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感悟集聚【精彩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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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感悟【第一篇】
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去重温了那一段峥嵘岁月,见识了老一辈革命将领的报国之志和敢于斗争的历史使命感,我受益颇多。张学良和杨武城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在以文谏,泪谏,哭谏和苦谏无果的情况下,不得已发动兵谏,促成了国共合作,为全国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敌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永远是我们当代军人的楷模和榜样,而我们同样需要在未来的道路上发扬并传承这种精神。
当我们再次走近历史,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张杨二位将军不顾个人荣辱得失,为了民族大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伟大精神,也看到了在那段艰苦岁月里,我党带领下的八路军,不惧艰苦,坚持与敌作战的高尚品质,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作为一名国防生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这种精神,我祖国奋斗终身.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感悟【第二篇】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感悟【第三篇】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