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环境保护法与我国自然资源的关系【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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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法【第一篇】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体系

按马克思法哲学的观点，法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更确切、通俗地说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必然要导致法的变化。“‘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说明和谐法体系建立后，一旦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必然要求建立新的法律部门。环境资源法是从经济法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门法。

环境资源法作为一门新兴法律部门，其涵盖内容之变化亦源自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的不断增现和变化。一如日本环境法的发展历史，由最初于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基于二战后严重的公害事件在日本各地的发生和1972年《自然环境保全法》来保护自然环境，到1977年考虑由于发展经济而继续大规模地开发土地，环境破坏加剧之事实而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再到九十年代不仅是防止工厂公害和保护珍贵的自然问题，而且扩大到从汽车公害、城市乱排水问题、废弃物处理，到地球温暖化、沙漠化、热带雨林破坏等影响到地球环境问题，并且公害的质也发生了变化，故制定了《环境基本法》以完善其环境法律体系；而迄1997年因焚烧废弃物设备释放毒气引起强烈的社会不安，遂于短期内制定了如《有机氯化合物剧毒气类对策特别措施法》等相关环境标准，并于2000年1月施行。可见环境法内容、体系的变化跟经济发展、社会环境问题及人们的认识是休戚相关的，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吸收、借鉴国内外环境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认识，确立我国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应由环境资源基本法、污染及公害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涉外环境资源法五大部分构成。

一、环境资源基本法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公害主要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社会性危害。可以说环境法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污染现象的出现，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厂与城市的公害事件就不断涌现，而突出的“公害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深深地提醒世人警惕过度使用农药的恶果。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环境法的研究也正于此而愈发繁荣。

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更是严峻，考察我国97到99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愈发严重。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多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相当多的城市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仍较严重；中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辽河、海河污染严重，准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比上年增加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吨，比上年减少4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近海环境状况总体较差，海洋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数特大城市属煤烟与汽车尾气污染并重类型；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占用大量土地，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故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的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是指调整在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当前，根据我国污染物存在的形态，我国污染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以液态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湖泊、河流等淡水污染和海洋污染；（2）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农药污染及有毒化学物品污染；（3）以气态形式或依气体为媒介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和光污染。（4）其它公害污染。相应地，调整这些污染及公害防治法的体系可以分为：液态污染防治法、固体污染防治法、气态污染防治法及公害防治法四个部分。

1、液态污染防治法

液态污染防治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包括基本的水污染防治法、江、河流域、湖泊的水污染防治法、生产过程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有水污染及防治的标准规定等。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暂行条例》；《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制订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等。

2、固体污染防治法

固体污染防治法涉及固体污染物防治法，包括固体污染物防治管理体制，固体污染物监督管理，固体污染综合利用制度；工业固体污染物的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法；危险污染物防治法；固体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标准法；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管理法等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的通知》、《生产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工业固体废物十一种污染成分污染控制标准》、《有色金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含氰污染物控制标准》、《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3、气态污染防治法

气态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对大气污染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生产过程大气污染的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防治法、废气排放标准法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包括：噪声防治的管理体制，防止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环境噪声的标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试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

4、公害防治法

公害污染是指对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三大类：化学物质、农药、放射性物质等。许多国家都对这三类物质的控制和防治进行立法。我国公害防治法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法、放射性物质管理法、电磁辐射管理法等。例如：《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防止含多录联苯电力装置加强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登记规定》、《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放射环境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核电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电磁辐射环境办法管理办法》、《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等。

三、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为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从法律上来说，是指能够供人们生产或生活中利用并作为所有权、使用权客体的自然物质，目前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野生动植物）、海洋资源、草原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等。”不管如何，都突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又是一个人口泱泱大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基于前期人们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造成自然资源状况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严重，耕地锐减，农业分摊水量降低，城市严重缺水，森林覆盖率萎缩，草地退化，物种濒危面扩大，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明显，如何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目前，已有学者就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角度、法律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制定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并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现实条件、立法方案及框架方案等，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制定迫切性也正反映了自然资源法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位置。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用、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各种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自然资源法保护对象即自然资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法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针对的是现有的资源环境，贯穿于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的全过程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则包括资源权属关系、资源流转关系、资源管理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内在有机联系便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首先，在存在形态上是相连的，森林、草原、矿藏、水都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下；其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连锁性、结构性的变化效应，并形成各种资源的多种功能。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从个别资源的效益出发，还必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必须要求一部自然资源母法来规范，协调相关的子法，使立法、执行、守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达成一致，实现整体自然资源系统的高效运作，该母法正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轰轰列列的自然资源基本法。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基本法和自然资源部门法两部分组成。

自然资源基本法应将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其中，将自然资源法中共性的规定进行规范。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法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及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的原则：对自然资合理、适度开发的原则，源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原则，自然资源利用与营造相结合原则，自然资源保护原则；自然资源的保护范围；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主体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自然资源的公众保护；自然资源的国际保护和合作开发；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等。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法的体系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生物资源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旅游资源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规章等。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远没遏制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任务。

生态环境法是环境资源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局保护，保持生态（包括物种）的多样性，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和兴起源自人们对生态学的认识之发展，生态学“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二战后国际生态科学蓬勃发展，至60年代，生态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生态学科），它的出现使生态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改观，生态系统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是人类认识自然生态的系统的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对该学科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满足了社会在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下，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该学科与法学的结合，在时代的蕴育下，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出现充实了现代环境法的内容，“现代环境法是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这些都是传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之所以必须得以提出和构建，盖系本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生态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的100年里获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却正是20世纪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衰败的祸首，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究其原因，唯“技术只重视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即分解论方法，生态系统恰恰与技术不同，生态系统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划分成可随意处置的几个部分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处理方式之不同使得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正确处理方法，使生态环境保破坏愈演愈烈，而生态环境保护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概念及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称谓上，生态环境法与环境法并不对立，所谓生态环境法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因而生态环境法亦可简称为环境法。”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最大化的解释，也即实际上为环境法，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俄罗斯法学界对“生态法”的界定相类似。

本文此处所指生态环境保护法系指调整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环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为生态环境保护法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必然要体现和遵守相关的生态规律，如物物相关规律、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规律、多样稳定规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等等。它通常是在各个自然资源法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部门，有时往往要通过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部门来实现，这些法律部门相互联系、有机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生态环境法的重要内容，但生态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仍各不失其独立性，二者有质的区别。

生态环境建设要求防止土地资源的被破坏（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多基于此）、水土得以保持，防治沙化、水资源污染的防治以及发展生态农业，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确保有限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更要坚决杜绝掠夺性、破坏性经济营，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防止资源开发正在造成的生态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有效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我国环境法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国务院在2000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印发了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结合前述我国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法组成。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宗旨。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合作战略，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原则，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原则等。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内容：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生态环境保护负责。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级环保部门做好综合协调与监管工作；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建设等部门，要加强自然资源考核和规划和管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包括：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重要渔业水域等）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及地（市）级的生态功能区，跨省域和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跨地（市）和县（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采取的保护措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监督。

对重点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森林、草原资源开发利用、生物物种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对生态良好地区特别是物种丰富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公共绿地和生态用地，开展公共绿化和家庭绿化，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的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鼓励科技创新，加强生态科技经费的投入，推动生态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完善生态破坏的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处罚制度。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赔偿和刑事处罚。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部门法包括：国土防治法、土地荒漠化防治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自然遗迹保护法、人文遗迹保护法和国家公园保护法、风景名胜区保护法、防洪减灾法，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有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另外还有全局性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法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等。

五、涉外环境资源法

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还应包括涉外环境资源法。因为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所谓国际环境问题，又称全球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或人类环境问题，是指超越一国国界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化的产物。

当前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耗损）、酸雨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淡水短缺、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和破坏、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国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并导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发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口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的新开端。

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必然是参与解决国际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力量，我国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和有关公约的制订。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我国发起并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部长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等。我国在与他国共同处理国际环境资源问题、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属我国涉外环境法调整的内容。因此，涉外环境资源法是指调整我国与他国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遵守国际环境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的国际合作与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等。

关于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我国目前较薄弱，我国法律对这方面的规定仅在《宪法》中涉及涉外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保护法》中涉及的有关条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涉及的涉外环境保护条款，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涉外环境资源法，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在制订涉外环境资源法中，须贯彻我国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包括经济全球化必须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的原则；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处理环境问题应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国际间合作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原则等。

涉外环境法要充实的内容还需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相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应我国国情的绿色关税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生态标志认证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检疫制度等环保市场准入制度。此外还需对我国一些陈旧环保制度和措施进行改革，取而代之国际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污染权交易制度、总量排污收费制度。这些都为涉外环境法制建设的“重头戏”。再者，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又会面临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多承担保护全球环境之责的更大压力，从而使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难度不断增加，加大了我国涉外环境法的执行难度。这些都需要涉外环境资源法加以研究解决。

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据有关资料，至1999年5月，我国与美国、日本、朝鲜及各周边国家签订了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25项，包括环境保护的合作议定书、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

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据统计至1999年5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约50多项。其中涉及臭氧层保护公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气候变化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生物多样性变化公约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公约例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公约例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核污染防治公约例如《核安全公约》等；南极保护条约例如《南极条约》等；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危险废物控制公约例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公约例如《化学品在工作中的使用安全公约》等；环境权的国际法规定公约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其它国际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关于例如《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等。这些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构成了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趋接近，入世后给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带来许多新的内容，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将有新的发展。由于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公约都把贸易措施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规定了相关贸易条款，控制跨国界的污染转移。例如乌拉圭回合《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定：“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环境，只要这些措施不致成为在具有同等条件的国家之间造成不合理的歧视，或成为对国际贸易产生隐蔽限制的一种手段。”但实际上这种规定往往为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提供了依据，这样，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标准已相当严格，促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转嫁污染又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更趋恶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涉外环境法中处理、解决好防止重污染工业向我国迁移的“生态殖民”现象将是一个需妥善解决的问题。

自然资源法【第二篇】

一、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环境资源法的历史使命

自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危机的苦果，而酿成这种苦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干了许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蠢事。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搞什么“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结果造成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几十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退田还林还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实践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谁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失衡即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不断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前提和影响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人与自然的作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自然关系总和的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3]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人类整个进步”及“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更”，即他心目中所追求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4] 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这两个方面。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和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4月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著名报告，同年秋天由联合国第42届大会审议并接受。该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5]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6]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以环境为基础的发展，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环境系统维持最和谐的关系，认为只有当人与人、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时，可持续发展才能变成现实。《我们共同的未来》在其第二章“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结论中指出：“从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7]

李瑞环同志认为：“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在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必须调整发展的模式，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8]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9]他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国环境保护的领导者和见证人，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香港城市大学发表演讲时将当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称为绿色革命，强调这种绿色变革“是一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是一种‘大转变’，需要采取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大战略’”：“从政治、法律和道德上看，要把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爱护纳入到政治、法律和道德体系中，把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与‘人’一样公正、公平对待的‘主体’，同自然平等相处，崇尚简朴的生活和有节制的物质消费，人类的需求不能超越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10]2002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报告》，该报告强调，中国将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发展经济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持续发展。2003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和谐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发展。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共同任务。

目前，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生活和重要目标；各有关行业都在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努力，各有关学科正在努力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理论指导。环境资源法是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法律保障，应该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环境资源法学工作者应该为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伟大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因此，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伟大时代和实践对环境资源法提出的要求。

二、环境资源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它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正确处理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环境资源法十分有效。环境资源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是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志，也是环境资源法具有综合性、科学技术性和公益性的基础。环境资源法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和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法的共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环境资源法的特性。从具体的环境资源法律关系看，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关系、目的与手段关系；从总体上看，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这一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的基本原因、发展的决定因素、长期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环境资源法的主导方面、本质方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是为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需要，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途径和手段。

所谓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是指作为主体的环境资源法律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特定对象（包括人、人的行为、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的活动。在这里，主体是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包括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所谓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环境资源法通过其制定和实施，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律调整是从法的运作方面描述法的实现、法在生活中如何起作用的一个范畴。

环境资源法律之所以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原因或理由是因为环境资源法律是人们的环境行为的行为规则。行为科学认为，行为是指人在环境的作用下有目的的活动，是人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法律中的人是由人的一系列行为构成的，人等于他自己的一连串行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11]行为是法律世界中最经常、最普遍、最常见的东西，是贯穿法律运行过程的一个最具活跃性、能动性的驱动器和关键因素；法之产生、存在的初始动因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化；行为是法律控制的直接对象，是法实现其价值功能的立足点；行为是法的根本内容──权利的载体。法律规范作为人的行为规范或行为规则，其主要功能和作用是规范人的行为，即法律规范规定人应该如何行动，包括禁止什么行为、限制什么行为和鼓励什么行为。所谓人的环境行为（环境资源行为的简称），是指作用或影响环境资源的各种人的行为或活动的简称，主要指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的各种活动或行为。显然，环境资源法律中的人的法律行为都与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和结果（包括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发生联系。人们的行为既可以作用于人也可以作用于物（包括自然、环境、资源，下同）；作用于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包括形成、维持和改变等，下同）人与人的关系，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除了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外，还可能间接影响人与物的关系；作用于物的行为可以影响人与物的关系，直接作用于物的行为除了直接影响人与物的关系外，还可能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在制定、改进并实施环境资源法的前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而通过制定、改进并实施环境资源法既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能调整与此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律之所以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于法律的作用和功能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可以为人调整的关系这一基本性质。环境资源法律之所以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由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决定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演变是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动力，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演变到一定程度，无论当时的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是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会要求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的调整范围是与日俱进的、也是可变的，在某个时期的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不愿意或不能够调整的关系或对象，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成为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愿意或能够调整的关系或对象。随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危机的恶化，环境保护事业的发达，以及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发展，当今所有的环境资源法律或法规，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部良好的环境资源法律就是一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网，就是一幅反映、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蓝图。另外，法律具有调整、保护、教育、指引和评价功能，法律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法的作用或功能。随着法律的发展和演变，法律的目的、任务、作用和功能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法律具有越来越广泛的任务、作用和功能。环境资源法的作用和功能之一，就是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就是协调或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学与整个环境科学一样，都认为人可以协调或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或调整的方式、途径或工具、手段可以多种多样，而法律只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资源法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还因为在环境资源工作或环境保护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互容、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人为活动都可能同时产生这两种关系。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建立健全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2] 恩格斯在批判那种“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主义历史观时指出：“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3]“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14]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断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5]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科学技术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等。当代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调整（包括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主要表现为人类随意污染、破坏、浪费、掠夺自然环境资源）调整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主要表现为尊重、热爱、保护、改善、合理利用、可持续开发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环境资源法学主要研究通过法律手段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即法律调整机制。

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是指由环境资源法律调整主体、调整对象、调整行为（包括调整方法和调整过程）结合起来的整个系统的内部结构、内在联系和运作方式的统一，主要指环境资源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实施影响、实现其调整功能的运作机理和运作方式。环境资源法律调整机制包括环境资源法律调整方法、调整对象、调整要素和调整过程等内容。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方法是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调整机制是各种调整方法的集合或整合，是对各种调整方法运作的动态反映、系统控制。

随着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兴起，环境资源法正在形成其富有特色的调整方法和调整机制（简称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上仅指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所特有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即生态化调整机制。广义上是指环境资源法律部门所采用的各种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包括其他法律或法律部门所采用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以及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所特有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

环境资源法律部门是指调整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各种法律渊源的总和。环境资源法律部门包括环境资源专门法或专门法律规范，以及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有关的其他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简称环境资源法专门法）是环境资源法这一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主体部分。环境资源专门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是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专门机制、主要机制、核心机制。与环境资源专门法相比较而言，其他法律或法律部门则处于次要地位，他们有关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规范数量较少、较分散、较单一。研究阐明并建立健全环境资源法的特有的调整方法和调整机制即生态化调整方法和调整机制，是环境资源法学理论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化”是原苏联学者创用的一个词，原意是将生态学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之中，用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根据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调整机制特别是生态化调整机制，是区别于传统法律调整机制的、具有特色的、环境资源法所特有的调整机制。它是对传统法律目的、法律价值、法律调整方法、法律关系、法律主体、法律客体、法律原则和法律责任的绿化或生态化。它以环境正义、环境公平、环境民主、环境效益、环境安全和生态秩序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以明确主体人和客体自然之间的法定关系、赋予人和非人物种的特定法律地位为特色途径，主要采用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governance）方式（强调政府行政组织、营利性企业组织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协调和结合，提倡环境民主和公众参与），达到保护人和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和可持发展经济、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目的。生态化调整机制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而由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新创立的调整方法和机制；二是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以及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而由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将其他法律部门的传统调整方法和机制予以绿化或生态化（指用生态观点、环境观点进行改造、完善），而新创立的调整方法和机制。运用生态化方法，目前环境资源法已经形成一整套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或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具体来讲主要是：环境资源调查（监测、监视、勘查、普查、抽查等）机制，包括环境资源调查、监测、监视、勘查、普查、抽查等制度；环境资源信息显示（报告、统计、公告、牌示等）机制，包括环境资源信息收集、统计、报告、公告等制度；环境资源问题预防机制（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规划、功能分区和预警），包括环境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环境资源功能分区和其他预防预警等制度；环境资源行为机制（对环境资源行为的禁止、许可、行政要求、行为规范等），包括对环境资源行为的禁止、许可、行政要求等制度；环境资源整治、补救机制，包括环境资源治理、恢复、补救、补偿制度；环境资源行为激励和责任追究机制，包括各种激励制度、奖励制度、惩罚制度以及追究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环境资源刑事责任的法律责任制度；环境资源行为监督管理机制，包括议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环境资源公众参与制度等。

各国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环境资源法不仅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可以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环境资源工作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出发，研究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是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主要任务。为此，必须打破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不能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陈旧观点。人文社会科学应该与自然环境这一基础相协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是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通过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6] 站在综合自然和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马克思指出了今后科学发展的趋势，即：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7]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5]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6] 《中国环境报》，1996年7月20日第一版。

[7]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8] 李瑞环：《关于我国绿化的几个问题》（1999年6月25日），登于《环境工作通讯》1999年8月15日第8期。

自然资源法【第三篇】

[关键词]：自然资源法 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

一、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

目前情况下，世界各国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几乎都没有出台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法学界对这个问题长时间是处于一种杂乱和落后的状况，其中对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我国法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张孝烈、钟澜教授提出的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

坚持重要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原则；坚持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原则、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相结合、维护生态平衡原则；坚持自然资源有偿利用原则。

（二）吴兴南、孙月红教授提出的基本原则

遵循自然资源生态规律原则；保护优先和合理利用并举原则；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相统一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三）曹明德、黄锡生教授提出了五项原则

保护第一原则；合理开发利用原则；开源节约原则；自然资源产权化和有偿使用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四）韩德培、陈汉光教授提出的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

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原则；因地制宜、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原则；统筹兼顾、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原则。

综合上述，目前法学界对于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研究可以说是观点纷呈。但在这些观点中蕴含着对基本原则最基础的标准：（1）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要具有根本性、指导性、概括性、抽象性，生效领域的完整性。（2）应当与自然资源的特点相结合，统领自然资源的所有领域。（3）应当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发展要求。

二、确立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性规范为依据，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单项专门法为主干，以其他法律及地方性法规相配套，以国际条约为补充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法律体系中，存在着以下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推动着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一）我国自然资源法律框架结构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和合理化

从外部结构来看，过于强调部门法律发展和部门利益，忽视了部门法律的整合和利益的协调。从内部结构来看，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关系处理不当，导致重开发利用、数量增长，轻治理保护、质量提高。从自然资源法律体系来看，我国现行自然法律体系框架静止结构缺位，动态结构失衡，整个自然资源法律系统不能高效运作。

（二）缺乏明确、统一的生态保护的立法目的和指导思想

保护资源是为了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其中生态效益应是主要目的。但目前我国的各项法律法规大多偏重经济利益，只有少数几个明确提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立法目的。

（三）权责不清，造成司法行政资源的浪费

自然资源法律体系中法律法规的内容的广泛性和范围的分散性，导致了众多国家行政部门参与其中；同时由于这些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各行政部门职责，导致职权交叉、互相推诿责任和司法行政资源浪费的不良后果。

三、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原则

（一）保护优先与合理利用相结合原则

所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指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必须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充分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使之能达到持续利用。要求我们利用的同时，要把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放在考虑的范围内。同时，资源的合理利用也要求确立保护的优先地位。这里所强调的保护并不是不使用，而是使用和保护相结合，即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使用，并且培育质量高的自然资源，对质量低的自然资源进行相应的改造，从而使得保护和利用相结合，最终达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自然资源法的各项基本原则中，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原则。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共同发展战略，它强调的是资源的使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使用的权利即把后代人的利益考虑在现代人对资源的使用的范围内。在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上，自然资源法应当遵守公平分配原则、效益发展原则、协调持续原则、合理利用原则、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自然资源立法中对有限资源着重保护，同时又包涵着保护和使用相结合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还要求对我国现行的自然资源法律体系进行修改和完善，要求自然资源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经济手段的法律化来管理自然资源，做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同时进行。

（三）开源和节约并重原则

开源是节约的前提，节约是开源的继续，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缓解我国自然资源供需矛盾。开源主要是发现尚未被发现和开采的资源；加快研发替代资源，如开发和使用太阳、沼气、地热等形式的新能源；增加科技投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开源的同时，更不能忽视了节约的作用。

（四）合理规划和利益平衡原则

这一原则主要是说国家对于资源应当合理优化配置，在配置过程中要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其实质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分布的地域差异性、多功能性和开发利用的多目的性导致的潜在利益冲突之上的。在规划过程中产生的处理各方利益冲突问题需要建立适当的补偿机制来协调。

参考文献：

[1]孟庆瑜，刘武朝。自然资源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自然资源法【第四篇】

关键词：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所有权利用保护宪法宪法原则

在人类降生之初即懂得利用自然资源来维系生存，但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实施相应的行为。随着人类理性世界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于是，关于如何对待自然资源的问题，就在人类理性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理念。人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主要是围绕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随着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技术和手段的不断提高，方法的日新月异，大量的自然资源在人类开发利用的活动中被消耗，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难以再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挥霍自然资源，因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于人们的思想中逐渐发展、进步的情况下，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主张，便向人们传统的关于如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观点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理论也应运而生，相应的学说、名称，甚至相关的政府机构也随之出现，诸如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等等。这样，在如何对待自然资源的问题上，就有了开发利用和保护这三个基本的人类思维理念。在“民主与法制”和“依法治国”这一规范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总原则下，人们又提出了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这样，便就先后将自然资源归谁所有，如何“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纳入到了宪法和环境法理论之中。在当今社会的法律制度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上述这些基本思想和主张即已成为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

然而对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目前人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对“保护自然资源”的观点和主张产生异议。他们从科学的发展观和法治观出发来阐明观点，认定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及其思想观点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极为不适当的。于是，在有关人类应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还是应当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那么，什么应当是明辨是非的标尺和准则呢？上述这些观点反映到如何进行法律规范的问题上，在立法界同样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指导我们的立法工作，不但不利于立法工作，甚至会对整个自然资源法律制度带来不好的后果，最终将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什么是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应当遵循的原则，是一个亟待人们来探讨和解决的大问题。

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是整个法律规范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法律规范体系是以宪法为最高原则的，由于宪法在整个法律规范系统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其他法律规范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方法，因此而被赋予“根本大法”的称谓。它的这一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是人们对人类历史甚至法制史经验总结的结果，是由宪法的产生过程和内容，以及制定和修改宪法程序的复杂性、权威性等决定的，一切熟悉法律制度的人们无不知晓宪法的这一崇高地位。在宪法的这一崇高地位之下，其他法律规范是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延伸和扩展，即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具体化。它们必须以宪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其做出相应规范的基础和指导原则，甚至它们的立法方法也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也同样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以宪法为其做出规范的原则和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制度普遍适用的原则，在成文法国家表现的尤为鲜明。作为成文法国家之一，我国的制度也自然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因此遵循宪法原则，也是向一切从事自然资源立法及管理实践，以及理论研究的人们提出的要求。所以，有效做出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是以严格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为前提的，而要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做出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就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宪法关于规范自然资源的基本指导原则。在这样的思考下，笔者以宪法为准则和立说的基础，结合对我国立宪史的简单回顾，并在引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宪法中有关“自然资源”的规定做出归纳，提出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从而说明如何对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活动做出正确法律规范的结论。同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不尽详细的规定，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

新中国建国后于1954年制定宪法，这部宪法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首次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原则。其中就有对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这部宪法制定后，到目前为止经过了三次大的修改，分别为1975年、1978年和1982年，此外，还经过了数次小的修改。从1988年起，即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到目前为止已有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个修正案，宪法修改已进入规范化程序的轨道。到目前为止，宪法制定与修改的历史过程已经延续了近50年。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问题，在1978年和1982年两次大的修改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已经基本确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宪法的这个基本原则：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它的变化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认识我国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就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认识什么是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

（一）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原则规定的演变过程

在1954年我国制定宪法之初，即将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写入其中，第6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这一条明确地对矿藏、水流，以及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的权属问题做出了规定，即归全民所有。第8条第1款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规定，表明了国家在明确上述资源为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承认农民对部分土地的所有权。1975年对宪法作第一次修改时，由于单纯重视适应“”的需要，没有顾及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因此未对这个问题做出改动，保留了宪法第6条第2款的上述规定。1978年修改宪法时，对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略微做出调整，即在原第6条有关资源归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的内容中，将“其他资源”改为“其他陆海资源”。这一修改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它首先改变了我国宪法中对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未做出明确规范的状况，明确了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避免了由于我国海洋资源权属不清而引发的争议。按照这一规定，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即一切海洋资源，包括一切海域、海岛、海礁和滩涂，以及海洋中的各种生物资源、矿物资源和海水等均有了明确的权利归属，即为国家所有。1982年的宪法修改，是一次最大规模的修宪活动。这次修改，对宪法的内容作了大量的补充和调整，其中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也同时做出了历史上最大的改动。这次修改后，宪法除明确了我国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而且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内容做出了相应的增补。但却将1978年明确的“其他陆海资源”的文字表述，用一个不十分明确的“等自然资源”的文字表述方式所替代。虽然这个表述对我们未来规范空间资源和极地资源[①]留有余地，但却使原已清楚的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变得有些不明确。由于在这三次大的修改期间或之后所做出的几次小的、局部的修改，均是专项的或者以修正案的形式就专门问题做出的修改，所以未就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做出调整。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主要是体现在宪法制定之初和1978、1982两次大的修改之中。

从以上对宪法制定和修改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从时间上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1982年修宪以前，由于历史和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我国宪法着重于对自然资源权属问题的法律规范，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及保护等问题未能做出规范；1982年修宪期间，由于人类对利用自然资源认识的不断提高，一些思想和理念必然反映到我国的制度之中，使得这次修改后的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增加了有关利用和保护的内容。1982年修宪之后，直到目前为止，基本确定了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以下让我们对这一原则的全部内容做进一步清楚的认识。

（二）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

从以上对我国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宪法从1982年那次大的修改后，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就基本确定下来，其内容主要包括了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关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关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三个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内容。为了对这些内容予以更加清楚的认识，以便切实全面、准确地把握什么是我国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我们以以下两个条款的内容为主做出认真的分析研究：

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根据以上两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做出这样的归纳：

1.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利归属问题。从以上宪法的两条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对自然资源权属问题的原则规定是较为清楚的，即没有明确规定私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二是集体所有。对此需要把握的原则有这样几个，其一，矿藏、水流和城市的土地为单一所有制形式，即归国家所有；其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为双项所有制形式，即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其他的均为国家所有；其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也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但国家对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的所有权，也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其他的均为集体所有；其四，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其五，有关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一个需要予以特殊说明的问题，从上述两条的规定中可以做出这样的认定，有关其他自然资源即宪法条文中“等自然资源”的表述归国家所有，第9条第一款的第一句话即表明了这样的含义，而且集体所有的资源均是做了明确规定的，主要包括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以及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除此以外的一切资源，包括宪法中未列明的其他自然资源即“等自然资源”，均应归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其他自然资源”，包括人类已发现的和未发现的资源。

2.关于利用自然资源的宪法原则问题。宪法第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这是宪法关于规范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最基本的原则。其含义应当包括两个，其一是对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利用；其二是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自然界中生存和繁衍，主要是以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和源泉的，离开了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我国宪法遵循了人类依赖自然资源生存和发展的这一基本规律，将如何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内容予以规范。根据宪法的上述规定，对我国自然资源必须合理利用，因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同时，宪法还明确规定，由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3.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宪法原则问题。如前所述，宪法并没有对自然资源从整体上做出保护的规定，对“保护”一词的使用仅限于针对“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即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一宪法原则也是十分明确的，对于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不得利用，而强调保护。对于“珍贵”一词的具体含义，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为珍稀、濒危的物种。

4.关于国家有权征用土地的宪法原则问题。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一条款的规定，可以视为对土地权属问题规定的补充。实际表明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是相对的，国家所有权是绝对的。但国家对土地的征用不是随意性的，也必须依法进行征用。关于如何征用土地的问题，我国的有关法律和政府的有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里不作过多说明。

5.关于禁止破坏自然资源行为的强制性宪法原则问题。在前述宪法做出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动物和植物规定的同时，还对禁止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0条第2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是在明确了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提出有关正确对待自然资源的基本要求的同时，附之以强制性条款加以保障，保证有关自然资源权属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珍贵动物和植物规定的宪法原则的实现。因此也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即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国家和集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制，以保障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根据这一宪法原则，我国的刑法明确做出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尽管这个名称有些不十分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其目的和作用是较为清楚）的规定，民法通则及相关的环境法律也对侵占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民事和行政责任。

以上从五个方面，归纳了我国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我们因此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认识宪法确立的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二、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几个原则问题的理解

在前面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在尊重宪法精神和原意的基础上，依据宪法条文的明确表述，对其所确立的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做出了一般性说明，即对宪法规定的这些内容的含义做出了简单的分析、认定。并未能从更深层次上对宪法上述规定中的一些内容，以及从更为科学的意义上就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问题做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根据宪法的精神，正确地运用宪法原则来规范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一）对宪法关于“等自然资源”规定的理解

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我国宪法的规定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这里不对全部内容予以探讨，仅就其中关于前述规定中，如何认识其他自然资源即宪法中关于“等自然资源”表述的理解问题，做出必要的探讨。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不够统一，也就因此对有关这类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议。这里特别以我国的海岛和海礁为例，予以说明。所谓其他自然资源，即“等自然资源”，如前所述，应当包括人类已发现的和未发现的两大类。对于已发现的其他资源，应当包括我国的海岛和海礁。关于我国岛、礁的权属问题，由于在我国宪法条文中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文字表述，因此，有一种人们对海岛、海礁权属问题的认识较为混乱，有的认为海岛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两种形式；有的认为海岛归其所在地方所有；甚至有人认为海岛归个人所有。由于这些观点的错误引导，致使我国的一些海岛被违法出让给个人，这样的事实已经见诸于报端。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沿海地方政府将海岛认定为地方财产，甚至一些个人，将海岛占为私有，随意炸岛、炸礁，改变海岛的自然生态结构，致使我国的一些海岛资源和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上述的观点和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将海岛和海礁视为独立的资源种类，像山岭、滩涂、草原、荒地等资源一样，在法律规范及法律制度管理中，作为一个专门、独立的资源类型。只是它与上述这些资源不同，其所有权为单一性的，必须归入宪法未予明确的其他自然资源即“等自然资源”之列，而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宪法关于“等自然资源”的含义是较为明确的，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其一，逐一点清了哪些是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在此之外的，均不应属于集体所有的资源；其二，未予明确的资源，应当包含在“等自然资源”的范围之中，完全属于国家所有，海岛、海礁即属于未予明确的自然资源，应当包括在这个“等自然资源”范围之中。因此，对于宪法未予明确的自然资源，以推论的方式认定为宪法已明确点出的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的范畴之中，因而将一部分海岛划归集体所有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实际上是违背了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当然，为了使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更为清楚和明确，避免引起人们的争议，在适当的情况下，对宪法第9条做出必要的修改补充，即将海岛、海礁的权属问题加以明确，则是十分必要的。

（二）如何解释现实情况下，私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自然资源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中出现了私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资源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和对野生植物的培育问题上。这因此向人们提出了关于如何将“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这一事实，与宪法的基本原则相协调的问题。宪法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即不承认私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态的平衡，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及有关的行政法规中，明确了可以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对野生植物进行培育的问题。以致形成了在实际情况下私人占有、处分，甚至使用和收益经其自己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的现象。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并较为普遍。这也就因此引出了对这些经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资源的私人所有权是否违反宪法原则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宪法的原意做出全面的理解。宪法在原则做出自然资源两种所有制规定的同时，在第8条第一款中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根据这一规定，对于经私人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资源如何确立权属问题，我们有两个考虑：

其一是将这种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的活动，纳入到宪法规定的经营、饲养自留畜的范围-这种经营、饲养中，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自留畜的含义。按此推论，也应允许驯养繁殖者和培育物种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一部分或全部经其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但必须以遵守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为前提。

其二则是宪法应当补充完善的问题。如果按照现行宪法的原则，根本否定私人对自然资源包括上述经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的所有权，那就不能认定驯养繁殖者和培育者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部分或全部经其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但如果这样认定，就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即会影响集体或私人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的积极性，同时对于现实问题也难以说明和解释，存在的问题也难以处理和解决。为此，应当探讨如何在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所有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前述问题予以充分的考虑，做出科学、合理的规范。对此，建议对宪法第9条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充，明确规定，经法律规定允许私人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其部分或全部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或者所有权归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者所有，但经国家委托进行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的行为人不具有这样的权利，或者有限制性的上述权利，以作为我国对自然资源所有制基本制度的一种例外或补充；也可以依照宪法第11条第一款的规定，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如何理解规范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活动的宪法原则

宪法第9条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将该条第1款与第2款的规定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在有关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问题上所确立的原则是十分明确的，即对于自然资源从整体上来说是“合理利用”，不是禁止利用；对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予以“保护”，不得利用；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明确规范。对此，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理解和体会：一是关于为什么宪法使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没有使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表述；二是怎样理解“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含义；三是为什么宪法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规范。

1.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如前所述，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和基础，人类只有利用自然资源才能维系生存和发展，因此不能禁止人类使用自然资源。但耗竭性自然资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持续利用资源的问题，因此宪法做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规定。但宪法没有做出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这是因为保护自然资源的含义中包含着禁止使用自然资源的意思，如果宪法做出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就是禁止或者部分禁止人类使用自然资源，这与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和需要是相矛盾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应当是在维系生态平衡，保障资源永续利用的含义下提出的。在某一类资源由于人类和自然力的长期破坏或消耗已极为稀缺的情况下，如果人类进一步利用这种资源就可能造成在局部地区这一资源的灭绝，进而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因而就应当提出对这一资源的保护，而禁止使用这一资源。同时，为了保护自然资源，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已经懂得了利用替代资源即非耗竭性自然资源或耗竭性自然资源中的可再生资源来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道理。对于这种资源我们的观点是提倡利用而不是保护，但这种资源同样包含在资源的总概念中。如果简单、笼统地提出保护资源，就等于限制，甚至禁止对非耗竭性自然资源或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这显然是荒谬的。此外，为了保护生态平衡的需要，在某一自然地理区域内，当一种物种的数量足以对其它物种的生存、发展造成危害的时候，人类就要对这种物种充分地利用，以避免这种物种给生态平衡造成破坏。只是有关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结论。因为就我国物种的整体情况而言，任何一种物种都不能达到因为数量过于充足，给其它物种的生存造成危害（外来物种入侵的情况除外），而可以充分利用的程度。但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补充说明，为什么不能一味地提出对自然资源保护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味地提出保护资源的概念是不正确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的需要，只能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针对特定的物种提出。所以，宪法没有做出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而是做出了上述的规定。只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对珍贵动物和植物予以保护，才是明确的宪法原则。“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既可以满足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又有利于保障对自然资源的有序利用和持续利用，也是对自然资源最有效、最实际和最适当的保护。

2.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应当怎样理解宪法关于“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深层含义。我们体会，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其一，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应当避免由于利用一种自然资源而污染和破坏另一种或多种自然资源，甚至造成环境资源的退化，生态的破坏；如开采矿产资源的同时，应当避免对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物种资源等的破坏；利用内陆水资源避免对土地资源、海洋资源和物种等资源的破坏；利用土地资源避免对水资源、海洋资源和物种等资源的破坏等。同时，应当禁止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要对耗竭性自然资源中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加以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其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以国家的有效保障为前提的。这种有效保障又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应当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确立自然资源的价格体系，建立自然资源资本市场，将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以最低的资源成本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最低的自然资源资本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第二，完善对自然资源的综合法律规范和管理体系，以协调的法律规范来保证对和谐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而目前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人们在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错误引导下，自以为是地将和谐的自然资源分割、孤立开来，以他们各自为政的狭隘思想，将统一和谐的自然环境割裂的支离破碎、满目疮痍。我们迫切需要依据宪法的原则，建立和谐的自然资源利用管理体系和机制。

第三，依据宪法的原则，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司法保障系统，用司法强制手段，制约违背宪法原则的滥管、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

根据以上的认识，这里有两个建议：一个是进一步完善宪法的有关规定，在宪法第9条中明确有关建立自然资源资本市场、价格体系和合理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的规定。另一个是依据宪法原则，制定综合性的自然资源管理法律，或者进一步补充完善各项有关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完善刑法的有关规定，早日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民事法律制度等。

3.关于第三个问题。在如何做出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上，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经常提到“开发”的问题，在一些法律和法规中也明确地予以了确认。然而，宪法却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是宪法在规范自然资源问题上没有使用“开发”的文字表述。对此，需要引起所有从事环境资源立法工作和理论研究者们的注意。宪法之所以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规范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开发”的行为不是一个具体的、单一的行为，而是行为的集合，或者称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行为。而法律的实在性决定了它是对具体行为的规范，以便明确责任。对于一个集合行为，法律是难以确定其责任的，必须是对每一个具体行为或者集合行为中的各个单一行为做出规范。法律的适用也是对单一行为或者众多行为即集合行为中的各个行为划分责任。由于“开发”的含义缺乏实在性，很不具体，十分抽象；也很不清楚，很不规范。每一个“开发”中都包含着大量不同的行为，因此，不便于从法律上对“开发”活动做出直接、具体地规范。这也应当是为什么宪法没有使用“开发”这个文字表述的原因。在科学和准确地使用文字的问题上，宪法为一切有关规范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做出了表率，确立了原则；也为人们应有的言行做出了清楚的戒律。

以上对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概括性的分析和说明。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从总体上讲是科学、明确和较为全面的，但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如前所述，关于海岛、海礁的权属问题，宪法没有明确做出规范，由于一些海岛处于领海基线上，为基点岛屿，涉及国家和领土完整问题，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宪法的规定应当说是有缺陋的。对此，应当在适当条件下对宪法的有关规定加以修改和补充。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是清楚和较为全面的这一结论。宪法的有关原则规定，应当是所有从事自然资源立法、执法、司法和管理、研究工作的人们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一切从事自然资源利用、保护、管理，以及从事相应法律规范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们，都应当深刻领会和严格遵循宪法的上述原则。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