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张五常经济学书籍【汇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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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经济学书籍【第一篇】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课程比较容易记得。但理解其实并不是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强记理论不仅很难记得准确;当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于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意,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越深越准确,记忆就越清楚,而应用起来就越能得心应手。所以读书要贯通——理论上的不同重点的连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要在这些方面有显著的进步易如反掌,而学生也不需多花时间。他只要能改三个坏习惯,一年内就会判若两人。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上课时「狂」抄笔记。笔记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因为抄笔记有一个无法补救的缺点——听讲时抄笔记分心太大!将不明白的东西抄下来,而忽略了要专心理解讲者的要点,得不偿失。我肯定这是一般香港学生的坏习惯。例如好几次我故意将颇明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二百多学生中竟无一人发觉,只知低着头忙着将错误抄在笔记上。
笔记有两个用途。(1)将明白了的内容,笔记要点。但若觉得只记要点都引起分心,就应放弃笔记。明白了讲者的内容是决不会在几天之内忘记的。很多讲者的数据在书本上可以找到,而在书本上没有的可在课后补记。老师与书本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上课主要是学习老师的思想推理方法。(2)在课上听不懂的,若见同学太多而不便发问,就可用笔记写下不明之处,于课后问老师或同学。换言之,用笔记记下不明白的要比记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将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此无法融会贯通。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将每一个课题分开读,强记,一见试题,不管问什么,只要是似乎与某课题有关,就大「开水喉」,希望「撞」中,这是第二个坏习惯最明显的例子。
要改这个坏习惯,就要在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要花点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的增长就一日千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学术都是从几个单元的基础互辅而成,然后带动千变万化的应用。学得越精,所知的就越基本。若忽略了课题之间的连贯性,就不得其门而入。
第三个坏习惯,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它一切都不重要。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之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之八、九。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里面所分开的各种科目,都是殊途同归。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异。老师若不是有相当本领,就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二)思想集中才有兴趣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但兴趣可不是培养出来的。只有思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贯注。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就算是读大学,每天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也已足够。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不应读书。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饿书」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将一只手表放在书桌上。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若你发觉能常常在三十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于每次读书时都完全忘记外物一小时以上,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三)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就是要脸皮厚!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正相反,在学术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由三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学术上的进展往往要靠盲拳打死老师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学者之所以要教书,就是因为年轻学生能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一个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虽然没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不胜枚举。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学什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认真的学生就应该在发问前先作准备工夫。这工夫是求学上的一个重要过程。孔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与「不知」,最容易就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这准备工夫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a,「是什么」(what?);b,「怎样办」(how?);c,「为什么」(why?)。学生要先断定问题是哪一类。a类问的是事实;b类问的是方法;c类问的是理论。问题一经断定是哪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哪方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第二,要尽量去将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你要问的一点越尖越好。第三,在问老师之前,学生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若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答案是自己可以轻易地找到的。若仍须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它强调记号。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什么问题。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它底线或记号却不用。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而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便已足够。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要比读书的时间多。
虽然我在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是着重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也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难以为外人道。
张五常经济学书籍【第二篇】
张五常:我学英文的方法
十八年前我写了1篇题为《学英文的方法》的文章,被某英文老师见到,指我所言不依常规,不应捞过界,我不便发表。后来一些学子听到有
该文的存在,多次要求发表,但文稿失去了,没有再写。
今天国内的学子再三要求,我想,不要管英文老师吧。为免被骂,题目
加上一个「我」字。不是说无师自通,而是说我学英文的方法是自己发
明的。说是自己发明,其实因为是中国人而发明。文字上,中文与英文
是完全两回事。欧西的文字起于拉丁,是同宗,不能说是完全两回事。
因此,炎黄子孙学英文的方法应该与欧西老外学英文的方法不同。当年
我想出的学英文的方法,是集中于中文与英文的重要的不同之处入手。
这里提出的是学写英文的方法,不是学讲英文的方法。自己的耳朵有问
题,「讲」不足以教也。这里要谈的也不是考英文的方法。后者同学们
要拜国内的新东方为师。我认识新东方的老板,欣赏他对学子的贡献。
然而,写、讲、考是三回不同的事,各有各的学习佳法。这里要说的是
中国人学写英文的方法,千万不要搞错。
学写,中文与英文有三处重要不同:字汇(vocabulary)、动词(verb
)、造句(sentence structure)。让我在这三项上说说吧。记住,我
的建议是从中、英的不同之处入手。
读书学字汇
英文难学主要是因为字汇难学。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英文的字汇
多。以一个知识分子常用的字而言,英文比中文多一至两倍,而翻译出
来一个英文字大约译为两个中文字。中文是以单音字砌成的,以单字砌
出变化,但很多英文字的单字是以字根砌成的。中文用字根(金字旁、
水字旁之类)不多。字汇多的表达能力比较强,比较容易达意,但学起
来就远为困难了。
一九六七年我认识了夏理?庄逊,那位以文笔流畅而发表文章最多的经
济学者。我问他:「夏理,怎样学好写英文呀?」他想也不想就响应:
「学字汇,学字汇!」其它什么也不说。这是英语文章高手的经验之谈
了。
中国人学英文字汇的第二个困难,是除了名词外,英文字一般没有毫无
差别的中文对译。例如,名词apple译作苹果是绝对的,但handsome、
beautiful、pretty、gorgeous、neat等怎样译呢?这些都代表「好看
」,英文的含意差别很大。我们往往要看上文下理才能肯定作者之意是
什么。字汇多,无论形容词还是动词,英文看似是同义的字有微妙的差
别,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英文有use the right word in
the right place这句格言。是的,翻英、中字典而英译中,译出来的
文章一般不知所谓。除了名词,英文字大都要靠意会的。
试举一个英文字汇的微妙差别的例子吧。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个读生物
的外甥(今天是大名家了),写博士论文,其中两个实验的结果相近,
但不肯定。他试用approximately、roughly等字来形容,都不称意。跑
来问我这个舅父,我细读上文下理,建议用in the neighborhood,恰
当。
第三个学英文字汇的困难,一般来说,是懂得一个字的解法与懂得怎样
用一个字,是两回事。这与中文截然不同。中文字一般是懂得解就懂得
用。英文是除了名词,懂一通常不懂二,而不懂得怎样用不算是懂。是
的,你去考什么toefl、sat、gre等试,英文字汇那部分考一百分,可
能一句象样的英文也写不出来。
我学英文字汇的方法很简单,但要先假设你有香港英文中五毕业的水平
,或toefl试可以考得五百八十分左右。方法如下:
(一)准备一本英文字典,一本英中字典。要平装,小的,轻的,但字
要大,要有清楚的拼音注释。如果是精装的,翻阅太重,要把硬封面剪
掉。这是因为你要翻查很多很多,翻得不够快或不舒畅你就不愿意多翻
。
张五常经济学书籍【第三篇】
我们怎么反思经济学家
想象你是14世纪的英格兰皇家医生。王子感冒了,你被传召去帮忙。你给两位专家打电话咨询建议。第一位说:“用水蛭把有毒体液吸出来。”第二位说:“不行,你必须给他放血,使他体内的毒液流出来。”他们开始吵起来,用脏话相互侮辱对方。“提议用水蛭的那个人秘密地为法国人工作!”,提议放血的人宣称。“提议放血的人仅仅希望王子死去,因为王子打算提高贵族的税收!”,提议用水蛭的人回击道。
什么是正确的解决办法?在真实的世界里,你会找到999位与王子有着相似病症的病人,给他们不同的家庭物质,例如面包模具。然后你会仔细记录谁病逝,再用这些数据分析找出能够治疗疾病的家庭物质。因此,你会发现青霉素,发明现代机器。
难过的.是,你没有这么做,因为1)如果你提出这么做,你会被关进地牢并且斩首,2)在14世纪你对科学方法没有任何概念,而且3)你没有可以展开实验的工具。取而代之的方法是放血或者水蛭。所以你尽最大努力猜测,也祈祷自己的猜测可以正确。
今天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与以上这个例子有一些相似。每个人都知道,当工厂闲置、工人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最优秀的“专家”――学术经济学家的名声普遍来说也很糟糕。研究表明公众对他们的预测信心不足。他们在专栏上的言论晦涩难懂,也不能在基本问题上达成见识。当然,最近知名经济学家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高调揭穿“公共债务与gdp比例超过90%的国家”的话题――它曾被许多共和党紧缩支持者所使用,但他们的义举却也无法挽回经济学家的名声。
所以我们相信经济学这一举动是错误的吗?经济学家是被耻笑为中世纪奇想的江湖骗子吗?又或者看到他们所有的错误,他们真的是我们最优秀的专家吗?我不能下结论,就像皇家医生的问题没有合适的回答那样。但是作为经济学博士,我知道公众应该了解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事情。
首先,我们需要简要介绍一下经济理论家是做什么的。本质上,他们建模描述经济如何运作。问题是,经济学家还未曾真正建出整体经济运作的模型。很多高智商的人花费大量时间建立名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工具。但是在现在,这些模型不能真正像气象学家预测天气一样预测经济。而且,它们包含着许多明显错误的假设。举个例子,其中许多模型规定,公司仅仅可以随机调整价格!疯狂,不是吗?经济学家把这些道理加入模型中以使其更容易操作,他们希望这些小丑假设与世界真实运作的方式相一致。但是即使没有这些错误的理论,这些模型仍然不能预测经济。
理论并非唯一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也没有足够数据使他们明白经济是怎么运作的。在化学或者生物领域,你可以把东西拿进实验室,通过控制实验来测试他们。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即针对专门市场的研究,你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例如,谷歌销售网上广告的拍卖就是微观经济学家开发的。但是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即研究整体经济,你不能把国家或者整个经济体带入实验室。你能做的仅仅是坐在那里,看历史演变,尝试演绎一些图案。但是通常,当你觉得你已经找到一个规律的时候,那些图案消失了。
就如没法测量数据那样,宏观经济学也缺乏生物和化学所享受的科学文化。在自然科学学科,模型是为解释数据而建立的,这是模型的唯一目的。但是在经济学领域,模型经常仅仅作为讲故事的工具来解释世界可能如何运作的道理。
优秀的经济学家很清楚他们的无知。联邦储备局主席ben bernanke最近在普林斯顿的演说中向听众半开玩笑说:“经济学是思维相当复杂的领域,尤其在向政策决策者准确解释为什么他们过去的选择是错误的情况下更为精准。”世界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家之一(也是我博士导师的导师)greg mankiw在《纽约时报》专栏中这样描述这一情绪:“成为专业经济学家已有25年,我需要在此忏悔:我对经济学还有很多不了解。事实上,我的精力和注意力所关注的经济学领域――商业循环的起伏是我最常发现自己面对重要问题却没有明显答案的领域。”
张五常经济学书籍【第四篇】
论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论文
宋圭武先生在其《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文中探讨了“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准,即真正的经济学家应是“道德与知识的有机统一”,他们需要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和较高的知识水平。对此,我认为应该从不同于传统的观点来看待。
宋圭武先生的观点不外乎中国传统的人才标准:德才兼备。这是一种道德学派的观点,即真正的人才除了有才之外,还应该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水平,应该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观念等等。我们且不论这种观念的对错——实施上,观念也无对错之分,只有差异之分——我们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出发来看待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是什么东西呢?中国历史上没有所谓的经济学家,这个词汇是从日本传过来的,英文叫做“economist”,意思是学习、研究、应用经济学知识和工具的人;用中文可以翻译成经济学家、经济学者、经济学研究人员等等。中文里面的“家”的称号,则具有浓重的中国文化色彩,意思是“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有丰富实践经验及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而所谓“大家”就是“知识渊博者,博学的人”。从这里面看,我国对于某某家的称呼并不含有那么多道德色彩。
既然所谓经济学家不过是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活动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经济学家同样是一种职业,或许也仅仅是一种职业。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家的真正含义。
首先我们先看看都有哪些人在从事经济学理论和活动,或者哪些人能够称为经济学家。北京日报有文章将经济学家分为十种:决策圈经济学家、“议会”经济学家、方案经济学家、讲坛经济学家、课题经济学家、绿卡经济学家、公司经济学家、民间经济学家、诸侯经济学家、报章经济学家。尽管这种分类口径并不一致,标准并不统一,但是仍然可以让我们对经济学家这个职业群体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其次我们要看看经济学家们的.职业精神。从事任何一个职业,都需具备职业精神。经济学家既然也是一种职业,那么经济学家就必须具备经济学家的职业精神。需要说明的是,我不喜欢用“职业道德”这个词汇:职业精神与道德的主要区别是道德具有浓重的说教色彩,当然可做可不做,而职业是用来谋生的东西,是必须做的事情。
经济学家的职业精神是什么呢?这个似乎很难明确界定。但是作为职业,从事该项职业的人一定要做到自己所承诺或者合同中约定好的事情。由于现代经济学研究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经济学家可以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可以进行硬性评定外,不同的经济学家群体在规范方面就存在很大的差异了,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经济学家对同一事件和现象可能有多种解读的原因。这里不可否认存在着利益驱动的问题。比如拿一个公司经济学家来说,首先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具备经济学家通用的语言和工具;其次他还需要用经济学知识和工具为公司创造价值——这也是其职业要求所在。而此时,对于可以有不同解读方式的经济现象和行为,他当然要根据经济合约为公司利益鼓与呼。与此作为对比,政府经济学家的言论当然要从有利于政府的方面进行解读。所谓利益代言人的说法,其含义正是如此。
说到这里,我们就应该容忍有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为政府代言等行为,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比如国内外大型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但是不能容忍的是,身为政府经济学家,本应该从国家利益、政府利益出发发表言论和观点的,但却站在个人利益立场上为某个或某些企业团体代言,这就违反了经济学家的职业精神,这是不可容忍的。
经济学本身并非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而是对其大若象的“经济”做出研究和解释的社会科学;而“摸象”的角度不同,结论必然不同。我们没有不能根据经济学家们对于某经济现象的观点差异来评判谁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谁是冒牌的经济学家,判断他们之间区别的标准只在于他们是否足够职业。
张五常经济学书籍【第五篇】
郎咸平在台湾东海大学读书的时候,成绩并不理想。有一次,美国一位非常着名的微观经济学家来学校演讲,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演讲中讲述了许多新的经济观点。
那位美国教授离开以后,郎咸平给那位教授写了一封信,讲了自己对于世界经济的许多稚嫩看法。没有想到,那位美国教授竟然真的给郎咸平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一个年轻人有如此的激情,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郎咸平却非常受鼓舞,他念完本科以后又念研究生,可尽管如此,他的成绩却依旧很差。研究生勉强毕业后,郎咸平想出国念书。他的老师对他说:“郎成平,你的水平这么差,就找个银行上上班算了,而且还有房子分,薪水和福利也很不错!”
郎咸平听了老师的劝导,于是去一些银行应聘,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面试之后,结果没有一家银行要他。失落之余,郎咸平想起了那位美国教授给他的回信,不禁来了精神:“我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别说是他们没有录取我,即便是来求我,我又哪能就这样委身于他们呢?”
郎咸平左思右想之后,决定去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总分是2400分,可是他只考了1640分。结果,只有一家学校要他,那就是美国的沃顿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之所以会要他,是因为当年学校里新创了一个“商业经济系”,是第一届招生,全世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系,因为人数少,所以就把郎成平破格录取了。
开学后,郎咸平的“表现”并不好,他的系主任找他谈话,说他的水平有问题,他的教授对他的评价也不高,让他考个微积分的资格考试。郎成平也知道自己的实力,他根本不可能通过资格考试,于是就百般哀求免除考试,可是他的系主任根本不同意。
郎咸平非常沮丧,一次在校园里闲逛的时候,他看见几个金融系的学生垂头丧气地走出来,郎咸平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金融系好难念。郎咸平又问他们要不要考微积分,他们说不要,郎咸平就说:“带我见见你们的系主任。”
郎咸平见到他们的系主任后,就问能不能转进来,他还自称对金融系更有兴趣,系主任一听很开心,就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此后,他就进入了金融系。有意思的是,他在进入金融系的第一天,就问他的老师说:“金融系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自然在他以后的学习中得到了解答,不仅如此,因为郎咸平始终认为自己将来会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慢慢的,他的悟性开启了,加上学习特别用功,对世界经济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
念完博士以后,郎咸平留在了美国教书。第二年,他写了1篇《美国的破产制度》的论文,这篇论文从1990年问世到现在,一直是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论文。这几乎使郎咸平在美国一炮而红,随后,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密西西比大学,都纷纷请他授课。
郎咸平终于成为了一名不可小觑的经济学家。后来的一次,他在一所大学授课的时候,碰到了那位当初给他回过信的经济学家,郎成平立刻上前问候并致谢,那位经济学家想了半天后说:“你就是那位曾经给我写信的台湾小伙子?其实,你不用感谢我,信里面的那句话我只是安慰你,随口乱说的。”
无论是不是乱说的,郎咸平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一位经济学家。
前不久,郎咸平在浙江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了自己的这个故事,他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百味杂陈地说:“我能有今天,其实是因为我在收到那位美国教授回信后的好多年里,一直都以为他说的话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