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论文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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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论文1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制度和程序的总和，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目标就是要规范社会权力的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涉及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等三个次级体系，而城市治理现代化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在城市治理现代化方面，也应该首先理顺好政府与社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使政府在职能上归位，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达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要首先转变观念之外，还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保障，建立适应城市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社区组织体系。必须看到，实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重心在基层，基础在社区。因此，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建立新型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既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盐田改革社区管理体制的实践探索

三、盐田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及其启示

盐田区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盐田社区的管理体制和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四个方面的明显特点：

1.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近年来，随着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工作的不断推进，参与社区管理的各类组织日益增多，虽然较好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社区组织权责不清、功能重叠、各自为政、缺乏统筹的弊端，难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如何有效地发挥好社区综合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区各类组织依法依规充分发挥作用，形成“一核多元”的社区治理模式，就成为社区治理过程中必须努力解决的大问题。在盐田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1+2+1”文件中，明确提出了社区综合党委是社区内各项工作和事业的领导核心。要求各类组织的党组织和党员均纳入社区综合党委管理，社区综合党委要从政治、思想、组织、加强管理、强化监督等方面全面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其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这些文件不仅赋予了社区综合党委在重大事项上的话语权，并严格规范了民主议事决策的程序。社区综合党委、社区工作站、社区居委会的重大财务事项和年度收支情况，均需要社区综合党委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决定，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运作是否做到依法依规也由社区综合党委监督。在议事决策的形式方面，文件也规定社区应以“新三会”形式研究决策各项事务，另外不定期召开民意拍砖会，由社区综合党委选择社区某项难点、重点事务，专门征求辖区居民和专家学者意见。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从制度上保障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

2.政府的执行力得到较大提高。

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变革中，政府的行为尤为关键，既要真正做到不越位、不错位，又要做到不缺位，必须当好“掌舵者”，切实提高自己的执行力。在盐田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做到了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有机统一。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以前，行政化的社区居委会人员结构复杂，平均每个社区有近90个人(包括治安和保洁人员)，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区财政拨款，每年至少需市、区财政下拨经费大约1836万元。社区体制改革后，原社区居委会中属于行政工作的归并社区工作站，并给社区工作站明确职责，每个社区工作站平均配备6个雇员编制，工作人员数大为减少，个人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但财政拨款的人员的经费整体水平仍然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运作牵引街道办事处和各职能部门之间新型的工作关系和行政成本、行政管理及行政效能的评估方式改革，建立了新型的政府管理的垂直链条，提高了同等成本标准下的行政效率。

3.社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

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多年来，盐田区委区政府坚持宽进严管，厚待重托的原则始终不渝地促进全区社会组织更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建立起从政府一元管理到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共同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模式。同时，盐田区还十分注重培育社区参与意识，不但要求社区居委会具有相应的自治功能，而且还要承担起培育各类民间组织的任务。经过几年的发展，盐田区社区服务三级网络开设了教育培训、保洁、物管、家政、中介、文体活动等100多项福利和服务的公共产品，提高了全体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近半失业人员通过“社区就业基地”实现了再就业。2013年，盐田又将“继续完善社会组织培育和规范发展机制”列为社会创新重点项目，率先在全市设立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除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以外，对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等类社会组织全部实行直接登记，同时放宽社区社会组织准入门槛、简化办事程序，实行登记和备案双轨制。目前全区已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142家，涵盖了经济、教育培训、文体、公益慈善以及综合等五大门类，逐步承接政府部分公共职能转移，并成为盐田区推动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四是居民民主意识和居委会自治能力明显增强。能否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是社区治理能否真正取得成效的关键。而要调动居民的积极参与，其重要前提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居委会组成人员的直接选举。为此，盐田早在2005年就在全区17个社区居委会全部实行了直接选举，当时曾引起广泛的关注，被誉为“中国基层民主的破冰之旅”。在居民的积极参与下，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居委会真正回归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再直接为政府“跑腿”，而是成为居民的代言人、权益保护人，架起了政府与居民沟通的桥梁。而随着社区服务站的建立，作为一个民办的非企业组织，拥有更多的自，经营行为更加灵活，使社区服务站在解决一些企业不愿无偿解决、政府无法全面解决、居民无力个人解决的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提高了社区服务的水平，促进了和谐社区的建设。更为可喜的是，随着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积极性的提升，盐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志愿者。目前志愿者队伍人数接近3万人，约占辖区人口的15%，其中注册义工8000多名。这批志愿者为盐田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当初盐田社区治理体制的改革，是围绕创建符合盐田实际、满足政府社区管理和保障居民权利实现需要的社区治理模式，而不断探索前进的。但是反思盐田整个改革的进程，人们还是不难发现，盐田坚持制度创新和体制内资源优化这种与时俱进的改革，不但为形成中国特色社区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启示

1.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提法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才正式出现在党的文件中，但实际上30多年的改革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也就是说，随着党由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由国家统治转向国家治理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盐田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当地的党委政府一开始还无法预见到今天所倡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然而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是为了努力处理好政府管理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都是为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事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从而更好地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一切，同样是国家治理或者说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倡导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不能离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只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总结，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

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制度的创新之所在。经过短短的几十年时间，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独创、高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显示出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优异的执政能力。从盐田的实践可以看出，正是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精心谋划下，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才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不管是从宏观层面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是从中观层面讲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都必须首先着眼于提高全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正如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地运转。

社区治理论文2

关键词：行政管理 学位论文 选题

0 引言

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硕士论文选题还比较粗疏，影响论文质量提升。一些学者对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展开了研究。徐金平（2006）对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一些硕士论文选题盲目求“大”、求“新”、求“异”，或者论文选题过于平淡，体现不出应有的开拓性。[1]周毅（2009）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原则，即根据研究目的、实力、条件、兴趣和独到见地，结合地方特色、社会实际、学术价值和科学发展趋势选题，“小题大做”、扬长避短原则。[2]雷伟伟、袁占良（2008）探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3]吴赞敏、梁旭巍（1997）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论文质量的关系[4]。孙国强（2007）[5]，李志义、刁玉玮（1995）[6]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在选题时，研究生既要从不同来源确定选题，又要掌握正确的选题方法，同时还要掌握一定的选题技巧。以往研究主要是把学位论文选题作为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进行研究，即不根据专业特征对一般学位论文共性进行分析，对某一专业学位论文选题深入分析较少。随着公共领域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程度的加深，行政管理硕士有更多“文章”可做，这些“文章”选题质量值得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截至2014年10月30日显示被引用过的2011至2013年行政管理硕士（学术型，下同）学位论文样本的选题质量进行实证研究。

1 研究框架及假设

20世纪90年代，行政管理专业归属发生变化，即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中脱离，成为独立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由原先的理论型向实务型转变[7]。斯托克斯不赞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体系分别是，高基础、低应用的波尔象限、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双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双低的以训练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选题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解决问题导向，与此同时，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理论水平有较高期望。解决问题导向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经验主义方法收集资料。按照行政学常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将收集资料的方法分为非经验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9]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运用经验主义方法会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可能会转而借助于非经验主义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文献法。虽然采取文献法能够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资料，但不利于硕士研究生创新，知网、万方等数据库可能成为一些人“加工论文”的工具。论文相互借鉴、模仿，大量选题重复。本文提出假设：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 “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2 类目及样本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同时，在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设计分析类目，包括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主题划分为行政理论、城市治理、行政体制、公共财政、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政社关系、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政府规制、公共政策、电子政府、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政府职能等子类。研究层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 Scott）提出的研究组织的三个分析层面，即社会心理层面、组织体层面和生态群层面[9]。其中，社会心理层面关注个体行为；组织体层面关注组织结构和过程；生态群层面关注环境中的组织群。本文的分析单元是文献题名、年份、出版者等。在进行样本分类时，不可避免的参杂了主观判断因素，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导师、同学中背对背进行相同数据分类。减少主观判断成分。

本文在“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当中，分年度筛选出一级学科代码为“120401”（即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按照被引用次数进行排序。对其中被引用过的论文进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过的论文共495篇，全部抽样。由于时间越长，被引用次数也随之增加，如2011年当年知网平台收录的论文，当年被引用1次，在随后的两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论文总体规模大，为方便研究，采取系统抽样方法，选取458个样本。样本容量为953个。

3 结果与分析

硕士研究生选题偏好分析

如图1所示，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与网络舆情、政社关系、公共服务领域，其他领域的选题则比较分散，每一主题的样本占比都不足10%， %的选题难以归类。

①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社区等公民自组织之间的角色关系，以及公共服务外包、公民参与等问题。其中，研究社会组织的占%，涉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我国基金会的资金管理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现状及问题研究》等；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研究》、《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等；以及准政府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等职能，如《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工会职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区治理的占%，研究社区治理的样本中%对某个案例或多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如《我国城郊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以麦子店社区为例》。此外，这一类的研究还包括研究事业单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医院“管办分离”；村民自治、公民参与等问题。

②研究公共危机以及网络舆情。涉及的范围包括公共危机的诱发机制，政府同其他主体对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机的研究以为主。如《我国的发生机制研究》、《征地拆迁引发的及其对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情应对》、《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域、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下简称为“公共服务”）。专门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样本21个，占这公共服务样本总数92个的%。研究公共服务的样本呈现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针对西部地区，或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如《西部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泰安市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问题研究》。有2个样本介绍国外经验，分别是英国公共服务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养老问题的研究较多，其次是就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

从研究层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生态群层面的研究。研究生态群层面的样本数405个，占总数的%；研究组织体层面的样本数366个，占总数的%；研究社会心理层面的样本数126个，占总数的%；其他样本数56个，占总数的%。由此可见，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将政府置于外部环境当中，与外部环境、其他主题互动的外部视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内部视角占了较小份额。

不难看出，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层次与近五年热点问题存在相关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上升，公共部门对公平性、回应性赋予更高的价值，需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给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但仍然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一般将“治理”理解为一种角色关系，将好的治理理解为多元主题的共同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增加。研究这类角色关系的论文占总体的比重由2009年的%上升到2013年的%。

行政理论研究数量很少，只有3篇论文，分别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描述。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会对相关理论进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论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而文章主体部分脱离理论展开，理论游离于文章之外，“两张皮”现象较多。行政管理专业更多体现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门“科学”。

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分析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较为集中。前已述及，选题偏好集中在三个研究主题，而其他研究主题样本数量较少。以“公共财政”为例，每年“公共财政”的选题样本数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重都不超过5%。研究的具体内容也较为单一，缺乏非税收入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内容，对公共预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预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预算透明保障机制构建研究》、《预算民主视角下我国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研究》等。选题呈现出两极化趋势。此外，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也比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选题下存在多个样本。

对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选题的集中重复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假设，即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4 选题质量提升对策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紧趋政治热点、社会问题，基础性研究较弱，理论应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复的选题较多，选题结构失衡，多数停留在“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阶段，研究价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硕士研究生原著阅读量有限。硕士研究生对原著缺乏兴趣，仅仅针对热点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利用二手资料对理论进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论积淀，难以上升到一定层面。因而对理论的应用呈现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实证研究“短板”。习惯于采用非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资料，在知网、万方等平台收集期刊、论文资料后，进行整理、修改。通过非经验主义方式进行资料搜集，相比实证研究更加简单便捷，但过多的依赖二手数据写作论文，难免造成研究的重复，而且许多论文都仅仅是对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对现有成果的发展和创新。可以预见如果研究生没有从意识上消除对二手数据的依赖，在研究中不愿意实践和创新，行政管理专业未来的论文质量将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质量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硕士研究生经典阅读意识。目前的激励机制，易导致研究生过分关注、参加课题、学术会议数量，潜心钻研原著的时间和兴趣减少。可以考虑适当改进目前的评价机制和方法。二是倡导研究生实证和创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对二手资料的过度依赖，为硕士研究生创造多途径开展问卷、访谈等经验研究，增加用于课堂外的时间，让他们真正了解现实问题，同时，优化研究生课程设计，增加计量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等课程，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数据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1]徐金平，韩延伦。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01：42-45.

[2]周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原则及方法[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10：34-41.

[3]雷伟伟，袁占良。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创新能力培养[J].中国电力教育，2008，15：56-57.

[4]吴赞敏，梁旭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方法与论文质量的研究[J].天津纺织工学院学报，1997，03：29-32.

[5]孙国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方法与技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7，03：21-23+27.

[6]李志义，刁玉玮。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浅议[J].高等教育研究，1995，04：15-16.

[7]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J].公共管理研究，2007，00：21-42.

[8][9]（美）W.理查德・斯格特（ Scott），杰拉尔德・F・戴维斯著。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课题“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质量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项目号：2004JY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社区治理论文3

[关键词]公共管理；多中心治理 ；文献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111 ― 05

[收稿日期]2014 ― 09 ― 22

[作者简介]廖若帆（1989―），女（彝族），云南楚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前言

在公共管理领域，公共组织为实现组织目标，曾掀起了无数次改革浪潮，并逐渐由传统官僚统治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这种改革实践又同时促进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其中多中心治理就是众多理论成果中的一个。“多中心治理”是一种直接对立于一元或单中心权威秩序的思维，它意味着地方组织为了有效地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实现持续发展的绩效目标，由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个人、商业组织、公民组织、政党组织、利益团体、政府组织），基于一定的集体行动规则，通过相互博弈、相互调适、共同参与合作等互动关系，形成多样化的公共事务管理制度或组织模式。〔1〕 多中心治理的核心是引入市场、企业、社会和非盈利组织参与治理，打破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垄断，使治理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权力由集权走向权力分散。

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治理主体多元化，方式法治化，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这一理念的提出为国家治理展示了全新的视野，而且多中心治理目前在我国具有很大的需求性。因为随着多元社会的发展，公众的需求越来越高，单一的治理方式本身具有局限性，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时难以满足公众高品质、多数量的需求，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的这种矛盾，以致社会矛盾突出，政府公信力下降。在诸多社会问题面前，多中心治理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至此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多中心治理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涵盖了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引发了众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已有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多中心治理进行了研究，并有大量文章发表。但从已刊载的关于多中心治理的文章来看，大部分文献是从定性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缺乏定量的分析方法。所以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公共管理领域多中心治理研究现状与趋势进行定量分析，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为研究依据，以此科学客观地了解公共管理领域多中心治理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文献综述

多中心治理兴起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多中心治理理论越来越受到国内相关学者的青睐，所做的研究涉及到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服务、多中心治理的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评价体系等方面，理论发展逐渐趋向成熟。

首先，多中心治理的内涵。王兴伦对出现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多中心治理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多中心是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多中心意味着无中心，对应着单中心，反对权力的垄断和集中化。〔2〕杨志军在波兰尼《自由逻辑：反思与辩驳》一书中提出的多中心秩序的基础上，认为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向的是政府向社会分权、权力回归于民众、民间社会的兴起和国家政府权力的相对弱化，并鼓励公民参与地方或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全过程，倡导培育和提升公民的自主管理能力。〔3〕治理也是理解多中心治理内涵的核心词汇，龙献忠认为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主体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形成多中心治理体制。〔4〕正确把握多中心治理的内涵是进行公共管理的基础，学者们所提出关于多中心治理的概念通俗易懂，共同之处都是打破传统的政府垄断、分权，由多个参与主体共同进行治理。

其次，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已不在局限于政府的垄断。在公共服务领域邓悦从多中心公共卫生服务的角度，提出各级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群众和社会主体这三种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式。在教育领域吕淑芳、龙献忠、胡颖从对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对多心治理的参与主体进行探讨。龙献忠、胡颖指出运用在高等教育领域，即管理主体并不只有政府一个公共权力中心；除政府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志愿性的或属于第三部门的机构()，如志愿组织、非政府机构、教育中介组织等，都与政府一道维持治理秩序、参加合作与竞争。〔5〕在公共政策产出方面，刘东杰认为在多中心治理下，公共政策产出的多元主体，既有个人，也有组织，且个人也已不再局限于执掌公共权力的法权机关工作人员；组织也不再局限于公共权力机关，甚至公共组织。〔6〕

最后，多中心治理的机制。不同的学者从从多中心治理的供给机制、运行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对公共管理的各领域的治理进行研究。韩峰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认为既然只能由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神话”已经被打破，政策分析学家们则开始论证由市场和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能性，事实证明，随着新的政策工具的不断发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公共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由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来供给公共物品是完全可行的。〔7〕而何明升、高献忠是从网络秩序供给的角度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进行分析，指出供给机制要民主化。网络秩序供给应当是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模式与业界、公众主导自下而上模式的统一，生成于多种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过程，所以要求政府部门与网络业界及网民要一起解决问题，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8〕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多中心治理供给机制走向多元，并分析了单元供给机制的一些困境。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对2003―2014年间公开发表在CNKI数据库的多中心治理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文献计量分析法是以文献信息为研究对象、以文献计量学为理论基础的一种研究方法。〔9〕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年发文数量、内容、文献来源、被引频次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从特定的角度了解我国12年来多中心治理研究发展水平与动向。CNKI数据库收录了期刊、硕博士、会议、报纸等大量文章，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选择该数据库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具有代表性。

以多中心治理为主题进行检索，最早的论文出现在1989年，但是与多中心治理主题不相关，与之相关的第1篇论文出现在2003年，因此将2003年作为文献检索起点。本文以CNKI收录的以“多中心治理”为主题词的2003―2014年的研究论文为文献源。共检索文献921篇，操作时间为2014年5月4日。删除重复冗余的数据文献后，共获取文献样本851篇。

三、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一）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的年载量分析

研究多中心治理的年度发文量能够直观的反应出该领域的研究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二年来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分布状况及趋势，2003年发文数量最少，只有5篇；在2008年首次出现下降的现象，但2009年到2013年一直呈大幅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多中心治理的研究总体上稳定上升。2012年达到高峰，文章数量达到148篇，说明在2012年是多中心治理研究的热潮。由于CNKI数据库的更新具有滞后性，2014年的数据尚不齐全，实际的研究数量还没法统计，但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2014年的研究数量会高于2013年的发文数量。

总体而言，我国以多中心治理为主题的研究已经悄然兴起，并且研究呈稳定上升趋势。从2003年到2013年的发文量，可以明显的从数量上感受到研究者对多中心治理的关注逐渐增强。这与我国的社会发展动态是分不开的，从传统的官僚统治走向现代的治理方式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现今，我国的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如资源分配不公现象明显、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政府官僚垄断等现象不断，以致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方式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中心治理将逐步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

（二）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1.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学科类别分析

学科类别分析结果显示，文献大量集中在“行政学与国家行政管理”，其次是“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宏观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农业经济”也有很大的发文量，这说明从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多中心治理的文献较多。从学科类别分析也可以看出公共管理邻域多中心治理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行政领域和政治领域，它的研究领域还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研究，研究领域之广泛。总体而言，多中心治理的研究涉及的学科类别体系繁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多中心治理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性，以行政学学科为研究中心以及其它交叉学科之间的研究，为我国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发展和运用奠定了基础。（见表1）

2.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研究层次分析

在中国知网数据总库中，每篇文献按研究层次分为基础论研究、政策研究、行业指导等多种类型。通过研究层次分组，可以对相关的国家政策研究、工程技术应用成果、行业技术指导等信息进行了解。从表2中显示，多中心治理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社科）和政策研究（社科）方面。基础研究（社科）的年载量达到401篇，占总样本一半的比重，这说明多中心治理的研究目前停留在基本治理问题的研究上，而且因学科的自然属性使多中心治理的研究在自然科学这方面的年载量比较缺乏。（见表2）

3.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关键词分析

从表3中可以看出，以多中心治理为关键词的文章达329篇，以治理为关键词的文章达84篇。从这些词可以看出多中心治理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治理理论研究、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社区、乡村治理、公共产品提供和公共政策等这些方面。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从关键词的词频来看学者们认为这些方面的主题具体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是具有实行多中心治理可行性的热门主题。（见表3）

（三）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被引频次分析

1篇论文被引次数与该论文学术价值息息相关。同时，也从科研成果被引用的角度反映了该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内的影响和地位，说明其研究成果有学术和实践价值，所以，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其质量越高，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影响力也越大。〔10〕（见表4）

针对本文统计的851篇文章，利用CNKI中国知网检索其被引频次，这851篇文章总被引用次数为3163次，其中390篇文章的被引次数为0次，占%，这说明大部分的文献还没有被引用。被引在10次之内的为378篇，占%，11―20次的为49篇占%。说明以多中心治理为主题的研究文献被引用率集中在10次以内。可以看出我国在多中心治理研究邻域内有影响力的论文相对缺乏，将近一半的文章未被利用，许多文献的价值尚未被挖掘。（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被引频次排在前十的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多中心治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社区治理等几个问题上，这与关键词出现频率息息相关。在这10篇文章中，被引频次代表了他们在多中心治理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影响。被引次数最高的是《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高达179次，其次是《多中心体制：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被引次数达到138次，其他几篇文章的被引次数相对这两篇文章来说不是很高。说明这两篇文章在这一研究领域非常具有代表性。

（四）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的来源分析

1.多中心治理文献机构来源分析

高校是承担各项课题、从事研究的主力军，所以本文从作者单位即所属高校来进行分析，分别从期刊、学位发表的数量来进行统计发文量。在851篇文献样本中，去除报纸和杂志75篇，选取发文量较多的6所作者单位进行分析。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在评定博士、硕士学位时提出的论文，它是经过一定审查的原始研究成果，一般都带有独创性和学术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图2中可以看出，辽宁大学是多中心治理学位的主力，高达42篇，占总学位发文量的13%；南京大学在期刊上的发文量排在6所之首，达25篇，占总期刊发文量的%。在25篇期刊中，核心期刊18篇，被CSSCI数据库收录13篇，这说明南京大学多中心治理的研究在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质量比较高，其文章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南京大学孔繁斌教授也是多中心治理研究领域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所以，目前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是多中心治理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

2.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的资助来源分析

近12年来共有23个类别的基金资助了多中心治理的研究。表中显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多中心治理研究的支持力度最大，有68篇文献获得支持；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多中心治理研究有17篇，可见国家对多中心治理的高度重视，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其他部级基金和省部级基金项目也给予多中心治理研究较大的支持，资助项目种类之多而且稳定。

四、公共管理领域多中心治理研究的相关问题

（一）多中心治理研究现状

第一，多中心治理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年载量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多中心治理的关注度不减，总体上成稳步上升的态势；从资助来源可以看出国家对多中心治理这一主题非常重视；从关键词的分析可以看出多中心治理的研究紧跟社会热点问题，这与国家的背景环境息息相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理念的推动，将会引发更多学者、政府和个人等对治理问题的关注，提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第二，多中心治理的研究平台已经建立。首先，研究机构相对稳定。从已经发表的文献来看，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这几所高校。高校中具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为多中心治理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多中心治理研究领域已有影响力的学者。孔繁斌、张洪武、龙献忠等几位教授是多中心治理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所发表的论文较多而且质量也很高。最后，核心期刊对多心治理研究的支持。《农村经济》和《理论与改革》这两本核心期刊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支持最多，还有其他期刊的鼎力相助。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多中心治理的研究平台已经建立。

（二）多中心治理研究存在的局限

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发展来源于西方，起步相对较晚，与西方国家相比还不处于成熟阶段。近几年多中心治理的研究关注度成稳定上升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既有规范研究也有实证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多中心治理、治理、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公共政策等方面。但公共管理领域多中心治理研究还是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存在困境的研究相对欠缺。多中心治理理论由西方引进，面临中国文化差异和体制不同的问题，是否存在水土不服还有待研究。多中心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单中心意味着无中心，与单中心相对应，这时治理面临着多种主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协调不好，共同进行治理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情况是相互争抢着治理，而另一种情况是主体间谁也不管，相互推诿，这两种极端情况对公众来说都会损害公众的正当利益。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激励市场和第三部门积极参与到治理中来。市场的主要价值取向是追寻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第三部门是长期被边缘化的组织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激励、整合不同的主体参与治理也是多中心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是多中心治理评价体系的问题。评价体系的构建是衡量多中心治理有效性的关键，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多中心治理评价体系建设的研究还非常欠缺，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大研究力度。

第二，从已发表的文章来看，我国多中心治理这一理论的运作还不成熟，仅处于探索阶段。改革好似摸着石头过河，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多中心治理的发展也是由基本的理论阐释向解决具体领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但相对来说国外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比较成熟，如，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提出的四种治理模式，即市场市政府、参与式国家、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以及哈马贝斯《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中治理的观点也为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怎样进行结构转型提供了借鉴。在我国，官本位的思想深入人心，对政府的不满很多但对其依赖性还是很大，传统体制的这一弊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多中心治理的实际运作。然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运用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理论要在实践中具有更多的可行性和指导性，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更深层次的研究力度，不能仅仅停留在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泛泛而谈。

〔参 考 文 献〕

〔1〕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2000：69-75.

〔2〕王兴伦。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

〔3〕杨志军。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项内容的考察〔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03）.

〔4〕龙献忠。论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的参与协商机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05）.

〔5〕龙献忠，胡颖。论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政府责任〔J〕.现代大学教育，2007，（01）.

〔6〕刘东杰。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J〕.理论建设，2013，（01）.

〔7〕韩锋。公共物品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的构建――基于公共选择的视角〔J〕.管理世界，2009，5（03）.

〔8〕何明升，高献忠。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网络秩序供给机制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03）.

〔9〕邱均平，王日芬，等。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0）：1.

社区治理论文4

社区调解制度生长于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背景下，对于我国转型期发展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大意义，它是社会主义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又具有独特的功能与特点，如何做好社区调解工作，把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中，促进社区邻里和睦，维护社区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当前社区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认识到社区调解的弊端所在，才能更好的进行社区调解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垫定基础。

二、方案拟定与分析法

本论文准备结合课堂所学理论和实习过程中的实例，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论题：

社区概述

(一) 社区调解概述

(二) 社区调解与社会关系的概述

1、社区调解的工作总体介绍

2、社区调解的弊端

(一)硬件上

1、场地

2、资金

(二)软件上

1、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2、缺乏系统的工作流程

3、缺乏有效的管理规范

4、调解人员的素质普遍较低

三、如何进行改进

(一)加快组织体系建设。一是加快调解中心建设，优化整合调解资源。

(二)创新社区调解工作管理机制。

(三)提高调解工作人员素质。

(四)切实发挥“合力作用”。

四、实施计划

XX年。——XX年。 论文选题

XX年。 ——XX年。 开题报告

XX年。—— 撰写初稿

—— 论文修改

—— 论文定稿

—— 论文答辩

五、参考文献

1、 张璇。 现代调解制度的价值考察[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 XX,(05) .

2、唐茂林。 论人民调解的转型[d]湘潭大学 , XX

3、黄翘云。 和谐社区长效机制的探讨[j]. 武汉学刊 , XX,(01)

4、张芝霞。 我对社区调解工作的几点体会[j]. 社区 , XX年，(05)

5、姜振华。 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的透视[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 XX年，(03)

6、郝增福。 社区调解引入“民主听证”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司法 , XX,(04)

7、罗淳。 社区问题探讨[j]. 理论与改革 , 1999,(02)

8、陈新江。 推进社区依法治理之我见[j]. 中国司法 , XX,(07)

9、姜良栋。 建立治安调解中心的探索与实践[j]. 公安研究 , XX,(07)

10、江舟。 治安调解处理的背后[j]. 检察风云 , XX,(19) .

11、刘武俊。 重估调解制度的价值[j]. 中国司法 , XX,(01) .

社区治理论文5

关键词 基层民主 安置社区 执行偏差 组织理论 过程分析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在基层自治的研究中，“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以及“社区管理”等一直备受学者们的青睐，然而，一些处于这些范畴交叉之处的问题却鲜有问津，例如城市化进程中，“农转非”之后安置社区的基层民主建设的转型方式。从公共政策学中“政策执行偏差”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有较强解释力，政策的目标是对价值和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它的初衷是良性的。从政策目标到政策结果，政策执行是沟通两者之间的桥梁，它是解决政策问题的根本性环节和基本途径，同时，政策执行的好坏也决定了政策方案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因此，我们需要从政策执行的各要素中考察。组织理论给予了笔者思考的方向――“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结果”之间的互动。

一、明确政策的主客体

（一）安置社区的界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农村的土地不断被大面积征用，原有的行政村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安置社区”或者“安置小区”。

（二）界定政策执行的主、客体与目标。

1、政策执行的主体。

村民们心中的政府通常是指所在地的街道办和村委会（有时也包括基层党委和政府），为了符合实情，作者也将这两者当做组织（以下称为“政策执行者”）来分析。同时，《意见》中的相关条文也作了如此的要求。

2、政策执行的客体。

政策问题就是实际状态与期待状态之间的差距，这里，即是指设想的社区民主与原初村民自治之间的差异。政策执行的客体也有直接客体与间接客体之分，需要加以区别。根据公共政策学的定义，这里的直接主体就是基层民主的转型问题、优化问题；间接客体即为农村的原住民，或者说是安置社区与原有农村成员的交集部分。

3、政策执行的目标。

政策的目标即为所期待状态的实现，这里就是让原住民通过城市化和社区的建设过上服务更加周到、管理更加有序、文化更加繁荣的环境，是一种自己当家做主的生活环境。该政策目标与众不同，一方面它的考量指标是非物质产品――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另一方面，目标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贯穿政策执行始末。作者在此确定这个目标试图为下文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做铺垫。

二、政策执行过程分析――以组织理论为视角，以BL社区为实例

理论工具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能够从某一个视点出发反应一种问题。分析政策执行，这里作者试图采用组织理论和过程分析相结合的分析工具，以之优劣相互弥补，研究BL社区原有村委会（HF村）的组织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

（一）分析工具。

爱尔莫尔认为，“了解组织的运作，才能认清原初政策设计是否在执行中被修改和附加新意。”政策执行可以被看做是政策的官僚化，组织的特征影响着政策效果的实现。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放在执行主体上，强调执行者的行为、属性等方面的特点对政策执行结果具有能动的影响 。组织是一个执行功能的载体，研究组织的行为可以将影响政策执行结果的所有因素统筹起来。这里，我们选取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包含领导者素质、决策与管理能力以及绩效水平 ）作为自变量。

然而，组织理论具有一定的缺陷，它过于强调对政策执行机构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模糊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遗漏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为了弥补这一个缺陷，作者融入过程分析的视角，以考察政策执行过程中组织运作对政策执行结果的影响。

此外，需要声明的是，我们衡量基层自治转型的指标为人们的政治心理情况，或者说政治效能感。

（二）实例分析――以BL社区为实例。

执行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拆迁及其以前的村民自治阶段，第二个是拆迁之后向着居民自治、社区建设的方向发展的阶段，时间分割点在2011年夏。

1、阶段一：拆迁及其以前的村民自治阶段。

这一阶段，政策执行者开始逐渐褪去原初的村民自治时代的功能，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伴随着基层生态的转型而变化。按照上级的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成为了组织执行政策的大方向。拆迁，是其建设社区的第一步，拆迁工作的预备标志着政策执行的开始，政策结果也开始形成。

（1）执行组织结构简化，角色冲突严重。从HF村第五组拆迁开始，拆迁、签约、置换费以及安置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大多数人搬离原住地，村委选举、计生和调解等机构人员分散，拆迁办、所属街道办以及村两委成员组成城建规划办公室，村委会成为上级和村民之间的疏导机构。此外，村委会成员角色冲突严重，一方面它是上届村民大会选举产生的民众利益代表，另一方面又要负责推行社区规划的工作。就像二组组长所说，有“里外不是人”的尴尬。事实上，利益面前，这些人员的取向也不一样。

（2）执行的功能弱化、单一。可以说，该政策的执行者并未很好的理解《意见》制定的宗旨，首先要指责组织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未能将政策社会化的工作做扎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被搁置，维稳是上级政府和村两委的共识。拆迁过程中，原有固着在土地、集体经济之上的经济关系解构，已经被现代文化和市场经济消解的宗法血缘关系也无法维系村委会的地位，村委会的合法性降低。拆迁实际上就是一种博弈，HF村以国有土地为主，置换费用较高，政府和村民之间有真实的利益矛盾。在这个环境里，“经济人”假设相对适用于政府和村民，村民委员会的成员兼有以上两种角色，因此，这种角色冲突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原因。

（3）政策执行结果：民众信任度锐减。该政策的执行结果主要地体现在村民的心理层面上，个体政治心理的变化一般遵照着认知、情感和态度的顺序。第一阶段，即拆迁过程中，执行主体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变化消解了村民的信任感，归纳起来，其中的因果关系如下：第一，至于《意见》及本市制定的相关宏观性惠民政策，执行主体社会化工作的不力使得村民错误地将拆迁看做是上级政府的寻租行为、执行主体的自利行为。第二，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在角色上的冲突，异化了其自身的工作方式，激起了客体层面的强烈不满。第三，村民委员会成为上级政府的“人”，村民主观上认为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相对剥夺感。第四，拆迁中，政府的强制销蚀了村民自治方面的政治效能感。

2、 阶段二：拆迁以后的转型阶段。

其实，第二阶段才真正算得上是基层民主制度的转型期。本文的执行主体在组织上具有承续关系，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因此，第二阶段对于政策目标的实现颇具意义。然而，就现实而言，HF村的转型中的信任危机并未得到有效的扭转。

（1）新建社区内，原有执行主次降低，与其他主体之间存在潜在矛盾。安置社区包含着原有的城乡两类自治结构，二元行政管理制度经常会带来结构的冲突和权力矛盾。HF村改建之后的安置社区，其基本特征是城市行政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非农户籍的居民，而农村行政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农业户籍的村民，但时而也会出现交叉的窘态。虽已进行“村转居”、“农转非”，但社区干部多为原村干部，传统的血亲纽带、地缘纽带和集体经济利益纽带没有完全断除，组织机构转换不彻底。“社区”只是一种“幌子”，原有的建制依旧保留，对以服务为主体的社区建设没有规划认识。另一方面，社区居民们只是期待服务，而缺少共同参与的冲动，把自己搁置在从属的位置上，有“原子化”趋势。另外，与社区居委会并列存在着若干个村的村委会，影响了社区管理结构的完整和统一，常有相互扯皮现象。

（2）原执行主体在社区框架内，功能发挥受限。《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村民委员会功能的嬗变、精简化。按照其精神要求，“剥离社区居（村）委会行政事务，使其集中精力组织居民自治”，那么，自治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呢？一方面，城市化后村委会的功能如何转变为居委会的职能？另一方面是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能否自主化、制度化的问题，新社区的行政级别如何定位，自治机构作为集中民意、自我管理的权力机关，上级政府“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尺度如何衡量？

（3）政策执行结果：民众感知到村委会政治上的无能。第二阶段是该政策执行主体对《意见》内容的践行，这一阶段执行主体的行为是政策目标实现的直接导因。综上所述，民众对社区自治的冷漠主要归因于自治组织自身的原因，也就是说，原有自治组织的影响力在新建社区中受到了来自各方的限制，产生混乱并有所消解。从《意见》中可以看出，社区的建设中基层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原有自治组织对社区发展方向影响效力微弱：一方面，社区建设的初期，其内涵的多个原有自治组织具有相互平等的地位，在争取集体利益和权利中份额时，他们是竞争关系；它们的角色、地位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安排，因此，社区建设方面的能动作用无力发挥。另一方面，社区之中，在结构层面，党委指导、制约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走向；在功能方面，党的一把手掌握社区治理的最终决定权，民众组成的自治组织只是一个证明合法性的程序而已。

3、执行过程总结。

很明显，第一阶段的政治冷漠是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的，民众的消极态度主要导源于执行主体自身的角色冲突及其“经济人”倾向；第二阶段的政治参与度低的原因主要是自治组织的政治无能。组织具有连续性，分析整个政策执行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政策执行偏差的出现是前后两个阶段相互叠加的结果。因此，分析此类公共政策执行需要针对不同阶段就事论事、分门别类进行。

三、政策执行过程的相关启示

首先，在执行过程的初期，执行者应推动政策精神和执行方案的社会化。有关安置社区基层民主转型的政策方案是一种政治动员型政策，国际上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给予中国官方以启示，这种政策才应运而生。这一政策是上级主动提出，并不一定获得全面的民众认同，因此，执行过程初期，在政策执行者领悟政策精神的前提下，应该将政策方案的框架与实施步骤向目标群体普及，以共识来减少机会成本，也可消解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的心理抵制。

其次，注意政策的延续性，重视政策执行主体的优化。政策执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现存的许多研究忽视了政策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政策结果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最为重要的就是执行主体的优化。如何选取合适的政策执行主体是值得重视的，执行主体要脱离政策问题中涉及的相关利益，尽量以一种局外人的角色来推动政策执行；执行主体应该具备良好的公共关系能力，运用相关的媒介维持、完善自己的形象；在我国特殊的党政模式下，执行主体应该掌握较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政策执行中，我国应该逐渐重视培养内生型的执行者和组织力量，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弥补“自上而下”政策的不足。

再次，上级党和政府对政策执行主体的监督、控制应贯穿整个执行过程。加强整个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的监督、控制是必要之举，这是我国特殊政治情势下较优的选择。在我国，针对政策执行主体的监督力量是多元的，但是较为有效的监督来自于权力系统内部，尤其是来自于执政党的纪律检查，但政府外部的监督、调控是极为有限的。政策的制定遵循“自上而下”程式，因此，政策执行的管控也应该由上级党政机关来实行或委托实行。还需说明的是，处于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党政机关如何与中央决策精神保持一致，这就涉及到信息沟通和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一来，健全的信息沟通网络在上下级党政机构中形成默契；二来，下级在上级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具有相应的裁量权，可以自己处理执行中的问题，使得政策更加符合地方特色，易于监督。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这里的“基层民主过渡”，即由村民自治制度向着居民自治制度过渡。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是指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公共政策、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引起政策执行结果偏离了既定的政策目标、并产生不良后果的现象。（刘婕：《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金太军等：《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陈刚：《公共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参考文献：

[1]徐汉国：《中国城乡：基层组织体系重构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2]鄢琰：《农村拆迁整体安置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研究――以苏州市莲花三社区为例》，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3]姚华：《政策执行与权力关系重构》，《社会》[期刊论文]，2007年第6期。

[4]尚薇：《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及其路径选择探析》，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5]果佳：《地方治理视野中的政策执行》，《学海》[期刊论文]，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