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无用驳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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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无用驳论文1

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这部哲学史采用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演进的眼光，也处处体现出作者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时代精神。不过同时，由于该书的一些疏漏，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梁启超的一些批评与争论。时隔近一个世纪重读这本著作，应该能引起我们对当下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与争论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52-02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写作背景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小接受旧式教育。1902年去往上海求学，接触维新改良、革命派和西方的新思想，接受系统的现代公民教育。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生，出国留学。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哲学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中论及的“孔子的逻辑”、“墨翟和后期墨家的逻辑”，“进化论和逻辑”等，是后来《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基础。

胡适的《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大量学者认同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哲学”一词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很多人在哲学一词传入我国后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但不成体系，没有章法，材料极为杂乱，把经学、史学、文学材料一锅煮。当时人分不清楚哲学和哲学史的分别，对于哲学的认知也是较为模糊的。

当时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胡适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胡适自传中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学术史’的见解。”但梁启超在论其中的“全盛时代”时，把诸家学说的本论并没有详细阐述，因此胡适想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这便是胡适著《大纲》的初衷。

二、对《大纲》的评价与争论

1919年《大纲》出版后，反响异常热烈。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本著作进行评价，并分析该书引起的一些争论。

（一）开创了研究新范式

在写作背景中我们谈到，此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经学史学文化各种材料一锅乱炖的局面，而且传统的治学方法是采用学案式将各家思想平行排列，无法寻出各家思想的沿革与演进。胡适将西方的学术体系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近代学术要求，研究者应当对于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目的、要求，研究对象发展演变的阶段及其特点做出合理的界定和阐述，并提供给入门者以研究的方法[1]。

《大纲》导言中开宗明义，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从最基本的定义出发，胡适继而对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进行了阐述，包括：天地万物的来源（宇宙论）；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在世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教育哲学）；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管理（政治哲学）；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确定可以说是确立这个学科的重要前提。

紧接着，胡适在书中导言阐述了研究哲学史的三个目的：即明变、求因和评判。明变，即要弄清古今思想沿革的线索；求因，即寻找不同时期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评判，就是要弄清各家哲学学说的价值所在。在这样的体系构建中对各家的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个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体系的构建，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新范式，也是这个学科真正确立的标志。

（二）研究方法的先进性

这里所说的先进性，是较所其处时代而言，胡适的这本书开风气之先，研究方法和以往的学者大相径庭。他的方法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实证主义的宗旨，一个是历史发展的眼光。

第一，先从实证主义来看。主要表现在引据上采用疑古的怀疑精神。胡适美国留学时的导师是实用主义派的杜威，实用主义强调忠于事实，胡适正是将其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胡适治学，讲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大纲》导言中讲到哲学史史料取舍审定之法有：史事，与人物所处年代是否相符；文字，尤其是各个时代语言的特色；文体，同一个哲学家的文体自成特色，出入太大定是伪作；思想，一家之言必定能够前后连贯，若一本书中自身观点相左，也是伪作；旁证，是从别的书里寻找佐证。以上互为印证，方可证明一学说的真实性。

所以在这本书中，胡适直接从周宣王讲起，从《诗经》讲起，认为这之前的史料难辨真假又大都不可考，因此直接舍弃，只有《诗经》可以用验证方法证实。各位哲学家的生平，他都进行严格的考证，讲明自己的推理或者前人的错误。比如在墨子生于何时的问题上，有人说“并孔子时”，有人说“六国时人，周末犹存”，相差两百多年，容易引人误会。胡适说：“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2]，并指出了孙诒让的几个错误，最终定了墨子的大概生平区间。像这样的考证和论述在全书中俯拾皆是，体现出作者深入的洞察力。

第二，即历史发展的眼光。这在上文阐述胡适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时已经有所体现。明变、求因、评判，弄清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变迁的原因，再对这种思想历史上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判。所以在书中，胡适按照时间的先后对各家思想进行讲解。改变了古人学术的平行法，显出变迁的痕迹，显示演进的脉络。他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古代哲学（从老子至韩非），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近世哲学（明清时期）。可惜这本《大纲》并不完全，胡适只作了古代哲学，不免是一种遗憾。这种历史演进的眼光是作者唯物史观的体现，是之前研究中少见的。

（三）平等、科学的新精神传播

《大纲》出版于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处处体现出作者的时代精神。传统治学，把古人的原文为主，自己的观点小字附注，体现尊古崇古之风气。胡适将自己话作为正文，古人的话小字附注，表新出五四时代的独立精神。蔡元培评价这本书的另一个长处便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不是是墨非儒，就是是儒非墨，自汉以后，儒家一家独大，排斥诸子。胡适尽管对孔孟之道不认同，但书中也能还其一个本来面目，各家学说等而视之。

除此之外，胡适还大力推崇科学，反对迷信、鬼神。在《大纲》中，他说儒家虽不相信鬼神，却如此的重视祭祀和葬礼，情愿造出鬼神来崇拜。尽管他在书中并没有进行强烈的褒贬，但我们可以感觉到对迷信思想的批驳；在后面又用生物进化论来解庄子的学说，也可以看出他对科学的偏好。

（四）梁启超对《大纲》的批评与争论

《大纲》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我们这里主要介绍梁启超的观点。首先，梁启超对于该书进行了积极评价，但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演讲时的恭维，紧接着他就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首先，梁启超认为胡适把思想的渊源抹杀的太过了，与作者本身所提倡的历史演进的眼光来看各家学说之渊源的观点不相符合。老子孔子的一家之言必定是在受了之前很多哲学的启发和熏陶才发扬光大的，而书中把哲学勃兴的原因归结为长期战争、人民痛苦的观点，只拿一部孔老之前两三百年的《诗经》来讲中国哲学的背景，太过牵强。他批评胡适“疑古太过”，凡是所怀疑的书都不引，这种过犹不及的方法不可取。

其次，梁启超针对其中的特定几章观点进行了辩驳。他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3]梁启超认为胡适书中除了知识论，其他方面多是浅薄和谬误。对儒家的学说，胡适了解的太浅薄。例如关于《论语》中的“学”作何解，胡适认为孔子的学便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知识。梁启超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孔子既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因此为便是学，学便是为，是属于实践、经验方面的学问。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这本书里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尤其是其儒学造诣不深常为他人诟病，梁启超对该书一些具体内容上的批评是有其合理性和建设性的，但梁启超批评这本书避重就轻，针对一些具体的细节展开攻讦，对于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和革命性的地位避而不谈，是有失公允的。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的对立与争论事实上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新老一代新旧之争的缩影。无论如何，作为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大纲》的开创性是无法否定的。

三、重读《大纲》对当下之意义

此书出版将近百年，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思想，仍然能用来对当下社会和人生态度进行审视。

首先，他讲中国哲学，对存疑的材料疑而不用，严于考证，体现了做学问的严谨、审慎、科学的态度，是学术界应当尊重和学习的。

其次，胡适在书最后讲到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时提出四点，这里就取三点为例。第一，以庄子为代表的名学讲求出世，认为万物无时不变，寻求真理和知识是十分无用愚蠢的行为，这对于哲学、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端的消极影响。个人、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积极的参与的态度，消极避世，不应是人生的追求。现代社会也是一样。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墨子、荀子的应用主义提出处于各国需要富国强兵的时代，到后来发展成为了狭义的功用主义，不能立刻见效的学说一概销毁。胡适说，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和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虽然他也重“效用”，但绝不是如此唯功用的狭隘。这种风气在当下社会也有所体现，当今社会有一种浮躁的功利主义，还有人提出“读书无用论”，令人唏嘘不已。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自汉以后，儒学一家独大，古代哲学自此式微。因此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科学、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一味追随主流文化，盲目从众，推崇一家之言，这样才有助于现在学术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其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J].史学集刊，2005，（3）.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长沙：岳麓书社，2010：110.

[3]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G]//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10.

学习无用驳论文2

现在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流行词比如：拼爹。

因为“拼爹”一词的新鲜出炉，很多人都发出了一种态度：“拼爹”时代，读书无用。这一观点的提出，受到很多人的拥护，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拥护这个观点的人都有很强的事例：据媒体报道一些高校、如：人名大学这所学校，众所周知是一所人人向往的但不好考上的大学，然而一些“爹们”会从自己的包包里慷慨地拿出一张写有100万支票的票据，做什么？自然是拿着100万为孩子砸开学校的大门啊。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只要你有一个身价很高的老爸，那么就不是学校选择你，而是你选择学校，只要你有一个实力很强的老爸，即使你的成绩用手指头都能表示出来（不是手势），那你照样上，上好单位，做好工作，但，前提就是你有一个“老爸”。

但是，很多人持反对意见，李嘉诚，众所周知，他的钱财应该没有几家能比，他的权利，名望也足以让他的孩子上，做好职业，甚至可以不用工作，也足以养活后半生。但是，他这样做了么？回答当然不是。他不但没有溺惯他的孩子，反而让他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节俭，并且他的孩子都有真才实学。这么一个大人物，还让他的孩子自己有真本事，那些“拼爹”的孩子们应该醒醒了。

现在你们的爸爸有权，有钱，能为你们开辟一道“光明路”，但是他们不能永远陪伴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本事，永远也成不了世界的主宰，要想立足，立深足，那么只有靠自己。

“拼爹“的时代总会成为过去，我们还是用自己的学识、技能掌控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吧！

学习无用驳论文3

摘要:在一股股学习热下隐藏着“学习无用论”的实情,学习已从目的降格为找工作的手段了。高职教育传授知识的目的不仅仅是“实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授知识来培养“人”。通过金钱和学习的对比,本文对目的和手段的二元论进行了分析,指出,只有把学习本身当作目的,人才能摆脱“学习无用论”的强制,在学习中体会到精神的满足和快乐。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习无用论”实用主义

在20世纪90年代,“学习无用论”盛行。那时的“学习无用论”认为“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学习的“有用”还是“无用”。今天的社会似乎不再有“学习无用论”的口号了,但只是“似乎”而已。学历是找工作的“敲门砖”,没有学历岂能找到好工作。说得再简单一些,学习就是为了找工作。如今,人们不再提什么“学习无用论”了,反而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浪潮:学习计算机热、学习外语热、考证热……仔细研究一下这些“热点”,可发现它们始终有一指向,那就是“找工作”。可见,学习已成为找工作的“手段”了,学习已不再是自在自为的“目的”本身。如此分析,目前社会中的“学习浪潮”恰恰根植于“学习无用论”,即学习“本身无用”,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一张文凭而去找工作。社会上屡禁不止的假文凭现象不正说明假文凭的存在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是“合理”的吗?

学习为何本身已成“无用”,以至于如果学习者不为了某个学习之外的目的而去学习已成另类?为什么理工科招生火爆而文科渐渐地无人问津?要追问这些现象的根源,我们还应看看现在的社会文化、精神状态的大背景。

当今社会伦理以功利主义为导向,一切事情都放在“有用”与“无用”的功利背景下来考虑,事物本身的“意义”无人追问。

在功利主义背景下,在强大的大学生就业压力下,高职院校中一些不怎么“实用”的基础课程几乎成为“多余”。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某一专业的技能型人才,而如今人们对这个培养目标存在着很多误解。浅层次的误解是技能型仅指动手操作,深层次的误解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就是为了就业。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并不是为了培养“人的就业”。如果由于基础课程偏重理论而不利于直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学生的就业没有直接的好处就删减基础课程,则恰恰表明了高职院校对高等教育目标的偏离。教育只能以教育本身为目的,而不能以教育之外的某些内容为目的(例如,以就业为目的)。否则,教育就降格成为就业这个目的服务的手段了。当然,此处并不是指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重要。但大学生的就业现象中有一点令人感到惊讶:许多高职学生的就业岗位与其专业并不对口。一方面,针对就业而过分强调专业,忽视基础课。另一方面,设置得过窄过细的专业却对大学生的就业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什么,知识的目的是不是“实用”?

哲学中的实用主义一直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制度基础。对于认识与劳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不同认识使德国教育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派提倡以实用知识为主的职业教育,另一派则提倡文化教育。实用主义从哲学的高度指导着德国的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涉及劳动与认识的三重关系是通过以下方式,即认识源于劳动;认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指导劳动过程;人的世界是一个人为的世界并且是人反作用于世界的实践结果”。[1]德国著名哲学家舍勒对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认为知识除了实用的目的以外,还应该从更高的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知识总是服务于某物的‘生成’,因为知识的目的本身不可能是知识。知识必定有其‘终极的’和‘本体的’意义。知识的目的有三种:知识服务于:(1)世界及其根据的生成;(2)位格的生成;(3)人从实践上对自然的控制。在《形式主义》中,很容易发现三种知识类型之间存在着奠基次序。最高的知识是救赎知识,接下来是本质和文化启蒙知识,再接下来就是控制自然的知识。”[2]舍勒从本体论高度对知识目的的思考给了我们启发。实用主义认为的那种知识指导实践的目的仅仅是知识的目的体系中最低的一层,把知识指导实践的目的过分突出强调以至于忽视了知识的两个更高层次的目的,这已经造成西方“心的失序”。这种“心的失序”表现在“人把自身理解为从事劳动的‘工具人’而不是理性存在,更不用说理解成‘爱的存在’了”。[3]

舍勒从本体论角度对知识的哲学思考对当今高职教育中对“人的培养”的忽视也是一种警示。高职教育传授的知识不仅仅是“实用”,高职教育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传授知识来培养“人”。

伴随着功利主义的是技术理性的突进,一方面人类社会物质日益丰富,另一方面社会的精神、文化却日益萎靡,人处于“无根”状态,始终被功利逼迫着向前直冲。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对此早有警觉。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理性正在把人连根拔起。原子弹的光亮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当技术理性的统治达到这个程度时,人类的前途已危在旦夕。“虚无主义”蔓延,人的精神寄托何在?

哲学家善于提问,并且提问总是恰到好处,提问直指前提本身。海德格尔说:“问乃思之虔诚。”哲学家提问:终有一死的人在功利的催逼下追求什么呢?立刻把人引向一个新的问题域。若无此问,人是看不见这个问题域的。

哲学家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使我们能站在更高的层次看待“学习无用论”这一现象。学习为了什么?“学习为了工作”这一答案此时已大有可疑之处。找工作是为了给人提供物质保证,但更多的“面包”仍然只是面包。人的一个强烈的、不可“完全压抑”的需求是精神追求。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分析,满足了物质层次欲望的人应该朝向更高的精神层次去发展。但这只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的一个“应该”,现实并不如此。

学习作为人的精神追求的表现,本身就是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本身就是自在自为的目的。学习之外的任何目的(例如找工作)把学习降低到手段的层次是本末倒置的。手段和目的的二元论一直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之一。在此,把学习与金钱作一比较是发人深省的。

找工作是为了赚钱,金钱本身作为“手段”却被现代人当作最终的目的。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人们将货币――一种获得其他物品的纯粹手段――看作一件独立的物品;货币的整个意义只是作为过程,只是作为通向一个最后目标和享用的一系列步骤中的一个环节,如果在心理上这一系列步骤中断在这一环节上,我们对目标的意识就会停留在金钱上。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而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会无数次出现那种致命的无聊和失望,这在那些攒下一笔金钱后退休食利的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促使价值意识集中在金钱身上的那些环境不再存在之后,金钱自己就暴露出作为纯粹手段的特征,即一旦生活只关注金钱,这种手段就变得没有用处和不能令人满意――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4]

金钱从纯粹的手段跃升为最终的目的,而学习却从目的降格为找工作的手段。学习本身越来越被人们忽略,以至于只要能找到工作,学习就完全被扫出视野。现代社会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许多父母在这种就业压力下选择了让孩子高中毕业后直接找工作,而完全不考虑大学教育的“学习”因素。他们的理由显得“很充分”:与其让孩子大学毕业后失业,还不如早几年工作赚钱。

从金钱和学习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和价值欺罔已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现代社会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令人赞叹,社会的精神、伦理状况却不容乐观。我们看到一股股“学习热”下隐藏着“学习无用论”的实情。只有把学习本身当作目的,人才能摆脱“学习无用论”的强制,在学习中体会到“精神的满足和快乐”,才能如海德格尔所说:“……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5]

参考文献:

[1][2][3]弗林斯.舍勒的心灵[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19,225,219.

[4]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社会风格[C].上海:学林出版社,

[5]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6.

学习无用驳论文4

读书是一种享受。一本好书，无需刻意追求豪华精美的包装，当你崇敬地把书名和熟悉或陌生的作者名字默记心间，再极虔诚地翻开扉页，映入眼帘的是黑白分明，嗅到的是馨馨墨香，而耳朵早已跨越尘俗，窃听器一般藏匿在书中主人公身上。这个时候，造物主赐予你的某些器官已经失灵，你用不着再为追逐名利而烦心，更不必因目迷五色而烦躁。只要你拥有执着和投入，美丽的书韵就会化成一首悦耳的提琴曲，在你脑海里高山流水般地奏响；或者化成一杯醇酒，令你沉醉不知归路；合书掩卷之余，更让你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在书的王国里，我们不再因为无知懵懂而失去自我思考。无数哲人的不朽著作，构筑起人类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开启、造化思想的一大源泉：去揭示自然的奥妙，去把握社会本质，去体味人生的意味；同时学会如何识别千变万化的社会，学会如何思考缤纷多姿的人生，学会如何识别真假、善恶、美丑，我们的人生境界就在阅读中得到升华、超越。

读书可以使你“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营造一道至真至美的亮丽风景。你可以仰视日月星辰，俯视山川大地，吟赏人情风物，浏览名胜古迹，品味神州传说，聆听趣闻逸事，使我们的心灵有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读书如朋友围炉夜话，古之圣人，今之贤人，不邀而至，把我们的思想黑暗照明。

读书，可以和过去娓娓叙谈。探视成长的痕迹，重温生命的过程，更能与未来神交忧欢，同悲同喜。你可以饱览你不曾目睹的一切，还可以抵达你神往已久的乐园，甚至登临你梦寐的巅峰。聆听领袖哲人的对话，净化你的心灵；躬闻作家、学者的讲座，开启你的心智，开掘你的潜能；目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感受难民或乞丐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艰辛。刀枪剑戟，古战场的风雨骤起，旌旗猎猎，风烟滚滚；高山流水，俞伯牙与钟子期，意趣相投，情韵味相依；你可以走进历史的殿堂，缅怀它所供奉的叱咤风云的英雄，或义愤填膺唾弃那被打入史册、遗臭万年的奸相佞臣；可以漫步自然科学的沃野，采摘你喜欢的奇葩异卉；遨游文学的海洋，捡拾耀眼的珠贝……

读朱自清的散文集《匆匆》，物我皆忘，直到辰光的亮，而我仍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薄薄的一本书，我竟看了一个通宵。我看到，一条铺满煤屑的小路，一轮圆月静静地挂在夜空，一弯水塘和满眼荷叶；我听到，一江春水潺潺地流，流过小桥人家，流过春夏秋冬。读这位“美文大师”的散文，能使人思想得到洗涤，灵魂得以升华。它于朴实中见睿智，与清新中见启迪。这正是许多散文作者望尘莫及的神韵。

一套厚实的《路遥文集》，我总共看了四遍。面对路遥，心灵就会产生不止一次的震撼，我为高加林的不懈奋斗而呐喊助威，为刘巧珍勇敢追求爱情而拍手叫好，为孙少平不甘贫穷而昂首大笑，为田晓霞不幸遇难而悲痛欲绝……“人生，是永远无休止的奋斗”，这是路遥的绝笔，也是我的座右铭。

一部看来字字都是血的《红楼梦》，没有大闹天宫的热闹，没有血溅鸳鸯楼的痛快，但它是一块玲珑剔透的“通灵宝玉”，需要汗水浸润，需要时间舐犊。李耳的《道德经》4500多字，却描述了一个世界，开篇1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不同的年岁、不同的心情也会生出不同的感悟，难怪是大家的孔子也恭恭敬敬地前来“问道”。

读书可以明智，读书可以使人心理健康，读书可以使人心态平衡，读书可以使生活滋润起来，读书可以使人生潇洒开去。作家王开林曾在文章中写到：“在高处，一个人最容易与历史会合，也最容易与自己会合。”而品味书韵就如在高处。不仅如此，我们只有在仰望时，才能与那些横绝天际的背影相逢，烟熏茶煮，畅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