社”，并创办了《新生》杂志，同时组织并联络建平一些同学，向他们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0年，“新生社”在帮助下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镜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发动并团结一些进步学生成立了“向明学会”，创办了半月刊《向明》杂志，传播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他还组织在天津的建平进步青年共同商定回建平母校和家乡宣传爱国思想，反对日本提出的的“二十一条”等。他曾在一次会上讲“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无。”他们利用暑假在乡亲、老师和校友中进行宣传活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建平县衙署十分惊恐，下令通缉他们。
建平籍的青年知识分子不但在建平一带传播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天津也作了很多工作，有的还参加了北京的一些进步活动。后来，陈镜湖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镜湖又先后介绍了苏彬、王俊贤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成为辽宁籍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陈镜湖后来成为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人之一，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中共内蒙古特别委员会书记，是辽宁地区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
早教革命范文4
论文摘要：中共成立初期着重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作用的逐步提高，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重心逐渐转向农民。这个转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般模式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走苏俄的革命路线，即在城市中依靠工人暴力运动来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共成立初期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工人教育上，主要围绕工人教育和工人运动来展开活动。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以及农民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着重进行工人教育的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此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观点认真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开始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化的途径。
一、工人教育阶段
中共成立初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把工作重点面向工人运动，深人工厂，开展工人教育，创办工人夜校，唤起工人觉悟，并在1921年8月11日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掀起了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1925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姗运动和省港罢工运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工人，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在1927年3月21日的起义中取得了胜利，为北伐军进人上海扫清障碍。
中共早期注重工人教育的原因主要有：
1.苏俄模式的影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曾有一形象的描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当时苏俄的革命道路是从城市出发，依靠工人阶级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取得革命的成功。既然中国共产党决定要走苏俄的革命道路，采取“以俄为师”的革命方略，那么中共早期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人教育和工人组织上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2.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指导城市工人运动的是维经斯基，担任促进国共合作的是马林，他们两人对中国的农民问题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维经斯基全力集中于工人的指导，无暇旁顾。马林不了解中国农民状况，1922年7月11日，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农民，“他们虽然贫穷，但差不多都有小量土地……，像过去俄国农民中和现在印度农民中发生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农民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听说过像印度和朝鲜农民必须交付的那种高额租税，所以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的这种思想和观点造成了中共早期对农民阶级的忽略和认识的不全面，从而促使了中共早期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工人教育上。
3.当时工人的阶级状况。中国的工人阶级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中国的工人阶级很集中，大多数集中于一些大城市里；其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中国的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也较为严重，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之中；另外，中国的工人阶级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就必然要不断地进行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这为中共早期进行工人教育创造了条件。
4.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工人、农民运动的观点。在中共早期，受苏俄革命路线的影响和自身的局限性，一些早期领导人要么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而将主要精力投身于工人运动中；要么就是对农民阶级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前者如优秀的共产党员毛泽东，1923年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时，挥代英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泽东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再去搞乡村呢？”这说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后者如当时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他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这就“造成农民难以加人革命运动”。 二、农民教育阶段
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和1925年五册运动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非常凶残。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斗是不行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特别是农民这个最广大的同盟者。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出发，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小，所以“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无产阶级“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1925年1月，党的四大也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充分肯定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党的四大后不久，各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农民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的活动逐渐兴起。广东农民运动首先进入高潮，其他省份有组织的农民斗争也在酝酿与发动之中。特别是五份反帝浪潮的掀起，促进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926年上半年，各地均有农民运动兴起。这种形势促进了党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的进一步提高。1926年2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案》指出：“如果我们党不能对自己和自己的阶级，正确的指出农民问题的意义，那这是我们的党不能尽自己的天职—没有做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军和领导者的能力。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联盟军··…五册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五拼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同时，五册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使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级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情绪高涨，也使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革命情绪高涨的农民在北伐战争中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积极参加、支持北伐战争，成为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另外，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共产国际对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1926年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明确指出北伐必须与群众革命运动相联系。布勃诺夫在研究中国情况后同样认为，想不“牵扯”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就将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在以上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共积极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农会，巩固、扩大工农组织，把农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坚力量来看待。随着中共对农民教育问题的日益重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针也逐渐从工人转向农民。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做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顺利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