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新词:老表（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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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词:老表1

粤语的“老表”是表亲们的俗称。最近，由于无线剧集《老表，你好！》的热播，“老表”这个词又开始成为港人对内地同胞的昵称。其实，从1980年代开始，港人就昵称内地同胞为“表姐”、“表哥”及“表叔”，1990年代初张坚庭导演，郑裕玲主演的《表姐，你好！》系列幽默电影，让“表姐”形象深入民心。

港人称呼内地同胞为 “表姐”、“表哥”、“表叔”，与现时内地称贪官们“表哥”、“表叔”意义上完全不同。有媒体质疑，港人称内地人为“老表”含有贬意，但细心分析，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大部分港人的父辈都是从广东及内地其他地方来的移民，到1980年代取消抵垒政策后，内地女子嫁到香港十分普遍，即使在今时今日，香港的新注册结婚人士，其中一方接近50%不是港人。因此，可说每一个香港家庭都有不少居于内地的表亲，因此以“老表”代称内地同胞是十分自然的事。另外，港人称内地同胞为“表姐”、“表哥”、“表叔”而不是表弟、表侄，实际上包含了一份尊重在内。在广东，以一个比自己低阶的称谓去称呼对方是不礼貌的，例如用粤语骂人“契弟”，就是意指对方是下贱的人。

无线电视剧集《老表，你好！》是一部讲述当下香港的故事，是以内地与香港融合为题材。因为两地往来越频繁，越显现文化差异，出现了很多的矛盾。此剧还没有播出，就已经在港引发很大的争议，出尽挑衅话题。王祖蓝在名店门前大唱“蝗虫歌”，汤盈盈“恶珍”现身大骂游客……在播出的首周，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收到近60宗关于该剧的观众投诉，从投诉内容来看，有“激化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矛盾”、“丑化香港人”、“令观众误会本地导游的质素”、“影响香港购物之都美誉”等。

在剧中演香港导游的郭晋安透露，他在马路上遇到一个女孩，问他凭什么要代表香港人讲不标准的国语。该剧监制黄伟声则收到一男子来电，一轮十几分钟机关枪式质问，数臭《老表》没有笑料之余，还加深内地与香港矛盾。

据有份参与编剧的该剧主演王祖蓝表示，剧本创作时是参考网上话题与时事新闻，事情都有发生过。他表示，根据他在旅游业工作的经验，关于香港恶导游的剧情相当写实。“我所了解的香港导游，比剧中恶导游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对该剧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也许投诉者正是那些比“恶珍”还恶劣的香港旅游从业者，害怕剧集曝光了他们的经营手法，以后对来港旅游的“老表”坑蒙扼骗就变得更难了。”

对于这部剧集，大家只需抱着平常心去看待，就会看得轻松、快乐。剧组主创们只是把一些矛盾用夸张的手法展现出来，他们对矛盾不回避不遮掩，是非常符合港人“务实精神”的――从嬉笑怒骂中带出某些信息，并非哗众取宠，而是为解决问题提供意见。

与1990年代的《表姐》电影对比，最值得反思的是剧中内地人形象的变化。在《表姐》电影中，国人的形象是标准的“丝”，带着纯朴与正义感，而港人则表现 得冷漠与铜臭味十足。20年过去了，“老表”旧有的“丝”形象没多大改变，却增加了不少原属于港人的冷漠与铜臭。对此，内地影评人并没有异议，认为这是客观现实。

坊间认为，万绮雯出演社工一角体现了该剧的核心价值：独立自爱，自强不息，理性包容，不用怕别人怎么说。

“老表”一词到底是贬还是褒，能定义者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张澜:“与日俱进”的“表老”2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他的身边，一位老者格外引人注目：他头戴瓜皮帽，身着长布衫，蓄着银白色的长须，还不时用梳子梳理几下。对他格外敬重，称他为“表老”(张澜字表方)。他就是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张澜在三个时代的政治舞台上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四川为官时，他呼吁慈禧退位，主张变法维新，被称为“川北圣人”；作为民盟领导人，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以坚定的民主信念反对的独裁统治；作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为新中国建设殚精竭虑，因而成为眼中“与日俱进”的“表老”。

张澜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的一个贫农家庭。他幼年时随父耕读，25岁中秀才，补廪生，在当地乡塾任教，后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专攻经史。1903年，31岁的张澜作为公派留学生赴日本东京宏文书院留学。留学期间，他因倡议慈禧太后退朝，被视为大逆不道，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

张澜的名字第一坎被人们所熟知，是在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清政府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将川汉铁路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用以举借外债。这一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激起了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抗议，但他们却被清廷野蛮镇压。身高不满五尺的张澜挺胸对着清兵的枪口，以生命维护民利，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张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他的政治理想也从留学日本时的君主立宪走向了革命。

自彼时起，张澜在四川前后当了8年地方官，从川北宣慰使直到四川省长。他革除旧官场种种腐败，自己带头清廉，在百姓中赢得盛誉。

1926年，军阀刘湘坐镇四川。新成立的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出现空缺，刘湘请出了德高望重的张澜。张澜将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移植到成都大学，无论教师出自何校，来自何党何派，一律唯才是用。短短四年间，张澜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扬的高等学府，当时的成都大学被看作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人们一度把他和蔡元培相提并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澜对此极为不满，并在心理上与共产党人越来越近。1937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四项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张澜甚为震怒，为此当面质问：“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子要反它、限它？”

1941年，张澜因任国民参政员而寄住在民主老人鲜特生的寓所重庆特园。中共五老之一的董必武称特固为“民主之家”。当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秘密成立。民盟由三党三派所组成，其成员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在大学者粱漱溟的提议下，一贯反对结党、追求民主救国的张澜被推上了民盟主席的位置。

半年之后，张澜、罗隆基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根据民盟纲领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当场恼羞成怒，拍案大骂，“把我当宣统了”，并随即派遣特务对张澜进行严密监视。张澜毫不惧怕，曾与当面辩论长达两个小时，并在此后两年中拒绝出席参政会。

抗战胜利后，邀请来重庆进行谈判。张澜作为派的代表到机场迎接。在重庆，与张澜先后三次会面，交换对国家未来发展的看法。二人所追求的民主建国理念如出一辙，在对民主的共同期盼中，民盟和中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同一个战壕。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和各派代表联名通电全国。并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张澜得知后，立即给香港的沈钧儒等人去电报，对响应“五一号召”这一行动表示赞同，指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的唯一途径”。

进入1949年后，国共两党在战场上进行大决战的同时，也在努力争取各派的支持。要求将一些重要人士强行带往台湾，特务为此特意列出了一份名单，张澜位列其中，并被特务严密监视。而在的周密安排下，被特务严密监视在医院中的张澜、罗隆基成功逃脱，北上北平。

10月1目的开国大典上，张澜仍如平日一般，穿着一身旧布长衫，带着瓜皮帽就上了天安门。主席笑着对他说：“表老。你太俭朴了，你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了，还是应该穿好点。”

但此后的张澜依旧不改本色，终生俭朴，一尘不染。尽管高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位，但他坚持居住在北京皮库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并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5年。没有人相信，这个毫不起眼的地方，竟住着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逝世，终年84岁。张澜逝世后，亲自到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他守灵一小时。

晚年的张澜曾写道：“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段被称为“四勉一戒”的文字，成了张澜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