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调研报告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需要各方发力、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工程。立足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既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事业发展提供有效驱动；也需要加强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领导职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将党在乡村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单元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鉴于此，对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进行研究，有利于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一、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价值意蕴
（一）契合基层党组织发展的内生需要
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就是把党组织发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使基层村民拥有政治参与的机会，进而引领和组织广大村民，发挥其爱国情感和干事能力。“乡镇党的委员会和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和治理效能，不仅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更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一方面，乡村基层党组织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深入村民、了解村民、培养村民，着力解决村民急难愁盼的大小事，这依赖于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乡村基层社会空间的稳定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能力的体现，又有助于稳定党的执政基础。
（二）满足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切实需要
“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场域，构成社会治理基层单元的乡村治理，不仅影响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也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治国理政中的实践成就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优势，应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优势，整合协调各类可用资源，发展乡村基层党组织治理主体作用，在与民互动中总结乡村基层治理经验，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针对性地突破乡村社会治理难题，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三）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现代化、现代性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乡村社会面临现代性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是乡村社会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解决实践发展难题、回应社会发展关切，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的实践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政治底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有效建设，也需要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这既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要求，也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重要内容。
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
（一）治理环境复杂化
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中国农村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村民之间只是“半熟悉”，不再知根知底，其交往规则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一味讲究人情面子、血亲情谊，表现出自己人“外化”与熟人社会“陌生化”，乡村社会的治理环境变得复杂多变。一方面，村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乡村社会集体结构日益核心化，人际交往也趋于理性化。原有的基于家族制度而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在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下发生变化，多数地区的宗族集体意识弱化。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联结的社会交往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利益关系成为影响社会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村民进入城市务工，较少地参与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此外，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和教育的普及，乡村社会中妇女觉悟不断提高，她们积极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社会地位显著提高。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基础结构和治理环境。
（二）治理主体多元化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和主体作用，当前，在治理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日益多元化。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主体作用发挥不够。部分基层党组织组织形式较为陈旧，组织能力有待加强；部分基层党组织与村“两委”职责交叉，存在分工不够明确等问题。另一方面，乡村基层治理多元共治的主体参与有待加强。乡村治理的场域中，以乡村协商民主的经典实践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党委的推动，参与的主体主要包括本村的村民，是政党与群众互动的一种工作方法。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治理主体尤其是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减少。村民自治组织的独立自主性和参治议治能力有待提高，乡贤群体治理作用有待深入挖掘，普通村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及能力也有待提升。
（三）治理方式低效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明确指出社会治理的科学内涵，并提出了发展要求。乡村社会治理是全国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应当以“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目标，着力构建“四化融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但目前呈现出体系不健全、治理方式低效化的问题。在乡村治理社会化方面，治理主体角色缺位，社会参与度不够。在乡村治理法治化方面，由于社会治理领域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乡村社会法治建设较为落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治理方式的更新。在乡村治理智能化方面，由于乡村信息技术的使用和网络化建设不足，没有充分运用新兴的治理方式和技术开展治理活动。在乡村治理专业化方面，乡村缺乏专业的治理人才和组织，也缺少专业的治理规范和标准，因而治理方式较为低效。以上几方面共同构成乡村社会治理方式低效的发展困境，乡村社会主体不能有效参与治理，法律制度保障能力有待提升，智能化手段支撑有限，治理执行能力亟须大力提升。
三、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领域的领导应当是全面、系统和整体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要抓住健全乡村组织体系这个关键，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因此，应当充分发挥党的优势，强化党的领导，协调各方整合资源。一是贯彻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把方向、稳大局、保落实，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乡村社会的贯彻落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二是加强队伍建设，做好基层党员干部的管理培训，发挥一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吸收优秀治理人才入党，团结和联系广大基层群众，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三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基层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跟党走，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做好党的政策的解读和宣传贯彻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力和感召力。
（二）推动协同共治，坚持多元参与
“当社会民生需要通过政治机制实现时，只有政治机制的民主运行，才能真正保障社会民生的充分实现。由此可见，通过民主实现民生，是通过公共权力实现公民私人权利的一种方式，而通过治理民主实现社会民生，则是这种方式中的特定路径。”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共同体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逐渐瓦解，但部分主体的治理权威仍在。应当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激发多元共治主体的治理热情，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一是积极构建协商共治体制机制。搭建多元主体协商民主共治平台，畅通沟通渠道，厘清乡村社会治理格局中自治、法治、德治的内在关系，激发多元共治活力。二是充分挖掘协商共治多元主体。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乡贤群体等社会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盘活乡村治理主体资源。三是做到协商共治公开透明。制定相关共治标准及规范，对涉及乡村社会治理的事项进行过程监督、结果公开和及时反馈，着力提高协商共治效能，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三）创新方式方法，坚持高效治理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乡村治理带来新挑战和新机遇，它不仅创新了基层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也转变了基层治理方向，使数字治理成为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科技支撑扩大基层群众参与渠道，提升其参与能力，科技支撑通过对基层政府与群众双向赋能，有效提升治理效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方法，可以有效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提高治理效能。具体而言，一是要积极运用新兴技术。利用大数据抓取基础治理数据，建立乡村基层治理数据库，运用微信、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技术简化治理流程，公开治理要求及结果。二是要整合网络治理资源。善用各类“一网通”平台及系统，共享基层治理信息，明确各方治理职责，坚持党建引领，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三是要建立网络沟通纽带。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技术开展网格化治理，以手机应用“社区E通”“党群连心e平台”等移动终端为依托，以集约方式整合多种沟通表达渠道，及时发现并回应网格内的民众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