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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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第一篇】
北京、上海。
入户访问。
xx年。
1036。
城市居民。
零点市场研究公司。
中国经营报。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料消费开始成为居民消费的一个热点。目前的饮料消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品种不断翻新，品牌不断涌现，饮料消费市场成为典型的买方市场，人们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大。
前一段时间，零点调查与分析公司进行了一次饮料消费调查。调查主要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进行，两城市成功样本均为518个，共1036个。
碳酸饮料当家。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购买饮料时在类型选择方面存在着地区、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但相同的是，北京人和上海人均将碳酸类饮料作为饮料的首选，而且上海人对碳酸饮料的偏好表现得更加明显，比例比北京高出近10个百分点，北京、上海分别为%和49%。两地次选饮品均为矿泉水和纯净水；对于纯果汁饮料，北京人显然比上海人有更浓厚的兴趣，比例分别为%和%。
从性别角度看，喜欢碳酸饮料、奶类饮料以及茶饮料的女性比别性多，而喜欢矿泉水和纯净水的男性比女性多。从年龄上看，喜欢碳酸类饮料的人的。比例随年龄的上升而下降，60岁以上的人对茶饮料的兴趣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多。
品牌认知度各异。
第一类：碳酸饮料。
在北京，可口可乐独领风骚，高居综合提及率排名榜首，为%;雪碧位居第二，综合提及率为%;而芬达、健力宝、百事可乐、美年达的综合提及率分别为：%、%、%、%。
与北京人不同的是，上海人似乎并没有特别偏受哪一种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雪碧三分天下，共执牛耳，综合提及率分别为：%、%、%;另外，七喜、美年达、芬达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第二类：矿泉水、纯净水。
在北京，乐百氏、娃哈哈位居前茅。综合提及率分别为：%、%;可赛牌也有一定的认知度；另外，崂山、九龙山、获特满、天赐庄、农夫山泉也为一部分北京人所了解。
大上海，农夫山泉、正广和、碧纯三分天下，综合提及率分别为：%、%、%;获特满有一定的知名度；娃哈哈、乐百氏、屈臣仅为一小部分人知晓。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的矿泉水、纯净水市场几乎被完全不同的品牌所瓜分，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第三类：纯正果汁。
在北京，汇源果汁的认知度排名第一，综合提及率为%，都乐居第二，为%，大湖、华旗、福运全、茹梦紧随其后，为：8%、8%、4%、4%。
在上海，都乐的认知度排名第一，综合提及率为%，大湖、三得利并列第二，为25%，汇源为4%。
第四类：果味饮料。
在北京，统一品牌有一定的认知度，为%，其它品牌认知度比较分散。
在上海，佳得乐为第一，综合提及率为%，麒麟居第二，为%，统一居第三，为%。
看来，上海有自己的果味饮料品牌，北京在这方面较为欠缺。
第五类：茶饮料。
在北京，统一、康师傅、旭日升、雪人冰茶排在前四位，综合提及率分别为：%、%、%和%。
在上海，排在前两名的是统一和康师傅，综合提及率分别为55%和45%。
第六类：奶类饮料。
在北京，卡夫居榜首，综合提及率为%，谁能敌、帕玛拉特并列第二，均为%。
在上海，江明牌一枝独秀，综合提及率为%，可以看出，上海人更青睐本地产品。
与矿泉水、纯净水饮料市场相似，北京和上海奶类饮料的主导品牌也是大相径庭。
品牌美誉度。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品牌美誉度方面，可口可乐是近三分之一(%)北京人心目中的最好品牌。
幸福感调查报告【第二篇】
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
梁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オオ
近些年来，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追求“幸福感觉”转向追求“幸福指数”，希望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对幸福的把握，从而能更好、更有效、更“幸福”地追求“幸福”。
我们在评价和计算“幸福指数”之前，有必要先反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能否被指数化地衡量？
一、幸福都是相似的？
┝愕愕鞑樵做过一份名为《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这份报告有简化幸福的嫌疑，却也得出了重要的结果，传递出很多中国居民对于幸福的认识。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这三项指标来看，中国居民们更看重长久影响幸福的一些因素。
幸福是一种瞬时感受还是一种持续的经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强调瞬时的幸福感，更多的出于生理层面的考虑。但设想一下，一个人面对突发事件，可能感觉到强烈幸福，但回去冷静下来，仔细盘算，发觉收益并没有那么大，甚至还出现了误算，那么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有所折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人回去以后反复体会这次带来幸福刺激的事件，越想越觉得开心，幸福的刺激一次又一次被强化，持续很长时间。所以，瞬时的幸福和持续的经过反思的幸福是不同的。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种人生选择：第一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从未被承认，也没有获得多少金钱。在他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获得一项极高的荣誉，一辈子的工作也完全被承认了，他感觉无比幸福；第二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很成功，风光无限，也享受到很多东西。可是他在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破产了，或者名誉扫地了，一辈子的成就被否定了，他感觉很痛苦。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你觉得哪一种人生更幸福？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恐怕还是第二种更为可取，因为从总量和平均水平来看，第二种选择要明显高于第一种。痛苦总是短暂的，它的边际影响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幸福指数的调查，还是应该考虑总体的、长时段的、经过反思的幸福体验。
上述研究报告正基于口头及书面的实际调查，故而反映了一种经过时间沉淀以后，反思、想象和体验到的幸福感。这类幸福比较深沉，比较悠长，沉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确实是较高层次的幸福感。虽然它没有刚刚接受到刺激时那么强烈，但经过反思，却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真实幸福体验。
中国民众所看重的三种幸福源泉，并非偶然，自我保全和自我复制是生物的两种本能。不难发现，调查结果的幸福三大源泉“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形象地表达出这种生物学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负面的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三大源泉中任意一种破坏了，甚至只是破坏与幸福源泉有关的资源，就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
二、钱越多越幸福？
依据常识可以知道，幸福与经济收入多半相关。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于20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已经着手研究人们的快乐水平。他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要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结果尚难预测，穷国的幸福水平经常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比如美国居第一，古巴竟接近美国居第二。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收入水平增长与幸福程度的提高基本同步。然而一旦越过一个阈值（往往是年人均GDP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就失去了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快乐，也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伊斯特林对其发现的分析和解释颇具说服力：尽管文化传统的差异会使某些国家人民的快乐感超过其他国家，但不同社会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的现实是超越国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越富有的国家，人们期望的就越多，从而降低了“财富振奋精神”(wealth lifts spirits)的机会。所以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aspirations)。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期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伊斯特林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统计结论来看，有可能是正相关，但也可能负相关，总体来看，两者不相关。
中国是不是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是一个“阈值”。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与收入不再有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另一份报告则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报告指出，％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地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的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是排在第五名。
钱也不是万能的。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普遍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家庭人均收入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几乎要相差3倍，而后者的幸福度却反不如前者。显然中国的城市居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压力大到无法让人快乐起来。
三、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幸福？
前几年，有一份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将浙江杭州列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丽江、青岛、大连、苏州等城市的排名都很靠前。其中理由很简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杭州的人均GDP未必有上海高，但西湖为全体杭州市民们带来的快乐，是上海等城市根本无法想象的。
可是去年另一份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排名居前，幸福水平低的原因，主要由高悬的房价和地价所引致。
自然环境、生活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水平至关重要。可是随着城市房价的猛涨、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微弱的幸福水平提升，被高房价轻易地打压下去。西湖再好，终不能弥补无法买房（甚至无望买房）所导致的绝望。
有些实证研究表明，所有人群中，由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买房族其次，他们虽要归还巨额房贷，但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而主流的租房族倒似乎是最不幸福的，甚至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学者的调查表明，有房贷的中国人更幸福。他们解释说，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他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这种逻辑很荒谬。有房有贷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比无房无贷的中国人更幸福，因为他们毕竟还能买得起房，说明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有房无贷的人更幸福。扭曲房价对大城市居民造成的痛苦，实在与“有收入、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无关。
又有一份报告，主要调查不同职业工作人员的幸福水平。他们的结论是，从不同职业的幸福排名来看，公务员最幸福。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
这份报告与我们的直觉相符。近年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各级公务员的待遇有了极大提高，一般也不需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公务员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远在其他岗位之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实际应得的收入水平不符。单纯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固然是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最高。但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他们快速提高的幸福水平，往往损害其他就业者的利益，影响社会公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四、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谈论什么幸福，倒是更多地谈那些影响幸福的事。有一份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和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践告诉我们，即使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也不能保证我们幸福，最多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
我们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那么将这份报告反过来，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就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始终未能除去这些心头大患。
先来看工作中的忧虑，这里有一系列的数字非常说明问题。大约有四分之一被调查者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合理；40%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将近50%的被调查者对自身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近四成的被调查者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恐怕应该打上问号。至少那么多的调查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工作不怎么幸福，大约有三成的人认为工作是非常不幸福的，而真正能体会并享受工作快乐的人，只占所有工作人群的不到一成。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工作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薪酬问题、生活问题等存在不满。工作占据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块时间，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不幸，这似乎就是残酷的工作现实。
再来看“孩子争气”这点上引发出来的焦虑。一项调查显示：上海竟然有%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更有%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在9―24人/10万人之间，自杀死亡已占至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
心理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孩子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有些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好转，还有些则沉淀下来，潜在地影响个人的性格。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即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5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可见中国的孩子们多半都不怎么幸福，默默承受着压力。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问题。虽然大家表示看重身体健康，但是真正时刻关注健康，健康意识较强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7%。最近十年来，50岁左右的中年人死亡率上升最快，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而社会上70―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真正健康的人不到10%。以健康意识为例，在我国，每100万元医疗费中，有99%的费用用于治疗，只有1%用于预防；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应该是7比3。这项数字表明国人健康意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由于事业和家庭等的拖累，健康意识最为淡漠。
一旦生病以后，问题就变得很严重。%的受访者认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势严峻。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比例依次是%、%和%。%的受访者认为该问题非常严峻。
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但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病人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身体上，都处在弱者的地位。疾病给他们带来痛苦，对他们而言，克服疾病是追求幸福的最直接手段。可是，看病难、看病贵、假药泛滥，给他们造成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使他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影响幸福四大因素中的“住房保证”。十年之前，这个问题真还值得讨论。可是到了今天，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绝大多数青年人都买不起房子，甚至完全放弃了买房的想法。而与住房密切联系的婚姻、恋爱问题却不能这样被放弃。住房问题成为了年轻一代人心理上的重大创伤，不仅改变了幸福指数，很可能还改变了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
幸福感调查报告【第三篇】
女性比男性早进郁闷期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项调查是在英国沃里克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的联合领导下展开的。调查报告显示，人一生的快乐水平高低明显地呈U字形分布，童年和老年时期高，中年时期低。研究小组对世界大部分国家――从阿塞拜疆到津巴布韦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幸福感起伏都一致呈现U字形的规律。
人们在大约44岁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抑郁问题。分别来讲，男性最不开心的年纪是在50岁左右，女性在40岁左右，女性会比男性更早一点进入中年情绪低潮期。
“中年危机”面前人人平等
研究者相信，U字形规律是由人性内在因素决定的。调查显示，一些外在的因素，包括不同国家和民族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婚姻和生育状况，对此影响不大。无论穷人还是有钱人，已婚者还是单身人士，行业精英还是失业者，他们在步入中年的时候都很可能会遭遇“中年危机”的抑郁。
英国沃里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说：“什么原因导致U字形规律的出现，以及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差别，目前还不太清楚。其中一个可能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渐渐学会接受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从中年开始压抑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愿望。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快乐的人普遍更长寿，从而令高龄人口的幸福水平重新上升。此外，老年人看到朋友的离世会更加珍惜自己剩下的岁月。”
健康老人乐比孩童
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第四篇】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20世纪70年代是由不丹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
20xx年，“十二五”规划开局幸福成为地方两会热词。很多地方逐步呈现了“gdp减速，幸福提速”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幸福指数”被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也将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为反映居民主观幸福程度，在调查问卷设计中，分别设计了基本情况和问卷部分的调查项目，包括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社会保障、社会环境)、经济收入、自我价值实现、家庭幸福和人际关系等多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幸福指数。为了使本次调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网上问卷调查，抽样对象为年龄在0-7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涵盖社会各年龄、各阶层、各行业。并且在中山市实地进行了社会实践，通过与社区群众的沟通，来了解当前社会中民众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和自身的幸福感。在网上查阅了一些有关调查问卷及报告的信息，通过收集各方面信息并参考范例初步设计出了调查表，通过自己反复查看并参考别人意见，反复修改最终做出用于调查的问卷。最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调查人群及较为可行的实施方案，对具体的调查实施作出计划。自此，调查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1.调查时间：20xx年7月15日——20xx年8月31日。
2.调查对象：普通社区居民及及街道路人。
3.调查单位：中山市。
4.调查目的：通过了解当前居民的幸福感，加深对此社会问题的了解与重视，了解政府工作的成效。
5.调查方法：调查问卷，问询法，网上问卷。
6.内容概述：(1)被采访者所从事行业所对应经济收入多少。
(2)被采访者的身心健康状况。
(3)被采访者的居住环境。
(4)被采访者的家庭关系情况。
(5)被采访者对自身工资及生存现状感受如何(自身价值满意度)。
(6)被采访者对于影响自身幸福感因素排序。
四。数据统计：
调查表共制了60份，收回60份。网上问卷76份。
典型举例：
1.身份：公民。
性别：男。
工作：企业职员。
年龄段：31—45。
婚姻状况：已婚。
对目前收入满意度：比较不满意。
影响因素：收入比较低，与周围人关系欠佳。
2.身份：学生。
性别：女。
年龄段：18—30。
收入：0。
影响因素：家庭和睦、人际关系，社会环境比重。
3.身份：普通居民。
性别：男。
年龄段：45—60。
收入满意度：一般。
影响因素：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心态乐观。
经济收入和身心健康：
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是所有社会物质条件中对幸福感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古语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拥有健康的身体、积极乐观的心态是人们对幸福最根本的需求，自然对幸福感影响程度颇深，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公众来讲，能够拥有稳定富裕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已然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了。
家庭和睦及社会环境：
居民的出行，还关系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例如，外出旅游，购物逛街等可以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从而幸福感也会比较高一点。
人际关系和自我价值实现：
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能缓解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增强自信心，居民在处理各方面的事情时，还可以在某些方面提供便利和一定的帮助，自然也就能提高社会幸福感。居民对自我价值实现充满信心或有较高预期，说明对未来是积极乐观的，保持一种愉悦的心情，乐观的心态，自身优势多，能力得到发挥，内心的满足感会增加，幸福感也会随之提高。
(1)健康的心理和身体以及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着百姓的幸福感，心理和和身体越健康，越有机会接触新事物，越有能力和活力去创造新生活。家不仅仅是人们温馨的港湾，还是人们爱的发源地，和睦的家庭，家庭成员才有更充足的精力去为家庭拼搏，有更多的心情去进行家庭活动。因此，健康的心理和身体以及家庭和睦对居民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地位。
(2)收入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百姓幸福指数，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烈。幸福感较低的居民，往往是那些收入不高或者是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的人群。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由于其物质生活和个人价值实现程度相对较高，则其幸福指数总体相对高一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呈阶梯式增长，这就充分体现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性。
(3)不同年龄的人群其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中幸福感相对最低的人群主要是31—45年龄段的居民，此年龄段正面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事业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生活、工作压力过大，且对自身的期望要求较高，导致身心疲惫，这是其幸福指数不高的最主要因素。而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幸福感，18-30岁之间的次之。
(4)女性的幸福指数略高于男性，大多数女性在家庭承担着主内的角色，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家庭，主要从家庭成员身上获得幸福感；而男性更关注收入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且社会压力较大。因此，女性对生活的满意度、积极情感的体验较男性强，故其幸福感要高于男性。
从幸福率看，超过%被访者感觉生活比较幸福。
所谓幸福率，是指在一定数量的群众中表示幸福的群众所占的百分比，是用来测评群众幸福广度的一种方法，其单位是百分比。
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数=效用/欲望。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它分为五种层次，从下至上：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对欲望的满足。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可以从答案中得到，以得数1为分界岭。比1小就证明不幸福，等于1或者比1大就证明是幸福的。如果我们的欲望指数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来的幸福指数就是零点几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好，让我们感觉不幸福，而不幸福的严重程度是根据数字来衡量的，数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欲望高，得出的得数就比1大，那就证明是个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数也是根据得数来判断，数字越大就证明越幸福，即幸福感越高。即个体根据自己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常住居民中分别有%和%的居民表示生活的很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居民表示幸福程；七。存在的问题；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在确定幸福感时，想当然地设；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对生活；各级政府和，让幸福指数变成百姓幸福的办；对于幸福感中的生活满意度、价值实现感、需求满足感；八。改进建议；虽然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有所提高，但是物价的疯长、;%的居民表示幸福程度一般，也就是说0%的居民认为自己不幸福。
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在确定幸福感时，想当然地设定一些和百姓幸福毫不相干的内容，将幸福感调查统计变成了数字游戏。有些官员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到处宣传炒作，作秀造势，搞华而不实的“幸福形象工程”，甚至民众还未评定，已提前将自己所在城市宣布为“幸福天堂”或“幸福百分百城市”等，这种到达了顶点的幸福指数评比带来的只能是官员的幸福，纸面上的幸福，对老百姓则毫无幸福可言。
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对生活的主观满意度。民众的幸福感归根结底不能靠官方数据“一锤定音”。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只能靠老百姓说了算。幸福在百姓的生活里，幸福在百姓的心里。
各级政府和，让幸福指数变成百姓幸福的办法就是将幸福指数工程真正变成为民工程、富民工程、惠民工程，以幸福指数作为测试百姓冷暖的温度计，设身处地地体察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求、所盼，经常想一想，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多少群众看不起病，多少家庭买不起房，多少孩子上不了学，经常问一问，群众能否能用上干净水，吃到放心食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对群众的冷暖，感同身受，对民众的困难和问题，逐项解决落实，只有这样，才能让幸福从冷冰冰的数字变成充满温暖的切身体验。
对于幸福感中的生活满意度、价值实现感、需求满足感等主观的抽象的指标，决策者要以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准确反映百姓的实际感受，以此作为加紧完善政策措施、纠正偏离的基本依据。
虽然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有所提高，但是物价的疯长、工资的平稳态势也成为了大众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更多的社会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制度，让市民“幼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样人民的幸福感增强了，政府才能得到更多的拥护。
这一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我体会到个人力量的薄弱，团队合作才是一个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形式。在这次活动中，我也有了机会更深入的与各个阶层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这一捷径我能够走进社会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虽然说我们在大学里已经不再扮演新生这一角色，但是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我们脸上的稚嫩把我们彻底的出卖了。在这里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学习的东西，在这里没有你做不成的事，只有你不去做的事。认认真真地学习，勤勤恳恳地做事才是生活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