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桥读书笔记实用（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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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桥读书笔记【第一篇】

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创作的研究成果。

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

一、“中华”的概念。

作者在“题记”中首先对“中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作者称，“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并引用了成书于唐高宗永徽年间的《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似应为《唐律疏议·名例篇》释义——笔者注）中的文字：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

之中华。”

根据笔者查找，“中华”一词，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晋书卷六一·列传第三一》有如下一段文字：

“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

又《晋书卷六六·列传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但从上下文来判断，此二处的“中华”仅仅指中原汉族政权控制的区域，而不包括边陲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区域。

作者指出，“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制人类学概念。笔者认为，“中华”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区域，但到了隋唐，“中华”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甚至连甘肃、宁夏等地也可以被称为“中华”。笔者据此认为，当中央政府强大时，“中华”的范围就大，当中央政权式微时，“中华”的范围就小。

笔者认为，作为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显然不是历史上历届中央政权统治范围内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现在中国国境线内的各民族之和。这与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意义仍不相同。现在我们常用的“中华”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撰写学术著作，就不能满足于使用政治意义下的概念，而必须由学者自身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可惜冯著对“中华”概念的界定刚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让人稍感遗憾。

二、“文化”的概念。

和“中华”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据作者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有近二百种。

天“文化”的含义。今天的“文化”一词很难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一个可以完全对等的词汇。所以，我们不必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文化”的提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这些“文化”现象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

冯著在“导论”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古典进化论者、传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等对文化的定义。这些内容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无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种定义都能在我们的研究中真正发挥作用。我们仍需自己从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笔者对此非常认同。也正是因为广义的文化包罗万象，才给那些想要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学者出了一个难题。

作者还借用了“文化形态学”的相关理论，对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几个方面。其中，物态文化层与自然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层则与人自身的关系更密切一些。随着社会发展，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惯性较大，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格。笔者于是联想到1840年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后，清朝统治者先想到的是学习西方的物态文化，即坚船利炮。后来发现坚船利炮扭转不了清朝的颓势，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仅仅学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诚如作者所言，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文化史获得独立地位的时间却并不久远。不但在中国史学界如此，在西方情况也大致相同。把史学从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文化史、经济史、工商业史、科技史，是启蒙时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从这时开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也因为其贡献被誉为“文化史之父”。

伏尔泰以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介绍到西方来。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仿效其体例，参酌其史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这方面的开山者。后来，顾伯康、柳诒征、陈登原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撰写了几种《中国文化史》。解放后，我国的史学一度成为单纯的政治史，“重政务，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意识开始觉醒，学术视野迅速拓宽，文化史重新获得了其在史学界应有的地位。

“文化生态”界说。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谈了人类文化诞生的自然环境——地球，接着谈了人与地球的互动关系：人类源于自然，人类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类产生后，人类社会也就相应诞生。人类社会也是人类文化诞生的社会环境。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本身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国语》、《孟子》、《逸周书》、《荀子》、《管子》等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得出“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些记载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了人破坏自然、人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现象，当时的哲人出于“持续索取”的考虑才提出保护自然的思想。

“生态”一词（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由此可见，“文化生态”是一种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态学上的相关概念。这种借喻手法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等。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续这种“借用”手法，对此做法笔者深不以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场”、“社会场”，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场”和“社会场”。很快，在本书第9页，作者又将自己创造的“自然场”、“社会场”等概念弃之不用，又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角度剖析人类文化产生的环境。

应该说，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作者认为，要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发展历程，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并对其进行综合的、动态的考察，也即将文化生态三层次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双向研究。

两组文化生态类型。

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裔夷”与“华厦”是作为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形态出现。《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记载也反映了孔子对中原农业文明先进性的肯定。笔者认为，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农业文明确实优于游牧文明。但如果从人类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而且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常常通过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统一全国性政权的情况。

而19世纪中叶以降，长期带有强烈优越感的东方农业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这个“不速之客”面前却接连吃败仗，不仅割地、赔款，连京师都被人家占领了两次。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并非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而不过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员。至此，中国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参照系——西方工业文明。

笔者认为，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不完全准确，更加准确的表述应为“性质既异，程度也不同”。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未开始之前，欧洲大陆也普遍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为主。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见，以定居、农耕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前曾出现在各个大陆，而当时各个大陆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

李大钊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高于东方农业文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观点也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的。笔者始终认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绝不应有优劣之分。而且，各个文明之间的界限随着文明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而变得日益模糊。如：轮船、火车、汽车、飞机这些由西方工业社会创造的产品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按照西方走过的发展模式发展，因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

与杜亚泉不同，李大钊、陈独秀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的视野不仅包括地理环境，还包括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层面。

编辑的桥读书笔记【第二篇】

等啊等，等啊等，终于等到了期末考试成绩揭晓的时刻：数学98分，科学99分，英语99分，语文86分。

今年暑假，我读了记录我们同龄人六年小学生活的书籍——《草房子》。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父子师生间脉脉的真爱，同学间天真的友情……让我从这些故事中明白了：坚强，拼搏，善良，独立。

故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杜小康。他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人家，生长在高大阔气的红门里。但是他一家遭遇了不幸的变故，让这富有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学习名列前茅的他不得不辍学在家，和父亲放鸭子，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但他在苦难面前表现得分外坚强。他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学校门口摆起了小摊。过了几年，正是因为他那遇到苦难时，不逃避，而是带满怀希望，微笑面对的精神，让他的家庭变得像以前那样幸福。

杜小康的故事给予我深深的启迪，书籍给予我成长的养分。虽然我遇到了学习上的困难，但与他的不幸比起来，我是幸运多了。在学习上，要学习他坚强的品质，通过多读书、读好书，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争取考出理想的成绩;在生活上，要学习他独立的品质，自己的事自己做，家里的事帮着做，学会了烧饭烧菜，学会了洗衣服。

读书，让我解决了学习中的困惑;读书，让我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坚强。

编辑的桥读书笔记【第三篇】

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徐复观先生写了《中国艺术精神》一书，系统地指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及其对现代人生的启示。他在此书中对儒道两家思想在传统艺术人生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做了深入研究。这本书一共十章,前两章分别论述了儒家孔子与道家庄子各自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其余八章均为论述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中国艺术精神。整部著作以第二章为总纲领,重在探讨庄子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精神”,其结论是中国绘画艺术是由庄子哲学一路开导而出。

所谓艺术精神，就是指一种艺术独自具有的、内在的品质或气质，更或说是蕴涵一种文化的根本理念。谈及中国的艺术精神，徐复观先生就其中国艺术精神是庄子精神的论述具体在本书中有所阐述：

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

庄子所追求的道，与、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为纯艺术精神。

徐复观先生提出的这些观点，让我耳目一新，为我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提出了一条比较重要的路线。

徐先生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将艺术作为与道德、科学相并立的三大文化支柱之一。他认为艺术最能体现出一个全整个体所具有的修养和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同时也是修身养性的手段。中国传统艺术成就蔚为大观，而其中体现的艺术精神来讲，就是由道德而艺术，在世界中安顿内在自我进而达到与外在社会秩序和谐的一种力量和超越精神。他进而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最高体现就在其艺术精神，而中国的艺术精神实际上则由老庄思想系统所导出，尤其体现在中国传统山水绘画上。他说“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地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p28），并且，“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p82）。与儒家的入世精神相比，道家更表现出一种人性解放的“纯艺术精神”。

徐先生的这一论点从从整个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大处着眼，观点鲜明，论述详备，但此论一出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艺术精神，能否以道家为精髓和根本？因为，在徐先生看来，无论在精英传统，还是在民间社会，占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礼乐文明只承担了道德领域的伦理、政治教化的重任，而在艺术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则逊色于道家。换言之，在儒家内部，作为尽善的仪式化、规范化的儒家礼教只是伦理道德的，而“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即能尽美的乐教文化，不幸“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没”（p23）。其衰落的原因，徐先生认为是儒家乐教自身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双重原因所导致的。从内部来看，“乐”的到达不是唯一的工夫，也不是一般人能轻易用的上的工夫。一个儒者可以通过“克己复礼”、“慎独”、“正心”等更容易做到的工夫完成人格修养，因而也就“无需乎必取途于乐”。（p22）从外部看，孔子所要求的“为人生而艺术”的雅乐并不能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孔子所追溯达到的美善合一的音乐精神与其形式„„之合于少数知识分子的人生修养之用”。（p22）而易于被人民接受的俗乐又“始终不能得到被儒家思想所影响的人们的正面的承认”而难于发展。因而儒家乐教在先秦以后开始衰落。徐先生认为这就导致了儒家艺术人生的欠缺，进而也就不能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了。

在徐先生看来，儒家思想不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而道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继而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老庄一系自由、放达的自然心灵与“以虚静为内容的道家人性论”在绘画艺术中所体现的和谐身心、解放人性的美学思想。但是我认为这里面也存在着问题。

首先，仅仅是绘画艺术能否充分表达道家思想及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的山水画并不是对客观的真实再现，而是一种主观的取舍和布置，其背后透出一种主体的精神关注和价值取向。它是技艺与精神的共同创造，它是超脱了自然实存的人文化了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田园。他的价值不在于山水的壮丽，而是画面所透露出的画家的思想和精神，因而它的表现手法无疑是自然含蓄内向的，这与道家精神实有相通之处。但是，即使虚静、自然、安宁是中国山水画追求的最高境界，却并不能就此认为其代表了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由于艺术形式多元化的事实，用艺术精神来理解老庄思想可以，但以道家的艺术精神来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就有了以偏概全之嫌。而且即使绘画突出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中道家取向，也并不能表明儒家思想就没有自由超越的艺术精神。

其实在中国的山水绘画的传统之外，还有其它诸多艺术形式，诗歌就是一例。中国对于绘画与诗歌的文论是有不同标准的，一个偏重于“虚”，而另一个则是“实”。因此，中国诗的高品与正宗同中国画的高品与正宗明显差异。而这二者的差异反映了儒道两家在人生追求和艺术旨趣方面的不同。所以说，在评及传统艺术时，只注重一方而将其定义为中国艺术精神是不恰当的。

其次，对艺术精神获取的途径问题。对艺术的真正把握要求观者要有强烈的移情和丰富的想象，并达到艺术欣赏所应有的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但是个体对艺术的感悟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对艺术移情的对象和联想的素材来自个体的经历。个人审美经验的获得是审美主体在欣赏过程中的自我展现和人格造就的过程。因而艺术作品及其浸润的精神来源于实践，艺术欣赏活动也要依赖于实践。把艺术追求的美等同于无限制、任意的自由或“游”，把对美的追求等同于对道家之虚静、自然之“道”的追求是偏颇的。

第三，绘画的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入世的熏陶教化和技艺练习。教化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自我经验，这个过程是走向身心和谐的必经阶段，绘画也不例外。儒家并没有拒绝这一意图达到永恒美感的心灵追求，而是把这本具有深刻出世意蕴的绘画技艺，当做一个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老庄所谓的“道”是抽象的，但是却具象于日常的生活中。艺术的使“道”更加形象；“道”使艺术更具有深度。而“道”在艺术里要通过“技”来表现。要入世才能真正地学到“技”。只注重于对“道”的追求而忽视“技”的训练，并不能使艺术精神得以形成。

可以看出，徐先生对道家思想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论述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实徐先生仅仅从儒家乐教的衰落推导出儒家艺术精神的“日归湮灭”不免有些武断，因为儒家讲求的修身治世、立己达人的内在性超越精神对中国艺术精神的产生也是有影响的。我更觉得中国艺术精神在内容上应该是儒道互补的。

但是，当我看完此书后，我也有一些迷惑不解的地方，比如说庄子的艺术精神,原本不在于艺术创作,而是落实于人生态度上，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钱穆先生在《老庄通辩》中就曾说:“循庄子之修养论,而循至于极,可以使人达至于一无上之艺术境界。庄生之所谓无用之用,此惟当于艺术境界中求之,乃有以见其真实之义也。”后来经过自己不断的翻阅资料，对其也有一些自己的感言。

庄子虽说不言艺术,但却对中国艺术发展特别是最为中国绘画主流的山水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地大物博名山名川数不胜数，其优美的山川景色，适合安顿人的心灵，因此古代的许多名人隐士寄居于这美景中。对于绘画，他们在忘我、丧我的状态下,以“虚静之心”观照天地之间的“素朴之美”的影像来表现心中对山川那种空灵玄远的境界的追求，这又恰与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纯艺术精神不谋而合。也就是在这种追求之下，中国绘画艺术摆脱笔墨技巧的束缚，达到人与自然谐和统一的境界，由此也就获得了精神上的无限自由。

我想这就是艺术精神!

徐复观先生虽说不擅长绘画,但其著作却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探究中国艺术精神的真谛。然其慧眼独具,匠心独运,以哲学家的敏锐眼光,透视中国艺术精神的内核,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之所启。虽说是无意于言“美”,却是提升了审美意趣,丰富了中国美学理论。

编辑的桥读书笔记【第四篇】

第一次读阿城的作品，文字中没有矫情，没有焦躁，感觉就这样平平实实的，才能更表现作者的内心。作为让我认识他的第一部作品，《棋王》给了我很多的感悟，关于棋文化的，关于命运的，关于哲学的，都从一种崭新的视角带给我们更多的感悟。

其中之一就是对一件事物有心而发的热爱。

故事中的王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棋王，他真正的把棋当做一种挚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有棋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似乎就能够被点亮，这样一种纯粹的境界恐怕不是我们所可以企及的吧。他可以在嘈杂的火车厢不厌其烦地寻找棋伴，可以在荒芜的乡下以棋会友寻找生活的乐趣，可以让棋真正成为一生的爱好不弃不离……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这样，不论是学习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只要认真了，就理应必须全神贯注。比如当你从事了文学这方面的工作，你就应该认真创作，潜心研究，带给大众更多优秀的作品，但必须是欣喜的主动的，若是坐在电脑前逼着自己去完成某身外的东西，那种感觉必然是令人恶心的深恶痛绝的，所以当初选择的时候就应该慎重，选择自己的所爱吧。

之二就是人格的魅力。

尽管如此热爱象棋，尽管极其渴望参加棋赛，但面对朋友用自己最爱的祖传的棋换来的机会，他毅然拒绝，不能因为自己的爱来让别人替我们承受一些本不该承受的，丢却了施舍与同情，但获得的是尊严与内心的安宁，这是心灵上的财富。就好比领导“青睐”你的“某种才能与特长”，要求只有当你甘愿为他奉献的时候，才可以让你留下来，甚至是升到更高的职位，这时你是否可以选择坚守自己的底线，像王一生那样，热爱却不失信仰。也许你们觉得自己能够轻易做到，但没有到那个时候，请都不要下结论，这只会表现你们的肤浅和幼稚，如果真的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就不值得作为王的魅力所在啦。

之三就是棋王的淡泊与平静。

之四就是，时代的限制和物质的贫乏并不能剥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和权利。

不论是王一生还是倪斌，还有那些决赛冠军们，都这么为棋痴狂，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动摇信念，这就是精神的伟大。

编辑的桥读书笔记【第五篇】

《贝多芬传》贝多芬出生于贫寒的家庭，父亲是歌剧演员，性格粗鲁，爱酗酒，母亲是个女仆。贝多芬贝多芬本人相貌丑陋，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困苦，还经常受到父亲的打骂。贝多芬十一岁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当大风琴手。

十七岁丧母，他独自一人承担着两个兄弟的教育的责任。1793年11月贝多芬离开了故乡德国波恩，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不久，痛苦叩响了他的生命之门，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的耳朵日夜作响，听觉越来越衰退。

起初，他独自一人守着这可怕的秘密。1801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朱丽埃塔的姑娘，但由于自己的残疾《此时他已耳聋》以及朱丽埃塔的自私、虚荣，两年后她嫁给了一个伯爵。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都反映在他这一时期《幻想奏鸣曲》《克勒策奏鸣曲》等作品中。席卷欧洲的革命波及了维也纳，贝多芬的情绪开始高涨，这时的作品有《英雄交响曲》《热情奏鸣曲》。

1806年5月贝多芬与布伦瑞克小姐订婚，爱情的美好产生了一系列伟大的作品。不幸的是，爱情又一次把他遗弃了，未婚妻和另外的人结婚了。不过这时贝多芬正处于创作的极盛时期，对一切都无所顾虑。他受到了世人瞩目，与光荣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经济困窘，亲朋好友一个个死亡离散，耳朵也已全聋，和人们的交流只能在纸上进行。面对生活苦难，似乎没有什么能使贝多芬屈服，他以自己的创作风格扭转了维也纳当时轻浮的风气。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在风雪交加的日子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名人传》读后感名人传》读完《名人传》这本书，我感到名人的精神是震撼人们的心灵的。这本书里的英雄，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这里面的英雄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的生命力，使他们勇敢地与困难作斗争。

贝多芬出身贫寒，他很小就辍学。他的一生坎坷不平，他勇敢的与命运作斗争。他孤独的活着，他惟一的亲人辜负了他，他内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可他还坚强活下来。他没有一个朋友，他就像与世隔绝&hllip&hllip虽然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一直痛苦的活着却创作了不朽的传世之作，大部分都是他耳聋后创作的。他最后终于战胜命运，战胜疾病，战胜痛苦，战胜听众的平庸，战胜困难和障碍，攀上生命的巅峰。

编辑的桥读书笔记【第六篇】

卡夫卡《城堡》中主人公k的经历是这部作品的主要表现形式，小说中主要围绕主人公k与诸多人们的对话而展开，文章的二分之一内容都是在表现主人公与不同人们的对话。这种对话形式的小说让读者从人们的对话中得到思考及感悟。尽管一个人说话的语调是形式，但是给人们却带来不同的感觉。不同的人们对于不同的人物形象更是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因此对话形式的文章注定给我们广大读者带来的情感是不同的。

首先，对话模式从小说的具体内容上带给读者的“独特的感觉”。因为小说以主人公对话的形式展开的，因而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上相对较简单，并不像其他小说一样较繁琐，也没有大范围叙述带给我们单调的情感色彩。因为人物性格魅力上的不同注定给我们的阅读增加很多趣味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无限扩展读者思维。

其次，从对话模式的美学境界上带给读者的“独特的感觉”。这种独特的感觉主要表现在对话模式的美学艺术上，小说的主人公k是一个漂泊在异乡的流浪者，主人公身份的特殊性就注定了他将与这里的人们之间出现不协调性。对话美学艺术通过深层、表层将文章的内容、情感艺术展现在读者面前，当然对于这种对话模式美学的运用也是文章的艺术境界得以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就是从对话模式的经典性带给读者的“独特的感觉”。对话的模式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是较为常见且经典的形式，卡夫卡《城堡》中的对话模式运用是对整体文章结构的概括，但卡夫卡文章中的对话模式打破了以前传统对话模式。采用对话模式是为了增加小说内容的真实性，让读者感觉到这个人物真实存在。卡夫卡的对话模式在小说中的运用主要的是为了体现一种新型的文学模式，卡夫卡这种新型的文学模式成为了现阶段文学史上的经典，在整个外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对话”有着“非对话性”的特征，即对话的不可能性。从主人公k的境遇来看，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就像在这个村庄里，每个人物原来都只是孤独的个体。“非对话性”表现在：一方面，人物“对话”间存在着表层或深层的冲突，使得内容充满了悖谬。例如主人公k力图成为城堡认可的土地测量员。

然而，k与其他人物交谈得越多，他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就越显得可疑和缥缈。这是对话的困境，对话双方从表面上来看是在交流，但从深层次上来看一方并没有对另一方所接受和认同。或者说，这种“对话”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沟通和交流为目的的。另一方面，正是人物之间的这种相互隔绝、孤独的状态，对话在功能上往往具有了“独白”的性质。通过k与不同人物的长篇“对话”，我们看到了小说中像k一样的孤独者，他们各自怀揣着人生的信念和理想，却艰辛地生活在这个不可理喻的“城堡”中。每个人的人生之路上，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际遇毫无理性可言。而谁也不知道这种人生煎熬何时结束。

编辑的桥读书笔记【第七篇】

《教室里的春天》不只是一本书的名字，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一种心情，一种期盼；期盼每一间教室，都像春临大地，充满了秩序、节奏与生气。”这是金树人先生在《教室里的春天》增订版序提及的。我读了这些文字以及整本书后，有了很深的感触。

这本书是大学期间老师推荐的一本关于班级经营的书。在中国大陆暂时还没有出版，我是从老师那里接过来影印出来的。这本书对于刚成为人师的我，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讯：背景理论知识、最重要的实际应用练习，以及一些具有经验的教师，他们所提供的实际发生的案例或回应的感想。确实，在现今的教育环境中，一位好老师，不能只对自己专业知识精深就够了，如何管理整个班级气氛和处理班上突如其来的状况，才更是使教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试想：若一位非常顶尖、学术专精的老师，一进教室，不管班上同学的吵闹，或是对于同学们态度冷淡，完全无法掌控，进而视其不见，自己在只好在台上独自讲课，缺乏与学生产生良好的沟通，这样不仅达不到教学的效果，反而让学生对于学习更加反抗。因此，老师必须了解团体学习生活中，学生可能会出现的行为，加以诊断、分析，并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处理，不但能帮助学生从学校小班级的团体经验，适应将来社会中、人生中更复杂的团体生活，也能让老师自己本身在教学过程中，更有效率、更有信心。

班级管理不仅是项科学，亦是门艺术。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教室管理的科学”，介绍八个常规模式。所有模式的提出皆各自有其一套理念，各种理念有同有异，但对思考学生常规、行为问题时都会有帮助。

第二部分是“教室管理的艺术”，归纳三种鼓舞学生增加优良行为的途径，以及列出几种有效的常规训练方案，协助需要援手的孩子。内容多元并补充前面模式的数据，两者可互相对照运用。另外还提供十七个步骤，引导自己组织教室的常规系统。

最后一部是“教室管理的运用”，包括六位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所提供的常规系统，以及可供练习与测试自己常规系统的案例。书中更有考虑到不同文化上、不同年龄对象上的适用性，邀请一些老师们提供宝贵的教室管理经验，以符合当前教育制度下的运用，帮助极大。

的角色，如果老师能够清楚的掌握这些角色，必定可以使得班级运作顺利。此外，教师也应该扮演好许多不一样的角色，比如说，调节者：当争端出现时，教师必须充当调解人；代理家长：教师也是保护、认可、情感及忠告的来源；学习的助手：指引学生学习的方向，传道、授业、解惑等等。因此教师要承担的责任可说是相当的重大，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警惕，让我更懂得去多听、多看、多学，如此一来才能够成为一个能承担责任的好老师。

这本书另外一个值得看得地方是，它在每一个章节后面都加入了实例供读者演练，使得读者都能够清楚的复习在该章节所看到的一些重要内容，或者是能够再次的复习比较不熟悉的地方。同时也能够想像一下，未来所会碰到的一些情境，虽然不可能会百分之一百的相同，但一定会是很好的参考。

简单介绍一下“团体动力型”理论：

团体动力意指影响团体中个人行为的心理力量。这股力量隐藏在团体行为的“暗码”之后。当这些密码与老师的那套密码各行其道时，冲突就会爆发。因此只要了解学生的动机，教室的管理就可说是完成了一半。

老师身上肩负着许许多多学生期待老师扮演的角色。有时老师对这些角色无从选择，必须照单全收，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对于选择那类的角色，要负哪些角色，教师还是有个选择的尺度。当老师所决定承担的角色是前后一致、是始终一贯时，教室的功能即能运行顺畅。

在教室里的许许多多偶发情况都可能使学生暂时的失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处罚的方式并非必须。教师只是在帮助学生寻回自我控制的力量。提供情绪协助的.确有许多优点，诸如降低疑惑，让学生将精力与注意力专注在学习上，而且建立老师助人、亲和的形象。

规范，这点姑且不论。虽然这位老师的专业知能不足，可是由于他关心班级的每个人，察觉学生叛逆背后的因素，而尽力帮助学生，虽然笑料很多，重点应是其“用心”的去经营他所带领的班级，成功地赢得这个另其他老师头痛班级的青睐。书中也提及到说，现在的学生真的不像过去时代的小孩，那么尊重权威，他们了解可以用家长来牵制老师，稍微不如他们的意，就有可能告诉校长或是夸大情况给家长听，学生主体性变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老师更应不断地充实自己，改变班级经营的策略，彼此互助分享“协商经验”，让学生个人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如何使学生在团体中健康的学习成长，亦是身为这个时代的老师所应当深思的重要议题。

初为教师的我，要走的道路还很长。我希望通过我的学习，我的努力，我的用心，让我的教室里满有春天。

编辑的桥读书笔记【第八篇】

有的人认为圣人、名人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其实不然。他们也是从自身持之以恒的学习，经历千难万苦所凝成智慧、卓越、博学及一切美好的品质。他们在无形之间告诉我们“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名人传》是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的。书中写了三个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伟大的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拥有高超技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文笔出众，气质雄壮的文学家-----托尔斯泰。他们命运曲折却在一次次痛苦之后的呐喊声中，创造了无限价值。他们一次次的证实着“生命在于无止尽的创造价值。”他们做到了，我们在名人精神的号召下努力、奋斗着。

我们眼里的名人不仅仅是他们头顶的光环，更多的是名人背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奋斗故事。它就像看电影一样，看到的是现象，看不到的是启示。名人背后的的事情往往是他们精神的结晶。罗曼·罗兰就想告诉读者这些。

想当名人很简单，想当拥有伟大精神的名人却很难很难。世事告诉我们保存永远比获取难。但天无绝人之路，成功的唯一途径是努力。很简单、很平常几乎是人的口头禅，真正做到却很难。我们无时无刻的想去获取，往往忽视保存。如学习就要复习、看书就要写读后感等等。无数的事物需要我们注意背面（即阴），一阴一阳之谓道。

求同存异，每个名人各有各的性格，但相同的是意志和那颗勇敢的心。名人就如珍珠，积累是成功的共同基因。

“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读名人，读的是他的故事而不是荣誉。我们要成为名人就要继承并发扬他的精神。有的人之所以永生，是因为他的精神永存。我尊敬“永生”名人，他们是我的“精神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