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实用经济【优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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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实用经济【第一篇】

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进行历史回顾与思考，笔者有如下发现和启示：其一，改革开放以后的，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不同，它已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其二，当今中国，已具备了私营经济实现新发展的政治法律环境和经济文化环境，这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其三，中国即将加入wto，届时要不分国境、不分所有制地赋予外国企业以无歧视的国民待遇，毫无疑问，在国内也应取消所有制歧视，特别是应摈弃对私营经济的所有制歧视。其四，要进一步调整金融政策，增加私营经济在金融机构中获得贷款的机会。其五，应调整、解除有关的.限制和市场准入壁垒，使私营经济有更宽的投资领域。其六，私营经济必定在发展中强大起来，但它的新发展则须在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配置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中，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和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提高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作者：王寿春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杭州310012刊名：浙江学刊pku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academicjournal年，卷(期)：“”(4)分类号：关键词：私营经济发展领域产业方向产业结构

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实用经济【第二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近些年来“一带一路”战略异军突起，举世瞩目。那么，“一带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且听我来介绍一番。

古老的“路”——。

什么是“一带一路”？简单来说，“一带”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名称上不难看出，“一带一路”的基础便是古时的海上与陆上的丝绸之路。古时候，在这条路上运输最多的商品是丝绸，所以这条路就被称为“丝路”或“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是一条以发展为目的的路，今“一带一路”可以称为它的升级版，既重视发展，又强调和平合作，双方互利。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的重生。

重生的“路”——。

2013年的9月和10月，习_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由此，穿越千年、绵延万里的古老丝路又重返全球视野。如今，“一带一路”经过了整个亚欧大陆并连接上了非洲、大洋洲等地，近半个地球上的陆地都被联系了起来。“一带一路”带动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进一步加强了各国之间的联系。“一带一路”战略，既要让中国富起来，又要让世界富起来。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强国富国蓝图啊！

未来的“路”——。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去了解‘一带一路’？”我觉得，“一带一路”可能会在将来10年甚至更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一个伟大战略，必将带来祖国的蓬勃发展。生长在盛世中国，作为当代青少年的我们，更要以宽广的胸怀迎接未来的一切机遇和挑战，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实用经济【第三篇】

1.形势与政策的概念。

1.国际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把握消费模式，创造低碳产品。

民生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所以只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才会发展，社会才会和谐，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实用经济【第四篇】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要求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策略;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二)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四)培育跨国公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五)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2]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徐鹏杰。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辨证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7)。

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实用经济【第五篇】

众所周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每一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和落脚点在于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中心，具有不同的劳动特点、谋生手段、经济地位、利益取向和消费层次的人群便自然而然地各自联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若这些利益群体能够有效地组织和运作，利用一致的集体行动试图并有能力影响其他社会群体或政府机关的决策来尽可能地扩大自身发展所需的利益，则可以借鉴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称其为“利益集团”。应该注意，利益集团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正如利益是中性词一样。目前，西方社会中利益集团数量多、涵盖面广，在社会事务的公共决策中发挥着显著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阶级及阶级斗争在宏观整体上已退居次要地位，但利益集团却始终存在并逐步凸现出来。阶级并不能等同于利益集团，因为前者过多地把人们之间的关系视作统治压迫的政治关系和由政治决定的关系，后者则是把其自身当做宏观政府与微观个人间的桥梁，是一个中观层次的范畴，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常态的利益聚合与表达的渠道和机制。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虽然在根本上一致，但在实际中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如何在矛盾主体间构建意见表达与利益调整的机制，既避免专制主义又克服无政府主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以多元制衡为基本特征的利益集团正好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此其一。其二，就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所言：“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而来的政治经济实体，在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表现出多层次多方面的利益矛盾。有不同的利益及追求，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总是优先考虑和满足本集团的要求，并具有一定或很强的凝聚力量，因此彼此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可以这样说，在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各种利益矛盾的集中表现，而利益的激励与调节，讲到底无非是对不同集团经济利益关系的'全面协调。因而，正确把握主要利益集团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利益激励与调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三，就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现象而言，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我国进行的铁路票价听证会、电信资费听证会，均可理解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以使本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正如一些学者在对铁路票价听证的分析中指出：“政府的规制政策是在成本约束、利益集团博弈和规则冲突间寻求均衡的结果。”“听证是多元利益妥协和政治民主的微缩舞台”。综合以上所述，利益集团的主要问题不是它们是否存在，而是它们是否做得过分。

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社会中基本上所有的社会阶层或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利益集团，而且利益集团的格局是相对均衡的（这意味着长期、持续地压榨某一利益集团的行为近乎不可能）。其中农业利益集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和日本的农协。从国内看，包括铁路、电信、石化等的诸工业行业和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科教精英等的城市群体已经或正在形成各自独立的利益集团。可反观占全国人口70％的“三农”

群体，除政府以外，居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利益集团。目前虽然也有形形色色的专业化合作组织（如技术指导协会等），但大多流于形式且规模太小，或异化为政府职能部门（有的就是由政府直接牵头举办的），没有充分代表农民去争得应有的公共决策参与权或话语权。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农民缺少自己有组织、有力量、掷地有声的“代言人”，才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乏发言权，在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一方面是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糟糕的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另一方面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呼声的集团。这并非说政府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或者，民选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的最平稳延续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在中国，“最软弱无力的集团”主要就是农民群体，而造成农民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底端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广大农民不是以组织化的形态、而是一个个单独地面对一整套国家机器与社会各利益集团。一盘散沙。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国家采取超强度吮吸农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有其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农业哺育工业和农村支援城市五十余年后，这种情形依然如故，种种利益集团利用已获得的政治与经济优势（先发优势），继续“吮吸”而不是“反哺”“早已失血过多”的农村与农业。目前中央政府虽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郑重承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综合环境，但在其他强势利益集团把持相当程度上的公共决策权和近乎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决策权、执行权、裁判权的情况下，利农、补农政策措施的落实比较困难。在一个民主与法制尚不健全、制衡机制极度缺乏的社会氛围下，期望其他利益集团仅凭道义和良知来扶助弱势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无异于“水中捞月”、“与虎谋皮”。而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意义。

二、西方利益集团理论与农业利益集团的实践。

围绕利益集团存在的原因这个核心问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以大卫•杜鲁门和罗伯特•达尔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利益集团理论，认为集团（或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利益（特别是不能通过纯粹的个人行动获得的利益），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具有进一步增进这种共同利益的倾向，个人可以通过代表其利益的集团来实现或增进他的个人利益。这实际上是“个人行动的目的是追求他自身利益最大化”

（理性经济人）命题的推广。其直接推论就是集团成员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而以奥尔森为代表的第二种利益集团理论则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奥尔森在他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有理性、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为集团利益的公共物品性质会导致集团成员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在其后出版的《国家的兴衰》和《权利与繁荣》两书中，奥尔森还就利益集团的“分利”

行为与滞胀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的两面性（既可能保护产权、促进生产，也可能掠夺私有财产、打击生产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分析。第三种是罗伯特•萨利兹伯里等人提出的政治企业家理论，把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视作政治企业家。他们认为，集团提供给成员的利益可分为三种类型：物质利益、观念利益和团结一致的利益。奥尔森模型强调的是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后两种非物质利益。在萨利兹伯里看来，政治企业家之所以愿意作为集团行动的组织者，是因为政治企业家不但可以从集体行动中获得物质利益，而且可以从集体行动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名声和荣誉等非物质利益。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利益集团的总数，还是加入利益集团的总人数，都显著增加了。客观地讲，这种现象兼有利弊。其利在于数量众多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将会产生一种社会满意的结果，最终的均衡一般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另外，它还促进了政治文化、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多元民主化，增强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其弊主要在于易产生行贿、受贿、金钱政治等腐败现象，而且利益集团内部的集中过程和集团间的博弈过程会产生决策与执行的时滞从而损失效率。

农业利益集团在西方国家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作用有多强？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为农民争取了利益？这些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并期望能从中得到借鉴。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农业合作社就其制度而言，是农场主自愿参加的非盈利组织，其经营目标是通过为社员服务，使社员从其生产的农产品中获取最大收益。目前美国有各种农业合作社25000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有440万，约占农业人口的90％。从1980年到90年代初，通过合作社供应的农用物资比例从20％提高到47％，农产品销售量比例则从20％提高到47％。美国农业信贷合作社在农业资金融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70年代实施《农业信贷法》以来，合作信贷机构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可以为农场主提供长期抵押贷款和中短期生产贷款，其贷款总额约占农场主贷款总额的2／5左右。日本的利益集团可分为五类：工商业利益集团，劳工利益集团，农业利益集团，专家利益集团，公众性利益集团，其中农业利益集团――全日农协联盟（nokyo）拥有800万成员，成员数量超过任何日本的利益集团组织。“农协”

分为全国农协、地方（都道府县）农协和基层农协三级组织，基层农协是农户自由组织的，原则上有15名以上的农民发起并得到行政部门的认可便可以组成单位农协。这种基层农协因经营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产品收购、生产及生活资料供应、信用保险、农业生产指导、医疗福利等业务，所以也称作综合农协，1980年时共有1万多个基层农协；地方农协除地方农协中央会外，还有经营农业经济、信用、保险、卫生保健等业务的四个联合会，即“经济联”、“信用联”、“共济联”、“厚生联”。90年代初，有95％的大米和小麦、92％的生乳、82％的水果、56％的蔬菜、51％的畜产品以及70％的农药、60％的薄膜、53％的农业机械、57％的汽油和40％的饲料是经过农协系统销售或供应的。由此可见，农协延伸到农村的每个领域，为农民提供了从生产到生活的全方位服务。全日农协的强大，使它在政治上也具有相当的分量（属于nokyo的选民约占全国选民的19％），因此政府的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协的制约，任何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执政联盟的崩坍。日本政府即使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也不肯全面开放大米市场，其原因就在此。

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实用经济【第六篇】

提要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延续2018年以来的走势逐季回落，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年经济增长%。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还会继续显现，兼之年初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建议把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左右，物价控制在%左右。中国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对外开放，加快国企、土地、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放管服。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尽管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经济总体运行基本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金融稳定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运行在调控目标之内，显示总体经济基本稳定。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符合6%-%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二季度增长%，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明显高于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之间。全年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41万人，增长%。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在3%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2019年8月份破7后基本稳定，到2019年底又回升在7以内。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及时处置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

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比上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比上年缩小。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

（三）内需相对疲软。

2019年经济增长的%中，消费拉动个百分点，投资拉动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投资从2018年7月份跌入低谷增长乏力，2019年5月份开始再次减缓，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基建投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设施投资近乎零增长。汽车、家电、家具、珠宝等耐用消费品增长明显减慢。出口下降叠加内需不足，进口增速下降较快，出现了衰退性贸易顺差，支撑了经济增长。

（四）物价走势出现分化。

由于需求相对不足，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7%左右，离82%左右的合意水平相差较大，工业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再度凸显。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而上年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升%。自2018年11月以来本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与2012年3月-2016年9月那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不同，那一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由产能过剩造成，社会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基本正常。经过了2016-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11月以来的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表现为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受猪瘟和环保影响，猪肉价格从2019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带动禽肉类价格上涨并推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为%，消费品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困难和风险增多。这些困难和风险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此外，湖北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在2020年春节期间爆發，导致湖北武汉等多地封城，其他各省也关闭了部分公共场所，也会影响零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增长。数据显示，2003年3月份发生的“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我国经济下降约1-2个百分点，2003年全年下降个百分点。

（一）企业经营困难。

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全年住宅销售额仍增长%，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的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中国处于中低水平的60%的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40%的中高收入群体。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33%的高收入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60%的低收入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这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缓慢。

2018年7月以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支撑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财力不足。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存量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影响了基建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难作为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健康、环保、老旧社区改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需求巨大，也有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往往涉及拆迁、补偿和部分居民不能受益甚至受损等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需要不同层级政府周密规划、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精心工作。由于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官员考核、投融资等制度约束，地方官员对此类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不高，而往往热衷于修路、绿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缓慢。

（四）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

尽管中美达成阶段协议，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开放，改善企业预期，稳定中国经济，但由于关税的滞后影响，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将继续出现下跌局面。一些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现象也不时出现。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并从经贸领域向金融、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扩散。

（五）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多亿元，非税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财政基建支出增长乏力，一些融资平台和城投债会出现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也会频发，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企业经营困难、金融风险积累、政府官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小。

2020年将是考验中国驾驭经济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把更多精力聚焦到国企、土地、财税、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上，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積极性，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不断优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主要经济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通过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2020年，在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达到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人，另外，每年还有约200万左右农民工进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猪肉价格仍处于上升周期，要明确提出猪肉等禽肉价格上涨是供给冲擊造成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会引发物价工资联动，产生物价螺旋式上升。同时，应积极扩大禽肉进口，平抑物价;通过价格引导作用，扩大猪肉和鸡肉等替代品生产;在元旦、春节等关键节点加大储备肉投放，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经济发展具有韧性和潜力，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全年呈现前低后稳走势。

（一）2020年中国内需企稳。

从政策效应看，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按照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严格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投资者和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投资者和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和投资，财政政策是中性。按照凯恩斯理论，减税等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应增加投资和消费。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存在对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效果大于政府支出效果;经济收缩期间，政府投资不完全挤出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减税降费100元人民币，同时减少政府一般性支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3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左右。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2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左右。202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预计可拉动经济增长个百分点左右。

从投资看，2019年以来，制造业增值税减税会继续减轻企业的负担，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还有约4000亿元，会直接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趋于稳定，企业利润水平会相应稳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土地要素也有利于制造业投资落地。2020年，制造业投资仍会低位回升，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在5%左右。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额度会继续增加，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并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5g网络建设也会启动，基建投资会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6%左右。2017-2018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较高，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中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2年以来，中国库存增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以内，年度库存变动对经济变动的作用在%左右。从2018年7月份开始，中国进入减库存周期，到2019年年底，库存进入低点，预计从2020年起开始进入缓慢增加库存阶段，预计拉动2020年经济增长%左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消费稳定，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左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库存对经济呈现正拉动，内需总体稳定。

（二）中美经贸摩擦效应持续显现。

中国工业仍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工业品价格缺乏上升的基础。世界经济增速偏弱，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2019年工业品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几乎为零，预计2020年工业品价格低位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零左右。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低位徘徊，未来8-12月内，猪肉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加上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在%左右，预计2020年全年cpi在%左右。但剔除禽肉后的价格总水平不会超过2%，物价会对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不构成实施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掣肘。

（四）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应设定在6%左右。

综合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00万人。目前，中国经济潜在速度在6%偏上一点，经济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基本满足1500万人新增劳动力就业需求，也需要经济增长6%左右。建议2020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居民消费价格控制在%左右。

参考文献。

[1]汤铎铎、刘磊、张莹：《长期停滞还是金融周期》，《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0期。

[2]祝宝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及展望》，《中国金融》，2019年第2期。

[3]祝宝良：《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和2019年展望》，《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第1期。

[4]祝宝良：《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开发性金融》，2019年第6期。

[5]蔡昉：《稳就业就是稳定经济大局》，《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第4期。

[6]谢伏瞻主编：《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实用经济【第七篇】

1、知道交通运输的重要性，掌握我国主要的铁路线和城市。

2、了解我国农业的分布和发展。

3、了解我国工业的分布和发展，掌握几个工业基地的分布和特征。

教学重点。

几个工业基地的分布和特征。

教学用具。

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1、交通运输的发展和方式和选择。

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五种方式。我国最重要的是铁路。

主要铁路线的分布：南北：京哈线、京广线、京沪线、焦柳线、宝成-成昆线。

东西：京包-包兰线、陇海-兰新线、沪杭-浙赣-湘黔-贵昆线。

青藏铁路。

铁路枢纽：北京、郑州、徐州、兰州、株洲、成都。

（强调）认真掌握这些铁路干线经常的城市和省份，还要把穿过的河流结合起来。

2、农业的分布和发展。

农业的定义和分类：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最重要的是种植业。

列表比较各个部门的分布和特征。

（补充）注意种植业中秦岭南北农业的差异和典型的农作物。畜牧业中四大牧区的典型牲畜。这些都是考察的重点内容。

3、工业的分布和发展。

工业的定义和分类：重工业和轻工业。

我国工业的分布：沿海、沿江河、沿铁路线分布。

四大工业基地：辽中南、京津唐、沪宁杭、珠江三角洲。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关村，大分散，小集中。

（强调）辽中南和沪宁杭工业基地是考察的重点，要注意它的城市分布和特点及发展条件。

总结：本章主要讲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方，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农业、工业，重点是工业的发展和铁路干线和铁路枢纽的分布，需要在复习的时候加以注意认真掌握。

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实用经济【第八篇】

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导致不同的发展方式,进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我们是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开始改革开放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增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手段。对此,党的文件曾作过明确阐述:我国社会当前的基本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没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能实现,因此我们强调发展。毫无疑问,这里的发展是提高人民群众福祉的手段。如果始终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在逻辑上就会拒绝片面追求gdp,拒绝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拒绝一切虽有利于单纯增长但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思路和手段,因为这一切与提升人民的福祉、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并不协调。也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增长本身演化成了目的。

于是就有了以gdp为标志的考核标准,有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花钱买速度等问题的出现。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曾在率先发展的国家进行过讨论。1973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是一部至今读来仍极富现实感的著作,该书明确提出,经济学应当关心人,关心社会公共目标。加尔布雷斯批评道: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以及受正统理论的影响和一般公民的思想里“,经济增长”成了不可动摇的目标和信念,“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的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加尔布雷斯的结论是,应当把对物的关心转移到对人、对“公共目标”的关心。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突出“公共目标”,那么任何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都将是无济于事的。

经济学之所以如此关注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因为在此问题上出现偏差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应当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真正认识到经济发展只是手段,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并坚持从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选择发展手段和发展路径,凡是不利于资源节约和增进人民福祉的思路和措施,都应坚决摒弃。经济发展既要重视外需的拉动，更要重视内需的拉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我们像众多国家一样,奉行古老的重商主义政策,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大大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这些都是应当给予肯定的。然而,一旦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就会产生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情况:1.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2004~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对中国产品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就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普遍放缓,这也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2.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输入性通胀会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3.巨额贸易顺差导致流动性过剩,也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4.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保持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

比如当前,美国一方面使美元贬值,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这加大了出口的难度。我们需要启动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但一个时期以来分配向财政收入和工业利润倾斜的状况,使得内需不足,拉动力度有限。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于中小国家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深刻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居民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更能感觉到斯密这些评论的现实意义。我们不否认对外贸易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但更应重视国内需求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国内市场的开发、仅靠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不符合我国实际;另一方面,一旦忽视了国内需求,过分依赖对外贸易,当遇到世界经济剧烈波动时,我们将会非常被动。为有效启动内需,首先,国民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会向资本倾斜。但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不断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逐渐短缺,其价格会自然上升。因此,我们应加强对劳动的保护,国民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其次,在财政政策上可考虑适当减税,让老百姓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最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真正认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片面城市化的误区世界性的粮价上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具有其他部门产品所不具备的功能。之所以把农业部门叫做第一产业,也是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有了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会有第二产业,有了第一、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才会有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才会有第三产业。这个序列是不能颠倒和跳跃的,任何人为的跳跃和颠倒都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改革开放以来,在如何发展农业,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我们深受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的提出者刘易斯认为,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初期,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传统的、仅能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另一元是现代的、工业化的部门。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即当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时候,按照这种价格所提供的劳动力是无限的。由于这种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存在,即使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工业或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不会缺少不熟练的劳动力。所谓发展,就是不断地向现代部门转移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深受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在此学说的影响下,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所谓的城市化迅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条件。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城市化:一种是有着产业支持、有着众多企业,为了聚集企业发挥产业集群效应而形成的城市化.在这种城市化中,人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拉动投资。为了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不仅需要产业上的支持,而且选择的产业必须与需要转移的农民的素质相适应,这是真正的城市化。另外一种城市化是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是在不切实际的“消灭农民”的口号下的城市化,是没有产业支持和需求拉动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一旦成为一种时髦,就会产生“城市化”中的“泡沫”,于是漂亮的广场和豪华的办公楼拔地而起。在上述认识的引领和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农村的精壮劳动力被转移了,大量土地也另作它途,这些都是生产粮食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土地,在生产粮食方面是无可替代的要素。再次审视二元经济理论,我们发现,人们忽视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农业本身的发展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刘易斯强调“,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是工业与农业革命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发展的原因”。事实上,农业本身也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产品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1940年到1961年间,农业产量仍然增加了56%,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了10%,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农业的终点”。在我国不少省份,农业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例如海南、山东、内蒙的农业产业化等。舒尔茨的结论是通过改造传统农业,使其成为现代农业,成为产业化的农业。为此必须加强对农业中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要人为地压抑地租和粮价,让价格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激励对农业的市场化投资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农业像工业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上述分析证明,工业和农业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车轮,对任何一个轮子的忽视都会使经济发展的过程变得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