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范例优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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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第一篇】

内容提要本文简述了咨询服务业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咨询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正文。

1中国咨询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咨询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历了从官办咨询企业到信息咨询业再到今天开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咨询业几个历程。

发展历程。

在80年代，为了解决投资、科技以及财务等领域的科学决策问题，国家各部委创办了一批附属于政府的咨询企业，例如国家计委系统的“投资咨询”和“工程咨询”公司，科委和科协系统的“科技咨询”企业，财政系统的“财务会计咨询”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等。

出处

踏进90年代，一批外资和国内私营的“信息咨询”公司和“市场调查”公司开始涌现出来，经过几年的市场考验，以“零点调查”、“盖洛普（中国）咨询”、“华南国际市场研究”等为代表的一批运作、服务较为专业的信息咨询公司站稳了脚跟。

在信息咨询业进入发展阶段之时，管理咨询业也开始起步。最初是所谓的“点子公司”，接着是形形色色的“策划公司”，主要是由一些新闻工作者、广告人创办。尽管也有成功的例子，但大多因操作不规范，缺乏系统和理论的支撑，很快就被市场淘汰出局。直到近几年，国外管理咨询公司大批进入中国市场，真正意义的管理咨询为企业所认识和接受，一些受过管理学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和训练的人引进了国际咨询业的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了一批管理咨询公司，以“企业医生”的面貌出现。

综观中国咨询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我们的咨询公司大体经历了从不学习即事咨询到边学习边咨询，再到先学习后咨询，最后再到先研发后咨询的这样一种发育过程。

行业现状。

虽然中国咨询业有了长足发展，但发展历程的仓促必然导致其诸多不足。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显君曾概括出国内咨询业的几大缺点：“点”，靠不成熟的小灵感包打天下；“片”，偏信几个理念或ci就想壮大企业；“差”，咨询质量和效果差；“低”，缺乏职业道德；“浅”，缺乏专业的管理理论和咨询知识；“炒”，以策划为名炒作市场而不是制造市场；“吹”，将自己说成可治百病的“大师”；“玄”，以策划代替咨询，加入什么“场”、“感应”、“周易”等东西。[1]新派的咨询管理公司虽然较为规范，但仍然缺乏必要的管理理论积淀，信息资源组织与开发能力薄弱，在技术、经验、网络、数据库、案例等方面与国外的咨询巨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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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第二篇】

“绿色”之于“绿色建筑”，不仅仅指如屋顶花园或立体绿化等一般意义上的具体措施，更是一种概念或象征，指建筑能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不破坏环境基本生态平衡。绿色建筑还被称为生态建筑、节能环保建筑、可持续发展建筑、回归大自然建筑等。

2、绿色建筑的三大要素。

绿色建筑的三大要素是节能、环保、适用。与传统建筑相比，绿色建筑能够更好地节约能源与各种资源，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并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提高建筑室内舒适度，降低建筑在全周期内的运行成本和维护成本。绿色建筑兼具有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对于绿色建筑，基于当地的客观状况，因地制宜地运用自然通风与自然采光技术，采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有效地降低空调设备与照明设备的使用；普通采用保温性能较好围护材料，减少室内的热量损耗，从而能够降低采暖制冷耗能。同时，绿色建筑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及新能源利用，建筑运行过程中减少了煤炭、电能、天然气等资源的消耗，从而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及酸雨的形成，有效地减少环境污染，具有巨大的环境效益。同时绿色建筑能够提高建筑室内的空气质量与舒适度，为使用者提供健康、舒适、环保的活动空间，抑制室内健康问题的发生，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状况，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改变人们的环境理念，从而能够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3、绿色建筑与气候。

现代科技造福人类生活，机械空调被用来调节改善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这种违背气候的方式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中，会产生大量的经济和能源消耗，加重生态环境污染，使居住者与自然环境隔绝。绿色建筑设计根据气候条件和人体舒适度要求，合理组织各种建筑因素，进行系统地建筑设计。绿色建筑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中的新兴概念，它的意义会随着技术和社会的进步逐步充实。现在，很多国家已很重视绿色建筑的发展和研究，建筑设计的方方面面都已渗入了绿色建筑的思想，建筑师们正在努力引领一种“回归自然”的建筑模式。

二、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1、世界各国评价体系。

近十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开发了各自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如英国的建筑研究院环境评估方法（breeam)、美国的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计划（leed)、加拿大的绿色建筑工具（gbtool)、法国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escale)、日本的建筑物综合环境性能评价体系（casbee）等。在这些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英国的breeam和美国的leed开发较早，影响也较为广泛。gbtool能适用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将其作为国际标准来使用。德国、法国、挪威等国家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无论是完善程度还是影响力都不及以上几个。日本的casbee虽然开发较晚，但却是亚洲国家开发的收个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对我国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2、我国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中国绿色建筑运动相对国际来说要晚15-。目前我国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协会标准和地方标准三个层次构成。国家级标准对全国的建设都具有约束力，影响面广，但受到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明显等因素的制约，标准的编制特征倾向于一种原则性的粗犷要求，相比国家标准，行业协会的标准，没有那么权威的推动力，但是行业标准是结合具体的工程总结归纳的标准，在实施过程中更具有适用性和灵活性，这对于推动市场和指导企业是很有利的；地方标准是贯彻国家标准的重要一环，将国家标准的原则性要求变为可操作的、具有地方针对性、建筑类型针对性的细则，从而有利于发挥国家标准的作用，但是，由于地域的差别，地方标准编制水平参差不齐。

三、绿色建筑节能技术。

1、绿色建筑节能技术措施。

1）合理布置建筑布局。

绿色建筑节能是建筑设计和设备节能的综合，初期的建筑设计为用能设备奠定良好的基础，对减少建筑能耗负荷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建筑物周围的环境确定后，建筑节能主要依赖建筑布局来减少建筑的耗能。

2）有效控制室内环境。

昼光照明通过一定方式将太阳光引入室内，通过有效地分配，提高室内的光感，给人带来舒适感，适合广泛用于绿色建筑中。

2、建筑节能设计因素。

1）体形系数。

建筑的体形系数是指建筑与空气接触的面积与建筑包围面积的比值。体型越复杂，传热面积越大，其耗能也越大。但是并不是体型系数越小的越好，需要存在一个最佳的节能体形系数。矩形建筑的系数与建筑物的层高，体量无关，与天气和建筑平面长宽比有关。

2）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围护结构主要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外墙起到重要作用，一般使用轻质高效的保温材料。在寒冷的地区，一般都采用实心砖岩棉夹芯复合墙体，但是通常达不到节能保温的要求。即使在相同的寒冷条件下，保温层设置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效果，因此，建议保温层设置在外侧，可以起到防止墙体内冷凝水的产生。

3）门窗面积比。

在建筑结构中，门窗的保温能力最差，通常门窗的渗透热量占总数的50%左右。因此，保温的薄弱环节是门窗，同时也是最需要节能的重点。

4）建筑位置及朝向。

建筑物所获得的热量与该建筑的方位和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当太阳角小，房间获得的太阳光线面积就会很大。所以建筑物位置与朝向与节能息息相关。

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第三篇】

17世纪，美国刚移民时，50%以上的土地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随着移民后的大规模垦荒，亿hm2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占国土面积46%的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带，由于毁林垦荒、战争及工业化的择优采伐，森林覆盖率从90%下降到40%。

19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通过允许私人拥有森林的法律，采取优惠政策，使土地转化到私人手中。当时美国西部的森林大部分为联邦政府所有，其余的属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有。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将联邦所属的土地转为私有；然后对联邦所属的森林进行控制保护。联邦政府下大力气进行森林防火及防治病虫害的工作，并对森林经营、天然林及野生动物的保护、提高木材利用率等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实施了这些法律、政策，使美国70%的森林变为个人所有，同时政府鼓励个人经营森林受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石油代替了薪材；金属、水泥取代了建筑用木材；石油化工原料的提取，也减少了很多林产品的消耗。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森林资源的恢复与扩大。

20世纪代以后，美国开始重视造林绿化，出现了大规模的苗圃，在许多丘陵地和弃耕地上造林。由于着手研究延长木材使用寿命和木材综合利用技术，经过处理的原木，其使用寿命由未经处理的5～10a，延长到25～30a。此外，先从木材中提取某些药用物质，然后再加工成建筑用材。1925年复合木材诞生并用于房屋建筑，也使木材用量大为减少。而加强森林防火巡逻和使用飞机灭火，则大大提高了森林防火能力。1930年以后，美国森林火灾发生率下降很快，而且过火后立即进行森林更新，以减少损失。1960年美国对退耕还林实施优惠政策，进一步刺激了私有林的`发展。1987年美国政府又推出保护森林的政策，鼓励种树，提供种植草皮的优惠条件。由于有关法律的制定和各种优惠政策的出台实施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美国从1925年以后，人口虽然不断增长，但是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高效农业的发展，使现在的农业产值比1935年增长了好几倍。1930年美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而现在却不足2%。人均消耗木材的数量，从1900年到1980年几乎下降了一半。造林速度的加快，使工业林与私有林大量增加，但是联邦林增加不多，森林种植已超过森林采伐的速度，现有的成林面积比20世纪50年代增加了1倍。

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全球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提出了“新林业”理论。它强调森林经营在突出环境保护价值的同时，发展多功能、集约化林业，重视森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发挥，强调林业多功能兼顾，建立合理的森林形态和森林结构。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国有森林已全面禁伐，转变为以环境保护和娱乐游憩为主的生态、森林旅游和长期研究用林。在近100年的发展中，美国的森林面积仅减少了13%左右，从1992年至今，其森林覆盖率一直维持在33%左右。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森林资源丰富。据第5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统计，全国林业用地面积亿hm2，森林面积亿hm2，森林覆盖率为%；活立木总蓄积量为亿m3；森林蓄积量为亿m3。森林面积列世界第5位；森林蓄积量列第7位；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1位。从总体上讲，在我国林业几十年发展的风雨历程中，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不同需要，林业在国民经济总体布局中的定位经历了由“产业型”向“公益型”的转变，相应地，国家对林业所采取的政策也由“重取轻予”最终转向了“重予轻取”。我国林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下面几个各具特色的时期。

(1)木材大生产时期(1949―1978年)。解放初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贫林国家。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内大干快上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木材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由于这一历史时期赋予林业的主要使命就是多生产木材以支援国家建设，因而相比较而言，当时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的力度是有限的。对森林资源长时期的过量采伐为后来林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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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第四篇】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曾经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导致人口质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素“或”两要素“’论，其实几乎没有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这两位学者的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阐述。首先，他区分了”一般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其次，他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属性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生命“和社会属性；：”劳动“。他在1986年曾经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一般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质量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有的内容来作为一般人口质量的内涵。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学界真正的学术规范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以及评论中的学术承继始终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因为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得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与”人“的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认为：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数量抽象，不区分阶级，没有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生存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观点，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的传统看法。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的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人口“。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认为：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概念。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质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差“的概念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质量的概念和内涵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看法与阎海琴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重要。

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事实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状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以及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无法测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说，”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如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的作用，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从事活动，就可以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为什么重要？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作用力和功效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含义和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曾经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具体来看，首先，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状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其次，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乏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再次，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或者说”素质脱贫“是我们的本质目标，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对我国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同并付诸实施。

有较多的研究者谈到了”文化素质“在控制人口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杨耀臣（1993）的研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人口再生产的长势直接受人口教育水平的强烈反作用。也就是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生育率，事实上这也早已被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特别是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高度负相关这一点尤为突出并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育龄妇女一般更具备”经济人“的理性，更能冷静、客观地对待生育的成本和效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生育决策，她们往往更看重生育的质量，也不能不考虑生育的机会成本，更乐意在生养孩子和个人发展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杨耀臣（1994）的另一项研究中，他强调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只要拿出400多亿元投入到普及9年义务教育，15年后人口数量可望减少6000万，全民文化程度的起点为初中毕业；还清原先增设的教育经费，还可获得年利1700亿元以上。重要的或许不是这诱人的数字，而是分析所展示的道理即教育投资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而且是早投资、早得益的大好事。正如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人的建设是最基本的建设，人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人的发展是最关键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康晓光1995；张朝尊，吴光炳，高玉喜1996）。鲁迅先生早年说得好：人立尔后万事举。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到了80年代，西方新兴的四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更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来对待（穆光宗1999）。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

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第五篇】

1。引言徐州人口众多、环境优越、交通枢纽作用显要，具有良好地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与优厚条件。2011年，徐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50亿元，环比增长13。5%，其中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是1440。06亿元，环比增长14。5%，居江苏省第一，增速高于全省3。4个百分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徐州市的金融业、信息服务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等行业逐步发展，近年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功能格局逐步优化，竞争能力不断提升，增强了对其它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

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的新型业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以产业特色鲜明、资源整合能力强、空间相对集中、服务集成、高效连通等特点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集聚区的建设有利于较高效率地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服务水平，加快实现服务组织机构的网络化，加强知识交流与服务创新的实现，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城市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现代服务业集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较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机理与对策研究上，而对于类似徐州这样的省域边缘城市研究少之又少。如程大中（2005）研究强调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1]；魏巍，原毅军（2006）则以珠三角、长三角、渤海经济圈和东北工业基地为对象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的投资环境，将区域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分为了区域环境因素和产业特质环境[2]；李娟（2010）提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市场化程度、产业化、城市化、优秀人才和国际化水平几个方面[3]；毕秀晶（2010）以上海为例，通过绘制三维图，分析了上海现代服务业企业的空间特征及机理[4]；刘斌（2012）则在分析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础上，提出其“两轴三带多圈层“的空间集聚模式和集聚区发展的对策建议[5]。本文以徐州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的特征的分析，找出目前影响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主要问题，试图为徐州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2。发展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徐州现代服务业中大部分行业市场取向改革和产业化发展的步伐较慢，如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由于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很好地吸引外资及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现代服务业的供给、服务质量和服务手段也就不能像制造业那样迅速改善，服务业总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大大低于第二产业；城市化总体水平不高带来的城市规模偏小和居民对服务需求不旺等，都是影响徐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此外，土地和水、电供应的紧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因素，也成为制约现代服务业集聚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

2。1市场化程度不足，缺乏动力。

市场程度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服务业的空间聚集。徐州的现代服务业领域，很多投资者难以进入，只因为进入壁垒比较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供给能力的扩张受到制约。此外，一些供不应求的行业、价格明显高出国际市场的行业、不仅服务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市场供求状况和企业的成本效益也难以真实反映，加上2011年徐州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9206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135元，较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居民消费以及现代服务业集聚规模的扩大与规模。

2。2城市化滞后，缺乏需求基础。

由于现代服务业产业特性决定，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才能赢利增加，多数的企业聚集才能成为产业经营，另外，很多此类产品需要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对时间与空间的要求高度统一。根据统计资料，徐州2011年城市化率为53%，相比中等国家60%的标准，还相当落后，也就是说，徐州目前的城市化率还滞后于大部分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另外，由于徐州的服务市场不健全，缺乏统筹规划与促进发展的体制与法律环境，都会制约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发展。

2。3制造业粗放式扩张，导致生产型服务需求不足。

着明显的劣势，尽管徐州拥有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多所大专以上院校，但是大部分毕业生选择去经济基础比较好，收入比较高的苏南城市，这些问题导致徐州人才严重缺乏，没有人才与技术的支撑，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显得举步维艰。

3。发展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原则与途径。

结合徐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基本原则是：首先，坚持与布局规划相结合。坚持规划先行，增强规划的严肃性，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形成层级结构分明、功能完整突出的服务业空间布局架构[6]。其次，坚持与优势资源相结合。充分挖掘和发挥徐州人文、旅游和制造业三大资源优势，优先发展旅游、物流、文化和社区服务等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金融、会展和信息服务等具有市场潜力的服务业。再次，坚持与品牌工程、项目建设相结合。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要结合区域特点和优势，走特色之路，错位发展，力争形成相对优势，培育特色品牌。要以服务业重大项目为载体，特别要加快推进产业带动性强的功能性项目建设，发挥导向性作用[7]。为了实现这一基本原则，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形成的主要途径有：

（1）增设类。对已经国家、省和市有关部门批准设立、具有一定规模的物流、动漫、商务、设计、软件、科技等现代服务业园区（基地、中心），增设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2）改造类。对中心城区改造、工业企业“退二进三”、老建筑物保护开发，且已初步形成集聚规模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通过规划指导，设立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3）提升类。对通过市场整合、信息化改造、电子商务、功能完善等提升服务功能的集聚区，通过规划指导，设立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4）培育类。通过制定规划，培育一批产业基础好、功能特色鲜明、辐射带动作用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设立徐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根据以上原则与途径，徐州现代服务业发展将沿着正确的轨道有序健康地发展，结合各个产业特色，从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的空间耦合多样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