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心得体会范文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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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感想1
关键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高校资助育人工作 存在问题 开展建议
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我国逐渐建立了针对高校困难生的资助体系，其中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师范生免费教育、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多种形式。在国家的政策引导和各级政府、高校自身的积极努力下，高校资助体系在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资助能够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基本上实现高校资助工作的基本功能。但是，在开展资助工作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说明当前高校的资助工作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加强改进的地方。
1.高校资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困难。
当前，高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主要依据是高校新生入学时提交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其家庭情况调查表”和由学生生源地民政部门开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但是作为学生所在地的基层政府部门为了帮助学生获得高校的资助，将开具证明的要求降得非常低，这就使得认定的官方依据缺乏严密性和准确性，导致学生上交的证明材料可信度大大降低，为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带来更多的困难，结果往往是真正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无法得到高校的资助。
在正常的资助认定工作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应该主动向学校寻求帮助，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存在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由于一些心理因素，难于向学校提出资助请求，形成资助工作的“盲区”，导致学生因为经济困难问题影响正常的生活，不能在高校中顺利完成学业，甚至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同时，在新生入学认定的过程中，除了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和困难证明之外，还要进行民主评议，但是评议的主体是学生代表和老师，但相互接触时间短，缺少深入了解，很多隐形消费的情况同学和老师是无法了解到的，这样就使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增加了难度。
忽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问题。
高校资助工作的开展，在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没有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但是，高校在开展资助工作过程中，更多地注意到对于受助学生物质上的资助，却忽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心理上存在的问题：
自卑心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缺乏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不能像经济宽裕的学生一样参加需要自己承担费用的集体活动，不能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学习生活用品等。由于经济条件不能满足引起的物质生活上的差距，经济困难的学生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
封闭心理。一部分经济困难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明显表现出自我封闭的现象。比如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担心自己寒酸的外表和拮据的消费让人看不起，不能获得平等的尊重，只好采取逃避的方式以免自尊心受挫。对周围的人和事异常敏感、多疑，往往担心别人不能正确理解和接纳自己而自我封闭，离群索居，独来独往，缺乏思想交流和感情沟通。
粉饰心理。部分经济困难学生由于不能正确看待自己所面临的困难，担心因为困难而让人看不起，就采用各种手法伪装自己，掩饰自己，平常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与真实情况极不相符，甚至完全相反。如平时虽然表现平平，但在同学面前总要表现出一种傲气，做出高人一等的姿态。
人际交往上产生障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有融入群体的强烈愿望，但往往因为自身的问题导致矛盾和冲突；他们有得到周围环境支持的心理需求，却又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心理上往往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长此以往，造成性格上的严重缺陷。
高校资助工作无法起到育人效果。
随着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完善，高校资助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其育人功能的发挥上，高校资助工作真正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但是在资助育人工作的探索中，模式单一、过于追求形式等，让资助工作很难发挥育人效果。诸如“感恩助学，诚信还款”等活动的开展，过于流于形式，不能让受助学生在思想层面上真正认识到感恩和诚信的重要性，受助学生依然“不领情”，不懂得感恩。网络上偶有出现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后毫无感激之心，从未主动和资助人取得联系，在校受到国家资助后，不懂得感谢学校、国家和老师，在自己没有获得资助后就异常生气、愤怒，质问老师等现象，这些都是资助育人工作没有发挥其功效而导致的。同时，在资助育人工作中，一味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而采取的措施却是大范围的主题宣讲，毫无针对性可言，这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流于形式，没有起到资助育人的作用。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面对生活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将影响学生的日常生活，而在资助育人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我们往往忘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其毕业后的就业打好基础。资助育人工作仅仅停留在学生的感恩、诚信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不能使资助育人很好地与高校人才培养统一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育人功能，服务大学生的培养，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有力的保障。
2.关于高校资助工作开展的几点建议
随着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不断完善，资助工作正逐步发挥不让任何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基本功能，但是在发挥基本功能的基础上，高校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有了新的要求，作为高校人才培养有机组成部分的高校资助工作其终极价值和功能应当是为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服务，因此不能仅仅局限于资助工作本身，更要充分发挥教育功能，使其成为帮助困难学生成长成才的有效手段，真正达到资助育人的目的。
以人为本，重视困难学生心理健康。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因此在资助育人过程中，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学生健康人格。在注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物质贫乏的同时，更多的关注其心理困难，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心理问题上得到更好的疏导。如高校辅导员日常的谈心谈话工作，便能够在与学生聊天的同时，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释放自身的心理压力，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成长。
充分加强学生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的联系。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是由高校内专业的心理方面老师组成的，因此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将团体式辅导和重点对象的个别辅导相结合，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解决心理问题的专业机构，更好地树立学生的自信心，解决其存在的种种心理问题，使其顺利完成学业任务，成为可用之才。要解决贫困生的心理问题，高校必须完善心理援助机制和心理援助网络。通过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心理援助网络，完善贫困生心理教育渠道。
创新方法，加强困难学生感恩教育。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感恩教育一直是高校资助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依然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感恩教育过于强调受助学生要感恩社会、回报社会，没有采用有效的方式方法，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在进行感恩教育时，要注重合理开展工作。
感恩教育要以认知教育为基础：认知教育必须使受教育者明白感恩也是一种心态，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它来自人们的心灵，关键在于人对事物的认识。愿不愿意感恩，对于受恩者或施恩者而言都是心灵的考验。认知教育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意识到，他人、社会对自己的帮助是一种恩惠与方便，并产生认可，从而将这种意识转化成情感的需要，进而积极感受他人和社会的帮助。
感恩教育要以情感教育为纽带：情感在个体道德形成的过程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通过情感教育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懂得感恩图报既是他应有的道德行为，又洋溢着人性的光芒。在情感教育中使他们应有的善良得到发挥，在潜移默化中升华行为，树立最起码的感恩思想，继而促使贫困学生树立回报社会，服务他人的感恩思想，懂得知恩图报，不但自觉感恩报恩，而且唾弃现实生活中那些“知恩不报”或“恩将仇报”的行为。
感恩教育要以实践活动为提升。在困难学生感恩之前，将年级或者学院的困难学生成立团队，在团队内首先进行队员互助，包括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在团队内形成较好的氛围，让感恩长存在学生心中；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社区的空巢老人形成一对一结合，在学生陪伴老人的同时，老人也会通过自身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对困难学生进行学习生活上的指导，如此便达到学生感恩和受教育、老人生活丰富的双赢目的。
整合资源，加强困难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资助育人，重在育人工作的开展，也就是努力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当下的资助育人工作主要依托高校资助中心、学院辅导员等力量开展工作，对于学校的其他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对困难学生的培养不够全面，因此要整合资源，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进行精致化的培养。
高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是一批在离退休岗位上愿意继续奉献、发光发热的老同志，因此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教育中，要积极与关工委进行沟通，通过老同志的经验和专业特长，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从专业上、心理上和生活规划上进行指导。同时，关工委老同志大多是在高校工作很长时间、在一定的领域上取得成就的成功人士，在与困难学生的交流中，更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是专门服务于培养大学生生涯规划能力、就业能力的部门，因此要通过座谈、沙龙等形式加强职业生涯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技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帮助贫困大学生全面客观地自我剖析和定位；帮助他们了解所学专业，并在客观分析自己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应该转变角色、认清自我、调整心态、合理定位，正确处理好就业与择业的关系。应当教育贫困生走一条面对现实、降低起点、先融入社会再谋求发展的道路；培养他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观念；不怕失败，不畏挫折，敢于迎难而上。同时，协助贫困生制订一个理性、长远的职业规划，明确自己需要什么，再依据自己的目标有针对性地学习和参加社会实践。只有加强贫困生的职业生涯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技能，才能为贫困生最终走向社会、走向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资助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加强学生的励志教育。通过宣传具体典型人物，宣传优秀学生在艰难求学历程中与困难抗争的典型事迹，教育广大贫困生树立顽强拼搏、自立自强、奋发进取的精神。如开展校园先锋的评选、励志之星的评选等活动，以资助为方法，育人为最终目的，在资助导向上，通过大力实施励志教育，使学生做到自尊自信和自立自强，促进学生全面成才。
搭建平台，培养困难学生就、创业能力。
在资助育人过程中，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工作能力等，因此可以拓展勤工助学岗位，将勤工助学中简单的打扫卫生、整理资料等不能锻炼学生能力的工作转变为辅助实验、项目参与等与专业相关的领域，也就是在资助育人的过程中，注重将学生实践内容与专业训练相结合，增强实践活动效果；将学生能力培养有机融入到助学中，使贫困学生增长知识、锻炼能力、增强专业技能。
搭建良好的沟通渠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搭建实践平台，助力学生提前进入就业状态。比如一些高校中部分教师自身具有工作室或者小型公司，在资助育人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专业教师的资源优势，将学生推荐至工作室中，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公司运营，了解相应的知识，增强就业竞争力，学习公司运营模式，为将来自身就业创业打下基础。同时，充分利用高校创业孵化园提供的实战平台，从低年级开始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带动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知识，首先通过在校的创业团队进行前期的创业实战锻炼和准备，在真实的运营过程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这样能够使学生学以致用。
3.结语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是一项长期且重要的系统工程，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将有更多新的问题出现，在资助育人的探索上，也会有更多更好的措施，要真正达到良好的资助育人效果，就要不断引导经济困难学生转变观念，树立自立自强的意识，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自身的状况，通过不断努力，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陈锋，秦泗岩，朱春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探析[J].黑龙江教育，2011（8）.
经济学感想2
一、要认识专业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l、从市场经济对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影响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发展市场经济冲击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青年学生并非生活在世外桃园，也受着来自社会的多方面、各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况且中专学生来源不一，有的从中学直接进入中等专业学校，有的经过一段社会工作后步入中专校门。特别是近年来从社会招入的自费生(成人中专班、委托代培班、自费不包分配班)增多，他们大都经过社会工作。由于接触社会多，思想更为复杂。形成了中专学生即思想活跃、好探索，又带有一定的偏激和幼稚的两重性的思想特征，故更易受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专学生在名利观念、贫富观念、消费观念、理想观念等转变过程中也就容易诱发他们迫求金钱，追求享受等腐朽观念和行为，使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出现扭曲，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进行引导。
2、从市场经济条件下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的联系，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求利性强，受它的影响，学生容易在学习目的上，走入学专业就是为了求利、为金钱的误区。如果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对其进行理想、道德、人生观教育，加以引导，使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更能够激发他们学好专业的内在动力，调动他们学习的自觉性，从而提高专业学习质量。
3、从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专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现状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效能观念的影响下，有的教师往往注重专业教育，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以至学校这个“小社会”倒卖小食品、日用品、照像等经商活动时有发生，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我们认为，中等专业学校固然要搞好专业教育，但思想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不能忽视，特别在当前情况下。更应重视强化。
二、要针对实际，在专业教育中搞好思想教育
1、要创造思想政治教育氛围。不要认为搞市场经济就靠钱管人，思想政治教育没用，专业学校主要是教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技能，而思想政治教育不太重要。尤其是广大教师不能只教书，不育人，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ftl学生的思想教育看成是学校领导、党委、团委、举生科等职能部门的政工干部、政治教师的事、而应看成是每个教师、教辅人员的责任，人人都有贵，人人都要做好。要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和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学校和教学活动中，实行一体化管理并抓实、抓细，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全方位开展的工作格局，形成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氛困。
2、要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确导向。学生的思想受着多方面的影响，因而，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要切合学生实际，结合学生特点，把握正确的方向，‘(li对学生倡导爱校、爱专业的教育中，应同时迸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抬方向，在倡导市场经济条件下学习的竞争精神时，应同时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认清善良与丑恶、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树立良好的学风。在弧调自我意识、自我价值时，应同时进行奉献梢神教育，抵制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对学生的影响；在倡导良好的人际沟通，建立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时，应同时进行坚持原则、遵纪守法的教育，及时批评和纠正同学间交往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在组织学生开展文体活动中，应坚持正确的导向，注意将“教”贯穿于“乐”之中，防止只注重娱乐性而忽视教育性的不良倾向。总之，要加强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念、群体意识、道德准则、行为标准、审美尺度等方面的引导，把握好正确的导向，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3、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要在专业教育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在对学生进行本专业学习目的性教育时，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使学生懂得学好专业，掌握专业技能，不仅是将来自身工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从而使他们热爱本专业‘学一行爱一行，能正确处理国家需要与个人志愿的关系，能服从国家需要。在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技能教育时，要对学生进行学好本专业的意义教育，本专业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纪律教育，使他们懂得本专业的用途和社会价值，引导他们学好本专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将来工作时能够遵守本专业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更好地发挥专业知识的作用。要在专业知识教育中，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专业理论。专业技能教育的始终，经常渗透，随时教育。
4、要注意思想教育方法。要针对中专学生的特。汽，运用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l)沟通交流。思想政治教育要双向交流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中专学生受市场经济条件的影响，受各种观念的影响，思想观念不断发生若变化。要正确施教，必须了解他们的思想变化，使思想教育工作做到点子上。所以教师要主动与学生经常沟通交流，了解他们，同时也要让学生了解自己，作到相互了解，相互交心。思想沟通。
(2)实事求是。思想教育不能平空说教，要讲求实效。中专学生处在思想维方式形成时期，思想上好探索。遇事有一定的主见，对旧的脱离实际，空洞说教的思想教育方法有一种逆反心理。我们对其进行教育要掌握思想特点，用身边人，身边事，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对其教育。同时对社会弊端也不要回避。既要正视现实，不能投其所好，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正确看待。又要使他们感到实在，可信易于接受。例如：进行专业教育时，给学生讲我校培养的牧业拔尖人才赵兴仪，张显富等，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儿子，没有权势，靠自己学到的真才实学走上了“小康”，同时给社会创造了很大的价值，并推动了双城牧业的发展。这样使学生感到实在，可信易于接受。
(3)以情感人。青年学生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人，情感丰富，处人爱讲情分情义，有情感的需要。教师用真情实感去软化、溶化，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能打动他们，使之受到触动，彼此建立情感及信任。进而在情感的推动下使他们发生变化，也易于向他们传授知识。
经济学的心得体会3
关键词：本土化；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儒家文化；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6―0040―08
一、引言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然而，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的行为和心理烙印。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杨国枢(2004，自序)曾指出，“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放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正因为当前的经济学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及相应的行为机理之上，因此，当前的经济学仅仅是“西方”经济学；这里不仅从地域上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从文化上是指它适应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为机理。
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作出较为显著贡献的大多是西方人或者是具备西方化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相对集中，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如林毅夫所说的是“由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相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而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已经被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及其本土学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掌握。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国籍和工作地点的角度，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华人(甚至是日本、韩国等)在美国的大学中却一直没有取得较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东欧以及来自非洲一些国家的教授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声誉，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顶级大师(这些地区出生的人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如果从文化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观心理学和宏观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而这些国家与美国文化更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为心理发展某些经济学理论。而华裔的学者根本没有这一切身的文化感受为基础，无法把理论推理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因此，往往只能在与经验事实相对脱节的数理或计量方面有所发展，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力不从心。默顿就提出了一个“内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论是多么小心或有学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社会或文化的真理，因为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使他没有能力了解异己的团体、文化和社会。是以本文尝试就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启示作一分析。
二、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女性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有成就的女性经济学大家则更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不在于流行的说辞：女性的逻辑抽象能力较低，因为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所占的比例还要小；相反，根本上在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性别结构缺陷。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心理之上，但却并不是反映了所有西方人的共同心理，而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强烈扩张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从而具有非常强的偏见，这严重限制了女性对经济学的贡献。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女性更为现实，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心，更愿意进行合作而不是争夺，从而行为上也更少破坏性。这也可以通过圣经中的两个故事加以说明：亚伯拉罕为了某种抽象的上帝之命令而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而所罗门王时的那个妇女在儿子命在旦夕时宁愿放弃真理也不愿目睹儿子被杀。然而，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却逐渐形成了男性主义中心观，以至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别呈现出等级形态，其中，男子特质占上层，在主体和方法上被评价较高的东西都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被评价低的则与女子气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深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世界是遵循数学法则和“自然”法则合理地运转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并掌握这些法则，因为他们都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思维，从而得出相似的推论。后来，牛顿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牛顿模式：整个宇宙决定于几条简单的、永恒的数学规律；由此推演，人类凭借理性就可以认识支配道德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美学领域的规律。同时，尽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钟，但还是有一部分被遗漏了，这构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国；为此，牛顿模式又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被理性统治的主要部分和统摄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这一学说，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机械论的数学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实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监管；显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权把“理性”强加给那些缺乏理性的创造物。
尽管主流经济学提倡的科学化路径以期排除价值和道德因素的干扰，或者将道德问题存而不论；但
是，它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而是存在强烈的规范色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论文往往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质，有人甚至说，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人的知识。显然，由于经济学领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譬如，根据纳尔森等人的看法，经济人一词“economic man”本身就是男性经济学家群体的产物，他体现了男性“masculine”的行为方式，而无法涵盖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因此，我们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先天就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说明全部人类的一般行为；尽管经济学界热衷于使用“经济人”一词，但却很少对它的真实含义以及起源进行梳理。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人”一词本身就已经成为实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许多人以此来装扮其研究的客观性，只不过是借此来推行他们自己的主观观点，其中就包括男性对女的控制。因此，女性在经济学界之所以数量少、贡献低，这主要与不同性别和文化下的学者对主流经济学的自发认知有关，从而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以及它与不同类别的人的亲和性有关。
一方面，就男女双方在行为特征上的差异而言。一般地，与行为相联系的个人内在心理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从而表现在学术上也会有所差异；显然，女性与男性在行为特征上往往相差很大，从而也就会对其学术取向产生影响。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会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在人际关系中也更为忍让，以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显示出“相互冲突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发自“竞争的公理”，这种认知能力决定了“它是一种与周围关联的、叙述性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有条理的、抽象的思维模式”；为此，女性特别注重“关爱的行动”，往往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往往设法建构“联系之网，人际之网，它们通过交流得以维系”。正因如此，女性往往不热衷于抽象规则的研究，而更关注规则带来的社会后果，关注人的应得权利；相应地，她们往往偏好于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经济学、心理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等的研究，而这些方面则属于经济学的边缘分支。
另一方面，就理论本身隐含的修辞特征而言。一般地，如果理论内含的修辞与研究者的行为特征相符，那么就更有利于该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发展；因为他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其他人则需要经受刻意模仿和学习过程。显然，当前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基本上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因为它强调人的控制、征服、机会主义等。事实上，与女性的“责任道德”相反，男性明显地表现出“权利道德”的倾向，它立足于“对分离的而非联系的情调”，立足于“对个体而非基本的关系的思考”；并且，男性还使相互冲突的秩序保持一种机械的、量的平衡，而这种秩序又是以等级化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正因如此，尽管女性在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取得显著成就，但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却要小得多；究其原因，男性从事主流范式的经济学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女性则需要刻意地进行模仿和学习。当然，这不是女性的错，而是主流经济学所内在的偏见所导致的，应该归咎于当前经济学的畸形化发展，因为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义特征。而且，女性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建树不多的现状，并不意味着女性并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研究；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将有助于优化经济学的基本特质，使经济学回到更为合理的研究轨道上来。
其实，男女之间的性格差异主要与早期工作场所(工厂)和生活场所(家庭)的分离有关，而主流经济学源于对市场争夺行为的刻画，“经济人”也是与当时参与激烈市场竞争的男特质相符的。早期社会中，男性从事市场的竞争，从而日益变得好斗；而且，由于在企业组织等工作场所的活动往往都是被规定好的，男性的性格也逐渐被异化：价值理性日益萎缩而工具理性日益偏盛，从而产生了类似经济人的人格。相反，女性则被孤立在家庭之中从事家庭实务，尽管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不利于理性思维的发展，却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以培养多样化的性格；特别是，在妇女的主导下家庭往往成为置身于残酷争斗的市场之海中的无数个相对平和宁静的栖身岛屿，从而女性的性格更为平和和宽容。而且，盛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像兴盛于美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以工具性的经济人为理论基石，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美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一批极具扩张冲动的新教徒，他们世俗化功利主义心理更为突出；后来尽管有大量的其他移民进入，但由于缺少了原先共同体的庇护，从而也只能遵守业已树立起来的市场争夺规则，从而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特征。
当然，随着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充足以及女性越来越从家庭走上社会，社会行为主体成分的这种变化也就会对市场上的行为机理产生影响；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相适应，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应该有一个相应修正过程：应该越来越多地把女机理纳入进来，不能把女视为非理性的而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而是要通过借鉴女性的行为来重新界定理性的内涵。然而，主流经济学却顽固地维持着传统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经济人假设，在这种传统下，妇女基于本性的理解当然就与之不相适应；这正如费波尔和纳尔森指出的，正是由于人的社会性别影响了他对社会事物的感知，影响了对问题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评估，从而也就影响了认知原理的解释。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打上了深深的男性沙文主义，它的评价标准有利于男性而不利女性：不仅主流经济学主要体现了男性的话语和思维，而非对女的刻画和世界；而且，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原则也是由男性创造或制定的，这种规则和思维也就支配了学术的发展走向和学术人员的构成。事实上，当今西方学术界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但不幸的是，男性主导的西方社会观念却往往把男女之间的这种行为差异仅仅归因于他们的生理差别，从而确立了经济学研究对女性和女性活动排斥的合理性；只是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制，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
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心理上的差异，导致了男女双方在经济学上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不是因为女性本身的行为有问题，而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规范本身就是片面的。费波尔和纳尔森就指出，“无论如何，承认经济学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影响，就意味着对主流范式的总体否定和对客观性追求的放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提高经济学的客观性”；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太客观了，而是因为它还不够客观，因为太多的假设和方法论思想在没有经过全面的批判性审查之后就开始被主流经济学团体视为普遍而客观的了”。正因为如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数学化、客观化的科学认识论发出了深深的质疑，他们认为，当前这种流行的科学至上主义会把整个世界无论是物
质世界还是生活世界物化为它者，女性注重协作的互动行为对社会的破坏性更小，更适应于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正因如此，他们强调科学本身就是主观的，应该把人的认识和情感结合起来，要强调科学的整体性、和谐及复杂性而不是简化轮、统治和直线。推而广之，不同的社会文化下的人们的行为机理也是不同的，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也应该存在差异，否则必然是有局限的，这从东方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上可见一斑。
三、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要求和思维
上面的分析表明，女性在经济学领域贡献之所以不足，主要不是因为抽象数理能力的欠缺，而是一种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性别属性差异所造成的；显然，如果男女之间这种社会性差别推广到不同特质的文化之间，那么，就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化适用性进行反思。
其实，尽管一些海归学者将国内经济学水平低归咎于经济学人的数学功底差，但这却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不少海归经济学者却都曾承认，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因为数学不好而学不下去的，林毅夫更是认为，“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同样，主要也不在于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事实上，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正越来越大：不仅近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在逐渐增加，而且，在数学领域华人的贡献也有目共睹。相反，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人士在行为方式和社会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都以西方人的心理、认知和行为为基础的，从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和人员构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男女的社会性征和东西方人的行为机理联系加以分析：从整体上讲，西方人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这表现为侵入性、个体性和占有性；而东方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合作性、社会性和共享性。例如，东方人更为强调抑制自己的需求，强调社会和谐与合作，也特别注重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因而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历来也要平和得多。正因如此，当前中国人学习和研究体现西方心理的主流经济学也面临着与女性学习和研究那种体现男性认知观的经济学的相同困境。
因此，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贡献不足，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计量回归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不好；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对社会的认知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与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存在巨大差距。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说与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相差很大，这种学说是外在于中国人自身的生活的；因此，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深入肺腑的感觉，无法把理论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往往难以产生能够燎原的思想火花。而且，即使深受儒家熏陶的学者花了很大努力去学习现代主流经济学，但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的刻画以及由此推衍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依然无法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深度，从而无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被主流“认可”的贡献。实际上，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和“主客同体”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想：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是从自己切身的体认出发，而是可以接受外来的一套假设和学说，怎么可能深入地剖析社会行为的内在机理呢？由此可见，强调普遍适用性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如何重构其脆弱的文化基础这一问题：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是为了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一样；为了消除当前主流经济学中对东方社会文化和行为的歧视，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国人行为机理之上的中国经济学之振兴。
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它根植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一元论思维：一方面，它强调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社会后果中的物竞天择，并通过还原论把人的心理还原为动物心理；另一方面，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但显然，中国人的思维却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而且，基于先验的理性主义思维，西方社会对事物的理性认知往往是脱离经验的，也可以游离于实践之外；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现实远不相符，但主流经济学依旧把它视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并以此来建立模型探究人的行为。相反，儒家社会往往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从而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理论不能脱离实践；正因如此，它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不合理的假设，使得理论日渐逼近实践，并为实践提供指导。事实上，在盛洪看来，经济学与科学存在着重要区别：经济学惟有提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为人民服务，而科学则可能会被部分人用来损害别人；显然，由于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天下主义”的精神，因而如果能够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文化有机融合起来，那么就可以使得经济学更像“经济学”，并能够抑制西方科学和工具理性膨胀所潜在的两方面危害：一、利用科学方法通过损害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如改进武器)，二、诸如对社会的建构等对科学的不当应用而损害所有人。
但不幸的是，当前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都是西方的，以致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显然，在没有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不将理论契合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基础之上，即使出现了本土化的声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仅仅是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依然是西方的。譬如，林毅夫在《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一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如何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看法，但他依然认为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而研究的对象的本土化则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条主要通道。当然，他认为，在对本土现象进行研究时，需要“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不同。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人性和行为机理问题，而仅仅是关注约束变量的不同。
杨国枢指出，“美国心理学因能有效探讨美国人之个人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是一种本土心理学――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种本土心理学是从美国自己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所以是一种原生性的‘自发心理学’或‘内发心理学’。与此不同，西化的中国人的心理学是一种被美国人本土心理学所扭曲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因此是一种次生j生或衍生性的‘外发心理学’。外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难以有效探讨中国人之
集体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只有内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才能提供有效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知识，才能作为发展全人类心理学的良好基础”。显然，在西方的“内发心理学”基础上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同样，也只有以中国化的“内发心理学”为基础，才能产生更适用中国的本土化经济学。正因如此，尽管林毅夫…等人都曾预言，“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的经济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之一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但是，笔者却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前盲目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风气，不能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有机契合起来，那么，即使中国经济如目前一般再持续发展20年，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仍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更加不要提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四、简短结语
经济学的心得体会4
关键词：名利 幸福度 幸福经济学
1. 幸福经济学的产生
目前，全球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为主流，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二战后流行的“结构主义”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结构主义”强调的是政府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等“进口替代”产业；“华盛顿共识”则强调市场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近一百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似乎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种发展机构也施以多方援手，但结果是：世上最先进的计算机未能算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社会中各种丑恶和不和谐现象以及局部地区的战火仍频频发生，“世界末日”的谣言时不时地传遍世界各地。
面对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人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你幸福吗？”由此，幸福经济学才重新被我们所重视。
幸福经济学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中国先民在探讨“天人合一”的生存之道时就已经研究过，只是当时用的是“道”而没有冠以“经济学”之名，例如老子就曾在《道德经》中提出过“寡国小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等等“理想国”的构想。可以说古代不少圣贤都曾乘着“思绪的翅膀”探讨过“幸福经济学”，去过理想中的“桃花园”，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让我们忘却了曾经去过的路。
2.西方经济学的实质及致命缺陷
西方经济学实质上是“不太自私”的发展经济学。它是以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所以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掠夺经济学，是加快人类死亡的毁灭经济学。若任其发展下去，首都必将成为“首堵”，皇都也会变成“雾都”;人类必定会在为竞争而自我设置的上疯狂地奔跑，而且是跑得越快灭亡得越快。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缺陷。
西方经济学是主客体分离的经济学民族
西方经济学是主体和客体相分裂的经济学。一方面，它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西方经济学教人怎样增加财富，但不能教人怎样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没有建立起应有的联结。其“幸福悖论”的根源就在于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人们就会不择手段地抢占各种资源，直至有一天甚至会想把世界上的空气和阳光都占为己有。社会的发展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因而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得越快，人们也就本能地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众多的“昆山工厂爆炸”和社会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就会随时发生。
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机制
西方经济学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其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所以它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就连目前最为发达的国家也不会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而会因资源被掠夺和两极分化严重等原因出现更多的“房奴”、“卡奴”、“情奴”、“蚁簇”甚至发生战争，最后必然导致人类局部或大部份毁灭，直至在马克思所描述的 “波浪式”前进中由无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要不就是在人类疯狂的核战争以及地球与外星球的撞击中走向彻底毁灭。
3.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和定义
经济学从本意上来讲就是所谓的“经国济世”之学。历史上基于各自的目的，人们便在经济学前面加上“发展”二字，于是便有了《发展经济学》，加上“政治”二字，于是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加上“绿色”二字，于是便有了《绿色经济学》，加上“马克思主义”五字，于是便有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然而，人的终极目标毕竟还是渴望幸福的。要解决这一“幸福悖论”，就必须使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因此必须对经济学进行重新的定位和定义，把“幸福度”纳入新的经济学指标，把“天人合一”的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对称关系，把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
“天人合一”的对称关系和幸福度
“天人合一”的对称关系是指人的价值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的对称。幸福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的主体性、规律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的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使经济学实现真、善、美的统一。
“幸福度”可以直接由人的内心来加以考量。人心是世界上最好的测量仪器，世上任何最为机巧的尖端科技在衡量“幸福度”这一点上都不会胜过人心。幸福是可以被人心感知的，但不能被强加，也不能被代表。当个人一生的幸福度总体上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时，那么他此生便是幸福的；当大多数人都感到幸福时，那么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发展便是符合“道”的，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符合“道”的，不合理的。
幸福经济学中的名和利
在幸福经济学中是把“名”和“利”都作为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加以统筹使用，名有好名与坏名之分，名的大小与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力及持久性成正比；好名为正值，坏名为负值，“名”将与幸福经济学中的“利”对社会中的人进行共同制衡。名一般并不占据（或很少占据）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绿色生态建设。
在社会中提倡“先天下之名而名，后天下之利而利”的思想。名有好名、坏名、善名、恶名、美名、骂名之分，名可以被追任，让名成为制约人类幸福度的决定性因素。
充分利用“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历史事实，研究用名和利来对权利进行有效的制衡。好的和具有持久性的名声必须是通过具体的艰苦作为或贡献而取得，而通过金钱或权力轻易获得的名声将遭到人们的痛骂和唾弃。
幸福经济学中的“极端自私”和幸福追求
幸福经济学是基于人都是“自私”的和人都是愿意“追求幸福最大化”的这一事实，但这个“私”有时是代表“个人”，有时是代表“团体”，有时是代表整个“人类”、“世界”甚至是“小宇宙”。人类之所以发展得不够快的原因是因为目前人类还不够“极端自私”; 其实“自私至极便是公”，“极端自私”其实就是“大公无私”。要是人人都“极端自私”了，那么富人就会乐于慈善事业，就不会把过多的财产转移给他的后代或是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个人就不会为了“小集团”而去卖命，那些纷繁复杂的宗教派别也就不会为了“上帝”、“真主”或“真神”等等而势不两立，因为那样做的话很显然不可能达到人类追求幸福最大化。
4.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幸福经济学是以“天人合一”的主客体对称价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如地球、空气、阳光）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应变追求幸福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幸福经济学是在科学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考虑“天人合一”的对称性、具体性和全面性。“天人合一”是指除自己（极端自私时是小宇宙）之外的其他一切事物。
5.幸福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幸福最大化之学问
幸福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幸福最大化之学问。幸福经济学认为：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社会就会发展，但盲目的发展并不一定会使人类幸福。幸福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功能；经济学就是研究幸福作为经济目标的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以幸福作为经济目标的发展规律。当经济学成为研究幸福的学问后，各门社会科学，例如哲学、神学、巫学、数学以及其它自然科学、政治、军事等都应与幸福经济学一道协同发展。
幸福经济学认为只有可控的、可持续的、节能的、绿色的、合乎天道的“变”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运动方向。
幸福经济学对幸福的基本定义
幸福是一种可由人的内心感知的预期满足，或感知预期一定能够达到的心理过程。幸福是动态的，幸福有大有小，幸福有长有短，幸福是不会持久的，一旦旧的预期满足后一定会产生新的预期。但大的幸福往往较小的幸福相对持久。幸福最大化是每个人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
革命烈士、义士、圣斗士或英雄人物为什么会在英勇就义时有幸福感，那是因为他（她）感知到为之奋斗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而他（她）也就在此时实现了他（她）个人的幸福最大化。大多数宗教为什么都把天堂或地狱的出入口设在大脑的死亡点上，那是为了让人不再产生新的预期。
幸福门槛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惟一通道
由于预期各有不同，所以每个人的幸福门槛都是不一样的，富人有富人的活法，穷人也有穷人的活法。有时幸福点低的穷人能够感到幸福，而那些幸福点高的富人却往往不一定感到幸福。所以生活中金钱与幸福并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但财富分配的不公却时常会降低社会整体幸福感。幸福门槛的高低与其个人的修养和所接受的教育有关，幸福门槛低的人往往消耗的自然资源少，而幸福门槛高的人则往往需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所以，幸福门槛低的人往往愿意和能够对人类社会能做出更多的贡献，例如老子、庄子、释迦摩尼、耶稣、等等。所以，要想解决目前地球上能源危机的问题关键是设法降低人们的幸福门槛，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其实富人给其子女过多的财富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会提高幸福门槛）。
降低幸福门槛是政府和每个人的首要任务
因为降低幸福门槛会涉及到人的价值观，所以必须有各国政府以及形态意识团体的大力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哲学、科学、宗教、政治以及文学作品都要参与其中。要遵循“一切能够降低人类幸福门槛和提高人类幸福度的所作所为都是合理的”这一法则。主张“幸福、共存、和谐、包容”，努力实现个人幸福最大化。
幸福主义的理念是：人人皆幸福，所以我幸福；见有一人不幸，也是我的不幸。为此，国家、政府、团体和个人都要依据幸福经济学的法则划分一定的行为边界。执行幸福经济学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将不再敌对，个人也不会很劳累，能实现“幼有所玩、青有所爱、壮有所乐、老有所养”的幸福社会。
6.人类必将发展成“寡国小民”的理想型社会
所谓的“寡国小民”其实是这样的：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大多数人将不再会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而低三下四，人们在心里会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和别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时私欲就会无限地扩大，直至扩大成“极端自私”，此时在其内心来说，我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同时也是自身的皇帝，“我的地盘我做主”，像这样的小国谁说不是“寡国”呢？还有比这更“寡”的“国”吗？“小民”其实是指在整个人类社会乃至“天人合一”这个“天”的客体中，在浩瀚的茫茫宇宙中，个人无论如何都只能算作“仓海一粟”而已，无论多么伟大的圣贤其实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十分的渺小的。
在小城市或农村生活过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越往大城市人情关系越淡薄，人际交往也越简单，以至隔壁邻居都出现了“静动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想想这与老子所描述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场景不是很相像吗？
7.如何实现人类社会个人幸福最大化
人类要想实现个人幸福最大化，其实很简单：即是实现“寡国小民”即可。要实现“寡国”，就要保障基本的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和博爱，要实现“小民”，就需要人人都具有追求人类幸福最大化的“极端自私”意识。由于人人都想追求个人幸福最大化，所以拥有核武器也不必用，既便是你家拥有宇宙飞船你也不会去飞。所谓的幸福最大化应该是“乘物游心，随心所欲”，而宇宙飞船其实是不会让你“随心所欲”的，“乘物游心，随心所欲”最快速的其实是乘“思绪”，而“思绪”又是与个人的修养有关，所以智者说“上至皇帝下至庶人皆一律是以修身为本”，也就是降低幸福门槛，提高幸福度。
在幸福最大化的社会里还会有不少的贪官和“大老虎”出现，但人们会用恰当的方式使之“贪在当代，利在千秋”，就如同许许多多的“颐和园”变为人民公园那样。
在幸福最大化的社会里科学技术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可以更好地集中全人类的正能量来对付诸如星球碰撞和地球上的各种自然灾害。那时的个人将犹如一粒粒具有思维的光子，在你所能想象的范围里幸福地穿梭并彼此照耀。
参考文献：
[1]老子。《道德经》网上版本。
经济学的心得体会5
关键词：高校 经济困难学生 心理能力拓展
基金项目：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校内科研基金项目资助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在校经济困难学生人数逐年增多。目前，日益完善的经济资助制度对这个群体完成学业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困难而带来的心理、能力、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却是单纯的经济资助所无能为力的，大学校园里因经济贫困而导致“心理贫困”的“经济心理双困生”大有人在，这些问题正不同程度阻碍着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期间的全面发展。为探讨提高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心理能力的途径，笔者及同事得到学校资助中心专项经费支持，对本校2015级60名贫困生进行了心理素质拓展训练，一方面对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脱贫”措施做出有益探索和研究尝试，另一方面可直接帮助受益学生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使学生自身受益。
1 研究方法及概况
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团体心理素质培训、参观游览、场地能力拓展训练和实践训练等活动形式，全面提高受益组60名经济困难学生在学习、交际、就业等各方面的能力水平，从而帮助他们更加圆满地完成大学学业。通过这一系列七次活动，学生的精神状态及团队合作性得到明显改善，学生在活动中拓展了能力，提升了人格，懂得了感恩，学会了协作，提高了工作、学习能力和自信度。
本研究还随机选取了60位经济困难学生作为对照组。
研究中，笔者运用SCL-90量表，对受益组学生和对照组学生进行前测和后测，运用对测试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2 研究结果
测试结果表明，受益组学生在9个分量表，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的得分虽未达到显著性差异，但九个分量表分数均有所下降，说明学生的整体精神状态有所提高，而对照组学生在九个分量表上的得分却均有所上升，说明对照组学生的整体精神状态比入学时有所下降。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本研究的有效性，但同时也令人心痛：在无干预情况下，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后的心理健康发展状况不容乐观。
3 讨论
（一）提升经济困难学生综合能力的必要性
测量结果表明，经济困难学生在入学后，如果没有积极的心理干预，其心理健康程度呈下降状态。这为我们高校学生工作者提出一个严肃的课题：由经济困难而导致的心理困难已经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提升的重要阻力，提升经济困难学生综合能力实有必要。其实经济困难学生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塑造了他们吃苦耐劳、生活朴实、踏实认真、懂得感恩等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有助于他们借助学校给予的心理及其他方面的资助，更好地发展和完善自己。
（二）关于提升经济困难学生综合能力的几点建议
提升经济困难学生综合能力，要按照不同年级学生发展的实际要求，按照综合能力所涵盖的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首先，经济困难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因年级而不同，入学后第一学期的干预尤其重要。新生因为受家庭经济状况局限，刚入学时会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通常有适应困难、缺乏自信心、自我认知不准确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在做好经济资助的同时，通过团体心理辅导、个体辅导、参观游览、素质拓展等形式，帮助其快速熟悉周边环境，与同学们快速建立友谊，相互支持，敞开心扉，慢慢见多识广，并进而明确自我定位，悦纳自我，树立起自信心，自立自强。有了大一的心理资助基础，大二以后，经济困难学生与非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差异会缩小，面临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如大二的学习、情感方面的种种压力和困惑，大三大四时的考研就业等方面的困惑。此时可不必单独为经济困难学生辅导，而是针对全体，进行情绪管理辅导、世界观、恋爱观指导、考研辅导、就业能力培训等。
其次，合理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对经济困难学生的未来发展尤其重要。要帮助他们拥有职业生涯规划的理念、奋斗目标、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可以通过讲座、团体活动等方式，帮助他们合理规划人生和未来，满足他们对自己专业的未来发展需求和发展状况的信息需求，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审视自己的职业目标，调整目标，朝着目标去努力。
再次，经济困难学生的沟通及组织能力亟需培养。经济困难学生因其自卑心理，通常不善与人交往，也不敢与人交往，导致沟通组织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社会服务能力不强。本研究的设计方案对于提升经济困难学生的综合能力效果明显。通过团体心理培训活动，学生间相互了解、支持的氛围会给他们一种成长的安全感。对大学所在地的景点的参观使学生们增加了归属感和自信心。素质拓展训练锻炼人的勇气、意志及团队精神。以上活动均可借鉴。
另外，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认知自我、完善自我的重要渠道，本研究的最后一个活动项目是让学生们自己联系一份短期工作并实际工作一段时间，活动结束后，学生普遍反映，这个活动对于提升他们的沟通交往能力和工作自信心帮助非常大。勤工助学岗位不仅可以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改善经济状况，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人交流、接触社会的平台，不仅可以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而且使其在校期间提高综合素养，增强对自身的认同感，锻炼各种能力，提高社会竞争力。
4 结论
综上，对于经济困难学生，仅依靠经济资助无法解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帮助学生实现心理上的脱贫和自强，高校应构建以经济资助为基础，以心理能力提升为重点的资助新模式，帮助学生健康发展，全面成长，实现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1]郑建阳、提升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助能力探索[D].硕士学位论文，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