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 经典白居易诗句（精编句子【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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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范文【第一篇】

白居易(公元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于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他在29岁进士及第之后，仕途顺利，年青人血气方刚，意气风发，赋诗撰文，上书献策，锐意于对现实社会的改革。他在《新制布裘》诗中说：“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由于白居易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以诗文为武器抨击守旧势力，引起了权贵们的不满。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白居易40岁，他的母亲因患严重的精神失常，死于长安。按当时丧礼，须守孝三年。白居易把母亲灵柩运回故乡――下邦下葬。他自己和家人在渭村住下来了，像当年陶渊明那样躬耕垅亩，经常与农民群众接触，深知农民的疾苦。这时期他家的生活也比较困难，全靠友人接济，又碰上爱女去世，他心情很不好。常以借酒解闷。有时“感时因忆事，不寝到鸡鸣”(《夜坐》)。在渭村，他写了几首钓鱼诗，反映了他生活的窘迫，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恨不平。如《东墟晚歇》：“凉风冷露萧索天，黄蒿紫菊荒凉田。绕冢秋花少颜色。细虫小蝶飞繇繇。中有腾腾独行者，手拄渔竿不骑马。晚从南涧钓鱼回，歇此墟中白杨下。褐衣半故白发新，人逢知我是何人？谁言渭浦栖迟客，曾作甘泉侍从臣。”白居易在诗题下自注：“时退居渭村。”这首诗正是他在渭村时的生活写照。

白居易钓鱼并不是为了生计，而更多的是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调节自己的心情。《咏拙》诗中说：“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优哉复游哉，聊以终吾身。”但是，当他真正提起钓竿，就马上想起从前的姜太公，从而想到自己的仕途。渭水曾是姜太公垂钓遇周文王而发迹之地。虽然渭村距离磴溪有五百里，但同在一条渭水边，只不过姜太公垂钓于渭水上游北岸，白居易钓鱼在渭水下游北岸。这怎能不使他抚今追昔呢？有名的《渭上偶钓》，描写的正是此时此景、此地此情：“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偶持一竿竹，悬钓至其傍。微风吹钓丝，媚媚十尺长。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亡。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诗中，他把自己与姜太公作比较，诉说自己不得志的情怀。说实在，此时的白居易并不是想钓条什么鱼，心里只希望有一位像周文王那样的明君，使自己有施展才能，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失望使他更感忧郁。最后两句写的就是这样的情感。

在《垂钓》这首诗中，他回忆十年来的政治生涯，匆匆十年，往事历历，使他感慨万分：“临水一长啸，忽思十年初。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庐。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今来伴江叟，沙头坐钓鱼。”诗中所说“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庐”，指的就是这段飞黄腾达的仕途。后终因“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遭受权贵的打击和排挤，如今却伴江叟垂钓于江边沙头，怎不伤心！此诗最后四句表达了白居易内心无限的感慨！白居易对渭村这段生活感受很深，直到十几年之后，59岁时白居易在洛阳写了一首诗《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诗中还说起退居渭村时的旧事和当时的情景：“引棹寻池岸，移尊就菊丛。何言济川后，相访钓船中。自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诗中所说“五相”，据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说，是指李绛、裴度、裴珀、王播。“渔翁”，则是白居易自指。

白居易44岁时，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活的转折点。在渭村住了三年多。元和九年(43岁)初冬，他回到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他对这种陪伴太子读书，难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清闲官职是不满意的。第二年(公元815年)，一场更大冲击着他的政治生活。为当时宰相武元衡被人暗杀一事，终于得罪了权贵。白居易被贬官江州司马。之后，长期宦途蹭蹬，使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中。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尽管他竭力摆脱朝廷中“牛李党争”，忠于职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为百姓做些好事，但是当年的宁折不回的斗争锋芒却已减弱了，不复谔谔直言，政治态度也转向消沉，佛道思想在白居易头脑中逐渐滋长。以至在参禅、学道、饮酒、钓鱼、赋诗中去寻求“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之乐。

白居易的诗全集【第二篇】

关键词唐宋 制科人才 贡献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7-0-02

1 唐代制科人才贡献

唐宋时期古代文学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尤其以唐诗宋词享誉古今。诗歌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唐朝著名诗人如王勃、杨炯、贺知章、王翰、王昌龄、高适、白居易、元稹、杜牧等先后考中制科，他们先后为唐代诗歌发展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各个时期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另外，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是制科出身。他们的应制科目分别是：

王勃——幽素科

杨炯——应制及第

贺知章——超拔群类科

王昌龄——博学宏词科

王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手笔俊拔科

高适—— 有道科

白居易——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元稹——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杜牧——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柳宗元——博学宏词科

王勃、杨炯与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虽然二者中制科后，被授予的官职很小，但文才很高，属于才高位卑的类型，王勃和杨炯擅长五言律，他俩的诗中拥有才子所具有的自负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的送别诗与边塞诗中。其次著名诗人贺知章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旧唐书》中记载：“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 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俭……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可见贺知章不但擅长诗歌创作，还擅长书法。他的诗文以绝句见长，著名的《回乡偶书》两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今尚存录入《全唐诗》的诗共19首。他们三人都是唐初诗人的代表。

到了盛唐时期，王翰、高适登上了诗歌的舞台，二者同为制科出生，与王勃、杨炯相比，诗风有很大变化，属于个性鲜明的豪侠诗人。王翰及第较早，为人狂傲放纵，入仕后生活放荡，因纵酒蓄妓被贬。代表作如《凉州词二首》。同一时期，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流行，高适就是这一时期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他于天宝八年，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他一直想通过立功边塞而封侯，但都未能如愿，正由于他对边塞的一腔热情，使他在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之后，创作出了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别董大》等。

中唐时期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稹(779—831),子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两人又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等，授左拾遗，后成为监察御史。元稹性格刚烈，是一位才子型作家，我们所熟知的《莺莺传》传奇便是元稹创作的。元稹于53岁因疾病去世，留下《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三十多首。元稹与白居易友谊很深，常一起谈论诗作。白居易的仕途曲折，但在诗歌领域却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统治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其次他的的叙事诗都长盛不衰。著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

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怀古咏史诗，其中杜牧就是这一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考中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科。杜牧性格刚直，做事胆大心细。其诗情致豪迈，人称小杜，以区别杜甫。著有《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存诗四百余首，大多是抒写理想抱负关心国民生计，感叹壮志难酬。其中《赤壁》、《山行》、《江南春》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后世称杜牧与李商隐为小李杜，足见杜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朝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不少的散文、论文、传记等名篇传世。被称为“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提倡复兴儒学，成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了很多文学体裁、风格迥异的文章，有哲学论文《天说》、传记文《捕蛇者说》等，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不仅在文学领域，还有众多的名臣贤相也是制科出身，据《

其应制科目分别是：

苏轼——才识兼茂

苏辙——才识兼茂

富弼——茂才异等

吴育——才识兼茂

张方平——茂才异等、贤良方正

三苏同属“唐宋八大家”,在他们的故乡四川眉山三苏祠中有一幅题词写到“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嵋共比高。”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颇喜言兵，著有《六国论》、《论衡》等。苏洵也曾参加过制科考试，但未得中。在父子三人中名气最大的就是苏轼，别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从小好学，非常有才华，21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考入三等。他为人坦荡，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仕途道路充满了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在他历任地方官以来，关心人民生计，很有政绩。其次，他在文、诗、词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作品中辞赋有《赤壁赋》、《流侯论》等，以及诗词《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水调歌头》等为后人广为传唱。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等文集，近存诗2700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璀璨明珠。其弟苏辙与他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据《宋史·苏辙传》中记载：“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且史官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间严，未必劣于其兄。” 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仁宗时期的宰相富弼同样是制科出身。《宋史》上记载：“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为‘王佐之才’,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他于仁宗时举茂才异等科，授将作监丞，至元和二年被任为宰相，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疾恶如仇，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

据《宋史》上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吴育，字春卿，少奇颖博学，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后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进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吴育性格耿直，敢说敢为，刚正不阿，他多年任地方官，兢业守职，积劳成疾，任河南知府时，吴育已重病缠身，还视事如平日，终卒于任上。之后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著有文集五十卷。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的一位文化名臣，仕历三朝。“其少颖悟绝伦，一阅不忘。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旬日即还，巳得其详。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神宗时，累官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方平慷慨有气节，虽王安石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时。卒，谥文定。” 张方平著有《乐全先生集》四十卷，流传于世。张方平不但有才学，而且为官清廉，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不愧为北宋有名的大臣。

综上所述，唐宋为制科在整理

参考文献

白居易的名诗【第三篇】

关键词菅原道真 日本 平安朝文学 唐文学

据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这些使节将唐时的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先进文化带回日本，经过吸收理解与融合终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

作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唐文学，尤其是唐诗对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日本的平安朝（794-1192）和唐朝有着频繁的往来，据藤原佐世写的日本最古的汉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记载，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诗文集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汉诗的相关节目，内容上几乎都是唐诗。并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唐诗爱好者。本文主要从日本平安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菅原道真入手，浅显地探讨一下唐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深受宇多、醍醐天皇的赏识。作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经抵制过藤原氏集团的，当唐朝国势日渐衰微之时，是他上奏天皇，建议停派遣唐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不仅和歌写得好，还精通汉文学。“传题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这样的诗句放在唐诗中也令人拍案叫绝。其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编纂的《类聚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能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人们都遵奉他为“天神”、“学问之神”。

菅原道真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文学造诣与唐文学有很深的渊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职）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次年回日本后，他大力提倡引进唐朝的宫廷服饰、礼仪等，向日本人讲读唐文学，参加了《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的编纂。菅原道真的伯父菅原善主于838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到过中国。其父菅原是善的时代是唐文学传入日本的全盛时代，菅原是善的诗被称为“藻思华瞻，声价尤高”。这一切使得菅原道真从小就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施展文学才华的基础。

菅原道真师从岛田忠臣（828-892），而岛田忠臣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影响最大，加之平安朝时期，朗咏诗文是贵族们的风雅，白居易的诗文曾一度受到他们的顶礼膜拜。“日本诗文集锦《和汉朗咏集》（1013）中刊载了26名唐朝诗人的诗，其中白居易的诗达135首之多。”平易的世风，易于理解；从底层上升的生涯；具有百科事典性质的《白氏文集》；白诗中雪月花的题材较多，和日本的诗歌主题基本一致；白居易诗中充满着一种佛教的无常观，符合日本“もののあわれ”的审美观点等因素导致白诗在平安朝的一度流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菅原道真，其汉诗文也就深深打上白诗风格的烙印。

白居易的前期作品以体验民间疾苦的题材为主，如《卖炭翁》中的“心忧炭贱愿天寒”，《路遇白头翁》中的“无妻无子独身穷三间茅屋南山下”等。而菅原道真在？岐府任职期间，写下《寒早》十首，分别是咏“走环人”(因困难生活而逃亡他乡，却在他乡也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的人)、“浪来人”(从他乡流浪到？岐来的人)、“老鳏人”、“夙孤人”、“药圃人”、“驿亭入”“赁船人”、“钓鱼人”、“卖盐人”、“采樵人”的，反映了道真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间疾苦的创作风格。《行春词》一诗中写到：“过雨经营修府库，临烟刻缕辨沟塍。遍开草褥冤囚录，轻举蒲鞭宿恶惩。尊长思教卑幼顺，卑贫恐被富强凌。安存耄迈飧非肉，账恤孤茕饿曲肱。楼家门留门主，耦耕田畔立寻朋。”进一步深入了解民情，诗中处理政务的情形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道真还模仿白居易的《路遇白头翁》，“贞观末年元庆始，政无慈爱法多偏。虽有旱实不言上，虽有疫死不哀怜。四万余户生荆棘，十有一县无炊烟。”反映了？岐民生凋敝的状况。

菅原道真除在诗风上具备白诗风格之外，在人生经历上与白居易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815年，白居易因首上书请急捕贼以雪国耻而受到谗毁，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既是他一生仕途的转捩点，也是白居易诗风的转折点。之前白居易的诗多是取材于社会现实的讽喻诗，之后的诗则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通过写琵琶女的沦落身世，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琵琶女的形象和诗人的遭遇都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菅原道真在仕途上也有同样的被诬陷被贬的经历，被贬到太宰府后的心境反映在《秋夜》诗中，“黄萎颜色白霜头，况复千余里外投。昔被荣花组缚，今为贬谪草莱囚。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诗中将自己比作萧瑟的秋天，诗人的苍白、愁苦、郁闷无助尽在其中。在收到平安京传来的家信时，写有《读家书》一诗：“消息寂寥三月余，便风吹著一封书。西门树被人移去，北地园教客寄居。纸裹生姜称药种，竹笼昆布记斋储。不言妻子饥寒苦，为是还愁懊恼余。”隐约说出了家中被剥削，生活艰难的凄惨困境。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真和白氏两人在此方面可谓如出一辙。

以上主要从菅原道真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汉文学的主题，内容特色方面探讨了唐文学（以白居易为例）对日本平安文学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日本平安朝时期如何在接受唐文学的基础上努力确立民族文学风格的特征。在探讨唐文学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关联时，往往容易走入单方面看待或者过分夸大中对日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平安文化是如何摆脱唐文化的影响这一误区。平安前期，汉文学十分盛行，但只限于贵族和僧侣，广大下层民众则很难学习或无条件来学习汉文，假名的出现使得文化知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随着假名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创作的诗歌物语等，到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学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日本平安朝从接触唐文化、学习理解唐文化到形成自己的文化过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今后在国际化的世界中，如何吸收异民族文化与发展本国特色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语知识，2003，01.

[2]川口久雄校注本。菅家文草，菅家后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2册）.岩波书店，1966.

白居易的名诗【第四篇】

关键词： 白居易 制裘诗 后期 兼济思想

一、引言

白居易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写过三首“制裘诗”，时间相差大约十年，然则无独有偶，三首诗却表达了同一内涵：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白居易后期思想与前期相比，不再锋芒毕露，而是转向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其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并未泯灭，而是“时而突破‘闲适’的表象，像电光石火似的闪出光辉”。？譹？訛笔者试图以“制裘诗”为线索，以此来观照白居易晚年的“兼济”思想。

既然我们的研究时限限制在白居易思想的后期，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为了分析得清楚，我们先对白居易生平的前后期进行一番梳理。

1.以白居易卸任左拾遗为界

持此种观点的是王谦泰，其论文《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分别从考其行事、读其诗文、听其自述、分析其人生追求四个方面予以论述。？譺？訛此文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争议。有附和者，亦有质疑者。严杰的论文《入仕求禄与退隐——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支持了王文。而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在《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一文中从翰林学士职能、文士生活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质疑了上述观点。？譻？訛而这一观点也可从前人著述中获取渊源，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认为：“今以其诗考之，则退休之志不唯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然已为当事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譼？訛

2.以白居易自请任杭州刺史为界

张安祖在其论文《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中认为王谦泰先生的观点有失于片面，并不符合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实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一论点。于元元在《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支持了张文。

3.以白居易被贬江州为界

文学史普遍认为：从入仕到被贬江州之前为其“兼济天下”的时期，而从被贬江州到死为其“独善其身”的时期。？譽？訛前期积极进取，重在“兼济”；后期消极避世，重在“独善”。

本文所谓“后期”，采用文学史上的普遍观点，即以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

二、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新制布裘》是其前期作品，有着积极的“兼济”意蕴，体现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倾向，是其人民性的代表作。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桂布是桂管地区产的木棉织成的布，十分珍贵。而吴棉是苏州所产的丝绵，亦是非常著名。用桂布和吴棉这样珍稀的丝织织成的大裘，自然异常温暖，以至作者“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即使室外天寒地冻，作者的身体也是温暖如春。然而，作者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舒适和快乐当中。“逡巡”意为：因为有所顾虑而徘徊不前或退却，用在此处别有韵味。此诗写于元和九年（814），当时作者正处于丁母忧期间，在老家下■居丧。唐制规定，丁忧期间官员无俸禄。此时的白居易也是异常清贫，生活上靠元稹等几位好友救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冬天关中地区风雪交加，冻馁的饥民随处可见。作者目睹萧野的山村、饥冻的灾民，情不能已，慨然写下了：“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大丈夫应贵在兼济天下，岂能独自专注于个人的享受，而对黎民不管不问。学界往往把此诗的最后两句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联系起来。诚然，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认为白居易的爱民情怀更胜一筹。黄■在《巩溪诗话》中说：“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

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譾？訛身处饥寒，所以能自然而然地体味到黎民的饥寒。然身处饱暖之中，亦能体民众之辛苦，着实难能可贵，体现着“推己及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光辉。且乐天笔下的“寒人”显然要比老杜笔下的“寒士”包含的群体更广阔一些。

自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至被贬江州，白居易本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的职责，政治上屡陈时政，而文学上则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作于此时期的，有反对宦官专权的《轻肥》，有抨击权豪贪腐的《论于■裴均状》，有体恤生民疾苦的《论和籴状》，有同情民众疾苦的《观■麦》，有怜惜宫人的《上阳白发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譿？訛

三、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经历了江州之贬，量移忠州，而后回朝天子待之忽冷忽热以至心灰意冷之后，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主动请求外任杭州刺史。就在这一年，白居易写下了《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

余杭邑客多羁贫，其间甚者萧与殷：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尘。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风吹沙雪纷纷。宾客不见绨袍惠，黎庶未沾襦裤恩。此时太守自惭愧，重衣复衾有余温。因命染人与针女，先制两裘赠二君。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劳将诗书投赠我，如此小惠何足论。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白居易在杭州有两个交往密切的穷朋友，一个叫萧悦，一个叫殷尧藩。其职衔是八品的“协律郎”，掌管音律，属于清贫的“寒士”阶层。11月的杭州，大雪纷飞，萧、殷二人却无衣御寒。白居易看到此情此景，就送给他们两件皮袄，并为自己未能为黎庶尽责解困而愧疚。当他们写诗表达谢意时，白居易感叹道：“如此小惠何足论。”由小见大，由点及面，白居易的真正的志向是“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他要把更大的大裘盖裹在杭州人民身上。他所说的“大裘”，用的不是丝织原料，也非刀尺所能裁制，他要用法律制度去剪裁，用仁爱做棉絮。？讀？訛此后不到三年的时间，白居易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誓言。先后筑堤捍湖，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西湖水患问题；疏通六井，方便了城内居民吃水问题；带头歌咏杭州，“开启了歌咏杭州西湖的新时代”？讁？訛，促使诗歌向民间流传，为提高民众谈诗解诗的水平与促进风俗教化的清淳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两袖清风，至今仍留有美名。白居易治郡轻徭薄赋，提倡法度，其治下的杭州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

奈何“皇恩只许住三年”，然则“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经历世事浮沉的白居易，并没有“岂独善一身”，只追求个人的享受。其思想深处的“兼济”思想时时鞭策他有意而为，“在国家的法律范围以内，给人民减轻一些痛苦，这种行为体现了‘兼济天下’的政治思想。”《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折射出他的“兼济”思想尚存，只是不如前期那样明显、外露而已。他已将其转化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据此说其思想走向“独善”，显然有失偏颇。

四、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大和五年（831）白居易六十岁，早已过了天命之年。这一年他担任河南尹，是洛阳最高的长官。且物质充裕、俸禄优厚，与早年的走吏生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显然，此时“独善”生活有了再合适不过的条件了，然而其内心的“兼济”思想仍在“发酵”。

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叹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绫是一种很薄的丝织品，提花软缎，袄内是丝棉絮成。这件丝织品暖且轻的同时，还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诗人自然是喜不自禁。“晨兴好拥向阳坐，晚

出宜披踏雪行”，早上穿着晒太阳舒适无比，晚上穿着踏雪赏月亦不失风雅。与鹤氅、木棉这些高档品相比，诗人的新制绫袄自然优越无比。所以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一夜睡到天亮也就不奇怪了。然而，一想到有众多的黎民生活在饥寒交迫当中，诗人怎能“卧稳昏昏睡到明”。每当此时，心中屡屡泛起愁滋味。一人“稳暖”不是暖，天下黎民皆“稳暖”才算暖。由于诗人时时“心中为念农桑苦”，因此产生了“耳里如闻饥冻声”的错觉。最终诗人是要“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而这恰恰是白居易关心民瘼的真实写照。

无独有偶，这首诗与早年的《新制布裘》相比，在表现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亦可窥到杜诗的思想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且与前文“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一脉相承，体现出白居易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而对于白居易来说，无论身处何地、何时，心中总是念念不忘黎民百姓。“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尝思旅食人”“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何处有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我们在解读诗人乐天知命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作者内心与劳苦大众相通的难能可贵。诗人曾为自己“曾不事农桑”，却“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而惭愧不已。

晚年的白居易在慨叹“百姓多寒无可救”的无奈之下，除捐资修缮香山寺，率众开凿八节摊之外，将主要精力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文籍的编纂工作中。正是由于儒家的“立言”思想，使得白居易的大量作品能够传世，为今天我们的白居易研究、唐代研究提供了充裕的史料。白居易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白居易一生都注重文籍的编纂，且越到晚年越是用力。“诗家之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白香山诗集序三则》）赵翼也说：“才人未有不爱名者，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輥？輮？訛白居易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开始，陆陆续续地开始了编纂之路，直到生命的尽头。

通过列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白居易穷尽一生，前后十一次编纂文籍的过程。尤其是最后一次白居易将文籍分藏于不同的地方，显然是为了避免藏于一处而毁于一旦。而在诗人之前的杜少陵去世时曾留有诗集60卷，小集6卷，估计存诗3330首。但是时至今日，存世杜诗只有1458首了。这不能不说是诗家之大不幸。赵翼认为白居易：“一如杜元凯欲刻二碑，一置砚山之巅，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輥？輯？訛好一个才人名心，正是深刻的“立言”意识、强烈的用世精神促使白居易完成了这部可传万世的不朽之作。毕其一生整理文籍，也是白居易思想深处儒家“兼济”之志、积极用世之功的真实体现。

“立言”自古便为文人儒士所钟爱、追寻。“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輥？輰？訛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輥？輱？訛“立言”虽处于“三不朽”之末，然最需坚忍不拔之志。“立言”通俗来说就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周游列国之后，孔子晚年专心于整理“六经”。 屈原在《离骚》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立名者，行之极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虽受宫刑，终成“一家之言”。

白居易“立言”显然受到前代文人影响，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在《寄唐生》诗中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坚称自己“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所以白居易“立言”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切合时弊，缘事而作。

五、结语

“白居易虽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但其‘兼济’之志又始终存于胸中，并没有在遭到江州之贬的打击或是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輥？輲？訛制裘诗”抒发了他爱民、惜民的浓厚民本主义思想，而“立

言”行为又揭示出他思想中的“名心”观念。这些注定了白居易后期思想不能单单用“独善其身”来概括，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其前后期思想的一致性、同一性。白居易如中国众多封建士大夫一样，思想中矛盾与统一并立，因此客观地看待其后期思想中“兼济”行为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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