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实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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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一篇】
王婧（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大连116024）。
摘要：作为一种新兴网络传播工具，微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并且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在探究大学生使用微博中出现的问题、心理动机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提供理论依据。
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二篇】
朱熹认为裕民富民的最大障碍是来自豪强地主与贪官污吏的勾结,主张严厉打击扰民敛财的贪官污吏,为官者则应做到清廉自守。
朱熹在为弟子们授课时也表露了为官要以民事为重的思想:“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9]所谓“民事为重”,就是“以民为本”,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办事。朱熹关心民生,反对官吏贪恶,他在同安为官时在米仓墙上题诗作为他和官吏们的信条:“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10]淳熙八年,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他六劾台州贪官唐仲友,为民请命,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朱熹也严格要求朱氏子孙如果从政一定要以民为本,严禁贪贿,在武夷山星村镇大年村,至今仍然生活着二十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朱熹的直系子孙,村里朱子家祠墙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时期留下的禁贿碑,碑文写明朱氏子孙当官若有贪贿行为死后不得进朱家祖坟。朱熹的为官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者。
黄干(1152—1221),朱熹四大弟子之一,他在浙江嘉兴石门酒库任上揭露库吏同奸商公造私酒;嘉定五年,黄干在江西新淦县令任上,上奏揭发该县胥吏勾结豪民,将职田当作官田变卖,“遂使一千二百余石之职田,一旦尽变而为豪民田。”[11]朱子学者真德秀非常重视民生,提出为官要以身作则,以通下情,他说:“某愿与同僚各以四束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何谓四事“曰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莅事以勤是也。
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纠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12]真德秀作为地方官吏能想到这些是难得可贵的。
真德秀认为为官要存心以公,他说:“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这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要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13]李光地为官业绩显著,在政期间,无有私谒,不徇私情,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曾弹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设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余万两,结果朝廷将张霖论斩。李光地本人却能清廉勤政爱民,深受地方百姓喜爱,离任泉州时,百姓夹道送别。康熙曾说:“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14]三、省赋恤民,关心民苦其一,朱熹主张薄取于民。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苛捐杂税最多的一个时期,朱熹认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针对统治阶级在赋税方面的各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补救的主张和措施。
朱熹《庚子应诏封事》中主张:“天下国家之大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省赋之实在于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15]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赴同安主簿任上,他就对朝廷经总制的qiaoquhaoduo进行了抨击,他说经总制钱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16]朱熹知南康军,一到任便在第一道榜文中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三条施政大纲,把对百姓施仁政、除繁税,解决民力日困的严重社会问题放在首位,并先后八次上书为星子县减税。
其二,朱熹重视救灾扶弱。在遇灾荒年景,朱熹主张豪家大姓以余米存恤和接济佃户,以使贫民下户没有流移饥饿之患。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发大水,朱熹奉府檄视察灾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赈灾救荒,但同时也对部分官僚救灾不力感到不满,他说:“今日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于图事。”[17]他首创社仓,在青黄不接之际,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面,薄利贷给饥民,使其免受高利贷等的盘剥。
淳熙九年(1182年),长江下游旱情严重,53岁的朱熹任浙东常平使,朱熹冒着酷暑察访灾情,朱熹不顾疲劳,连夜起草《奏台州免纳丁绢税》等五道奏章,将台州灾情和百姓的痛苦如实向皇帝作了汇报,恳请朝廷减轻台州人民负担,这些体恤民情的奏章最终打动了孝宗皇帝,同意了朱熹的奏章中免除台州赋税的要求。
朱熹知南康军时全力救灾,向朝廷上《乞放租税及拨米充军粮赈济状》,最终使朝廷在南康检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万七千余石,并多方招引其他州郡的客贩米船来南康出售米粮以缓解灾情。经过努力,朱熹在这次救灾中“凡活饥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18]朱熹省赋济民的思想影响着历代朱子学者,黄干追随朱熹二十余年,对朱熹的道德、学问都十分推崇,认为朱熹的人格为理想人格。他说“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刚毅勇决者先生之气,严威俨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博广者先生之学。”[19]朱熹去逝世后,黄干继续发扬其变革社会,为民请命的作风。嘉定八年(12)八月,黄干受命知湖北汉阳军,当时湖北数郡大旱,成以汉阳军为甚,“乡村草民皆掘草根以食。”[20]监司无一人过问旱情,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黄干力抗两司,全力投入社会救灾,从各处设法筹集米粮七万余石,以市价的一半卖给灾民。从嘉定八年冬至嘉定九年春,黄干共收外地流民二千七百多人,皆发常平仓赈济。他还上书漕司,主张将湖北诸州所管鱼湖,所收课利,尽行蠲免,而“所产渔蚌之属,听贫民从便采取。……使贫民得采鱼为食,以度饥荒。”[21]真德秀思想墨守朱熹,并发扬了朱熹的民本思想,最终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关注民生的政治思想家。他为官二十余年,素有盛名,全祖望说:“西山之望直继晦翁。”[22]真德秀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当时旱、蝗极为严重,其所属太平、广德两州尤甚,他与留守宪司大讲荒政,亲自到广德、太平两州救荒,发禀赈给,裁判不关心民间疾苦的贪官污吏。在知泉州时,真德秀同情民困,设立惠民仓、社仓、慈幼田和置义田,使百姓在青黄不接和灾荒时能得到救济。
蔡清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是明代朱子学者的典型代表,一生历礼部祭主事、南京文选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多种职务,清雍正二年(1724年)年从祀孔庙。他在为官时能关心民间疾苦,反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蔡清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上书朝廷:“今士民之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宦官厕养至有宅舍拟于公侯,金银动以万计,比皆万民膏血所萃也。[23]他在《艾庵密箴》中对做官者提出了自己的原则:“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24]为了使他的民生思想得到实现,蔡清发展了朱熹省赋思想,蔡清认识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严重性,提出授田以民、量减寺院多余田亩分给贫民为业等措施来改善农民阶层的主张。他说“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无卓锥之产者何限!各处之无征田粮洒派贫民又何限!”[25]林希元,明代著名理学家,是朱熹思想的坚定捍卫者,他一生关心民苦,将其救灾思想总结写成《荒政丛言》,主张在救灾中对特贫户紧急发放救济粮,对一般贫困户发放救灾款,对生活稍困难户予以低息或无息贷款,并得到朝廷采纳。明代朱子学者周瑛提出从政要爱道重于爱官,要以尽心行教为大。
“政无善恶,安民者为善政;法无当否,便民者为良法。”[26]朱子学者李光地向康熙帝提了很多积极的民生建议,促成了康熙帝亲民政策的形成。他关心民瘼,在任直隶巡抚时,皇帝经常出游其地,随从众多,当地百姓负担过重,李光地请求从宽减损以纾民力。当时,漳河、永定河等水患严重,百姓深受其害,李光地数次上奏皇帝拨款治理,并亲自督建工程,一年即告完成,为当地百姓解决了一个大患。此外,他还建议放松海禁,使沿海百姓尤其是渔民有了一线生机。
曾五任地方官的朱熹主要政事之一,就是要实现其信奉的儒家民本思想,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朱熹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继承者。历代朱子学者大多能以朱熹民本思想为范:为官,则正直清廉,体恤民苦;为民,则墨守朱学,为民请命。朱熹和朱子学者的民生践行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影响深远,至今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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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三篇】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文人骚客思想最活跃，成就最伟大的时期，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对社会进行观察，试图做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解释，因此诞生了很多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等，产生了黄老思想、儒家思想、阴阳家思想等，出现了儒家、兵家、道家等。
在古印度，那些先哲们也没有闲着，有的从世界物质方面加以说明，如地论、水论、风论、火论；有的从世界的抽象观念方面加以说明，如时论、方论、虚空论等。古印度的阶级等级制度严重不公，人的思想和生活极端不自由，因此人们大多走上了两个极端，一个是顺世享乐，偏入于有；一个是遁世苦行，偏入于空。释迦摩尼则力排这两者思想，既不偏于物质，也不偏于精神，而是创立了一种缘起中道的思想。这种思想最终演为佛教，被众多人所接受，并且影响了几千年。
也正是这个时代，产生了影响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儒家、道家和佛家。
佛教是在公元左右传入汉地，传入的路径是西域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后的路径则是社会上层人士和文人知识阶层。
任何宗教都是为政治服务的，都必须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同，必须与当时统治者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文化素质巧妙结合。佛教的忍辱报恩、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诸行无常、守戒持斋等理念都有利于维护皇朝的统治。因此他首先的得到皇帝认可，并被皇帝推崇，可以说中国佛教的八宗确立，无不与皇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佛教之所以被传播，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文人知识阶层，共同的悟性思维方式让儒家、道家等诸家很快地理解和接受佛教，并能够包容。
尽管佛教的传入道路是曲折的，与儒家、道家等时常碰撞摩擦，历史上也出现过“三武一宗”较大的灭佛活动，但最终还是站稳脚跟，并逐渐本土化，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自从佛教传入我国，便对政治、文化、哲学、语言、艺术、音乐、建筑、绘画、雕塑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量的佛经译文，梵文佛典，其辩证思维，灵空文笔，超脱视角等都给古典文学带来了春风般温暖和清心醒目的睿智。《法华经》、《金刚经》、《百喻经》等细腻的笔触，深奥的佛理，睿智的哲理，对文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看到几乎历史上文人都有很深的佛缘，他们或是居士，或是精通佛法，或是赞同佛法理念。应该说佛教在认识世界，认识人与精神关系上达到较高水平，因此文人们在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借助佛法理念，运用佛法思想，特别是对人性的认识更是依赖佛教的观点。恩科斯说：“……中世纪除了宗教和神学而外，就不知道有其他任何思想形式。”恩格斯还认为，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辩证思维才成熟，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超出佛法水平之上更好的认识世界。也正是这些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佛理，才显得精深、博大、恢弘、厚重；才能在人们的心灵上产生震撼，才能引起人们更多的共鸣，也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成为不朽之作。
佛教不仅对诗歌影响深刻，而且对小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魏晋南北朝，就出现了很多志怪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提到：自晋迄隋，就有许多鬼神志怪之书，它们不仅出于文人之手，也出于佛教徒之手，这是因为佛教的流行，使中印两国的鬼神奇异故事结合到小说里面成为志怪小说。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更多的.是用佛教中供养三宝的灵异故事来宣扬佛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属于图解佛教教义，仍然处于低层次的水平。
唐代由于佛教已经融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深入到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构思、主题提炼等方面了。
宋代小说由以往单一的文言文小说，又产生出阿拉文库小说。阿拉文库小说是由民间说唱文学发展而来，而民间说唱文学最早则来源于佛教的唱导和俗讲。
唱到是佛教寺院僧人修习经文的一种方法，用于宣唱开导，讲经说法。因此，倡导的僧人不必拘泥于经文，可以旁征博引，用自己优美的声音、渊博的知识、高超的辩才和演讲的方法来折服听众。
俗讲是僧人以经文为根据，增加故事化的内容，采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和有说有唱的形式来讲经说法。讲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很多的历史故事、传说也都成为俗讲的题材，使得俗讲成为百姓平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
因此唱导和俗讲促使了阿拉文库小说的产生。
当小说发展到明清成为巅峰之状时，佛教对小说的影响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佛教对小说的影响不仅在形式上，更多的是在思想性方面融入佛教理念，使小说更加厚实凝重，几乎到了无书不谈佛的地步。大部分通俗文学中，因果报应是说教俯拾皆是。甚至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当做作家们的创作构思的指导思想。
我们不妨打开《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等名著，那些佛教对作品的影响就会一目了然。
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四篇】
韦应物(737—792)是唐代著名诗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韦应物自幼聪慧绝伦，早年豪纵不羁，横行乡里，被乡人所怨。15岁起以三卫郎为唐玄宗近侍，自由出入宫闱，扈从游幸。安史之乱起，玄宗奔蜀，流落失职，始立志读书，少食寡欲，常“焚香扫地而坐”。唐代宗广德至唐德宗贞元年间，韦应物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贞元七年(791)退职，闲居苏州永定寺。世称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韦应物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初卒于苏州。后运回长安，十一月归葬少陵原祖茔。
韦应物是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韦应物的诗歌以五古成就最高，风格冲淡闲远，语言简洁朴素，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有“五言长城”之誉。流传至今的作品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1篇。韦应物不仅是一个著名诗人和地方官，而且还是一位佛教信徒。在他的佛教诗歌作品中，有描写游赏佛寺的诗歌，有描写与高僧情谊和赞颂高僧的诗歌，还有抒发修学体悟和感叹世事无常的诗歌。
一、游赏佛寺诗。
韦应物是一位以描写山水田园和隐逸生活而著称的诗人，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有一类是描写游赏佛寺的。由于韦应物是一位佛教信徒，游历佛寺便成为他在公务之余的一大乐事。每当他游赏一处道场，都会描写道场清净庄严的景色，抒发自己游赏佛寺的感受。他的《行宽禅师院》就是一首描摹佛寺优美环境的诗歌。诗云：
北望极长廊，斜扉映丛竹。
亭午一来寻，院幽僧亦独。
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
诗歌中虽然没有直接介绍行宽禅师，但从诗歌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禅师禅院环境的清净幽雅。禅院很大，长廊一眼望不到边，行宽禅师的禅房则处于竹林掩映的山间。诗人中午时分来到行宽禅师禅院，感受到禅院的寂静优雅。由于禅院处于山中，人迹罕至，行宽禅师常常独来独往。诗人在人事繁杂的官场中沉浮，偷得半日清闲时光，在禅院中感受一下无人干扰的清净生活，觉得是莫大的享受。在诗人看来，虽然禅院中没有世人往来，但却能听闻到山鸟自由鸣叫的和雅之音，使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一切烦恼痛苦都一扫而光。最后一句“爱此林下宿”，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这种清净生活的喜爱。
《登重玄寺阁》是韦应物另一首游赏佛寺的诗歌。诗云：
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
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
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
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
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亦康。
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
于兹省氓俗，一用劝农桑。
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
诗人在任苏州刺史时，每逢闲暇时就会到苏州佛寺烧香礼佛。这首诗歌是诗人游览重玄寺时所作。诗中的重玄寺，即今天的苏州重元寺。寺院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诗人在清晨到重玄寺游览，在寺内登阁望远，四面吴都郁郁苍苍，才感觉吴都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看着远方吴地山川秀丽，湖海无际，诗人心潮澎湃。吴地风调雨顺，节日繁华，池中之鱼悠然自得地游动，草木充满了芬芳之香，这些欣欣向荣的景象令诗人留恋。诗人对官场的纷争感到厌倦，转而产生对民众的关心。诗人认为，只有像平民百姓那样的农桑为业的生活才值得我们羡慕。诗句结尾“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表现了诗人自己对做朝廷命官的愧疚之情，诗人很想归隐像重玄寺这样的世外之境，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因此感叹自己归隐遥遥无期。从这首诗歌中，我们能够看到诗人由对在重玄寺所见风景的留恋，转向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向往佛门的清净生活，并进而有了归隐的愿望。
韦应物的游寺诗数量众多，诸如《庄严精舍游集》、《游开元精舍》、《游灵岩寺》、《昙智禅师院》、《法师西斋》等，都是描写游赏佛寺的佳作。
二、与高僧的情谊。
作为一个佛教信徒，韦应物不仅游赏佛寺，而且还经常与高僧谈禅论道，借以提升自己的信仰。在诗人眼中，但凡所见之景，所思之事，都会与佛门高僧的修道相联系。高僧恒璨禅师是诗人的方外好友，诗人经常与他往来谈诗论道，并写有很多表达对恒璨师之间友谊的诗歌。如其《寄璨师》云：
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纱灯。
时忆长松下，独坐一山僧。
这是一首思念并颂扬高僧的诗歌，诗人虽然没有与恒璨禅师在一起，但却常常思念着这位高僧。每当夜幕来临之时，诗人就会想到处于深山中的恒璨禅师。此时，诗人在想：林间的兰若夜幕来临，恒璨禅师的走廊已经点上了纱灯。此时此刻，在上人兰若的长松之下，恒璨上人一定在闭目坐禅了。诗中未见恒璨上人，但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禅师的无比崇敬之情，以及难以言表的深厚情谊。诗歌虽然很短，但一个苦行高僧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古代的苦行生活中，树下坐是其中的头陀行，恒璨禅师经常将长松下坐禅作为重要的修行方式。
韦应物的《起度律师同居东斋院》一诗是诗人与高僧起度律师往来的诗歌。诗歌描述了诗人一次与起度律师一起到东斋院投宿的所思所感。诗云：
释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
安居同僧夏，清夜讽道言。
对阁景恒晏，步庭阴始繁。
逍遥无一事，松风入南轩。
诗人与起度律师相聚非常高兴，两人一起来到没有尘世喧闹的东斋院。在那里，风息林静，鸟雀无声，起度律师同诗人一起像僧人结夏安居一样在东斋院住宿。夜晚山林寂静，两人就佛教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夏日的夜晚，户外的景色怡人，庭院之内树荫繁茂。诗人在东斋院忽然觉得自己将一切俗事都放下了。时时来一阵风从窗户吹入僧房内，使诗人感到分外的清凉舒爽。从诗歌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诗人与起度禅师来往的频繁与关系的密切，而且还能感受到诗人对律师的尊敬和爱戴。
三、赞颂高僧德行。
在与高僧的往来中，韦应物不仅得到佛理的指点，也得到为人处世方法的点播。在长期与高僧的往来中，诗人对这些高僧的淡泊名利，清净苦行的品格深为赞叹，对高僧的敬意油然而生，表现在其诗歌中，是对高僧的赞颂。诗人的《神静师院》即是赞颂高僧的佳作。诗云：
青苔幽巷遍，新林露气微。
经声在深竹，高斋独掩扉。
憩树爱岚岭，听禽悦朝晖。
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
神静师是诗人尊崇的一位高僧，诗人有一次到神静师院中，见到到处布满青苔，树林中还有露珠的痕迹，这些景致衬托出寺院环境的清幽。在这个人烟稀少的隐居之所，诗人远远地听到了神静师在深竹之中清脆的诵经之声，原来禅师此时正一个人在柴扉之中静室诵经呢。在禅院中的树上可以安然休息，在清晨的朝阳中还能听闻山中飞鸟的鸣叫，这种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令诗人十分舒心。想到尘世许多俗事的烦心与无奈，诗人深深体会到令人沉醉的静中情趣。诗人不仅在诗歌中描写了神静禅院环境的宁静怡人，还赞颂了禅师刻苦修道的苦行生活。在赞颂高僧的同时，诗人还对神静师的修行道场由衷地赞叹，由此也足以表明禅师远尘离垢，自甘淡泊的高风亮节。
恒璨禅师是诗人关系最密切的方外之友，诗人不仅与恒璨师往来问道，还对恒璨禅师的修道功夫，随缘处世的品格深为赞叹。他的《寄恒璨》即是赞叹恒璨禅师的诗歌之一。诗云：
心绝去来缘，迹顺人间事。
独寻秋草径，夜宿寒山寺。
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伽字。
诗人眼中的恒璨禅师心无妄念，清净无染，亦不执著，凡事都能做到任运随缘。只要能够令众生欢喜，禅师都愿意随缘而做。一次，诗人夜宿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忽然想到禅师。平时自己遇到修行问题，想向恒璨禅师请教，想必禅师应当有空闲时间，诗人很想去询问一些关于《楞伽经》的问题，并求得解答。诗中既赞叹了禅师的人品，也赞叹了禅师对佛理的'通达，以及其高深的修证功夫。
韦应物还与唐代著名诗僧皎然有密切的往来。诗人在《寄皎然上人》一诗中，赞颂了皎然上人的诗歌才华和其精进修道的苦行精神。诗云：
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
诗名徒自振，道心长晏如。
想兹栖禅夜，见月东峰初。
鸣钟惊岩壑，焚香满空虚。
叨慕端成旧，未识岂为疏。
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馀。
茂苑文华地，流水古僧居。
何当一游咏，倚阁吟踌躇。
在诗人眼中，不仅皎然诗才无人能比，而且其道心的坚固，修行的用工更胜于诗才。诗人不仅表达了对皎然上人的赞叹和崇敬，更表达了对上人的无限思念之情。
四、学修的体悟。
作为佛教信徒，韦应物对佛理的探究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及时弘扬佛法，还运用所学的佛法知识指导自己的真修实证。诗人在《善福精舍示诸生》一诗中，就表达了自己对佛教义理的领悟，以及运用佛理来劝化弟子的良苦用心。诗云：
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五篇】
论文摘要:墨子以“天下莫若生之贵”表达了爱“生”的伦理之义，并从社会意义上论述了贵生的伦理内涵。墨子以“刑与知之处”的知性统一，进达人之为人的“生生”之道，突出“生”的伦理自觉。相对于儒家的“仁”与道家的“道法自然”而言，墨子更加突出“生生之道”的“义”，“义”不仅是“兼爱”天下之“生生”，它更是一种“利生、养生”的实残，表现出与儒道不同的伦理之实，从而形成墨子富有“义利”特色的“贵生”伦理思想。
对生命现象的探问在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宗教祭祀等活动中就已经普遍地表现出来，有生之后，使人不断地思考“生命何以存在”的问题，并反思“人之生”的意义世界。“生”只有在“人之生”之后，才具有了意义，也才由此进人了意义世界，所以，“唯有人的生命，才自觉其所是”。
然而，“人自觉其所是”之“是”，与不同价值主体之不同视域而言，其意则有异趣之别。道家言及生命之所“是”，以“道”为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道生万物之中，人在其中。人的生命与万物一样，皆应顺“道”而法自然，人与自然融于天道之尊中，从而天人合一。人的存在应超越人之有为之利欲爵禄之功，所以道家以生贵而轻名利。与此相近，儒家也同样强调“生生”之道，人之生乃天之性，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儒道二者都强调“生生之道”的“觉”与“悟”，只不过道家因循道法自然之“悟”，而儒家则追求“以德配天”的积极有为的人性自觉。与此相较，墨子对生命的认识则有其特殊的伦理意蕴。墨子从社会意义与“刑知之处”的视角，强调对生命的伦理关怀与人之为人的“生生之道”，并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彰显“贵生”的义利特质。
一、对生命的伦理关怀:“天下不若生之贵也”
墨子在“生”的源起问题上与儒家相似，也认为天是万物之始，人是“天”的造化，但是墨子对“生”的认识的旨归，不在于人何以产生的本源问题上，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人何以为生的现实问题而淡化，人们困扰于人之“已生”的种种不解，所以墨子没有纠缠于本体论意义上的拷问，而将注意力转向于现实的人“生”，他关注的是人既已“生”的意义方面。因此，有学者将墨子视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者和实利主义家，荀子更言墨子为“蔽于用而不知文”。墨子对生命的认识确有功利主义色彩，但他对生命的关爱、对生命的重视即贵生思想具有极为丰富的伦理内涵。墨子的贵生思想体现在其既重自然之“生”，又重社会之“生”，是为“生生”。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存在不仅仅具有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它还是人之为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性存在。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在社会环境中对自然的生命予以尊重、对人的生的自由与生的安全的渴望给以保障，这是墨子的人道。
生命的存在为世间一切万物之本源，没有人的生命的存在即无社会可言，更无生命意义之说。生为万物之始，生的欲望是人之存在的最基本的欲望，欲生乃人之本能，求生避死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人性使然，这是人作为个体的类的存在的本质力量。此正如墨子所言:“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恶”。这里，墨子表达的是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的了重生之念，“生命的存在是最高的价值存在，人本身乃最高的价值或尊严”。故墨子曰:“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生，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墨子此言说明生命对于人之存在的珍贵，在生命与物之间，生是第一位的，对于人的存在而言，身外之物无法与生命相比，没有生命的完整、安全的保障，则“予子冠履与天下”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墨子以为天下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故当重生轻物，爱惜生命，这无疑体现了墨子对生命价值的充分体认，从而凸显了墨子生命观的本体论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墨子贵生之义在此的本源性特征，即在于生之存在的前提性价值所在。人之蕴含的诸多动机的所有社会行为，无论其追求何其高尚与卑劣，皆以人之生命存在为前提。使人成为人，人才能发展、选择和完善。只有生之存在，才有一切人的生命活动和多样性的诉求。对生的尊重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贪生弃义之举，这在墨子及其组织为求民生之安宁，大义凛然、死不旋踵的无畏精神中业已体现。墨子对生命个体的体认，是其对生命存在的社会性认同的逻辑起点，实则表达了他对人的存在的一般性、普遍性的肯定，其实也是对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的认同。所有生命的存在都是值得尊重的，这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尊重，生命本无贵残，“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因而，贵生是符合道德的根本目的的，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幸福”，对生命的尊重就是对幸福的追求。所以，道家亦云:“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
其实与墨子同存贵生之意者，在先秦诸子中不胜枚举，但理解之要义各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儒家的爱生，以己为原点，有远近、有亲疏，其核心是“亲亲之爱”，所以为“仁爱”。道家的爱生上已述及，乃是贵生重于天下，生命的自然之在是天道，无以比之，对生命的尊重应“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其生命之爱在道法自然。墨子贵生之爱既不在“自然之爱”，也不在“亲亲之仁”，而在于“仁义”之爱，或者简单地说，就在于“义”。墨子讲“贵生”以对抽象的个体生命存在的肯定为基础，这是其对贵生之义阐解的一个逻辑前提。墨子之贵生是其实现天意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在墨子看来，只有贵生，才能安生，贵生是安生的前提，只有重视生命的存在，才能兴天下之利、兴众生之利，进而从天意以尽贤者之道，以达政事之本，亦即实现“天鬼、百姓之利”。他的爱是普遍的、社会的爱，有别于“亲亲之仁”或“自然之爱”，所以，其爱为“义”。墨子认为这样的爱，才能达到“生生不息”之境。墨子的对生的价值思考与黑格尔有相似之处。在黑格尔看来，“生命体作为有机体不仅为个体，它还会成为普遍、种和种类”，生命不惟个体存在，而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类的属性日益强化而复杂。所以，墨子正是在这样的“生”“生”的阐释中与天道合一，从而关爱天下众生，其对生命关照的终极意义在于“兼”，而非“别”，其爱生是爱天下之苍生，故其贵生之意在“兼及天下”。因此，兼爱也即是“义”。
二、贵生的道德目标:“生，刑与知处也”
先秦道家生命观的本位意识，看重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因循生命的自然之性。这一点与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有很大的区别。墨子从知性统一的视域，把生命描述为“生，刑与知之处也”。李绍崑先生在其《墨子的科学方法论》一书中，是这样来阐解墨子生命概念的:“what,then,isourhumanlife?motzeoffersaveryscholasticdefinitionafe(shen)isbodyplustheknowing(faculty).’’李绍良先生在这里用了一个“scholasticdefinition”一词，颇有深意，”scholastic”可以理解为专业的、达到一定深度而有造诣的“learning”或“knowledge“，亦即“obtainedbystudy”。李先生在此可能表达了他对墨子生命之意乃自然之体，以及与自然之体附着相连的一种认知或态度(aptitude)下的行为或行动，其大意为身体之在与有意而为的统一。李先生的精辟理解为我们解读墨子“生，刑与知处也”之意，提供了一个极富借鉴意义的参烤。毕沉校注《墨子》云:“生，乃言人之处世惟形体与知识“。按此注解，墨子爱生之意不仅在“生生”之发生、发展的“厚生”之德，还在于生命之存在“不惟形体，乃是身心二者之合”的神形统一。“处”指“刑与知共合”的德性整合以应为世之道。“刑与知所处”，反映了人之生命存在的意义及其价值所在。“刑”实为社会道德精神之前提、基础，是生命情怀的依托，是“生”之“道”体;“知’.为生命存在的伦理意蕴和社会多样化生命本质的表达与践行，是人之为生的意义世界。故“知”、“刑(同行)”合一，方能有“为气方能“生长、生成、发育、变化”而有“生气”，即“穷知而(悬)于欲也”，毕玩解之日:“言之所到而欲为”。墨子对生之本然的穷知，开启了生命存在的必然世界，故“饵，所然也”。由此，从而进人生命存在的自在自为。这样，“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体的存在，更是一种伦理精神和人类理性的载体，蕴含“人之为人”的“兼爱”之道和人之有为之天下之“义”。
“刑与知之处”，有知方能使“刑”之存在进入必然的境界，这一境界是墨子对生命存在有所思、有所欲的道德感悟与伦理自觉，即前之所言之“饵(或为尔之假音)，所然也”之意。《说文》云:“尔，必然也”。什么是墨子的必然世界呢?“生生之道”与天道之和合，循天意而爱生以至“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的“天人一体”，以“天人和合”的“饵之所然”，知而为生，进而实现生命存在的道德境界。“天意之爱百姓……则天下之士君子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意矣”，顺天意，兼相爱以行“利天、利鬼、利人”之道，而至义之必然。循此观之，墨子之“生”潜在地蕴含了贵生之于生命存在的成生、成人、成义的成“天人之道”的过程。所以，贵生之必然，使“人之有为”进人人之“自为”之境，从而使爱生进达养生、养神的行“天义”的伦理境界。
的确，人的生命无非精神与形体之统一，人既有对生之存在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也有对生命存在的社会幸福的欲望，这种社会幸福主要包括安全与自由需要的满足，只有这样身安才能心安。故贵生既要重形，更要养神，二者之间，精神统帅形体。故养生之道，养神重于养形，“太上养神，其次养形”。阴墨子把生看成是“刑与知之处”，由生理之需而至安全之欲渐次达到兼爱之“义”，其中，“知”之有为和“知”之创造思想，与马斯洛斋要层次理论及其实现的`创造性、创造力预设似有祸合，“需要的实现至少须借助于创造力”，若此，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超越性动机”;而其中的“知”对“刑”的超越，使“刑”之成人、成义，从而兼爱天下的思想，则与儒家的“仁爱”形成鲜明的比照。因此，墨子贵生思想既重视有形生命的培育、爱护，更重视人类欲生的积极有为的德性精神的养成，以人类相爱之生生之义驾驭人生之道，由自在而人自为，这种寻求生命存在的自由之善，实现生之幸福的道德理想，无疑具有了墨子“仁义”之爱的伦理意趣。
三、贵生的道德实践与伦理旨归:“兼相爱”
墨子由爱生而至生生之爱，是一个不断寻求道德之善的伦理过程，爱生应当与否的伦理选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它具有相对性的时代特征。墨子“刑知相处”的生命观诞生于战祸纷扰之社会变革年代，春秋战国之际，国与国之间剧烈的诸侯争霸、兼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失序乃至道德沦丧，此种状况一直延续至秦统一。墨子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与大转型的年代，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其对生命的关爱确为时势所催，油然而生。在战事频繁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墨子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易逝，生命的存在受到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因而，由此深感“生”之艰难与不易，更何言“生生”之“生”意。“天地万物莫贵于生”在他看来，于其时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生”的道德，而是人伦之道，是伦理之“义”。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不相爱的害生之举是天下失其生“义”所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生者，以不相爱生也”，大国与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人与人之间，纷争频生，相互侵凌，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不爱生、不生生而产生的，这是不道德的，与天人之道相悖。那么，什么是道德的呢?墨子认为，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下，爱生、利生才符合天人之欲，故其明确提出“天下莫若生之贵”的道德主张，提倡珍惜生命，爱“生”如己，推己及人，“生生”相爱，正如《千金要方》所云:“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所贵，莫贵于生”。所以，墨子在生命存在的价值认同方面，欲生之念异乎强烈，极力主张“非攻止战”，在国、家、亲、身诸层次推己及人，彼此尊重，渴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亲和，对待别人的生命如同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行“生生之义”，并以此兼爱天下。“兼”在这里确已有别于儒家的“仁”，“仁”在内，而“兼”之“义”在外。墨子“生生”之兼爱，当然也有别于道家“生生”的自然之性，道家重生轻物，以自然生命的存在为本位，“遵循自然之中道而安其法”，追求生命存在的大全价值。与之相较，墨子更强调“生生之义”的伦理选择与顺应天人之性的积极有为。
墨子“生生”之义，泛指爱惜天下众生，是“兼相爱”，希望息争止战以利天下百姓之生。其爱“生”的实践指向有两层道德意义，一是不害生，二要利生、养生，二者具有明显的功利之义。一方面，墨子认为，战争祸及天下众生，危及百姓性命，珍惜生命应当以不害生为前提，“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害生破坏了“生生”之道，是为“不义”，故而天下各国之间应守天下之义，求义而避害，以生生之道化育天下。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应顺天而为，彼此不以相害，即勿害人。故子墨子日:“凡言凡动，利龄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龄天鬼百姓者舍之”。因此，爱生以不害生为前提。是以墨子力主非攻、节用、节葬等有道之举，以减少“生”之负担，降低害生的可能行以葆有生命。
同时，在另一方面，墨子爱“生”之义还强调在不害生的基础上，更应该利生、养生，以利天下百姓。“义，利也。”“生生”之义就应当“利生”以达养生之道。国与国之间连连战争，百姓不得安宁，生命没有保障，而且贫困不堪，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贵生之义除了息争止战，尤其应关注百姓生活，关心其衣食之安，“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国备者何?以备天下之患也。墨子认为，国家应当让天下百姓的生活不仅免于战患，也要免于饥荒，在其看来，“五谷不孰谓之大侵”，“畜种菠栗不足以食之”尸毗国之大患。所以，墨子爱生更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衣食无优，“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
由此观之，墨子贵生之要旨在于以“天人之道”珍爱生命，关照民生，其以不害生和利生为功利智归，体现了兼爱他者生命、他者利益的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价值，从而凸显其“生生之道”的时代之必然。儒家虽然也讲“生”，但其仅仅是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生”之境界，或者说是“生生”之义的理想诉求，是伦理观念而非现实之有为。墨子“生生”之义，不仅是天德，也是人伦之道，但它更是一种求“义”的道德实践，其关注的是“生生”之义的现实之利，故而更加富有伦理之实。理解墨子的贵生之“义”，于今日社会对生命的阐解与意义的把握，实有发启之功。
的确，人的生命无非精神与形体之统一，人既有对生之存在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也有对生命存在的社会幸福的欲望，这种社会幸福主要包括安全与自由需要的满足，只有这样身安才能心安。故贵生既要重形，更要养神，二者之间，精神统帅形体。故养生之道，养神重于养形，“太上养神，其次养形”。阴墨子把生看成是“刑与知之处”，由生理之需而至安全之欲渐次达到兼爱之“义”，其中，“知”之有为和“知”之创造思想，与马斯洛斋要层次理论及其实现的创造性、创造力预设似有祸合，“需要的实现至少须借助于创造力”，若此，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超越性动机”;而其中的“知”对“刑”的超越，使“刑”之成人、成义，从而兼爱天下的思想，则与儒家的“仁爱”形成鲜明的比照。因此，墨子贵生思想既重视有形生命的培育、爱护，更重视人类欲生的积极有为的德性精神的养成，以人类相爱之生生之义驾驭人生之道，由自在而人自为，这种寻求生命存在的自由之善，实现生之幸福的道德理想，无疑具有了墨子“仁义”之爱的伦理意趣。
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六篇】
结合众多学者对网络传播的界定，其是指通过计算机的网络科技来进行信息传播的活动。目前，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网络来传播，而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国家以推动信息与互联网的发展作为今后长期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的网络传播的领头羊分别有网易、新浪以及搜狐。
网络传播自从1994年进入我国，就以飞速的趋势进行发展，这与网络传播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网络传播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真实性和虚拟性并存。很多人对互联网的第一反应就是虚拟的，它以文字、图片和音响等形式进行信息的传递，以计算机为依托，形成了一个类似与真实世界的时空概念。对于网络的虚拟性影响最大的要数大学生，他们对新鲜的事物和信息充满兴趣，很多大学生沉迷于网络，逃避社会现实，在网络中可以得到现实中所不能满足的需求，这种带着“假面具”的安全感，给庸俗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土壤。既时性和互动性并存是网络传播的又一大特点。与传统的传播媒体相比，网络传播的优势在于传播的速度快，可以说网络传播将传播的速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以前的出版业需要对信息加工、排版、印刷、发行等很多程序，而网络传播以数字化的通讯技术为基础，可以达到实时报道、即时地共享信息。互动性表现在网络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信息的传播;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发表言论，即时参与网络的互动，比如新浪微博。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网络传播可以让教学的课堂延伸，并且随时了解各种信息。开放性与全球性并存是网络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世界上除了每个国家的保密局的网络无法被共享外，其他的网络和网站都是开放透明的，一根电线、一台计算机一个软件就可以与世界同步。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的持续增长，各种网络运营商为了吸引用户都大大降低了传送信息的成本。
网络让整个地球成为了一个“地球村”，这对于思想活跃的高校大学生来说既有利又有弊，他们可以利用网络传播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身的思想政治知识，但对于一些强势来袭的西方不良的意识形态，大学生要如何进行抵制，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七篇】
本文通过对南京地区一所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开展的“心中的榜样”问卷调查，总结了民办高职学生榜样认识的现状、特点以及榜样教育的评价，初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对民办高职榜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建议与对策，期望能够更加完善榜样教育活动，促进学生成长。
一、研究目的。
榜样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它对于提升人的道德水平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目前民办高职学生群体在道德认知、道德评价、道德意志等方面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民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需要正确、恰当发挥榜样作用，在学生心目中树立正面的榜样，引导学生明辨是非，形成正确价值观又要注重榜样教育的实效性，避免榜样教育流于形式，使榜样停留于宣传报道、喊口号，无法深入学生思想深处。正是因为榜样对学生产生着隐形而深的影响，因而必须重视榜样教育工作，那么，今天民办高职学生崇拜的榜样是怎样的？榜样教育的现状如何？厘清这些问题是理解当前榜样教育遭遇困境的前提，也是寻求榜样教育出路的基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心中的榜样”调查问卷，在南京地区一所民办高职院校随机选取200名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放200份问卷，回收189份，有效问卷183份，问卷对民办高职学生对榜样的认识、对榜样教育的了解、榜样教育的评价以及满意度等方面进行了调查，了解民办高职院校榜样教育的基本现状。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我们从学生对榜样的认知和对榜样教育的评价两方面对学生进行了调查。在榜样认知中分别从榜样的存在、榜样类型、榜样评价、榜样关注等维度调查了民办高职学生对榜样认知情况，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民办高职学生榜样认知呈如下特点：大部分学生有崇拜的榜样、榜样类型呈现多样化、对榜样的认识趋于理性、榜样关注度处于中上等水平。在询问学生心中是否有特别崇拜的人物一题中，%的学生选择了“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其余的学生都曾有过特别崇拜的人物。针对学生崇拜的人物属于何种类型的调查中，从高到低依次是父母或家人、明星、杰出人物、英雄榜样、自己、虚拟人物、老师、同伴。学生对榜样的认识相对理性，%的学生认为自己所崇拜的榜样有一点缺点，仅有%的学生认为没有任何缺点。对媒体所报道的榜样关注情况的调查中，%的学生选择了一般，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比例合计为%，信息化时代媒体快速发展，促进了学生对榜样的了解和认知。在榜样教育评价中我们针对媒体和学校两个维度进行了调查。在对媒体宣传的榜样调查中，%的学生认为媒体宣传的榜样是真实、可信的榜样，%的学生认为榜样缺乏长久的生命力，%的学生认为榜样有些脱离生活实际，%的学生认为榜样有些高不可攀，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媒体所宣传的榜样在学生心目中认可度并不是非常高。在对学校榜样教育的调查中，%的学生选择了学校偶尔举行榜样教育活动，榜样教育活动的形式多为主题班会形式、观看榜样事迹、在特殊节日开展教育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等形式，%的学生认为学校榜样教育活动效果一般，在询问目前榜样教育活动存在哪些问题时，%的学生认为榜样教育活动流于形式，%的学生认为活动不能贴近学生，%的学生认为榜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是成绩好的学生。50%的学生认为榜样教育对“三观”的形成作用一般，从整体看学生对于学校榜样教育活动满意度不是很高。
四、问题分析及对策。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民办高职学生心目中的榜样有成功人士，如马云、乔布斯、比尔盖茨等商业人士，也有明星如梅西、科比、成龙等体育或演艺明星，还有少部分学生将自己的父母作为榜样。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榜样多为知名成功商业人士，选择这样的榜样多是出于对这些人物成功光环的羡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盲目性和片面性，职业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将“能工巧匠”作为榜样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技术的热情，也比较贴近学生的学习，我们针对近期中央电视台近期播放的《大国工匠》节目进行了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并不知道这个节目，对于节目中介绍的各行业的顶尖技术能手更是了解甚少，仅有%的学生表示崇拜这样的人物，应该说这样的反差是比较大的，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针对榜样教育的现状及问题，结合职业学校学生的特点和职业教育的特征，在榜样教育活动中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榜样的选择要贴近学习和生活，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生活的热情。
选择榜样时要充分结合民办高职学生特征，挖掘普通人物不平凡的事迹，使学生在了解事迹过程中能够得到共鸣，要侧重真实事迹，特别是学习、奋斗过程中思想变化、战胜困难的方法等，不要将榜样树立得过于高大和完美，且不能使榜样形象单一化，只侧重成绩出色的人物，由于民办高职学生在学业成绩方面往往缺乏自信，单一地树立成绩优秀者为榜样不但无法激发学生的热情，反而使学生认为榜样遥不可及，让学生只能仰视而无法产生学习的热情。
2.榜样的宣传要与信息时代媒体的发展密切结合。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智能设备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在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对榜样的了解大多来自媒体提供的信息，学生所崇拜的明星、商业人士在媒体上出现频率及信息量比较大，而很多值得学生尊敬、崇拜的劳动者、技术能手在媒体上出现频率不高，且给人的感觉是单纯事迹报道，对人物的展现不够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对其了解甚少，因而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介，加大宣传力度，使这些技能专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营造良好的“榜样氛围”。
3.榜样的教育形式要与实践结合，将榜样扎根于学习生活中。
目前榜样教育的形式致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形成一种外界力量将榜样强加于学生的感觉，不但没有促进学生“三观”的形成，有的时候却造成了消极影响。我们要利用各种实践的机会，让学生身临其境，在实践中与劳动者近距离接触，才能发现他们的价值与可敬之处，方能增加学生对榜样的信服感，在工作的同时感受劳动者精益求精、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进而促使学生自我道德意识和境界的提升。
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八篇】
陶行知先生是人民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教育的改革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教育实践。没有先进理论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教育理论正确与否也要通过教育实践来检验。新课程改革下，我认真地研读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并有意识地在教学实践中加以运用，在运用的过程中，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陶行知理论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首先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高尚品德告诉我，作为一个教师，必须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必须爱护自己的学生，教师的工作不在于自己付出多少，而是在于奉献多少，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孩子热爱，家长信任的老师。
陶行知先生提倡“民主教育”，倡导师生平等共同进步；先生呼吁给孩子们“六大解放”；先生珍视孩子的情感；先生教会孩子自主读书。这和新课程标准的理论是一致的，可见先生的先知先觉。他告诉我，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应该努力营造民主和谐的氛围，尊重学生的体验，和学生开展平等和谐的对话教学，实践证明，只有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得到进一步激发，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陶行知先生认为，人的价值始终是社会的核心价值、终极价值。生命的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称得上高贵。任何世俗之物都应匍匐在生命之灵光之中。他所理解的现代化首先是要提升人的权利和尊严、服务于人的自由和幸福。因此，先生以一颗广博的爱心爱国家，爱人民，爱师生。“爱满天下”，“情满人间”，“情至真，爱至深”，是我们做人的典范。作为一个教师，不仅要牢记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教导，更要以自己的言行感召学生，培养学生的一颗爱心！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以先生为榜样，始终把了解学生、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作为自己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做到人格上尊重他们，生活上关怀他们，学习上关注他们，身体上关心他们，使全体学生生活在充满爱的浓浓氛围之中，从而促进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增进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雄心。
人类之所以需要教育，就因为人类永远都不满现实；教育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的超越，教育的使命永远都是那么高尚。今天，在中国正日益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时代，让我们认真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弘扬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旗帜，培养全面发展、品学兼优、视野开阔、生理心理健康的优秀学生，为国家的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九篇】
7月22日,长江流域的重庆至上海都能观测到几百年才有一次的'日全食.我怀着好奇心想观测到日全食对蜜蜂的影响,受其影响后蜜蜂有哪些表现.
作者：郭爱林作者单位：湖北省天门市陆羽上街247号,湖北,天门,431700刊名：蜜蜂杂志英文刊名：journalofbee年，卷(期)：29(9)分类号：关键词：
谭嗣同的思想与影响（精编24篇）【第十篇】
作为“江右”大儒和明中叶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罗钦顺以其坚定的宋学立场和气本论而享誉于当时的学术界,他的思想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还跨出了国门,远届日本,赢得了东瀛学者的高度评价.
作者：胡发贵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所刊名：船山学刊英文刊名：chuanshanjournal年，卷(期)：“”(3)分类号：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