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宣讲课稿集聚（优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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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宣讲稿【第一篇】

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1、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在第五次反“围郸”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2、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根据陈云同志的手稿，遵义会议的目的有二∶“(--)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它竭力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作辩护，把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到客观上去，诸如“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与反对。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遵义会议宣讲稿【第二篇】

从1921年至今党已走过百年历程。在这百年的光辉岁月中，遵义会议是一个个重要的转折点。也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支撑。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主要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务求必胜。

经过湘江战役后，红军从长征初期的万人锐减到不足3万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召开。由于这次会议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举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知道确切的会议地点。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遵义会议会址也是经过了反复确认才定下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且阐述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他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会议最终做出了四项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到攻克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到团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始终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一路向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

遵义会议宣讲稿【第三篇】

《遵义会议》讲稿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1、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在第五次反“围郸”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0“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2、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根据陈云同志的手稿，遵义会议的目的有二∶“(--)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它竭力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作辩护，把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到客观上去，诸如“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与反对。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遵义会议》讲稿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1、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在第五次反“围郸”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0“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2、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根据陈云同志的手稿，遵义会议的目的有二∶“(--)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它竭力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作辩护，把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到客观上去，诸如“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与反对。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遵义会议宣讲稿【第四篇】

我们的传家宝——遵义会议精神

在贵州省遵义市，有一座并不起眼的两层青瓦红墙小楼，然而这座小红楼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见证者之一，它是照亮中国革命的闪闪红灯，它见证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伟大转折，它让红军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八十六年前，红军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小楼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遵义会议”这个光辉的名字，时时在我脑海中闪现，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践行遵义会议精神。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诚实守信；独立自主，要求我们独立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坚定信念，要求我们牢记加入少先队的誓词；民主团结，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务必求胜，要求我们努力取得好成绩。

老师、同学们，革命先辈用鲜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美好的生活，能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快乐成长，我们非常幸福，倍加珍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努力学习、再创佳绩，为我们敬爱的党献上百年华诞生日礼物！

让我们把遵义会议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遵义会议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遵义会议宣讲稿【第五篇】

铭刻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追寻

从建党到开国，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遵义——伟大的历史转折地，因一次会议，戴上中国革命圣地的光环，而此后的14年，中国革命昂首阔步，走向胜利。

1935年1月初的黔北，寒气袭人，红军攻克了素有“黔北锁钥”之称的遵义城。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提议得到了同意。

此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情报中，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

毛泽东后来形象比喻当时的状况：“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正是这个时机，中国共产党开始“没有先生、自己读书写字”，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国民党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青瓦灰墙，上下两层均有回廊。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这座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也成为了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

二楼东侧长方形的客厅，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椅子围成一圈，如今陈设如初，再现86年前伟大的历史瞬间。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围坐在此，共商大计。

会议的主题是检讨在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遵义会议连开3天。

首先博古作主报告，他把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反“围剿”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因素。

周恩来作副报告，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随后，张闻天作“反报告”，击中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要害。张闻天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

毛泽东随后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他指出：“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朱德指责李德不仅把根据地弄丢了，还牺牲了很多人命，并且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王稼祥的发言明确表示，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1月17日晚，会议作出了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三人团”等决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四渡赤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北上，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

感言

照搬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伟大，核心要义正基于此，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体现着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遵义会议精神如今依旧熠熠生辉，不但照亮了中国过去的革命道路，也指引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