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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调查报告【汇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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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调查报告范文【第一篇】

一、基本情况

二、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县部分企业从去年10月份开始出现生产减停和裁员问题。但根据我局对返乡农民工的动态监控、定期直报、企业裁员报批等情况,我县没有出现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成规模的农民工返乡现象。本次调查显示,我县农民工返乡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春节期间集中返乡,回家过节。春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绝大多数企业放假。农民工不管是长期务工或季节性打工,都选择回乡过春节,这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所有外出务工的65683人中,因为春节原因返乡的61079人,占93%。

三是少数农民工自愿离岗返乡。主要是回乡自主创业、回村从事种养业、或因年老不再务工、年轻人回乡结婚等原因辞职离岗返乡。统计此类人员648人,占1%,此类人员无求职意愿。

三、目前我县返乡农民工就业形势

我县农民工就业的特点是务工地点较近,一般在本县或在xx、xx、xx、xx、xx、xx等周边县市,少数远途务工的大多在xx、xx、xx、xx、xx等地。就近就地实现转移的占50%以上,由于多数离家较近或就工务工,求职就业选择相对灵活。异地远途务工人数少,失岗返乡农民工无明显增多。根据我局春节前对全县企业空岗情况调查统计,全县大中小企业自报空岗3200个,目前我县尚未出现无岗就业的状况,虽然我局在节后组织了为期一周的招聘洽谈会和送岗位下乡活动,但仍有部分岗位无人应聘。因此,我县农民工就业未凸现压力。

一是因为失岗而返乡的农民工无明显增多,因此对就业岗位的需求没有显著的增加。绝大多数农民工虽春节回乡,但未失岗,节后继续上岗从业。

二是企业发展迅速,提供的就业岗位显著增加。全县新建企业、扩产项目增多,镇域企业、民营经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就业岗位,仅人力资源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今春就比去年同期多2100多个。

三是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一方面,虽遇经济危机房地产业相对低迷,但已具规模尚在苏醒拓展的建筑市场为一大部分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县城及各镇(街道)建成的一大批商业经营房及门店投向社会,吸引了部分求职人员转向自主创业,并吸纳了许多求职人员就业。

四是企业用工行为进一步规范。去年以来,我们认真实施《xx县失业预警机制》和《关于规范企业裁员行为的意见》,强化监察执法,企业用工进一步规范。同时,随着企业用人观念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部分大中企业积极保障职工利益,虽然出现阶段生产减停,但能给职工发放生活费,有的实行干一休一等方式轮休,立足长远,规避困难时期的裁员,为职工保留了就业岗位。

四、下步重点解决的问题

农民工调查报告【第二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向;影响因素;建议

从1984 年中央1 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中国农民迈 进城市务工的第一步算起,到今年已近30走过个春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农民们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活,开始走向城市生活。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融入了城市。目前, 中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 2亿人左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数量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所显示的主要特征开始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整体上的重要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的文化水平高,生活意识和城市同龄人相近,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和创业动机的特点和上两代农民工明显不同。然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等的现象又暴露出新生代农民工们的不够吃苦,易好高骛远等等缺点。同样,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等现象也暴露出了城市和农民工融合过程的种种弊端。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之处不得不让城市重新思考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定位。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明显不同,对社会保障进一步的需要和突出的市民化问题改变着城市对农民工的看法。然而,置于历史的特定时间段内作考量,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所积累并仍在持续发展的诸多突出矛盾,本质就是统筹化解由城市(镇)化及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所共同带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和生活的难题,让他(她)们分批转变为“新生代市民”。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抽象地说先要打破城乡社会二元分裂结构。2010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总理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这些都引起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更大关注。

一、相关概念

(一)新生代农民工

民工潮在中国大地出现至今,农村大致走出了三代农民工。第一代是在20世纪70 年代以前出生的。这代农民工25 岁以前基本是在农村度过的,掌握了熟练的务农技能,但是他们文化程度较低,所以对工作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务工收入能达到他们的最低期望值就行。第二代人出生在1970—1979 年。这部分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有两个不同点:一是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二是他们对农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不如上一代农民工。而他们的家庭模式最具有代表性,一般是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妻子在家务农和抚养子女,丈夫在外打工挣钱。第三代人出生在20世纪80 年代以后。与前两代人相比,这代人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人拥有九年义务教育以上学历,达到高中或职高学历不占少数。这使得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值相对较高。但由于是直接从学校到社会,大多数人缺乏务农经验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又没有达到与城市人同等的水平,这决定着他们的工作状况往往比期望的要差。

这就是本文所讨论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应的把第一、二代农民工看成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提出,是针对与传统意义上农民工的区别而提出。对于传统农民工而言,外出务工的原因主要是农业劳动收入边际效益递减的推力。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还有城市生活的拉力。他们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主流,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绝对“生力军”。传统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进城打工基本出于挣钱的目的。但新生代农民工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此。对他们而言,城市同时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发展前途。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他们对家庭的重视程度比传统农民工明显要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模式基本上分为了两种,其一为夫妻两人在城打工,孩子由在家乡的老人照顾。其二为全家迁移到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传统农民工往往怀有深厚的“乡土情结”,进城打工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挣了钱他们最终要回到农村去。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人不会务农,对土地也没有很深的依赖,他们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也难以再适应传统的农村生活,他们比父辈更希望能在城市立足,在城里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从这点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典型的“第二代移民”特点。他们对城市的亲切感和熟悉度明显高于了乡村。他们的人生态度达到价值观人生观,小到消费观,择偶观城市同龄人也很相近。但是,面对身份不被城市人口接纳和对乡村的不认同感,身份和最终归属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的迷惘和困惑。

本文定义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上文中的第三代农民工,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成长的新生农民工, 本文把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在1980年之后,户籍为农村,在城市中打工经商的外来务工人员。

(二)创业意向

创业意向(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是潜在创业者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一种主观态度,是对人们具有创业者特质的程度以及对创业的态度、能力的一般描述,是创业行为最好的预测指标。:“创业是一种意向外化的表现。”因此预测意向就能预测行为。至于行为的出现,取决于时机成熟与否和各种诱因。由于建立一个新企业的决策可以被视为一种深思熟虑的个体行动或者有计划的个体行为,因此个体的创业意向对个体的创业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测效力。在此假设基础上,个体创业意向研究比研究创业者和非创业者之间的差异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创业意向由bird于1988年首次提出,他将创业意向概括为“将创业者的注意力、精力和行为引向某个特定目标的一种心理状态”, 并且认为由灵感激发的创业想法必须通过创业意向才能实现。同样从意向的内涵出发, krueger (1993)将创业意向定义为指创办一个新企业的承诺度。同时他认为创业承诺度越高, 创业意向越强。基于krueger的基本思想范巍和王重鸣(2006)认为, 创业意向是“潜在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与否的一种主观态度, 是人们具有类似于创业者特质的程度以及人们对创业的态度、能力的一般描述。” thompson (2009) 在批判与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创业意向只是成为初期创业者(nascententrepreneurs)的必要条件, 即成为一个初期创业者不是创业意向的必然结果, 但初期创业者必然拥有创业意向。区分拥有创业意向的个体与初期创业者的关键点在于, 拥有创业意向的个体到达哪一阶段才能称之为初期创业者。

创意意向和“前组织现象”(p re- organization phenomenon)并不相同。所谓“前组织现象”,是指在组织作为一种正式形态出现之前,所表征出的种种迹象。相比之下, “创业意向”( entrep reneur intentions)应该是明确、稳定和先行的。bagozzi认为,态度、信念、个性和人口特征与创业有一定的相关,“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的最佳预测指标( best p redictor) 。正如katz研究发现,当某一行为是罕见、朦胧和未知发生时间的那么“行为意向”就变得特别重要。

综上,本文将创业意向定义为潜在创业者对创办新企业或实施创业行为的一种多方面的主观心理准备状态及其程度。这些方面主要包括潜在创业者对自身素质(包括创业知识和创业潜能)的评估以及对外在因素(包括创业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创业资金的充足性、市场的需求性以及社会支持情况)的主观评估情况。

二、调研过程

(一) 编制问卷

由于中国背景下农民工创业意向的相关研究较少,没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权威调查问卷,所以只能自主编写问卷和采访提纲。

1.问卷制定

在参考了大量关于创业意向的文献资料后,我们初步将问卷分成了三大部分内容,分别为个人信息、打工经历和创业意向。并从这三部分分别着手,制定相关因素编设调查问题。在经历过问题制定,问题选择,问题改进,问题补充,细节处理后,以一些必要相关的个人信息为基础,以未来发展及个人创业意向为重点的调查问卷最终确立。问卷共43题,9道题为个人信息部分,主要包括籍贯,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17道关于打工经历部分,主要包括从事过的行业,打工年数,现阶段工资,对现从事工作的满意程度等。17道关于创业意向部分,主要包括创业在资金的来源,创业规模,创业行业类型,对投资了解情况,相关鼓励政策的了解情况等。

2.采访提纲制定

围绕着问卷的主要信息和补充内容,我们采访提纲分为了三个主要部分。分别为打工经历,现在情况,创业想法三个部分。打工经历(6个小问题)着眼于个人信息和曾经的工作经历,旨在个人的基本信息收集。现在情况侧重于取样对象对现在工作的满意度和基本的日常生活,共有两大题6个小问题。创业想法调查的是关于创业意向,创业方向和创业困难等相关情况,共有3大题8小题。访谈旨在近距离的了解农民工,补充问卷问题固定不灵活机变的不足,使样本更加有效全面。

(二)取样过程

我们分别在哈尔滨、苏州、徐州、镇江、南通、扬州等地进行了取样工作。取样对象包括建筑工地,各类工厂,饭店宾馆,商场,菜市场,理发店等地。采取自发自愿的现场答卷。此次调研的主要取样对象为30岁以下,户籍农村,现工作在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基本上过着工作地点和住宿地两边跑的打工生活,一般工作在每天10个小时左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个取样过程中共发出问卷403份,回收分卷399份,回收率99%。有效问卷为382份,有效率达%。新手代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1)男女比例持平,2)年龄上偏年轻化,3)大部分为未婚,4)受教育水平高, 5)工作时间相对较短。

同时,我们也进行了访谈工作。访谈工作由两人一组,其中一个负责提问,另一个负责记录整个访谈过程。在访谈过程中,严格按照访谈提纲进行。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更加直接的了解他们的现在生活状况、家庭背景和对生活工作的满意度,并细致的询问了他们对创业流程、投资环境、资金借贷等方面的了解情况。在结果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1)受教育水平高,%的被试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2)男女比例基本持平。被试中,男性达到49%。女性达到51%。3)对现在的生活状况不满意程度高。在调查中,只有10%左右的农民工满意现状。4)变更工作速度快。大部分的被试表示自己最长从事一种职业的时间不超过两年。

(三) 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主要采用专业统计软件包spss 18. 0 统计手段,主要包括:相关分析、方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回归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访谈结果

1.创业意向现状

在访谈中,我们访问的6名被试全部都具有自主创业的想法。而且,有67%的被试“表示经常会这样想”。在创业形式的选择上,50%的被试选择了做个体零售,而没有被试选择开办工中国论文联厂或开公司。在创业意向上,近期有强烈行动意向的比率比较低,只有%。大部分的被试认为自己现在还没有条件自主创业,想等到以后创业条件更加充足了之后再采取行动。

2.创业动机

新手农民工普遍具有强烈的创业动机。其中最大的创业动机是赚钱和为家人营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占到了100%。其次,在于对现在自己为别人打工的现状的不满,希望自己可以做老板。再次,是希望能有自己的事业,更好地融入到城市。最后,是自我实现,在动机中的比率是%。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创业因素。但是,他们对创业采取实际行动的比率并不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因素有很多,我们把它们分为客观环境因素和主观自我因素。在客观环境因素中,资金对于创业者的影响最大,达到了100%。其次为身边创业的实例和家人朋友对自己创业的态度,最后为政策的支持。在主观自我因素中,创业经验和人脉占了主要地位。其次,管理和经营经验对创业者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占到了%的比例。影响相对较小的是市场和创业的相关知识。

4.访谈个例

个案1: 来自河北石家庄今年26岁的陈先生现在和父亲在黑龙江打工。只完成了初中学历的他目前在一家建筑工地做瓦工。2000多元的月收入大部分用于资金积攒。长期的工地生活使他并没有太多机会了解事实资讯,身边的工友是他最经常的交往对象。每天高强度的体力消耗,日复一日的枯燥工地生活,让他对自己的现状很不满意。陈先生表示:辛苦的世代农村生活使他强烈地想融入城市。谈及未来他希望能经营一家小型建材公司,主要经销适合普通居民使用的实惠的房屋材料,自己当老板。虽然,他对创业的相关信息还不十分了解,但是他表示,如果能有机会参加创业知识培训,他是十分愿意尝试的。他希望政府能更加关注对农民工创业知识的普及问题,给像自己这样的人,提供平台。

个案2:今年22岁的李小姐,选择的就业地是在家乡附近的哈尔滨。现在在一家咖啡厅做服务员,目前的月收入是1200左右。因进城时间不长,现还没有太多存款。但身边的同为服务生朋友的创业想法给了她动力。李小姐说,看到身边的朋友不断离开咖啡厅,经营自己的小饰品店,小餐馆等,她十分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做老板。谈到具体的打算,李小姐还不能详细地为自己做出规划。不过,对未来乐观的她,希望在将来和朋友经营一家小仓买。现在她最想要学习到的是目前国内对个体创业所实行的政策,更多学习经营仓买的经验。她表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立足。

个案3:今年23岁的陈先生出生于扬州农村,现在在苏州工作。作为导游的他曾经在家乡和朋友合办过一家服装店,也经营过一家冷饮厅。他说开朗的性格让自己有了一个较大的朋友圈,并经常和朋友在一起交流讨论,有困难的时候,也多是向朋友寻求帮助。虽然现在的工资并不理想并且大部分用于储蓄,但他希望将来能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在苏州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餐厅。他认为和别人相比,自己的两次经商经验会带来更多优势。但现在的工资并不理想并且没有足够的储蓄,他希望政府能再放宽一些农民工的贷款政策,为农民贷款提供适当的优惠。

个案4:今年24岁,中专学历的郑先生有相对优越的家庭条件,父辈的打拼不仅为他留下了充足的资金储备并且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谈及未来,他坦言,相对良好的基础教育使自己十分向往外面的世界,对城市有着强烈渴求。同时,丰富的信息来源,良好的资金储备更让自己看到了创业优势。出生于农村的他希望自己能脱离农村,在城市建立自己的家庭,融入城市生活。现虽在一家家居城打工,薪水也并不理想,但日渐丰富的工作经验让自己信心十足。父辈的指导,同辈的帮助都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自己对创业有着较全面的认识,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家具店。

(二)问卷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向分布图

个体创业意向强度得分从0到3不等。对背景信息的各个选项进行创业意向强度的均分统计,初步反应各个背景条件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情况。就上面数据反应的来看,男性的创业意向强度均分高于女性。受过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创业意向强度均分高于其他。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从事零售批发业的创业意向强度均分在同组中最高。其他背景条件组的均分差别不是很大。

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分析

在2010年1月底,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又再次提到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之后,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帮助农民工创业的相关政策,社会也提高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情况的关注度。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水平高,有强烈学习欲望,追求并靠拢城市生活,具有创业意愿等特点,这些特点也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相当鲜明的主观创业特征。本次调研着力于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检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因素。

(一)个体因素

1.性别因素

在男女比例上,新生代与老一代不同。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员工占%,女性员工占%,男性比例明显较高。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女性占%。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而在创业意向上男性则高于了女性。

2.受教育程度

与上一代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多数人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 更多的人接受了职业培训。这不仅使得他们具有一定文化知识, 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可以通过报刊、书籍以及网络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来为自己服务。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受教育水平越高创业意向越强烈。在诸多因素中,教育的作用最为明显,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其留在城市的意愿就越强。而留在城市的愿望越强烈就越容易触发农民工们在城市创业的愿望。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为农民工创业奠定了基础。

3.创业经验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显示其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对于城市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在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愿意自主创业。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农民工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他们都有融入城市的要求,有在迁入地永久生活的愿望,他们有着与父辈们不同的就业观和生活观。 %的人都不愿意再返回家乡。农民工创业素质体系应当包括优秀的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心理和创业能力四项基本要素。在创业经验中使得这些素质不断提高,因此,创业经验越丰富的农民工越愿意从事创业活动。

(二) 环境因素

1.家庭经济状况

尽管新生代普遍比较年轻,但有%的人寄钱回家,同样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认为他们出来打拼事业的原因是为了家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家境不好的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创业意愿。同时,家境相对优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明显偏高。积累乐的大量资金和在打工同时熟悉了的某一行业的生产、管理、业务等流程的一些基本的管理方法,并且还拓展了人脉关系能为自己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而优越的家庭环境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些条件,所以也便产生了家境相对优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明显偏高这种情况。

2.身边创业实例

新生代农民工干着工人的活,却是农民的身份;农村是他们想尽量回避的字眼,而城市却不能完全接纳他们。身份和最终归属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的迷惘和困惑。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交往对象为朋友同事的占到了%,信息来源是朋友和同事的占到了%。由此,我们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朋友同事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他们的创业选择也会深刻的影响身边的农民工们。

3.从事职业种类

据有关部门对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创业现状的调查,被调查者中80 %的人认为创业最缺的是资金。在打工的同时,熟悉了某一行业的生产、管理、业务等流程,知道一些基本的管理方法,并且还拓展了人脉关系,为自己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小本经营,以服务业和零售为主这类农民工创业投入资金少,技术含量比较低,是一种比较低级创业。据统计,像早餐店,烧烤店这样的店子中有60 %是农民工创办的。因为投资少,风险小,文化程度要求不高,这种创业成为了农民工创业的首选。

(三)无关因素

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地,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婚姻状况,从事职业种类的多少,是否有务农经历等因素对创业意向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1.年龄

和传统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领域局限在18~30岁之间。同时,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成长经历的相似性使得不同年龄的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态度和创业意向。新生代农民工整体都表现出了超过传统农民工的强烈的创业热情和融入城市生活的希望。

2.就业地

和传统农民工比较相似,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选择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如北京广州这些劳动需求量大的城市,另一种是选择离家比较近的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农村身份的不认同和对城市的向往都决定了他们强烈的创业诉求。总体上看,南方省市的农民工比北方要强烈,但是相比并不明显。

3.是否为独生子女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20世纪80,90年代后,届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推行,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子女数量为两个左右。同时,年龄上并不显著地差距作用使得这个因素表现并不明显。

4.婚姻状况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70%左右为未婚。和未婚农民工相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向相对强烈。但是,这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婚姻状况。已婚农民工相对年龄大,在城市生活时间较长,储蓄相对多,人际关系和工作经验相对丰富,这些因素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更明显,影响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婚姻状况。总的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上的不同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业意向产生显著的影响。

5.从事职业的丰富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变化频繁,人均工作时间为3. 76 年,而人均从事过的工作达4. 12 个,即每人平均变换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改变工作的主要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找到了更高收入的工作(87. 17 %) 、和原单位主管或经理之间的矛盾(53. 37 %) 、为了与男(女)朋友或夫(妻) 在一起(或更近一点) (34. 97 %) 。另一方面,他们在换工作时,只有31. 29 %的人与以前从事相同的工种,这即意味着以前工作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在换工作以后,不再拥有。所以他们换工后,工资水平并没有明显增加,从事的仍旧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作业。非常遗憾的是,有要求仍旧从事原工种意愿的仅为54. 6 % ,远小于追求工资提高的意愿98. 16 %。在仅可选择一项的情况下,83. 44 %的人选择高收入、14. 72 %的人选择原工种,剩下的人选择项为“无所谓”。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更改工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当前工作的不满,而并非由于满足自我的职业追求。一般情况下的工作变更既没有给农民工带来丰厚的薪资也没有积累新的工作经验,所以无论对创业的资产积累还是经验积累都没有积极作用。

五、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相关建议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向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因素分别是性别,受教育程度,创业经验,家庭经济条件,身边的创业实例和现阶段从事的职业六个因素。经过分析之后,我们将建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学识能力的提高。意在提高受教育程度,创业经验这两个对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切实影响的因素。其二为社会环境的营造。旨在保障农民工的利益,解决社会归属感问题。保护现有进行创业的农民工,保持和发展在农民工群体中的示范作用。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帮助农民工更好的积累和创造财富,切实解决农民工创业中遇到的对创业知识,创业政策的不了解和资金成本问题。

(一)积极完善农民工创业培训和技能培训体制

“想学习”是在调查访谈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新生代农民工均有强烈的学习愿望,他们认识到只有知识和技术才能真正把他们送进城市的殿堂。88. 96 %的调查者表示如果有机会愿意继续读书,68. 71 %的人表示他们愿意业余时间多学点知识。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想学习创业知识,有。% 选择了职业技能。

1.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夯实创业基本素质

设施和科技人员,整合 社会资源,创新培训机制,以本地区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为导向,校企结合,开展招标培训,将农民创办的乡镇企业员工培训纳入“蓝色证书”工程范围。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能够全面提升农民工的创业素质和能力,使其有能力胜任创业。当然,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为此,要求党和政府从长计议,配套政策措施,把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落到实处。

2.发展创业知识培训,提升创业能力素质

众所周知,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实现自主就业、持续就业,是化解农民工就业难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加快创业型农村建设的助推剂。同样,南亿认为,农民工创业首要是把握创业机遇能力的培养等。机遇总是存在的,就看你能不能识别它、把握它了。二是抵御风险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机会只是代表一种可能性。你可能成功也可能让你失败甚至血本无归。农民工创业财富有限,承担失败后果的能力有限。三是选择适合创业项目能力,即创业机会与创业者的匹配性。要培训农民工正确评估创业机会的市场价值。四是经营能力。抓住某一项目机会,并将它转变为创业实践之后,就转入项目运作阶段。

(二) 建构更加完善的农民工创业政策支持体系

1.以城镇为中心,搞好小城镇发展规划

加速城镇化步伐,做好硬件建设,在县城和中心小城镇逐步进行创业园区和商品流通、专业批发市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改善投资硬环境,使小城镇成为农民工办企业的聚集地。积极发展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加快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工返乡搭建创业平台。

2.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

强化政府效能建设,转变工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简化投资手续,提高服务水平,克服部门关卡多、办事难等问题,强化市场、技术信息的服务职能,真正树立起小政府大服务目标,努力为农民工创业者提供各种便捷的服务,树立良好的区域形象。

3.解决农民工创业资金来源

当前,各级政府专门针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配套扶持政策较少,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认识不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必要的支持引导。虽然一些地区制定了一些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但许多政策不够具体,实用性和有效性差,缺乏政策的吸引力。有些地方往往只是在创业前邀请、引进,而在创业过程中及创业后,缺少关注和帮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尽管一些地方加大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许多政策是为了缓解一时之需,缺乏长效机制的构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回乡人员创业。建立和完善贷款风险管理制度,继续采用信用证制度、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各种抵押制度,并大力推进”农村信用工程”的建设。试行农民承包土地抵押,可以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发展基金,以企业会员制为基础的农村信贷担保资金等。

(三)提供更加舒适的城市生活环境

1.建立起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性社会保障体系

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当中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是必须做的事情。新生代农民工不仅理应享受到同城市职工平等的“三险” 而且应当享受到廉租房保障待遇。

2.建立起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保护体系

第一,进行最低工资立法。最低工资制度可以保障劳动者最低生活需要、防止不公平竞争和贫困。标准最低工资,在集体劳动关系不发达,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等背景尤其重要。第二,制定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劳动合同法》虽然规定企业规章制度制定要经过民主程序,但如何履行民主程序、非公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如何组成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法律仍没有相应的规定。工会可以建议人大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规范企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和程序,促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第三,大力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作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组织,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大力切实有效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机制,将劳资冲突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解决,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劳资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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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调研报告【第三篇】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09年工作安排,由常委会副主任**同志牵头,组成了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志任组长、副主任委员**同志任副组长,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省农牧厅及部分在甘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市州人大代表参加的调研组,于2009年5月至9月,对我省农民增收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组听取了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牧厅、省林业厅、省扶贫办、省中小企业局、省农垦集团的专题汇报,并先后赴河南、山东、湖北、重庆和我省平凉、庆阳、白银、金昌、临夏5个市州的10个县、22个乡镇、46个行政村进行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20次,填写调查表300份,调研覆盖面大,工作比较扎实。

经过调研,总的印象是:在党中央加大农业投入和强农惠农政策的推动下,我省农业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解决了粮食自给不足的矛盾,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逐步向产业化、市场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迈进,农民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由此带来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多元化发展。在我们召开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会和走访农户现场,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热情赞扬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一致认为当前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农民增收最多的时期。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农民收入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分析

(一)农民收入变化的几个阶段

总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民收入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稳定增长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省全面推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01元增加到1993年的551元,净增450元,增长倍,年均递增%。

第二阶段(1994-1998),较快增长阶段。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宏观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增长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特别是为农村非农产业的成长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机遇和条件,也为农产品的需求开辟了市场。1994年和1996年国家两次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价幅度为40%左右,市场农业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这一阶段,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551元增长到1394元,净增843元,增长倍,年均递增%。

第三阶段(1999-2002),缓慢增长阶段。受1997年亚州金融危机的影响,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村经济发展趋缓。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难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实现有效对接,农产品销售不畅。这些不仅影响农产品需求增长和价格走高,而且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转移,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这一阶段,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94元增长到1590元,三年增加了196元,年均增长65元。

第四阶段(2003-2008),快速增长阶段。十六大以来,中央连续发了关于农业发展的六个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确定为“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一是免除“皇粮国税”,让农民休养生息。我省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农业税,全省农民人均减负72元。二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对“三农”的投入。仅2006至2008年7月,全省用于农业事业专项资金、向农民发放的各种补贴、补助资金的总额达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13.?02亿元、省财政安排亿元、市县安排亿元。三是实施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奶牛、生猪良种、能繁母猪等直补政策,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四是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起到了抑制粮食价格下跌和稳定农民收入的效果。五是致力于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外出务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全省农民工输转由2002年的267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426万人,增长倍,年均增长8%;劳务收入由40亿元增加到256亿元,增长倍,年均增长36%。六是深化农村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制体制保障。这一阶段是我省农民增收最快的时期,人均纯收入由1590元增长到2723元,净增1133元,增长%,年均递增%。

(二)农民收入的现状分析

200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比上年增长%,增幅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是继2007年我省农民纯收入增速%水平后的又一新高,增速为10年以来最高,位居全国第九位。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867元,增长%;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元,增长%;人均转移性收入元,增长%。分析这一收入现状,我们认为:

1、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近年来,根据省委、省政府建设劳务大省的战略部署,各级党委、政府以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科学种养能力为目标,组织实施了农民科技培训、“阳光工程”、扶贫“雨露计划”、新型农民培训等工程,全方位、多层次提升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技能,劳务经济成为拉动农民增收,尤其是农民获得工资性收入的重要渠道。2008年,全省劳务输转万人,劳务收入亿元,增长%。人均工资性收入867元,比上年增加元,增幅达%,其增加额对农民人均收入的贡献率达到%。

2、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1)种植业收入仍是农民增收的保障。全省着眼于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坚持从战略主导产业、区域性优势产业和地方性特色产品三个层次上推进农业结构调整,马铃薯、苹果、中药材、蔬菜等特色优势作物面积达到2440万亩,玉米制种、酿造原料、油籽等优质专用农作物面积达到1638万亩,大宗鲜活农产品外销量达到1160多万吨,农产品出口额接近2亿美元。农业的健康科学发展,使得农民来自种植业的收入稳定增加,种植业收入仍然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近70%。

(2)畜牧业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是全国六大牧区之一,广大农民自古就有善于养殖的传统。按照省委、省政府坚持做大做强草食畜牧业的要求,各地重视种草养殖,发展养殖小区,狠抓优质畜禽保护和良种培育,认真落实中央扶持生猪、奶牛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近年来草食畜牧业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据统计,去年全省大牲畜存栏达到万头,羊猪存栏分别达到万只和万头,肉类总产量达到万吨。农民从畜牧业上的收入明显增加,比上年同比增长%。尽管2008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只有%,同比下降4?6个百分点,但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3、收入来源发生重大变化,增收途径向多元化转变。由于我省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农民收入由主要来自农业收入转向农业和非农产业收入并举,农业收入由主要来自种殖业收入向种殖业、畜牧业、林业、水产业等大农业收入转变,农民现金收入由主要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转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并举。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而工资性收入已超过农民收入的近40%。农民增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而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

4、省内区域差距明显,农民收入呈区域性不平衡。2008年,嘉峪关市、酒泉市、张掖市、金昌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452元、5761元、4514元和5015元,均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倍多。而甘南州、定西市、临夏州和陇南市等南部高寒阴湿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有2136元、2049元和1847元、1780元,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各市州内县市区之间差距也较明显,如兰州市安宁区达到6158元,榆中县只有2393元。通过比较分析,使我们受到许多启示:(1)改革是促进农民增收的硬道理,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全面深化农村各项改革。近年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能够快速增长,正是农村综合改革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结果。(2)党的强农惠农政策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强大动力,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全面落实党的强农惠农政策。正如中央指出的,农业是一个基础性产业,必须加强;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必须扶持。这是稳定农村大局、稳定民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3)多元化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新突破,必须进一步引导和保护。要支持农村发展第三产业,大力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和保护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民收入进一步向多元化发展。

二、制约我省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虽然近几年我省农业的较快发展为农民增收开辟了广阔前景。但是我们也看到,我省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基础薄弱,产业化程度较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因而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还很多,增收难度较大。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发展的资源性约束不断加大。我省70%是干旱山区,基本农田改造比例低,有效灌溉面积少,仅占耕地面积的%,灌区配套设施水平低,大水漫灌现象普遍存在,现在全省仍有77条中小河流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监测和防洪能力较低。设施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比重低,且主要集中在蔬菜生产上。农村道路、通讯和商贸服务网点都比较落后,信息化水平低,制约了农村发展。同时,人均水资源量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而且水资源的利用率不足50%,河西有的市县常年缺水。总体讲,人增、地减、水缺的状况将越来越严重。

(二)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弱,金融支持跟不上,科技、资金动力不足。尽管近几年我省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从总体上讲,科技投入匮乏、农业基础研究滞后,仍是主要矛盾。一方面缺乏一批具有突破性的农业公共技术储备,另一方面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不畅,推广应用效率低。农民贷款难更是一个普遍问题。农村金融网点少,在多数地方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为农民服务,金融机构又普遍强调信贷资金的抵押、担保,操作规程与农村实际不相适应,加之农民本身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弱,信用状况没有保障,难以取得贷款。这就使得农村发展缺乏科技、金融两大重要支撑。

(三)农村市场仍在发育初期,农产品流通不发达。在我省多数农村,农产品流通设施少,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农产品基地没有形成大的规模,示范和带动作用弱。由于市场不健全,信息缺乏,农民不能按照市场信息组织一定规模的生产,且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市场需求都存在差异。同时,市场流通的组织化程度低,多数农产品的销售是个体贩运和农民自销,尚未发育形成自己的经销队伍和网络,不仅不能占有市场,而且交易成本高,风险大。

(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715个,带动农户19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1%,且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4281个,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民会员103万人,占农民总数的%,而且大多以“松散合作”为主,利益分配机制不规范,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发挥作用有限。2008年底,山东省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9616家,占总数的%,年交易额过500万元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830家,占总数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26042个,有注册登记的合作社就达11139个,出资总额亿元,合作组织成员360万户,全省40%的农户参与了合资经营。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型、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型、农产品基地带动型、专业合作社带动型、专业协会带动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和“龙头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经营形式已非常普遍。在利益分配上,已发展到农民与龙头企业共同分享加工、销售等多环节利润,已经从订单关系发展到合同契约关系,实现了合作制按利润返还、股份制按股分红的演进,许多地方的土地变成了“股权”,农民变成了“股民”或者“工人”。这使我们真正看到了我省现代农业发展与山东省的明显差距。

(五)农民综合素质偏低,创收能力弱。2007年,我省农业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很少识字的比重达%,与其它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东部地区农业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文盲和半文盲占7%;中部地区农业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文盲和半文盲占9%。由于文化素质低、技能单一、观念滞后等原因,我省多数打工农民主要从事的是拆迁、挖煤、修路、摘棉花等粗重简单劳动,收入相对较低。劳动力综合素质低已经成为我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

三、我省农民增收的有利条件

我们在调研后分析认为,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农产品市场发展看,今后一个时期,是我省农产品供给总体偏紧、价格高位运行的时期,是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民转移性收入大幅增长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时期,是农业科技进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对农民增收支撑能力日渐提升的时期,为此也将是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时期。

(一)强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完善,对“三农”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自2003年以来,我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机遇,连续上马了石洋河流域治理、引洮工程、玛曲黄河湿地保护等一批带动生态和农业发展的重大工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初,我省又抢抓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争取到中央投资亿元,涉及重大水利工程、农村沼气、农村安全饮水、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项目。同时又争取国家将我省优质马铃薯生产基地建设纳入了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计划。从2009年开始,省财政设立促进农民增收“六大行动”专项资金1亿元,支持优势特色农业发展;筹集资金亿元,支持全膜双垄沟播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将新一轮新农村建设试点资金由原先的每年4800万元增加到亿元。这些重大投入,必将为改善我省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发挥重大作用。

(二)农产品进入高价位时期,将为农民增收带来新的机遇。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拉动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农民增收较快的年份多与价格上涨密切相关。从1978-2007年的29年间,小麦价格上涨了5倍,玉米价格上涨了约8倍,猪肉价格上涨了近9倍,我省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22倍。2008年我省农产价格总体继续呈现大幅上涨态势,其中,豆类、油料、中药材和花卉价格涨幅较大,分别上涨%、%、%和%;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玉米价格分别上涨%、%。可以说,农产品的需求旺盛和高价运行,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三)农业科技不断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支撑作用日趋明显。从长远和根本上看,开辟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广阔前景,关键在于农业科技进步。多年来,我省坚持把科技进步作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政策和规划,开展了4000多项次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形成了高产模式栽培、立体种植技术、全膜玉米覆盖、测地配方、节水灌溉、农机化等先进实用技术。设施农业从无到有,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85%以上,畜禽良种化程度达到65%以上。这些都将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智力支撑。

(四)农业产业化发展初具规模,基础不断夯实。近年来,各级组织坚持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指导农业,用工业化的办法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用以人为本的理念谋划农民增收,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特色优势产业向优势产区集中,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区域化布局取得明显进展,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农业发展路子。全省马铃薯、中药材、玉米制种、啤酒大麦四个产业的种植规模位居全国第一,瓜菜、啤酒花、酿酒葡萄、肉用羔羊、黄花菜、黑白瓜籽等产业的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花椒、苹果、枸杞等经济林果业初具规模,畜牧业也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这种发展态势,将为农民增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农村金融服务正在改善,“三农”信贷环境将逐步宽松。当前,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农业,优先保证“三农”的信贷需求。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正在扩大改革试点,增加授信额度,放宽审批权限,增强服务“三农”的功能;邮政储蓄资金正逐步返还农村,用于支农信贷投放;对涉农贷款比例较高的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执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允许部分农村信用社提前支取特种存款,增加春耕旺季信贷资金来源。这些措施的落实,使农民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四、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促进农民增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靠单一的措施已经不能保障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只有系统地规划并形成长效机制,才能使促进农民增收真正落到实处。为此我们建议:

(一)从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大争取国家政策扶持的力度

我省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条件薄弱,农村贫困面大,公共服务水平低。无论是农业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和农民组织化程度,都还处于落后状态,与全国相比差距很大。就我省财力而言,尚不能完全支撑必要的农业项目投入,无法保障农民增收较短时间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也是我省“三农”工作的阶段性特征之一。因此,要继续紧紧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内需、重点支持农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加大力度争取国家政策的扶持和项目支持,为农民增收奠定新的基础。

(二)以提高“三率”为抓手,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促进农民增收“六大”行动,全面推进“三农”工作

1、以提高农民人均农业资源占有率为目标,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1)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培育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市场环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加快做好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权属落实到行使所有权的集体组织;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把承包地块的面积、空间位置和权属证书落实到农户。加强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完善土地流转合同、登记备案等制度,鼓励服务组织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培育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市场环境。

(2)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特别是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繁荣小城镇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调整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促进其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其促进就业的作用。大力支持小城镇建设,把小城镇建设同壮大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移民搬迁结合起来,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

(3)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富裕农民的根本措施是减少农民。要进一步加强农村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少生快富和特别扶助制度,稳定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在当前农村社保工作全面推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切实完善养老、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农耕思想,促进农业人口逐步减少。

(4)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农民转移就业的制度保障。要整合方方面面的培训资源,形成系统的农民培训教育体系,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补贴标准。按照城乡统一、公平就业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民外出就业的制度保障,加快建立全省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做好农民工就业的公共服务工作,加大工资支付、劳动监督检查工作力度,加快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障等问题,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保障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的出、稳的住,在乡务农者能胜任、稳增收。

2、以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为目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发展

(1)继续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近几年,我省农业结构调整迈出较大步伐,要继续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走精细化、集约化的道路,不断开拓农业增效增收的空间。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创新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制,逐步提高农业科技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在河西走廊、沿黄灌区及其它一切适宜地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在旱作农业区,继续压粮扩经、压夏扩秋,全力发展马铃薯、啤酒原料、地膜玉米等特色产业。

(2)构建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不断创新产业化经营模式。充分发挥农民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主体作用,引导农民增加生产投入和智力投入,提高科学种田和集约经营水平。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和信贷投放结构,建立政府“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强政府农业投入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综合运用税收、补助、参股、贴息、担保等手段,为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现代农业创造良好环境。充分发挥区域优势、规模优势、产品优势和品牌优势,创新产业化经营模式,完善农户、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与市场的联接机制,真正把分散的农户纳入到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产业体系中。

(3)建立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强化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巩固、完善和加强近几年实行的各项补贴政策,加大省市县各类补贴的力度,扩大补贴范围和品种,使之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上下结合、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探索发展农业保险,逐步建立农业保险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逐步把农业保险引向市场化机制。加强自然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和预警应急体系建设,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强化抗灾、救灾的应对措施。

3、以提高农业产品的商品率为目标,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大市场、大流通

(1)着力建设农产品流通设施,发展新型农产品流通业态。加大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一批设施先进、功能完善、交易规范的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支持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建设加工基地、兴办仓储设施、购置农产品运销设备,拓展销售网络,直接向城市超市、社区菜市场和便利店配送农产品。大力发展农村集贸市场,改善农民销售鲜活农产品的市场环境。通过多层次流通渠道的建设,保障农产品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2)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市场服务,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真实施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扶持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科技示范户和种养大户率先实行标准化生产。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农产品产地认证、农产品标识和可追溯制度。通过严格的市场监管和服务,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并真正体现优质优价,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

(3)积极发展多元化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增强农产品市场发展活力。努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加快培育农村经纪人、农产品运销专业户和农村各类流通中介组织,促其成为现代农业的流通主体。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销售队伍。支持各类工商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参股和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农村市场建设和农产品、农资经营。落实停止收取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政策。通过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充分激发农产品市场的发展活力。

(三)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保证农民增收科学发展

1、正确处理在农民增收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与政府促进作用的关系。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中,广大农民是行动者,也是直接受益者,决定了农民是增收的主体。只有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尊重农民的职业选择,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才能把农民中蕴藏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政府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主体,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充分发挥引导、推动和服务的作用,保证政策、措施的科学和实效。“越位”和“缺位”都不利于农民增收。

2、正确处理促进农民增收与稳定粮食生产的关系。促进农民增收是党在农村政策的核心目标,粮食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为此要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保障耕地占补平衡,保证粮食总产,又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那一方面的偏废都将影响农民增收。

3、正确处理促进农民增收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关系。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然而我们看到为了增产增收,一些地方破坏生态、开荒种地,以致水源涸竭、水土流失。为此,要正确处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农民增收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力求做到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改善生态与促进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在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要坚持该退耕的坚决退耕、该种草的坚决种草、该禁牧的坚决禁牧,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政策,走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农民工调查报告范文【第四篇】

农民工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生人群,是当代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直接产物,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是农民,一方面是工人。出则为工,入则为农,生活于城市之中、落户于乡村之内。大多数农民工都具有两面性,一面还保留着朴实、憨厚、真诚、勤劳的“土农民”风范,同时又接触到城市文化、习惯的熏陶,具有积极向上,学习先进文化知识的“洋思想”。他们在为城市建设做出特殊贡献的同时,增加了收入,拓展了眼界,转变了观念,既富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据我镇____年底劳务经济摸底情况显示,我镇有5000余名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占全镇总人口的%,年均务工经商收入达6500万元左右。外出务工农民的行业种类有哪些?文化及年龄结构情况如何?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给农村带来了哪些影响?如何正确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对以上问题,不少人不甚了解。日前,借村委换届下乡工作之机,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对本镇几个村的农民外出务工情况作了一次调查。

1、外出务工农民的比例

为验证劳务经济摸底关于全镇外出务工人数的准确性,我对农田村及周边的五一、银米、新喜、国庆等五个村的总人口及外出务工的人数进行了详细地调查。经调查,这五个村共有1740户,6496人,外出务工2050人,占五村总人口的%。这个数字与劳务经济摸底统计的数字基本吻合。

2、外出务工农民的年龄和文化结构

从对五个村的调查显示,在外出务工的2050人中,高中、中专文化的41人,占外出人数的2%,初中文化的892人,占%,小学文化的771人,占%,文盲346人,占%。而在2050人中,15至20周岁的289人,占%,20至30周岁的761人,占%,30至50周岁的689人,占%,50周岁以上的311人,占%。由此可见,外出务工农民中,初中文化的居多,小学文化的次之,而在这些人中,20至30周岁的居多,30至50周岁的次之。

3、外出务工农民从事的行业种类

人们通常把外出的农民工统称为打工,其实,打工族仅占外出农民的微弱多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经营和其他叫不上名字的行当。仍以五个村中的农田村为例,在全村外出的562位农民中,真正务工的有248人,占外出农民的44%,从事其他经营的就有218人,占外出农民的39%,另有96人从事拾荒和其他行业,这类人占外出农民的17%。即使同一打工类型,其从事的行业也是千差万别,既有从事建筑、加工业的,也有从事餐饮和家政服务业的,既有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也有在私营企业的。同样,从事经营的也是各式各样,不一而足。其它村的情况,和农田村大致相同。越随着调查的深入,就会发现外出农民远非打工、经商、拾荒这几种行业,而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五村外出农民,多是自己联系工作,政府有序组织的极少。

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带来的积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快了致富步伐。在家庭经营收入尤其是农业收入绝对减少的情况下,外出打工在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调查的五个村中,因疾病和自然灾害变得一贫如洗的24户农民,靠外出务工经商又恢复了生机,走上了致富路。18个光棍汉靠外出务工经商,找到了自己人的另一半,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是务工经商,简直难以想象。

2、学会了一技之长,增强了致富能力。许多农民在外出务工中不仅获得了资金,解决了增收难题,而且学到了技术。经商的农民则增长了商品知识、市场营销、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增强了致富的能力。

3、增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提高了自身素质。最突出是生育观念的更新。过去,“多子多福”是不少农民恪守的观念,通过外出打工后,这一传统观念被“晚生晚育,少生优育,生男生女一个样”的观念所替代,计划生育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多读书,读好书,不再像他们这样到处打工,过受苦受累的日子,有很多家庭放弃了在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机会,把孩子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就读,每年要多花费两三千元,这足以显示现在农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4、促进了城乡交流和农村文明的进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不仅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沟通,使城市的先进文化和现代文明得以在农村传播,也促进了城乡之间资源互补,信息交流,从而打破了城乡之间严格划分的界限,改善了相对封闭和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5、外出务工农民把挣来的钱反哺农业,促进了农业的增产增收。在农田等五个村的46部小四轮、25部小三轮,9部大型挖掘机、铲车和众多的农业机械,几乎都是农民通过打工挣来的钱购买的。这就说明,农民们务工经商后,通过对农业的反哺,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益。

外出务工经商给农村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同时这种行为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消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批有文化的年轻农民脱离农村,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有文化的中青年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业诸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现在,这些人脱离了农业和农村,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都是“老、少、妇”群体,造成部分农田荒置,耕地资源流失,这与我国目前实施的科教兴农,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战略极不相称,对推广农业科技、保持农业持续发展产生阻碍。大多数农民虽没有使土地撂荒,但对土地粗放和掠夺式经营较为普遍,降低了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致使农业生产后劲不足。留守在家的这部分没有文化、缺少科技知识的“老、少、妇”群体,能保持土地不撂荒已是力不从心,再想夺得农业高产高效就

勉为其难。2、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也给农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一是参与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难。像公路维护、抢险救灾、产业帮带、婚丧嫁娶等等,都是一支由妇女、老人组成的“3860”部队来凑合,由于战斗力弱,大都勉强完成,这种局面就是大批中青年劳动力外出造成的。二是计划生育难搞。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一离开家乡后,就“一别音容两渺茫。”村里每年的几次计划生育活动,每季的一次“三查”,想找这些人即使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是“两处茫茫皆不见”。这就给计划生育带来了难度。

3、大批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也导致农村中学生的在量流失。不久前,我对本镇的一所初中近三年在校学生人数作了初步调查,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年级越高,学生人数越少。校方解释说,少了的学生都转学到县城去了。这种现象有,但只是个别的,更多的学生即那些家庭贫困的学生都踏上了艰难的打工之途。

4、大批年轻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也给家庭稳定和农村社会治安留下了隐患。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为当地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也给农村家庭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农村的家庭,夫妻之间出现的问题更多,丈夫常年在城里,接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妻子大不相同,即使春节回家几天可能还会因为对某些事的观点不同而争吵,夫妻间的距离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大,从而影响夫妻关系的稳定。再是由于留守村中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的社会治安意识、自我防范意识较差,给不法之徒留下了可剩之机。而外出务工的人越多的村就是案件的多发地带。

5、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形成了留守儿童群体,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一定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使得家庭经济相对活跃,从而增加了子女受教育的支付能力。但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童年期是人的一生中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家庭担负着最重要的社会化责任,而父母是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对大多数儿童来说,父母是最主要的教化者和引导者。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方或者双方不能经常教化和引导孩子,不能和孩子在一起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由于父母不在孩子身边,祖辈或亲戚可能因此过于溺爱孩子,或者祖辈由于自身的原因,根本无法很好照看孩子,对学龄孩子的教育更显得力不从心。留守儿童的性格会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少数儿童产生封闭、自卑心理和交流障碍。

6、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老人的家庭地位,留守老人问题开始突出。由于子女进城就业,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扩大了他们与老年人之间的代沟,在返回农村后,他们的观念、习惯及兴趣爱好方面与父母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而老人除了要照看孙子外,还要负责田里的农活。他们终日生活在寂寞和孤独之中,得不到子女的更多的关心,地位反而不如从前,尤其是对于儿子外出,儿媳在家的老人更是如此。

7、大量素质较高青年农民外出,导致难以选出较高水平的村级组织领导人,直接影响了村内民主建设。大量有文化、素质高的青年农民长期外出,他们不可能在本应该随时发挥民利的村内发挥民利,即使是在村委会换届选举的重要时刻,由于时空阻隔和信息不灵,也使这些外出打工者很难真正返回村中行使民利。就连掌握公共权力的村干部甚至也流动在外,深刻地影响着村公共权力的运作,影响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程,降低农民工进城的门槛

今年,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至少从身份上实现了统一——自此只有居民之称,中国再无“农”和“非农”的身份区别——这是户籍制度改革取得的实质性突破,也使得农民工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样才能消除对农民工人格的岐视和尊严的屈辱,才能使他们扬眉吐气地生活和工作,心情舒畅地创造财富。

第二、加大对农业的扶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做大做强农业“蛋糕”,想方设法让农民增产增收,尽快富裕起来。同时,积极鼓励、引导和扶持青年农民返乡创业,依靠科学文化知识和多种实用技术脱贫致富。

第三、大力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确定农民工培训内容,注重培训质量和实际效果,通过培训要使农民工岗位工作能力有所提高,就业竞争力有所增强。在专业培训的同时,也要抓好务工者的法制培训,增强他们的法制法律意识。

第四、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为务工者排忧解难。政府服务应做好这几个方面的工作:1、就业需求信息的搜集和;2、外出打工者的有序化组织;3、当地留下的农民的生产生活安排;4、为有回乡创业意识的打工者提供良好的投资创业服务;5、协同重点输入地政府,为在外打工的农民提供服务和权益保障;6、关注留守儿童,适时开展家长教育,让其引起思想上的高度重视。

第五、加大《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执法力度,严防中小学生辍学流失。

第六、加强农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搞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全面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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